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士存  来源：环球时报

最近一段时间中美两国有关层级和部门间的接触和会谈有所增多。与此同时，两国商界及学术界也出现了恢复接触和趋于活跃的良好势头。近日，笔者赴美出席一场在丹佛市举办的“中美关系闭门研讨会”。本次会议聚焦中美处理危机事件的经验教训对当前风险防范和危机管控的启示及借鉴意义，议题涉及中美战略冲突及前景展望、外交手段与危机管控、台海及南海风险防控、“二轨”交流机制构建等。笔者感觉，会议所涉议题之深、内容之新，会议讨论氛围之和谐，以及美方与会代表对中方学者之友善与坦诚，为近年来少见。

三年多的疫情导致中美两国个人之间、学术机构之间、企业之间，也包括政府之间原有的“一轨”交流机制严重受阻。正常的、机制化的面对面交流连续几年缺失，导致双方沟通了解和增强互信不足，加剧了双方信息的不对称，两国出现误读、误判、误解以及相互猜忌加重的情形也就难以避免了。三年来中美之间的原有问题大都没能得到妥善解决，反而又平添了一些新的、更为复杂的问题。这是当前我们处理中美关系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美关系走到今天这个地步主要原因在美国。美国毫无底线、不顾及任何国际规则，试图把中国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特别是像芯片这样的重要产业链中排除出去，以保持美国科技领先进而维护美国霸权。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俄乌冲突前景扑朔迷离、世界经济衰退、“全球南方”崛起的背景下，采取有效举措保持中美关系相对稳定、防止冲突或危机升级，不仅符合中美两国利益，也是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毋庸置疑，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美国以打压为主的对华政策短时间内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打打停停”“起起伏伏”将是中美关系的常态。面对这一新态势和新挑战，现在我们能做也必须做的事情就是在中美关系的不稳定性中寻求相对稳定性、在不确定性中力争保持确定性。当务之急在于抓住疫情影响减少、人员往来开始增多的有利时机，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与接触缓解这些年来积累的误读、误判和误解。当前尤其要重视加强相互之间的沟通，逐渐重建、新建相互之间的信任，加强企业与企业、地方与地方、政府与政府等各层级之间的面对面交流。交流的目标定位宜适度且可预期，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逐步达到“减少误解、增加共识、提升互信”的目的并非可遇而不可求。

第一，从民间外交入手，扩大“二轨”交流是现阶段阻止中美关系进一步下滑和保持相对稳定的有效手段之一。在我国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之后，中美“二轨”交流开始逐步恢复，各种形式的互访和实体会议也正有序推进。例如，笔者所在的中国南海研究院和美国“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共同牵头的“中美海上问题与国际法”对话机制，双方商定将于近期恢复线下对话。与疫情前相比，并考虑到三年来积累的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误判，在全面恢复原有对话机制的同时，可考虑按照“增信释疑、疏导民意、扩大共识”的目标导向，选择美方与我方有同样诉求和关切的领域着手创设新的稳定的“二轨”对话和交流平台。

第二，鉴于近期南海和台海方向美方的挑衅性行动明显增多、我方维权和反制能力增强，加快危机管控机制建设以防止冲突升级已迫在眉睫。不久前，美军一架RC-135侦察机蓄意闯入我军在南海的训练区域实施侦察干扰，中方随后出动军机跟踪监视。结果，美方颠倒黑白、倒打一耙，声称中方拦截行为“咄咄逼人”并可能导致意外。此后，美方又污称中国海军军舰在台湾海峡以“不安全”方式在一艘美国军舰附近航行。近年来，美国在南海针对中国的所谓“航行自由”行动、抵近侦察、航母编队演练、核动力潜艇前出达到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我方在不断提升维权和反制能力、通过“一轨”机制敦促美方保持克制和避免挑衅性行动的同时，也应将中美风险防范和危机管控机制建设提上议事日程。

第三，外交优先和舆论营造是确保中美关系“解冻”乃至行稳致远的两把“金钥匙”。在此次研讨会上，与会中美学者就2001年4月的“南海撞机事件”进行了总结和反思。大家认为，当时之所以能迅速解决因侵犯我领空和未经批准非法降落我军用机场的美国间谍飞机事件，是与保持外交渠道畅通和有效、引导民意走向及管控舆论密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防止负面民意和不良舆论绑架外交仍然是当前及今后我们处理中美关系中疑难杂症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手段。与会美国学者联系今年2月美国处理“飞艇事件”的实践，认为美方置中方的道歉和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努力于不顾并诉诸军事手段，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中美关系既不可能“回到过去”，也不应任其“自由落体”式下滑;既不是彻底“无解”，也不应放弃任何一次任何一方有可能改善双边关系的努力。以智库对话为代表的“二轨”交流应该成为这一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是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来源时间：2023/6/17   发布时间：2023/6/13

旧文章ID：29950

作者：斯蒂芬·罗奇  来源：中美聚焦

2023 年 2 月 4 日，北京的电话响个不停。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试图打电话给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解释为何派出两架美国 F-22 战斗机，在南卡罗来纳州海岸附近击落失控的中国气球。但是，魏部长(后来由李尚福接任)一直没有接电话。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声称，美国反应过度，没有为双方交换意见创造“适当的气氛”。此前一天，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取消了期待已久的北京之行。长期备受困扰的双边关系很快愈加糟糕。

回想起来，这一切不足为奇。过去五年，中美两个超级大国陷入贸易战、科技战，现在又陷入新冷战。从气球事件开始，双方的关系每况愈下，双方外交高官激烈交锋，美国国会越来越恶毒地抨击中国，台湾问题上的紧张局势加剧。中国也加强了应对措施。中国在台湾海峡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并进一步承诺强化与俄罗斯的新型“无上限”的伙伴关系。

数据：皮尤研究中心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2/06/29/negative-views-of-china-tied-to-critical-views-of-its-policies-on-human-权利/)

毫无疑问，美国存在着激烈的反华心态。美国国会内部没有支持与中国重建关系的群体。美国商界不敢发声。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对中国的好感处于历史最低点，而且不分政党、人口群体或者教育背景。和前苏联一样，中国已成为美国的“敌人”。中国的心态是相似的：对于中美冲突的不断加深，感到无可奈何。

“华盛顿共识”的思想领袖让事情变得更糟。他们对中国持修正主义观点，认为接触是美中关系的原罪，因为它让中国得以自由利用美国“以交易为中心”的天真想法。这一点，尤其体现在中国2001 年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向中国提供了进入其庞大消费市场的机会，但中国据称违背了走向美国化的承诺。根据这个令人费解但被广泛接受的论点，双边的接触为各类安全风险和侵犯人权事件打开了大门。华盛顿现在决心关上这扇门。

由于意识形态之争有可能演变成军备竞赛，意外冲突的可能性很高，而且还在上升。冲突升级之际出现的小火花，有可能并且实际上已经导致了战争。回想1914 年 6 月，欧洲大国之间酝酿已久的冲突，在一次政治暗杀之后迅速演化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我们是否存在着在不知不觉中进入另一种灾难时刻的风险?

前文提到的无人接听的电话说明了一切：没有可行的接触框架让两国政府能够交换意见，解决分歧。绥靖政策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共存是唯一的出路，如何实现这一点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两国必须重新考虑交换意见、解决分歧的方式。美国和中国需要一种新的接触架构，而且这种架构需要摆脱相互指责的游戏，使之立足于对双边关系机遇客观全面的评估。

一个美中联合秘书处能够提供这种架构。一直以来，秘书处加强了联合国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组织的官僚职能。秘书处提供重要的服务功能，包括用于相互交流的对话、用于谈判的论坛，以及对共同问题不同观点的汇总。美中秘书处至少可以提供美中之间急需的行政凝聚力。这将是第一次只涉及两个国家的此类机构。

但是，深陷困境的双边关系需要的不仅仅是新官僚机构。美中秘书处首先应该维护必需管控双边关系的共同意识，其基础是在为时已晚之前，两国共同决心让冲突升级变为解决冲突。

首先，要清醒审视问题的根源。以往的“高层战略与经济对话”收效甚微。这些盛大的会议一直按部就班，几乎没有后续发展的动力。而且，它们缺乏连贯性，也缺乏专注和专业知识。相比之下，美中秘书处将全力关注双边关系问题，而不是以前那种时断时续的状态，从而无需重新启动早先失败的对话。

新秘书处的办公室应设在中立的司法管辖区内，例如瑞士或者新加坡，并配备同等数量的美中两国专业人士，他们的职责是全天维护双边关系。它将成为专注美中关系各个方面的合作平台，从经济贸易到创新政策和技术转让，再到人权、气候变化、全球健康和网络安全。新秘书处按职能进行组织，而不是作为两个独立的、孤立的、针对特定国家的工作机构。具体来讲，它将承担以下主要职责：

制定关系框架

这个新机构的主要职责之一，是开发符合自身广泛职权范围并以证据和研究为基础的平台。为了向两国领导人和其他决策者提供一套基于事实的政策选择，双方工作人员将联合撰写政策背景或者“白皮书”，而这些文件也将直接提供给两国国会机构进行审议。其他大国反对被排除在这个双边组织之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美中秘书处的根本意义在于修复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严重受损的关系。如果取得进展，可以考虑与其他国家合作，包括扩充秘书处。

秘书处的研究工作还包括联合进行数据库开发和管理，这需要对两国单独维护的平台统计数据以及数据安全协议进行质量审计。其目的，是建立一个基于事实的共同框架，为联合研究、两国高级官员之间的定期会议和急需开展的军方讨论提供支持。秘书处数据库的公共版本应定期更新，并向注册用户开放。

集思广益和解决问题

秘书处应作为组织会议和整合两国现有关系专业网络的枢纽，包括学术界、智库、商业和贸易协会，以及参与“二轨”对话的团体。其目的不是干预他们的活动，而是为专家人才提供平台，让他们聚集在一起，研究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

新冠疫情的早期阶段，双方缺乏协作努力，说明秘书处集思广益的功能有可能产生实质性影响。美国和中国在疫情起源问题上相互指责。此举将疫情变成了地缘政治舞台。如果秘书处邀请来自美国和中国的专家，包括科学家、流行病学家和公共卫生从业者，在疫情暴发及其潜在后果，以及遏制和缓解疫情所需的措施方面达成共识，危及两国乃至整个世界公共卫生的政策失误就可能得以避免。

与此相关的一项任务，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机制，以处理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能出现的紧急事态。在危机濒临出现的时刻，两位国防部长之间的电话绝不应该再出现无人接听的情况。秘书处不仅拥有可靠的“热线”沟通能力，支持正常的政府沟通，还将应组建一个危机应对小组，迅速召集两国专家共同解决问题，制定可选的补救措施。

监督与合规

秘书处将监督中美之间现有和新协议的实施与监督。因此，它将有权在联合国和世贸组织现有法律和体制的多边框架内运作，同时符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要求。这些联合公报签署于上世纪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规定了双边接触的规则。开发和使用“管理控制台”，用于跟踪双边协议的执行和遵守情况，对于新签协议(如《双边投资协定》)或者已往协议(例如中国的入世协议)特别有用。

在复杂且充满挑战的当今世界，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国家产业补贴和网络安全等领域存在争议，必然会导致冲突。美中秘书处拥有透明的争议筛选职能，可能在冲突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它可以成为两国表达不满的第一个渠道。在向世贸组织或世界银行等更高级别机构正式投诉之前，秘书处可以筛选、评估这些投诉，并以可信的方式加以解决。

外联

秘书处还应具有强大的外联功能，包括透明的网络平台、美中数据库的公开版本、内部工作人员编写的研究报告，以及双方共同创作的美中关系问题季度报告。秘书处应定期主办由以双边关系问题为核心的公开会议，新闻官员应经常举行联合情况介绍会。

治理

新秘书处不应被视为自主运转的权威政策机构，而应被视为非政治性的双边智囊团和咨询机构。世界银行和中国发展研究中心的早期合作，比如2013 年的“中国 2030 ”项目和 2014 年的“城市中国”项目，都是值得注意的先例，体现出中国参与以政策为驱动力的研究项目的潜力。秘书处的工作人员应由专家组成，包括技术官僚——他们拥有治理中美关系所需的广泛技能。这包括但不限于贸易专家、经济学家、律师、外交官、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秘书处的中美负责人，拥有为各自政府国会级别的政策担任顾问的授权，同时进行人才选拔。虽然两国的负责人将监督本国员工，但他们需要帮助这些员工融入到各个部门，而不是作为孤立的国家团队运作。秘书处领导层应定期咨询一个积极参与相关事务的外部顾问委员会，而且该委员会应由美国、中国以及其他主要国家的代表组成。

秘书处的根本意义，是将美中双边关系提升到两国治理进程中应有的高度。这无疑是这一新组织面临的最大挑战。每个国家通常都从自己的角度看待对方，拥有自己的见解、偏见、目标和期望。在不信任加深和冲突升级的背景下，目前没有共同行动，没有解决问题的共同能力，也没有协作关系的管理。

不信任和相互指责是中美关系危机的核心。过去几年，双边信任崩溃的同时，出现了日益严重的生存威胁，包括灾难性的气候变化、恶性流行病的遗留影响，以及东欧的一场悲惨战争。美中秘书处提供了持久开展接触的可能性，从冲突升级的泥潭中解脱出来的机会，以及解决世界上最棘手问题的共同成就感。它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在共享工作空间中进行协作，有利于培养人与人之间的亲切感。

建立信任通常始于小事。美国和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信任。随着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冲突接近爆发点，建立双方接触的新架构必须成为当务之急。此时，在修复双方失调关系的最薄弱环节方面，一个美中秘书处可以大有作为。

来源时间：2023/6/17   发布时间：2023/6/16

旧文章ID：29949

作者：朱中博  来源：中美聚焦

自今年1月3日宣誓就职以来，美国第118届国会就开始了一系列涉台政治表演。这些表演是对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多亿中国人民的政治挑衅，也是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恶意冲撞。为了个人或某些特定利益集团的私利，参与这些表演的议员不惜搅乱台海，破坏中美关系与世界和平，他们最终会被时代抛弃。

涉台政治“表演”

这些“表演”大体分三类。

一是炒作各类涉台议案。自1月3日至5月22日，本届国会已提出专门涉台法案、决议案、共同决议案20多项，若纳入间接涉台法案则数量更多。其中，“台湾非歧视法案”“台湾冲突吓阻法案”“台湾国际团结法案”“与台湾站在一起法案”等都是炒冷饭，核心仍是强化美台各领域勾连，加紧对台军售军援，突破美台互动限制，质疑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不断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二是窜访台湾。今年1-5月，美国国会至少已有6批次、21名议员秘密或公开窜台，超过2017-2021年每年人数，是2022年同期的3倍多。其中，众议员19人、参议员2人，包括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国防小组主席卡佛特等人。照此趋势，今年窜台国会议员很可能超过2022年的36人次，创下新世纪以来最高记录。

三是在美国与台湾政客会面。自1979年以来，岛内高层政客窜访拉美地区相关国家时，都要打着“过境”名义在美停留。其间，与美国国会议员互动往往是“重头戏”。尽管如此，岛内政客从未被允许与美国众议长在美会面。然而今年4月蔡英文“过境”美国时，美国众议长麦卡锡率领国会两党要员和议员与之“大阵仗”会面，公然挑衅一个中国原则。

此外，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也将台海列为关注重点，不断鼓噪“复制”乌克兰模式，加紧“武装台湾”。美国国会还举办各类听证会或推演，炒作“大陆攻台”时间表，持续在台湾问题上制造紧张氛围。麦卡锡也仍可能窜台。

背后的“演出费”

美国国会议员涉台表演是有政治、经济利益“小算盘”的。首先，赚台湾当局的“游说费”。台湾当局对美国国会游说由来已久，每年都要为此投入大量资源。蔡英文上台以来，对美国国会游说投入更是有增无减。根据美国司法部《外方代理人注册登记法案》系统相关档案，截至2022年底，在美注册为“外方代理人”、为台利益代言的机构共12家，包括格普哈特集团、尼克斯集团、西半球战略公司等。经初步统计，2020年7月底至2022年9月底，台湾当局向上述机构支付的佣金就超过322万美元(约9900万新台币)。各机构以不同形式向美国联邦议员候选人竞选团队、相关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等捐款630多笔，为不少议员当选甚至连选连任做出“贡献”。窜台国会议员除了在台湾被视为座上宾，还可在西方社会增加“曝光度”。需说明的是，上述台湾当局在美游说开支仅是“冰山一角”，未包括民进党当局秘密游说费用，也未包括台在美“代理人”机构未及时向美国司法部申报的经费信息。

其次，吃美国特定利益集团的“赞助费”。美国国会不少议员有着浓厚军工背景因素，其力推对台军售议案、向台大卖军火，其实是为美国军火商等利益集团“揽生意”。以“挺台急先锋”卢比奥为例，其竞选经费来源中洛克希德·马丁、霍尼韦尔、雷神、波音等军工企业贡献明显。仅2022选举周期，上述4家企业相关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为其捐款就超1.7万美元，整个军工行业对其捐款超过16万美元。无独有偶，在2022选举周期，加拉格尔收到的军工行业政治献金同样超10万美元。

再次，增加与行政部门权力斗争的“政治资本”。美国国会议员在台海问题上生事，有利于其在与白宫的权力较劲中积累政治筹码。特别是在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和两党恶斗背景下，共和党更利用其在众议院席次占优态势不断对民主党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施压，牵着其鼻子打“台湾牌”，并干扰破坏拜登政府的内外政策议程。统计发现，今年以来，美国国会专门涉台提案中，共和党议员就提出19项，占绝对数量优势。窜台21名议员中，共和党籍15人，同样对民主党形成压倒性优势。

拙劣表演可以休矣

这些表演迎合了岛内“台独”分裂势力的需要，二者沆瀣一气，成为台海局势一大乱源。这些表演根本上是要“毁台制华”，如美国国会众议员莫尔顿明言必要时“会炸毁台积电”。美国国会要求民进党当局在岛内搞“全民皆兵”“打巷战”，也是不惜把台湾“打成焦土”。这些表演对中美关系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既阻挠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也会把美国和美国人民拖入大国冲突的险境，更会让相关议员落下干涉中国内政、损坏美国政治信誉和美国人民利益、破坏亚太与世界和平的历史骂名。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新时代中美正确相处之道。美国国会议员们应立足正道，眼光远一点、胸怀大一点，多为美国人民的福祉和中美关系拨乱反正贡献力量。

来源时间：2023/6/17   发布时间：2023/6/7

旧文章ID：29948

作者：邵善波  来源：明报

日前，美国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接受CNN(美国有线新闻网络)的《Fareed Zakaria GPS》节目访问时强调，尽管总统多次表示若中国大陆入侵，美国将保卫台湾，但他并没有改变美国对中国-台湾局势的政策。

透露美对华政策重要思维

这个访问的时间不长，论述也不深入，但可以从中了解到美国对台政策背后的一些真实构思及立场。从沙利文早前在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提出“新华盛顿共识”(new Washington consensus)的讲话来看，沙利文可能是美国目前对华政策的理论构建者和“理论大脑”，他的言论值得我们重视。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早前在维也纳与他而非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面，足见此人在中美关系中的特殊地位。

在简短的电视访问中，沙利文透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些重要理论基础及思维，提出了一些以前从未听过的说法。他说“美国的整个台湾政策是建立在一系列‘内部紧张关系’之上”，并补充道，“如果你开始解构它(对台政策)，你会认识到，该政策旨在处理一个内部紧张‘世界’(a world of internal tension)，并试图有效地管理其中的张力，以确保台湾海峡两岸的和平与稳定。而‘一个中国’政策并不是一个清晰的典范(this is not a model of clarity, the One China policy)”。

这里的“内部”，应是指美国政策制定过程的内部情况。所谓“紧张世界”，应不是指真实的世界或中国政局，而是美国决策内部的局面、环境、因素及不同意见。美国决策内部对台湾问题面对的环境是什么呢?为何是一个紧张的情况呢?是什么因素导致所谓“‘一个中国’政策不是一个清晰的典范”?为何需要采取模糊的处理手法呢?

在二战时及二战后，美国承认、支持的是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主张日本将其在二战及二战前占领的台湾和琉球群岛归还中国。蒋介石拒绝接收琉球，但双方对台湾的归属问题并无分歧，一致认为台湾属于中华民国。但是，在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就面临“承认哪个政府代表中国”的问题。

美国对台湾问题一向模棱两可

1949年前后，美国当局一度对国民政府的表现非常失望。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内部就有人质疑台湾是否必然属于中国，朝鲜战争早期的将领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就是其中之一。在当时的情况下，美国“应当”继续承认及支持蒋介石政权;但同时，美国又明白国民政府所谓“重返大陆”只是妄想，并不给予支持。面对新中国愈趋稳定的发展，加上美苏冷战、中苏矛盾，美国时任总统尼克逊于1972年访问中国，签署《上海公报》。

美方在《上海公报》中对台湾地位问题采取了暧昧态度，只表示“知道”(acknowledge)中国对台湾所属问题的态度，即“只有一个中国”。两岸都对“台湾属于中国”毫无异议，美国也不持异议。直至今日，美国一直反对任何一方以武力改变现状。

可见，美国对台湾的地位、归属问题，实际上从来都是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不正面表示明确立场。不久前，美国国安顾问办公室发言人回应记者台湾地位的追问时，亦多次表示美国对此并无既定立场。所以，目前美国坚持“一中”立场不变，并不等于承认台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不少人留意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已没有说“台湾是中国一部分”，只是坚称其“一中”政策没有改变。准确地说，美国目前对台湾的立场是“地位未定论”。这应该能够解释沙利文所谓“内部紧张关系”、“美国对台政策不是一个‘清晰的典范’”。中国批评美国搞灰色地带、企图掏空“一中”政策，不是没有理由;但是，面对这样的指摘、质疑，美国并不脸红，不否认、不反驳、不回应，只不断强调“一中”政策没有变。

口说“一中政策没有变” 已全无意义

美国在1979年中美建交的《建交公报》中，曾明确表示台湾是中国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国目前对这问题的态度、立场、举措，明显与《建交公报》不符，但其不会表明这个政策已被改变或放弃，而是以“清晰度不足”的模糊手法去处理。

在国际关系上，违反条约、单方面取消条约、破坏承诺、口是心非，也是屡见不鲜的事。基于道德标准的批评谴责并无实际作用，国际关系的最后基础还是实力。美国现在口头说的“一中”政策没有变，已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从美国的行动来看，其已深度介入、干涉中国内政，不断对台提供武器、情报、军事培训，对台湾的政治深度介入，对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指手划脚、横加阻拦，包括不时在海峡周边展开情报搜集活动，并鼓动盟友加入其针对中国大陆的对台政策。这些举措的“正当性”，只能建立在“台湾地位未定、台湾不一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基础上。

这样的认知，对台湾问题及中美关系有什么意义呢?首先，不少意见仍认为，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大陆外交部目前的态度，但这与现况已不相符。经过奥巴马政府最后几年的酝酿、特朗普任期内出现的破局，到拜登政府上台后进一步的固化、发展，美国已明确将中国列为同等竞争者(peer competitor)，中美关系已发生根本变化。

维持台湾现状 即维护美国地缘政治利益

美国以斗争、竞争、合作这3个环节规范对华政策，基本目标是全力遏制中国发展，以争取时间强化自己，保持全球霸主地位。基于这一战略，对于台湾问题，美国的政策是尽力保持现状。沙利文在访问中沾沾自喜地表示，美国对台政策在过去数十年成功维持了现状，并希望未来数十年也能如此。维持台湾现状，就是维护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美国在地区乃至全球的威信，已与遏制中国发展密不可分。

中国大陆多次向美方强调台湾问题的重要性，警告美方不要跨越红线。中国大陆认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遏制台湾的“独立”意向及举措，争取台方回到“九二共识”基础上。“反独、促统”，与应对美国打压制裁、打破“卡脖子”措施、防止其建立遏制中国的联盟，应有什么关系呢?中美之间对台湾问题看法的差异，可能是中国大陆处理中美关系及台湾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弄清楚这两者的关系，对政策的制定非常重要。

来源时间：2023/6/17   发布时间：2023/6/9

旧文章ID：29945

作者：苏珊妮·洛夫图斯  来源：观察者网

【文/苏珊妮·洛夫图斯，翻译/观察者网 郭涵】

当美国总统乔·拜登参加完在广岛的七国集团(G7)峰会，并领导该集团对中国的抵制之际，中国也公布了自己的外交反制行动。上月在中国西北举办的中国-中亚峰会期间，中国领导人宣布将通过一系列举措促进中亚的发展，如增加贸易、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协助加强国防生产和执法能力。这表明中国在中亚的角色将有显著提升。

中国在中亚的举动可能引发华盛顿本能的敌意，但这将是一个错误。美国并不需要也不可能承担在世界各地维持霸权主导地位。仅从地理原因出发，美国在中亚的影响力将永远无法超过中国或俄罗斯。在中亚开展大国竞争只会将华盛顿的关注重心与资源从更重要地区转移走。在最坏的情况下，这可能导致区域陷入动荡，甚至爆发冲突。

中国此举正值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在中亚的影响力整体下滑;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区域影响力也因为乌克兰战争出现了衰退。中亚地区历史上是莫斯科传统势力范围的一部分。但过去10年来，中亚各国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呈指数级增长。去年，中国与中亚之间的贸易额达到了创纪录的700亿美元，其中哈萨克斯坦以310亿美元位居榜首。

鉴于俄罗斯与中国在中亚存在着类似大国“协约”(entente)式的关系，即俄罗斯作为地区主要的安全伙伴，中国则是主要的经济大国，因此中俄并不会彼此争夺区域影响力。何况，两国都担心美国在中亚的影响力扩张，并坚定(且成功地)团结起来抵制美国影响力。此外，中俄都十分关切中亚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扩张，进而影响到他们各自国内的穆斯林族裔——有必要指出，这件事也会威胁美国的利益。近年来美国国内没有爆发重大的恐怖袭击事件，并不意味着类似威胁已经消失。

中国向中亚地区提供了价值260亿人民币(约38亿美元)的慷慨融资与援助，并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年早些时候访问中亚时承诺提供可怜的5000万美元资金形成了尴尬对比——这种差异恰恰准确反映了中亚地区对中国与美国的相对重要性。当G7国家在联合公报中就南海及新疆、西藏问题污蔑中国时，中亚各国的政府似乎欢迎中国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中国政府对G7领导人发布的联合公报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外交部表达了抗议，并强调G7集团的做法“完全没有国际公信力”，G7集团正试图对中国发起抹黑攻势。中国还对G7集团在台湾问题上的模糊表态表达不满。与G7集团的说法不同，中国指出G7集团事实上要为“阻碍世界和平、遏制其它国家发展”承担责任。

G7集团与中国的回应清楚表明，西方与中国、俄罗斯之间的对抗正日益加剧，并向世界各地蔓延，双方正在全球南方争夺影响力。正如各国对乌克兰冲突的反应所体现，俄罗斯和中国成功地引导全球南方将西方视作一个整体，他们出于自私的目的剥削非西方国家，而部分西方国家针对第三方违背制裁的惩罚措施正在火上浇油。

G7集团正在出台针对俄罗斯的新制裁措施，旨在削弱莫斯科通过全球南方国家的第三方交易绕开现有制裁的能力。然而，“惩罚”那些与俄罗斯交易的非西方国家，只会徒增全球南方对美国过度强势已有的不满，以及导致这些国家认为他们自主决策的权利受到侵犯。

在G7峰会期间，这些工业国也通过邀请巴西、印度、印尼与越南等国提出了经济上过度依赖中俄的担忧。虽然美国出于地缘政治目的，在外交上施压那些国家降低对中俄的依赖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认为全球南方会为照顾美国的权力而牺牲本国任何的重要收入来源，那就太天真了。事实上，如果美国迫使各国采取违背他们国家利益的行动，很有可能失去影响力。

同样是为了说服全球南方国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G7峰会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巴西总统卢拉以及印尼总统维多多，希望说服这些国家在乌克兰冲突中“选边站队”。然而，这些国家在冷战时期就是“不结盟运动”的成员，结合他们过去被殖民的历史，对西方怀有深刻的质疑，他们不太可能屈服于日益增加的压力，公开支持乌克兰。西方国家在进一步疏远这些国家之前，理应认识到这一点。

为此，美国不应该在中亚地区寻求竞争主导地位。俄罗斯、中国在中亚的经济、政治与军事投资远超过美国，而且将来也是如此。如果华盛顿选择与他们在中亚竞争，只会将当地转变成大国竞争的零和游戏。而由于地理上的接近，俄罗斯与中国的区域影响力是美国无法比拟的。向一场不可避免会输掉的竞争投入宝贵资源是一笔糟糕的投资——尤其是当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美国在该地区没有关键甚至显著的利益。此类竞争也会威胁中亚地区的稳定。目前为止，中亚国家舒适地采取了同时欢迎中国、俄罗斯与美国的多方外交政策，但美国基本上排在第三位。这一政策允许中亚国家在不鼓励本地区开展大国竞争的前提下获得经济发展。

中国在中亚的计划可能会诱惑美国为全球南方的大国竞争开辟新战场。但美国应该抵制住冲动，并在这场全新的全球斗争中，采取与应对其它选择了不结盟路线国家类似的务实主义与克制态度。如果华盛顿试图施压中亚国家与美国结盟，结果很可能是会进一步将他们推向中国与俄罗斯的怀抱。

(原文于6月2日发表在美国“国家利益”网站)

来源时间：2023/6/17   发布时间：2023/6/13

旧文章ID：29944

作者：  来源：参考消息网

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网站6月8日发表题为《“现在正是对话的时候”：呼吁美中对话的声音高涨》的文章，作者为澳大利亚国际事务研究所前主席科林·查普曼。全文摘编如下：

近期一些全球高级别安全会议凸显了对话的必要性。在美国，政府内部高层人士暗示，华盛顿的反华狂热正在消退。

白宫内部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可能是：美国目前的遏制中国政策——尤其是限制中国获取技术——是否正确?还有，拜登政府希望西方盟友盲从美国，对中国保持敌意，这合理吗?

这是美国政府两位最重要的官员——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最近发表的政策讲话的核心问题。它们包含的信息可能会让观察人士得出结论：美国应该寻求与中国建立更友好的长期关系。

奥斯汀在新加坡举行的年度亚太安全对话会上发表讲话时，一方面指责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对美国空军和海军实施拦截行动，但同时呼吁中国与五角大楼进行新一轮对话。

但更重要的是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的讲话。其核心是改善美国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生活，使美国成为抗击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转型的领导者，修复被破坏的供应链，并确保美国在维护国家安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仅生产全球约10%的半导体，生产集中在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最先进的芯片。沙利文说：“这造成了严重的经济风险和国家安全脆弱性。”

至于关键矿产——清洁能源未来的支柱——美国只生产全球4%的锂、13%的钴，不生产电动车所需的镍或石墨。全球八成以上的关键矿产由一个国家加工，那就是中国。

按照拜登总统的议程，未来十年的公共和私人投资将达到3.5万亿美元左右。但欧洲和印太地区有很多人担心，华盛顿为高科技公司和绿色投资者提供补贴，会导致他国投资和就业岗位流失。

沙利文坚称，美国的战略不是“美国单独行动，或者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排斥他国”，而是要建立一个更公平、更持久的全球经济秩序。

但这并没有回答敌视中国是否明智的问题。在我看来，美国能否成功阻拦中国获得重要的新技术还很难说。除了欧洲对华盛顿的反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持保留态度以外，很多重要的东南亚经济体也不大可能加入美国的行动。必须通过更多真心实意的努力来拉近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距离。

来源时间：2023/6/16   发布时间：2023/6/13

旧文章ID：29943

作者：张盛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上海美国研究

五月初，多家美媒预测拜登将提名美国现任空军参谋长查尔斯·布朗(Charles Brown)接替即将卸任的马克·米利(Mark Milley)担任下一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随着近日拜登在白宫“玫瑰园”最终确认了提名人选，先前多家媒体的预测得到了验证。不出意外，在国会最终确认后，布朗将于今年下旬走马上任，成为美国军方的最高级别官员。对美国来说，这将是继已故的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之后，该国历史上第二位黑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拜登为何提名布朗?

三年前，布朗成为美军首位黑人空军参谋长;而在过去三年里，随着世界安全局势与国家间能力对比的变化，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高级研究员马克·坎西安(Mark F. Cancian)认为美国军方在适应性地调整自身的未来发展方向，其中军队中的高级领导者们对于美军将走向何方发挥着重要影响作用。从被广泛视为是接替米利担任参联会主席的热门人选到最终获得提名，布朗主要有以下三大优势：

关键区域的履职经历

布朗有着丰富的各地区履职经历，包括欧洲、中东、太平洋地区。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中，布朗作为欧洲美国空军战略威慑和核整合部门的作战主任负责对俄罗斯进行威慑的工作。《国会山报》认为布朗虽然无法阻止俄罗斯最终控制克里米亚，但是有效的核威慑仍然维护了美国的利益，同时也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整个欧洲地区的安全稳定，使情况没有变得更糟。在2015年到2016年期间，布朗还曾指挥美国空军及其盟友对伊斯兰国(ISIS)的空袭行动，而五角大楼对他该阶段的表现评价为“非常成功”。此后，布朗出任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在这一时期，布朗不仅关注传统的空军作战，同时关注太空、网络、信息以及兵种协同作战，这为他日后出任更高级别的职务奠定基础。留心布朗近十年来的履历可以发现，不论是欧洲地区或是太平洋地区，都是当前拜登政府以及未来美国政府会长期重点关注的地区，而布朗的履历使他在这两个地区都有较为熟悉的团队，便于未来他作为参联会主席时进行工作协调以及向总统提供可信的参考信息。特别是印太地区，鉴于拜登政府已经任命曾任太平洋舰队司令的约翰·阿奎利诺(John Aquilino)担任印太司令部司令，因此这次对布朗出任参联会主席的提名更是具有明显为在这一地区美军未来行动积极进行人事调动准备的意味。

所属军种的重要性与建军理念

在提名布朗时，拜登特别强调了他是一名拥有累计飞行时间超过3000小时，其中有130个小时是在执行作战任务的战斗机飞行员。相比于陆军和海军，空军是一种可以参与更广阔空间作战的军种，这从布朗在过去执行过对陆海空全面的作战任务中得到体现。“岩上战争网”(War on the Rocks)曾刊文表示在“陆军向海，海军向陆”的时代背景下，空军在作战中扮演着衔接的角色，空战理念的更新与空军能力建设可以决定大国间冲突发生后胜负的走向。在就任空军参谋长三年来，布朗负责美军国内外近70万军事人员的训练和装备发展。在任期内，布朗推动了美国空军核打击现代化方面的工作，其中最突出的成果便是他促进了“下一代轰炸机”(Next- Generation Bomber)项目最终产物B-21将于今年问世，并在未来预计装备超过100架以替换成本高昂、数量稀少的B-2和老旧的B-52战略轰炸机。因此尽管未来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朗将不得不考虑整个美军的发展与统筹工作，但是在其最擅长的空军建设方面，无疑将拥有更大的话语权与资源协调的力量推动该军种的发展。

此外，在任职空军参谋长期间，布朗就空军未来作战概念提出了六种不同但相互交织的作战理念，即威慑敌方，保持空中优势，进入敌方战区，对敌方拒止，空降以及连续作战。事实上，这六种作战方式不仅适用于空军，同时也可以应用于美军任意军种，其核心本质在于“守得住 打得出”。据美国《2022国家防务战略》所言，美军的绝对优势已经丧失，在局部区域甚至处于劣势，因此“保存有生力量”正在成为美军日益重视的能力，而“守得住”正是决定这一能力的关键。

多重特殊身份

由于美国近年来大兴“身份政治”，两党斗争造成社会日益撕裂，民主党所代表的多元族群与共和党所支持的传统美国人之间矛盾日趋激烈。虽然美国军队目前尚未明显受到“身份政治”的冲击，但是布朗的多重特殊身份可以在接下来的任期内确保美军在最高决策层在“政治正确”的背景下保持稳定。首先布朗的肤色使其能够获得民主党进步派的认同。美联社(AP News)在布朗出任美军首位黑人太平洋空军司令时称其在职业生涯中“打破了重重障碍”，而《时代周刊》(Time)在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跪杀”当年将布朗列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在那次事件后，布朗发布过一段视频讲述自己如何成为一名非裔战斗机驾驶员。在视频中，布朗表示自己虽然无力改变我们国家几个世纪以来的种族主义，也无法改变几十年来可能影响空军人员选拔的歧视，但他希望可以在专业考量与制度上做出改进。《华盛顿邮报》表示在主张不参与政治的美国军队中，布朗所发出的明显偏进步主义的声音以及对于促进军队内部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倡议可能引起保守派的不满。鉴于美国现任防长奥斯汀也是非裔，布朗的到来也意味着美国历史上将首次出现军方两大高层职位同时由非裔担任的情况。这符合了拜登和民主党对推进族群多元化的政治理念，但却是保守派所担忧的。

不过从出身来说，布朗出生于德克萨斯州的军人世家，他的祖父是二战老兵，父亲是越战老兵并且官至上校。在大学期间，布朗申请了得克萨斯理工大学的预备役军官训练团奖学金，自此开启了军旅生涯。可以说布朗的出身与经历都决定了他满足共和党保守派口中“美国爱国者”的形象，这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保守派对其将偏进步主义的政治立场带入美国军队所引起的不安。

布朗未来将为美军带来什么?

布朗在他担任过往的一系列空军重要职位期间，形成了一套具有其个人特色的军事发展理念，而随着他即将升任美国全军的最高级别官员，无疑将会把他的这些思路延伸到整个美军当中。

更高效的协同作战体系

在“2023年战争研讨会”期间，布朗认为空军未来作战将不再是战斗机与战斗机之间“骑士决斗”式的交战，而是要将空军融入全军体系，既能配合其他军种执行任务同时也可以寻求其他军种给予相关支援的双向实时联合作战。因此布朗敦促军官们学习比他们的工作描述更广泛的技能，尤其是掌握其他军种的作战需求与理念。在美军过去20年的作战中，由于大多数敌人是不具备先进防空能力的恐怖分子，因此空军执行的任务多为简单的支援陆军的对地攻击。虽然美军常以其高度的信息化为荣，但是各军种“烟囱式”的信息系统即使在经过几十年的“一体化改造”后至今仍然难以实现预想的目标。随着美军重拾打“大仗”的准备，布朗对深化兵种融合作战概念的想法必然会随着他成为参联会主席而得到体现。

其次，布朗在2020年接手空军全面工作后曾表示要建立一支更加灵活和有能力的部队，在其履新四个月后，布朗即公布了四个旨在促进美国空军拥有更具竞争力的指令：1). 授权给飞行员;2). 进一步缩小官僚机构;3). 发展全球竞争能力;4). 着手设计未来部队。前两点体现了布朗十分重视放权给一线作战人员的理念，因为根据布朗回忆，当他在夏威夷担任太平洋空军司令时，曾感觉自己与五角大楼的决策脱节。一线作战人员、前线指挥官、战区指挥官、国家军队决策者，这些节点的繁多与汇报流程的复杂必然最终导致在战斗中，一些应该由一线作战人员把握住的机会流失，因此在布朗成为参联会主席后，针对美国全军的机构改革势在必行。

此外，不仅是针对美军的作战体系，布朗甚至将高效的体系思想进一步扩大至美国的盟友。在接受《防务内情》(Inside Defense)采访时，布朗表示美军必须加强与主要盟国军队之间的“一体化”联合协调关系。正如美军内部长年来的割裂，盟军之间的协调合作更是受制于系统的不兼容常常难以互通。布朗在各盟国参加的“全球空天军领导人会议”上层提出“通过设计实现一体化”观点，而随着布朗即将出任参联会主席，美军与盟军之间系统性的协调将会是其工作的重点。

更务实地关注当下

在其著名的文章《加速变革或失败》(Accelerate Change or Lose)中，布朗指出美国空军正走在几十年来最困难的部队发展决策道路上，因为预算的限制，美军在开发新技术或采购现有机型的问题上充满矛盾，但是相比于“炫酷的飞机”，布朗认为自己更关心即战力与战略威慑能力。布朗曾在接受《空军时报》(Air Force Times)采访时表示如果可以有更多的人力、更多的钱和更多的时间，空军将取得全面发展，完美的条件并不会出现，因此作为领导者需要有取舍。随着美国空军主战装备的采购价格随着尖端技术的密集程度、通货膨胀不断升高以及仍然需要投入大量经费与时间的新技术，布朗做出了他的取舍。以美国空军最先进的F-22为例，单价动辄接近2亿美元的采购价格使得布朗领导下的美国空军已经停止采购，转而开始装备其廉价的替代机型F-15EX。相比于具有极强隐身能力的F-22，虽然F-15EX并不具备第五代战斗机的这一能力，但是《空中与太空力量杂志》(Air & Space Forces Magazine)认为在增强其飞机的综合系统后，F-15EX将不至于完全落后于其他国家的第五代战斗机，因此在满足一定的作战需求的情况下可以为空军省下大量的经费用以进行未来技术的研发。美国空军目前正在进行“下一代空中优势”(Next Generation Air Dominance)项目的研发，该项目被《国防杂志》(National Defense Magazine)认为是下一个十年重新建立美国空中“代差优势”的项目。

因此现在布朗所做的就是为该项目争取时间，他对于核威慑能力的重视即是希望通过战略威慑来阻止战争的发生，因为只要不发生战争，美军就没有失败的可能性。随着布朗未来成为美国全军的领导者，他的这一想法将有望被传递到其他军种，毕竟如《2022国家防务战略》所说的那样，美军在装备上优势的失去并非某一军种，而是一种普遍性现象，因此“阻止战争在短时间发生”并为美军重新建立装备优势就成为极为重要的事务。

本文作者：张盛，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助理

来源时间：2023/6/16   发布时间：202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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