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辜学武  来源：南风窗

　　美国这个国家很有意思，自己花大力气经营了多年的东西，说丢就丢，一点都不犹豫。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特朗普政府对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全球化的抛弃。就拿世贸组织（WTO）来说吧，这是多少届美国政府竭尽全力与世界各国一起打造的全球化旗舰啊？可特朗普说丢就丢，一点都不觉得可惜，在不同场合放出信号，美国不想玩了，老大要离舰下船了。
　　3月初，英国《金融时报》泄露了一份美国政府给国会的报告。报告内容显示，特朗普政府准备无视任何它认为有意冒犯美国主权的世界贸易组织(WTO)裁决。它告诉国会，美国以后不一定会遵守世贸组织的规则。如果美国对来自中国和欧洲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而被世贸组织判为违规的话，美国政府会无视这些裁决。这个决定对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全球化来讲可不是什么好消息，美国真要这么做的话，世贸组织赖以生存的主要机制必死无疑。因为老大都不守规矩了，谁还会守规矩呢？
　　特朗普政府应该很清楚，只要美国对世贸组织“法官”的地位和功能持否定态度的话，就没有人把这个世界自由贸易的主要机制当回事了。接踵而至的必将是大家随意地相互效仿，WTO的尊严和效力便会消失殆尽。没有了WTO这个世界多边自由贸易组织，自由贸易寿终正寝的日子也就不会太远。没有了全球自由贸易，全球化也就是纸上谈兵了。
　　美国不仅不愿意主导全球性的自由贸易体系，而且也要抛弃区域性的自由贸易体系。凡是带上“自由贸易”色彩的东西，它都看不惯了。特朗普总统上任不到几个星期，就宣布美国退出12成员国组成的TPP， 强迫加拿大和墨西哥重新谈判美国继续留在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条件。从特朗普的角度来看， NAFTA和WTO都是让美国资产阶级流血，美国工人阶级失业的自由贸易安排，只有终止这个自由贸易体系，才能让企业和工作岗位回流，才能让美国“重新伟大”。
　　“逆全球化”的治国方略
　　美国新政府的这种行为，可以看作是一种对全球化的逆反。问题是，为什么偏偏在21世纪初会出现这个“逆全球化”趋势呢？为什么又偏偏是美国这个自由贸易的旗手会突然打退堂鼓鸣金收兵呢？
　　我们不妨首先从治国方略的角度来看看当下的美国为什么要放弃对自由贸易的追求。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在如何发展21世纪美国经济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和他的所有前任政府都有完全不同的指导思想。如果说从里根到克林顿，从老布什到奥巴马，过去近40年的历任美国总统都是自由贸易理论的忠实信徒和追随者的话，那么特朗普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捍卫者。
　　特朗普上台已经超过100天了。在这100天里我们看得非常清楚，特朗普和他的前任们走的不是一条路。他雄心勃勃地正在颠覆美国自由贸易立国的国策，准备用贸易保护主义来治国，试图通过政府对本国的外贸和边界的精心保护来“重振美利坚”。这一治国方略年初在德国巴登巴登举行的二十国集团财长会议上就已经昭然若揭。
　　特朗普的财政部长在巴登巴登拒绝将“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这句话写进共同宣言时表现出来顽强和不妥协精神使与会者不知所措，让主持会议的德国政坛老将、财政部长朔伊布勒好没面子。本来大家都以为特朗普的反自由贸易口号只不过选战喧嚣而已，但美国代表团在巴登巴登的表现让人明白，华盛顿在颠覆现行自由贸易体系上是铁了心了。
　　当时大家都不理解为何美国就偏偏在这个问题上不愿妥协，甚至宁可让巴登巴登会议二十国财长不欢而散，也不愿签署一个带有“反对任何贸易保护主义”条款的共同宣言。越仔细研究特朗普和他的团队的思维方式和治国理念，越清楚地感觉到他们是在做一种自认为是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颠覆性工作，他们要颠覆的是美国建制派长期奉行的“自由贸易立国”精神并用贸易保护主义取而代之。
　　显然，特朗普和他的助手们并不觉得贸易保护主义是一种负面的、见不得人的东西，而是可能给美国带来新的希望和发展的治国良方。和奥巴马不一样，特朗普要用各种贸易保护措施和边界控制来促使资本回流、产业回流和工作岗位回流美国。试想，一个以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治国的总统如何会有动力来推动全球自由贸易，又如何有冲动来继续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呢？
　　地缘政治“盲点”
　　要搞懂美国为何不愿主导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全球化这个问题，除了治国理念这个角度，还要仔细梳理一下特朗普政府对自由贸易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中的作用的看法。我们都知道，至少从克林顿总统开始，美国政府就赋予了“全球自由贸易”一个巨大的地缘政治功能，即推动全球经济结构向有利于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地缘政治结构的方向发展。
　　典型体现这一战略思维的一个例子就是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它的前身“世界关税同盟”（GATT）的严格把关。为了加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申请“入关”的国家的经济体系几乎都要“脱胎换骨”。要想“入关”，它们必须承诺废除国内法律体系中所有与GATT/WTO条款格格不入的规章制度，从而向美国和西方国家制定的全球自由贸易游戏规则看齐。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新的世贸组织成员国的诞生都意味着西方自由经济体系影响力的扩大，尽管这种扩大往往都是一种双赢。
　　多少年来，美国也确实把“入关”当作一个地缘政治博弈的游戏来玩，光是同中国的“入关”谈判就谈了十几年。当年要不是中国政府把“入关”当作“倒逼”国内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机制，从而作出“入关”利大于弊的战略判断的话，中国现在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情况。
　　但美国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中国在全面进入世界贸易体系之后，就像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经济获得了奇迹般的发展。这个经济奇迹的直接地缘政治后果是一个越来越强大和自信的中国，一个地缘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大的战略竞争对手。
　　为了扭转这个颓势，特朗普的前任奥巴马开始怠慢WTO，另起炉灶。他接过TPP这个壳，玩起了试图重新将中国边缘化的游戏。TPP本质上就是利用制定更高的、更为精细的自由贸易规则影响或迫使中国朝着美国希望的方向发展。所以，TPP是一个地缘政治意图非常强烈的自由贸易游戏。“美国不允许中国之流的国家来书写全球经济规则”，这是奥巴马总统在国会说服议员们支持TPP的一个主要论点。他的国务卿希拉里也说，“一想到要在中国人制定的游戏规则下生活，我就不寒而栗”。
　　与奥巴马和希拉里相比，特朗普对自由贸易的地缘政治效应似乎没有知觉。他看上去是一个不愿意或不习惯把“自由贸易”当作地缘政治工具来使用的美国总统。从这种角度看，特朗普憨厚得可爱，因为一般认为，美国退出TPP，华盛顿相当于自废武功，痛失地缘政治上孤立和挤压中国的一个有力抓手。事实上TPP也被看作是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经济支撑，以呼应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以图让亚太地区的国家不仅在安全问题上紧紧依靠美国，而且在经济发展上也向美国靠得更紧。
　　可特朗普不这样看。他说他不愿意带着地缘政治的有色眼镜来看TPP。对于这位商人出身的总统来讲，评判一个自由贸易协定好不好，取决于它是否会给美国带来更大的就业机会，更多的投资和更大的财富。特朗普把TPP称之为“一个糟糕得不可能再糟糕”的贸易协定，就是因为他觉得TPP对美国的经济和贸易来讲是一个“亏本的买卖”。在他对TPP的评价中丝毫看不出他的贸易观中有任何地缘政治的“兴奋点”。
　　正是这个贸易思想中“地缘政治的盲点”，使得他对TPP的评价是纯事务性的而非战略性的。“在商言商”，在商人总统特朗普看来，无论是WTO，还是NAFTA、TPP，都是对当前美国的经济来讲“有百害而无一用”的东西。零关税待遇或低关税待遇、开放的服务贸易、开放的边界、高度自由化的金融服务都无助于振兴美国制造业，推动产业、资本和工作回流美国。联想到这一点，难道美国放弃对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全球化的主导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中国不能掉以轻心
　　特朗普今年1月20日入主白宫以来，在他的麾下聚集了一群奉行“主权至上”的坚定的经济民族主义者。这包括特朗普最亲近的顾问之一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和贸易团队的掌门人、新成立的国家贸易委员会的负责人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
　　长期以来，这些坚定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们一直视全球自由贸易为洪水猛兽，坚决反对将美国的主权置于世界贸易组织的裁决之下，呼吁美国政府对WTO采取强硬的态度。彼得·纳瓦罗甚至公开呼吁多一点贸易保护主义，少一点自由贸易，不仅要让产业、资本和工作回流美国，而且还要回收美国主权，让美国交给世贸组织的裁判权回归美国。
　　一朝天子一朝臣。现在这样一群长期受美国主流精英压制的少数派掌权了。特朗普把他这帮志同道合的兄弟们带进了白宫，并授予了他们重新审视美国外贸政策的权力和资源。可以想象他们“翻身”后的兴奋和当下“今日不搏，更待何时”的心情。由这样一群信奉贸易保护主义者组成的新政府，又如何有心情来继续高举“自由贸易”的大旗呢？
　　恰恰相反，抛弃自由贸易政策，才是针对特朗普政府可以预见的逻辑结果。种种迹象表明， 特朗普政府确实正在绞尽脑汁地考虑如何绕开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使美国尽量不受世贸组织仲裁机构的约束。目前，有几场官司在等待着华盛顿。其中有一个世贸组织的裁定会对中国非常重要，这就是去年12月中国与欧美国家的市场经济地位承认之争。
　　北京已经在世贸组织对欧盟和美国提起诉讼，控告它们违反2001年中国入关时作出的15年后自动承认中国为市场经济的承诺。如果美国输了这场官司而又拒绝接受和执行有利于中国的裁决的话，将会严重动摇世人对世贸组织作为全球贸易争端解决平台的信心。如此看来，北京还不能对白宫这批经济民族主义者“新贵”对世贸组织的杀伤力掉以轻心。
　　“相对利润”心结
　　放开以上这些因素不谈，还有一个最能帮助我们理解美国为何不愿继续主导以自由贸易为基础的全球化的理论，这就是国际关系学里面的所谓“相对利润”理论。这个理论认为，真正能驱使国家进行合作的是“相对利润”（relative gains）,而不是“绝对利润”(absolute gains)。
　　所谓“相对利润”是一个国家在从事国际合作时获得的利润与他国合作时所获得的利润之比。这个“相对利润”越大，合作的动机就越强；反之就越小。即使合作能产生“双赢”局面，但如果这种“利润”只是一种“绝对利润”，即合作所获得的利润与自己合作前状况之比，而且这个“利润”又小于合作伙伴的“相对利润”，那国家一般就不愿继续进行合作了。
　　“相对利润”理论认为，国家都是自私的，都是具有很强算计心理的政治实体。虽然通过合作“我”得到了不少赢利，但看到“人家”通过和“我”合作比“我”赢得更多，觉得“亏”了，心里难受从而失去合作冲动。因此，“相对利润”理论认为，往往有这种情形：一个国家因为怕“吃亏”，它宁可放弃合作从而失去“绝对赢利”，也不愿意继续合作，让他人赢得比我更多。
　　特朗普的美国目前就是这种“亏”了的心态。华盛顿的精英们当然知道全球化给美国带来了极大的好处，可是他们觉得中国比美国赢得更多。虽然中美都是全球化的赢家，但他们觉得美国赢利只是“绝对利润”，而中国赢得的是“相对利润”，这个不平衡的心理才是美国不愿意继续同中国玩全球化的根本原因。
　　看看美国自中国“入关”以来获得的“绝对利润”吧：美国贸易代表（USTR）办公室于2017年1月发布了一份题为《中国执行世贸组织承诺2016年度报告》。该报告承认，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5年来，美国的确获利不少。比如美国对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在2015年达到1160亿美元，自中国入世以来增长了505%；另外美国也因为中国入世，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海外服务贸易出口市场，2015年对华服务贸易出口高达480亿美元，与2001年相比增长了802%。中美建交时，双方的贸易额不到25亿美元，而到2015年时增长了200多倍，双边贸易额高达5583.9亿美元。
　　然而，这些数字再大，利润再高，对美国来讲都只是“绝对利润”。同中国获得的“相对利润”相比，美国觉得自己还是一个“大输家”。华盛顿认为，2015年中国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并继续延续了对美顺差30年的“光荣历史”。按美方计算，2015年中国出口美国商品价值是进口的近4倍，顺差达到“惊人”的3657亿美元。按特朗普的话来讲是“触目惊心”。
　　正是基于这种“绝对利润”心态，特朗普政府把中国的“相对利润”看作是“中国不公平地欺负了美国”。他信誓旦旦地承诺要整顿美国的贸易政策，彻底纠正他所称之为的全球贸易体系“功能失调”。他认为，就是因为这个功能失调，中国和其他新兴国家崛起了，美国的中产阶级衰落了。现在的情况是，特朗普认为中国从全球化中赢利太多，美国太少，要把全球化中中国获得的“相对利润”部分拿回去，使美国“重新伟大”起来。
　　美国看来是一时半会儿很难回到全球自由贸易的轨道了。作为“相对利润”的大赢家，中国和德国可能得共同扛起全球化的大旗了。但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会是一个“在商言商”的对手，若能创造机会，在不影响自己“绝对利润”大前提下，提升美国商人总统的“相对利润”感受，中国和德国还是有机会让美国回头是岸的。
　　毕竟自由贸易的思想在美国还是根深蒂固，不可能因为特朗普的上台而彻底消失。

来源时间：2017/5/17   发布时间：20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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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丹尼尔•艾肯森  来源：中美聚焦

　　特朗普总统最近发起两项独立调查，以了解美国国家安全是否因全球钢铁和铝的供应被人为抬高（他认为原因是中国过度生产）而受到威胁。如果结论是肯定的，总统将有合法权力提高进口壁垒，保护本国资源。但是，以国家安全名义让保护主义合法化是一种极端措施，是国际贸易法中的“核选择”，会给美中关系和建立在规则之上的贸易体系带来不良后果。
　　自1947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成立以来，各国已经认识到保护主义的危险性，以及通过减少贸易壁垒为经济增长创造可持续条件的重要性。但直到今天，大多数政府仍不情愿完全放弃保护主义。按照GATT和世贸组织（WTO）规则，政府被允许有条件地提高关税，以应对“不公平”贸易行为或损害及可能损害本国产业的进口激增、公众健康或安全关切，或者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威胁。
　　与自由贸易的经济观与道德观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各国政府决不会让削减关税优先于它们保障国家安全的义务。所以，1947年GATT伴生了一个巨大而必要的漏洞。GATT第21条规定了所谓的“国家安全例外”，它允许成员国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实施贸易限制，且成员国没有义务证明限制理由符合公认的国家安全或国家安全威胁定义。这一漏洞不被滥用的关键，是各方认可政府以国家安全为由提高贸易壁垒的任何决定都要慎之又慎（并非是政治权宜之计）。
　　法学家罗杰·阿尔弗德在2011年的一篇法律评论文章中是这样说的：
　　安全例外是一种反常规，是国际贸易法中的一个独特条款，它赋予成员国为保护国家安全而规避贸易规则的自由。在GATT的漫长历史及WTO的短暂历史上，这种自由从未受到严厉质疑。成员国知道这种例外属于自我判断，并假设行使这种自由靠的是智慧和诚信。到目前为止记录良好，虽然肯定会存在偏离，但基于自我判断的安全例外一直运行顺畅，绝没有损害WTO的有效运作（划重点）。
　　不过，如果特朗普政府确定进口钢铁或铝构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并因此提高关税，情况就有可能变了。国家安全受到保护国家安全所必需的大量原材料的威胁，这种说法站不住脚，这是公开邀请所有WTO其他成员借国家安全之名搞有利于国内重要政治利益的保护主义。
　　当然，保护主义者的论点是，一旦美方生产商倒闭，大量的廉价钢铁和铝也就不会再有，外国“对手”就会以停止供应相要挟施压美国买家。换句话说其观点就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如此重要的产品，即使供应萎缩价格上涨，也要由非敌对的外国或本国生产商来提供。这种惯有的老生常谈式保护主义假设发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本着“我们永远不作过分肯定”的精神，美国政府要采取有可能毁掉贸易体系的措施，而其代价是带来真正严重的国家安全威胁。
　　即便美国的这种行为受到WTO另外成员的质疑，争端解决机构（如果进行裁决的话）也会尊重美国所认定的国家安全威胁。很难想像国际贸易法学家会强烈质疑成员国政府对其国家安全威胁的解释。所以，如果美国凭借这一漏洞逃脱了对如此无赖的保护主义的惩罚，其他国家极可能有样学样。
　　2006年以来，美国和中国一直就半导体和信息通信技术产品进行着轻度贸易战。中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实现技术优势是它的主要经济目标之一，而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通过贸易保护措施发展自给自足的本土半导体产业。各种情况表明，中国十多年来一直在采取自主创新的政策。
　　美国的回应是借网络安全政策从根本上阻止中国最成功的信息通信技术公司参与或提供美国的电信基础设施项目。中国的回应则是实施一套新政策，包括国家安全法和网络安全法，实质性提高美国和其他外国技术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成本。同时，近几个月来，美国政策制定者们也开始加温，让中国买家更难收购美国技术公司。让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更加方便地建议总统阻止这类收购的想法也在认真考虑之中。
　　如果美国借国家安全之名提高钢铁和铝的关税，中国就可能更无拘束地宣布它对外国半导体的依赖是一种国家安全危机并正式加征关税。同样，对粮食安全深感忧虑的印度有理由为了国家安全把实行新的农产品进口限制列为当务之急。“潘多拉盒子”将被打开，那些逃出来的祸患将让贸易体系背负重压。

来源时间：2017/5/17   发布时间：2017/5/17

旧文章ID：13197

作者：金钟  来源：观察者网

过去的一周中国的经济领域接连发生了好几个大事：5月12日中美达成贸易协议，5月14和15日中国又举办了一带一路的首脑峰会。为什么这两个大事件前后脚的赶在一起？国际经济秩序在这两个大事件的影响下将会如何演变？如果想要真正看懂这一系列动作后面的真正含义，我们需要将两者结合在一起来分析。

先说背景。中美贸易谈判和一带一路的出台从根本上都是中国经济实力提升，导致了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美国和第二经济大国的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必须随着实力对比的变化重新定位。

从美国一方来说，不管是奥巴马政府还是特朗普政府，一直以来，他们对待中国的经济崛起都采取了带有遏制意味的政策应对。所不同的是，奥巴马企图通过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来围堵中国，特朗普则威胁要采取贸易战措施来直接的对抗中国。

在这样的外部压力下，中国也针锋相对的提出了反制措施。针对TPP的太平洋包围圈，中国的一带一路专心向西要打通欧亚大陆桥。而针对特朗普的贸易制裁的威胁，中国和美国坐下来谈判来争取缓和的空间和时间。

具体到中美贸易协定，根据相关的新闻报道，中美这一次主要就农产品、金融服务和能源贸易达成了一系列协定。

其中农产品方面包括了牛肉和鸡肉的贸易开放；金融服务方面包括了银行、信用卡支付和信用评级行业的市场准入；而能源贸易条款里，美国同意不对中国进口美国的液化天然气设置限制。最后，美国也派出一支代表团参加了周末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

表面上看中国对美国做出了不少让步，由于中国对美国的高额贸易顺差，美国在这个贸易协定中获得的东西似乎大于中国从美国得到的东西。然而，这份贸易协定真正关键的地方却不在那些协议文本里面。

倒戈一片：图中深黄色为奥巴马曾连赢两次的县（郡），淡黄色是奥巴马赢过一次的，而去年的美国大选这些地方（尤其是“铁锈州”老工业区）都投给了特朗普

仔细阅读这份协议以后，我们可以发现，这次协议中涵盖了几个美国主要的出口支柱产业：农产品、金融服务和能源。但是，我们需要看到有一类商品是没有被包括在这次的贸易协定中：工业制成品。

特朗普能够在2016年的选举中获胜基本就是靠着他在中西部“锈带”得到了蓝领工人的大力支持。而蓝领工人支持特朗普的主要原因就是特朗普许诺要缩减美国贸易赤字，并增加美国就业。

而缩减贸易赤字既可以通过减少进口，也可以通过增加出口来实现。对于中西部的竞选关键州如密歇根来说，他们最大的出口产品就是汽车。

因此，在特朗普和习近平主席4月份的首脑会议期间，美国官员将对中国的汽车出口作为一个主攻方向。他们的逻辑很简单，中国对进口汽车征收25%的高额关税，此外根据排量不同还征收消费税。再加上17%的进口增值税，美国出口中国的汽车在与国内生产的汽车的价格竞争上处于很大的劣势。所以，对于特朗普来说，如果可以争取到中国减免美国汽车进口的各种税费，那么他既可以缩小美国贸易逆差，又可以实现对中西部工人的诺言，增加就业。

2011年12月，中国商务部决定对美国通用汽车再增收额外的22%的关税

当然，由于汽车工业是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产业，其产业链涉及广泛，影响到庞大的企业群体和就业岗位，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举足轻重。当年正是为了保护自己刚刚起步的汽车产业，中国才对进口汽车征收高额税费。而在这一次的中美贸易谈判中，中国成功的拒绝了美方关于放开汽车市场的要求，应该说就已经达到了预先的战略目的。

而贸易协定中另一条关于放宽美国对中国出口液化天然气的条款，也包含了类似深意。按照中国以往和其他国家签订的油气进口合同来看，这次美国承诺放宽对中国出口天然气乍一看是中国要增加美国天然气的进口量，好像是中国一方的让步。而实际上从美国的角度看，这一条是美国“吃亏”了。

原因很简单，美国的天然气价格很低，在世界市场上很有竞争力，因此石油行业其实是希望可以加大对中国出口天然气的。但是美国的化工行业，尤其是以天然气为主要原料的中下游生产商则对于美国放开天然气出口持坚决的反对态度。

路透社在“中美贸易协议”中，专门谈到LNG（液化天然气）的出口

美国化工行业的反对理由也很简单，低廉的天然气价格是美国化工行业仍然愿意在美国投资生产的重要原因。如果美国放开天然气的出口，一方面可能引起天然气价格上升，另一方面也会让国外（尤其是中国）的化工企业也可以接触到廉价的美国天然气，从而削弱了美国化工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而这次贸易协定中取消了对中国出口天然气的上限，从美国角度来说这就是一个让步。但是美国天然气出口的总量限制仍然还在，因此美国这个让步的幅度也是相当有限。

从这两个例子中就可以看出，中美两国的贸易谈判中，相对容易达成一致的就是有关农产品和矿产资源这种初级产品的贸易协定。金融服务这种受到严格监管的行业对于本地化的要求很高，因此两国在这方面做出一些让步也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一旦谈到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工业制成品的市场准入问题，中美两国都是寸步不让的争夺和保护，这才是两国贸易竞争中的重中之重。

从美国驻华商会与欧洲驻华商会就这次贸易协议的反应也为这一点提供了侧面佐证。两个最大的外国驻华商会对于农产品、能源和金融达成协议表示赞赏，但是对于贸易协议没有包括工业产品贸易和中国制造业的产业政策方面的内容明确表态表示十分失望。

尤其是中国目前正在推动的向中高端制造业前进的战略计划“中国制造2025”，更是引起了外国驻华商会的严重担忧。他们担心中国进军中高端制造业将会让他们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因此纷纷要求美国政府在未来的谈判中继续就这一问题对中国施加压力。

而这次贸易协议中还规定了美国派出代表团参加一带一路峰会。如开篇所说，中国最初提出一带一路这个概念的时候，多少有一些要打破美国在太平洋地区设置的经济包围圈的意图。

如果在地图上看一带一路涉及到的国家和地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计划是要将欧洲亚洲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然后通过海运再将非洲也囊括进来。在这个地图上，却是没有隔着大洋的美国。

在这个计划中，欧亚之间的互动将会成为主导地位，以前一直被人们忽视的中亚、西亚、南亚、东非和欧洲都将有机会参与到这个欧亚非内部贸易与投资的机遇中来。这样的结果就是大家会绕过原本在国际经济秩序中占据中心位置的美国，另外形成一张经贸往来的网络。长远来说，在这个网络里的贸易与投资甚至可以慢慢的减少对美元的使用，从而动摇美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支柱地位。

那为什么美国会同意派正式代表团来参加这个原本不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经济合作计划呢？这其中有经济利益的原因。一带一路目前规划的投资规模高达几千亿美元，这样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投资必然会产生大量的对于建筑机械、能源设备等方面的需求。

在这些领域里面，美国厂商还是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的，自然不愿意放弃这块蛋糕。而美国的与会代表发言时着重强调希望一带一路的工程招标要公平透明，这也侧面证明了美国商界对于一带一路的利益诉求。

在这次峰会之前，美国政府对于中国一带一路的设想也许并不太重视。美国的精英阶层或许会很关注一带一路建设中某些工程，比如在印度洋兴建的港口，但是他们对于一带一路整体的战略意义和对于国际经贸格局的改变仍然没有概念。

马特·波廷格（Matt Pottinger）将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而这次峰会的召开，就给了美国政府一个接触到第一手的一带一路设想和建设计划等资料的机会。这从这次美国派出的峰会代表马修·波廷格（Matt Pottinger）的背景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人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期曾经作为《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在中国和东南亚工作生活过10年，中文比较流利，在中国采访期间还与警方发生冲突被拘押过。

32岁的时候，马修弃笔从戎通过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测试加入美军。他在美军中作为一名军事情报专家先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服役，并和当时的美国军事情报主管弗林将军一起起草过一份改革美国军事情报工作的报告，成为后来美军改革情报工作的蓝图。

当弗林将军被特朗普任命为国家安全顾问以后，马修也被他带到白宫成为亚洲问题的高级顾问。弗林由于俄罗斯问题被解雇以后，马修作为白宫内少数能说中文的政策专家继续留任并得到重用。

综合他的背景：对中国内部情况的熟悉、金融行业的工作背景、服役期间的军事安全情报工作的经历，而服役地点又是阿富汗和伊拉克这样处于一带一路关键位置的地区。因此可以想见马修对于中亚西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局面有着比较透彻的了解，他更很可能在这两处地区掌握着一个庞大的人际关系网。那么不难想象特朗普政府派他前来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美国如何应对一带一路提供经济、安全、和军事方面的政策建议。

从马修过去的经历来看，他对中国的态度比较偏向鹰派，当面临困难和问题时，他不是喜欢等待指示的类型，而是更加倾向于采取主动应对的态度。相信随着一带一路计划中具体建设项目的出台和进入实际操作阶段，美国政府应对的后手也将逐步显露出来。

目前，达成贸易协定的中美两国似乎已经进入一个关系相对融洽的和缓期，我们成功地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特朗普则多了几个在美国国内炫耀自己的政治筹码。但是我们不应因此而放松，应当看到，这次的贸易协议只是个开始，中美两国达成协议的部分都是两国贸易往来中最容易做出妥协的初级产品市场和限制很多的金融服务市场。

真正触及双方核心利益的中、高端制造业和科技业的市场开放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而且双方在这些领域的让步空间也比农业金融业的谈判小了很多。

而一带一路设想的逐步实现则必将缩小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影响力，中国现在已经占了一点先手，但是美国想必不会束手旁观。如何在严峻的外部环境中，既达到本国产业升级的核心目标，又逐步增加我国设计新型国际经济秩序的话语权，这是我国决策者面临的一个艰巨的考验。

来源时间：2017/5/17   发布时间：2017/5/17

旧文章ID：13195

作者：  来源：红星新闻

　　美国媒体15日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周在白宫与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会面时，向俄方透露了涉及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高度机密”情报。
　　此消息一出，全球震惊。
　　白宫当天晚些时候出面否认了相关报道。而特朗普16日则在Twitter上表示，自己有“绝对权力”和俄罗斯分享“事实”。
　　尽管国内外舆论反应激烈，但特朗普这一次还真说对了——他有“绝对权力”，且其行为并不违反美国法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红星新闻为你解答。
　　美国宪法规定：
　　总统有权处理解密或“适当透露”机密信息
　　据《华盛顿邮报》15日报道，在上周的会面中，特朗普向拉夫罗夫讲述了“伊斯兰国”（IS）恐怖组织如何计划利用笔记本电脑在飞机上实施恐袭，甚至还透露了更多的敏感信息。
　　这是继上周二（5月9日）特朗普出人意料地宣布解雇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詹姆斯•科米后的又一爆炸性新闻。美国舆论反应更为激烈，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纷纷站出来要求白宫“交代清楚”，劝特朗普“管住自己的嘴巴”。
　　对此，特朗普16日在自己的Twitter上表示：“作为总统，我想和俄罗斯分享反恐及航空安全相关事宜，我有绝对的权力这样做。”
　　他还表示，这么做是出于人道主义，希望俄罗斯加大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及恐怖主义的力度。

　　事实上，无论国际舆论反应多么激烈，但特朗普的确拥有权力这样做。
　　根据美国宪法规定，美国总统有权不经过任何官方程序、单方面披露任何信息——即使是最机密的情报。
　　这意味着，美国联邦法规定泄露机要情报的行为违法，但并不适用于美国总统。
　　甚至连民主党的一些特朗普批评者也承认，总统是可以分享敏感信息而不必面临刑事处罚的。虽然其他政府官员如有类似泄密行为，注定难逃牢狱之灾。
　　在这方面，美国宪法对于总统有特殊的保护。
　　红星新闻查阅相关资料发现，美国情报信息的分级是根据总统行政命令执行，并非由国会规定。因此，不同总统在任期内都会对其进行修改。
　　目前，相关的最新版本13526号总统行政命令是前任总统奥巴马于2009年制定签署，特朗普上任至今未对其进行修改。
　　命令中提到：“各权力机构，可根据自己部门收集或接收到的信息进行分级和解密。”
　　根据13526号命令，这些权力机构可以向有适当安全级别的人以及“确实需要知道”的人披露情报信息。因此，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可以合法地随时分享机密信息。
　　而在“泄密”新闻爆出后，CNN又爆料称，前FBI局长詹姆斯•科米在一份备忘录中提到，特朗普曾要求他停止对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的调查。
　　尽管白宫火速出面否认，但美国国内对特朗普的质疑声越发高涨，有不少人公开要求弹劾特朗普。
　　然而，泄露机密信息以及干预司法的行为是否可以成为总统被弹劾的理由呢？
　　德克萨斯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国家安全及宪法法律专家史蒂芬•弗拉德克表示，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弗拉德克称，根据美国宪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总统、副总统和合众国的所有文职官员，因叛国罪、贿赂罪或其他重罪和轻罪而受弹劾并被定罪时，应予免职。
　　而俄美两国之间并未处于战争状态，因此特朗普将机密透露给俄罗斯并未构成叛国罪。想要进入弹劾程序，可能性几乎没有。
　　尽管48%的美国人都支持弹劾特朗普，但弗拉德克称，除非大部分议员们开始有此倾向，否则向俄罗斯泄密不会对特朗普造成太大影响。然而，这一行为会对美国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目前无法知晓。
　　相较于此次“泄密”，特朗普毫无征兆“开掉”了FBI局长及要求FBI停止调查，更可能成为他被弹劾的理由。
　　民主党议员理查德•布吕芒塔尔称：“科米的备忘录是一份强有力的证据，这完全说明了特朗普有阻碍司法的行为。”
　　加州大学法律教授欧文•查瑞明斯基表示：“总统要求FBI停止犯罪调查，这是妨碍司法公正。这正是尼克松总统被解职的原因。”
　　前北约最高军事长官：
　　盟国收到会因此极大伤害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向俄罗斯官员泄露的机密信息来自于中东地区同盟国，而该国并没有允许美国将信息分享给俄罗斯。特朗普的行为将深入“伊斯兰国”组织的情报人员置于十分危险的处境。
　　一位知悉最高级别情报传递方式的美国官员称：“这是密码情报，特朗普向俄罗斯官员透露的情报比我们与同盟国分享的还要多。”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白宫回应称特朗普没有提及具体的情报来源和收集手段，但并没有否认“泄露机密”的核心事实。而美国中情局则拒绝对此进行评论，美国国家安全局也并未作出回应。
　　总统泄露机密情报在美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类似事件。毫无疑问，这将引发盟国对其的信任危机。
　　前北约最高军事长官、退休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16日称：“我们的盟国会因此受到极大伤害。这个影响会持续很长时间。”
　　他同时表示，今后所有同盟国在向美国提供情报前，都会考虑特朗普是否会将这些敏感信息发到Twitter上或是传递给俄罗斯。
　　斯塔夫里迪斯所提及的已经渐渐成为事实。据美联社报道，本周二一位欧盟高级官员表示，如果特朗普向俄罗斯外交官员提供了机密信息，他们或将停止与美国共享情报。
　　司法部前国家安全律师凯莉•卡尔德罗则称，向俄罗斯高级官员泄露机密情报违反了情报合作的准则。

来源时间：2017/5/17   发布时间：2017/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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