作者：杨缘  来源：FT中文网

　　企业代表和分析人士警告称，中国首部《网络安全法》将加大跨国公司的成本，使它们易遭商业间谍活动侵害，并赋予中国企业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这部将于本周四起施行的法律的某些方面受到了广泛欢迎，很多人认为它在引入急需的数据隐私保护方面是一座里程碑。但分析人士担心，该法可能有助于中国政府从外国公司窃取商业机密或知识产权。
　　风险管理咨询公司“化险咨询”(Control Risks)副总监卡莉•拉姆齐(Carly Ramsey)说：“这部法律管辖的范围非常模糊、又特别广泛，有可能让企业面临与网络安全无关的监管执法风险。”
　　外国公司曾请求中国政府推迟此项立法。中国欧盟商会(EU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在北京的副主席常疆(Michael Chang)说：“至关重要的是，（这些法律应当是）适当的、自洽的、非歧视的，制定过程要透明。遗憾的是，它还达不到这样的标准。”
　　分析人士表示，在美国告密者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爆料称美国监听跨国公司通信之后，这部法律是中国政府为防止中国数据被外国政府窥探而作出的努力的一部分。
　　西盟斯律师事务所(Simmons & Simmons)驻上海律师杨迅表示：“此举传达的信息很明确，中国政府将鼓励加大本土科技开发，而且中国如今将隐私和网络安全视为至关重要的国家关切。”
　　根据这部新颁布的法律，企业必须采取措施保护数据（这对许多中国企业来说都是一件新鲜事），而且与中国公民或国家安全有关的数据必须存储在中国境内的服务器上。在将大量个人数据转移至境外之前，企业必须接受监管机构评估。
　　然而，“关键”企业——一个宽泛的定义，不仅包括电力公司、银行等敏感实体，任何持有一旦泄露就可能“危害国计民生”的数据的企业也被包括在内——必须将在中国收集的所有数据存储在中国境内。
　　这些企业及其购买的所有服务都必须通过“国家安全审查”，以确保企业及其数据系统“安全、可控”。
　　该法让中国政府能够要求获得计算机程序源代码，源代码通常只有软件开发者知晓。
　　分析人士警告称，国家安全审查还可能让中国政府得以深入接触企业的知识产权。
　　上海的监管机构在试行该法期间判定，连快餐配送公司也可能被视为关键基础设施——分析师认为，这大概是因为这类公司掌握了数百万用户的信息。
　　跨国公司受到的冲击将最大，因为数据本地化举措使它们无法将客户数据集中存储在全球各地的云存储数据库中。它们需要将一些数据存储在中国境内服务器上，将其他数据存储在别处，这将加剧割裂，增加成本。“对外资企业来说，重构业务是一项浩大工程，”杨迅说。
　　云存储公司也受到了影响。一位律师表示，他的外国客户们正将数据从新加坡的亚马逊网络服务系统(AWS)转移到阿里巴巴(Alibaba)在中国的云服务上。
　　中国国内的科技公司也会遭受冲击。阿里巴巴的电商业务大部分在中国，但阿里巴巴正日益在全球各地建立云数据中心。“我们遵守我们业务所在司法管辖区的适用法律，”阿里巴巴表示。
　　欧华律师事务所(DLA Piper)驻香港合伙人斯科特•蒂尔(Scott Thiel)表示，尽管这部新法正引起外资企业董事会的焦虑，个人数据隐私条款符合世界各地的惯例。他说，比如，该法与欧洲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一致。
　　但分析师怀疑，该法在中国的执行可能受到政治目的的干扰。
　　4月份公布的一部有关密码的补充性法律草案，让中国政府能够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企业提供“解密技术支持”。这实际上意味着政府可以迫使企业破解加密的数据。
　　“在美国，苹果(Apple)拒绝为联邦调查局(FBI)解锁（圣贝纳迪诺(San Bernardino)枪击案枪手的）iPhone。我无法想象这样的事情会在中国发生。”一名律师说。
　　律师们表示，尽管该法未对本土和外资企业进行区分，但中国企业不那么担心这件事。中国企业较少使用云服务，在海外的业务也较小，而那些经营着海外业务的中国企业往往会将数据传送回中国总部，而不是将其带出国门。
　　杨迅说，国内公司也不太担心法律的模糊性。外国公司从字面意思来理解法律，而中国的同行则倾向于找到法律所传达的整体讯息——这一次，讯息是它们必须认真对待网络安全——然后等待行业监管机构下发具体指导方针。
　　但它们也知道，这部法律的目的不是为了找本土企业麻烦。
　　“大银行与政府关系密切，知道立法过程会考虑到它们，”杨迅说，“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阿里巴巴这样的大科技公司。”
　　路易丝•卢卡斯(Louise Lucas)香港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7/5/31   发布时间：2017/5/31

旧文章ID：13296

作者：格雷厄姆·艾里森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特朗普总统向全世界承诺，他会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Kim Jong-un)掌握把核弹头安装在可抵达旧金山或洛杉矶的导弹上的能力之前，解决朝核危机。有专家称，金正恩将在特朗普的第一届任期内实现这个令人堪忧的目标。特朗普指出，自己的几位前任只是成功地将问题踢给了继任者。这没错，但他也没有说出，自己打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历史经验显示，随着特朗普逐渐了解所涉风险，他会勉强接受对朝鲜试验的限制措施，以阻止其掌握将拥有核弹头的导弹发射至美国本土的能力。在4月的马阿拉歌首脑会晤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他指出了这一点，建议冻结美国在朝鲜半岛上的军事活动，换取朝鲜暂停远程导弹试验。
　　这种方式需要美国接受一个被它长期视为“不可接受”的选择，在华盛顿很多人的眼中是颇为不负责任的。如果放任一个有过处决多位政敌和逾越红线记录的33岁独裁者坐拥一个由20枚弹头和能够对首尔和东京发动核打击的导弹组成的武器库，美国的国家安全真的会得到加强吗？正如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Rex Tillerson)两个月前在韩国承认的那样，这令人难以接受。蒂勒森当时指出，进行这种冻结的时机“尚不成熟”，因为它根本不解决任何问题。
　　但如果特朗普和蒂勒森回顾毛泽东在1950年，以及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1962年做出的选择，他们便会逐渐意识到把对手逼进角落的风险，并找到最清晰的线索，达成一项华盛顿和北京都可能支持的协议。
　　先说毛泽东。在朝鲜战争中，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以为，如果出兵保护韩国，因多年内战而精疲力尽的中国不会作出回应。他们错了。当在朝美军逼近中国边境时，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对这个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发动了一场大型反击。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将(Douglas MacArthur)率领的美军无力承受，于是后撤。
　　这一幕会再次上演吗？或许吧。美国情报界认为，美国对朝鲜发动军事打击几乎肯定会引发朝鲜的报复，最多可导致100万首尔民众丧生。韩国政府继而会对朝鲜发起全面攻击。美国承诺支持韩国。但习近平会允许一个与美国结盟的政府重新统一朝鲜半岛吗？
　　历史经验并不支持我们。我在哈佛大学领导的一项研究发现，过去500年里，一个日渐崛起的大国威胁要取代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大国的案例有16个。其中12个的结果是战争。如今，随着崛起之势不可阻挡的中国与统治地位不可动摇的美国开始角力，这种动态——我称之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放大了其中的风险。
　　我们看到的，是一场正在以慢动作展开的古巴导弹危机。当年，为了阻止苏联把携带核弹头的导弹部署在古巴，约翰·F·肯尼迪准备好承担与苏联展开核战的风险。他承认，核战的概率是三分之一。那是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时刻。为了阻止朝鲜获得打击美国的能力，特朗普会承担什么风险？
　　在最后一个小时里，肯尼迪必须选择攻击——这可能会引发核战争——或默许苏联把核武器部署在美国的后院里。随着这最后一个小时的临近，他和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都开始审视之前被认为难以想象的选择。在流传甚广的美国叙事中，赫鲁晓夫做出了让步。但我们现在知道，双方都后退了一步。肯尼迪暗地里同意运走美国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早前，这个选择遭到了肯尼迪本人及其顾问的否决，原因是这么做对北约(NATO)的影响，并且会让他给人以软弱的感觉。
　　肯尼迪从这场危机中得到的重要经验，依然可以给特朗普提供明智的指引。“总之，”肯尼迪说，“在保护我们自己的重要利益的同时，核大国必须避免出现迫使对手在颜面扫地的撤退和核战争之间做出选择的对抗。”
　　在马阿拉歌，习近平据说敦促特朗普接受“暂停换暂停”。要让金正恩冻结新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美国须推迟或调整在该地区的军事演习。习近平的圈子里的一些人甚至提议美国和中国考虑一种新的东亚安全架构。
　　实际上，他们指出，美国在韩国驻军是历史上的一个意外。如果朝鲜1950年不攻击韩国，美国永远都不会介入。那么，如果中国承担起颠覆金氏政权、实现朝鲜无核化并让半岛统一在对北京友好的首尔政府下的责任，美国会拆除在韩国的所有基地，并结束军事联盟吗？
　　对大部分美国总统来说，这个想法都是无望实现的。但特朗普非常与众不同。在这种情况下，避免核战的必要性是否会再一次成为推陈出新的缘由呢？

　　本文作者格雷厄姆·艾里森(Graham Allison)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院长，著有《注定一战？中国，美国与“修昔底德陷阱”》一书。
　　翻译：陈亦亭

来源时间：2017/5/31   发布时间：2017/5/31

旧文章ID：13294

作者：宦国苍  来源：财新网

　　我的一位美国朋友，在华盛顿军人家庭长大，当过海军陆战队特种兵，是一直“混迹”于政治和政府圈里的共和党铁杆“特粉”。聊到特朗普时，他不无遗憾地说：“看来这场‘茶杯里的风波’已经失控了。真的希望他能有像贝克（Howard Baker）那样的超一流水平的顾问，并且管住自己的嘴巴和推特，而不是只听自己子女的。”的确，了解20世纪80年代的华盛顿政治的人们都记得贝克(时任白宫办公厅主任)在维护里根——包括在“伊朗门”的危机中——上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今天，特朗普身边还看不到贝克那样的政治经验极其丰富，手段极其老辣，威望与“定力”极其出众的“帝师”。如果有的话，任性的特朗普是否能像里根那样充分授权，“不耻下问”，言听计从，并且自己“谨言慎行”，则应该是能否躲过目前这一劫的要害之一。
　　从去年美国选战的高潮开始到最近几周，笔者在一系列的观察中谈到特朗普的一些罕见的特点，认为这些特点将会影响他执政的稳定性和有效性。现在看来，这些特点挥之不去，成了特朗普政府危机不断的重要原因。从弗林的“电话门”到联邦调查局长科米的“解职门”，再到今天的“第一女婿门”和“俄罗斯门”，特朗普穷于应付，在一个又一个的政治漩涡中挣扎。前一周司法部任命特别检察官来调查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门”，令公众想起尼克松的“水门”危机。特朗普是否会被弹劾或被迫下台已经为成为华尔街和其他国家高度关注的“政治风险”。
　　特朗普的政治前途如何？他如何能走出目前的困境？也许再度评估下面几点能理出一些思路来。
　　首先，区别当企业老板与总统的不同之处。“黄袍加身”之前，特朗普没有任何从政和行政经验。作为一位企业家，只要合法，他在自己的“商业王国”内可以自行其事，为所欲为，而不必受其他机构或机制的限制。他也不必对自己手下的言行负太多的责任，大不了炒他们鱿鱼就是了（“you are fired!”）。作为企业家，他不需要对复杂的国内和国际政治问题操心太多：烹小鲜与治大国毕竟不是一回事。特朗普没有掌控上市公司，所以也没有公众股东。其信息披露（包括合意的推特和令人讨厌的记者招待会）和“指点江山”也可以不那么严谨，甚至可以任意发挥。总的说来，美国的企业老板只要不涉及政治，没有公众股东，合法交税和遵守其他法律的话，完全可以“潇洒走几回”的。
　　但是，当了总统之后，特朗普或他的前任们都会觉得白宫就是一个玻璃鱼缸：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被高度关注，被录音（当年的尼克松就是栽在自己办公室的录音带上）、录像、拍照，当然也包括类似于电影《教父》里的关于梵蒂冈的朝廷阴谋。但是，在现代科技手段和大数据的条件下，当总统会比当教皇更难受：上下左右，里里外外都有可能有政敌的卧底，同党的反叛和有意无意的各种“泄密”。这些情况在总统处于政治危机之中时会变本加厉：包括媒体在内的各种利益集团都会竭尽全力挖料、爆料，而各种“深喉”们也会当仁不让地“借题发挥”。特朗普的另一个难处是，除了家里人之外，他会担心和提防自己所有的部下。从这些角度看，越早意识到总统和企业老板之间的重大区别，并且调整自己的言行，特朗普越能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风险。
　　其次，避免“任性的”媒体沟通。特朗普的“任性”是他能当选的原因之一：没有所谓的“政治正确”，“畅所欲言”，而且专挑“来劲”和刺激的话题，并且用最直接、简单和煽情的逻辑、方式（包括他著名的推特）和语言表达。当选之后，特朗普初衷不改，成了第一个用所谓的“现代媒体方式”（推特）治国的总统。
　　是耶非也？笔者的看法是，问题的要点不是“现代媒体手段”的运用，而是如何运用这些手段，运用这些手段传达向谁传达什么信息，以及最后的成本与效益如何。当选总统之后，特别是入主白宫以来，特朗普一如既往，继续以他的“特殊”方式与媒体和公众沟通或“不沟通”。在一个开放性的现代社会，每个政治家自然都可以选择“适合”于自己的方式与方法进行公关。但是，从实际效果上看，特朗普为自己的沟通方式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推特治国”的关键在于没有他的政治、公关和法律顾问们把关，常常“捅娄子”，需要事后补牢。此外，我们说过，特朗普早已入主白宫，没有必要再用竞选时的方式、方法来“运动群众”。原因很简单：他现在需要面对的主要对象不再是各种“特粉”们，而是华盛顿“圈内”（inside the beltway）各种利益团体和行政、立法和执法部门的官僚（不带贬义）。他们中的多数不会欣赏粗犷型的沟通方式。仅凭自己的推特平台来对抗360度的各种传统和现代的媒体平台和手段过于势单力薄，胜算实在不大。
　　在这方面，“恨铁不成钢”的老牌参议员麦肯的善意忠告比较实在：多与自己的顾问们沟通，而少随意推特。至于放言以后只发表各种声明而不开白宫的记者招待会则更加吃亏：放弃一个极为重要的沟通渠道，而媒体的围剿却不会削弱，也不会消失。这张“免战牌”最多说明总统的双商不足以应付和利用媒体而已。所幸的是，特朗普还没有真的这样做。
　　第三，有效管理和协调团队、政党、政府机构。我们说过，竞选总统之前，特朗普是华盛顿的“圈外人”。这一特点被一些学者“提升”为他的“反建制”长处或特点之一。从他至今为止已经任命的主要官员们的背景来看，鲜有草根平民之辈。由社会精英（虽然不一定是老牌政客）组阁是共和党政治的多年特点之一。特朗普没有例外。实际上，“将相宁有种乎？”特朗普的核心班子或阁员中有多少“草民”、政客或行政官僚（包括军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马上打天下”的总统需要建立一支深谙在美国多元政治体制下华盛顿政治运作的核心团队，或者至少有像贝克那样精明老辣，并且被充分信任和授权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来“管理”自己的核心团队。不然的话，“a blinder leads a bunch of blinders”——一个政治盲人带领一队政治盲人，并且常常各行其是，各吹各的调，如何应付布满政治陷阱华盛顿的生态环境？一旦老板身处政治漩涡的中心，更多的“跳帮”“背叛”应该是可预期的心态和行为。
　　我们说过，从政治力量平衡的角度看，特朗普执政的条件不错：共和党控制了参众两院的多数；最高法院新的大法官任命使得保守派也在这一最高司法机构中获得了极为关键的多数；将他送入白宫的多数“特粉”们也还没有放弃他。因此，只要特朗普放下身段，冰释“前嫌”，与共和党大佬们认真沟通、协调，并且控制住自己的言行和政策的话，应该能获得他们的认同和支持：毕竟“本是同根生”，更何况大家都面临明年的中期选举和三年后的大选的潜在挑战。“参议员麦肯已经老了”，我的“特粉”朋友说，“特朗普应该与之沟通，而不是继续与之为敌。太不划算！”但是，从已经披露的信息看，特朗普在这个领域花费的精力太少，至今仍然与共和党的一些头面人物格格不入，“同床”异梦。一旦政治危机加深，这些党内大佬是否能支持特朗普尚属未定之天。民主政治的精髓是妥协、平衡，而不是你死我活。如果特朗普连自己安身立命的共和党都“搞不掂”，他迎战民主党的死磕性的挑战就会相当被动。“攘外必须先安内”，不是吗？
　　一个多元体制的特点是行政部门都应该保持对党争的中立？理论上或法律上自然如此。但是，这在现实政治的缠斗中却未必如此。撕裂的美国社会和政治气氛也已经对整个文官系统的士气产生巨大的影响。铺天盖地的负面新闻和评论必然影响他们的政治立场、倾向和行为，使特朗普执政的有效性大打折扣。入宫四个多月了，特朗普在各个行政部门中的人事任命的进程仍然不尽人意：要么其核心团队奔命于各种不断的政治危机而顾不上，要么招兵买马的反应不够积极：加入一个麻烦不断的政府的风险还是挺高的。如果当了几个月的总统还不能有效掌控各个行政部门，并且建立起行政官僚们对自己的信心、信任和士气，如何做到令行禁止，而不是命令不出宾州大道1600号那座小白房子？在政治舞台上，士气可鼓而不可泄。士气一旦动摇，土崩瓦解并非危言耸听。
　　第四，跳出家族治国的小圈子。特朗普任命女儿和女婿担任自己的高级顾问在法律上说的过去。但是，这种“内举不避亲”产生了几个问题：子女与他之间的关系总是比他所有的顾问和阁员们更加亲近。从政治运作的角度看，这种“亲情”关系越近，他与后者们的关系就越疏远。如果担任顾问的子女们与他的班子之间产生分歧的话，同样缺乏政治、政策和行政经验的他看来会偏向子女。这种权力结构和决策机制结构对特朗普的执政并不是一个好消息：子女们毕竟是政治菜鸟，历练与经验远远不够，而各种“逆耳忠言”却有可能被屏蔽掉。更加麻烦的是，国内外的各种说客们都会走特朗普子女的后门。此外，利益冲突始终是个麻烦。特朗普家族应该清楚，关于其税务和各种商业、法律问题的调查（包括民主党人和媒体的调查）并没有结束，而目前将全部产业交给两个儿子管理的安排可以保守住许多秘密，但也留下了许多漏洞。子女们是否能理智地处理或切割自己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各种商业和社交关系尚不清楚，更何况他们对在华盛顿担任公职所必须恪守遵循的法律和规矩（“政治纪律”）了解甚少而难免越轨。一旦目前“俄罗斯门”的调查深入到第一女婿的违规，甚至违法（包括撒谎）的作为的话，特朗普应该会与之“切割”，即免去其白宫高级顾问的职务。问题在于，届时成为“孤家寡人”的他又能相信谁，向谁“问计”呢？
　　第五，处理政治危机的艺术。二战以来的美国政治发展过程最有意思的一个方面就是几乎所有的总统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丑闻”和面临一些政治危机。也即是说，多元体制一直在对行政部门，特别是总统的权力和行为进行必要的制衡，而包括媒体在内的美国公众也在这些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风浪中日益意识到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既然总统是靠选票上台的，选民们就应该“监管”和制衡他们的行为和言论，因为不受制约的权力一定是腐败的权力。当然，这种制约与反制约的博弈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反复，有时甚至血腥的。战后70年间，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和反越战运动以来，这些政治角力既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文化，也逐步地进化了它的政治和法律制度。这就是美国现代政治历史和文化的动态发展。
　　我们介绍过里根处理政治危机的一些特点。总的来说，里根处理敏感问题时早就给自己留有足够的“不在现场”的余地。一旦“事发”，除了在面对司法调查时用“记不得”这一“三字经”来应“万变”之外，他还有忠诚的，甚至不惜丢官坐牢的部下为之顶缸。里根最终自己承担了“伊朗门”的“领导责任”。在贝克等资深顾问的指导下，里根完全不介入或干涉国会和司法调查，而是尽可能“配合”。但是，在调查过程中，他恪守“沉默是金”的原则，而不是一味否认已经发生过的事实，以免步入尼克松撒谎的旧陷阱。面对危机，里根尽可能让他的团队和顾问们出面与政治对手们周旋，而不是自己时时身先士卒。危机一旦发生，他立即“清理门户”，调整班底，不让日常工作受到影响，因为他和他的顾问们明白，缓和危机和减轻政治压力的另一个重要方式是在内政与外交上有所建树。前者能获得“本党同志们”的支持，而后者则能获得公众的赞赏与认同。当然，里根的情商、智商和他与国会大佬们（甚至包括一些民主党人）的良性互动也是度过危机的重要筹码。
　　从司法部任命独立调查官开始，特朗普应该已经意识到了自己面临的危机的严重性。人们注意到，他开始谨言慎行，少用推特发表对“俄罗斯门”之类的事件的评论。他也开始谨慎对待媒体，而不是一味全盘否定之：与媒体的意气对立、对抗既不会减轻自己的压力，又不能“清本正源”，得不偿失。可以预期，特朗普会更多地让他的阁员与顾问们（如白宫发言人和首席法律顾问）来应付媒体和司法调查。他也应该会避免谈论这些事件的具体细节（如果有细节的话），因为只有核对细节才能判断是非曲直，特别是否“有人”违法和撒谎。不是说“魔鬼都在细节里”吗? 如果特朗普能够在今后几周或几个月内与共和党大佬们全力合作，照顾各方利益，利用“本党”在参众两院的优势通过几个最重要的（如预算、医改等等）提案，他与共和党领导层的关系应该可以改善。这种良性互动一则有利于自己在内政方面的建树，二则也是对抗民主党压力的自我保护。不言而喻，“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也包括屡见不鲜的利用外部危机来转移内部压力和公众视线。至少在目前，国际局势极为复杂，反恐和反核“大业”任重而道远，要选择几个能轻易“获胜”或“叫座”的目标应该不难。在这个领域，最值得关注的是国内的政治压力是否会导致特朗普在国际舞台上“过度”表演，或者他的外交、安全和军事官僚们是否会乘机“自行其是”，“绑架”美国的对外政策。毕竟，我们的世界正进入二战以来最为复杂、动荡和危险的时代。
　　目前看来，特朗普面临的政治和执政危机还刚刚开始。我们说过，弗林是一个关键人物。从已经披露的信息看，他和他的同事们（包括第一女婿在内）在错误的时间、地点，以错误的身份与错误的人讨论错误的题目应该是难以掩盖和抵赖的。目前调查的核心是这些言行是否有“错误的”动机、计划、利益冲突、授权和汇报。弗林可以拒绝与国会和司法部门合作。但是，他必须做好入狱的准备：不仅是因为“藐视国会和司法”，而且调查部门完全有可能已经掌握了他违规违法的部分证据。调查和缠斗的下一个目标自然是第一女婿，然后是特朗普。
　　从国际大局看，缓和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甚至与之合作是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的。但是，几十年的全面冷战和对峙，以及不断的局部“热战”和冲突是很难在短期改变华盛顿对外政策的基本思路和文化的。更何况从全球军力均衡和特朗普宣布的庞大的扩军计划来看，美俄两国再次实现“缓和”与全面战略合作的主客观条件并不成熟。也就是说，特朗普的对俄战略的思路与他的整体外交、安全、国防战略的布局之间矛盾不小。至于在去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团队中的核心人员以某种方式违规、违法“求助”莫斯科的“外援”，则与上述对外政策的调整无关。
　　从党争的角度看，民主党在这场危机中的目标有二：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危机削弱特朗普和共和党。目前的危机已经造成共和党领导层的分裂：是继续支持特朗普，还是抛弃这一政治包袱，选择与副总统彭斯合作，抵抗民主党的压力？如果特朗普被弹劾，或被迫辞职下台，“理性的”彭斯（假定他与那些“门”没有关系）可以接班。从他的资历、经验和处事能力来看，获得共和党上下的鼎力支持和“特粉”们的认同应该不成问题。届时，政治危机可以告一段落，彭斯在控制参众两院、最高法院和多数州长位置的共和党的支持下仍然是民主党巨大威胁和挑战。因此，一些民主党的战略家们建议，不如拉长目前的政治缠斗，最大限度地攻击特朗普政府，使之成为一只政治“跛脚鸭”，而不谋求他的下台。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及其政府声名狼藉，无法有效执政，对民主党明年赢得中期选举和3年后夺回国会与州长席位的多数和总统宝座最为有利。
　　弹劾总统需要众议院的多数通过提案和参议院2/3的多数票。因此，共和党应该“说了算”。共和党的领袖们目前的思路应该与民主党差不多：关键看对特朗普的调查的结果：是否“通俄”，特别是伙同莫斯科干预美国选举，并且其“商业王国”是否与俄罗斯银行或公司有利益关系，而他和他的家族却隐瞒、撒谎。值得一提的是，特朗普与共和党大佬们一直沟通相处困难，而他带来的持续的和大量的负面新闻与评论对共和党全党（包括许多“特粉”们）造成极大的困惑和低迷的士气。特朗普是否为共和党的“负资产”的问题已经摆上桌面，需要决断的只是在“长痛”与“短痛”之间选择。
　　在这个意义上，目前的危机早已不是一场茶杯里的风波。问题的要害是那只茶杯是否能在这场大风波里维持自己的平衡？
　　作者为博智资本董事长；曾任汇丰银行投资银行亚太区主管，花旗银行集团投资银行亚太区联席主管，巴克莱银行投资银行大中华区主管， J.P.摩根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德意志银行投资银行固定收益分析师

来源时间：2017/5/31   发布时间：2017/5/31

旧文章ID：13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