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斯洋  来源：美国之音

　　华盛顿 — 一提起中国的宗教信仰，西方人最容易联想的是中国政府对宗教的打压和压制，但是，美国一名资深驻北京记者在自己的新书中阐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说，面对社会矛盾的加剧，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缺乏，中国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领导的共产党实际上正为包括儒、释（佛）、道教在内的所谓中国“传统”宗教提供支持，希望借此恢复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而达到共产党的治国目标。这名记者还认为，习近平对传统宗教的支持重现了中国皇权对特定宗教和信仰体系的支持。
　　中国人的精神饥渴和道德缺失
　　“我们原想我们不开心是因为我们穷，现在，我们很多人已经不穷了，但是我们仍然不开心。我们意识到有什么东西缺失了，那就是我们的精神生活。”
　　这是美国《纽约时报》撰稿人、前《华尔街日报》驻北京记者张彦（ Ian Johnson）在自己最近出版的新书《中国的灵魂， 毛之后中国的宗教回归》（The Souls of China, the Return of Religion After Mao）中援引的一位中国被访者的心声。张彦说，这样的精神饥渴几乎是目前生活在北到北京、南到香港、东到上海、西到成都的中国中心区域的中国人、主要是汉族人的共同写照。
　　张彦说，他之所以把这本书关注的对象限定为占中国人口91%以上的汉族民众，是因为汉族人是中国30多年经济腾飞的最大获益者，因此，“他们的经济、政治和精神之旅就是中国之旅”。
　　张彦4月18日在华盛顿的一个新书发表会上说，中国人精神饥渴源于中国近现代对本国传统宗教和文化的破坏。张彦认为，这种破坏其实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时期，并不只是共产党当政后的一段时期。 他说，由于近代的中国在与西方的对抗中屡次失败，中国人不仅推翻了皇帝，而且还推翻了与之紧密相连的宗教体系和价值观。他说，当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认为，中国传统宗教体系，特别是儒家思想，阻止了中国成为现代进步国家，而共产党的到来只是加速了这种对传统的破坏。在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时代（1949年到1976年），中国大部分庙宇和道观被破坏殆尽。他认为，现在中国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超越了宗教的范畴。
　　他说：“这不仅仅是宗教的问题，这是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问题。我们是谁？什么让我们成为中国人，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有哪些共同的信仰？旧的体系被推翻，用共产主义来替代的努力又遭遇失败。在改革的阶段，最大的原则是致富最光荣，大家只管赚钱，但是不能过问太多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这对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不够的，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几百年来，甚至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一直由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理念来定义，不管是孔子的儒家学说还是其他宗教或是半宗教的哲学人物的学说。”
　　他在演讲中特别谈到中国人对自己社会的道德缺失的感叹。
　　他说：“中国人看看自己的社会， 他们总是说，他们看到社会缺乏道德，缺乏共同的价值观。他们总是讨论，他们社会中缺乏最少的道德底线。这也是中国人为什么会转向宗教，寻求一种精神寄托来改变自己的社会。”
　　张彦感叹宗教在中国复兴的步伐，他认为，从宗教中寻求精神寄托是宗教在毛泽东时代后中国宗教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根据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最新报告，中国目前拥有1亿8千5百万到2亿5千万佛教信徒、大约6千万到8千万基督教新教教徒、2千1百万到2千3百万穆斯林、7百万到2千万法轮功练习者、 1千2百万基督教天主教徒和6到8百万藏传佛教信徒。
　　习近平希望借助宗教恢复中国的精神生活
　　张彦说，与西方认为的中国共产党对宗教无分别打压不同，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在谋划重大宗教路线的转变：通过支持某些宗教来恢复中国精神生活的活力。他在给《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面对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放缓，中国政府正求助于宗教，借以巩固自身权力。”
　　张彦的新书关注了几个群体：北京佛教徒、山西道教、成都的基督教、在浙江山洞里冥想打坐的大师们以及中国共产党政府。
　　他说，虽然中共在宗教信仰方面仍然设有“禁区”，但是，过去五年来，中国民众的大多数宗教信仰还是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和鼓励。
　　他说：“政府不再对大多数的宗教信仰行为抱持敌视态度。当然这其中还是有‘禁区’， 有出问题的地方。最明显的禁区就是与国外的联系。中国政府最不希望外国力量参与宗教。所以，佛教是没问题的，除非你提藏传佛教或是达赖喇嘛；伊斯兰也没有问题，很多中国穆斯林并没有受到大的歧视，但是，新疆的穆斯林，因为他们可能会与外国有联系，这是个禁区；天主教与梵蒂冈的联系；基督教新教，因为很多团体与外国有联系 ，特别是与美国华裔新教团体的联系，从那里获得技术和知识，也有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2001年，张彦因为撰写有关法轮功如何在中国被打压的报道，获得新闻界的最高奖项普利策奖。
　　张彦认为，中国的传统宗教包括“儒释道”在内之所以成为宗教界的赢家，是因为习近平政府希望利用传统宗教文化来达到自己的治国目标。他提到习近平上台后的两个重要任务： 第一是反腐，不管是巩固权力也好，还是真的希望治理政府官员的渎职。第二项就是发动全国性的运动，促使共产党拥抱传统的价值观。张彦认为，两者是相关联的，这两个目标都是习近平为中国缺乏最起码的道德标准寻找的答案。不过，他也提到，习近平对中国宗教的兴趣早在他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之前就已经体现，时任中国河北正定地方领导人的习近平帮助修建了正定城最有名的佛教胜地临济寺。
　　他说：“在前几届政府时期，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我们看到他们已经给予宗教的一定自由。宗教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左右得到发展。但是，在习近平的时代，我们看到习近平政府努力利用宗教来达到政府的目标。”
　　习近平上台后的一些行动也提供了佐证。2013年11月，习近平前往山东曲阜考察，参观孔府和孔子研究院。习近平还表示，他要好好研读两本书《孔子家语通解》和《论语诠解》。外界认为，习近平此行传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他希望能够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习近平在考察时还说，“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
　　2014年，习近平访问总部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发表演讲，论述中国佛教和中国文化。他说：“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
　　2016年4月，习近平发表重要的宗教讲话，更明确地指出了宗教与治国的联系。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 他还明确表示， 要让宗教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张彦认为，习近平之所以支持中国的传统宗教是因为中国传统宗教的理念与中国政府的目标更为契合。他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时说：“他们可能认为中国传统宗教与中国文化更能共存。他们担心其他的宗教可能会引起反政府的活动。基督教在一些异议人士、人权团体和维权律师团体中的作用，让政府感到担忧，他们认为基督教仍然是一个外国的宗教，这也是一个典型的共产党的观点，所以他们不支持。”
　　在他的书里，他这样解释中国政府对儒家学术感兴趣的原因：“儒家提供了一个即时和‘中国制造’的价值体系。这个体系长期以来已经将中国联系在一起……不过，这是一个被简单化的儒家体系，强调等级制度和下层对上层的义务。”
　　无独有偶，美国自由之家的2月份的一份报告也指出，与打压基督教和部分伊斯兰教不同，习近平政府支持源自亚洲的传统宗教。报道说，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来说，他们把中国佛教和道教看成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海内外政治和经济目标的一个重要渠道。
　　这份报道还援引中国人民大学这学院教授方立天的话说：“佛教理想与中国梦的价值契合、会通，构成了团结佛教界力量，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梦想而奋斗的思想基础。”
　　传统宗教也可能带来反弹
　　张彦认为，习近平拥抱宗教的举动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的热烈欢迎。虽然基督徒或许不喜欢他的观点，但其他很多人都以积极的眼光看待他对传统宗教的支持–这重现了中国皇权对特定宗教和信仰体系的支持。
　　不过，他同时也指出，中国政府鼓励传统价值的回归可能会带来自己不愿意看到的效应，那就是“苏醒的国家良心”。（a reawakened national conscience ）他解释说，比如，传统宗教价值观中的“天”的概念就代表了对“公平、公正和尊重”的追求，这种追求高于任何一个政府。
　　他说， 虽然传统的佛家和道家强调内省，但是这只是开始，之后，改变会扩大到家庭、社区和国家。 他还指出，1980年代和1990年代，在台湾，正是坚信道教和佛教的人们将台湾变成了一个民主社会。

来源时间：2017/4/22   发布时间：2017/4/22

旧文章ID：13016

作者：沈逸  来源：观察者网

【4月以来，国际局势波云诡谲，“习特会”、美59枚战斧导弹空袭叙利亚、“卡尔·文森”号航母北上朝鲜半岛等国际“大戏”轮番上演。在此背景下，观察者网于19日特邀王文、沈逸两位国际问题研究专家至观天下讲坛，为大家解读“中美俄三角与叙朝危机”。本文为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沈逸老师所作主题演讲。】

对当下国际局势的理解与分析，都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下面就中美俄以及叙朝方面的最新动态，我来介绍几个分析视角。

第一个是美国副总统彭斯对韩国进行了访问，在这次访问当中释放出了一些比较强硬的信号。你会发现无论是彭斯还是蒂勒森，到韩国访问都会去参观三八线非军事区，然后向北方进行眺望，再做一些强硬的表态。

从历史角度来看，20世纪50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视察三八线的照片非常有名，这种在特殊敏感时期的动作通常会被视为某种比较强硬的信号，于是不久就爆发了朝鲜战争。所以现在美国领导层前去三八线非军事区视察，于是媒体就会猜想美国是不是要采取什么动作？

左：彭斯参观“三八线”非军事区 右：杜勒斯视察“三八线”

第二个比较有趣的事情是美国东部时间4月19号CNN发布的头条消息，官方消息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就派往朝鲜的航母打击群的位置的沟通出了偏差。

大家认为美国要对朝鲜动武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它派了若干个航母打击群。一般认为派一个过去是演习，威慑一下；派两个过去，动武的意味就比较浓；派三个过去也许就是要直接开战了。

于是，当卡尔文森号航母掉头北上朝鲜半岛时，加上特朗普在推特上说我派了一支无敌舰队过去，很厉害的样子，大家都担心是不是要打起来了，结果这个无敌舰队在哪呢？

上图是4月15号美国官方报道，卡尔文森号在印度尼西亚一个叫Sunda Strait的地方。

左边这张地图为舰队实际所在位置，右边是它预期到达的位置，两者之间一南一北差了3500英里。如果是它在预期到达的位置，你可以说美国在朝鲜半岛附近聚集了两个或者三个航母打击群，态势非常紧张，但结果它是在左边那个位置，至少可以说美国不会有太大动作。

更加有趣的是，如果说这是一个误会，源于美国内部沟通失误。那我们有理由问：这样的美国还是网络流传段子里那个“我想打谁就打谁”的超级大国、世界霸主吗？对付朝鲜这样一个国家，这种吊儿郎当、漫不经心的态度似乎有点问题。你家总司令不知道手上最猛的部队在哪儿？如果说是威慑的话，最重要的就是能力、意志和发出信号的可信度。美国这样一闹，人们倒要思考它发出的威慑信号还有多少可信度？

1.理解今天的美国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说，我们研究叙利亚问题、朝鲜问题，研究中美俄三角关系。首先要对中美俄三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尤其是今天的美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

事实上，有两个美国。一个是现实中的美国，另一个是我们想象中的美国。后者是根据以往美国的行动、我们以往对美国的了解构建的一个知识和观念，这种主观的认识和现实中的美国实际是否吻合？

因为美国处于变化之中，变化与现实之间是有落差的。在一种情况下，这种落差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并不会影响你对事物的基本判断。另一种情况则是这个落差很大，你必须修正对事物的判断。眼下，我们必须意识到想象中的美国与真实的美国之间的落差。

我给大家看一个侧面的数据，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US debt clock”，即美国国债时钟，这个时钟时时刻刻在变化着。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数据是美国的国债占美国GDP的比值。

我对这个数值从1944年到2017年的历史变迁做了一个总结，这个历史走势大体上是这个样子。

你会发现它走出了一个V字型曲线，如果对美国政治比较熟，可以把曲线走势与不同总统时期美国的强硬与温和程度做一个对比，然后你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说它的低谷大体出现在尼克松任内，然后从低谷向高潮发展的第一波出现在1988年里根政府的第二任期。里根政府以重振国威出名，特朗普的“make America great again”基本上是里根政府重振国威的一个简单复制版本。

想要重振国威，成为一个“想打谁就打谁”的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花钱。美国必须增加国防开支，由此而来的代价是必须增加债务占美国国债的比值。现在这个比值是多少？特朗普接手后大体上是105，这个比值相当于二战结束时，1944年罗斯福任内美国国债占GDP的比重，但是要注意现在可没有什么世界大战。

如果真的要打起来，发起一场烈度远远低于二次大战，由美国策划的局部冲突——朝鲜战争，这个比重会上升多少？美国能够承担的比重是多少？朝鲜半岛这片空间又能允许美国采取怎样烈度的行动？这些问题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在形成一个粗略认识后，我们就可以对美国总统发出的威慑的可信度进行评估了。

没错，你有航母，你有打击力量，你的武器非常先进，可你用得起吗？你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把威慑力兑现，变成一种行动？

所以我们对今天的美国进行分析时，需要了解美国国内政治过程对其对外战略的影响，需要了解特朗普面临的政治生态对其对外决策的牵制，以及叙利亚和朝鲜危机的不同性质所带来的显著区别。

2.理解特朗普

特朗普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理解特朗普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检验美国政治的变化，而且能够检验我们研究美国的方法论和框架。在我看来，现在存在两个特朗普、一种逻辑以及各种各样的套路。

首先，“两个特朗普”一个是选举时期的特朗普，另一个是执政时期的特朗普。特朗普在选举时期，他是一匹黑马，他打破了所有所谓的美国政治的游戏规则，打破了所有观察美国政治的框架和套路，他被认为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选手，他是一个挑战美国所有既成规则的选手，他是一个俗人总统，他敢作敢为……

没错，选举时期他也许是这样的。但我们需要避免将对选举时期特朗普的观察套用到执政时期的特朗普身上。当特朗普开始执政，他面临的是华盛顿整个官僚体系，是美国三权分立的架构。自由主义者在讲美国政治制度时经常提到的美国政治制度设计的初衷——分权、制衡，然后让好人做不了坏事，让坏人做不了好事，但这是一个低效率的系统。

在对特朗普进行分析的时候，请大家不要忘记这个政治制度对特朗普的影响，也就是说在这个体系中特朗普也许不能把他的言论全部转化为行动。而在选举时，特朗普的言论、行动是不受这种影响的，所以要避免无条件地把特朗普选举时的行为原封不动地复制到他执政时期，然后产生一个错误的认知，即过高地估计特朗普的战略意志和行动能力，以及可能带来的新挑战。

其次，尽管有不同版本的特朗普，但是他遵循的是同一种逻辑。他是一个功利主义者，他强调自我中心，他非常擅长做理性选择，他的利益衡量的标准从来不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的政客不存在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进行选择这种行为模式，因为这是非理性的，他们关注的是个人的政治计算和收益。

特朗普式乖巧

特朗普的需求是什么？在第一任期他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了追求连任。作为一个新任总统，他需要在就任一百天内交出一份答卷，然后大家可以想想特朗普自宣誓就职以来，都做成了哪些事？有哪些成绩？

他宣布退出TPP，他通过行政法颁布了“禁穆令”，但两次都被怼回去了。然后他想干掉Obama Care，但没有得到共和党内部的足够支持，在投票前撤了。他想修改美国的网络安全政策架构，第一个版本的行政命令草案曝光拖延了一个月，出第二个版本被曝光又拖了一个月，到第三次实际签署的时候，没有形成任何特朗普式的创新和政见，他基本上重复了奥巴马有关美国网络安全政策的安排。还有他的墙建起来了吗？他的盟友关系有没有本质的变化？

如果来列一下特朗普在任期一百天内取得的非凡成就。第一个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第二个往叙利亚扔了59枚战斧，第三对朝鲜放了一堆狠话，这第四就没有了。

对于这样一个特朗普，我们可以做一些总结。第一特朗普极其精明，精明到什么程度？他知道用鲁莽作为自己精明的掩护来谋求最大的短期收益。第二，他对实力的逻辑非常敏感，所以他可以欺负日本，欺负澳大利亚，但他在跟习主席会面时不会做任何小动作，言行非常小心。第三，他善于使用虚张声势的方式对谈判对手施加心理影响，为的是让自己在对手心目当中看起来比实际上更强大，从而以最低成本获得最大收益。

3.中美俄三角关系认知和演进

关于中美俄三角关系认知和演进，我认为有三点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冷战时期中美苏三角关系简单复制到今天，因为今天我们不再打冷战。冷战当时的环境是今天人们所不能体会的，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氛围，这种氛围有生产方式作为支撑，有当时的政治关系作为表现，背后有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理念深刻影响着大家的行为。

第二，国际体系结构和国内政治因素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同样重要。在任何时候不要抽象地考虑国际体系，尤其是在任何时候不要简单地套用古典地缘政治的理念分析现在的中美俄关系，比如陆权论、海权论。如果不是研究的必要，我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三角关系这个词应该慢慢淡出国际关系范畴，它是一个有时代性的东西，但是今天你要用也可以，但要做必要的修正。

第三，在研究中美苏三角关系和中美俄三角关系时，必须关注力量的分配，整体性的实力在中美俄、中美苏发生的决定性的转移，这种转移带来什么结果？

在中美俄关系当中，我的看法是这样的。首先，影响中美俄关系演变最重要的因素是中美力量的对比。特朗普上任以后，尤其在蒂勒森出任国务卿后，在社交圈、媒体界出现了“联俄抗中”这种说法。

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也有很多人对此很难接受。但是如果你站在军事理论的角度来说，即所谓的balance of power，中美俄三角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大国军事结构的构建。那么在大国军事结构当中，谁是需要被平衡的那个？谁是会打破平衡的？大家需要超越意识形态和其他既有的刻板印象加以准确的认知。

其次，影响中美俄关系变化的短期因素，目前看起来主要来自美国国内。从整体实力上来说，对美国霸权优势构成最直接冲击和挑战的就是中国整体力量的稳步上升，以及由此转化的军事实力。我们的航母正在准备中，我们的海外投送能力正在提升，我们的先进装备正在不断地更新换代，这都是我们经济实力转化出来的东西。

对于像基辛格这样的传统现实主义者、那些偏好军事理论的人来说，提出今天的美国应该缓和跟俄罗斯的关系以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这个主意在逻辑上完全是成立的，但什么东西阻断了这种变化？是党派政治、意识形态和刻板印象，以及利益集团的固有结构。这个主要表现在美国的国内，大家可以将弗林跟俄罗斯的不当通话以及隐瞒信息，国会对特朗普“通俄”的调查作为最典型的象征。

4.对叙利亚、朝鲜危机的简要观点

下面有几张有趣的图片，第一张图片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一种游戏，胆小鬼博弈（game of chicken），是博弈论当中非常著名的模型。比如说同一条街区的两个小伙儿看上了同一个美女，奈何一山不容二虎，怎么办呢？决斗一把，只有最猛的那个才能配得上美女。

于是，两人分别乘汽车相向而行，并且要确保他们的车轮始终压着中间那根中轴线。在交汇的一瞬间，猛人会直接前行，而胆小鬼则像小鸡那样转弯逃跑。这就是典型的小鸡博弈游戏。

在小鸡博弈游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用一切方式向对手施加精神和心理上的影响，确保对方不愿意跟自己同归于尽。其秘诀在于装不要命，让别人相信你真不要命。

这是古巴导弹危机时期的一张漫画：赫鲁晓夫和肯尼迪在扳腕子，眼睛瞪着眼睛，看谁先眨眼。肯尼迪在距离古巴181英里之外画一条封锁线，不许苏军穿过，穿过我就打沉。先不管穿过以后是不是真的敢打？你先试试，就看你敢不敢。然后赫鲁晓夫不敢穿越，最后古巴导弹危机以肯尼迪大获全胜而告终。

整个冷战时期，美国一直在和苏联玩这种游戏。但是今天我们在叙利亚、朝鲜，在很多问题上，我们看到的是另外一种场景的小鸡博弈，是两个实力严重不对称的对手在博弈，比如美国跟朝鲜。

叙利亚问题和朝鲜危机的共同点与不同点

先说说共同点。

第一，它们都可以被视为国际体系整体力量变迁在局部节点的一种投射。列宁在讲俄罗斯革命时说这是整个资本帝国主义体系的薄弱环节被突破。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朝鲜半岛以及叙利亚所处的中东地区就是今天国际体系的薄弱环节。当这些薄弱环节在经济运行、政治力量对比、地缘战略结构变动时，产生了一些新的变动，这种变动与现有结构之间的摩擦和冲突通常会演化成危机。

第二，外部大国的能力和意志构成影响局势走向的关键。叙利亚和朝鲜问题他们本地人都解决不了，他们的命运取决于外部大国的能力和意志。外国大国什么时候就该地区的局势安排达成一致了，局势就会稳定下来，否则就会持续动荡下去。但是动荡的烈度是受控制的，因为本地行为体能够支配的用于改变局势的资源是有限的。

第三，对于在朝鲜半岛和叙利亚的所有相关的行为体来说，包括本地的和外来者，他们自己具备的能力、他们承受成本的能力与他们所追求的最好目标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有能力做的他不想做，想做的他没能力。

接下来我们说说不同点。

朝鲜和叙利亚本身的属性、地区的结构非常不同。以美国来说，特朗普兴趣来了，往叙利亚扔了59个导弹，叙利亚被炸了以后怎么办？也没怎么办。因为叙利亚问题有相对的独立性，边缘线非常清晰，有一个停止点。这个边缘线在哪里？在叙利亚跟以色列的边界。停止点在什么地方？外部力量是否以地面部队的方式成建制地大规模介入。所以美国在叙利亚玩得很嗨，在中东这块美国都可以这样做。

上一次美国在中东地区这么搞是什么时候？1998年12月17号到12月30号，在国内陷入性丑闻的克林顿在伊拉克策划了一个三天的轰炸行动，叫沙漠之狐。第一轮克林顿扔过去500枚战斧，后续炸了三天，理由是萨达姆·侯赛因当时不配合联合国对伊拉克进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调查。炸完以后，萨达姆继续存在了很长时间，联合国的调查也持续了很长时间，美国的轰炸结束之后也没有采取任何新的行动。

朝鲜问题的特点又是什么？

首先，朝鲜核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朝鲜核问题和朝鲜半岛的前途和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一问题从来不是美国跟朝鲜两家能够说了算的。第二，它的边缘线非常模糊。第三，朝鲜半岛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就是说一旦对它使用了武力，破坏了现有平衡，它很难再达成一个新的平衡。

在网上流行的同一个段子里还说，对于朝鲜来讲是“谁打我我就打韩国”，这个问题在技术上没有解决，在成本上没有解决，在政治意志上也没有解决。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要在朝鲜复制叙利亚的行动模式，精准地打完就走，这种冲突模式在我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除非美国有一揽子解决方案，不仅仅能干掉朝鲜的核能力，不仅仅是在朝鲜进行政权的更迭，而是整体性地解决朝鲜半岛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除非满足这个条件，否则朝鲜半岛将长期处于一种敏感但稳定的僵持状态。

当然，如果特朗普真是个奇怪的不按常理出牌的家伙，也许这个月底他弄了一群航空母舰就把朝鲜给炸了，who knows？有可能，但是我认为概率非常小。

构建分析叙利亚和朝鲜问题的框架

大家可以考虑从不同方面建立一个分析叙利亚和朝鲜问题的框架。

第一，各个行为体追求的利益是什么？这些利益分为长期和短期的利益、主观和客观的利益、国内和国际的利益。

第二，不同利益在不同行为体的权重是什么？比如，对于朝鲜和美国来说，为了解决朝核问题，朝鲜和美国各自愿意为此承受多少代价。如果你认为对于朝鲜来说核问题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命题，或者如果你认为对于美国来说，这只是美国关注核扩散的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那么它们所能够支付的代价以及对利益的赋值权重就是不同的。

第三，可以调用的资源，有量化的资源，也有不可量化的资源。

第四，可以承受的代价，包括心理上的代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朝鲜半岛的局势已经持续了那么长时间，这就说明这个地区的结构有某种内生的必然性。在这种内生的必然性被改变之前，要改变这个地区的整体结构可能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第五，可行的解决方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粗略地讲就是用负责任的行动方案，替代这种竞争性的边缘政策博弈。比较直白地说，主要的行为体在朝核问题上，到目前为止基本上都在进行一种比较技术流派的政治“秀”，在这背后它的加码、它的威胁、它的施压都是套路化的。

西方对叙利亚的介入，以及有关叙利亚解决方案的事情可能比朝鲜那边更糟糕一些。现在对于西方来说，叙利亚问题可能已经不再是利益问题了，更多的或许是面子问题，是基于某些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党派算计的特殊的面子问题。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负责任的行动，就是以有利于地区安全和稳定，而非服务于特定国内意识形态尤其是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方式去形成一个稳定的结构，解决这些地方的问题，因为它正在慢慢的变成一个溃烂性的伤口。

以叙利亚为例，大规模涌出的难民事实上让那些始作俑者在国内开始承受了代价。所以在叙利亚方面，我们可能需要用一种超越意识形态和国内政治情感因素的结构来解决问题。这个问题要解决也很简单，尊重叙利亚本地自然产生的政治结构和它的合法性，在没有找到稳定的解决方案前，避免强制性的去推动它。

在朝鲜，我们需要两套方案。一套是阶段性的解决方案，一套是长期解决方案。同时，对于中国来说，我们要认认真真地推动各方以负责任的方式启动一个长期的整体性的解决方案。毕竟作为世界上最后一块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活化石，该区域的问题也不可能无限制地搁置下去。

来源时间：2017/4/22   发布时间：2017/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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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克里斯托·A·麦克纳利(Christopher A. McNally)  来源：中美聚焦

　　在HBO影片《大而不倒》中，美国前财长汉克·保尔森前往中国参加2008年8月8目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美国的抵押贷款泡沫开始破灭。宴会上，一位中国官员俯身告诉保尔森，俄罗斯人前来商议，希望倾售在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的投资，联手削弱美国经济。保尔森不安地问中国人，是否接受了俄罗斯人的建议，中国官员回答说，他们“有礼貌地回绝了”。
　　简单说就是，它抓住了我们这个时代三个地缘政治大国——美国、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变化。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初在海湖庄园举行会晤后，对美中关系出现螺旋式下滑的最坏担心减轻了，两国元首虽然有分歧，但他们还是能够建立起工作关系和重要的沟通渠道，特别是在朝鲜问题上。
　　经济方面，特朗普总统暗示，只要中国管住平壤的行为，他就大有商量余地。所以，中国被帖上汇率操纵国和被加征高关税的威胁减轻了。与此同时，美俄关系的气氛却越来越糟。在据认为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对付平民后，俄罗斯仍不放弃对他的支持，俄美双方似乎都同意，目前两国关系是有史以来最糟的，甚至不如互不信任的冷战时期。
　　为什么美俄中战略三角会出现这样的起伏变化？特朗普的竞选言论明显与之相反。他抨击中国的贸易及其他地缘政治诉求，一次又一次地提醒他的听众美国和俄罗斯没有理由不和睦相处。
　　原因很简单，美国与中国的各种政治经济关系深深地相互交织，而俄罗斯只是国际经济秩序中的直接战略竞争对手，是一个自然资源出口国。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尤其是它的自由主义经济基础中，俄罗斯不像中国那样利害攸关。
　　但对俄罗斯来说就不同了，美国经济崩溃也许是扩大势力范围的潜在机会。而对中国来说，这会是灾难，会损害自己的经济福祉，威胁中国共产党执政。美中经济的深度融合意味着两国无论怎样都必须和睦相处。
　　这不是在谈两国的严重分歧和面临的挑战。和俄罗斯一样，中国也试图建立地缘政治势力范围，并拥有对地区内其他国家重要决策的否决权。而中国实践的是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即中国式资本主义，它在经济管理上有别于美国所倡导的自由理想。
　　然而正是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把两个经济大国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如果认为，中国经济是受国家控制的，那未免目光短浅。中国式资本主义的表现在于，它独一无二地结合了自上而下的国家协调，与自下而上无比灵活的网络状资本主义（network capitalism）。因此，中国有极具创业性的、与全球成为一体的私人资本主义成份，其中包括中国本土企业，如阿里巴巴和吉利；大量的海外华人公司，如富士康；深度介入的诸多大型美国公司，如沃尔玛、通用电气、苹果。
　　这些可以称为权宜性联姻，但关系如此之深，如果“离婚”，会导致上世纪30年代以来规模最大的全球性混乱。让人欣慰的是，双方似乎正在相向而行，“习特会”打下的基础是双方都愿意先舍后得。
　　与深化经济关系有关的地缘政治合作新议程已经出现。中方释放了开放信号，提出一些市场开放措施，以解决美方在经济上对巨额贸易逆差和美国就业损失的担忧。随着关系的改善，就连陷入僵局的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也有望重启。该协定将加强两国关系，解决困扰双方的一些基本经济顾虑。
　　未来几年，中美两国还会继续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诸多历史事例昭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竞争往往以暴力结束。固有的结构性压力，有可能使中国式资本主义与美国式资本主义的深度融合成为一种非常紧张的关系。不过，两国金融、经济的一体化程度已经超过了史上任何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它可以让特朗普和习近平成功地穿越险滩。到目前为止的有关迹象，已经让人产生了谨慎的乐观。

来源时间：2017/4/21   发布时间：2017/4/20

旧文章ID：13076

作者：  来源：FT中文网

　　除了自由贸易以外，几乎没有什么问题能比强迫企业和公共部门采购国货、雇用国人更能引起公众舆论及经济学家观点的分歧了。
　　上次美国政府实施包含投资的大规模财政刺激方案是在2009年，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出台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当时要纳入所谓“买美国货”(Buy American)的条款、以使合同落入美国企业之手就经过了一场硬仗。同样，美国工作许可制度、特别是面向高技能人才发放的H-1B签证，不管在美国科技行业从业者中间（拿这类签证的人大多从事科技行业）还是在美国国会中都极具争议。
　　可想而知，考虑到这个问题对经济民族主义者的吸引力，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不会放着不管，他指示对有关买美国货、雇美国人的政策展开评估，同时发表了让就业留在境内的激烈言论。在理论上，对两项政策、特别是短期H-1B工作签证进行审查，可能会取得一些卓有成效的改进。而实际上，考虑到特朗普的过往记录，评估结果既可能是出台更具限制性的法规，也可能不会有什么实质性改变。
　　在这两个问题中，购买美国货的问题更为明朗。自1933年以来，此类采购规定一直是联邦法律的一部分，但是在执行上可以或宽或严。美国是世贸组织(WTO)《政府采购协议》的签约国，因此其购买国货规则要受到制约。该协议有19个成员，包括欧盟、日本和韩国，不过没有中国。另外，加拿大和墨西哥的产品可以凭借《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进入美国市场。
　　试图推行只能采购国内企业产品的做法往往会适得其反。这些做法会引起贸易伙伴的报复，伤害美国出口企业；提高投入成本，相同的公共支出所能建设的基础设施会更少、所能雇用的建筑工人也会更少；此外还会增加文书工作并耽误时间，因为企业需要努力应对繁琐的报告要求。
　　H-1B签证的问题就更为复杂了。该签证项目是为了引入高技能人才、特别是科技业人才，他们可以对美国劳动者起到补充作用。他们还可以帮助初创公司和其他快速增长的企业，反过来会促进本地就业。实际情况往往是咨询公司会用临时工代替低技能员工，然后把生产转到海外。
　　H-1B签证每年有6.5万个配额，往往很快就申请满了。火爆的需求导致此类签证是按抽签方式分配的，而不是按申请人的能力。通过改革解决该问题在政治上是精明之举——并且假设某种配额是必要的——也更有可能提高美国的生产力。
　　以薪资水平为依据发放签证，是基于市场的简单办法，但这意味着人才会更多地进入成熟的科技公司、而不是初创公司。更复杂、但可能更有效的办法是把签证分配给那些允许员工申请永久居留的企业，以表明它们感兴趣的不只是招收短期员工。
　　特朗普的评估会带来什么政策仍然有待观察。其政府的不可预见性意味着，这些政策可能是灾难性的，可能卓有成效，也可能徒劳无益。但应该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让美国经济尽可能地继续对外国好产品和好人才保持开放态度。猛然关闭吊桥只可能让城堡里的居民变得贫穷。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7/4/21   发布时间：2017/4/20

旧文章ID：13015

作者：金奇  来源：FT中文网

　　在朝鲜战争中与美国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那首战歌，除了在几部爱国主义影片中唱起以外，如今已很少听到。但在那场未签署和平条约的战争结束63年后，这首歌依然描绘了中国在北亚的基本战略定位：“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
　　虽然野心狼的比喻已不再提及，但北京方面仍在“抗美援朝”，这一战略仿佛被牢牢地困在了琥珀之中。
　　在经济方面，形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美中之间建立起的深入、共生的商贸关系，促使去年的双边贸易额超过了5000亿美元。数十万中国留学生（包括执政的共产党精英的后代）在美国的大学深造。中国企业斥资510亿美元收购美国企业，是前一年的3倍。
　　既然如此，那中国为什么还会被平壤困住，即便这个贫困的国家通过发展核武器——可能距离能够打击美国本土只差几年时间——来恫吓其邻国？将扶持一个孤立、反复无常的独裁政权置于其与世界超级大国的关系之上，对中国有何好处？
　　自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本月警告“如果中国不打算解决朝鲜，我们会出手解决”以来，这些问题的紧迫性已进一步加剧。特朗普将一个航母战斗群部署在朝鲜半岛附近海域的命令有力地支持了这一信号。本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陆军中将赫伯特•雷蒙德•麦克马斯特(HR McMaster)威胁称，如果朝鲜再进行核试验的话，美国将采取“其他行动”。
　　美国这种战争边缘政策(brinkmanship)旨在迫使朝鲜放弃其核武计划。但这把中国逼到了一个高度矛盾的位置；中朝联盟源于中国在建国方面的叙事，即中国通过反抗西方的斗争才在世界立足。这为中国与这个隐士王国创造了共同的事业。即便由33岁、反复无常的金正恩(Kim Jong Un)领导的拥有核武器的朝鲜会让北京深感不快，但北京方面认为，这比其政权崩溃、整个朝鲜半岛落入美国保护伞之下要好。
　　“朝鲜每次干坏事对中国来说都是一场公关梦魇，”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的维克托•查(Victor Cha)说，“但北京一向极为重视这个边境上的共产主义附庸国在一个到处是美国军事盟友的地区提供的战略稳定。”他表示，特朗普正试图强行改变这一现状：“这需要一场危机才能撬动。”
　　但当本周麦克马斯特坚称华盛顿“将不得不依赖中国领导人”对平壤施加经济压力时，他提出的要求是北京方面一直以来都拒绝在任何真正意义上满足的。
　　毫无疑问，中国有能力让朝鲜在经济上屈服。中国可以切断贸易联系和石油供应，关闭互联网、银行服务和旅游。“这些措施将摧毁朝鲜经济，”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的裴敏欣(Minxin Pei)说，“但现实是，北京绝不会这样做。”
　　令美国不安的事实是，只要华盛顿还是中国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北京方面就仍会倾向于容忍这个令人气恼的附庸国。这种倾向如此根深蒂固，除了一场真正（且可能可怕的）危机，没什么能使之发生转变。
　　随着美中之间的较量在南中国海及其他几个地区不断升级，认为北京有可能抛弃一个长期盟友以取悦其最大竞争对手的想法，可能只不过是一厢情愿。
　　中国有可能对平壤施加审慎的压力以缓和局势紧张，但分析人士表示，这与迫使金正恩放弃核野心所必需的严酷威慑相去甚远——拥有核武器才能给他好战的政权带来合法性。
　　对北京而言，首要任务仍是保持朝鲜足够的生存能力，以预防美军可怕的幽灵向中朝之间的鸭绿江边境压来。
　　“有3.5万名美国大兵就驻扎在朝鲜南部边界另一侧，”《朝鲜：偏执之国》(North Korea: State of Paranoia)一书作者保罗•弗伦奇(Paul French)说，“我认为，人们喋喋不休地谈论金正恩古怪、凶残的性情时遗忘的是，朝鲜对中国而言首先仍是一个缓冲国。”
　　译者/申凯

来源时间：2017/4/21   发布时间：2017/4/21

旧文章ID：13013

作者：米强  来源：FT中文网

　　每天有两列高铁从北京开往中朝边境的丹东市，列车时速约250公里。如果铁路线向南延伸，1小时可抵平壤，2小时到达首尔。
　　中国与东南亚和中亚的邻国之间已计划修建跨境高铁，而由于朝鲜核武器和导弹计划导致中美关系紧张加剧，在丹东修建中朝高铁仍停留在幻想中。周一到访分隔朝鲜和韩国的非军事地区时，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敦促北京方面以“非常手段”向平壤的金正恩(Kim Jong Un)政权施压。
　　离丹东高铁站不远的中朝友谊桥就可以用作一种非常手段。该桥横跨鸭绿江，是“日本帝国陆军”于1943年建造的，如今对金正恩来说是一条经济生命线。尽管中国表面上遵守联合国针对朝鲜特定出口项目（如煤炭）的制裁措施，但今年第一季度中国与这个孤立邻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增加了近40%，反映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飙升。
　　大约70%的朝中贸易途经丹东，主要用卡车或火车运输，通过中朝友谊桥穿越边境。周二和周三，通过该桥的大部分车辆是单方向驶入中国的，源源不断的货柜车和至少一辆货运火车——车上货物用塑料布盖着——通过了边境。
　　如果中国要向朝鲜施压，那么中朝友谊桥明显会是一个关键的着力点。但中国官员们仍不愿这么做，尽管上周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表示，由于中国在帮忙向朝鲜施压，美国政府没有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此前，特朗普暗示称，在近日佛罗里达的会晤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让他深刻地意识到，中国要对朝鲜施加影响是多么困难。中国官员表示，特朗普高估了中方影响力，特朗普政府公开宣称的考虑军事行动的意愿，会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
　　“我们不喜欢朝鲜政权，也不喜欢金正恩，”一位与中央决策层关系密切的资深中国学者兼外交政策顾问说，“但是，如果（朝美）继续彼此对抗，哪怕只是在情绪上，就会妨碍问题的解决。中国从制裁中受到的伤害是最大的。我们做出了最大的牺牲。但朝鲜最关心的是安全，这只能由美国来提供。”
　　美国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本周表示，尽管华盛顿方面“绝不寻求冲突或政权更替……但必要时我们一定会保护我们的人民和盟友”。
　　中国官员认为，更严厉的制裁只会扩大朝中之间在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他们更愿意看到两国差距缩小。因此，他们提出了“以停换停”建议，即朝鲜停止核武器与导弹试验，以换取美韩不再举行联合军演。美韩官员已拒绝了这一提议。
　　“我们没听过比这更好的主意了，”一位中国外交官叹着气说，“我们只听到韩国人和美国人的批评。但历史已经证明，制裁不能解决问题。”
　　上海同济大学的外交政策专家崔志鹰补充道，“为了劝说朝鲜不要发展核武器中国已经做出了很大努力。如果不是因为中国，局势会比目前恶劣得多，也会更不可预测。但朝鲜是一个主权国家。他们不会在每项决定上都听中国的。”
　　中国官员所担忧的朝中发展差距，在丹东市中心往下游方向大约10公里处的另一座大桥那里，可以更加明显地感受到。
　　尽管中朝友谊桥被官方视为中朝“唇齿相依”关系的象征——两国在朝鲜战争中联手对抗美国和韩国结下了这种友谊——但鸭绿江大桥却是中国近来在其盟友那里受挫的明证。这座四车道、由中国投资22亿元人民币（合3.2亿美元）的公路大桥在经过两年的建设后于2013年完工。
　　鸭绿江大桥和25层的中国海关大楼如今依然处于封闭当中，之所以没有启用是因为在朝鲜一侧没有接驳大桥的道路。当地居民李波（音译）表示：“朝鲜人欺骗了我们。他们是不可救药的经济合作伙伴。由于那边非常混乱，丹东无法充分发展。”
　　最初的设想是，鸭绿江大桥以及“国门”海关和物流区将会承载每日2万辆车和5万人的通行量以及60%的中朝贸易额。如今，中国将该桥划为军事区域，用铁丝网围了起来。在废弃的海关大楼，窗户跌落也没有更换。
　　再往南，两个名义上均实行共产主义的相邻国家之间的对比更为明显，全副武装的朝鲜士兵在泥泞的路上和破败的村庄里巡逻，不远处就有中国慢跑锻炼者和游客。中国在丹东的军事存在几乎不可见。
　　即便是在鸭绿江大桥这样明显有益的项目上，朝鲜也态度固执，这给中国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上文中那位中国资深学者兼外交政策顾问警告称：“朝鲜是一个特殊的国家，不会轻易垮掉。他们有非常强的意志力和凝聚力。要对朝采取（军事）行动应该三思。朝鲜不是叙利亚、伊拉克或者黎巴嫩。整个东北亚地区将会陷入混乱。那样一来，（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梦想就只能是个梦了。”
　　刘心宁补充报道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7/4/21   发布时间：2017/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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