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思义  来源：观察者网

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的初期表现证明，他将继续奉行奥巴马/希拉里的反华政策，只不过他所采用的手段将有所不同而已。同时，特朗普挑起与德国的严重冲突，支持其他国家追随英国步伐脱离欧盟。美国副总统彭斯在近日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要求欧洲快速增加防务开支，德国总理默克尔拒绝了他的这一提议。

要弄清其中的内在逻辑，就需要结合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种种表现分析：

• 特朗普正陆续把强硬的反华势力引入他的政府班底；

• 美新任防长马蒂斯（Mattis）首次国外出访选择了日韩，此君在韩国访问时强调支持萨德反导系统(THAAD)，在日本访问时则称美国将军事支持日本；

• 美国新政策试图削弱或分裂而非支持欧盟；

• 特朗普猛烈抨击德国；

• 特朗普怒怼墨西哥和澳大利亚；

• 特朗普公布经济战略。

有必要先梳理一下特朗普的对华动作：与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支持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质疑一个中国政策，前几日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时改口称“坚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特朗普近来炮轰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之——德国，电话里怒怼美国的另一个亲密盟友——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等，如果认为这些举动看似与中国无关 ，那就错了。

一旦了解特朗普所面临的美国经济现状，就会明白他之所以这样做自有其道理。如下文分析所示，美国经济的真实情况，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者所传播的“美国经济正强劲增长”的神话截然不同，事实上特朗普对德、澳、日等国的举动与其对华政策不无关系。

要把脉和应对特朗普的对华政策，就有必要清楚地了解其目的、内在逻辑及其手段，与奥巴马、希拉里有何不同。

因此，本文将聚焦分析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所面临的约束因素，以及这种约束将如何影响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和军事战略。

下面将首先论述美国经济的真实状况，然后分析特朗普改善这种状况的可能性有多大。希望这些分析有助于大家了解特朗普的对华外交政策。

特朗普面临的美国经济形势

不言而喻，特朗普的目标是加强美国相对所有其他国家的地位，即所谓的美国优先。他明白，提高美国经济地位，是包括维持他所承诺的大幅增加美国军事支出等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

但要了解特朗普实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就有必要正确分析美国经济形势。

中国一些论者要么罔顾事实，仅仅简单照搬西方报道，要么有意试图破坏中国的社会主义，比如“美国经济强劲增长是拜创新拉动”的错误说法频频出现在中国媒体即是明证。而这种论调的传播会导致人们对特朗普的行为逻辑产生误判。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正是美国经济面临困境，才支撑特朗普主义的内在逻辑。

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一直呈放缓趋势

特朗普当选正得益于美国经济出现的困局。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低于其1999年水平，与此同时不平等急剧上升，美国最顶层20%人群的收入，超过80%的美国中下层家庭总收入。

这种形势引发民众对经济不满，导致传统的共和党精英候选人在共和党初选阶段就被扫地出门，特朗普得以异军突起，甚至以前原本为民主党票仓的一些州的工薪阶层，也改而在总统选举中投票支持特朗普。

美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正如图1所示，为让大家对美国GDP年均增长率有一个直观的认识，按照以能消除短期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

数据清楚地显示，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一直呈放缓趋势：美国GDP增速达到峰值是在1969年，为4.9%，此后逐步下降， 1978年降至4.1%，2003年降至3.5%，2016年第四季度降至2.3%。

图1

2016年美国经济急剧放缓

图2所示的美国近期经济形势清楚地证明，2016年美国经济急剧放缓。

• 美国GDP增长率从2015年的2.6%降至2016年的1.6%，即2016年美国GDP增速同比放缓近40%；

• 美国人均GDP增长率从2015年的1.9%降至2016年的0.9%，即美国2016年人均GDP增速同比下降一半多，接近于停滞。

数据清楚地表明，称“美国2016年经济强劲复苏”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事实上，美国经济相较前几年急剧放缓。

图2

与世界其他两大经济中心——中国和欧盟相比，美国经济放缓显得更为突出。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并没有强劲复苏，相反美国是2016年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增速最慢的。

中美2016年最终经济数据已出炉，欧盟的则还没有公布，但其发布的2016年第三季度数据显示，其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长1.9%。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6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基于最新统计数据曾预测，这一增长率（1.9%）将会持续到2016年底。所以暂时将此数据作为欧盟的最终数据。

如图3所示，世界主要经济中心——中国、欧盟、美国2016年GDP增长数据如下：

• 中国——6.7%；

• 欧盟——1.9%；

• 美国——1.6%。

可以看出，2016年美国增速不仅急剧放缓，而且还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最慢的。

图3

特朗普扭转美国缓慢增长的可能性多大

因为一般经济运行具有周期性，要做出最准确的分析，关键是要用经济周期中的同等位置进行比较。如果用一个经济周期的最高峰值与一个经济周期谷底比较，得到的经济增长数据要么过于夸大，要么会低估。

美国上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峰值出现在2007年第四季度，距2016年第四季度恰好九年。因此，图4对2016年第四季度与2007年第四季度这9年间的增长率，以及1973年、1980年、 1990年和2000年前四轮经济增长周期的峰值进行了比较。

数据清楚地显示，美国经济2007四季度至2016年四季度，仅增长12.1%，2000至2009年仅增长14.7%，1973年-1982年增长18.9%，1990年-1999年增长33.2%，1980年-1989年增长33.3%。

总之，实际的情形是，美国经济并没有由于创新强劲增长，而是比以前的经济表现虚弱。因此，有必要评估特朗普扭转美国缓慢增长的可能性有多大。

图4

美国中长期增速约为2%

面对美国经济缓慢增长的事实，特朗普宣称，他的经济政策将提升美国GDP年增长率——他就职首日公布的美经济政策目标之一，就包括“推动经济实现4%的年增长”。

鉴于美国经济运行具有周期性，为准确评估特朗普经济政策成败的机率，就有必要把短期趋势与中长期趋势区别开来。

计算包括金融危机大衰退在内的美国中长期增长趋势时，美国增长数据会受到严重影响。计算包括大衰退在内的任何短期趋势将必然显示，美国经济增速非常低迷——长期趋势则将平均这种影响。

为分析美国增长趋势，表1为大家呈现分别按照5、7、10、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美国GDP年均增长率对比。按照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从2006年起美国GDP年均增长率与其他三种算法计算的相差甚远，美国GDP年均增速非常低迷——正如刚才所说的，这是由于受到大衰退的巨大影响。

按照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由于时间足够长，因此足以平均掉大衰退的影响；按照5-7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美国GDP增长率则相对接近，约在 2.0%-2.3%之间。由此可以算出，美国中长期增速约在2%或略高，这一分析有助于评估特朗普政策的影响。

表1

统计效应：特朗普上任 美国经济短期会有所好转

正如上文分析的短期趋势时指出，美国2016年全年GDP同比仅增长1.6%。这明显低于美国长期平均增长率。分季度来计算 ，美国2016年第四季度GDP同比仅增长1.9%——较2016年上半年的缓慢增长有所加速，但仍低于美国长期平均增长率。

也即是说，不管以何种方式计算，美国2016年经济增长率都低于其长期平均增长率。

因此，图5为大家呈现美国2016年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长率，以及按照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年均增长率的对比，其他的比较可参见表1。

可以看出，不管以何种方式计算，除上文所指出的按照1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的增速严重低迷的原因外，美国2016年GDP增长率低于其长期平均增长率。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特朗普上任初期，美国短期经济增长有望加速，因为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2016年经济增速明显低于其长期平均水平。如果真如此，将会造成一种假象：特朗普一上台，美国经济就开始改善了。

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种可预见的统计效应而已。

由于时值特朗普上任，这一统计效应，会产生“特朗普正在改善美国经济”的说法。但其实这是假象。根据统计学原理，这种加速是完全可以预见的。

关键的问题是，特朗普能否提高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率？

图5

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从短期趋势到中长期前景来看，美国经济长期放缓的原因显而易见。美国经济的最主要特征是，它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这意味着，当美国经济快速增长时，其资本形成率占经济比重就处于较高的水平；当美国经济缓慢增长时，其资本形成率占经济比重就处于较低的水平——下附的数据将充分印证这一理论分析。

拙文《误读创新会危害中国经济战略》运用现代增长核算方法得出结论，资本投资/积累是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分析经济增长最精准的核算方法，读者可自行前往查阅。但同样的结果运用分类最简单和最为人熟知的“国民帐户核算”数据无疑更直观，因此下文的分析将采用该数据。

根据经济统计学，美国可以利用两种方式增加补充资本：

• 首先是提高美国净储蓄——美国自身增加的新资本；

• 其次是提高净投资——美国储蓄+美国利用国外储蓄融资的投资。

我将在下文对这两种方式进行分析，它们呈现出同样的趋势。正如可以预期的事实是，虽然美国投资的最大融资来源是美国内储蓄，但由于美国可利用外国储蓄维持投资，这两种方式存在一定的差异。如下文分析所示，这些差异将对特朗普的外交和经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长期趋势

拙著《一盘大棋? ——中国新命运解析》对美国长期经济发展趋势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希望了解进一步分析的读者，可自行前往查阅。但有必要在此简短总结美国经济的主要趋势。

用经济学统计术语来讲，美国资本形成净额等于美国储蓄净额。因此，图6特为大家呈现1929年以来美国储蓄净额/资本形成净额长期趋势。美国长期经济发展曲线一目了然：

• 1929-1933年大萧条初期，美国资本形成净额为负，即美国经济失去了资本供给。这必然导致美国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在此之后，美国储蓄/资本形成增长率有所上升，二战后则强劲加速，其占经济比重在1965年更是达到一个峰值；

• 1965年后，美国储蓄净额/资本形成净额占国民总收入（GNI）比重呈稳步下降趋势，并于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再次变为负数。图1所示的美国长期增长呈放缓趋势，则源于美国资本形成净额呈下降趋势。

图6

美国可利用外国资本

美国的净投资，即美国的投资融资不仅包括美国内储蓄，而且也包括外国资本/储蓄。正如图7所示，美国自身的净储蓄呈现相同的曲线——从 1929-1933年的低点上升，在二战后的1966年达到峰值，临近大衰退前再次下降。

但美国净储蓄和美国净投资（包括利用外国储蓄/资本融资的固定投资）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大衰退期间美国净投资没有变为负数，是因为美国能利用国外储蓄，为美国净投资提供资金。这意味着美国净投资仍然高于美国净储蓄。

简言之，大衰退期间，美国能利用外国储蓄/资本，来缓冲或减轻美国自身储蓄下降所带来的影响。正如下文分析所示，利用外国储蓄/资本，将有助于特朗普做出外交政策决择。

图7

美国短期增长影响因素

显然，上文分析的趋势，将约束特朗普的经济施政。正如通过供给侧结构特征分析中国经济一样，掌握了分析美国经济最基本的方法，就会让我们在面对特朗普时候清楚地做出选择，并了解他的政治外交策略和经济政策息息相关。

正如大多数经济体一样，影响美国经济增长的诸多短期因素包括总需求、贸易、投资、消费等。为便于大家对此有直观的认识，表2为大家呈现美国实际GDP年增长率与各GDP构成要素占美国GDP比重之间的相关性。这显示：

• 美国GDP各构成要素中，唯一与实际GDP年增长率存在极强的相关性(0.60)的，是库存增加和减少——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库存对经济加速与减速是高度敏感的。

• 美国各GDP构成要素与其实际GDP年均长率也存在相关性，但没有哪一种要素的相关性如此之高——比如，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与GDP增长之间的正相关性为0.25，总消费占GDP比重与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为-0.19。

也即是说，就短期（一年以内）而言，除库存增加/减少外，再没有哪种GDP构成要素占美国经济比重的变化，与美国GDP增长率之间存在如此高的相关性。

其他GDP构成要素与美国GDP增长率之间的低相关性说明，美国短期经济增长是无法从除库存外的任何单一变量占美国GDP比重的变化预测得到的。

影响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虽然美国经济结构中各GDP构成要素与GDP增长率之间的短期相关性较弱，但它们间的中长期相关性非常高。如表3所示，按照 1-10 年移动平均线计算，各GDP构成要素占美国GDP比重与实际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如下清楚地显示：

• 美国政府消费占GDP比重与其GDP增长之间基本没有相关性，其最高相关性也仅为0.07。这个数据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这说明，“美国政府消费占GDP比重越低，美国GDP增速就越快”、“美国政府消费占GDP比重越高，美国GDP增速就越慢”的说法是错误的——这种说法缺乏证据。

• 美国总固定投资（未扣除资本折旧的固定投资）与GDP增长之间呈正相关性，但不高，最高为0.36。

• 美国GDP增长与总储蓄、总净储蓄、净固定投资存在极强的正相关性，相关性分别为0.61、0.62、0.72。有必要指出的是，总储蓄不仅包括居民储蓄，还包括企业储蓄+政府储蓄；净储蓄=总储蓄-资本折旧；净投资=总投资-资本折旧。

很显然，美国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与各GDP要素之间的相关性无疑存在差异。这说明，美国GDP构成中有一些要素对中长期增长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但在短期增长方面的作用则被掩盖了。

也即是说，从中长期趋势看，GDP构成中有一些要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五年时间（中期趋势）而言，净储蓄和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与美国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超过0.50。就更长的8年而言，美国净固定投资和美国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非常高，为0.72 。

鉴于净固定投资（即年度净增加的资本存量）与美国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最高，下面将对此进行详细分析。

美国净固定投资与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

众所周知，相关性和因果关系是有所不同的。净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与美国中长期GDP增长率之间存在高相关性，本身并不能证明，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高就会导致GDP高，GDP高会导致净固定投资或者其他要素占GDP比重高。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高，会导致经济增长率越高，但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因此这里暂不对此展开分析。

但正如图8所示，美国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与其GDP增长率之间存在极高的相关性（0.72）。这意味着，只要净固定投资无法达到较高的水平，特朗普就无法实现更高的GDP增长率。

图8

影响美国增长的决定性因素

就影响美国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而言，这些事实必然将决定性地影响特朗普提高美国长期增速的能力。它们说明，“提高美国长期增速可仅仅通过创新、减税等实现”的说法是错误的。美国净固定投资与美国GDP增长之间存在的密切相关性说明，特朗普唯有提高美国净固定投资，才能成功实现提升美国中长期经济增速。换言之，如果美国资本积累水平可以得到提高，那么特朗普就能提升美国中长期增速——鉴于美国经济的资本主义的本质，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但固定投资必然需要等额的储蓄融资。因此，特朗普能否提升美国长期增速，反过来取决于他的政府能否找到提高美国净投资的资金来源（储蓄）。

维持美国净固定投资增加，有两个潜在来源——美国内储蓄和外国储蓄/资本。因此，特朗普提高美国净固定投资的政策，必须要满足下列两个条件中的任一个或者两个：

• 提高美国储蓄水平；

• 提高外国储蓄利用水平。

这两项政策必然将在美国内和国际上产生不同的政治影响。尤其是，它们将决定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基本特征。

特朗普提高美国储蓄水平的可能性极低

首先分析这样的政策对美国内经济的影响。由于可支配收入被划分为消费和储蓄，提高储蓄占美国经济比重，必然意味着削减消费占美国GDP比重。理论上，特朗普可以在不压缩美国工薪阶层（在总统选举中投票支持特朗普的主要人群）消费占GDP比重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点。比如：

• 从经济角度来看，军费支出属于消费。因此，削减军事支出占美国GDP比重，可以在不降低美国大多数民众生活水准的情况下，提高美国储蓄水平；

• 并非所有的消费都来源于平民。削减奢侈品消费会减少富人消费，但会提高美国的储蓄水平，而不会降低绝大多数美国民众消费占美国经济比重。

但是这样的经济政策违背特朗普的政治方针。他已宣布，提高军事支出，以及削减富人税率是他主要的优先任务。增加军费开支，削减高收入人群税率，以及潜在的政府基础设施支出计划，将提高美国财政赤字——削减政府储蓄，其他东西持平，将会降低美国储蓄水平。

鉴于这样的承诺，特朗普能实现提高美国储蓄水平的唯一可行性办法，是降低大多数美国民众的消费占GDP比重。也即是说，考虑到他的其他政策，特朗普提高美国储蓄水平的唯一方式，是降低曾投票支持他的那些人的消费占美国GDP比重——这样的结果必然不得人心。

特朗普胜选是受益于美国政治制度非民主的特点，因为希拉里所获得的普选得票数多于特朗普近300万张。美国建制派精英中有很大一部分反对他，他的民调满意度下降的幅度快于以往任何美国总统。推行有悖于其选举基本盘经济利益的政策，对特朗普来说是一项危险的政策。

因此，一旦考虑到特朗普的政治目标，美国储蓄水平上升的可能性极低，相反很可能会下降。这当然是出于市场判断——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特朗普当选前一天的1.83%升至2月9日的2.35%。

利用外国储蓄

如果美国无法提高自身储蓄水平，那么只剩下利用外国储蓄为投资供给资金的选择。事实上，这种更依赖外资的转向始于里根，这导致美国国际地位发生历史性的变化。特朗普的政策与奥巴马/希拉里有很大的不同。

奥巴马/希拉里认为，为建立广泛的反华联盟，有必要对其盟友作出让步，比如奥巴马在任期间尝试推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以及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保持亲密的政治友谊等。

特朗普则相反，他认为，其他国家必须直接服务于美国利益，以便美国增强实力对抗中国。美国依赖外国借款为投资资金融资，必然意味着美国经济政策将与其外交政策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980年前的历史趋势分析显示，那时美国通常是海外资本的净贷方，即其他国家的资本净供应国（见图9）。这意味着，美国当时具有稳定世界经济的作用——如果其他国家要缓和他们的经济和政治形势，美国一般会贷款/拨款给他们。这是20世纪50-7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大特色。彼时美国可以驾轻就熟地运用胡萝卜（大规模经济援助）加大棒（军事威胁）这套组合拳。

但20世纪80年代后，美国成为国际资本市场的净借方——利用其他国家资本来维持其投资水平。国际金融危机前的2006年，外债占美国GDP比重达到峰值，高达近6%。这意味着，美国正利用其他国家资本，而非自身储蓄，助力自身发展。

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国应对世界其他地方的策略总体上不再使用“胡萝卜”（大规模援助），而是只运用“大棒”（军事力量）。美国的经济政策成为国际上的不稳定因素——这自然包括美国支持某些享受美国特殊待遇的国家（如以色列、埃及、乌克兰等）。

开创外国资本为美国投资提供资金的先河的里根，并没有阻止美国经济放缓（详见图1）。但他在确保其他国家资本为美国融资服务方面卓有成效。特别是日本，其是里根执政时期美国融资资金的主要国际来源（详见下文分析）。美国从日本提取庞大的融资资金，是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经济陷入长达20年的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

图9

美国净固定投资融资多半源于外国

为让大家更详细地了解美国为何转向主要依赖外国资本融资，请见图10，这张图反映1965-2015年净固定投资融资来源，占美国GDP比重对比变化。

数据显示，从里根时期起，美国越来越依赖于外国资本/储蓄维持净投资。事实上，令人惊讶的是，从 2002-2012年，美国的净投资融资多半是源于国外，而非美国自身储蓄。2012年后，美国净储蓄恢复到一个积极的水平，但是：

• 根据最新数据，与历史标准相比，2015年美国净储蓄水平仍处于低位，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为3.3%。2016年前三季度的数据显示，这一比重跌至平均水平（2.8%）。

• 美国净储蓄改善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奥巴马削减了军事支出——美国军事支出占GDP比重从2007年的4.7%降至2016年的3.9%。

总的来说，美国净储蓄仍然很低，同时特朗普提出的经济政策可能会降低美国储蓄。因此，特朗普提升美国GDP增速能否成功，取决于他能否提高固定投资，而这需要更多地利用外国储蓄。这反过来会影响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选择。

图10

哪些国家可以资助美国投资？

鉴于美国经济的真实状况，那么问题来了，哪些国家可能会为特朗普提升美国增速提供融资？鉴于美国外债规模巨大，有能力满足美国融资需求的国家非常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2016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估计，2016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将达到4690亿美元——从统计学上看，任何国家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出现逆差则等于外资流入逆转的信号。

为反映有哪些潜在的国家可以如此大规模地借贷给美国融资资金，图11为大家呈现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以及5个最大的国际收支顺差国家/地区——他们依次为德国、中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中东石油出口国也作为一个整体出现，是因为他们为美国融资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美国外债规模巨大，顺差太小的其他国家不能为美国融资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本分析将聚焦这些主要的顺差国。一旦看完这些分析，就会明白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内在逻辑。

图11

特朗普面临的国际经济形势

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的累积变化，推行依赖于外债的政策时，特朗普所面临的形势比从里根到奥巴马的几位美国总统都复杂得多。

首先，为反映从里根到小布什等美国总统所面临的外债形势，以及可为美国投资提供融资资金的主要顺差国家/地区，特为大家呈现图12。表4所示的则是主要顺差国家/地区的国际收支顺差/逆差占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比重，以及历任美国总统任期时的总国际收支顺差/逆差对比。

比如，在里根执政时期，美国和其他所有国家的总国际收支逆差为6810亿美元，日本与其他所有国家的国际收支顺差为3660亿美元，日本国际收支顺差相当于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54%。

这些数据清楚地表明，从里根到克林顿时期，日本是美国最大的外债持有国。日本的国际收支顺差相当于里根时期的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54% ，老布什时期的127% ，克林顿时期的60%。也即是说，小布什执政之前，日本是美国最重要的国际融资来源——只要日本奉行令美国满意的经济政策，那么再增加几个有能力为美国提供融资的小国，就可以满足美国余下的外债融资缺口。

图12

表4

日本经济表现低迷

从里根到克林顿时期，美国外债融资的形势对美国来说是令人满意的，但这对日本来说是灾难性的。特别是1987年华尔街股市崩盘后，美国要求日本推行超低利率政策，以便资金从日本流入美国，从而使得美国避免了股市崩盘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结果，由于这样的超低利率，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历“泡沫经济”，紧接着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灾难性的金融危机。四分之一世纪后，日本还没有从金融灾难中恢复过来，反而陷入长达20多年的经济停滞。

在里根/ 老布什/克林顿执政时期，从日本转移的庞大资源进入美国，帮助美国经济造血，但却摧毁了日本经济。由于日本是美国的半殖民地，所以日本只能被迫推行摧毁自身经济、助力美国经济发展的政策。

但对日本造成巨大经济打击的累积效应是，到21世纪初时，日本自身变得虚弱，也无力再弥补美国很大一部分财政赤字缺口。2001-2008年小布什执政期间，日本国际收支顺差占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比重降至仅24%，不足以满足美国融资需求。

但对美国来说幸运的是，国际金融危机前日本无力满足美国融资需求，并没有导致美国发生严重的问题，因为小布什找到了两个另外的国际融资来源，他们是：

• 中东石油出口国——受益于高油价，中东石油出口国的国际收支顺差相当于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27% ；

• 中国——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相当于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24% 。

美国挖掘这两个新的融资来源，必然需要其做出外交政策选择。对美国来说，两者中比较容易对付的是中东石油出口国，他们中的一些国家（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和日本一样，本质上是美国的附庸国。因此，如果有必要，美国可指示/施压他们为美国融资。

但中国则不同，中国不是美国的半殖民地，也不会听命于后者。而且纵观小布什任期，他与中国一直保持着还算好的外交关系，并未炮制大的紧张局势。这营造了一个互惠互利的局面，中国也乐于购买美国债券，以求不与美国爆发重大的贸易摩擦或政治紧张局势。

小布什担任总统期间，通过平衡日本、中东石油出口国、中国等美国三个重要的外国融资来源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满足了美国的外债融资需求，从而没有发生严重问题。

国际金融危机后的趋势

但就美国外债的潜在来源而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后果，从根本上改变了此前相对轻松的形势 。图13为大家呈现的是各国/地区的国际收支顺差/逆差占2016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比重对比，数据源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

图13

可以看出，日本国际收支顺差仍然太少，无法再如里根/小布什/克林顿时期，对美国融资缺口发挥同样的决定性作用，因为日本国际收支顺差仅相当于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38% 。但特朗普面临的关键新因素是，由于油价下跌，中东石油出口国的国际收支顺差出现崩溃。

在最近的2013年，中东石油出口国的国际收支顺差相当于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94%。因此，中东石油出口国本身足以满足美国的外债融资需求。两个听命于美国的融资来源——日本和中东，完全可以满足美国所有的外债融资需求。

但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总体放缓所导致的油价下跌，摧毁了中东石油出口国的国际地位。2016年，中东石油出口国从国际收支顺差国变为国际收支逆差国，国际收支逆差更是高达1420亿美元。唯有世界经济强劲复苏或者增加化石燃料利用导致油价大幅上涨，才可以恢复中东石油出口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他们也才有能力为美国融资提供资金。当然，油价上涨会帮助美国的页岩气行业，这也是特朗普不顾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拟出台提高化石燃料利用政策的原因。但石油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因此，中东石油出口国目前没有能力为美国外债融资需求提供资金。

德国和中国

所有这些国际变化的结果是，只有德国和中国这两个国家现拥有规模庞大的国际收支顺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的最新数据显示:

• 德国国际收支顺差为301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际收支逆差（4690亿美元）的64%；

• 中国国际收支顺差为271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58%。

但与日本和中东石油出口国不同，中国和德国不是美国一施压就会屈服的对象。

• 德国是军事依赖于美国，也寻求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从奥巴马-默克尔的良好关系有所体现。但德国是欧盟的中心，欧盟的整体经济规模也大于美国。因此，相比日本或中东的石油出口国，德国在与美国的谈判中拥有更大的余地。

• 有别于日本/中东石油出口国，中国根本不依赖于美国。中国当然希望与美国保持友好/稳定的关系，也准备在此框架下做出适度、明智的经济妥协。但中国不是美国任何意义上的半殖民地。除中国划出明确红线的南海等事关中国领土完整的问题外，中国愿意与任何国家坐下来谈判，不过中国不会愿意被别国指手画脚。

总之，对美国来说，德国和中国这两个拥有庞大国际收支顺差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比日本或中东石油出口国任一国更难对付。

除此之外，美国还有两个国际融资来源可挖掘。韩国和中国台湾现在都已积累起中等规模的国际收支顺差——2016年韩国国际收支顺差为1020亿美元，中国台湾则为780亿美元。而且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领导层都不敢违背美国的意愿,，因此他们会被迫提供更多的融资资源给美国。

事实上，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指责美国盟友未支付美国足够的军事保护费用的言论，显然是旨在从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领导层获得更多的融资资源。

但即使美国从韩国和中国台湾，甚至加上日本，获得贷款资源，也不足以满足美国的融资需求。拥有真正的庞大金融资源的国家是德国和中国。因此，与德国和中国的关系，是特朗普面临的外交政策选择的核心。

德国

首先分析德国。德国拥有庞大的国际收支顺差起因于其历史上就是强国，二战后这种趋势也得到延续。但1990年后两个重要且相互关联的因素让德国实力得到了加强：

• 1990年，分裂45年的德国重新统一 ，其经济规模显著增加；

• 1992年，顺应德国统一，推动欧盟诞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签署。

反过来，欧盟帮助德国建立了两个强大的竞争优势：

• 欧盟阻止欧元区内国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针对德国进行竞争性货币贬值；

• 由于其他欧元区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不及德国，欧元汇率低于原德国货币马克，从而帮助德国在欧元区以外获得竞争力。

结果是，虽然德国统一令其短期经济陷入困境，但总体而言它大大加强了德国的经济地位，包括与美国相比，正如图14所呈现的德国的国际收支顺差相当于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比重所示。上文曾指出，2016年德国国际收支顺差高达301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比重的64%。

图14

因此，对德关系是特朗普制定国际经济/外交政策面临的第一个重要因素。要服务于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德国必须要做到以下一条或者两条：

• 要么自发推行更利于美国的经济政策；

• 要么自废武功让美国相对德国变得更强，以便美国可从德国或其他欧盟国家获得更多融资资源。

对美国来说，让德国实施上述政策最有效的方式无疑是祭出“胡萝卜加大棒”，逼迫德国改变经济路线，从而让美国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但正如上文分析所示，美国现在需要大量的海外融资，其手里也几乎没有有吸引力的经济胡萝卜可以提供给德国。

因此，只有“大棒’”可用——试图恐吓德国改变经济路线，转而推行削弱德国、让美国更强的政策。确切地说，“大棒”是通过鼓动其他国家离开欧盟或欧元区，以削弱德国。这是为何特朗普改变美国历史上支持欧盟的政策，试图削弱欧盟的原因。特朗普及其重要政府成员近来连番抨击德国，也是出于此原因。

美国其他一些盟友也和德国属于同一类别，即美国对这些国家没有胡萝卜可用，所以只能用大棒。比如，没有德国同等金融资源、最多只能挤出数十亿美元给美国融资的澳大利亚总理被特朗普在电话里怒斥，以便让他明白美国是澳大利亚老大，以及澳大利亚应准备更多资源为美国融资。特朗普在电话里斥责澳大利亚总理并非“不理性”或者“突发奇想”，这只不过是他企图恐吓“盟友”，以迫使后者转移更多融资资源给美国的一种手段而已。

但在美国盟国中最重要的是与日本或中东国家不同、拥有庞大经济资源，以及经济没有受到美国完全控制的德国。因此，特朗普必须设法恐吓德国。同样，捍卫欧元区和欧盟以抵御特朗普的攻击，将成为德国的外交和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

美国在这种交锋中的政治风险是，反对特朗普的欧洲民众，以及澳大利亚等较小国家的民众将大幅增加。事实上，这样的情况显然已经发生了。

中国

至于对华政策，特朗普在他的政府班底引入最强硬的反华势力，这其中尤以担任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的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为甚，他是《致命中国》作者。这无疑凸显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敌意。这也很容易解释为何特朗普与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快速承诺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选举后第一时间威胁要推翻“一个中国政策”。

特朗普同时面临两难抉择。美国可以侮辱澳大利亚总理，也可以在军事政策上对韩国指手画脚，而日本根本就是美国的半殖民地。但德国和中国是两大经济强国。虽然德国依靠美国的军事力量，给了特朗普余地，但德国在欧盟和欧元区的老大地位意味着德国不会被美国的经济恐吓吓倒，而中国也不会任由美国呼来喝去。

因此，如果美国同时对两大经济强国——中国和德国发动经济/政治斗争，那对美国来说意味着相当大的风险。因为特朗普视中国为比德国更难对付的更强大对手，所以对他来说，风险较小的战略是推迟全方位对抗中国，直到德国完全臣服于美国。

如果特朗普的如意算盘真的如意，必然意味着其要先逼德国自废经济武功，预计这将会遇到不小的阻力。但上世纪90年代日本曾为满足美国要求，自废经济武功。那么，德国也会因受到恐吓推行违背自身利益而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吗？

特朗普是否应该立即着手对抗中国，或者应采用更为拖延的战术来对付中国，直到德国因威胁就范后，对特朗普来说是一个关键的战术问题。这无疑解释了为何特朗普发出一些自相矛盾的信号。特朗普在与习近平通话后，最终声明支持“一个中国政策”的决定，是中国自身实力的体现。这固然与中国拒绝在这个问题上妥协有关，但这也牵涉到特朗普政府的算计——同时对抗中国与德国对美国来说可能太冒险。

国际形势无疑会影响中国。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密切。中国已与非洲建立良好关系。中国正在加强与拉美的关系。一带一路倡议可以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中亚、俄罗斯，以及诸如伊朗等国的关系。但特朗普近来攻击德国，意味着欧洲，特别是德国，现在也成为中国关注的重点区域。

德国将为捍卫自身而非中国经济利益而战。但德国捍卫自身，以及欧盟和欧元区利益，对抗特朗普的攻击，直接符合中国利益。

结论

综上所述，特朗普近来所采取的行动，均与中国直接相关。虽然他冒犯美国盟友等等的行为被描述为“离谱”，但一旦了解特朗普所面临的美国经济现状，就会明白特朗普这些看似矛盾的做法自有其原因。主要特征为：

• “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由创新驱动”是一个虚构的神话。美国经济已放缓半个多世纪，2016年美国经济增速甚至慢于其他主要经济中心。虽然2016年美国经济增速如此慢，但由于统计原因，美国2017年经济增速将会有所提升。这纯粹是短期因素作用的结果，不代表美国长期增速将会提升。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经济缓慢增长引发民众不满，特朗普才当选。

• 虽然特朗普可以采取各种措施（增加总需求、消费等），让美国经济短期增长，但要提高美国中长期增速，他将不得不提高美国净投资水平。如果没有资本积累的增长，那么特朗普所称的他将提高美国经济增长率的说法，将不过是空话而已。

• 特朗普的政策，如增加军事支出、为富人减税，加上冒政治风险试图降低工薪阶层消费占GDP比重，意味着美国储蓄率不大可能上升。因此，提高美国投资水平所需的融资来源，将无法依靠美国内，而不得不依靠国外。

• 与融资需求基本上可以依靠完全臣服于美国的国家（日本、中东石油出口国等）的从里根到奥巴马等美国总统不同，特朗普只能依靠同样听命于美国、仅拥有中等资源的国家/地区（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而中东石油出口国不再能提供重要资源供美国融资。

一些较小的盟友如澳大利亚等，可能会被吓倒而不得不提供资源供美国融资 ，但他们的经济体量太小，不足以满足美国所需的融资规模。唯一能提供庞大资源且能满足美国融资需求的是德国和中国。

• 因为美国没有经济上的“胡萝卜”可提供给德国，因此美国只能使用“大棒”恐吓德国推行削弱自身经济为代价、但更利于美国的政策。这根“大棒”便是试图离间欧元区/欧盟。

• 特朗普政府核心成员中有一些强硬的反华势力凸显其反华本质。但特朗普试图同时激烈对抗德国和中国是一种危险的政策。因此，他不得不在对抗中国之前，在那些支持立即对抗中国的人和那些支持首先应对抗德国的人中间玩平衡术。这导致他的政策出现一些令人困惑、自相矛盾的信号。

从当前的进展来看，后者占了上风，正如特朗普宣布支持“一个中国政策”所示。但这并不意味着特朗普政府的反华意愿已经终结，这只不过是其认为在与中国发生全面冲突之前，应首先确保其他目标，比如先逼德国自废经济武功，并让德国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帮手。

• 这样的国际形势意味着，除与东南亚、非洲、拉美、俄罗斯、中亚、一带一路沿线的中东国家保持良好的关系， 中国与欧洲的关系，特别是与德国的关系，将对中国非常重要。当德国捍卫自身经济利益，甚至欧盟和欧元区利益时，这客观上符合中国利益。

正如笔者一贯所说的，政策的制定必须基于事实而非臆测。特朗普并非”离谱“或者”不理性“——如果真如此，他不可能当选拥有强大权力的美国总统。只有不了解美国经济的真实情况，以及美国经济形势会决定美国外交政策的人，才会认为他的行为“非理性”。一旦了解美国的实际情况，那么，特朗普带着经济目的的一揽子外交政策就会昭然若揭。

因此，要正确认识特朗普，以及其采取的政策，就应实事求是，而且必须戳穿关于美国的一些神话。

来源时间：2017/2/26   发布时间：2017/2/22

旧文章ID：12607

作者：  来源：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序言
　　防卫研究所发行《中国安全保障报告》，关于中国的军事和安全保障，由本所的所属研究人员从中长期观点分析应当关注的事态，向内外广泛提供。2011年3月以来，我们在各年度发行1期日文、英文、中文版报告。《中国安全保障报告》受到国内外研究机构和媒体等的高度关注，同时，防卫研究所根据本报告提出的分析，加深了包括中国在内、与各国、各地区研究机构和相关人员的交流及对话。
　　作为第7期的《中国安全保障报告2017》，以“不断变化的中台关系”为副标题，分析了中国的对台政策、台湾的对中政策、美国的对台政策在过去的70年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此基础上阐明，所谓中台关系的“维持现状”终究不过是指维持中国和台湾两个体制对峙的状态，我们对于“维持现状”的实际状况，力求明确其剧烈的变化。
　　此外，我们在撰写时也参考了通过与包括中国、台湾在内的国内外研究人员和相关人员的意见交换获得的启示，注意提出客观性分析。撰写时参照的各种一次资料、二次资料记载于文末注脚。
　　《中国安全保障报告2017》是从研究人员独自的视点出发撰写的内容，并不是日本政府、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正式见解。本报告由门间理良（撰稿负责人、执笔第2章和第4章）、山口信治（执笔第1章和第3章）以及杉浦康之（执笔专栏）执笔。此外，编辑工作由室冈铁夫（主编）、有江浩一、饭田将史、神宫司觉、西野正巳、八塚正晃完成。
　　我们希望《中国安全保障报告2017》能够加深有关中国的国内外政策讨论，并且对深化日中之间在安全保障领域的对话和交流、乃至协作作出贡献。

　　
　　阅读全文请点击：2017中国安全战略报告——不断变化的中台关系.pdf

来源时间：2017/2/25   发布时间：2017/2/25

旧文章ID：12605

作者：资中筠  来源：腾讯思享会

　　一、移民对美国带来的巨大好处
　　外来移民使得美国实际上省去了大笔培养费
　　尽管存在不少问题，无可否认的是，直到今天的各个历史阶段，外来移民都为美国的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人力和智力资源。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大批人口是从青壮年开始的，美国实际上省去了大笔培养费，也就是说白捡现成的人才和劳力。在这点上美国的确是非常幸运。在“供应方”客观上存在着由于种种原因自愿离开本土流入美国的人群；在“需求方”有挑选的权力。结果美国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谓要什么人就有什么人。以前的不说，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流入美国的科学家已超过16万人。这一趋势一直有增无减，新移民的平均教育程度越来越高，80年代流入美国的受过大学教育的移民达150万。美国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工业的职工是国际化的（具体数字略）。人们预言，下一代的美国科技人员将主要由（新）移民组成。
　　除去看得见的高科技、高学历外，移民还给美国带来许多看不见的好处：他们不论是办大企业还是做小生意，都给美国增加大量税收，创造就业机会，给走下坡路的城市带来活力，纽约是明显的例子。更重要的是，和早期的欧洲移民一样，既然到美国来谋生，绝大多数必然是最能吃苦耐劳，具备竞争力和创造力的。也就是给整体的美国人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犹太人已汇入美国社会精英的主流
　　仅举两个最突出的族群以见一斑：犹太人和亚洲人。
　　1）犹太人：早的不说，自19世纪80年代起直到二战之后，大批东欧和德国犹太人移居美国，他们先后逃避沙俄、苏联和纳粹德国的排犹，以二战中规模最大。这批犹太人对美国是一大丰收，越到后来，文化层次越高。由于犹太人有重视教育的传统，根据70年代的统计，犹太裔占美国人口总数2.5%，但是占受大学教育的人口8%。特别是从苏联移居美国的犹太人文化程度最高，以至于移民问题成为美苏之间的一项争端。1990年代美国国会一年一度对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进行辩论，其所依据的《杰克逊-瓦尼克法》原来就是针对苏联限制人才外流的，其中主要涉及的是犹太人。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为苏联限制人才外流辩护，其中提到美国一位高级人士承认，美国50%的数学问题是苏联移民解决的。
　　20世纪来美的犹太人多属中上层，有财产、有文化、有政治活动能力，因受迫害而团结，能量极大。到二战结束时已成为能对美国政治产生影响的重要力量。杜鲁门在关键时刻不顾国务院中东问题专家的意见，决定支持以色列建国而得罪大批阿拉伯国家，究其原因，出于选票的考虑是明的一面，因为当时犹太复国主义在美国已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暗的一面还有希望犹太人有了自己的国家以后不再那样大量地流向美国。但是后一个目的收效不大，由于中东局势动荡不安，更由于在美国成功的机会显著优越，多数犹太移民的首选还是美国。美国支持以色列建国并未阻止犹太人不断流向美国，相反，美国公民中犹太族群的压力却对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的中东政策起决定性的作用。
　　现在犹太人已汇入社会精英的主流，对科技、学术、教育、企业和政治都起着远超过其绝对人数的作用。应该说，在过去曾经受歧视的族裔中，犹太人基本上已融入主流，甚至于已取得“先来者”的地位。
　　亚裔族群在美国的地位近年来正在急剧上升
　　2）亚裔族群。20世纪下半叶的亚裔移民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他们包括华人、韩国、日本和越南，在美国生活中的影响和地位还不能与犹太人相比，但是近年来正在急剧上升，而且也是文化层次越来越高，在高等教育和科研部门，充实了人才之不足。特别是1965年移民法之后，亚裔移民猛增。该移民法重点照顾两种人：家庭团聚和有美国所需要的技能。而大量进入美国的亚洲人多是第二种人。在1971-1980的移民中亚洲人占34%，高于欧洲人而低于美洲移民（41%），而1980-1984年间亚洲移民达48%，高于西半球（37%）。尽管多数亚洲国家本身教育落后，平均文化水平不高，但移居美国的人口却高于美国平均文化水平。例如80年代，美国具有高中以上学历的占人口总数71%，大学和研究生为44%，而这一时期的亚洲移民的平均学历分别为87%和70%。而且，他们大多来自大城市，赴美前多少对西方文化和美国的制度有所了解，并懂英语，又能吃苦耐劳，所以对美国社会适应力强，过程短，比较能迅速上升到中上层，在奋斗上升的过程中也对美国的发展作出贡献。
　　华人对美国知识经济作出贡献主要在二战以后
　　3）单就华人而言，19世纪的华工移民对开发美国西部，特别是建造铁路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以后又备受歧视、排斥和压迫。这种歧视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一方面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日赢得美国公众的同情和尊敬；一方面，美国逐渐倾向于反法西斯阵线，华人在美的处境因而得到逐步改善。珍珠港事变后，中美正式结盟，美国罗斯福政府在带头废除治外法权的同时也于1943年正式废除排华法，从此至少在法律上华人移民享受与其他族裔同样的权利。直到2010和2011年，参众两院才正式通过决议为排华道歉。
　　华人成分开始改变并对美国知识经济作出贡献主要在二战以后。华人精英流向美国大体上有几次浪潮：
　　一、二战结束后，大学生（毕业或肄业）到美国留学成风，美国几乎取代了欧洲和战前的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集中的点。不久，中国内战爆发，这批人就此滞留美国；随后，由于政治的或家庭等原因，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和上层家庭去国，不论第一站落脚在哪里，其中大部分人最后辗转都到了美国，形成小小的高潮。美国方面在这一时期则因“冷战”和战后建设的需要，放松且鼓励华人长期居留和入籍。
　　二、1965年约翰逊政府颁布新移民法之后，又出现华人移民高潮，绝大多数来自台湾和香港，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大学和研究生以上学历。这批人与第一、二批共同形成华人的中坚，从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在美华人的形象。据美国官方统计数字，自战后到1980年大约有10万华裔高级知识分子定居美国。
　　三、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又有大批大陆的留学生源源不断涌向美国。开始多以“学成回国，报效祖国”自许，但是结果回来的比例很小。198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寄予很大希望，鼓励中国留学生学成回国，以便在各个领域内发挥作用，这也是中国方面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改革与控制移民法》中列入了留学生必须返回原住地工作两年后方能再到美国申请居留的规定。但是这一规定还来不及认真实施，发生了1989年的事件，美国政府立即对中国留学生暂缓实行此项规定，并宣布在1990年4月11日之前到达美国的中国人可以自动得到绿卡，不在此规定内的学生和访问学者也因此更容易得到各种机会继续升学或工作，这样，又留下了一批。进入21世纪，这一潮流方兴未艾。
　　移民国家的特点对美国的发展总平均利远大于弊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分裂、动荡和种种其他原因造成了一批一批的精英人才流失，同时也是美国的人才丰收。美国对华人入境时紧时松，一是视本身建设的需要，挑选人才，二是政治原因。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现象是，凡是中国政府对出国人员限制较紧时，美国就放松，甚至以此做文章；反之，中方放松时，美国就加紧限制。另外还有政府政策不能左右的原因：例如美国高等学府愿意录取的学生、某些科研单位或企业愿意雇用的人才，政府很难阻挡。一般说来，受过高等教育而想争取留在美国的中国人大多数有一定的工作技能，生存能力、活动能力都比较强，总是有办法留下来。
　　华人知识分子及其子女对美国的智力资源是一笔无法估量的财富。更重要的是为数众多的各级高科技人才的群体。华人的作用极为突出。总的说来，20世纪后半的华人学历日益提高，尽管他们在上层社会是后来者，对美国知识经济的贡献却正以加速度增长。他们多在科技、教育、学术界，从事研究和教学，其比例远超过其他少数民族。如果说“科教兴国”，那么他们对美国近半个多世纪的“兴”功不可没。
　　总之，移民国家的特点对美国的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式起了极大作用，不论有多少负面的问题，总平均利远大于弊，美国由此获得的人力和智力资源是任何一个国家不能望其项背的，谁都知道，近亲结婚会造成退化。美国正好是反其道而行之，在人口素质上不断优化。老龄化是很多发达国家面临的问题，而源源不断的移民可使美国部分地缓解这方面的问题。这是美国特有的先天加后天的优势，其他国家很难仿效。
　　二、新形势下的新问题
　　“美国人”是由对共同的制度和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维系在一起的
　　但是，福兮祸之所倚，当后来移民汹涌而来，有压倒原来的主流WASP之势，事情就起了变化。
　　今天美国面临的种族问题不止是历史遗留的黑人贫困的问题，而是复杂得多的“美国人”的自性，新移民“美国化”的问题。“美国人”与大多数其他国人不同的独特之处在于不是由血缘关系决定的，而是由对共同的制度和核心价值观的认同维系在一起的，那就是体现在宪法中的政治原则。正因为如此，美国才能陆续不断接纳这么多来自世界各地，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各种族的人而组成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广义的），有认同感，有凝聚力。因此，对“美国化”提出质疑，必然表现在向主流文化的挑战。这个问题从二战以后就开始存在，有人提出“马赛克”或“大拼盘”之说取代“大熔炉”的形象，说明种族的融合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但是即使是拼盘，“WASP”仍然是占据中心的一大块，其他大大小小族裔处于层层边缘。
　　60年代之后“左派”开始和极右派在民族问题上殊途同归
　　196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的高涨，对白人主流文化统治美国的现状的反抗也同时兴起，与当时高涨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批判和抵制属于同一潮流。自那时起，种族问题发生了观念上微妙的变化（为方便计，姑且以简单化的“左”和“右”来概括）：过去“左”派反对种族隔离，反对强调种族区别，主张帮助黑人和新移民尽快融入主流，成为平等的一员；右派种族主义者则排斥黑人和新移民，认为非我族类，不可能“化”作主流美国人，只能按族群区别对待。60年代之后，“左派”开始拒绝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化”，也就是拒绝接受美国的主流文化，而强调每一个族群的传统和特点，认为长期受压抑而不能得到充分表现的文化必须加倍伸张，也就是加强族群意识，族群觉悟，而不是争取个人的权利。这一观念与极右派殊途同归，只不过前者认为不应该“化”，后者认为不可能“化”。处于中间的美国精英则仍然坚持以原来白人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美国化”，并坚持以个人而不是以族群为单位。他们承认今天的许多种族矛盾现象主要是过去种族歧视造成的恶果，是美国历史的耻辱，应该继续努力消除这种后果，而认为进一步强调族群区别将适得其反。
　　1970年代这一分歧暂时沉寂，到80年代后期又抬头，争论主要是在大学校园中和学术界，规模也不小。涉及的主要是教学内容——从大学课程发展到中小学课本——和选拔教师以及招生标准。
　　80年代后期美国一批大学中兴起了反主流文化浪潮
　　80年代后期，在一批大学中兴起的反抗浪潮被美国评论界称为“文化革命”，矛头集中指向本科生必修的西方文化课，指责西方传统文化实际上是“白色男性有产者”（有时还加上“异性恋者”）建立的文化，从本质上是反对并压迫黑人和其他非西方种族的。这派人要求在文化史的课程中以第三世界的文学历史和女权主义的作品来代替柏拉图、荷马和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等等传统的经典著作。此事由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开头，迫使校方修改了课程，紧接着哥伦比亚、芝加哥、密歇根、威斯康星、伯克利加州等一大批大学也采取了不同形式的改革。在这一冲击下，许多大学另开设了非洲学或关于其他第三世界种族的文化课程，进而设立了非洲学系、专业或研究中心。这一浪潮的另外一项内容是改变教师队伍成分，要求立即增加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教师，当然吸收少数族裔学生更不在话下。这是美国社会多元文化的强烈的自我表现，也是对美国长期有形、无形的白人中心的逆反。这一思潮中最激进的是以黑人优越论和“非洲中心论”来代替白人优越论、西方中心论，以种种文明来源的“考证”为依据。
　　当然，美国是一个非标新立异不足以引起注意的社会，所以反主流的言论总要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不过持此论者不仅是一般的激进青年，而是相当有地位的名牌大学教授，并有宏篇巨著。这种以种族为基础的反主流文化又与各种最时髦的新潮学说结合起来，如“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建构主义”、“后建构主义”、“读者-反应论”等等。总的是否定一切西方文明的基础：民主政治、自由市场、规章制度、适当的程序，不承认有客观真理的存在，一切都在于每个人主观的“解读”。这一思潮又被称作“新学”，或“后现代”。
　　第三世界移民不再把“美国化”视为当然
　　问题真正的焦点是在如何看待美国历史，就全国而言争论更主要是在史学界，从大学发展到中小学历史教学。20世纪末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是围绕《全国历史教学标准》（用于中小学，以下称《标准》）的大辩论。1989年全国州长联席会议通过呼吁书，要求政府制定中小学教学统一的标准，经布什和克林顿两届政府主持，组织全国一流的专业历史学家和历史教师共同努力，并征求各对立学派的意见，到1994年国会两院正式通过《2000年目标：教育美国法（Goals 2000：Educate America Act）》，文教学术界这样大规模的由官方组织的联合“攻关”，在美国尚属罕见。但是，尽管是妥协的产品，公布后还是引起了轩然大波，来自左右两边的批评都很尖锐，焦点还是多元文化与主流文化各占的地位问题。连国会也介入了争论。到1996年再出一个妥协的版本，才告一段落，但是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并未结束，也不会结束。加之国会干预学术，强迫历史学家制造“官方版本”的做法违反美国学术自由的基本原则，引起广大知识分子愤慨。实际上《标准》只是示范，并不能强迫学校一定采用，而许多中小学教员更喜欢原版。在历史教学问题上出现的这场空前的官民共同介入的事件反映出的是多元种族社会已经影响到文化认同问题。1918年的大游行所反映的新移民那种急于认同主流文化的情景已是明日黄花。如何维持“一个”美国，成为了问题。再者，与以前不同的是，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各自的祖国国际地位也日益提高，使得这些族群伸张自己的文化，维护群体利益的意识上升，不再把“美国化”视为当然。
　　这一趋势引起主流精英的忧心忡忡。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于1991年就出版了以“美国的分化——对多元文化社会的反思（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为标题的著作，典型地表达了这种忧思。在我国名噪一时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出版于两年之后，说的是国际，直接忧虑实际是国内，反映了对白人主流地位的丧失的深刻担心。2007年又有一本“穿越”科幻小说，题为《美利坚分裂国（The Disunited States of America），幻想美国当初在制宪会议上没有达成建立联邦的协议，始终是“邦联”，于是各邦（州）之间冲突和战争不断，最终造成灾难性后果。所以当前媒体又开始用美国“分化”一词，并不新鲜。从不同的角度对美国分化的担心已经存在了几十年。
　　9.11以后，穆斯林成为歧视对象。矛盾的焦点还有墨西哥移民。在小布什任内，破天荒第一次，美国总统宣布英语为美国正式语言。这令许多人不解，英语是美国国语，还需要规定？这说明美国主流文化进一步感到威胁，首当其冲的是西班牙语裔。筑墙也非自今日始。小布什任内已经有派兵防守美墨边界，以制止墨西哥人的涌入之举，被反对者讥为另一种“柏林墙”。关于已经进入的非法移民如何处理的问题，小布什提出“综合移民改革法案”就已经引起争论：对于已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如果采取一些变通措施既往不咎，开过渡到合法公民的方便之门，则更难制止后来的非法移民；如一律遣送出境，显然不切实际。当年的争论已引起过以拉美裔为主的新移民大游行。
　　凡是经济情况恶化，或是社会发生某种危机时，种族矛盾就突显出来。现在又加上反恐因素，外加经济低迷，显然加剧了对移民的防范和排斥。
　　三、今后何去何从
　　移民问题是美国长期存在的悖论，应对这个问题，主流美国白人中间，以及执政者中间长期存在分歧。特朗普只不过代表了某一派的主张。只是以最高执政者的身份，公然把信仰某种宗教的族群和几个国家的国民笼统定为排斥对象，并且以行政命令付诸行动而不计后果，无论对国内和国际，都越过了底线。即使紧接9.11之后，民众中开始有针对穆斯林的情绪时，小布什政府的官方表态中都强调大多数穆斯林是良民，绝非恐怖主义者，至少在理论上还维持了一定的原则。如今特朗普政府的核心人物斯蒂夫·班农在为特朗普的禁穆令辩护时，一再用“犹太基督（Judeo-Christian）”一词，把以此为标志的“西方”与全体伊斯兰对立起来，提出“犹太基督的西方”与“圣战-伊斯兰法西斯主义”之间的战争之说。“犹太基督”是美国基督教中极端保守的一派。这种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提法已经超越移民问题，等于是要导向宗教战争。当然，现在司法方面已经暂时制止了特朗普的禁穆令的实施。特朗普本人以及其政府高官这种极端的、不负责任的狂言，在多大程度上能体现到政策中，尚待观察。
　　单就“筑墙”而言，其象征意义多于实际作用，有人比之柏林墙只是嘲弄而已——一个是阻挡外人进来，说明还有这么多人想进来；一个是禁止自己人外逃，而且格杀勿论，显然本质上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更深层次的，美国核心价值观和宪法精神是否得以持续，现有的制衡机制是否失效，那就不仅是对待移民问题，还涉及一系列特朗普现象所折射出的美国社会分裂的问题，几股力量的斗争方兴未艾，可能不是短期内能见分晓的。这场大动荡的结局是产生再一次深刻的制度革新，为美国开辟新的发展道路，还是使美国从此一蹶不振，果真是人们议论已久的美国衰落的开始，这是对全体美国人民的考验。不论结果如何，其影响不可能只限制在美国一国之内，这也是我等外人不得不关心的原因。
　　推荐阅读
　　资中筠：美国移民的前世今生（上）

　　作者简介
　　资中筠，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资深学者、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主编、研究员。退休后仍从事著述和学术活动。1951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早期从事民间外交工作，七十年代末开始从事学术研究，在国际政治、美国研究及中西思想文化方面多有著述。参与创办《美国研究》杂志和中华美国学会，创立“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并任第一二届会长。
　　主要著作：《追根溯源：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与发展，1945-1950》、《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二十世纪的美国》（主编《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之一）、《散财之道——美国现代公益基金会述评》（最新修订版更名《财富的责任与资本主义的演变》）、《资中筠集》（学术论文）。随笔集：《斗室中的天下》、《锦瑟无端》、《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学海岸边》、《资中筠自选集》（五卷），《美国十讲》、《老生常谈》、《认识自己、认识世界》等。翻译有巴尔扎克（法国）、薇拉·凯瑟（美国）、阿兰·德波顿（英国）等人的著作。

来源时间：2017/2/25   发布时间：2017/2/19

旧文章ID：125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