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纪思道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特朗普总统在许多方面都很可怕，但或许最可怕的噩梦就是他冒失地投入到了一场新的朝鲜战争中。
　　战争开始可能是因为，目前依靠中国向朝鲜施压的做法很可能失败。一旦公众嘲笑他的威胁有多么空洞，特朗普会非常生气。
　　在某个时刻，美国情报部门会发现朝鲜的导弹正准备进行试射——这在一个极端不满、失控的总统看来，也许是个展示武力的好机会。菲利普·戈登(Philip Gordon)最近在《外交》(Foreign Affairs)上的一篇精彩文章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想象特朗普会怎样不知不觉地陷入战争：
　　“他可以什么都不做，但这意味着没面子，给朝鲜壮胆。他也可以用一连串巡航导弹把测试导弹摧毁在发射台上，阻挡平壤的核威慑之路，捍卫他的红线，向世界其他地方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
　　唉，没有人会下注赌朝鲜能够保持克制，而且这个国家的反应，可能会是炮击首尔这个有2500万人口的大都会。
　　战争的结果可能是朝鲜政权被摧毁，但该国军队规模排名世界第四（兵役可长达12年），拥有2.1万门火炮（其中许多是对准首尔的），还有数千吨的化学武器和可以远及东京的导弹。
　　据驻韩美军前指挥官加里·拉克(Gary Luck)将军估计，新的朝鲜战争可能造成100万人伤亡和一万亿美元的损失。
　　前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现于华盛顿任亚洲集团(Asia Group)主席的库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警告说：“我认为任何可行的军事行动都有带来灾难性冲突的可能性。”
　　国防部长吉姆·马蒂斯(Jim Mattis)清楚所有这一切，他和特朗普政府的其他成年人也会反对任何关于先发制人打击的呼吁。1969年，朝鲜击落了一架美国飞机，造成机上全部31名美国人丧生，由于担心朝鲜的反应，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放弃了军事打击。自那以后，美国总统都因为这种顾虑，不考虑打击朝鲜，即便朝鲜一条接一条地跨越红线，从伪造一百美元钞票到扩大其核计划。
　　但是我很担心，因为从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那里继承下来的现有政策已经过期了；因为美国和韩国对朝鲜的政策多年来一直都失败了；因为特朗普似乎从性格上来说倾向于发射导弹。
　　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对朝鲜说：“战略忍耐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他有一点是对的：忍耐已经失败了。朝鲜是我去过的最奇怪的地方，但它已经发展为一个军事威胁：当我在1980年代开始报道朝鲜时，它完全没有核武器，现在大约有20个，而且正在稳步制造出更多。
　　更糟糕的是，朝鲜预计在未来几年内将有能力将核弹头装载到可远及洛杉矶的洲际导弹上。美国“主动抑制发射”(left of launch)的网络战可能会减缓朝鲜的努力，但威胁依然迫在眉睫。
　　如果军事打击是不可想象的，于是我们什么都不做，那么特朗普推动中国对朝鲜施加压力的计划又怎么样呢？
　　这值得一试，但我也同样不认为它会奏效。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并没有像美国人想的那么接近。一个朝鲜人把我介绍给另一个人时曾说：“中国政府不喜欢纪思道”，然后笑着解释说，这是一个很高的赞美。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增加压力，这是有用的——朝鲜的导弹使用了一些中国部件——但是几乎没有人会指望金正恩就这样放弃他的核武。1990年代，即便一场饥荒夺去了大约10％人口的生命，朝鲜仍在继续执行其核计划，如今那些温和得多的制裁就更难生效了。
　　“朝鲜绝不会放弃核武器，”白枝恩(Jieun Baek)说，她最近出版了一本精彩的著作《朝鲜的隐藏革命》(North Korea’s Hidden Revolution)。她说，制裁将挤压这个政权，但是并不能威慑它。相反，她敦促采取更多措施，将更多关于该国与世界的信息偷偷带进该国（正如一些活动人士已经在做的那样），以此破坏该政权在国内的合法性。
　　我认为唯一的选择是与中国一起不懈施加压力，同时推动朝鲜签订协议，切实冻结其核计划和导弹计划，而不要求其放弃核武库，以换取放松制裁。这是一个糟糕的选择，可能也是无法实现的，并且它不是一个解决方案，更像是在拖延。但其他所有方案都更糟。
　　如果特朗普试图加速先发制人的攻击进程呢？那就只有求老天保佑了。
　　翻译：晋其角

来源时间：2017/4/21   发布时间：2017/4/21

旧文章ID：13007

作者：戴维·葛莱汉姆  来源：观察者网

保持一定的战略模糊性在外交事务中颇有价值。当一个国家的敌人（也许是其盟友）拿不准该国将如何行事，那么这个国家就能在双边关系中获得某种优势。当然，如果过度使用这种模糊策略也有可能物极必反。唐纳德·特朗普最近就很极端地玩了一把前总统尼克松的“狂人策略”（Madman Theory），越战时期尼克松总统曾应用该策略成功使敌人相信自己已经疯狂到无论做什么都毫无顾忌。

我的同事凯西·吉尔希南上周写道，使用这一手段的危险已经在最近美国与朝鲜之间的僵局中得到了体现，两国领导人似乎都从自己攻击性的言语和飘忽不定的反常举动中获得某种快感，“当两位领导人都习惯发脾气、做出夸张表态，就会让对方误判形势，做出灾难性决策的可能性也会升高，甚至会以核武相威胁”，凯西·吉尔希南写道。即使是那些青睐模糊策略的人也都知道，无论其他人怎样，至少模糊策略实施者本人对局势的真实情况还是心知肚明的。然而，重点并非模糊策略是否会造成真正的误判，而是表现在外的模糊性本身。

美国《大西洋月刊》4月18日文章：《特朗普如何失去了他的航母》

本周二（4月18日）的一条新闻就让人们颇感困惑。4月9日，美国与朝鲜之间因导弹试射问题造成的紧张局势开始升级，美国当天宣布已派遣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前往朝鲜半岛附近海域。海军一位发言人表示：“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已经命令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向北挺进，此举是为了在西太平洋地区保持我们的军事存在以随时应对各种事态”。

《纽约时报》在报道中指出了这一军事调动中令人难解之处：“问题是，卡尔·文森号航母以及打击群中四艘军舰当时并未前往朝鲜半岛，而是朝着相反方向，前去参加美国与澳大利亚在印度洋举行的一场联合军事演习，演习地点在距离朝鲜半岛西南3500英里处（约5630公里——观察者网注）”。

如果这一局面与核边缘政策（nuclear brinkmanship，通过将局势推向核战争边缘，促使对方退缩以服从自己的政治要求——观察者网注）无关的话，那结果就有意思了。美国宣布派遣航母这一举动其实已经造成了华盛顿与平壤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CNN收到的新闻稿如此说道：“这一军事调遣是紧急进行的，美国将为这一不同寻常的行动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负责”。无论朝鲜方面如何理解特朗普的严厉措辞，如果他们果真开启热战的话，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应该在3500英里之外，而非在附近游弋待命。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难道是特朗普故作高深的模糊战略吗？当然不是！白宫官员4月18日表示，他们的信息来自美国国防部。而在国防部官员口中，整件事从头到尾到处充满漏洞：从太平洋司令部宣布派遣航母时的考虑不周，到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荒唐解释，所有这一切只证实了一件事——美国军舰并未前往朝鲜半岛。

若不是发生了另一个小小失误，恐怕这件事情的真相永远不会被人知晓：美国海军发布了一张卡尔·文森号航母在印尼附近穿越巽他海峡（Sunda Strait，位于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之间的狭窄水道，该海峡沟通了太平洋的爪哇海与印度洋——观察者网注）的照片，这个地点与白宫宣称该航母的部署地点相距甚远。美国政府本来仅需简单的核查就能避免这一出丑事件。

此次事件表明，美国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不畅正在削弱特朗普解释与执行一项政策时的能力。白宫指责五角大楼不但提供了错误信息还非常不慎重地将此信息发布给媒体。要知道，国防部长马蒂斯是一位功勋卓著、备受尊敬的海军将领，人们都认为在特朗普内阁资历浅薄的众多成员中，马蒂斯是少有的颇有能力的一位。

本周一，白宫和国务院的口径出现分歧，这再一次证明了上述结论。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通过修宪公投获得了新的权力（此次修宪公投是土耳其建立共和制度近一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宪政变化。新的政治体制将把主要政治权力从总理手中转向总统手中，总统将被赋予任免政府部长、签署法令、选择最高法院法官和解散议会的权力，基本上掌控了整个政治体制。此外，如果公投结果得到确认，埃尔多安将有机会留任总统至2029年——观察者网注），美国国务院对土耳其此次公投过程提出了质疑，但特朗普却给埃尔多安打了祝贺电话，完全无视各方对土耳其公投合法性的担忧以及埃尔多安本人日益专制的施政作风。

上周，特朗普内阁还在叙利亚问题上发出错误信号。在阿萨德政权受到特朗普导弹攻击之后，全世界都希望知道特朗普下一步的对叙战略。然而答案却遭遇难产。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表示，虽然所有针对无辜平民的罪行都将受到美国的严惩，但美国政府希望阿萨德政权的命运由叙利亚的政治进程决定。同时，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妮基·哈蕾（Nikki Haley）表示，目前看不到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可能，她暗示美国将在叙利亚推动建立新政权，以替代阿萨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Maria Zakharova）对此感到困惑，她甚至向台下记者寻求帮助以读懂美国的真正想法。“我们必须知道美国的真正战略是什么，但目前还没有人知道。如果诸位记者有什么解读，不妨跟我分享一下”，这位发言人说。

美国的上述表现显然并非出于模糊战略。当下的美国政府无法形成自己的真正战略，其内部不同派别只是在通过自己的发言空口制定政策。这个政府内部缺乏真正有效的沟通，也许是因为有经验的人不多，也许是因为很多部门执行力不足。当然，也或许是特朗普在实施自己的“先制造假象然后一举成功”战略。

只是一旦你做了总统，这个战略的效果就与此前有所不同了。就在上个月（2017年3月），我的同事詹姆斯·富勒斯在一篇文章中指出，信任危机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特朗普头顶：每一任总统都会遇到些棘手的事情，特朗普当然也不例外，这是不可避免的。当事情真的发生了，特朗普政府一定会说“这件事我来处理，请相信我”，这样的表态在处理外交危机时是必不可少的，也是危机管理的本质所决定的。

虽然朝鲜一直争取成为舞台上灯光汇聚的焦点，但这样的危机时刻也许还未到来。此次卡尔·文森号航母未按特朗普指令部署揭示了他面临的一个问题：不只是美国人民或外国领导人对特朗普失去信任这么简单，他本人很可能无法贯彻既定战略，也无法证明自己的领导力。

前任总统奥巴马2010年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当时面对朝鲜的挑衅，美国派出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奔赴朝鲜半岛。时任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以及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都建议将该航母派往临近中国的水域，因为可以借此机会对中国进行威慑。但奥巴马否决了这个提议。当时那艘航母已经上路，奥巴马不想再生枝节，“我不希望我的航母在执行既定任务时再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奥巴马对希拉里和盖茨说。

与奥巴马相比，特朗普却很乐于改变航母的方向。即使时机合适，这样的举动也风险极高。更让人担忧的是，改变方向的航母可能执行的是错误的军事行动。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4月18日美国《大西洋月刊》）

来源时间：2017/4/21   发布时间：2017/4/21

旧文章ID：13005

作者：唐昊  来源：腾讯《大家》

　　4月19日，在显示强大武力和使用武力的决心之后，美国又对朝鲜发出了和平解决的信号，卡尔·文森号航母也被声明并没有驶向朝鲜去加入可能发生的军事行动。这也让“朝鲜半岛打不起来”的说法被更多人接受，似乎战争的阴云已经开始散去。不过，迄今为止媒体上关于朝鲜半岛的局势分析多是基于一厢情愿的利益衡量而做出的。至于判断朝鲜半岛不会开打的原因更是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万一打起来每个国家都有损失，战争对每个国家都不合算。这是生意人为眼前利益讨价还价的精明算计，而不是政治家考虑长远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小国耍弄大国”的游戏该结束了
　　自上世纪90年代朝核危机爆发以来，朝鲜就靠着各大国彼此的利益矛盾而寻找到了生存的空间。也就是说，朝核危机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恰恰是由于各个大国彼此的利益算计所致：
　　对美国来说，不认真解决朝核危机，是因为当朝鲜存在战争威胁但还没真正拥核时，美国可以利用朝鲜的不安分，搅动整个东北亚的局势，不但让韩国和日本在安全上更依赖美国，也可以杜绝东北亚整合之路，并虚耗中国的战略资源。对日本来说，如果朝美开战，朝鲜的导弹很有可能会飞向美国的盟国日本。而有了朝核危机的借口，日本重新武装化就有了更充分的理由。对于韩国来讲，由于身处前线，面临战争可能带来的巨大损害，因而缺乏解决朝鲜问题的勇气。
　　上述各国的想法一次又一次被朝鲜利用。朝鲜因此获得了战略主动权，不但利用各国难以达成一致而获得了发展核武的空间，甚至以核试验和导弹开发为杠杆，具有了左右大国关系的能力。特别是在美国民主党执政期间，这导致朝核问题真正走向失控。在去年进行两次核试验以及试射20枚弹道导弹后，朝鲜对各国的威慑力遽然增加。鉴于朝鲜核武器的发展已经打破东北亚的战略平衡，这让周边国家的利益算计显得越发可笑。
　　过去十几年的时间，美国虽然是朝鲜直接声明的敌人，却并未因朝核问题而受到直接的威胁和损害。反而是整个东北亚地区都因为朝核问题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正是因为对朝鲜问题的不同认知，中国和韩国之间本来友好的关系一夜反目；东北亚地区结成共同体的前景也因此而黯淡，中日韩可能进行的深度经济合作也变得遥不可及。
　　大国被小国耍弄，顶多是失了面子，但这种游戏必然会有一个临界点，即小国真正对大国造成了实际威胁。因此，在朝鲜即将形成真实的战斗力的前夕，这个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刻了。
　　美国的对外政策传统在危机下复活
　　说美国在动武的问题上并不会优柔寡断，并不是因为有了川普这个敢想敢干的总统，而是源于美国长久的对外政策传统。
　　沃尔特·米德认为美国存在四种长久的外交传统：商人传统、传教士传统、律师传统、军人传统。历史上，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在这四副脸孔间变来变去，去应对不同的历史挑战。而其中最不常用但却最重要的传统就是号称为杰克逊主义的军团传统。
　　杰克逊主义者即美式的民族主义者，为保护美国而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杰克逊主义者的愤怒是可怕的。二战中日本军部敢于挑战美国且认为美国会因海上失败而退出西太平洋，却没有料到美国在珍珠港事件后不计代价的、近乎自杀式的即刻反击，明显是只看到了商人传统的美国，而忽视了军人牛仔传统的美国。
　　目前的朝核危机是美国以往对朝政策失败的产物。这种对朝政策的本质，恰是出于商人传统、律师传统的利益衡量，认为解决朝鲜危机的代价过大而无法采取行动。而杰克逊主义者做出决定的基础是激情而不是理性——他们认为，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单纯靠利益算计来做出决策的话，那么人类社会根本就不会有进步。
　　在朝鲜形成对美国本土的实际核打击能力之前，杰克逊主义者并没有多少市场。因为杰克逊传统是用来保护美国的，只会在美国濒临危险的时候高涨起来。此前奥巴马政府在朝核问题上“不作为”，既不愿意与朝鲜对话，也没有真正花力气制裁，放任朝鲜发展核武，就是考虑到美国并没有面临朝鲜迫在眉睫的威胁。在当时的朝核问题并未威胁到美国本土的情况下，美国选出了一个律师型总统，而非杰克逊主义者。
　　但朝鲜的核武器有能力威胁美国本土之后，情况就大不一样了。限制美国武力解决的因素，就是朝鲜之前并未拥有可以打到美国的核武器。但现在，朝鲜的核弹头小型化和洲际导弹技术发展，让朝鲜拥有了远程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这才使得美国动武可能性大增——杰克逊主义者决不能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在杰克逊主义者看来，朝核问题没有那么复杂。抛弃复杂的利益算计，把眼光聚焦在问题本身：既然朝鲜的核武器计划是以美国为目标并已经威胁到了美国，那么最好也是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在朝鲜尚处于核国家的临界点上时，对核武目标、前线目标和首脑目标进行同时的精准打击，一劳永逸地解决东北亚地区的核安全问题。
　　“预防性战争”是个什么鬼？
　　战争并非不可避免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选择的产物。而美国正在严肃地考虑这个而选择。蒂勒森在来中国之前曾说，美国20年来的对朝政策是失败的，现在需要寻求新的战略，包括预防性战争。看起来，从缺乏行动能力的理想主义者，到行动意愿过强的现实主义者，美国外交风格的转换称得上是无缝链接。历史经验表明，当你把战争作为选项时，最后真的就有可能选择战争。
　　川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原则意味着为了美国自身的安全利益，会有决心使用武力，并不顾及其他国家的反应。而所谓“预防性战争”，正是这种美国优先下的先发制人。十年前，面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美国很容易就下定了打击伊拉克的决心。这说明安全危机确能触动美国人最敏感的神经。至于美国在历史上没有对有核国家发动战争，并不表明以后不会。何况朝鲜只是在核国家的临界点上，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核国家。
　　不过，虽然美国几个航母战斗群和航母打击群先后汇集半岛周边海域，宣布去往新加坡的卡尔文森号也随时可以再次调头转向朝鲜半岛，但毕竟离真正的战争还相距甚远。从地面部队驻韩日数量、盟国防空体系建立、海上打击力量准备、周边大国协调等因素来看，美国目前所做的尚不足以对一个拥兵百万的主权国家发动全面战争。即便美国进行的是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或斩首行动，也必须做好应对随之而来的全面战争的准备。因此在朝鲜调门降低，美国显示武力后宣布可以与朝鲜和谈等信号发出后，朝鲜半岛的战争危险似乎正在变淡。
　　但问题是，战争本来就不是一个突发事件，而是一个逐渐积聚和反复强化的产物。在第一枪打响之前，可能已经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历经危机升级的过程。朝鲜半岛今天的战争风险也不是一天酿成的。而目前双方不断为对抗加码正在快速积聚战争爆发的风险。
　　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半岛战争风险的增加是直接与朝鲜的核能力成正比的。美国目前发出的信号明显是“以武力威慑促进谈判，保持随时动武的能力”。不过，美国的武力威慑可能暂缓朝鲜发展核力量这一步伐，但决不可能逆转和停止这一趋势。可以想见，当和平方式仍然无法奏效（几乎可以确定，以和平的方式无法让朝鲜自动弃核，或让美国认可朝鲜拥核）时，武力威慑和武力对抗会再次成为选项。几轮“威慑—和谈—威慑”的循环下来，战争的风险就会逐渐增加，最后成为唯一的选项。
　　在最近一轮“以压促谈”中，不难看出朝鲜问题上恶性互动的倾向已经形成。美国在朝鲜核打击能力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开始认真对待以及下决心解决朝鲜问题。而解决的方式已经确定为简单粗暴直接的武力威慑。包括国务卿蒂勒森在内的这一批美国政治家都是克林顿和谈政策和奥巴马拖延政策的反对者。他们一向很不看好美朝对话，主张美国考虑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一切选项。在本月5日朝鲜试射一枚弹道导弹后，蒂勒森还说，美国对朝鲜已经说得够多了。
　　至于朝鲜方面，也恰恰是因为以往“小国戏耍大国”战略的成功，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以为自己真的是“强大国家”。14日朝中社公布了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声明称，如果美国发动侵略行为，朝鲜将对美国航母战斗群、驻日韩的美军基地以及位于首尔的韩国总统府实施预防性打击，这些目标“将在几分钟内化为灰烬”。上述表态从逻辑上就意味着双方行为方式的不可改变，特别是朝鲜在16日的导弹试射虽然失败，但主动挑衅的姿态并未停止。杰克逊主义的愤怒激情与朝鲜的主动挑衅，二者碰撞的结果必然是战争，不可能有其他悬念。
　　中美关系是朝核问题的关键
　　过去20多年间，朝鲜的核试验和导弹试射不但一步步逼近美国的底线，而且也逼近了半岛周边其他国家的底线，让原本可以阻止战争发生的大国博弈等因素逐渐弱化。此前美国迟迟不愿动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地区内大国的反对。
　　中国曾经一再表示，东北亚的安全取决于半岛无核化。而蒂勒森则表示，美国对朝政策目标“非常清楚，就是朝鲜半岛无核化”，而非“政权更迭”。因此，中美的半岛政策是有共同目标的。基于这样的考量，中国遵守联合国关于对朝鲜制裁的决议就不是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更不是美国的压力，而是中国自身的战略利益使然。
　　现在唯一能让美国有所顾虑的是盟友的安全：韩国一向是东北亚的“人质国家”，朝鲜捏定了这个“软柿子”。克林顿时期评估战争爆发会危及数十万韩国人的生命，这也是最终确定对朝和谈的重要依据，也是韩国在此之前一直谋求通过中国来影响朝鲜放弃核武的主要原因。
　　但在杰克逊主义者看来，朝鲜核武器对韩国的威胁是无法解除的，即使韩国也造出核武器，这个局面同样改变不了。从理论上，唯有解除朝鲜的核武器，才能让韩国拥有长久的安全；也只有先行解除朝鲜的对外打击能力，才能确保韩国在战争中的损失降到最小。而随着朝鲜掌握了核武器，上述“战争代价论”已经过时了。
　　朝鲜以往外交和军事上的成功，得益于各大国之间的矛盾和私下角力，从而在大国的龃龉缝隙中生存下来。如果大国之间具有基本共识和合作的话，朝鲜的成长空间也就不复存在。这也可以解释在朝核问题升级迫使中美之间达成共识之后，朝鲜问题的解决方式迅速明朗化。直到现在还没动手，只是采取恫吓和威慑的方式，不过是因为美国尚未完成其道义准备和军事准备罢了。
　　当然，在美国明示动武可能时，中、俄等国仍然呼吁和平方式应对危机，并开始新一轮积极斡旋。而川普、彭斯的和平解决表态和卡尔文森号放缓来朝，看似提供了和平解决的机会，实际上是在积累战争的道义资源——很明显，和以往十几年六方会谈一样，和平的机会有很大可能再次被浪费掉。对朝鲜来说，如果不能改弦更张，抓住这最后的和平窗口期与美国共同解决问题，那么当美国完成其道义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准备之后，朝鲜半岛迟早难免一战。

来源时间：2017/4/20   发布时间：2017/4/19

旧文章ID：13027

作者：刁大明  来源：腾讯《大家》

　　“特朗普政府的第一天，美国财政部就会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2015年11月，还在谋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唐纳德·特朗普在写给《华尔街日报》的政论文章中将矛盾直指中国。而就在今年4月12日，再次面对《华尔街日报》的专访时，已就任总统82天的特朗普公开承认了中国不是所谓“汇率操纵国”。两天后，美国财政部正式发布报告，认为中国并未“汇率操纵”。
　　事实上，进入四月份以来，特朗普似乎一下子找到了所谓“总统范儿”。4月6日到7日，与中国领导人举行的成功会晤，显然让特朗普充分意识到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接受了建立工作机制、通过合作与沟通来尝试理顺中美经贸关系，也有机会开始深刻理解包括东北亚局势在内的国际格局的复杂性。
　　中美元首会晤务实地增加了两国关系的积极因素，而打击叙利亚的决定则是特朗普在国内外“立威”的重要一招。这次突袭目前看在美国国内收获了一致好评，即便是呼吁国会对叙利亚进一步行使知情权和参与决策权的民主党人，也没有发动过多负面攻势。更为重要的是，这次打击阻断了俄罗斯通过打击“伊斯兰国”实现在中东保持军事存在的既定路径，也在某种程度上暂且缓和了国会两院“通俄门”调查不断传导给白宫的压力。
　　外交事务上的迅速“成长”不但令《后美国时代》的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赞叹道“特朗普真的成为总统了”，而且也在民意数据上制造了反转效果：按照盖洛普的最新数字，特朗普的支持率与不支持率分别为41%和53%，即便仍难言理想，但至少正在摸索着走出35%的历史低谷。
　　不过，上台不到100天，毫无外交积累的特朗普真的已经形成了系统的对外政策乃至战略了吗？现在作答一定是为时过早的，或者只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即特朗普在国际事务上逐渐熟悉、成熟甚至回归到传统路线的速度，显著快于其在国内事务上所持立场的调整速度。换言之，特朗普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在国际舞台上的博弈一定将是超出任何一方的可控范围的，因而务必慎而又慎。
　　虽说还难以完全明确特朗普逐渐“靠谱”起来的外交倾向最终会进化到何种状况，但从这位新科总统所面对的内外压力及某些个人特性的角度出发，其实也已可以描摹出一个简略的形象。
　　首先，特朗普在摆布外交棋局时必须坚守一个基本原则，即所谓“美国优先”或“美国再强大”。如此“内顾倾向”清晰的政策目标不仅是特氏2016年竞选期间的最大承诺，也一定是其制定全部内外政策的指南针。
　　正如理查德·哈斯（Richard N. Haass）在其著述《外交政策始于国内：办好美国国内的事》中所言的那样：“对美国安全和繁荣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国外，而是来自国内本身。……美国若要继续在海外行动自如，就必须重建其权力的国内根基。……由于自身资源有限，它（美国）必须更精准地制定自己的有限目标。”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思路至少要有三个特征。其一，着重解决国内问题，外交政策不但要让位于国内事务，而且要以满足国内利益作为第一考虑。其二，强调成本效益核算，尽可能减少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投入、减少外交事务给美国带来的负担。其三，明确界定外部世界对美国的最关键威胁，并加以精准打击，进而还是为国内服务。
　　正是因为第一个特征的塑造，特朗普上台后立即通过行政令方式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一被认为可能伤害美国某些产业或劳工利益的区域贸易安排。而第二个特征突出的表现如，特朗普政府一方面转而正视北约或者韩日的盟友地位，但同步发生的却是坚持要求对方在盟友关系中负担更大的责任与支出，为美国减负。第三个特征的最大落实，当然当属特朗普对叙利亚的突袭。其在竞选期间曾经反复将“伊斯兰国”界定为美国急需应对的“首要威胁”，而如今的动手也正是“言而有信”地回应了这个“首要威胁”。
　　如果说奥巴马时代的外交政策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平衡”的话，特朗普如今的“平衡木”无疑是“去理想化”的。他所看重的是美国所能得到的实际经济与安全利益，而非某些价值观或注定会束缚手脚的诺奖。
　　如此务实逐利的特性，多半源自特朗普自身特有的商业思维。就近期一系列外交行动观察，这种商业思维表现出了“交易倾向”“实用主义”及“底线逻辑”等诸多决策习惯。就“交易倾向”而言，特朗普在对外决策中似乎不太愿意“一事一议”，而是喜欢将与对手相关的所有议题联动考量，扩展讨价还价的余地。这大概就对应了他在《交易的艺术》所说的，即“我做生意还有一条原则，就是多样化选择，我不会只寄希望于一笔交易或一种方法”。
　　多议题联动的交易早已有迹可循：比如，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就曾表达过要以在南海议题上的强硬换取中国在经贸领域“让步”的主张；又如，特朗普在近期发的推特中开出了“中国如果在朝鲜事务上‘帮忙’，与美国的经贸问题就将更容易解决”的交易价格。
　　要真正实现多议题联动的交易，或者至少创造必要条件，特朗普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实用主义”和“底线逻辑”。“实用主义”在这里的意思是，任何可能有效获利的政策手段，都可能被列入最终选项。
　　比如，虽然退出了TPP，但特朗普只是“去多边”、却从未拒绝以更易实现美国利益最大化的“双边”方式来重新编织亚太经贸体系；再如，即便并没有如希拉里等人的所谓“人权”价值观，但一旦这些意识形态因素被认为可以被用来实现目标或粉饰行动的话，特朗普也一定丝毫不会拒绝，所以世界看到特朗普在打击叙利亚之后强调了所谓“岌岌可危”的儿童生存权。
　　同样道理，“底线逻辑”是为交易达成提供必要威慑的“底牌”乃至“王牌”。平时最多只能亮出来吓人、而不轻言使用的这最后一张牌，可以具象为特朗普2018财年预算报告里提高了将近10%的军费，或者是传说中驶向东北亚的卡尔·文森号。
　　当然，即便如今已可以想象出特朗普对外决策中的一些原则或脾气秉性，而同样重要的则是，作为总统天然背负着的某些周期性约束。通常情况下，美国新总统上台之后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学习、调试或磨合，特别在对外事务上可能要经历半年到一年的磨砺。即便是有副总统、国务卿或国会参议院外委会成员经历的新科总统，也难免有新手上路的尴尬与紧张。更何况是外交零基础的特朗普，他大概率地要面对更长的学习或调试周期。
　　需要解释的是，所谓更长周期，一定是主客观交错而成的：主观上特朗普的确需要一段时间充分理解国际事务；客观上特朗普政府中负责外交事务实操的官员空缺过多，严重牵绊了短期内形成并且推进成型政策的能力。不过，目前隐约可以看到的是，特朗普正在积极务实地努力熟悉国际事务，这至少有助于降低其极端决策的概率。
　　在外交事务学习周期的区间内，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趋势极可能充斥着“延续性”“聚焦性”以及“突发性”。“延续性”是说，在学习或调试阶段，一些与“美国优先”“美国再强大”等原则不存在明显违背的对外政策很可能得到延续。换言之，特朗普政府大概会尽量避免驶入未知水域，反而情愿暂时留在“延续性“极强的安全区域。
　　“聚焦性”是说，急于求成的特朗普一定会在上任之初就在国际舞台上做一些事情，以此来彰显自身的对外决策力。具体而言，在对外领域的选择上，特朗普一定会聚焦于其竞选期间反复讨论的、其对外决策团队成员最为熟悉的、而且可以快速有效安抚民意诉求的切入点。
　　按照这一路径判断，特朗普竞选期间反复将“伊斯兰国”等中东恐怖主义势力称作“首要威胁”、誓言要集中力量有效应对；特朗普团队成员如防长马蒂斯、总统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等人又都具有反恐实战经验、对中东事务颇为熟悉；美国民众至今仍对恐怖主义威胁心存忌惮，支持政府动手的呼声不绝于耳。这三个要件的焦点，明摆着就是如今特朗普已经实施了的对叙利亚动武。或者说，特朗普上台后不久就会在中东动武，应该在意料之中，这次“突袭”其实也没有那么突然。
　　“突发性”是说，虽然特朗普在学习、政府团队在成长，但这并不能阻止外部世界发起特朗普政府必须尽快反应的急迫挑战。在挑战的高压下，“延续性”和“聚焦性”也就成了平行的解决方案。
　　一方面，在无法或暂不具备能力充分评估危机程度、特别是难以预料更无力承受可能酿成的不可逆后果的状况下，特朗普政府在“突发”事态上会坚持“延续性”路线。即在不调整向度的前提下，最多是在程度上加深，在“力道”上做文章。
　　另一方面，一旦出现“延续性”政策被反复证明不能缓解“突发性”困境的危机时，特朗普政府的“聚焦性”政策操作经验就完全可能被刻意复制到“突发性”议题上。但这种“经验复制”绝对不能确保其结果的可控性也得以复制，因而绝非上策，最多只是那张不能动不动就出的“底牌”。
　　能举出的例子，当然就是正牵动世界神经的朝鲜局势。至少从去年开始，美国战略界就逐渐判断朝鲜可能具备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打击能力，对朝政策也一跃成为2016年大选中重点讨论的外交议题。不过，对特朗普而言，充满历史纠葛的半岛肯定不是他计划中马上施展拳脚的平台，更像是个打乱游戏副本的系统bug。在身边可信之人无一熟悉半岛事务、对动武后地区局势走向缺乏足够控制力的大前提下，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基本上是继续威慑、继续呼吁制裁、继续在东北亚展示“肌肉”，以各种可能祭出“底牌”的明示来压低潜在危机。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保持了竞选期间反复强调的，希望中国更多介入的立场。从目前的态势看，在朝鲜问题上，相对具有“延续性”的处理方式暂且发挥了作用，但必须看到半岛局势远未根本解决。而且当学习、调试周期彻底结束之时，比如上台一年后，特朗普政府也势必将和盘托出更为完备的、甚至真正与以往迥异的对朝新策。其时，东北亚地区不排除面临更大安全困境的可能。
　　无论如何，特朗普之下的美国，已在国际秩序与全球化趋势中扮演起“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而其外交政策目前正在发生进化，的确有望降低某些不确定性。相比而言，作为“最大确定因素”的中国，必须拿出“任凭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的战略定力，迎难而上，主动塑造。而特朗普最后是“特靠谱”，抑或“特没谱”，就要看他到底要的是什么样的美国和世界了。

来源时间：2017/4/20   发布时间：2017/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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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雪 编译  来源：观察者网

昨日（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一季度GDP增速6.9%，创6季度新高，实现了“开门红”。这一数据引发外媒热议，纷纷强调“中国经济增速持续强劲”。而在一份美国经济学家的最新报告中，对夜间灯光研究的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增速比官方数据还快的。

4月17日，美国财经网站“市场观察”（Marketwatch）发表一篇名为“卫星图像显露出中国经济怎样的面貌？”的文章。文章援引美国马萨诸塞州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最新报告，指出中国经济的实际表现可能远高于中国官方经济数据所呈现的那样。

图片为航天员2010年在国际空间站拍摄的北京与天津的夜间图像。

撰写这份报告的研究者运用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使用追踪记录中国夜间照明灯光的卫星数据，来作为衡量中国经济状况的“指标”。

夜间照明的数据由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维护并对公众开放。研究者表示，已有一些研究指出，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增长率，夜间照明都是衡量地区经济活动的重要参考。例如通过夜间照明的对比，显示朝鲜与韩国之间的经济差距。此外，夜间照明还可以作为非洲村子或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地区经济波动状况的样本。

报告首页截图，共45页。

报告指出，从纯粹的时间线来看，中国的GDP增速和中国夜间灯光的增长率并非呈现相关态势。在实证分析的层面，研究者需要更灵活地控制改变卫星探测属性。研究者表示，该研究的预测是基于对中国各省的夜间灯光和经济活动的差异性增长进行分析，而非从整个国家的层面。此外，由于该报告聚焦经济增速而非经济发展水平，研究中在所有原型中都包括了省份的固定效应。

2005-2013年，中国GDP增速官方数据和夜间灯光增长总量（图表来自该报告，2010年增长明显是因为发射了新的追踪夜间灯光的卫星。)

这份报告长达45页，作者是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分别为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经济学家亨特·克拉克（Hunter Clark）和马克西姆·平可夫斯基（Maxim Pinkovskiy），以及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夏威尔·萨拉-伊-马丁（Xavier Sala-i-Martin）。

文章称，西方媒体的普遍观感是，中国官方经济数据准确性有所欠缺，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会为了政绩夸大数字。但报告的三位作者则表示，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低估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实际表现。

作者表示，经过分析，我们看到中国经济表现十分良好：“我们的研究方法预测，在2008年经济危机前，中国GDP增速低于官方预测。相比中国官方统计，2008年，中国GDP增速经历了小幅度的下滑，然后在2009年和2010年出现了强劲的复苏，在2011年以更高的增速稳定下来。”

报告称，该机构过去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与一些市场参与者的预测神似。

报告指出，“例如，我们与巴克莱银行和彭博社的预测一致，估计中国经济增速在2007年达到11%左右，在金融危机前没有出现大幅飙升，但中国官方GDP记录显示，从2005年到2007年，GDP增速从12%增长到15%。”

但报告显示，该机构对于中国目前的GDP增速预测要高于市场参与者，也高于中国政府。

中国过去5年的GDP增速数据

作者称无法确定中国低估自身经济表现的确切原因，“但其中一个解释可能是，中国的统计报告低估了服务业的增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服务于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服务业的增速也随之被低估。”

报告指出，目前这份研究还在分发供讨论和评论阶段，尚未经过专家评审。

《科学时报》2011年曾报道，美国耶鲁大学宏观经济学家Xi Chen和William Nordhaus发起的一项跟踪研究指出，夜间灯光跟能源消耗、人口增长、GDP增长紧密相关。他们在2011年5月16日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报告了这一研究成果，即一个特定地区较亮的夜间灯光照明与该地区较高的GDP紧密相连。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陈平对观察者网表示，对这样的数据结果并不感到诧异，国外研究机构对中国夜间灯光卫星图的研究从一个侧面显示，GDP确实存在被低估的可能。

陈平指出，中国改革的不足之一就是软件的发展落后于硬件的投资，国家统计局低估中国GDP的原因：第一是还没有全面的财产登记制度基础，报税的人口不及一半；第二，地方政府为了降低税负，低估实际的服务业收入，忽视农民的建房投资，对灰色经济的监管相当落后。第三，从西方引进的国民经济统计制度，原本是为资本主义体制设计的，搬到国内必然严重低估非私有部门的经济贡献。

陈平表示，如果改进中国目前的统计制度，估计人均GDP和居民财富的真实数字会大幅增加。

未来中长期，中国经济是否如该研究报告所预测，维持这样复苏向好的局面？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教授对观察者网表示， 中国经济一季度表现非常好，有几个原因：一是大的国际环境都在变好。二是中国自己的经济小周期，也见底了开始反弹了。

姚洋表示，中国经济是在复苏，但是复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稳定，有可能比较脆弱，所以政策应该保持今年两会说的基调，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财政政策保持比较宽松积极的态势，这对经济复苏是有帮助的。

姚洋指出，中长期来看，他觉得我们进入了新一轮的景气期，如果七年一个周期没错的话，此次经济复苏应该可以维持到2024年左右，将迎来下一个经济繁荣期。

来源时间：2017/4/20   发布时间：2017/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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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磊  来源：观察者网

　　4月12日，世界贸易组织发布了2016年全球贸易统计报告。2016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额为2.1万亿美元，进口额为1.6万亿美元，继续保持全球货物贸易出口第一大国地位，而美国则在三年后再次超过中国成为货物贸易总额第一大国。尽管全球货物贸易已经难以重现21世纪头十年作为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辉煌时代，但它仍然是衡量全球经济的重要指标，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在货物贸易领域的领先地位也说明了这一点。
　　其实，对于中美这两大经济体来说，排名孰先孰后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要从中探察出全球经济贸易变化发展的动向。可以说，这一变化恰恰是中美两国正处于不同经济政策和增长周期的直接反映。中国处于经济增长由高速转为中速以及经济结构转型阶段，美国则正好进入后危机时代的稳健回升阶段。
　　在影响货物贸易进出口的因素方面，中美两国之间的这种差异直接体现为汇率变化与国内产业结构变化，强势美元一方面提高了美元计价的贸易额，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内部跨境贸易又较少受到汇率波动影响。
　　在生产能力方面，中国正在努力消除传统产业过剩产能，鼓励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型服务产业发展；而美国在危机后开启制造业重塑进程，由苹果、亚马逊、谷歌等创新型企业所带动的制造业产品升级也为美国本土制造业发展带来新的契机，而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新技术的引进也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工资成本方面的劣势。总体来看，中美两国自身国内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对于全球经济未来的平稳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看来，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将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也正是中美两国元首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会晤令全球瞩目的原因。作为会谈的成果之一，双方宣布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会晤期间，双方启动了外交安全、全面经济两个对话机制，重点讨论了机制运作方式和工作重点。
　　就全面经济对话机制而言，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Wilbur Ross）特别提及双方达成的“贸易百日计划”，其核心在于减轻双边贸易失衡，降低双边贸易巨额顺差/逆差，美方特别关注的是2016年3470.4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事实上，这种调整进程在双边贸易中已经开始。根据中方统计，2017年2月，中美贸易额 330.1亿美元，同比上升7.0%。其中，中国自美进口112.9亿美元，同比上升37.9%；对美出口217.1亿美元，同比下降4.2%。中方顺差104.2亿美元，同比下降28%。
　　如上所述，中国经济正处于降低过剩产能及产业转型升级的时期，国内快速增长的消费意愿和能力将导致经济和产业更大程度的国内导向，从这个角度看，中美双边贸易账户的严重失衡未来将逐渐向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因此，在短短百日之内，双方更应着重中美双边贸易的长远规划以及各自对外经贸法律制度和管理方面的问题。
　　还应注意的是，中美双边经贸相互依赖度也在日益增加。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2016年美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贸易额达到5785.9亿美元。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1157.8亿美元，占美国出口总额的8.0%；美国自中国进口4628.1亿美元，占美国进口总额的21.1%。中国是美国货物产品出口第三大市场，而居于前两位的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是北美自由贸易协议的缔约方。
　　中国也是美国农产品出口的最大市场，2015年和2016年农产品出口价值分别达到200亿和210亿美元。这些都充分说明美国产品出口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度也在不断上升。与此同时，即使是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也为美国批发和零售业提供了稳定的供货来源，而如果美国国内目前讨论的边境税付诸实施，这一长期存在的供应链就将遭到破坏，商品供应货源方面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也可能引发美国消费市场的产品安全问题。
　　因此，中美双边经贸关系恰恰体现出“合则两利，斗则两败”的道理。习近平主席此次赴美访问，双方确立了合作协调机制，为双边关系增添了更大程度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同时也可以说为全球经济和企业界送来了一粒“定心丸”。
　　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掉以轻心，忽视中美双边经贸关系中隐藏的威胁，特别是美国新政府在处理经贸问题方面所采取的更加严苛的态度。近期特朗普总统颁布的两项总统行政令就体现出这种态势，其中一项要求美国商务部与贸易代表办公室针对严重贸易赤字问题定期提交综合性研究报告，另一项则要求美国政府各部门加强对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征管工作，可能会要求一些涉及欠缴这两项贸易救济税的企业提供资金担保。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月份发布《2017年外国贸易壁垒国家贸易评估报告》，其中涉及中国的部分足有20页，内容包括了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保护商业机密、鼓励国内企业创新政策、战略性新兴产业激励政策、银行电信等服务贸易产业市场准入以及电子商务贸易障碍等诸多方面。
　　可以想到的是，这份报告中列举出的种种所谓限制措施或不公平贸易制度，必然将在“贸易百日计划”以及全面经济对话进程中不断被提及。这也许说明，特朗普政府在对华贸易谈判和要价方面会更有针对性，尽管该报告中的许多问题在上一届政府谈判中都有涉及，但是考虑到特朗普本人以及其内阁中主要成员如商务部长罗斯及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对于贸易问题所投入的关注和做出的表态，涉及经贸领域的谈判未来肯定不轻松，需要双方持续的讨价还价和相互妥协。
　　同时，特朗普政府在贸易救济调查方面将采取更加严格的审查程序和标准。2015年美国国会制定《美国贸易优惠延长法》，进一步增强了贸易救济调查机构的职权。其中所谓“特殊市场状况”的规定值得特别关注，该法律规定，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进程中，如果存在特殊市场状况，美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管理局有权采取其它计算方法来核算生产成本，这一规定与中国入世时所承担的“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限制条款非常类似，但它并不局限于特定经济体，因而可以更为广泛地加以适用。
　　在最近一起涉及韩国出口石油钢管的反倾销案中，国际贸易管理局采纳了美国国内钢铁企业的意见，将韩国产品使用中国廉价钢铁原料视为一种特殊市场状况，在其裁决中将反倾销税比例上限从16%提高至24.9%。事实上，已经有人建议用这一“特殊市场状况”来替代“非市场经济地位”，这样一方面形式上履行2016年12月11日终止“非市场经济地位”认定的义务，同时又实际上保留该限制规定所包含的以“替代国”计算生产成本的方式。
　　鉴于中国出口产品一直是全球贸易救济调查针对的主要目标，特朗普政府就此采取的更加严厉的措施需要特别关注。尽管中美之间爆发“贸易战”的可能性日益降低，但是可能将会代之以更高频率和更大幅度的贸易救济措施，我们需要警惕贸易摩擦日益频繁的趋势。
　　总体来看，随着中美之间新的全面经济对话机制逐渐成型，有关双边经贸关系以及经贸纠纷的讨论将具有更大程度的可预见性，这有利于双边经贸关系的平稳发展。当然，要进一步确保这一关系的持续稳定，中美两国政府应该继续进行双边贸易投资协议的谈判进程。
　　在奥巴马政府期间，中美双方已经就《双边投资协定》进行过充分的谈判和讨论，其中核心的“负面清单”和“准入阶段国民待遇”原则都已得到普遍接受。未来两国政府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启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谈判进程，双边经贸关系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必须要经由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安排才能彻底消除，并且这种双边经贸协议和安排的达成也必然成为全球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石。

来源时间：2017/4/20   发布时间：2017/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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