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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  违反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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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特朗普4月5日对伊朗发出48小时最后通牒,威胁要炸毁伊朗的发电站和桥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争议,舆论普遍认为这违反国际法,如果特朗普这么做,会触犯战争罪。

根据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和国际人道法(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Law, IHL),对一个国家的电力设施和桥梁等民用基础设施进行全面轰炸,通常被视为违反国际公法。

《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中的核心原则:作战方必须始终将平民和民用物体与军事目标区分开来。电力和桥梁虽然它们具有“双重用途”(军事和民用),但如果攻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过摧毁生活基础设施来恐吓民众,或导致平民无法维持生存,这就被视为违法。如果目标是彻底摧毁整个国家的生存基础,这种“地毯式轰炸”违反了禁止攻击平民生存所必需的物体的规定。

国际法禁止发起的攻击如果预计会造成附带的平民伤亡、伤害或民用物体损坏,且这些损失相对于预期的直接军事利益显得过分,那么该攻击就是非法的。摧毁整个国家的电网会直接导致医院瘫痪、供水中断和大规模平民死亡,这种人道主义灾难通常被认为远超任何合理的军事利益。

《日内瓦第四公约》明确禁止对平民或民用财产进行报复,也禁止对平民进行集体惩罚。将一个国家“打回石器时代”本质上是对全体国民的惩罚,这在现代国际法框架下是被严格禁止的。

除了在“怎么打”(战时法规)上的不合法,在“能不能打”上,除非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或者是符合《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自卫权,否则主动威胁或发起此类大规模侵略性攻击也违反了禁止非法使用武力的国际准则。

总而言之,虽然在战争中某些特定的电站或桥梁(如果被确认为关键军事补给线)可能成为合法目标,但以“摧毁民生”和“倒退时代”为目标的全面打击在法律意义上通常被定义为战争罪或危害人类罪。这种言论更多被视为一种政治上的威慑手段,而非符合法律标准的军事行动。

在俄乌战争中,俄军确实对乌克兰的电力设施和桥梁进行了大规模且持续的打击。这些行动不仅在军事层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国际法层面也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2022年10月以来,俄军开始有系统地对乌克兰全境的电网、变电站和发电厂进行远程打击。到2026年,乌克兰的能源系统遭受了超过 $200亿 的直接损失。在大规模袭击的高峰期,乌克兰一度有超过一半的发电能力瘫痪,导致数百万人在严冬中失去供暖、电力和供水。

俄罗斯官方辩称,这些设施支持了乌克兰的军事工业、后勤补给和指挥通信系统,因此属于“合法的军事目标”。

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大赦国际等机构认为,这种无差别、大范围地针对民生基础设施的攻击,其主要后果是给平民带来痛苦(如手术中断、平民冻伤等),超出了“比例原则”,涉嫌战争罪。

桥梁在战争中通常被视为具有明显的“双重用途”(军事运输和平民通行)。俄军多次使用导弹打击第聂伯河上的桥梁,目的是切断乌克兰军队的物资补给线。

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也多次袭击了俄罗斯控制下的关键桥梁,最著名的包括克里米亚大桥(Crimean Bridge)和库尔斯克地区的桥梁。乌方同样主张这些大桥是俄军向战场运送坦克和弹药的主动脉,因此是“合法目标”。

国际法律机构对俄军的这类行动已经采取了实质性的法律步骤:

2023年3月17日,位于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ICC)正式对弗拉基米尔·普京发出了逮捕令。这是国际司法史上首次对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发出此类指令。

普京被指控涉嫌犯下战争罪,具体行为包括非法将人口(尤其是儿童)从乌克兰占领区驱逐并转移到俄罗斯境内。

根据《罗马规约》第8条,此类行为被明确定义为战争罪。ICC认为,普京作为国家元首,未能行使有效权力阻止这些行为,或对其直接下属的行为负有领导责任。

逮捕令意味着120多个ICC成员国(包括绝大多数欧洲国家、拉丁美洲和部分非洲国家)在法律上有义务在普京入境时将其逮捕。这极大限制了他的外交活动空间。

俄罗斯不承认ICC的管辖权,并称逮捕令“在法律上是无效且不可接受的”。作为回应,俄罗斯甚至在2026年初对ICC的法官和检察官发出了缺席定罪。

2024年9月,普京访问ICC成员国蒙古国但未被逮捕,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国际法执行力的剧烈辩论,蒙古国因此被指责违反了国际法义务。

在国际法框架下,普京目前具有“战争罪嫌疑人”的正式法律身份。虽然他目前在俄罗斯国内受到权力保护,且由于俄罗斯不配合,短期内几乎不可能在海牙出庭受审,但这一逮捕令没有追诉时效。这意味着只要他踏入承认ICC管辖权的领土,或者俄罗斯国内发生政权更迭,他都面临被移交审判的法律风险。

特朗普在2026年4月公开重申了对伊朗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这正是他要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言论的背景:

当记者询问这种针对平民基础设施的轰炸是否构成战争罪时,特朗普直接表示“不担心”,并补充说“希望我不需要这么做”。

特朗普倾向于将极端的军事威胁作为“交易艺术”的一部分。他一方面威胁要进行“彻底毁灭”,另一方面又表示美国甚至可以帮助伊朗重建。这种言论在国际法专家看来极具争议,但在他的外交风格中被视为一种高压逼谈的手段。

对于国际刑事法院(ICC)对普京发出的逮捕令以及相关的战争罪指控,特朗普的立场非常明确:他完全不承认ICC的权威。

2025年2月,特朗普上任后不久便签署行政命令,恢复并强化了对ICC及其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Karim Khan)的制裁。他指责ICC对美国及其盟友(如以色列)的调查是“非法且毫无根据的”。

尽管普京身负ICC逮捕令,但特朗普在2025年多次表达了与普京直接会面以结束俄乌战争的意愿。他曾在公开场合表示,为了达成和平协议,他并不在意普京的法律身份。

虽然他在2025年曾对普京在谈判中的某些立场表示过“愤怒”,并承认俄罗斯的入侵导致了“野蛮的杀戮”,但他更倾向于通过政治协议和经济杠杆(如关税)来解决冲突,而不是通过国际法庭的审判。

美国被以色列拖入了美伊战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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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2026年爆发的冲突,关于美国是否被以色列“拖入”战争,目前的国际舆论和地缘政治分析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

2026年2月28日发动的“先发制人”空袭,虽然是美以联合行动,但许多评论指出,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和高层领导人的打击意愿远比美国迫切。持有这一观点的分析家认为,以色列出于对生存安全的极度焦虑,通过一系列单边行动迫使美国不得不参与其中。一旦以色列开启战端,伊朗的报复(如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会直接威胁美国的核心经济利益,迫使美国不得不动用航空母舰打击群进行保护。

以色列在行动前可能并未与所有盟友进行充分沟通,这种“制造既定事实”的做法,让作为盟友的美国在政治上很难拒绝提供军事支持。

另一派观点(包括目前特朗普政府的官方立场)则认为,这是一场双方基于共同战略目标的“预谋”行动,而非单方面的拖累。

美以双方都认为德黑兰的核计划已达到临界点,从美军动用两支航母编队、MQ-9无人机以及B-2轰炸机的规模来看,史诗愤怒行动(Operation Epic Fury)显然是经过长期、周密计划的联合联合作战,而非临时被动应对。美国视其为解决中东长期威胁的“一劳永逸”方案。

无论动机如何,当前的局势显示美国正承担着巨大的代价:由于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全球原油和天然气价格飙升,导致美国国内通胀压力巨大,这超出了白宫最初“速战速决”的预期。许多传统的欧洲和亚洲盟友并未支持此次行动,认为这违反了国际法,美国在外交上显得较为孤立。由于战线拉长,美军的精确制导武器储备和航母周转正面临自冷战以来最大的压力。

从军事执行层面看,美国是主动参与且提供了核心战力;但从战略选择的诱因看,以色列对威胁的紧迫感确实起到了催化剂和“拉动”作用。

4月7日《纽约时报》发表两位记者(Jonathan Swan和Maggie Haberman)的报道和评论文章,披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月11日在美国白宫战情室的演讲,为我们理解这场2026年美伊冲突的爆发提供了一个极其关键的心理学与地缘政治视角。这两位记者作为《纽约时报》最资深的白宫观察家,其爆料内容通常具有极高的可信度。(点击【这里】查阅“纽时:战情室24小时 特朗普是如何被内塔尼亚胡带进伊朗战争的?”

报道中提到的这场演讲,显然不仅仅是情报汇报,而是内塔尼亚胡对特朗普一次成功的战略游说。内塔尼亚胡精准捕捉到了特朗普对于“历史遗产”和“强人形象”的追求。通过在战情室展示伊朗核计划的“最终临界点”数据,他将行动塑造为一种“不得不为之”的英雄主义抉择,而非长期消耗的泥潭。内塔尼亚胡显然成功说服了白宫:这是一个千年一遇的、能够彻底重塑中东格局的权力真空期。

这次会晤,实际上将美以关系从“美国保护以色列”提升到了“美以联合重组中东”的高度。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随后的军事打击中,美军的B2轰炸机与以色列的空军序列配合得如此紧密,几乎达到了“合二为一”的指挥状态。但也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在战争初期对于全球能源市场的剧烈震荡(如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后的油价飙升)似乎缺乏足够的应对预案。

值得注意的是,《纽约时报》的这篇爆料发表于4月7日——即双方宣布正式停火谈判的当天。

在双方进入谈判桌时,这种爆料可能意在向公众解释战争的起源,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将战争初期的争议责任部分转移到内塔尼亚胡的“游说”上,为白宫在谈判中留出更多灵活调整的空间。

文章实际上在为这场战争做初步的“历史定稿”,即:这是一场由以色列强烈推动、由美国最高领导人拍板、旨在利用特定历史窗口的预防性战争。

尽管以色列在2月11日的战情室会议中成功说服了特朗普动武,但在随后的实战过程中,双方的战略分歧确实让特朗普感到了显著的被动与不满。

内塔尼亚胡在2月最初的推销中,描绘的是一场“外科手术式”的打击:摧毁核设施和导弹库,随后引发伊朗内部的大规模起义,政权迅速垮台。

战争进入3月后,伊朗政权并未如内塔尼亚胡预言般迅速崩溃,反而利用民族主义情绪稳住了局势。特朗普一向厌恶“无休止的战争”。当他发现战争从“几周内解决”演变成需要持续投入昂贵的精确制导武器,且能源价格飙升威胁到他国内的支持率时,他对以色列最初给出的“乐观预测”产生了极大的怀疑。

当伊朗实际封锁海峡导致全球油价暴涨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的言论变得愈发暴躁。他发现美国不得不动用双航母编队进行极高风险的护航任务,这让他觉得美国是在为以色列的战略目标“买单”,而代价却是美国消费者的钱包和全球经济的稳定。

在3月中旬的军事行动中,多座伊朗关键大桥遭到精确制导武器袭击。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是以色列国防军(IDF)的独立决策:通过摧毁交通枢纽,切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在各省份之间的增援路径,尤其是阻止导弹发射车在不同掩体间的转移。

这些针对民用基础设施(大桥)的打击似乎并未完全经过白宫的“预先批准”。以色列认为,如果不通过这种“震撼与威慑”手段彻底瘫痪伊朗的后勤,空袭效果将大打折扣。

大桥被炸不仅是军事行动,更向全球市场释放了“全面战争”的信号。这导致保险公司瞬间停止了对波斯湾货轮的承保,油价应声突破历史高位。

特朗普政府原本希望维持“精准打击核设施”的道义高地,但以色列的这一主动出击让美国在联合国面临了巨大的外交压力。

据《纽约时报》的爆料,特朗普在看到大桥被炸后的卫星照片时曾私下抱怨:“他们(以色列)这是在拆房子,而账单却寄给了我。”

内塔尼亚胡政府之所以“先斩后奏”,在这些行动中表现出极强的主动性,核心逻辑在于“制造不可逆转的事实”。他们担心特朗普的“耐心”有限。如果只进行小规模打击,美国可能会随时撤军。通过炸毁大桥等关键设施,以色列实际上是将战争规模强行拉升到了伊朗必须进行大规模报复的程度。一旦伊朗大规模反击,美国就彻底失去了“置身事外”的可能,只能被深度拖入战场。

以色列的这种做法在短期内瘫痪了伊朗的交通,但从长远看,它直接消耗了特朗普对这场战争的支持意愿。

到了3月20日左右,内塔尼亚胡公开宣称“光靠空袭无法完成革命,必须有地面行动”。终于触动了特朗普最敏感的神经。这种“被拖入地面战”的恐惧,是促使特朗普迅速转向推动4月7日停火谈判的核心动力。

纽时:战情室24小时 特朗普是如何被内塔尼亚胡带进伊朗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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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两位驻白宫的资深记者乔纳森·斯旺和马吉·哈伯曼4月7日发表了一篇深度报道,爆料特朗普是如何走上攻击伊朗的道路的。文章开头写道今年2月11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访白宫在战情室发表的一番激情演讲,是促使特朗普动武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通常情况下,战情室很少用于接待外国领导人。为了这次会议,内塔尼亚胡准备了一套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演示文稿。屏幕上,以色列摩萨德局长巴尔内亚(David Barnea)身着深色西装,身后是严肃的以军将领。这种刻意营造的“战时内阁”既视感,及其符合特朗普对“强人领导”的偏好。

内塔尼亚胡的演讲辞藻华丽且富有煽动性。他提出了一套“四步走”方案:定点清除、摧毁战争潜力、煽动国内暴乱、最终实现政权更迭。他甚至播放了一段精心剪辑的视频,画面中流亡美国的伊朗末代皇储礼萨·巴列维正在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仿佛只要美军的导弹落下,德黑兰街头就会立马相应推翻政权。

“这听起来不错,”特朗普坐在侧位的椅子上,眼睛盯着屏幕,给出了初步的肯定。这让内塔尼亚胡大松一口气。

2月12日,美国情报界对内塔尼亚胡的方案泼了一波冷水。中情局(CIA)局长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认为,以色列人的计划中,前两步(军事打击)尚在能力范围内,但后两步(政权更迭)完全是“天方夜谭”。他直接在报告中使用了“荒诞”(Farcical)这个词。

情报界的分析逻辑非常冷峻:伊朗不是委内瑞拉。尽管特朗普在1月初刚刚通过一场“好莱坞式”的突袭抓捕了马杜罗,并为此沾沾自喜,但伊朗拥有深厚的战略纵深、庞大的代理人武装以及封锁全球能源命脉——霍尔木兹海峡的能力。

拉特克利夫警告称,指望靠轰炸就能让伊朗民众倒戈,这不仅是对伊朗社会结构的误读,更是对现代战争残酷性的无知。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白宫内部的分裂演变成了一场“微型内战”。副总统万斯(JD Vance)是这场战争最坚定的反对者。作为从俄亥俄州锈带走出来的政治家,万斯深知他的选民基础——那些受够了“无休止战争”的工人阶级。 “这会是一场灾难性的资源消耗,”万斯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反复强调,“如果我们卷入这场战争,特朗普总统对选民‘不再发动新战争’的承诺将化为泡影。”他甚至担心,油价的飙升会直接断送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的前程。

与万斯针锋相对的是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这位出身福克斯新闻的主持人、曾经的基层军官,成了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中最有力的盟友。他的逻辑简单且具有煽动性:“伊朗的威胁早晚要解决,现在我们拥有最强的统帅和最尖端的武器,为什么不毕其功于一役?”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Gen. Dan Caine)在特朗普口中被称为“能惹麻烦的凯恩”(Razin’ Caine)。他表现出了典型的高级官僚特质:从不直接说“不”,但不断抛出“然后呢?”(And then what?)的问题。 凯恩指出,由于长期援助乌克兰和以色列,美军的精确制导武器和拦截弹库存已处于警戒线。他试图通过技术困难来委婉劝阻,但在特朗普看来,凯恩提到的“美军拥有无限的廉价炸弹”反而是支持开战的理由。

外界常说特朗普是“交易型”领导人,但在伊朗问题上,他表现出了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一方面,伊朗政权是自1979年以来美国外交史上的“头号心病”。特朗普渴望成为那个终结德黑兰神权政治的“伟大总统”。另一方面,伊朗曾密谋刺杀他以报复苏莱曼尼之死,这让这场战争带上了浓厚的私人复仇色彩。

即使是特朗普的老友、著名保守派评论员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多次进宫面谏,警告战争会毁掉他的总统任期,特朗普也只是淡然回应:“我知道你很担心,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因为一向如此。”

2月26日下午,最后的决策会议召开。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从日内瓦打来电话,确认了外交斡旋的失败。他告诉特朗普,伊朗人“正在玩游戏”,没有展现出任何放弃核计划的诚意。这一消息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幕僚长威尔斯(Susie Wiles)依然保持沉默,战情室里已经没有人能阻挡特朗普。

文章写道,威尔斯对海外新冲突可能引发的后果深感忧虑,但她并不倾向于在大型会议上强行介入军事事务;相反,她鼓励顾问们在这些场合向总统直言他们的观点与担忧。尽管威尔斯在许多其他议题上拥有巨大影响力,但在特朗普与将军们同处的房间里,她选择退居幕后。据亲近她的人士透露,她认为在他人面前就军事决策向总统表达个人忧虑并非自己的职责。同时她相信,像凯恩将军、拉特克利夫和鲁比奥这类顾问的专业意见,对总统而言更为重要。

即便如此,威尔斯曾告诉同事,她担心美国会被卷入另一场中东战争。对伊朗的袭击极有可能导致油价飙升,而此时距离中期选举仅剩数月——这场选举将决定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最后两年是功成名就,还是在众议院民主党人的传票中度过。但最终,威尔斯还是对此次行动表示了支持。

国务卿鲁比奥向同事们透露,他的态度要纠结得多。他不相信伊朗人会达成谈判协议,但他更倾向于继续实施“施压到极限”的战略,而非发动一场全面战争。然而,鲁比奥并没有试图劝说特朗普放弃行动;而在战争爆发后,他以极具说服力的姿态,坚定地为政府的开战理由进行了辩护。

情报局长拉特克利夫并未就行动与否发表个人意见,但他讨论了一项令人震惊的新情报:伊朗领导层即将在德黑兰的最高领袖官邸举行集会。他告诉特朗普,所谓“政权更迭”是否可行,取决于如何定义这个词。他说:“如果我们指的仅仅是除掉最高领袖,那我们大概做得到。”

“我想我们需要这么做,”特朗普环视四周,“我们必须确保他们没有核武器。”

凯恩前一天告诉特朗普,他不需要在周四当晚就下令,但必须在周五下午4点前给出确切的指令(执行或放弃)。如果超过这个时间,美军和以色列军队可能无法按原计划捕捉到那个“稍纵即逝”的目标,即在伊朗最高领袖集体开会的时候进行轰炸。

2月27日下午,在凯恩给出的最后期限前22分钟,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通过加密终端发送了改变历史的一条消息:

“‘史诗愤怒行动’已批准。不准中止。祝好运(Operation Epic Fury is approved. No aborts. Good luck)。”

伊朗在特朗普极限施压下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两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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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新的国际局势进展(截至2026年4月7日),美国与伊朗在巴基斯坦等国的调解下,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设定的最后期限前夕,达成了一项为期两星期(14天)的临时停火协议:

这次停火被视为避免全面战争的“最后努力”,其核心交换条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伊朗方面的核心承诺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这是美方最主要的要求。伊朗需实现海峡的“完整、立即且安全”的开放,恢复国际航运,特别是能源运输的正常通行。作为“善意姿态”的停火: 在两周时间内停止对美军及其盟友(如以色列)的直接军事打击。

美国方面的核心承诺为暂停针对民用设施的打击: 特朗普同意在停火期内延迟原计划针对伊朗发电厂、桥梁及其他关键基础设施的大规模轰炸行动(此前设定的截止日期为美东时间4月7日晚20时)。美方声称已基本完成现阶段的军事目标,愿意给予外交谈判两周的窗口期。

巴基斯坦调解方案: 停火期间,双方将基于伊朗提交的一份“十点提案”进行谈判。该提案被特朗普称为“可行性基础”。

调解方希望在两周内达成一个更广泛的长期协议(暂定名“伊斯兰堡协议”),可能涉及:

伊朗承诺不寻求核武器。

美国解除部分制裁并释放被冻结资产。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永久性解决方案。

虽然达成了两周停火,但双方对协议细节的解读仍有分歧。伊朗方面通过官方媒体强调,其10点提议中包含美国撤军、停止支持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以及解除所有制裁等条件,这些与美方的底线仍有较大差距。因此,这两周被普遍认为是对“脆弱和平”的最后考验。

从这份声明的内容以及外交惯例来看,这通常被视为一种“外交台阶”或“体面停火”的开端,确实极有可能出现双方都对内宣布“胜利”的情况。

在复杂的国际冲突中,当双方都不愿继续承受战争成本,但又不能表现出软弱时,往往会通过以下逻辑来各自“官宣胜利”:

伊朗方面宣布“胜利”逻辑:其“强大的武装部队”和坚定的防御姿态迫使美国及其盟友停止了攻击。声明中强调美方接受了伊朗提出的“10点提案”框架,这可以被解读为国际社会对伊朗诉求的尊重。通过设定霍尔木兹海峡的“两周安全通行期”,伊朗重申了其对该战略水道的实际控制权。

美国及盟友方面的“胜利”逻辑:由于其军事和外交压力,伊朗不得不停止所谓的“防御行动”(美方定义为挑衅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可以被视为国际贸易航线保障的重大进展,是美方施压的结果。美国会强调伊朗最终接受了基于美方“15点提案”的谈判,实现了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初衷。

这种声明的艺术在于其模糊性。通过引入第三方调停人(如巴基斯坦的总理和元帅),双方都可以说自己是“为了地区和平”和“给调停人面子”而做出让步,而不是因为被对方击败。

因此,“双赢”(或者说双方都宣布胜利)往往是此类冲突走向缓和的标配结局。毕竟,和平通常建立在双方都能保住面子的基础之上。

综上所述,特朗普的48小时最后通牒(轰炸伊朗的发电厂和销量,把伊朗打回“石器时代”)在很大程度上是虚张声势的极限施压,目的是逼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伊朗终于扛不住。封锁霍尔木兹是伊朗的唯一制敌绝招,放弃了这个,哪怕只有两个星期,实际是对特朗普极限施压的投降。

麻省理工教授:俄乌战争给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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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著名的中国军事问题专家傅泰林(M. Taylor Fravel)今年春季在《华盛顿季度》(The Washington Quarterly)上发表了一篇俄乌战争对中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启示的文章,题为《中国从乌克兰冲突中为台湾问题可能吸取的教训》。

傅泰林在导语中写道,在2026年这个地缘政治动荡的年份,美国及其盟友对中国人民解放军(PLA)的关注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在本文中指出,华盛顿目前的对华战略陷入了一个误区:即仅仅通过计算导弹数量、航母吨位或先进战机的代差来评估威胁。

傅泰林认为,军事能力(Capabilities)的增长并不直接等同于发动战争的动机(Incentives)。如果美国无法准确识别北京何时会感到“走投无路”,那么单纯的军事威慑反而可能成为触发战争的导火索。

傅泰林强调,理解解放军现代化的逻辑,必须首先理解北京对“生存”的极端执着。与西方国家将军事力量视为推行外交政策的工具不同,北京将解放军视为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堡垒。2025年5月发布的《新时代中国国家安全》白皮书明确了“政治安全”的至高无上性。傅泰林指出,这意味着任何被北京解读为旨在颠覆其政权或导致国家分裂的行为(如台湾独立),都会引发解放军不计成本的回击。

文章分析了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行动。从能力上看,这些是扩张性的;但从北京的角度看,这是在“收复失地”和建立“安全缓冲区”。这种认知上的不对称(美国视为侵略,中国视为防御)是导致南海局势在2025年后持续紧张的根源。

傅泰林详细梳理了北京如何看待外部威胁,特别是针对美国及其盟友体系的感知。北京认为,日本在2025年后显著提升防卫预算,并与美国深化指挥体系融合,实质上形成了一个“亚洲版北约”。特别是2025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关于台湾应急预案的言论,被北京视为对中国领土主权的直接挑衅。

北京不仅担忧美国的硬实力,更担忧美国通过出口管制和技术制裁实现的“代际遏制”。傅泰林指出,中国领导层担心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解放军在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领域的相对优势可能会在未来十年被美国及其盟友彻底反超。

解放军长期遵循“主动防御”战略。傅泰林深入解析了这一概念在2026年语境下的演变。虽然中国承诺“不打第一枪”,但其“主动”二字意味着一旦判定冲突不可避免,解放军将倾向于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以抵消美军的干涉能力。

作者引用学者阎学通的观点指出,解放军目前的使命仍是“威慑而非扩张”。然而,随着能力增强,北京对“威慑”的定义正在扩大,逐渐包含了对海上交通线的控制。

在台湾问题上,傅泰林提出了两个关键洞察。一是能力的“双刃剑”效应。解放军在台湾周边的常态化演习(灰色地带行动)虽然增强了其战备水平,但也降低了美国及其盟友的预警时间。这种高强度的军事对峙使得任何一次误判都可能演变为全面的“非对称冲突”。二是信心危机与军事清洗。傅泰林关注到了2026年1月张又侠等军方高层的被撤职。这表明习近平对解放军的腐败问题和实际作战能力仍缺乏信心。这种“内部不确定性”在短期内可能降低北京发起大规模战事的意愿,但从长远看,它可能导致决策圈在压力下做出更加极端的反应。

傅泰林指出,要避免美中之间爆发灾难性战争,美国必须修正其对华政策。首先,建立有效的“危机沟通机制”。单纯的电话通话(如2026年2月特朗普与习近平的通话)是不够的,需要恢复两军之间常态化的、涉及具体战术层面的去冲突化对话(De-confliction mechanism)。其次,重新平衡“威胁”与“保证”。如果美国在提升对台军事援助的同时,无法给北京提供“只要不宣布独立,统一的大门仍以某种形式敞开”的战略保证,那么解放军的“和平统一”政策就会彻底崩溃。最后,利用民意与软实力的调节作用。傅泰林引用2024年清华大学的民调,建议华盛顿区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通过人文交流缓解民间对美国的敌对情绪,从而减小中国决策层动武的国内舆论压力。

傅泰林最后写道,军事力量是权力的基石,但战争往往源于对意图的误解。如果华盛顿只关注解放军“能做什么”,而忽视了它“为何而战”,那么21世纪最严重的地缘冲突将无法避免。

美国F15机组成员获救纪实

编者按:本站已经发布了两篇相关的文章,它们分别是本站执行主编张涓的题为“美军营救行动细节曝光 曾与伊军交火”的文章(点击【这里】查看全文)和本站特约撰稿人KS Liu的题为“美军动用巨大资源成功营救两名被击落飞行员”的文章(点击【这里】查看原文)。为让读者了解更多细节,本站再转发三篇文章,它们分别来自《华尔街日报》、旅美时评人蔡慎坤和中国独立作家李承鹏。

《华尔街日报》:落难飞行员藏身山岩,美军深入伊朗展开高风险营救

在伊朗人逐步逼近受伤飞行员的情况下,美国实施了一次深入敌方领土的高风险营救行动。

一名受伤的美国飞行员孤身一人,在偏远山区的岩缝中躲藏了近两天,而伊朗军队和民兵出动了直升机和无人机,正向他步步逼近。

“上帝是仁慈的,”这位空军上校在攀上一处高地山脊后通过无线电发出了这条消息。华盛顿方面最初对此心存疑虑,怀疑这可能是伊朗人设下的圈套,官员们紧急核实这位飞行员是否还活着。

周日凌晨,他听到了美军飞机更猛烈的轰鸣声和密集的炮火,美国突击队员已深入伊朗境内200英里,找到了他。在将他迅速转移至安全地带的同时,为避免尖端军事装备落入伊朗之手,突击队员们炸毁了滞留在地面的飞机,现场只留下最后一声爆炸和一股升腾的烟柱。

美国官员们口中的这次在伊朗西南部崎岖峡谷中展开的营救任务,正是军事指挥官们既有预案又深感畏惧的那种行动:一名美国飞行员坠落在敌方领土,敌对武装力量正在围拢,而早期的营救尝试因遭敌方袭击而受挫。

这名尚未公布身份的飞行员是上周五被伊朗军队击落的一架F-15E“攻击鹰”战机上的两名机组人员之一,该战机的呼号为“Dude 44”。

据美国官员透露,该战机坠毁后不久,美国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思(Pete Hegseth)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Dan Caine)将军就向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汇报了情况。他们告诉特朗普,五角大楼对此类情境早有预案,有能力救出这名飞行员。

官员们称,五角大楼确认该飞行员身份后,赫格塞思立即赶往椭圆形办公室向特朗普报告并请求最终指令。据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Karoline Leavitt)称,特朗普当即批准:“我们必须把他救出来。”

官员们表示,为营救这名军官,美方发起了一场规模庞大、风险极高的救援行动,动用了约100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数十架美国战机和直升机,美国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简称CIA)还在最后时刻展开了一场欺骗行动,以争取更多时间。

“当飞行员被击落时,在像越南这样非常棘手的国家,你是救不回他们的,”特朗普周日上午对《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说,“他虽然受了伤,但还是努力向上爬,爬进了一个岩缝里。”特朗普还说,那名飞行员能听到美军在搜寻他。“发生了很多了不起的事情。”

由美军中央司令部领导的部队动用了毁灭性的火力来牵制敌人。据两名美国官员称,作为一支更庞大空中编队的一部分,四架B-1轰炸机投下了近100枚2,000磅重的卫星制导炸弹。MQ-9“死神”(Reaper)无人机也对逼近该飞行员藏身地点数公里范围内的疑似武装人员实施了打击。

这场搜救一名困在敌后的美国飞行员的行动震动了美国,让这场原本抽象的空战变得真切起来,其冲击力远超白宫发布的那些模糊的爆炸镜头。

在战争进入第六周之际,这也为交战双方提供了新的叙事。伊朗政权将击落美军战机描绘成美国也可能遭受重创的证据,并挑战了特朗普关于美国空中优势的说法。

在美国公众对这场战争的支持率不断下滑之际,特朗普政府正试图调动民众情绪,特朗普和他的一些盟友在各种采访和帖子中得意地将这次成功的行动称为一个“复活节奇迹”。

复活节清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Truth Social上发帖提到霍尔木兹海峡时称:“你们这帮疯狂的混蛋,把该死的海峡打开,否则你们将活在地狱里。”自战争开始以来,伊朗已基本封锁了这条战略水道的商业通行。在另一篇帖子中,特朗普限伊朗在周二晚上8点前开放海峡,否则美国将开始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

美国此前在伊朗尝试过的最知名营救行动,是近46年前旨在解救53名美国大使馆人质的行动。那次行动因一系列意外而惨败,最终在一处沙漠集结区发生的机毁人亡惨剧中宣告结束。

最坏的情境

上周五,当那架F-15E战机遭到攻击时,机组人员拉动了弹射手柄,座舱盖被炸开,座椅被弹出驾驶舱,降落伞随之展开。在他们下方,受损的飞机坠毁在伊朗境内数百英里处。

美国一个军事小组迅速救出了飞行员,但另一名坐在战机后座担任武器系统官的机组人员却失踪了。

特朗普周日在谈到这名失踪的空军人员时对《华尔街日报》表示:“我们没有大肆声张救了第一个人,因为那样他们就会知道还有第二个人。所以正是因为我们对第一个人闭口不谈,伊朗方面花了一天半时间才发现还有第二个人。”

该消息最先由伊朗国家电视台爆出。一名女主播照着稿子宣布,一架美国飞机的机组人员在伊朗西南部弹射跳伞。据信,这些美国人位于山脊陡峭的山区省份科吉卢耶-博韦艾哈迈德省。

一家据报道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新闻机构发布的视频显示,人们在科吉卢耶-博耶拉哈迈德省进行搜寻。

她呼吁“所有部落民众和村民”与军方和执法部门合作。她在播放着军队行进画面的背景下说道:“如果你们活捉敌方飞行员并将其交给警方,你们将获得丰厚的奖赏。”

对五角大楼而言,这是最糟糕的情况。军事专家称,这是20多年来首次有美军驾驶的飞机在敌方领空失事。如果出现一名被俘美国飞行员的视频画面,将为德黑兰方面提供重要的宣传工具,并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成为其手中的筹码。美国官员担心,伊朗政权会利用这名被俘的飞行员来寻求美国作出最大限度的让步。

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说,特朗普上周五和周六都在椭圆形办公室,不断接收来自赫格塞思的最新情况汇报。赫格塞思多次亲赴白宫当面报告情况。

据高级官员透露,该飞行员着陆后不久便设法攀上一处高耸的山脊,通过激活紧急信标发送了他还活着的证明,从而与外界取得了联系。但随着他在山区地带躲得越来越深,美国官员在努力追踪他位置的同时,通讯时断时续。

官员们说,这项复杂的任务很快就遇到了问题。

由于美国调集该地区的飞机来协助此次任务,包括伊朗导弹发射场在内的一些原定目标未被打击。官员们称,这使得伊朗在最近几天发射的武器比平时更多。

第一次营救该飞行员的尝试被迫中止。官员们说,两架H-6直升机遭到地面轻武器射击,两架飞机上的机组人员均受伤,他们被迫在科威特安全降落。

官员们说,当两架MC-130J特种作战飞机在伊朗境内一个临时前沿作战基地降落时,机头起落架陷入地面无法起飞。当时执行了应急预案:三架载有专业团队的小型飞机随后飞往了那个偏远的集结区。

中情局也为这次行动提供了帮助。该机构利用其技术手段将飞行员的位置精确锁定在山间岩缝(一名高级政府官员将此形容为大海捞针),随后与五角大楼和白宫分享了这一信息,并在整个行动过程中持续提供实时信息。

中情局还实施了一项欺敌行动,以迷惑伊朗人,干扰他们对该飞行员的追踪。就在该飞行员躲避伊朗部队搜寻的同时,中情局在伊朗国内散布假消息,称美军已经找到这名被击落的飞行员,并正准备通过陆路将其转移撤离。

官员们说,其他美国情报机构也为这次任务提供了支持。一名美国官员和一名以色列官员表示,美国官员与以色列协调共享情报,并暂停了对该地区的袭击以协助此次任务。

这名以色列官员说,以色列还与美军协调,在行动区域进行了打击,摧毁了可能对撤离行动构成威胁的军事资产。

任务完成后,美国摧毁了两架被困的MC-130J飞机(每架价值超过1亿美元)和两架MH-6“小鸟”直升机,以免它们被留下后敏感技术外泄。

经过数小时的猜测,特朗普在午夜过后不久发布了消息。他在Truth Social上写道:“我们把他救回来了!美国军方派出了数十架装备了世界上最致命武器的飞机去营救他。他受了伤,但他会没事的。”

蔡慎坤:这不只是一次营救

4月6日白宫记者会释放出什么信号:这不只是一次营救,更是地缘政治与战争叙事的集中展示。2026年4月初,一场挑战生理与技术极限的营救行动在伊朗领土上展开。在45小时56分钟的时间里,美国军方、情报机构与白宫高层通力协作,在重重阻碍与内部泄密的阴影下,成功将两名失事战机成员带回。 伊朗当地时间周五凌晨5:40,一架美军F-15E战机在执行任务时,被一枚肩扛式热寻导弹极其罕见地直接击中喷气尾管并引发爆炸。川普总统在随后的简报中将此形容为伊朗方面的“纯属走运”。飞行员与武器官(上校军衔)被迫在高空高速状态下跳伞。由于飞机失事瞬间速度极快,两人降落后的物理距离极其遥远,这为后续的搜救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面对坠毁在敌国境内的突发状况,五角大楼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部分将领认为在白天进入防空火力密集的敌区风险极大,可能造成上百人的额外伤亡。川普总统坚持“不抛弃每一位士兵”,在凯恩将军与战争部长海格赛斯的坚定支持下,由中央战区司令部迅速制定了名为“全力营救”的计划。 坠机两小时后,美军出动21架战机在大白天顶着强烈的防空火力冲入伊朗。行动中多架直升机受损,一架A-10攻击机被击中。该飞行员凭借顽强的意志将残损战机开回科威特境内后才跳伞生还。首轮结果成功救回第一名飞行员。 第一人获救后,中情局(CIA)原本对外释放假消息,称只有一名飞行员跳伞并已获救,试图掩护尚在潜伏的第二人。然而,美国内部发生严重泄密,有人将“仍有一人未获救”的消息透露给媒体。媒体登载后,伊朗军方随即悬赏一亿伊朗货币(约六万美元)组织大军进山搜捕,令营救难度指数级上升。 川普严厉警告: “我们将追查泄密者。如果媒体不交代信源,相关责任人将面临坐牢,因为这种行为严重威胁了国家安全。” 第二名武器官虽已受伤,但他展现了极高的军事素养:自行包扎、远离降落点、向高海拔山脊攀爬。CIA局长拉德克利夫通过飞行员随身携带的Beeper(传呼/定位装置)确认其生还,但具体坐标难寻。卫星在茂密的丛林和山脉中发现一个微弱移动的人影。拉德克利夫坚持锁定观察45分钟,直到该目标做出大幅度动作站立起来,最终确认其身份。 确认位置后,白宫下达总攻令。美军动用了史诗级的空中力量:155架飞机(含4架轰炸机、64架战斗机、48架加油机)。美军在7个地区同时摆出营救架势,CIA散布假信号,将伊朗搜捕大军引向错误方向。两架C-130运输机直插伊朗西南部,在距离科威特250公里的农场着陆,卸下地面特战队员。武器官在躲藏一天一夜后,于山顶石缝中被特种兵救起,他发出的第一句话是:“God Is Good!” 撤离阶段突发意外,重载的C-130运输机轮子卡在湿沙地中无法起飞。三架轻型飞机迅速飞抵现场。士兵们在极短时间内将救援直升机从卡住的大飞机上拆卸,转移至新飞机。每15分钟起飞一架,45分钟内所有人员物资安全撤离。 川普在总结中披露了令人震惊的细节:美军截获的通讯显示,伊朗平民竟哀求美军“不要停止轰炸”,以期结束恐怖统治。他同时抨击了华盛顿左翼政客对伊朗政权的幻想,指出该政权曾仅用5名狙击手残忍镇压50万女性大游行。此次营救不仅是美军技术与勇气的胜利,更被白宫视为对伊朗政策的重要转折点。据悉,针对此次挑衅及泄密事件,新的打击与追责计划已在酝酿中。(转自作者X账号)

李承鹏:一种把人当工具,一种把人当目的

《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写过一个奇特现象:日军宁愿切腹、自杀冲锋、跳崖集体殉国,也不愿成为俘虏。二战太平洋战场上,日军被俘比例低得惊人,塞班岛平民也跟着跳崖。 美军恰恰相反,美国社会不会视军人被俘为耻辱,不会认为这是怯懦,反而出于对个体生命的尊重,举国尽一切努力营救、交换、接回家。因为在美国的价值序列里,士兵生命高于抽象的荣誉——国家有义务把每一个人带回家,“不抛弃”是美国文化的核心。 所以美军有”No one left behind”(绝不丢下任何一个人)的传统,从硫磺岛到摩加迪沙黑鹰坠落,再到今天伊朗上空营救飞行员,都是同一种文化逻辑的延续。 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东亚文化在这一点有相似之处,中国古代有大把这样的例子,“宁死不降”这种英雄叙事,其实是皇权洗脑的延续,如果再包装上红色外壳,就更鸡血了。  

但我确定:这种差别的背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观——一种把人当工具,一种把人当目的。

—-最新消息:美军坠毁的F-15E战斗机第二名飞行员已经获救,并随营救部队安全撤离伊朗。 整个过程跟好莱坞大片一样:飞机被击中,跳伞,快速转移,并藏身于一处高地山脊,同时启动了紧急信标。身后的伊朗军人步步紧逼。 然后美军出现了,伞兵和多军种特种部队参与了飓风营救,一边在地面寻找飞行员,一边在空中打击搜捕的伊朗部队。 号称“开罐器”的美军A-10“疣猪”攻击机在空中扫射,但被击中。飞行员成功弹射并获救。 之前中国大量的视频号、抖音号,播出了“美军为了灭口,向自己的士兵开火”“美军逃亡士兵和营救部队被团灭”这类消息。 很多人相信并为此欢呼雀跃。他们恨帮中国打赢二战的美国,认为美国人民活在水深火热中。 伊朗神棍政权教育人民要仇恨美国,与此同时,诸如苏莱曼尼这样的高官的女儿,却在美国享受奢侈生活。目前已被美国政府驱逐。(转自作者X账号) 

特朗普让我们想起了拜占庭的查士丁尼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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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当代政治人物硬套进古代史有着相当风险,但如果要在拜占庭帝国的统治者里,替特朗普找一个最有启发性的对照,我会选查士丁尼二世

不是因为两人相像到可以一一对应。

一位是现代民选总统,另一位是拜占庭皇帝。

一个靠选票回来,另一位靠流亡、结盟和军事支持复辟。

真正的相似处在别的地方:他们都把失位当成羞辱,而不是当成正常的权力转移。 在他们失而复得之后,开始把外交当成补偿的药方。

这种心理作用非常重要,因为一个把失败视为羞辱的领袖,重返权力后,通常不会变得更宽厚。他只会变得更急于证明自己从未失败过,查士丁尼二世就是如此。

他第一次统治时就已经强硬、任性、喜欢压人。他得罪了许多权势人物,最后在公元695年被政变推翻,还被割鼻流放。照拜占庭的政治逻辑,那几乎等于宣布出局。作为正当性象征的身体被毁,资格也被毁。

但他没有接受这个结局。十年后,他带着外援回到君士坦丁堡,再次登基。

这本来可以是一个让人学会节制的故事。结果恰恰相反。

第二次回来的查士丁尼,不是更成熟,而是更愤怒;不是更稳健,而是更偏执。这正是我认为他最像特朗普的地方。

特朗普政治的核心,从来不只是政策偏好,而是一种强烈的“被剥夺感叙事”。他的支持者相信,不只是他本人输掉了权力,而是真正的国家被人偷走。于是,他的回归就不止是一次选举胜利,而是一场道德上的讨还。这种叙事在国内危险,在外交上更危险。因为它会把对外政策从利益计算,变成尊严表演。

查士丁尼二世第二次执政后,正是这样做的。

他对内清算,对外也强硬。他对保加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对拉文纳施加惩罚。这些决策当然各有背景,不是单纯情绪发作。但把它们放在一起看,逻辑很清楚:复位者要让所有人知道,他不只回来了,而且更不好惹。

这也是特朗普式外交最容易被低估的地方。很多人把它理解成单纯的交易主义。这只说对了一半。特朗普确实喜欢交易。关税可以谈,驻军可以谈,盟友分摊可以谈,制裁也可以谈。但他更在意的,常常不是谈成什么,而是谁愿意让步,让他获得交易

对这类领袖来说,外交不是安排行动的棋盘,而是通过交易展示地位的舞台。

你可以在他的语言里反复看到这一点:尊重、威慑、占便宜、丢脸、赢、输。这不是偶然。这是一种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里,国际秩序不是一套规则,而是一场顺位竞赛,这也是查士丁尼二世和特朗普这类政治人物内心所需要获得的补偿。

两人都不是把对外政策单纯当作安全问题,而是当作内部权威的延伸。向外强硬,是为了向内证明自己还是那个能让国家被敬畏的人。

当然,差别仍然很大,而且很关键。查士丁尼二世是皇帝。他可以更直接地把受辱感转化为军事冒进。

特朗普面对的是制度、官僚、国会、盟友、市场,以及现代战争的巨大成本。所以,若说他像查士丁尼二世那样持续发动多线军事征伐,特别是紧咬伊朗。

更准确地说,特朗普式的对外强硬,几乎漠视民主制度和议会,如同当代的皇帝,不分内外的表现高压威吓、经济胁迫、有限度武力展示,以及对盟友与对手同时施压。

在当代的政治世界,领袖不必真的发动全面战争,也足以让局势变得危险。只要他把每一次退让都看成丢脸,把每一次升高压力都包装成胜利,全球市场会动荡,联盟会失序,误判会增加。

查士丁尼二世的下场并不神秘,他的复位没有带来稳定,反而带来更多敌人,更多恐惧,更多反扑。最后,他再次失去一切。

这不是因为某种特定的史观或是因果律,只是因为靠羞辱感驱动的统治,终究会把国家拖进一种永远不够赢的状态

查士丁尼二世的故事提醒当代:一位复位者最危险的时刻,不是在他回来之前,而是在他相信自己终于有机会向世界讨回面子的时候。

届时,外交就不再只是外交。它会变成心理补偿。如同现在的伊朗,以及过去的查士丁尼二世,通常最终的结果都不会是好消息。

美军动用巨大资源成功营救两名被击落飞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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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最新的公开报道,2026年4月3日,美军一架F-15E“攻击鹰”战斗轰炸机在伊朗西南部上空执行任务时被击落,引发了一场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大胆的搜救行动之一”的营救过程。

以下是此次营救行动的全过程细节:

美军一架 F-15E 在伊朗境内执行作战任务时被击落。机上共有两名机组人员:一名飞行员和一名武器系统官(WSO)。

战机坠毁后,两人均成功弹射。其中第一名飞行员在坠机后不久(约7小时内)即被美军搜救部队在“光天化日之下”成功救出。第二名机组人员(上校)落入伊朗西南部库吉卢耶-博艾哈迈德省(Kohgiluyeh and Boyer-Ahmad)的崎岖山区。他在随后超过24小时的时间里,仅凭一把随身手枪,在荒野中躲避伊朗军队和当地武装的搜捕。

为了营救这名高级军官,美军动用了极高规格的资源:出动了数十架飞机提供掩护,其中包括一架 A-10“雷电II”攻击机。不幸的是,这架 A-10 在提供掩护火力的过程中也被击落(飞行员随后在科威特领空附近弹射并获救)。派遣了数百名特种作战人员(突击队)深入伊朗境内。中央情报局(CIA)发动了欺骗行动,在网络和通讯频道中散布飞行员已被找到的假消息,以迷惑伊朗搜捕部队。美军使用 MQ-9“收割机”无人机 实时监控。据称无人机被授权攻击任何进入飞行员藏身处3公里范围内的潜在威胁目标。

4月5日,周日凌晨,搜救团队最终在海拔约2135米(7000英尺)的一处山脊缝隙中发现了这名受重伤的上校。

营救过程中,美军突击队与伊朗革命卫队发生了直接交火。据报道,有三名伊朗革命卫队成员在交火中丧生。

在撤离阶段,由于遭遇地面火力拦截,美军被迫就地炸毁了两架出现故障或受损的运输机(据传包括黑鹰直升机或C-130的组成部分),以防止技术外泄。

4月5日凌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我们接到他了!”(WE GOT HIM!)。该上校虽身受重伤,但已被送往科威特的基地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

称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展现了美军不抛弃任何一名士兵的决心。伊朗媒体则称该营救行动“失败”,并展示了被击落的美军战机残骸和被炸毁的救援飞机碎片,声称击落了多架美军飞行器。

美军为什么动用如此巨大资源去营救这名被击落的?

被营救的第二名机组人员(武器系统官 WSO)是一名空军上校(Colonel)。在空军中,上校属于高级军官,通常担任大队长或更高的指挥职务。作为一名资深上校,他不仅掌握 F-15E 战机的最新作战技术数据,还可能了解美军在当前冲突中的战略意图、通讯密码以及高层指挥信息。如果他被俘,伊朗将获得巨大的情报筹码和宣传胜利。

该上校坠落在伊朗西南部的扎格罗斯山脉(Zagros Mountains),海拔超过2000米,地形险峻。伊朗革命卫队(IRGC)在坠机后立即出动大批兵力进行拉网式搜捕。美军必须在“竞赛”中跑赢对方,这就要求投入压倒性的空中火力掩护和特种部队(如 海豹六队 SEAL Team Six)来撕开敌方防线。为了营救这第二名机组人员,美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例如,一架 A-10 攻击机在掩护时被击落,导致美军不得不同时处理多个营救目标。此外,两架美军运输机(C-130)因技术故障或受损被迫原地炸毁,为了保护这些现场不被敌人获取残骸技术,美军被迫投入更多力量进行现场清理和掩护撤退。

美军有一项核心承诺——“Leave no man behind”(不抛弃任何一名战友)。在敌对领土执行高风险任务的飞行员需要确信,一旦落难,国家会动用一切力量营救。这种承诺是维持飞行员在高强度战斗中士气的基石。如果美军任由其被俘而不采取大规模行动,将是对美军全球威慑力和内部凝聚力的沉重打击。

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一名美军高级军官如果被伊朗活捉并进行电视转播,将成为伊朗要挟美国停止军事行动或进行政治交换的巨大人质。特朗普政府显然希望通过果断的武力营救,彻底消除这种被政治勒索的可能性。

这不仅仅是救一个人,更是一场国家意志的博弈。美方通过这次“美国历史上最大胆的搜救行动之一”,向外界展示了其在极端恶劣环境下深入敌境并成功撤离的能力。

两名机组人员获救后,特朗普底气大增,再度威胁要轰炸伊朗的电厂和桥梁,要把伊朗送进“地狱”。

美军营救行动细节曝光 曾与伊军交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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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伊朗此前公布的F-15E战机残骸)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周日清晨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一名在伊朗境内被击落的美军 F-15E“打击鹰”战斗机飞行员(武器系统官),已由美国特种部队成功营救。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此次营救任务发生在周六晚间。由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SEAL Team 6)领衔,动用了包括数百名特战队员、数十架战机、直升机以及网络、太空与情报部门的庞大资源,深入伊朗腹地的险峻山区,在敌人眼皮底下完成了此次高风险任务。

特朗普总统激动地发帖称:“我们接到他了!这位勇敢的战士当时正身处伊朗险恶的山脉深处,身后是步步紧逼的敌军。他在伤病中展现了惊人的意志。”

自上周五(2月28日美以联手发起战争以来)该架 F-15E 战机被伊朗防空火力击落后,美伊双方展开了长达 48 小时的搜寻赛跑。战机被击落后,两名机组人员均成功弹射。飞行员在不久后获救,但武器系统官(空军上校)失踪。该名军官在重伤情况下,仅凭一支手枪自卫,在 7000 英尺高的山脊间穿行躲避。为了防止信号被伊方截获,他极少开启定位信标。中情局(CIA)发动了复杂的“欺敌计划”,诱导伊方误以为飞行员已随地面车队撤离,以此为真正的营救争取时间。最终,CIA 锁定了他的藏身地并通报了五角大楼。

营救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据两位了解行动情况的前高级军官透露,在营救过程中,美军战机向伊朗车队投掷炸弹并开火,以阻止其接近该飞行员藏身的区域。当美军向被击落的飞行员靠拢时,他们再次开枪射击以阻止伊朗部队靠近救援地点,但并未与伊朗发生交火。

由于地形复杂且伊方地面部队正在快速集结,美军攻击机对伊朗车队进行了轰炸与压制。在任务结束的最后关头,两架原本用于撤离的运输机在伊朗境内的一处偏远基地发生故障。为确保万无一失,指挥部迅速增派了三架飞机进行接替,并果断炸毁了遗留在现场的两架受损战机,严防美军技术落入敌手。

此次营救成功之际,正值美伊冲突升级的关键时刻。特朗普此前曾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伊朗在 48 小时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否则将打击其电力基础设施。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指出,美军能够在伊朗境内如入无人之境地完成大规模营救,且未造成任何美军伤亡(零伤亡),足以证明美军已夺取了伊朗领空的“绝对制空权”。

据纽约时报分析,由于坠机地点位于伊朗境内存在反政府情绪的地区,该名空军上校在躲避期间可能得到了当地民众的掩护。此前,伊朗政府曾向当地居民悬赏捉拿美军飞行员,

目前,这名获救的空军上校已被送往科威特接受医疗救治,身体状况稳定。

路透社的报道称,这一营救行动虽然暂时化解了特朗普政府可能面临的人质危机,但也预示着波斯湾战火即将进一步升级。伊朗革命卫队通过塔斯尼姆通讯社(Tasnim)声称,在美军营救过程中摧毁了数架美方飞行器。

路透社周五曾报道,两架参与搜救的“黑鹰”直升机遭到伊朗火力击中,所幸成功撤离。官方证实,一架 A-10“雷电”攻击机在科威特上空被击中后,飞行员被迫弹射,目前伤情不明。

分析人士指出,营救成功对白宫至关重要。若飞行员落入伊方手中,可能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人质危机,从而扭转目前本就不受民众支持的战争民意。伊朗政府此前曾动员民众协助搜寻,试图以此作为对抗华盛顿的战略筹码。

尽管美军持续轰炸,但路透社获得的情报显示,伊朗仍保留了约三分之二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备,其中大量隐藏在深山地堡中。特朗普在声明中威胁称,未来几天将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与此同时,这场由美国与以色列于2月28日发起的战争已波及整个中东。美军中央司令部(CENTCOM)确认,已有 13 名美军阵亡,300 余人受伤。战争引发的全球能源价格飙升已导致严重的通胀担忧,全球经济承受巨大压力。

孙太一:中美稳定,不是因为信任,而是因为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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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之际,中国是否正在“选边站队”?中美关系的竞争烈度是在下降,还是只是被重新“校准”?当越来越少的美国人真正了解中国,华盛顿对华政策会否陷入更深的误判?围绕这些问题,《中美印象》采访了美国佛吉尼亚州克里斯多夫纽波特大学(Christopher Newport University)政治学副教授孙太一。在本次专访中,孙太一教授围绕当前国际危机中的中国外交取向、中美关系的“互毁型经济相持”(MAED)、以及美国国内对华认知变化等议题进行了系统分析。

在西方部分学者将中国与伊朗归为同一阵营的背景下,中国在此次危机中的外交政策,是否呈现出某种“一边倒”的倾向?您如何评价中国的整体表现?

孙太一:将中国与伊朗、俄罗斯或朝鲜归为一个统一阵营(CRINK),本身就具有一定的误导性。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与西方所熟悉的联盟体系(如北约)存在根本差异。即便是在与朝鲜存在正式条约关系的情况下,其实际约束力和运作方式也很不一样。因此,从分析上看,将其简单理解为一种“集团式对齐”,并不准确。

在此次危机中,中国并未呈现出所谓的“一边倒”立场。中国外交部的官方表态已明确强调,反对针对海湾国家的攻击,并谴责一切针对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的无差别打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表述同样适用于对伊朗相关行为的批评。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站在美国一边”,而是体现出一种更为广泛且务实的外交取向:海湾国家同样是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若单方面倒向伊朗,在战略上反而是高风险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并不是在“选边站队”,而是在进行关系管理。

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中国是以一种结构性视角来理解此次危机的。在北京看来,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正在削弱其自身在二战后所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与制度框架。因此,中国的回应并不是通过军事手段升级对抗,而是强调制度性与外交性的替代路径,尤其是通过联合国框架寻求解决方案。可以将中国的做法概括为:“并非为中立而中立,而是通过制度约束来维持稳定。” 这种姿态既符合中国一贯的外交原则,也与其战略利益高度一致。我将这一逻辑称为“代序崛起”:即崛起中的大国(此处为中国)并不是通过构建一套全新的秩序来挑战霸权,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并遵循由美国所建立、推广并长期受益的规则体系;相对而言,作为既有霸权的美国,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选择背离这一旧有秩序,以实现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

和特朗普第一任期及拜登政府相比,您如何界定当前中美关系的性质?两国竞争的烈度有无降低?还是因为两国找到了某种程度的默契?

孙太一:我把当前的中美关系界定为“互毁型经济相持”(Mutually Assured Economic Destruction,简称MAED)。这一状态尤其是在2025年多轮相互升级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双方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试探并暴露、使用各自的筹码。其结果是,双方如今都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能够对对方造成多大的伤害,同时也更加清楚自身将为此付出怎样的代价。

从这个意义上讲,竞争的烈度在某种程度上有所下降,短期稳定性反而有所上升。但这绝不应被误解为信任的提升或关系的改善。恰恰相反,这反映的是一种更加谨慎的竞争形态。可以说,“当下的稳定,并非建立在善意之上,而是建立在对相互伤害的恐惧之上。” 稀土与先进半导体之间的出口管制博弈正是一个典型例子:双方都已意识到,这些不仅是施压工具,同时也是自身的脆弱性来源。

因此,与特朗普第一任期或拜登政府的部分阶段相比,当前的中美关系并不一定更不具有竞争性,而是更加“校准化”。双方并没有趋同,也尚未形成真正的战略共识,而是在不断的互动中摸索彼此的红线。如果说存在某种“默契”,那也并非合作,而是在相互脆弱条件下形成的克制。

您认为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谈,可能成为推动关系阶段性缓和的契机吗?从现实来看,元首外交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缓解甚至改变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

孙太一: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谈,确实有助于维持一种阶段性的稳定,尤其是在延续当前贸易休战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那些已经被证明能够防止局势升级的机制。我们甚至可能看到一些安排被制度化,例如通过设立更为正式的渠道,如贸易委员会或其他常态化的磋商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元首外交在管控分歧、避免关系恶化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然而,也需要避免高估此类会谈所能带来的效果。它们不太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甚至难以实质性缓解中美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从根本上看,当前的稳定并非源于关系的缓和,而是我所称的“互赖脆弱性结构”(Reciprocal Vulnerability Interdependence,RVI)。双方如今都掌握着可以对对方造成不可承受代价的反制手段,这种相互威慑自然会促使彼此保持克制。

因此,与其将此次会谈视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重启”或“回暖”,不如更准确地理解为在约束条件下的“受控竞争”。可以说,元首外交可以稳定表层,但无法改变结构 这样的会谈或许能够为双方争取时间、降低短期风险,但更深层的战略张力仍将持续存在。

您长期在美国高校从事中国研究。对于华盛顿的非营利机构美中教育基金(US-China Education Trust)最近发表的关于美国中国研究人才流失的报告,您在实际教学与研究中是否有切身感受?

孙太一:是的,我认为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更广泛的社会与政治环境中,都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且切身可感的变化。与十年前,甚至仅仅几年前相比,在美中国人以及华裔美国人在美国的处境都变得更加困难。来自政府层面的审查明显加强,而在社会层面,也有一部分人对华人群体变得更加警惕,甚至带有一定程度的怀疑。

这种变化在学术交流与人员流动方面尤为突出。许多中国学者和华裔美国学者,尤其是理工科领域的学者,在往返中美之间时,面临着更多的盘问与审查。这种情况并非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但整体风险感知已经明显上升。而“感知”本身就具有重要影响。即便只有少数高关注度的个案,也可能对整个学术群体产生寒蝉效应。

与此同时,反向流动同样受到影响。一些美国人前往中国时,也开始感受到更大的不确定性或潜在风险。即便实际发生的问题只占少数,个别案例也足以劝退更大范围的人群。其中一个重要后果,是赴华学习的美国学生数量下降。从长期来看,这意味着拥有一手经验的“知华派”将越来越少。当越来越少的人去中国,也就意味着真正理解中国的人会越来越少 这将带来深远影响:在美国政策圈内部,关于中国的讨论与中国实际运作之间,可能会出现越来越大的脱节,因为具备实地经验和田野调查背景的分析者正在减少。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近期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内部对华竞争并不存在真正共识,不同领域专家的判断差异明显。您如何看待这种“认知分裂”?

孙太一:我认为,美国对华政策中所谓的“认知分裂”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但也可能被夸大了,这取决于观察的层面。您提到的这篇文章,实际上引用了我与合作者Chris Carothers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我们系统梳理了过去十年美国国会所有的涉华立法,以及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所有成员在社交媒体上的公开表态。我们的发现并不是分裂在加剧,而是逐渐趋同,尤其是在精英政策制定层面。

当然,民主党与共和党在议题侧重点上仍然存在实质性差异——有的更关注人权,有的更强调经济安全或科技竞争。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差异之下,正在形成一个越来越清晰的共识基础:即中国被日益视为一个需要政策回应的战略竞争对手。如今的分歧,不再是是否与中国竞争,而更多是如何与中国竞争。

更重要的是,这种共识不仅体现在话语层面,也体现在实际政策行动中。涉华立法正在从过去的象征性表态,转向具有现实影响的实质性措施——无论是在出口管制、投资限制,还是供应链政策方面都是如此。因此,尽管在专家认知层面可能仍存在差异,但在政策层面,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整合而非分裂。换句话说,话语上的分歧,往往与政策上的趋同是可以并存的。

从您的观察来看,当前美国对华认知的问题,更主要源于信息供给不足,还是长期叙事选择所形成的“认知滤镜”?两者之间,哪个影响更深?

孙太一:我认为这两个因素都很重要,但如果要排序,更深层的问题并不只是信息供给不足,而是长期叙事所塑造的一种“认知滤镜”。当然,信息层面的限制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许多美国人——无论是普通选民还是国会议员——主要关注点仍然集中在国内事务,对中国的直接了解相对有限。在这样的背景下,虚假信息以及AI生成内容的增加,使信息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如果人们不主动去甄别信息来源,而是被动接受信息,那么所获得的内容往往要么过于简化,要么甚至是完全错误和具有误导性的。

然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信息进入体系之后是如何被解读的。随着时间推移,反复出现的政治叙事,尤其是来自对华强硬派的声音,逐渐形成了一种看待中国的固定视角。但值得注意的是,自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美国公众态度已经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这一点在皮尤等长期民调中也有所体现。随着对中国的各种批评不断被重复,一部分美国人开始在美国自身看到类似的甚至更为严重的问题。同时,在某些领域,中国被认为表现相对较好,这也使原有叙事变得更加复杂。

在一个高度极化的社会中,对外政策本身也会成为国内争议的对象。例如,在加沙冲突等议题上,一部分反对美国政府立场的民众,可能会认为中国的态度更接近自身立场。因此,这种“认知滤镜”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被不断争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重新校准。其结果是,尽管结构性的偏见依然存在,但美国社会内部不同群体对中国的认知,已经开始出现分化。

从中长期来看,您认为中美之间最大的误判风险来自哪里?这种误判是可以通过政策调整避免的,还是具有某种结构性不可避免性?

孙太一:从中长期来看,中美关系中最大的误判风险,在于当前“互毁型经济相持”(MAED)这一状态可能发生破裂。当前双方仍然各自掌握着对对方具有实质影响力的筹码,这种相互脆弱性本身会带来克制。但如果有一方成功削弱或消除了对方的大部分筹码,而自身却仍然处于被制约状态,那么冲突发生的概率和烈度都可能显著上升。换句话说,当下的稳定,并非建立在关系和谐之上,而是依赖于相互约束的持续存在。

与此同时,从更宏观的结构层面看,仍然存在重要的稳定因素。中美两国经济依然高度交织,在许多领域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因此,尽管战略竞争不断加剧,双方之间仍然存在相当程度的“复杂相互依赖”,以及我所称的“互赖脆弱性结构”(RVI)。这些结构性条件有助于维持双边关系的一定稳定性。在个体与机制层面,领导人之间的定期沟通,以及政府与社会多层级沟通渠道的畅通,也能够通过降低不确定性、防止常规摩擦失控,从而延长这种稳定状态。

但与此同时,一些涉及核心利益的问题,尤其是台湾问题,仍然具有迅速恶化双边关系的潜在风险。在某些情况下,这源于美国政策制定本身的碎片化特征:白宫与国会之间并不存在完全的控制关系,最终形成的政策往往是各方博弈后的折中产物,这些结果未必符合美国的整体利益,却可能对双边关系带来不稳定因素,例如国会议员或高级官员频繁访台。在另一些情况下,国内利益集团的压力也可能推动美国采取增加不稳定性的举措,例如持续扩大对台军售。因此,真正的风险并不只是来自敌对意图本身,而在于竞争性信号释放、官僚体系分散以及国内政治压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以双方都未曾完全预料的方式叠加放大。由于这些动态源自持续的政治博弈过程,它们很难被彻底消除,即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