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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撕裂”大西洋共同体?

作者:孙兴杰  来源:新京报

  特朗普上任之后的首次外交出访已经落幕。在中东收获了几千亿美元的大单,在欧洲呢?几乎是一片惊诧。
  可以说特朗普基本兑现了自己竞选期间对欧洲盟友的看法。德国总理默克尔感叹说,欧洲还是要靠自己,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可能是冷战结束以来,大西洋两岸出现的最大的裂痕,而特朗普无疑让美欧关系置于一个重新考量和校准的关键时刻。
  特朗普在欧洲见到了欧盟领导人,参加了北约峰会以及七国集团峰会,每个场合都引起了欧洲国家的不满。与欧盟领导人会面时批评了德国,因为德国向美国出口了大量的汽车,是非常坏的。这一直白的说法,让德国感到诧异,虽然特朗普后来解释说,自己对德国没有意见,对德国的贸易有意见,无论怎样,这样激烈的言辞都让德国下不来台。
  在北约峰会期间,特朗普跟盟国大讲经费的问题,28个成员国中,只有5个国家达到了防务开支占国民收入2%的承诺。关于防务开支的问题,北约成员国也知道自己“理亏”,这次峰会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合理分摊军费。特朗普则强调要美国承担盟国的义务,那就要权责相称,也算是特朗普“逼债”的一招。
  七国集团峰会,也不是很愉快,特朗普并不愿意兑现巴黎协定的承诺。特朗普要的是“美国优先”,解决美国经济增长的难题,获得更多的就业岗位,至于气候变暖,特朗普并不关心。为了巴黎协定,国际社会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即便如此,特朗普也是特立独行,并没有充分关照欧洲盟友的想法。
  大西洋共同体是冷战以来美国外交的“前提”,历届美国总统都在维持这一联盟体系,奥巴马虽然是“重返亚太”,但是也没有忽视欧洲盟友,卸任之际还专门去了德国,展示大西洋共同体的牢固性。已故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一直坚持的观点就是美国需要保持大西洋共同体的牢固性,以此作为美国拓展全球外交的基础和前提。
  特朗普的这次欧洲之行,让欧洲国家感到了一股寒气,默克尔要求欧盟国家自力更生的呼吁,不仅仅是为了即将到来的德国大选增加话题,也反映了美欧关系的重大转变。一个默克尔的欧盟与一个特朗普的美国,总是不易共事的。

来源时间:2017/5/30   发布时间:2017/5/30

旧文章ID:13295

4套萨德发射车“秘密”入韩 文在寅惊悉后要求彻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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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环球网  来源:环球网


韩国总统文在寅5月30日听取“萨德”相关报告,得知除部署于庆尚北道星州的2辆“萨德”拦截弹发射车外,其后又有4辆发射车被暗中运入韩国境内。文在寅表示震惊,并指示青瓦台国家安保室长和民政首席秘书彻查真相。

据韩联社报道,青瓦台国民沟通首席秘书官尹英灿5月30日在吹风会上表示,文在寅接到上述报告后称,这令人震惊。

“文总统亲自给国防部长韩民求打电话,确认4套‘萨德’发射车已经入韩的事实”, 尹英灿称,但韩国国防部没有在25号召开的国政企划咨询委员会上报告,韩国追加保管4套发射车的情况。
尹永灿称,文在寅要求彻底调查4辆发射车入境原委、由谁决策、为何瞒天过海以及向新政府迟报真相。暗中入韩逃避战略环评的嫌疑也在调查之列。


来源时间:2017/5/30   发布时间:2017/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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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这些留学生眼中美国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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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早  来源:腾讯《大家》

  中国之官派留学,始于同治十一年(1872),那就是著名的“留美幼童”。而私人留学还要早些,策划幼童的容闳,跟着传教士去美国,距鸦片战争结束才不过数年。
  从人数上看,留学自然是越往后越多,越往后越普及。据统计,自1890年代至1950年代,60年间,留美留欧留日的学生加起来,也不过40余万。除了清末的短暂时光,尤其是有了“庚款”之后,留美始终是留学的主流。
  留日学生多数还会嘲笑日本的贫穷、破旧与俭省(打起仗来才知道人家的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民国的留美学生,不论是公费还是私费,几乎是一面倒的赞叹。他们大抵像经济学家何廉那样:“我在美国的头一个星期……睁大着眼睛到处逛,对看到的事物常常感到惊奇,印象深刻,一切都使我兴奋。”(《何廉回忆录》)
  如果在国内,就是上的清华这种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学校,那在踏上大洋彼岸之前,“听说”早已灌满一耳一脑:
  听说人民生活程度是很高的。普通工人每天总有三四块钱的工资,吃的大餐,穿的西装,住的洋房,比我们中国有钱的人,着实舒服得多呢!
  又听说人民的知识程度也是很高的,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读书,不识字的。……
  又听说世界上最大、最高、最多的东西都在美国。……交通最便利,铁路最多,公路最长,恐怕也要算美国了。
  听说要发财到美国去,要读书也到美国去,要看奇闻壮观,到美国去,要吸自由空气,也到美国去。那时我一听见这样的一个新兴的自由国家,不觉神驰心往了。所以那年毕业清华预备上美国的时候,我心中的快乐,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呢!(陈鹤琴《我的半生》)
  陈鹤琴赴美时,是1914年。同船的旅伴是陶行知。这两位,后来都成了中国最有名的教育家。
  第二年,江苏无锡的一位母亲变卖心爱的首饰,送儿子去美国留学。钱不够,她儿子在马萨诸塞半工半读了一年,才考上洛杉矶波莫纳学院。这位18岁的年轻人到达新大陆时,兴奋得将空间换成了时间:
  船终于在美国旧金山靠岸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觉得我不仅跨过了一个太平洋,而且跨越了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从一个等级森严、思想禁锢、毫无民主自由可言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了一个注重科学、讲究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资本主义国家。历史在我的面前揭开了崭新的一页。(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
  如果说这些民初留美的学生,是为美国的文明、先进、自由深深折服,民国在战火与艰辛中挣扎了三十多年,美国仍然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榜样。第一个竞选美国联邦参议院的华人邵品剡在1948年一踏上旧金山的土地,立刻觉得“街道整洁而有序,楼宇高大宏伟,很富有现代感。我马上就感受到了旧中国与这个新天地的差别。我自言自语道:‘在这片新国土上,我期盼着享受新的生活。’”(《回忆在中美》)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之交,大批留美学生归国。我们以往简单地拿爱国主义来解释这种现象,但设身处地想一想,一次、二次大战对欧美社会的冲击,中国民族国家意识因为对外战争的苏醒与凝聚,全球争取民族独立与反殖民浪潮,加上对欧美式资本主义的反省,同样也会影响中国的留美学生。
  这种心态的代表言论,反而是留学英国、1943年才初度访美的费孝通。早在1930年代,感受到“全盘西化”威胁的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大有人在。1935年1月10日,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位知名教授联合署名在《文化建设》杂志第1卷第4期上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一文,率先提出了“没有了中国”的命题:
  中国在文化的领域中是消失了;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的不能算得中国人。所有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从文化的领域去展望,现代世界里面固然已经没有了中国,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 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
  这份宣言引发了一场“东西文化观”的大论战。十年之后,费孝通在《初访美国》中又重复了相似却更深入的问题:
  我相信这是每一个认真为中国文化求出路的人,说得更狭小一点,每一个认真要在现代世界里做人的中国人,多少会发生彷徨的一个课题:我们是维持着东方的传统呢?还是接受一个相当陌生的西洋人生态度?东方和西方究竟在什么东西上分出了东和西?这两个世界真是和它们所处的地球上的地位一般,刚刚相反的么?它们的白天是我们的黑夜,它们的黑夜是我们的白天?它们的黑暗时代是我们唐宋文采,它们俯视宇内的雄姿是我们屈辱含辛的可怜相?历史会和地球一般有个轴心在旋转,东西的日夜,东西的盛衰是一个循环么?我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光明?这光明又是否全盘西,或是全盘东?这又会成什么东西?
  至少,中国的教授们有了《访美寄言》里夜谈时的共识:文化是一个整体,你不太可能只要文明、富强,却拒绝文化背后的一套容易格格不入的法则,“你要他们的大工厂,就会有大都市,有了大都市,女人的腿就会架在教授的头上。你怎么可以截长补短。这本是一个东西,一套。要就要,不要就关起门来。门关不住了还是要开,你怎么办?”
  费孝通不是不喜欢美国的“自由”,不过他认为liberty更应该译作“解放”。美国独特的建国历史,留下了极度崇尚经验主义的民众性格,比如他拜访过的一位叫杜洛斯的农民。作为主人,杜洛斯对中国客人们很热情,但他不会说“中国人怎么怎么”(就像很多中国人认为法国人都浪漫、德国人都严谨那种),也不肯随便恭维客人的祖国。他摇着头说:“我不知道。我没有到过中国,我也没有和中国人接触过。有很多东西,好的或是坏的,我不能相信,我没有意见。”费孝通很赞美这种“拓荒精神的余绪”。他认为,正因为美国民众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实,所以美国的广告/媒体才会如此发达(如果民众好骗的话,传媒就不用那么讲技术,花那么多钱了)。也正因为如此,在哪怕千钧一发的危机中,美国还是有反对派的存在。
  然而,费孝通认为这种对自由、民主、平等的爱好,有时会流于“孤僻与忧郁”,不觉得有跟别人合作的需要,也不喜欢别人干涉自己的生活,因此也特别厌恶政治与权力。这种精神适合拓殖时代,但在科学发达时代,个人越来越变成社会中的一个配件,成果依赖集体活动的配合,“美国精神”有可能让个人与社会处于对立地位,这是“美国文化中的一个裂痕”。
  在1945年,社会学家费孝通已经看到了“老龄化社会”的危害。因为整个社会重新,重标准化,不重经验与传统,所以虽然美国生产速度惊人,却是“年轻人的天堂,老年人的地狱”。费孝通说:“在一个使人会怕老的文化中生活究竟不是玩的。一个社会不给老年人一个安心之处,也就使每个人心里永远得不到着落。你想:若是你明明知道你总会被人奚落,掉在冷宫里受罪,而且这运命一天近一天,你能平心的过日子么?一个人若把老年看成不幸,我觉得,他决不能真正安心过日子的。”
  由此出发,费孝通对母亲节也很反感:“‘一年只有一个母亲节!母亲们还是这样高兴。’我忍不住加了一句,‘我幸亏不生在美国。’”费孝通觉得在中国社会可以“不怕老”,但整个社会为此付出了不轻的代价。
  其实,也很难说中国社会就“不怕老”了。四年之后拍摄的《哀乐中年》里,我们可以看到石挥饰演的陈绍常是如何不肯做享福的老太爷,而要努力焕发人生的第二春。虽然这在其时还是一种比较前卫的主张。但在接下来相当激进的社会/家庭现代化实验中,从近代以来“崇新”“重少”已经逐渐深入骨髓的中国社会,正在快速地变得比美国更美国,更信仰“新就是好”。
  费孝通们在中美文化比较中的困惑,并没有在随后的七十年中得到解决。相反,美国化作为全球化的实质,变得越来越强势与庞大。与1935年相比,2017年当然是更加的“没有了中国”,这不是靠推行《弟子规》和汉服时尚可以扳得回来的。一个在文化上消失了的中国,一个某种意义上更像是美国摹本(大都市最为典型)的中国,还有什么理由与意义,让留美的学子看到美国的好之后,还能转身回到故乡呢?——非要说有,大概就剩下舌尖上的中国了吧。
  这里面微妙却显著的文化变异,可不是“以前的人更爱国”或是“教育的失败”这种不着边际的说辞能解释清楚的。

来源时间:2017/5/30   发布时间:2017/5/23

旧文章ID:13289

专访杜赞奇:我们不应再紧盯那个全盘西方的现代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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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河西  来源:FT中文网

  5月27日至29日,著名印度裔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应邀来上海参加“上海论坛2017”年会。在此次论坛上,他将发表关于中印软实力和国家战略的报告。
  杜赞奇现任美国杜克大学环球研究所所长。他早年师从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进行汉学研究,以《文化、权力与国家》《从民族国家中拯救历史:质疑现代中国叙事》等著作扬名汉学界,近些年他将视野转向更广大的亚洲和全球现代性问题。澎湃新闻记者在上海对杜赞奇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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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赞奇

  澎湃新闻:你当初为什么会跟随孔飞力进行汉学研究,是因为对中国感兴趣吗?
  杜赞奇:我25岁的时候到美国。在印度念大学的时候,我就对中国感兴趣。当时我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很感兴趣。然后我意识到我不能在印度读中国历史,所以我就去了美国。
  澎湃新闻:你在别的访谈中谈到过毛泽东思想除了对西欧如法国产生影响外,也对亚洲、拉美等地区产生影响,能谈谈毛泽东思想在印度的影响吗?
  杜赞奇: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我写过一个论文专门谈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毛泽东思想式的革命永远不可能发生在印度这样的国家。一个农村革命不可能发生在有组织的农业社会,因为这样的农业社会里有很多地方精英,他们控制土地,控制工作,控制当地的社群,控制一切。你所在的这家媒体叫澎湃对吧,很巧,中国1920年代就有一位叫彭湃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当时就没法组织革命,因为他是地方精英家庭出身,他父亲是工商地主,他在海陆丰就组织不起来。他就决定,我们得去那种很偏远的地方,所以中国的革命都是在江西这样的地方才能搞起来,那种地方没有精英,没有武装力量,穷得叮当响,或者像越南这种地方才能搞革命。
  印度人也发现了,实际上在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这种农村革命只能在非常特殊的条件下才能发生,比方中国的抗日战争,越南的越战等等。非常有意思的是,当马克思主义从欧洲传到俄国的时候,那是欧洲最不发达的国家。而马克思主义从俄国传到中国的时候,它本来是要搞工人阶级革命的,但实际上变成了农民革命。而从中国传到别的国家的时候,就变成了部落社会里的革命。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一种循环的历史,一直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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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湃新闻:近些年你的学术兴趣从中国转向了更大的亚洲和全球的问题。你认为亚洲真的可能在现实层面一体化吗?
  杜赞奇:我十年前也写过文章谈这个问题。那时我搬到新加坡,当时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中国带头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国签了,别的国家也跟着签,甚至美国、俄罗斯也跟着签。所以我没有说亚洲的一体化指的是创造一个新的国家,而是要创造一种互相依赖的机制,创造机会来合作处理共同面对的问题。
  过去五六年发生的情况是,中国希望自己来定义亚洲这个区域,而不是跟着东盟后头。现在随着特朗普上台,一切都不确定,没人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东盟也不知道美国会不会加入进来,不然它们肯定希望美国和中国两方可以制衡。这个状况是在变的。通常我不做国际政治的研究,因为变化太快了。
  澎湃新闻:说到“泛亚洲”话语或亚洲一体化这种话语,我们怎么定位中亚这些地方呢?这些地方也在这套话语里吗?
  杜赞奇:中亚一直是一块空白的区域,所有20世纪初的泛亚洲论述的倡导者像章太炎、泰戈尔等都不喜欢中亚、中东这些地方,因为他们觉得那些地方都是些过着游牧生活的野蛮人,这些野蛮人经常会侵犯那些长期稳定下来的文明。所以这些地方从来都不在这个泛亚洲的图景里。
  可能我也遗传了这样一种偏见,我也觉得非常难把这些地区纳入进来。但我发现很有趣的是,在新的中国主导的中国-亚洲区域化计划里,她没有排斥中亚。
  澎湃新闻:说到泛亚洲这样的论述的时候,我们知道亚洲国家内部是有很多冲突,历史的、领土的,各个国家也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你认为我们要对民族主义的话语保持警惕吗?
  杜赞奇:我是这么思考民族主义的问题的。著名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在1940年代就讲过,资本主义就是这样,盛极而衰,一到衰落的时候,那些开放国家会突然间关闭大门,然后就是保护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
  我们就是处于这样的阶段,世界在往下沉,世界各地的大门都在关闭。我希望我们会走出这样的阶段。但在走出这样的阶段之前,我们可能会面临巨大的环境危机,从而改变游戏规则,尽管我不知道这一切会怎么发生。
  确实,在我看来,民族主义是最大的现代性问题。因为民族国家是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发展起来的引擎和单位。尽管后来有了其他类型的国家,它们不一定对资本主义有兴趣,也不一定对消费有兴趣,但它们一定对资源的争夺感兴趣,会牺牲自然、人力来获得资本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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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湃新闻:您有过在新加坡这样的东南亚地区工作生活的经验,是不是像新加坡这种多语言、多种族的国家不太有强烈民族主义情绪?
  杜赞奇: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有过屈辱的历史,这也是一种官方建构的历史叙述,因为这种叙述很有用。你想听我给你讲讲印度的屈辱历史吗?从17世纪的帝国主义侵略一直到20世纪,有多少人的生命被剥夺,多少资源被掠夺,对政府来说这当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叙述。
  但我跟你说的另一个事情是,为什么新加坡当年要从马来亚独立出来?因为那时马来亚的华人和马来人处不好,老干仗,所以华人就分离出来了。现在新加坡在种族这个问题上处理得非常好,马来西亚也做得很好,他们尽量开发作为少数族裔的华人的力量,所以没有发生种族冲突的理由。
  澎湃新闻:你认为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后殖民世界里吗?
  杜赞奇:这取决于后殖民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后殖民主义是一个历史时期,指的就是第三世界民族独立运动后的时期。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批判话语的话,后殖民主义的意思是这些独立后的国家精英们在很大程度上接续了之前的殖民者的角色,他们并不真的想解决殖民者留下的问题,而只是像殖民者一样获得利益。如果这么说的话,当然,我们还在一个后殖民的逻辑里,我们还是面临这样的情况。
  但是,我会更倾向于用后西方现代性(post-western modernity)这个概念。长期以来,我们觉得现代性是西方的,我们模仿他们,眼里也只有西方。但现在我们也在这个现代性的进程里,我们用的科技、吃的食物、经济制度等等,都在这个现代进程里。现代性不再只是西方的,当然各个国家的现代性会有一些区别,但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大不了。我们不应该再紧紧盯着那个全盘西方的现代性概念里。
  澎湃新闻:在你那本《全球现代性的危机》书里你着重谈到后西方现代性这样的说法,那你认为诉诸传统的做法能应对现代性的危机吗?
  杜赞奇:我脑中有一些更具体的例子。很多这种传统的复兴给你的感觉都不那么真诚。但如果你去那些因为环境问题导致家园被摧毁的地方去看看的话,你去很穷的农村地区去看看的话,你就会看到,他们生存在很边缘的社会里,他们有什么呢?他们有宗教资源。我在世界很多地方发现的是,很多当地的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都是和这种传统资源有很多连接的,他们利用这样的传统资源创造一种替代性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说不定最后他们可以创造出一套新的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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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湃新闻:说到软实力,最近《摔跤吧,爸爸》这部电影取得了巨大成功。很多人都认为印度电影是有别于好莱坞的另类模式,你认为在提高软实力的意义上说,中国可以向印度借鉴什么?
  杜赞奇:这得自然发展,而不是说把印度经验、印度模式照搬到中国。我认为印度电影工业的一个重要传统是它根植于当地民众的戏剧、当地的文化,也就是在地性非常强,传播的价值观都是很传统的关于家庭啊、父亲啊这类价值观,西方人会觉得有点多愁善感,但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观众恰恰就喜欢看这些。
  澎湃新闻:你认为20世纪的新文化运动是不是也像印度这样在地性很强,以工农利益为重。
  杜赞奇:我没太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印度有过电影戏剧运动,这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文化运动,但也有很多当地的戏剧、剧团是不搞政治那一套的。印度的情况是,这些文化从业者很有才华,但他们没有和大众化的娱乐传统相割裂。

来源时间:2017/5/30   发布时间:2017/5/30

旧文章ID:13279

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防过度?

作者:阿米塔伊·伊兹欧尼  来源:中美聚焦

  丝绸之路再次登上新闻头条。约30位各国领导人最近在北京参加了“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式,商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标志性的外交政策倡议。已有68个国家和中国签署协议加入这一倡议,据称中国将为此投资近1万亿美元。“一带一路”倡议已被称为“世纪工程”。
  对这一倡议的反复宣传令美国官员感到不悦,他们视其为改头换脸的地缘政治。特朗普的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最近在美国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属于“进攻性”的中国投资。科茨还表示,这一倡议背后的目的是中国“通过基础设施项目来扩大其在亚洲的战略影响力和经济作用”。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金融和经济学教授富兰克林·艾伦认为:“这是一项经济倡议,但中国将趁机扩张其军事基地。”《经济学人》杂志视“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贸易领袖的尝试。
  另一种戒备心不那么强的观点认为,整个项目被严重夸大了。关于投资的统计包含了之前已经启动的项目。一些项目(例如在缅甸和巴基斯坦的)已经失败,并令中国投资者损失了大部分投资。此外,正如美国在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或进行投资时发现的那样,这些措施往往招致憎恨而非提升影响力。并且,如果中国真的促进了中亚基础设施发展,并由此促进了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将令这一地区民众受益极大,并帮助相关国家实现稳定。
  在决定如何回应“一带一路”倡议时,西方应当进行一项重要的战略评估:美国及其盟友是否计划阻止中国影响力的任何提升,或仅遏制那些中国利用武力控制他国的行动?
  至关重要的基本假设是:一个崛起的中国类似于一波上涨的能量,相较于通过全方位阻断来封锁这股能量的战略,允许这股能量以不危害、甚至有利于国际秩序的方式扩张的战略更可能获得成功。执行这一战略意味着包容中国获得更大影响力的愿望,但阻止其胁迫行为。
  区分影响力和胁迫至关重要。尽管中国很可能提升在本地区的影响力,但其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不应被视同于进攻性。影响力把在既定情境下如何行动的决定权留给了被影响者,而胁迫则杜绝了这种选择,并强迫被胁迫者服从胁迫者的偏好。例如,在欧盟事务上,德国相较于其他欧盟成员国拥有更大影响力,但这并没有让德国成为一个进攻方,更不用提地区霸权。在过去,美国是西半球霸权国家,恐吓那些不遵守其指令的国家。但现在,尽管美国对本地区大多数国家仍有较其他国家更大的影响力,但美国不再具有进攻性,也不再是霸权国家。因此,依照只否定进攻性行为的战略,美国及其盟友不应容忍本地区的胁迫行为(这将违反长期以来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原则)。但是,当中国的行为被限制在寻求增加本地区影响力范围内时——例如通过公共外交、贸易、投资或文化交流,以及通过在“一带一路”沿线大规模投资——那么美国应用相同的方式来应对,而非增强军力并暗示威胁动用军力。对于试图维持现状者(留给一个崛起的中国释放其增长能量的狭小空间),以及试图收缩者(基于某种“美国优先”战略从亚洲后撤)来说,这都是更为合适的战略。
  上述分析假设一个霸权和一个有影响力国家之间存在明确的区别。霸权的字典定义糅合了影响力和支配力。霸权的最佳定义是一个国家阻止其他国家(在其施加霸权的任何领域)作出霸权反对的决定的能力。相反,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仅能令其他国家在面对本国或其他国家偏好时,更多考虑有影响力国家的偏好。区分这些概念,凸显出两种战略的重要不同:其一寻求阻止中国变成一个支配性国家,其二寻求否定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美国没有理由反对中国对基础设施的投资,这将有助于为建造公路、铁路、港口、大桥和输油管道融资。即便中国因此在亚洲获得了额外的影响力(这并非一定会发生),也没有理由提高警惕。例如,自从美国在布什政府期间偏向印度之后,中国在巴基斯坦获得了更多影响力,但这种影响力增加却几乎没有改变该地区的基本地缘政治格局。
  诚然,如果爆发战争,一条发展成熟的丝绸之路或将令封锁中国——这是很多美国军事规划人士所呼吁的、比入侵大陆少具攻击性的策略——变得更加困难。不过,允许中国获得经济影响力而非军事支配力,并确保一条可以获得必要资源的必要通路,将令战争的风险降低。

来源时间:2017/5/29   发布时间:2017/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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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的对华交易性贸易政策:收益与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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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克里斯托·A·麦克纳利  来源:中美聚焦

  近期美国和中国达成的贸易协议显示特朗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的海湖庄园会晤开始产生具体成果。这一协议包含对双方都有利的内容,并将令美国牛肉产品、液化天然气和某些金融服务进入中国市场。
  尽管这一协议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将非常有限,未来一到两年内的规模仅约数十亿美元,但其凸显了在特朗普和习的培育下双边关系的回暖。它还意味着中美关系的基调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奥巴马政府“重返亚洲”政策影响下,两国日趋视对方为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领域的竞争对手。奥巴马刻意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推销为“我们的规则,而非中国的”,劝诫美国应区别于中国,继续领导全球贸易秩序。
  这些日子一去不复返。一种更为交易导向的特殊做法正在塑造中美关系。这一做法更符合中国就双边问题创造双赢解决方案的想法。这一贸易协议的最直接影响将是美国牛肉行业长期争取的对中国出口牛肉。中国将相应获得向美国出口熟制禽肉的机会。
  同样,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中国(数量增加仍有待时日)也是北京实现能源进口多元化并转向更清洁燃料战略的一部分。并且,允许美国金融服务公司在中国国内市场从事评级、债券承销和清算,也都是中国改革其金融系统的更广泛政策的组成部分。
  总之,这些都是双赢的交易。虽然皆大欢喜,但这种交易性策略也有潜在的隐患。首先,在这一策略之下经济关系的推进动能很容易受制于政治因素。在罕见的两党一致行动下,美国参议院批准罗伯特·莱特西泽出任下一任美国贸易代表。尽管曾在倾向于自由贸易的里根政府担任副贸易代表,但莱特西泽对国际贸易的看法更倾向保护主义,这和特朗普政府的整体基调一致。他的任命批准进一步显示,传统的自由贸易者在美国参议院正变得何其稀有。
  因此,算账的日子总会到来,因为双边交易再多也不能解决美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特朗普政府中已聚集了很多中国经济政策的批评者,包括莱特西泽、彼得·纳瓦罗,以及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
  这带来特朗普政府交易性策略的另一个根本性隐患:它没有真正对症双边贸易失衡的根本性原因。美中贸易逆差和两国的储蓄/消费失衡,以及美元作为全球唯一货币锚的角色直接相关。
  只要外国人愿意持有美元来对冲货币危机风险,美元就会持续被高估。只要美国人的储蓄偏好低于美国的投资需求,美国就需要从国外进口资本。这两大动能的另一面就是美国出现贸易逆差,否则国际收支将无法平衡。
  这种根本性问题不会为双边交易所解决。要解决这一问题有赖于美国提高储蓄率,而这会抑制消费,进而在短期内抑制经济增长。特朗普经济政策的这种矛盾将最终反过来困扰其政府。
  毫无疑问,中国的政治经济学采取了许多保护主义政策来扶持其新生产业,并令国内企业扩大市场份额。特朗普政府已警告中国,美国也将采取这些保护主义经济政策。相应地,美国也愿意在某些方面对中国作出妥协,例如让中国银行和熟制禽肉更便利进入美国市场的协议。
  相较于逐步滑入零和地缘政治竞争的奥巴马政府而言,这已算得上进步。中美两国都有收获,并且两国精神上的距离被拉近。对此理应赞扬。不过,危险在于这种双边交易再多也无法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在不远的将来,美国政府会否弱化(正如威尔伯·罗斯所说)要看到减少美中贸易逆差“实质性成果”的激烈言辞?国会议员和特朗普的支持者又是否会同意呢?
  交易性策略存在陷入这种僵局的风险。这是迈向正确方向的一步,但仍需要更多基础性协议的支撑,例如美中双边投资协定。此外,特朗普政府必须明白,喋喋不休地唠叨双边贸易逆差可能导致政治反弹,并导致全球最重要贸易关系脱轨。更冷静的头脑,以及更冷静的言辞将有助于维持近期中美经济关系的积极势头。

来源时间:2017/5/29   发布时间:2017/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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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密西西比枪击案致控枪争吵再升级,各州“各自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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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朋辉  来源:人民日报

  当地时间5月27日晚,美国密西西比州发生枪击案,造成包括一名执法人员在内的8人死亡。围绕控枪与否,美国各界的争吵再度升级。
  近来,美国多个州通过立法放松枪支管控,引发民众担忧。一方面,美国枪支暴力事件频发;另一方面,美国枪支销售数目持续保持高位,联邦政府难以出台有效控枪措施,多个州在拥枪利益集团压力下放松枪支管控。
  波士顿大学教授迈克尔•西格尔分析认为,由于国会在控枪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几个议案都无果而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各州“各自为政”,不少地方控枪措施出台,但在美国步枪协会等拥枪团体的压力下,更多的州放松枪支管控,引发反枪支暴力团体与民众的反对与担忧。
  美国多州为控枪松绑,主要表现为对持枪人的限制减少,在法律上保护枪支制造企业免于承担某些法律责任。2004年至2017年,有24个州实施“不退让法”,允许居民在遭受严重人身威胁时开枪还击而免予起诉。有33个州加强了对枪支制造企业的保护,免除部分潜在法律责任,如禁止受到枪支伤害的公民起诉枪支制造企业,也不允许地方政府对它们提起公诉。
  5月25日,素以控枪严格闻名的新泽西州参议院通过法案,允许退休的各类执法人员携带枪支。今年初,北达科他州州长签署法案,允许当地居民自由携带枪支,该州成为美国第十四个不需持枪证即可携枪的州。
  多州放松枪支管制,大学校园也难以成为没有枪支的“净土”。今年3月和5月,阿肯色州和佐治亚州分别通过立法,允许持枪者在公立大学校园持枪,理由是“更多的枪支可以保护学生免受不断增长的枪支暴力威胁”。福克斯新闻网评论称,拥枪派“卷土重来”, “美国控枪的动力逐渐减弱,控枪面临更大挑战”。
  西格尔教授建立的分析模型显示,暴力事件同拥枪数量呈正相关。根据“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统计,截至5月27日,美国今年共发生2.4万多起枪支暴力事件,造成6000多人死亡,近1.2万人受伤。盖洛普去年10月的一份民调显示,55%的人认为枪支销售政策应该更加严格。不过,这份民调还显示,76%的人反对完全禁枪,显示出美国拥枪的民意基础依然强大。
  (原题为《暴力频发,美国控枪争吵再升级》)

来源时间:2017/5/29   发布时间:2017/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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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热津斯基的执着和误判:一个美籍波兰人的故国之思

作者:肖河  来源:澎湃新闻

  刚刚去世的斯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虽然可能拥有他那一代人中“最为敏锐的头脑”,但是还称不上是一位第一流的学者。至少,这位出生于波兰,成长于加拿大的美国人在学术殿堂之中,恐怕难以获得如“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那般的显赫地位。然而,不论是志不在此,还是分身乏术,抑或力有未逮,他都应该不会对此感到多少失落和遗憾。因为他有幸成为了那些能够按照自身意志塑造整个世界的少数人之一,并且能够在有生之年亲眼目睹自己的梦想成真。可谓是幸甚至哉。
  作为学者和决策者的执着
  作为学者的布热津斯基的学术根基和灵魂,一言以蔽之就是苏联学和集权主义研究;作为决策者的布热津斯基的政策主张和原则,一言以蔽之就是遏制苏联。自1939年《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签订直到去世,他始终关心和试图解决的就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对抗乃至战胜苏联。客观而言,无论是作为学者还是决策者,布热津斯基都因为对这一目标的执着犯下过不少错误。
  例如,他曾经错误判断过中苏关系的走向,否认两国正走向分裂;高估过苏联的生命力,认为这个大敌仍很有机会撑过20世纪80、90年代之交的动荡。其中,后果最惨痛的莫过于力劝卡特采取军事行动营救被霍梅尼阵营扣押的美国人质,最终却因准备不足机毁人亡,连累自己的伯乐一蹶不振、丢掉了白宫的宝座。究其动机,就在于布氏坚持认为革命后的伊朗将倒向苏联,与其谈判只会助长对手的声势。最难以逆料的则是,当年为了在阿富汗拖垮苏联,布热津斯基曾竭尽全力地在那块土地上援助各国的“圣战”者,但是没想到后者中的不少人最终变为了美国最危险的敌人。
  不过同样有趣的是,恰恰是源于这种专注,布热津斯基也收获了不少“附带”声誉。例如,为了削弱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力,他致力于撮合埃及的萨达特和以色列的贝京在戴维营会晤;为了在拉丁美洲赢得人心之战,他也支持签署条约、归还巴拿马运河的控制权。这些行动为他赢得了掌声以及一些“老朋友”之类的头衔,可谓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当然,相较于从苏联手中光复祖国的夙愿,这些错误和成就的可能都不值一提。
  曾经想“要当上波兰总统”
  1928年,布热津斯基出生于波兰的一个富有文化气息的外交官家庭。作为刚刚在一战后重获独立不久的年轻国家,波兰的国民都有一种格外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小时候的兹比格纽对于格但斯克、华沙的现代化建设万分自豪,并且热衷于观看盛大的阅兵式。在1938年随任蒙特利尔总领事的父亲前往加拿大后不久,第二次世界大战就以德国闪击波兰而拉开帷幕。此时刚刚10岁的布热津斯基,几乎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投入到了这场决定世界命运的大战上。在这位孩子的日记中,几乎没有涉及父亲、母亲、弟弟和日常生活的内容,相反全部都是战争的进展。
  然而,二战的结束并没有给小兹比格纽带来多少喜悦。在蒙特利尔城中,到处都是美国、英国和苏联的旗帜在飘扬,而这也预示着波兰的未来命运。最终,按照雅尔塔条约,波兰成为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对于以老兹比格纽为代表的波兰流亡政府和波兰自由军而言,这意味着从此断绝了归乡之路。也正是从此开始,曾经戏言“要当上波兰总统”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目光逐渐脱离波兰一隅,才开始注意到加拿大社会中的自由、机会和雅致,并进而在对比中放眼苏联、东欧和整个国际政治。
  在蒙特利尔完成了对苏联民族问题的初步研究后,布热津斯基原本计划赴英国留学,然后子承父业、进入加拿大外交部工作。但是恰好他所申请的奖学金不对非英国公民开放,因而最终前往美国,赴哈佛大学攻读博士。他的关于十月革命、列宁式国家和斯大林的博士论文奠定了他“苏联学”和“共产主义学”专家的地位。
  不过,虽然布热津斯基对于苏联绝无任何好感,但是他并不同意当时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强硬东欧政策。无论是基于个人的同理心,还是实地调查交流,布热津斯基有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东欧国家与苏联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因而,美国应当代表西方世界积极与东欧“和平接触”,而非将它们和苏联视为“铁板一块”。
  成为美国人,仍怀故国情
  1958年,布热津斯基加入了美国国籍,这彻底打开了他步入美国政界,发挥一身长才的机会之门。自1960年担任肯尼迪的外交政策顾问起,他先后为约翰逊、汉弗莱等民主党领袖出谋划策,与洛克菲勒共同筹建“三边委员会”,直至成为卡特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登上了不是在美国本土出生的美国公民所能达到的最高职位。
  正如看不起在约翰逊时期反对越战的“新左派”一样,初担大任的布热津斯基毫不掩饰他对“对苏缓和”和“美苏共治”的鄙夷。在国内,他与主张延续基辛格路线的国务卿万斯渐渐势同水火;在国外,他鼓励东欧各国异议者的做法也让好不容易盼到美苏绥靖的欧洲领导人紧张万分。当时,很多人不顾冷战从未结束的事实,指责布热津斯基“复活了冷战”。不过,这位波兰裔美国人完全不为所动,始终致力于对苏施压。
  在卡特连任失败、自己丢掉官位之后的三十七年中,布热津斯基在一切涉及东欧、苏联俄罗斯的问题上都保持了一以贯之的态度。在1987年,他积极赞成和协助老布什访问波兰,会见团结工会领袖;在波黑内战和科索沃战争中,他积极主张美国干预,打击亲俄罗斯的政治力量;他是北约东扩最主要的支持者,目标始终是要让其称为全体欧洲国家的俱乐部。
  虽然未竟全功,布热津斯基到底还是看到了从苏联支配下恢复自由的波兰,也不妨骄傲地宣称已然为此穷尽了所有的智慧和力量。他的努力最终也得到了祖国的承认,在1995年他获得了代表波兰最高荣誉的白鹰勋章。在他去世的消息传开后,波兰总统安杰伊·杜达盛赞他“不知疲倦地为我们争取自由”;外交部长维托尔德·瓦什奇科夫斯基更是将他称作是“一位骄傲的波兰人”。以此而言,在31岁时就觉得已经“回不去”的布热津斯基,到底还是“走了回去”。
  “埋骨何必桑梓地,人生何处不青山”。布热津斯基波澜起伏的一生,就是这两句诗的最佳注脚。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7/5/29   发布时间:2017/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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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寺:特朗普的中东政策

作者:季寺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特朗普因其在外交上的不可预测受到越来越多的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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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1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美国总统特朗普(中)与沙特国王萨勒曼(前右)等人在会议期间合影。  新华社 图

  吉迪恩·拉赫曼在《金融时报》上这样总结,特朗普曾要求颁发穆斯林禁令,但这次在出访沙特途中,他称伊斯兰是“世界伟大信仰之一”。他曾宣称北约“已过时”,后来又说北约不再过时。他曾把中国称作汇率操纵国,之后又改变想法。他曾谴责在中东的人道主义干预,后来又对叙利亚发射导弹,以惩罚其使用化学武器。他先称赞英国退欧,后来又称赞欧盟。他与俄罗斯的关系仍然是谜中之谜。特朗普在竞选中曾承诺撕毁伊朗核协议,该协议遭到沙特的强烈反对。然而,尽管在沙特时发表了有关伊朗的严厉言论,但特朗普迄今一直在遵守该核协议的条款。
  关于特朗普的中东政策。他在沙特首都对阿拉伯领袖们发表的演讲,与发生在英格兰北部一场流行音乐会上的邪恶恐怖袭击之间,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但《金融时报》作者菲利普·斯蒂芬斯认为,假装伊斯兰极端主义对西方政府的政策漠不关心,也是错误的。
  从最基本层面看,发生在欧洲城市的一系列滥杀无辜的袭击事件中的最新一起提醒人们,无法通过修墙隔断外部世界。本案凶手持有英国护照,无论在边境建造多么高的围墙,都不能防止年轻人的头脑被扭曲的意识形态所腐蚀,也无法阻止专业的杀人手法以数字途径传播。
  特朗普在利雅得对聚集在一起的阿拉伯独裁统治者们发表演说时,或多或少道出了这一点。不久之前,这位美国总统宣称“伊斯兰教憎恨我们”,并签署了禁止几个穆斯林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的游客入境美国的命令。如今,他的态度是,沙特等海湾国家应当加大对更接近本土的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是在沙特发表演讲,沙特是伊斯兰教逊尼派中极端的瓦哈比派(Wahhabi)的输出者。而瓦哈比派是许多“圣战”分子的意识形态支柱。2001年在纽约和华盛顿发生的9.11袭击事件的行凶者中,大多数是沙特公民。这位总统的演讲没有提到这种关联,也没有提到东道主实施的压迫。特朗普去那里为的是推销美国武器——价值达1100亿美元——并吸引沙特投资进入美国。
  特朗普的前任奥巴马认为需要让作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主要大国的沙特与伊朗之间达成某种和解,而特朗普更愿意给宗派主义火上浇油。作者认为,只要沙特和伊朗继续打逊尼派对抗什叶派的战争,那么就不会有达成地区和解、让“圣战”分子丧失安全据点的可能性。

来源时间:2017/5/29   发布时间:2017/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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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防长:美愿意在朝核问题上与中方合作,认可中方作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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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华盛顿5月28日消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28日说,朝鲜半岛发生武力冲突的代价巨大,美方愿意同中方共同合作来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
  马蒂斯在当天播出的一段美国媒体采访中说,朝鲜半岛若发生冲突,将引发“灾难性战争”。美方正在和国际社会共同努力解决朝核问题,并已明确表示愿意就此和中方进行合作。美方认可中方在解决这一问题上作出的努力。
  美国政府4月26日表示,美方寻求通过加大对朝经济制裁力度和外交施压相结合,以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美方对通过谈判来实现该目标持开放态度,但同时做好了保卫美国和盟友安全的准备。
  今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引发国际社会普遍关注。朝鲜外务省发言人5月1日曾发表谈话说,目前的半岛局势是50年来最严重的,朝鲜将坚持拥有核武,这样美国才不能把它对其他国家的侵略行为无所顾忌地用在朝鲜身上。
  (原题为《美防长说美愿意在朝核问题上与中方合作》)

来源时间:2017/5/29   发布时间:2017/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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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舰再闯南海意欲何为?新版亚太战略或将出炉

作者:张锋  来源:澎湃新闻

  5月25日,美国海军针对南沙美济礁进行了一次所谓的“航行自由”宣示行动。这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首次针对中国实控南海岛礁进行的军事“巡航”,因此引起了普遍关注。
  其实,特朗普上台前后,国内外的南海问题专家普遍预测美国将继续进行针对中国南海岛礁的军事“巡航”。因此,此次“巡航”本身并无意外之处。不仅如此,这些预测普遍指出美济礁是美军下次行动的首选目标。
  奥巴马时期,美国分别在2015年10月、2016年1月、2016年5月和2016年10月针对南沙渚碧礁、西沙中建岛、南沙永暑礁和西沙中建岛与永兴岛附近的领海基线进行了军事“巡航”。按照这一南沙与西沙轮换的规律,容易预测美军下一次“巡航”将是在南沙。
  特朗普政府南海政策有新变化?
  既然专家预测如此之准,此次的“巡航”似乎根本就不值得成为新闻了。然而,外界普遍关注这次“巡航”,一个直接原因是之前《纽约时报》曾报道,美军太平洋总部三次申请南海“巡航”,包括一次针对黄岩岛的“巡航”,但都被国防部拒绝。美国国内外交精英因此批评特朗普政府在南海无所作为,甚至比不上奥巴马政府对中国的“强硬”。他们还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是因为要寻求与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而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让步。此次“巡航”,是否反映特朗普政府的南海政策乃至对华政策的新变化呢?
  其实,《纽约时报》报道出来后,美国海军将领就出来澄清,美国自1979年以来的“航行自由”宣示政策并不会因为朝鲜问题或者中美关系的新发展而有所变化。何时进行新的“巡航”,是一个时机的问题,而非取舍的问题。国防部没有批准前三次“巡航”请求,是因为国防部长马蒂斯正在制定一个新的亚太安全战略,“巡航”的时机需要从这一整体战略框架中去选择。
  如果这是马蒂斯的南海政策思路,那这次“巡航”是否意味着他已经制定出了新的亚太战略,现在只等着宣布了?这一可能性不能排除。联系到今年的香格里拉安全峰会将于6月2日在新加坡举行,马蒂斯可能会在这次峰会上阐述特朗普政府的新南海政策,而此次“巡航”正是为新政策出台的造势之举。即便他的亚太新战略还没有完善,他可以通过这次“巡航”的造势而在峰会上论及美国的南海政策。
  同样重要的是,美国军方人士认识到国内精英以及一些地区国家对特朗普政府迟迟未能进行“巡航”的批评。到新加坡参加香格里拉峰会,怎可不给这些关心美国南海政策的人士释放一些“积极”的信号?因此,此次“巡航”,也有堵住国内悠悠之口并向亚太盟友传达战略信号的意图。
  此次航行“低调”但非“无害”
  此次“巡航”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特殊之处。奥巴马的四次“巡航”,都是在极高调的政治化的氛围中进行的,每次“巡航”之后国防部都会发布一个专门的声明描述行动细节并解释其意图。与此相反,这次美济礁“巡航”之后,美国没有发布任何行动细节。国防部简短的声明只说:“美军每天都在包括南海在内的亚太地区行动,这种行动符合国际法。”
  与奥巴马政府“巡航”的政治化相比,特朗普政府的此次“巡航”是低调的。这种低调和去政治化的操作方式对维护中美在南海的军事关系的稳定是必要的。奥巴马政府“巡航”的高度政治化加剧了中美在南海的分歧,不仅受到中国的批评,在美国国内也是饱受诟病。
  因为这种低调,这次“巡航”的细节恐怕要等到美国国防部关于“航行自由”行动的年度报告出台后才能知道。但低调并不意味着妥协。虽然特朗普政府的首次“巡航”在操作方式上要比奥巴马政府的“巡航”低调,但它传达的战略信息却比奥巴马时期要强烈与狠辣的多。
  美国“航行自由”政策的目的是挑战美国认为的其他国家过度的海洋权益声索。那这次“杜威”号导弹驱逐舰针对美济礁的“巡航”是在挑战什么?关键的问题,在于美国是否把美济礁海域当作“公海”而拒绝以“无害通过”的方式进行“巡航”。比如,“杜威”号驱逐舰是否打开了雷达、启动了直升机或巡逻艇或者进行了军事演练?
  按照美国的说法,奥巴马时期美军对渚碧礁、中建岛和永暑礁的三次“巡航”,是挑战中国关于外国军舰在中国12海里领海内“无害通过”需要获取中国政府许可的要求,美国认为这一要求并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但这种“无害通过”“巡航”在美国国内受到了严厉批评,因为“无害通过”无异于承认中国对这些岛礁拥有主权。因此,美国大部分的南海问题和海洋法专家都要求特朗普政府以“公海”航行而非“无害通过”的名义进行“巡航”。
  他们的建议显然产生了政策影响。美国媒体引述美国防部不具名官员称,“杜威”号驱逐舰驶入了美济礁6海里海域,并同时进行了一次落水救援演习,而不是不涉及军事活动的“无害通过”。
  美军“巡航”美济礁再次显示了中美对南海海洋权益认识的巨大分歧。这次“巡航”本身是对中国关于“对南沙岛礁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的立场的挑衅。毫无疑问,美舰此次闯入美济礁12海里的行为,正如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所说:“美方的错误行为使南海趋于好转的局面受到破坏,不利于南海的和平稳定。”
  美军的“航行自由”宣示行动对中美在南海军事态势的演变仅有象征性意义。更重要的问题,是中美是否会因为要在南海显示战略决心而加大军事部署,从而导致两国战略关系的恶化。
  (作者是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

来源时间:2017/5/29   发布时间:2017/5/29

旧文章ID:13278

中美俄专家议大国关系:通俄门会否影响特朗普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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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雍乐  来源:澎湃新闻

  “我很高兴自己离开了华盛顿,在那里我们已经分不清谎言和真实,每天都会发生许多变化,一早起来都不知道这一天会发生什么事。在上海就比较平静。”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Bush)一上台就这样说道,引起了台下的阵阵笑声。
  5月27日,在上海论坛“把脉大国关系”高端圆桌上,来自中国、美国和俄罗斯的专家就三国关系的新发展分享了各自的观察。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四个多月,此前不明朗的美国外交政策似乎已渐渐稳定,但美国国内政局的变化仍有可能带来不确定因素。
  中美关系好于预期仍存变数
  中美关系的发展好于特朗普参选时人们的预期,是与会专家们的共识。卜睿哲回忆道,在奥巴马执政的最后两年,人们已开始担心下一届美国总统与中国的关系可能会越来越严峻。特朗普也确实在大选中对中国进行了“妖魔化”,这让他尤其得到了美国社会中那些生活水平未能赶上经济发展的民众的支持。
  然而,卜睿哲表示,在特朗普上任后的几个月内,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过了重大的调整。包括中美领导人4月在美国海湖庄园的会谈释放出了正面的信号。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袁鹏在发言中表示,4月6日至7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很成功,领导人建立了非常好的个人关系,也建立了高层对话机制。两国在经济、朝鲜问题等方面的合作也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正如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中美元首会晤后对记者介绍情况时所说,中美双方都认为这次会晤是积极和富有成果的。会晤为中美关系发展奠定了建设性基调,指明了双方共同努力的方向;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达成了多项重要共识。”
  与之相对的则是美国与俄罗斯关系的恶化。尽管特朗普在竞选中频频向普京“示好”,但他上任以来,美俄关系并未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改善。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分析中心主任安德烈·卡赞策夫(Andrei Kazantsev)表示,尽管普京和特朗普的性格和世界观比较相似,但这不足以改变美俄关系,如今美俄之间没有互相尊重,状况甚至可能比冷战时期更糟糕。
  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今年4月6日,特朗普以涉嫌使用化武为由,命令美军轰炸了俄罗斯的盟友——叙利亚政府军的一处机场,这引发俄罗斯的强烈不满。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4月12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公开表示,“可以说,(俄美之间)在工作层面的互信程度,特别是军事层面的互信程度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则在当月会见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时不客气地说,“了解你方的立场,美国的立场,贵国行政当局的真正意图,对我方是非常重要的。”
  中美关系的积极势头能否继续保持下去,也是一个未知数。卜睿哲认为,尽管中美建立了高层对话机制,但双方仍存在深刻的分歧。比如,特朗普不会轻易改变他的经济政策。
  袁鹏也表示,目前中美在朝鲜问题上的合作更多是在战术上而不是在战略上,这种合作能持续多久,目前还不确定。而由于特朗普喜欢将不同议题互相联系起来,朝鲜问题也有可能影响到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
  “通俄门”将牵制特朗普对外精力
  中美俄三国关系中的另一大变数是特朗普团队正在接受的“通俄”调查。如今,关于特朗普团队与俄罗斯关系的报道一直占据着美国主流媒体的主要位置。美国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o5月28日报道,特朗普首次出国访问刚刚归来,就忙于与朋友和外界律师讨论“通俄”调查,而他的团队正在加强通讯和法律工作以应对质疑。多名白宫官员称,特朗普和一些助手确信自己被卷入了阴谋。
  此前,美国媒体5月26日报道,联邦调查局正对特朗普的大女婿、高级顾问库什纳进行调查,但目前还无意对他进行指控。有匿名官员称,库什纳曾在特朗普上台前私下与俄罗斯驻美外交官会面,提出使用俄罗斯外交设备来架设一条通往俄罗斯的不受美国情报部门监控的热线。27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出面为库什纳辩护,称建立秘密沟通渠道很正常。
  “这次调查非常严肃,正在取得进展,而且不会中止。”刚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来华的卜睿哲在会后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说,“我不知道调查最后结果会如何,但似乎特朗普团队中的一些人会面临刑事指控。”
  近期,美国媒体中不断出现关于“弹劾特朗普”的讨论,但由于共和党把持着国会上下两院,再加上美国此前也没有成功弹劾总统的先例,特朗普是否会被问责还不明确。
  袁鹏表示,俄罗斯现在几乎成了特朗普的“噩梦”。如今,美国国内对特朗普的调查让他处境艰难,即使他想推进中美关系,但可能也会因为正在遭受的调查而面临局限。
  卜睿哲则表示,调查对特朗普本人可能会产生比较复杂的影响。他认为,调查可能不会对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产生直接影响,但会牵制他处理对外事务的精力,同时也会增加他的心理压力,使他可能在面临自己不了解的情况时反应过度。同时,“通俄”调查有可能会让特朗普更加依赖国会中保守派共和党人的支持,这或许也会影响他的对华政策。
  不过,当记者问卜睿哲,他身边的其他中国政策专家是否担心特朗普在国内遇到的麻烦是否会影响其对华政策时,他的回答则清晰而干脆,“他们不太担心。”

来源时间:2017/5/29   发布时间:2017/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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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敬伟:特朗普摆脱不掉“俄影”

作者:张敬伟  来源:南洋商报

  特朗普总统,总是摆脱不掉来自俄罗斯的政治阴影。
  由于突然解聘原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詹姆斯·科米,特朗普陷入到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中。虽然特朗普有权解除科米的职务,但是科米牵涉到了一桩关涉特朗普“原罪”的调查案。即特朗普在竞选总统和当选总统后,和俄罗斯说不清道不白又严重违反美国“政治正确”的一系列事件中,所谓“通俄门”。
  美国政治事件一旦成“门”,不是发酵为政治丑闻,就会引发政治危机。前总统尼克松因为“水门事件”而下台;克林顿因为“拉链门”而身败名裂;希拉里则因为“电邮门”而和总统宝座失之交臂……相比以往的“门”,特朗普的“通俄门”对美国传统政治和其本人带来的杀伤力更大。
  从小布什时代到奥巴马时期,共和、民主两党政府和普京治下的俄罗斯政府关系持续糟糕,美俄陷入所谓“新冷战”;一方面是因为普京“新沙皇”个性特点,另一方面是普京咄咄逼人,在东欧和中东两大地区和美国搏杀。到奥巴马时期,美俄直接陷入乌克兰和叙利亚两场地缘政治冲突。
  前者,美欧对俄的经济制裁效果不大;后者,在叙利亚内战中,俄罗斯和美国的对决中则占了上风。而这,直接拉低了奥巴马的中东外交成果,也成为奥巴马外交政策的糟点。因而,奥巴马对普京,美国对俄罗斯,已到了水火难容的地步。
  特朗普的前身是商人,和俄罗斯有着斩不断的关系。他在竞选总统和候任总统时期,对普京有着毫无掩饰的好感,对修复美俄关系也直言不讳;尤其是特朗普用了所谓的“知俄派”蒂勒森作为国务卿(白宫二号人物)。
  对此,奥巴马摆脱“好人”形象,在其任期之末,给特朗普戴上了不准和俄罗斯修复关系的“紧箍咒”;不仅如此,由于在美国大选期间,俄罗斯骇客影响美国大选的疑云重重,为了打击特朗普,并给希拉里一个交代,奥巴马也坚定地要求FBI对俄罗斯骇客干预美国大选进行调查;推波助澜的美国主流媒体甚至爆出了特朗普被普京抓住把柄的消息。
  结果是,特朗普不得不在对俄关系上谨慎而为;糟糕的是,特朗普之前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因为“通俄”而被解职——FBI开始持续对特朗普政府“通俄门”进行调查。这是特朗普摆脱不掉的俄罗斯阴影。由于特朗普逢奥必反的政治个性,以及他在内政外交上不断推出令人愕然的政策,使美国内政外交陷入危机中。特朗普百日执政的成绩单堪称“历史最差”。
  在此情势下,特朗普在对俄外交上显示出强硬一面,向叙利亚发射了巡航导弹,使美俄关系陷入新冰点;此举也赢得了美国强硬派的叫好——但事实证明,这是特朗普虚晃一枪——随着中美关系解除警报、特朗普医保法案在众院初尝胜果,特朗普的亲俄特征又显现出来。
  政媒口诛笔伐
  本月9日,特朗普突然解除FBI局长科米职务;第二天,他在白宫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两个不寻常的时间节点,被美国舆论深挖细查,让特朗普陷入到了泄密与亲俄的双重尴尬中。前者,美国媒体指特朗普向拉夫罗夫透露了回教国(IS)试图用笔记本电脑炸飞机的情报细节,而该情报来自第三方的美国盟国。
  一经曝光,特朗普立刻被政媒两界口诛笔伐,美国人甚至认为特朗普应该被弹劾;此外,舆论亦引用相关信息称特朗普向拉夫罗夫通报解职科米的消息,并指科米是“疯子”;更糟的是,舆论还爆出今年2月份,特朗普曾要求科米停止对弗林的调查,特朗普和其幕僚不断出来解释辟谣,但越描越黑,特朗普似乎陷入了“亲俄门”深渊。
  5月19日,美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宣布,科米同意出席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以了解从俄罗斯大选到弗林被解职以及最近发生的一揽子涉俄事件;如果科米在听证会中“娓娓道来”相关信息,特朗普恐怕真的走不出通俄的这道“门”了。
  面对国内政媒两界的攻讦,特朗普也许不陌生却绝对不容小觑。客观而言,特朗普违反美国政治传统的做法,已成为美国精英社会的公敌。美国精英可以忍受特朗普内政上的笔走偏锋,也认可特朗普在中美关系上的改变,却绝不允许其在美俄关系上有所突破,否则,这将动摇美国在欧洲和中东的战略基础——首先,特朗普和欧洲建制派关系不睦,如果美俄关系按照特朗普的设计发展,美国将失去欧洲;其次,美国也将丧失在中东的话语权。这是美国——包括国会中的共和党绝不允许的。
  难以自证清白
  问题在于,特朗普也的确难以自证清白。一方面他言行不谨被对手抓住了把柄;另一方面其政策主调是“美国优先”,也决定了他必须改变陷入僵局的美俄关系。更大的问题在于,他解除科米的职务犯了白宫不干预FBI的大忌。即使科米谨言慎行,凭目前媒体曝光的消息,也足以让特朗普陷入危机之中。
  美国社会存在着倒特朗普的力量,“亲俄门”成为将特朗普驱离出白宫的动力。
  特朗普能走出“亲俄门”的困扰吗?即使特朗普涉险过关,他在美俄关系上也不得不小心翼翼。

来源时间:2017/5/28   发布时间:2017/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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