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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特朗普重启核军备竞赛,后果有多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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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MAX FISHE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如果候任总统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说的是真心话,那么大家以后回顾往事的时候就会想起,自从冷战之后,超级大国的第一次核军备竞赛是由两个穿睡衣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宣布的。

  “来搞一场军备竞赛吧。我们在每个回合上都会打败它们,而且会笑到最后。”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的《早安,乔》(Morning Joe)主持人米卡·布热津斯基(Mika Brzezinski)上周五说。当时她和另一个主持人穿着假日主题的睡衣,蜷缩在一个假壁炉前,说这句话是来自特朗普的声明,并详细说明了他关于核武器的一条推文。

  从特朗普以往的恐吓来看,他的声明有可能会变成诈唬。但是,如果他坚持开展核军备竞赛,后果可能会很严重。俄罗斯、中国等国可能做出的回应,即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让人感到担心。而且冷战时期的军备竞赛也是一个教训,它让世界几近崩溃,以至于一度敌对的美国和苏联也不得不扭转这场他们曾经认为至关重要的竞争。

  国家层面通常不想挑起核武器竞赛,往往是被违心地拖进去的。

  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认为自己是在回应对方的行动,它们紧张地保持着战略平衡,希望可以阻止战争,或者至少能在战争中得以存活。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1954年曾说,更多的弹头能做到的无非是“让碎石头弹起来”。

  但这句话导致了一个长期的误解:军备竞赛就是累积弹头那么简单。

  事实上,它的危险性要大得多,不断增加的核库存反映的只是复杂的、日益加剧的针锋相对。例如,一个国家可能开发出快速运载弹头的武器系统,这就需要另一个国家缩短反应时间,制造更多的武器来进行报复。

  虽然“军备竞赛”描述的是一系列增加冷战危险性的政策,但军备竞赛本身并不是政策。相反,它是美国和苏联达成目标过程中一个令人悲哀和担心的副产品。双方领导人都想避免失败,对军备竞赛本身并不积极。

  例外的一次是,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在1981年就职的时候决心赢得冷战,方法之一就是在核武器上超越苏联。但是在之后几年里,留给双方的反应时间越来越短,还出现了几次惊险状况,结果他成为椭圆形办公室中最积极的核裁军倡议者。

  虽然一些美国人认为军备竞赛赢得了冷战,就像里根最初希望的那样,但其实是双方自愿结束了较量——没过几年,苏联就被国内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击垮了。

  里根和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试图在1986年的峰会上谋求全面裁军。由于无法达成一致条件,他们决定逐步削减核力量,扭转两国之间的军备竞赛。

  此后这种裁军持续进行,双方签订了相关条约,比如2010年的《削减战略武器新条约》(New Start)等,从特朗普的政策来看,这个条约可能会撤消。

  特朗普周四在Twitter上宣布了这个政策,说他的目标是“直到世界在核武器上变得明智为止”。

  目前还不清楚他是什么意思。但分析师们说,无论特朗普的意图如何,他这种要挑起军备竞赛的态度确实会带来一些可预见的后果。

  最有可能做出反应的两个国家是俄罗斯和中国,俄罗斯的核武库与美国相当,中国的核武库则小得多。

  虽然两国有着略微不同的目标,但双方设计的方案都是为了同美国抗衡,并且将在此后做出校准,随时跟上美国的进展。

  分析师警告说,部分是由于美国在常规武器方面要强大得多,俄罗斯和中国可能会在压力之下采取破坏稳定的行动,从而令各方都处于风险之中。

  自从冷战结束以来,莫斯科把同美国保持核平衡视为最后的――也许是唯一的――保证,令俄罗斯能与远比自己强大得多,且被它视为威胁自己生存的西方联盟抗衡。莫斯科认为,在这方面落后就意味着俄罗斯自取灭亡。

  虽然俄罗斯的经济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小部分,但它一直紧跟美国。如果发现保持核平衡代价太大,莫斯科很可能通过使用另一种通货来进行补偿:接受核风险的意愿。

  这意味着加强俄罗斯对美国任何威胁的威慑。例如,俄罗斯可能在加里宁格勒部署更多具备核能力的伊斯坎德尔导弹(加里宁格勒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俄罗斯飞地)。这种导弹可以在几分钟内到达欧洲各国的首都,由于它们是从特种车辆上发射的,可能很难被消灭。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也可以放松对使用核武器的限制。一些分析师已经确信,俄罗斯军事原则允许在常规战争中使用一次“降温”核打击,迫使对方停止行动。这种策略令美国需要背上更大的负担,以降低风险,从而弥补了俄罗斯的任何相对弱点。

  北京的核目标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它只要求保持足够的能力,如果美国率先攻击,它可以发射几个核武器作为报复。

  如果特朗普增强美国的核能力――即使主要是针对俄罗斯――中国也会担心美国的第一次打击可能会消灭自己的核弹头。这相当于让中国的核威慑失去作用,只会迫使它对此做出弥补。

  麻省理工学院的核武器专家维平·纳兰(Vipin Narang)说,中国将扩大自己的核能力,但他担心它同时会寻求更快的解决方案。

  纳兰认为,中国可能在导弹上预装核弹头,以缩短其反应时间。它也可能在隧道之类更坚固的地方隐藏导弹。它可以考虑采用巴基斯坦的做法,将弹头放在无标记的货车上,让它们漫游全国各地,进行无休止的公路旅行,以此保证它们无法受到攻击。

  中国也可以决定放弃不在任何冲突中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因为他们承担不起第二个使用核武器的后果,”纳兰说。

  纳兰强调,此类措施将增加事故或错误估计的风险,它们虽然很遥远,但可能是灾难性的。

  关于特朗普的意图以及它们对北京和莫斯科可能产生的影响,纳兰说:“如果他是认真的,想要引发与其中一个或这两个国家的军备竞赛,那么我们将面临一个可怕的新世界。”

  冷战早期的五角大楼高级官员保罗·C·沃恩克(Paul C. Warnke)认为,两国核武库的扩张不太像是比赛,更像是两个人在相邻的跑步机上跑步。“军备竞赛的唯一胜利,”他在1975年写道,是“看谁第一个走下跑步机”。

  沃恩克的观点在当时充满争议,但是后来,就连很多热诚的冷战斗士也接受了它。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一些千钧一发的时刻,把全世界推向极度危险的边缘。

  例如,1983年,苏联的早期预警系统检测到美国即将进行核攻击。当时恰好是克里姆林宫担心美国先发制人的高度紧张时期。

  作为军备竞赛的一部分,导弹技术得到发展,而这导致导弹落地前,苏联只有23分钟时间作出反应,没有足够的时间复核设备,更不用说与华盛顿谈判。军备竞赛还决定了苏联的回应必须是对美国进行强硬报复,迅速瓦解任何后续威胁。

  负责早期预警站的苏联军官看不到任何错误警报的证据,但是向上级报告称那是错误警报。他的猜测被证明是正确的,他可能拯救了这个世界。

  虽然该事件在之后的很多年里都没有公布,但里根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讲述了另一次战争恐慌。还是在那个月,苏联军队击落了一架误入苏联领空的韩国客机,“表明这个世界多么接近悬崖的边缘,我们多么需要控制核武器”。

  里根转而反对军备竞赛,这主要是因为它的危险性,而其他人反对的原因很简单——在经过几十年时间,花费成千上万亿美元之后,它并没有带来胜利。

  “从历史角度看,为制止他人而制造核武器所产生的效果就像在电子邮件风暴中给所有人发邮件呼吁停止使用‘全部回复’,”詹姆斯·马丁防扩散研究中心(James Martin Center for Nonproliferation Studies)的专家乔舒亚·H· 波拉克(Joshua H. Pollack)在Twitter上开玩笑说。

  波拉克还说,“在军备竞赛方面,没有最后的制胜一步。”

  第一个作出回应的是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的退休核科学家谢丽尔·罗费尔(Cheryl Rofer)。她说:“但是有最后一步。”

  翻译:土土、王相宜、晋其角

来源时间:2016/12/26   发布时间:2016/12/26

旧文章ID:12101

美式民主制度下的政治腐败

作者:常红,程晓霞  来源:人民网

  日前,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前联邦众议员查卡?法塔因贪腐被判入狱10年,被认为是近年来在腐败问题上,美国国会议员所受到的最严厉的司法惩处。谈及美国的政治腐败,其实由来已久,历史源远流长,甚至被看成贯穿整个美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进程,与社会制度并存。

  政治腐败:美国国会中司空见惯

  19世纪中叶,政治腐败在美国国会中就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据统计,被马克?吐温称的“镀金时代”(GoldedAge,1870~1898),有约十分之一的国会议员公开腐败。历史上有一系列重大政治腐败案件,如在1872年披露出来的莫比里尔信托公司丑闻;在1934年垮台的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被指控联合犯罪团伙操控纽约,以及操控选举等;1972年的“水门事件”更被看成是美国自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政治腐败案。

  当然,美国在治理腐败问题上也有过系列举措,美国青年学者所著书籍《美国的腐败》中就以大量笔墨介绍了美国政治腐败案例及自建国直至20世纪,在关于反腐上国家作出的努力,出台法律法规等相关举措。如出台反贿赂法、反游说法等。1907年的《蒂尔曼法案》(Tillman Act),首次禁止银行或公司直接向联邦竞选人捐款;1940年的《哈奇法修正案》(Hatch Act of 1940),将美国公民个人每年捐赠给联邦竞选人或者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数额限制在5000美元;1971年的《联邦竞选法》(The 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 of 1971),初步确立了竞选财政管理法规的基本架构;1978年的《政府道德法》(Ethicsin Government Act of 1978),规定了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等。然而,时至今日,通过民调显示,多达70%的美国公民依然认为他们的政党是“腐败”的。美国民众对国会大多数议员的印象已固定在脱离民众、只关注特殊利益集团和腐败三大问题上。

  即将于2017年1月20日履职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竞选中的系列承诺中,关于要“抽干(华盛顿的)沼泽”(drain the swamp),被认为是抓住了美国社会的根本问题,使得他赢得大众认可的关键一环。他还曾在三轮电视辩论结束后,在与竞选对手希拉里一起出席慈善晚宴时讽刺说“这是希拉里首次对大型商界领导人聚会讲话不收费”。他在“百日新政”中,也特地提出一项针对政府官员的职业道德的改革,计划包括:规限国会议员的任期;打击“旋转门”现象,禁止行政官员在离任5年内担任说客;扩展“说客”的定义,限制行政官员离任后以“顾问”或“咨询”等名义掩盖“说客”身份;终身禁止高级政府官员为外国政府游说;限制外国说客在美国选举中捐款。这项改革计划中提到的如“旋转门”“说客”等正是美国政治腐败上的关键词。

  腐败合法:“游说一条街”与“权钱旋转门”

  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山和白宫之间有一条街,叫K街,这条街上每天云集了大批智库、游说集团、公关公司等,注册的说客有一万多,而从事这行的高达十几万人, 这些说客专门替各个利益集团游说美国联邦政府和国会,尤其是国会议员。每天都有大量的政治和权力在这条街上交易,堪称国际政治中心,此条街也因此得名为“游说一条街”。

  这些说客很少会直接塞钱,而是行使合法的 “软贿赂”,比如请政客们演讲、出书、旅行访问等。同样的,也只有少数“愚蠢的”政客才会直接接受贿赂,“聪明的”政客都会选择以间接的方式获利。大多数情况下,权钱交易得非常隐晦。据媒体揭露,美前副总统切尼帮助他曾经担任总裁的世界第二大石油服务公司哈里伯顿在伊拉克拿到了订单;希拉里在任国务卿期间,美国国务院为克林顿基金会捐款者提供便利。

  最令人震撼的腐败大案是,2006年披露出来的杰克?阿布拉莫夫(Jack Abramoff)的“游说门”事件。他神通广大,以拉拢游说位高权重的政府官员和议员,替人谋事收取报酬为业,如提供竞选资金、免费豪华出国游、高价体育比赛门票、高档餐厅免费享受以及为他们的亲属提供就业机会等。在为美国印第安族部落开办赌场进行游说这一事件中,密西西比等州的6家赌场,为获得免税等特权就向其支付了高达8200万美元的游说费。案发后,国会议员中退还政治献金的多达78人。据美国政治监督组织“回应政治中心”统计,1999年至2006年,共有296名国会议员曾接受阿布拉莫夫及相关人士的政治献金,其中包括前共和党众议院领袖汤姆?迪莱(TomDeLay)。

  议员在收受好处之后,各自尽力为利益方办事,国会中也出现了乱象。著名的“猪肉桶法案”,就是与会议员与不能与会的议员之间关起门来做的幕后交易,在通过的项目后,附加一系列其他内容,而这些附加内容并不一定需要国会的审议。以此国会中形成“互相关照”的“合作”气氛。

  更甚的是,说客和政客可以互相换位的“旋转门”现象司空见惯,这也为腐败问题提供了生长的土壤。所谓“旋转门”是指个人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双向转换角色,从而可以为个人和利益集团牟利的现象。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由产业或民间部门进入政府。主要是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商业利益集团游说者进入联邦政府担任要职。在特殊的背景之下,他们在制定政策和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偏袒特定的商业利益集团。二类是由政府进入私人部门。主要是指公职人员跳入薪水丰厚的私人部门,并在职位上利用之前的行政工作经验或政治影响为私人雇主在联邦政府的采购和管制中求得利益。

  前总统克林顿的国防部长科恩离职两天后就创立了咨询公司,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塞缪尔?伯杰、前白宫办公厅主任托马斯?麦克拉蒂等也步其后尘。《纽约时报》指出,他们“巧妙地”为华盛顿政府部门与利益集团牵线搭桥,出售“打通门路的本事”。据数据统计,1998年到2006年间,共有2200多名前政府雇员成为说客,其中包括200多名前国会议员或政府部门首脑。

  美式民主:选举政治等于金钱政治

  1966年加利福尼亚州议员杰西?安若说过一句揭露美式选举本质的话“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在此之前,两度辅佐威廉?麦金莱当选总统的竞选经理马克?汉纳也不加掩饰的坦言:“要赢得选举,需要两个东西,一是金钱,第二个我不记得了。”美国民主很大程度上是“金钱民主”。

  美国最高法院2010年1月裁定,企业和工会有权无限制地在大选周期内向支持且独立于候选人竞选团队的组织,即“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此举更为权钱交易打开法律方便之门,不受限制的政治献金成为左右总统、国会及地方选举的关键。

  据数据显示,在2014年美国经济不景气和高失业率并存的情况下,两党的选举还是花掉了36.7亿美元。因而由学者指出:当通向白宫的跑道上铺满了黄金之时,是“驴”还是“象”最终染指总统宝座已不那么重要,最大的赢家是某些诉求特殊利益的垄断经济精英。

  公共官员在选举中公开“兜售”政治利益而获取选民的支持是可以被接受的。据美国支付服务公司WEPAY在2016年10月所作的一项调查报告披露,总统候选人希拉里、特朗普都斥巨资为自己争夺选票,希拉里竞选团队融资总额高达3.73亿美元,竞选花费3.05亿美元,特朗普竞选团队融资总额也达到1.66亿美元,竞选花费1.15亿美元。两位候选人所募集以及竞选花费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个人和机构的竞选捐款,毫无疑问,这些巨额资金,普通民众无法承担,只有富人和利益集团才出得起。因此,一些法律和判例,就有可能为利益集团提供不受限制的政治现金打开方便之门。如此一来,政客和利益集团的利益是一致的,有钱人和没钱人之间的政治权利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

  社会后果:助推贫富两极化 中产阶级空心化

  美国贫富差距巨大本已成常态,但近年来依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原因很多,由于政治腐败催生的“马太效应”是其中重要的因素,“穷者更穷,富者更富”。爆发于2011年9月17日的“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运动,主要由失业者、大学生以及工会、社团成员组成,他们声称代表99%的社会民众,受到最富有的1%的人的剥削。抗议示威者表示要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竞争以及社会不公正。这个抗议活动将贫富差距,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推至风口浪尖。美国虽是超级大国,但贫富差距却位居发达国家之首。

  据美国布鲁金斯智库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0.1%的富人与90%的平民所拥有的财富不相上下,美国1%的富人收入占全美人口总收入的20.1%。统计报告显示,过去20年,美国1%最富有的人财富增长86%,其余人口的收入不增反降。美国的土地私有制使富人更富、穷人更穷。另有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3年,前10%的白人家庭当中,家庭财富都在126万美元以上,但白人家庭财富的最低值仅为不到1.0468万美元。即一个典型的富有白人家庭比一个典型的贫穷白人家庭要富120倍。这种极端分化的现象已经激发了中下层民众的不满和愤怒情绪,要求改变华盛顿现行政治体制的呼声日渐高涨。

  被视为二战后美国经济繁荣与稳定的基石,以中产阶层为主、极富与极贫的人数都很少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如今已经发生变化。据上述布鲁金斯智库的报告显示,美国中产阶层在数量和财富拥有规模上均呈萎缩趋势,人数占比已跌破总劳动人口的50%,降为1.208亿人次。据统计,中产阶层家庭收入占美国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从1970年的62%降至43%。无论从人口数量还是家庭收入来看,中产阶层不再是美国社会的主力军,呈现“空心化”趋势。

  作为美国主要消费群体的中产阶层生活水平下滑,不仅预示美劳动力市场正经历结构性变化,也给以消费为主要经济增长动力的美国经济增添了不确定性,将是美国面临的重大挑战,成为美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来源时间:2016/12/26   发布时间:2016/12/25

旧文章ID:12099

阎学通:2017,美国或制造最大“黑天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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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白云怡  来源:环球时报

  编者按:2016年,世界风云变幻。难民、恐袭、战争、内乱,跌宕起伏,传统地缘政治难题悬而未决,以“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代表的“意外事件”,则带来西方乃至世界性的思考及怀疑——有人甚至称现有秩序正走向毁灭。中国这边看似风景独好,但无论是“港独”“台独”,还是其他舆情热点,都显示挑战重重。从今日起,环球时报陆续推出年终报道系列文章,与读者一起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本文是该系列的第一篇——专访清华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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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9日,美国加州,部分民众上街抗议大选结果。

  1、谁是“黑天鹅”存在争议 新历史潮流正在兴起

  环球时报:很多观察人士认为,2016年堪称“黑天鹅”乱飞的一年。在您看来,真正称得上“黑天鹅”的事件有哪些?它们的发生真的是“意外”吗?

  阎学通:如果将“黑天鹅”定义为多数人事先没料到的事件,那今年这样的事很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与台湾“断交”,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遇刺身亡,俄土关系改善,菲律宾对华立场转变、英国“脱欧公投”通过,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等。如果只有那些既是多数人没想到同时有巨大国际影响的事件才算“黑天鹅”,那么可以说,今年的意外事件都还没形成2001年“9·11”恐怖袭击和2008年金融危机那么大的影响。

  一些事件被称为“黑天鹅”可能并非因为意外,而是很多人不喜欢这种事发生,最典型的是特朗普当选和英国“退欧”。预测之所以不同于瞎猜,是因为预测需要建立在科学原理之上,但现在很多预测错误源于依据个人好恶而非科学原理做判断。比如倘若特朗普的个性与其他共和党人物差别不大,即使他坚持自己目前的政策主张,其胜选也可能不被认为是“黑天鹅”。英国搞公投本就有两种可能,将其中一种称为“黑天鹅”也是因为一部分人不喜欢这个结果。

  环球时报:这些事件产生的深刻影响是什么?

  阎学通:每个意外事件的影响是不同的。我认为特朗普当选的影响可能大于其他事件,因为美国是世界最强大国家,最有影响力国家。道义现实主义的原理是,领导人类型决定国家战略偏好。同类型领导人的变更所带来的变化小,不同类型领导人的变更则带来较大变化。从领导类型讲,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之间是程度差别,而特朗普与他们是性质差别,特朗普政府会有较强“人治”色彩,他对美国政策的调整也可能有性质变化。特朗普带来的改变到底是一个短期现象,还是会长期持续,现在还不好说。

  总的来说,今年的意外事件多是自由主义者所反对的,这可能意味一个新历史潮流在兴起。如果我这个判断符合客观实际,这意味着明年会有更多不符合自由主义理念的事件发生。自二战结束以来,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先后成为新兴的意识形态。正在兴起的这股意识形态是什么还难以确定,人们给其贴上民粹主义、逆全球化、反精英主义、排外主义、民族主义等不同标签,但我更愿意将其称为“反制度主义”,即反对现已建成的官僚体制,不希望由现有官僚体制决定国家的命运,而是通过国家最高领导人和体制外的民众的结合来改造国家。

  环球时报:那么,根据您的预测,明年会飞出什么“黑天鹅”?

  阎学通:明年,美国制造影响最大意外事件的可能性大于其他国家。中美关系恶化程度、美俄关系改善程度、美欧关系下滑程度,都有可能超出预想。如果美国减少其所承担的国际安全责任,明年将发生更多冲突,美国从哪里先撤军,哪里就可能先爆发冲突。此外,由于一些欧洲国家将举行公投,欧洲将可能发生更多预想不到的事件。明年的世界经济增长将不如今年,因此引发更多经济冲突的可能性上升。这些经济冲突有可能引发一些意外政治事件。如果依据现实主义理论我们预期明年冲突增加,就会感觉“黑天鹅”事件不多;而若依据自由主义理论预测国际冲突减少,就会感觉“黑天鹅”事件不断。

  2、欧盟离心失去样板地位 对外政策俄或更加大胆

  环球时报:总体而言,世界政治格局在2016年有了什么样的根本改变?

  阎学通:如果“世界政治格局”是指以国家分类的政治力量对比,我认为只有程度变化而无性质变化。两极化趋势更加明显,中美实力差距缩小的同时,在共同拉大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以中美各为一方的战略对抗也越来越突出,一些中小国家不得不选边站。世界中心从欧洲向东亚转移更加明显,两个地区的实力总量趋同,而欧盟的离心倾向使其失去了区域合作的样板地位,国际政治影响力加速下降。

  在美日欧国际影响力下降之际,发展中国家的分化也在发展。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将中国视为发达国家,甚至超级大国。印度莫迪政府的对华政策对抗性增强,蒙古不顾中国反对邀请达赖访问。中东国家的战略冲突加剧,战争持久化。一些拉美国家内乱不断,非洲大陆进一步边缘化。

  中国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国,但绝大多数国家是全球化的受害国。全球化加剧了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两极分化,因此逆全球化的社会力量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出现。全球化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南北矛盾弱化,使南南冲突和北北冲突上升,而且同时表现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比如叙利亚内战和英国“退欧”都既是国内冲突也是国际冲突。

  环球时报:作为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主角,俄美关系很受关注,特朗普上台后两国关系改善的势头是否不可逆?

  阎学通:上世纪70和80年代形成的美国冷战思维是与中国合作对抗苏联(俄罗斯),特朗普有可能改变这种冷战思维,转向与俄罗斯合作但与中国对抗。特朗普的竞选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这与我们的“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含义相同。显然,特朗普认为让美国不如冷战结束时那么伟大的原因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的崛起。他可能将“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中华民族复兴”视为零和关系,两者无法同时实现。能否找到“让美国再次伟大”和“中华民族复兴”同时实现的双赢战略,是个严肃且重大的现实问题,靠反对冷战思维恐怕改变不了这个矛盾的性质。

  冷战后,自由主义在美国战略界和知识界长期占主导地位,特朗普执政后自由主义的影响力很可能是下降趋势。以民主价值观为理由对中俄采取强硬政策的建议恐怕难以被特朗普采纳,他更可能以现实战略利益而非民主价值观为决策依据,减少在人权等问题上与中俄的对抗,而是根据与中俄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利益冲突来决策。

  环球时报:您对最近的普京访日之行怎么看?2017年俄罗斯还会让世界刮目相看吗?

  阎学通:日本媒体认为日本在普京访日中是失败者,领土问题从归还两岛退到了一岛都不归还。不过我关心的是,为何普京以如此居高临下的态度访日?为何不假装平等?我觉得特朗普表现出来的对俄政策应该使普京对美俄关系大幅改善有了信心,这种信心使他认为今后日本将有求于俄而不是俄有求于日本。普京的这种心态,决定了俄日关系的改善将以日本妥协为前提。安倍不向俄罗斯妥协,俄日关系就难以改善。

  2017年美俄关系如果有大幅改善,欧洲国家面临的俄罗斯压力就会上升,在得不到美国有力支持的条件下,欧洲国家对俄罗斯将会有所妥协。如果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进行合作,俄罗斯的外交余地将大增。欧洲、东亚和中东的形势变化,将使得俄对外政策更加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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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3月,朝鲜举行炮兵火力打击集中演习。

  3、台湾问题发展超出预期 朝核设施不排除遭轰炸

  环球时报:您早前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提到,台湾问题会成为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那么最近的事态发展符合您的预期还是比您的预期更强烈?

  阎学通:比我预期的强烈。我当时只预测特朗普会增加对台军售,增强军事合作,在国际上为台湾说话,没想到他会和蔡英文通电话,公开表示不遵守一中原则。我预测的是程度变化还不是性质变化。

  我觉得,自特朗普当选后,媒体对其对华政策做出了许多连续性错误判断,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部分舆论先是兴高采烈地论证特朗普是商人,所以他将改善中美关系。这种预测很奇怪,商人多种多样,商人经历怎么成了对华政策的决定因素?接下来又认为特朗普对台湾的态度是因为他缺乏外交知识、行为鲁莽导致。这种分析似乎缺乏合理性:就算特朗普缺乏外交知识,但他的团队不缺啊,决定让蔡英文打电话不是他个人的决策,而是团队集体决定,这也不是什么鲁莽决定,而是反复考虑的结果。他发推特说不受一中原则限制后,又有人说他明年1月20日掌权后会重新回到美国政府现在的对台政策,既然特朗普已经明确说拿台湾当筹码和中国谈贸易交易,我怀疑他就职后的政治目标限于贸易交易。他有可能把“台独”当作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目标的一步棋,而这关系到我国民族复兴的问题。所以,如果我们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政策,可能很难解决今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

  环球时报:这么说,明年中美关系必然会经历一段波折?会持续多久?

  阎学通:明年可能是中美关系冲突为主合作为辅的一年,或许会出现克林顿和小布什执政第一年双边关系恶化的现象,而难以重复奥巴马当政第一年的无缝对接。恶化时间甚至有可能长于小布什当政的第一年,因为再次发生“9·11”那种迅速提升中美共同战略安全利益事件的概率较低。贸易摩擦加剧是可能的,但可能不是最严重的冲突。安全战略冲突可能比经济冲突对双边关系的影响更大,在东北亚地区发生冲突的严重性可能会大于在东南亚地区。

  环球时报:东北亚安全形势会如何发展?特朗普会在朝核问题上做什么?

  阎学通:美国在东北亚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有上升趋势。特朗普会巩固与美日韩台的军事合作关系,冲突点可能是“台独”和朝核问题。美国明年采取什么具体政策难以判断,但如果以四年为时间段,不能排除支持“台独”和轰炸朝鲜核设施的可能性。

  环球时报:中国国内有自己需要优先对待的政治日程,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应对未来的国际政治格局?

  阎学通:中央的判断是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合为一体,这就需要内外政策同时改革。要知道,外部力量可能会给中国崛起制造一些困难,但不可能从根本上颠覆中国的复兴大业,而“文革”的经验则证明,极左政治路线错误是可以使我们的复兴夭折的。

  所以,中国对内应以解决“不作为更加突出”为重点,通过扩大各级改革创新的自主权来提高工作积极性是我国的成熟经验,这样综合国力就能快速增长。只要综合国力的增长快于外部困难的增速,我们应对外部困难就不吃力,崛起就能持续。对外战略的原则应从“以经促政”转向“以军促政”,即以扩大和增强与邻国的军事合作为对外战略主轴。历史经验表明,军事关系是双边战略关系的核心,军事合作和军援对增强双边战略关系稳定性的性价比,远远高于经济合作和经援。

来源时间:2016/12/26   发布时间:2016/12/26

旧文章ID:12098

房宁:选举杀死了民主

作者:房宁  来源:环球时报

  世界上有许多南辕北辙的事情,选举和民主这对孪生兄弟就走了岔道,甚至走到了对立面。举世瞩目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它的重大意义之一就是深刻揭示出了现代政治中选举与民主的内在矛盾。

  民主的基本含义是人民主权,即人民被认定为国家权力的主体。另一方面,人民作为一个庞大的自在群体无法直接支配与运作权力而需要委托代理人行使权力。于是,选举就被认定为人民委托代理人的授权过程。简而言之,人民主权是民主政治的基本内涵而选举则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内容和形式本应是共生相融、互为表里。

  但2016年美国大选让人们深感困惑,明明是美国人民用自己手中选票选出一位能够代表他们的,至少是能够得到他们当中多数人认可的最高行政长官。然而,现实情况却是让美国选民深感无奈与纠结,根据选前多个机构的多次民意调查,超过60%的美国民众对美国两大政党最终推出的两位主要总统候选人都不满意。再根据投票出口调查,即使在参加投票的选民中也分别只有36%和33%的选民认为希拉里和特朗普是诚实的。用专业一点的术语说,美国选民在这次选举中很大程度上是在做否定性投票。一位女性选民的话很有代表性,她说:特朗普和希拉里都把我吓到了,11月8号要去给吓我轻一点的那位投上一票。换句中国话说,这就叫“两害相权取其轻”。

  过去曾有人揶揄西方民主说,两个坏蛋里选一个坏蛋就叫民主,只有一个坏蛋没得选那叫专制。如今这种政治讽刺、黑色幽默居然在举世瞩目的重大选举中变成了现实,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民主政治的反思。

  问题的严重性甚至还不在于美国政治制度已经无法保证多数人民的意志决定政治领导人,我们稍稍分析研究一下选举制度及其运作就会发现,现代竞争性选举已经成为民主政治以及人民主权概念的扼杀者。

  首先,金钱政治问题。竞争性选举都要以金钱为基础,这是现代民主政治中的普遍现象。金钱左右选举,钞票支配选票,成为竞争性选举的“原罪”。什么是现代选举?现代选举本质上是针对选票的赋值过程。人们往往会根据常识认为选举是选民意志的自由表达。但偏偏这个常识是错误的,现代选举并非个人意志的自由表达。大量的选举研究表明,在任何一次选举中,凭借选举权的天然属性即人民的社会权利去投票的选民只占选民中极少部分。就像清洁的空气和水一样,对于那些似乎是与生俱来和天然拥有的资源与权利,人们反而不会在意和珍惜。多数选民去投票站的原因是什么呢?他们所持选票的价值并非选票原有的天然价值,而是现代政党和竞选者通过各种方式最终赋予每一张选票的附加价值。

  选民投票能够获得的具体价值多种多样,一般包括:对于某种利益诉求的政策性满足的预期、对于个人价值观获得政治肯定和保护的预期以及对于人情亲情的回馈预期等等。选民手中的选票是海量和分散的,要尽可能按照每位选民的价值预期赋予其所持选票以相应价值,是一个浩繁巨大而精当准确的社会工程,需要极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和极高效率的竞选运作,而这一切的基础当然是极大数量的资金。从根本上讲,每一张选票上的赋值都意味着价值转移。在这个意义上,每一张选票都是可以计算出价格的。

  由于选举必须以巨额资金为基础,社会精英阶层自然垄断选举,进而垄断权力。普通社会群体成为精英竞取权力游戏中的操弄对象,与权力渐行渐远。

  其次,冲突政治问题。现代选举一般是由政党运作的。政党原本是社会群体的政治代表,但长期的政治运作导致现代政党逐渐脱离原初社会群体,成为日益职业化的政治精英集团。这种现象在西方被称为政党蜕化。

  当职业化的政党运作选举时,它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塑造稳定的支持群体,这在日本的选举文化中被称为“基盘”,在台湾叫“基本盘”。那么如何在选举中塑造稳定支持群体——基本盘呢?这就是现代政党要做的第一功课——分裂选民。社会矛盾普遍存在,不同社会群体间存在利益差别,这原本是正常现象。但由于选举的需要,现代政党必然要显化和强化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别和矛盾,以使特定的社会群体归附于本党政治主张,进而成为本党的稳定支持者。由于这种政治机制的存在,人们在所有竞选中必然要看到的“戏码”就是竞选者危言耸听的竞选言论,所有的竞选者及其政党在竞选中一定会挑出最具有争议性、最能刺激社会神经的问题作为主打议题,在标榜己方的同时,极力攻击对手,妖魔化对手。这就是在西方竞选特别是美国大选中最重要的选举手段——负面选举,也被叫做诽谤选举。2016年的美国大选,尤其是两党对决的大选决赛阶段,负面选举被演绎得淋漓尽致、登峰造极,也让全世界的“吃瓜群众”大开眼界、大饱眼福。

  由于现代选举中政党的造盘、护盘行为,社会分歧与矛盾会因选举而被人为地扩大和强化,进而造成社会周期性的分裂,造成趋向冲突的政治文化,久而久之,还会造成政党极化和社会极化的现象。

  第三,民粹政治问题。现代选举运行以金钱为基础,以政党为主体,但最终的结果毕竟还是要通过普通选民的“一人一票”产生。这样又导致了现代选举的另一种普遍现象——民粹政治,即政策的短期化问题。选举具有周期性,普通选民对于政党以及当选人的预期也以执政周期为限。这样的行为特点和选举文化对政党和竞选者行为形成约束,使其趋向于以执政周期为限考虑竞选承诺和政策设计。周而复始,导致了现代西方国家政府行为的普遍短期化。执政党和政治领导人无法真正考虑国家与社会的长远利益和进行有效的战略规划,而要遵从竞选节奏不断地提出短期的、易于实现的政策目标以满足竞选的需要。

  在这次美国大选中,当选总统特朗普异军突起,以反体制反建制为号召,吸引和凝聚厌倦了长期以来丑陋的伪善的金钱政治、精英政治的“愤怒选民”。他在竞选中攻击建制派和现行政策的要点,就是猛烈批评政府行为和政策的短期化。他痛切地指出,长期以来选举中虚伪的承诺和上台后鼠目寸光的施政,导致了美国的衰落。他历数美国基础设施、基础工业以及文化教育卫生方面的积弊,直截了当地将之归因于美国的所谓“政治正确性”,归因于美国现行体制,他誓言要改变这一切。然而问题是他是否能够改变,人们并没有忘记即将卸任的美国总统在8年前喊出的响亮竞选口号就是:改变。

  令人难忘的2016年美国大选终于落幕了,它给人们带来的震撼和思考也许才刚刚开始。政治家们以及政治学家们应以此为契机认真反思一下民主政治,民主的理论与实践似乎又应当与时俱进了。(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

来源时间:2016/12/26   发布时间:2016/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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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芮:曹德旺直戳中国实体经济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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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普芮  来源:澎湃新闻

  曹德旺对比中美建厂成本,戳中中国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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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舆论最大焦点,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代表人物之一、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比较了中美两国制造企业成本利弊:税负方面,美国没有增值税,只有40%所得税;能源方面,美国电价是中国一半,天然气只有中国的1/5;劳动力成本,美国蓝领是中国8倍……算起来,在美国生产玻璃会多赚百分之十几,但劳动生产率还是中国高。2016年10月,福耀集团在美国投资6亿美元建的汽车玻璃工厂正式投产。

  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曹德旺没跑路,真问题要改革》,引述曹德旺本人说法“福耀制造的市场销路65%在中国,我跑出去干什么呢”,指出在美国工厂开通之时,曹德旺在天津的项目也开通了,还在苏州工业园区拿了一块地。因此,把曹德旺在美国投资,理解为一个企业家在对国内国际市场进行比较权衡后,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产业布局,或许更加合适,媒体和舆论应保持理性,慎贴“跑路”标签。

  不过,该评论也指出,曹德旺的访谈确实从企业家的角度,触及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些深层矛盾和问题。劳工成本升高,税收负担过重,落后产能过剩,金融和房地产挤压实体经济……“曹德旺提到的每一个问题,都是制约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瓶颈,都是需要通过改革来解决的问题。如果说‘跑路’的标签很容易就能撕掉,那么曹德旺提出来的这些问题,却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深刻思考和务实解决。”

  70岁的曹德旺以“现身说法”激发起舆论对中国制造业流失外海、实体经济趋于“空心化”的关注,背后其实是中国的实体经济如何发展、中国制造如何升级的大问题。央视发表评论,近年来国内资本“脱实向虚”引发全社会关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引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制造业风光不再,被高利润的金融等服务业抢尽了风头。然而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根基,着力振兴实体经济,做强中国制造,有助于挖掘发展潜力,实现动能转换,有效解决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问题。

  央视的评论还指出,近几年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丧失,低成本制造业的竞争力确实在减小,而企业的运营成本又居高不下,阻碍了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壮大。反观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对手,越南和孟加拉国等依靠更低的劳动力成本的国家,已经在纺织、服装等领域不断侵蚀中国的空间;在高端制造业领域,强调“工业4.0”的德国和日本仍保持着优势,特朗普政府也聚焦于美国的制造业回流,这使得中国的产业升级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中国青年报的文章《曹德旺没跑,却戳中了中国实体经济的痛点》也指出,中国企业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运营成本太高,很难赚钱。曹德旺此次在美国买的厂房,占地面积有14.83万平方米,花了1500万美元,而美国政府给了福耀1600万美元补贴,相当于没有花钱。福耀在美国建厂的土地是永久性产权,而在中国,企业花费巨资后得到的只是50年的使用权。仅此一项比较就可看出,中国企业所承受的高成本,不仅仅表现在税收上,而且涉及企业运营的各个层面。

  文章认为,中国要振兴实体经济,必须下大力气为企业减轻负担。最近几年,在经济增速放缓的压力之下,中国政府已经看到了企业负担过重的现实问题,并推出了一些减负举措,但并未收到切实的效果。围绕税费征收,一些部门维护既得利益的心态使改革举步维艰。改革经常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比如曹德旺说到的公路收费问题,它使企业承受了高昂的物流成本,但舆论多年呼吁却毫无效果,交通部门反而允许未还清贷款的高速公路延长收费期。

  “曹德旺以一个优秀企业家的切身感受,戳中了中国经济的痛点。如果为企业减税、减负只是‘小打小闹’,没有大手笔的实质性动作,那么即使曹德旺不跑,也会有其他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寻求更合适企业发展的营商环境。”

  财经专栏作家叶檀则分析认为:国内人工、物流成本的背后,显示的是制度成本太高导致的效率低下,以及信息筛选成本太高,导致的错误决策。解决这两点,才能留住踏实肯干的企业家,这些有底线、有能力的企业家,是中国经济的基石。

  公号“冰川思想库”的《大声说出中国税负高的企业家,为什么会是曹德旺?》一文,则聚焦于曹德旺本人的经历。作者陈季冰发现,作为当代中国最成功的企业家之一,曹德旺从来就不是一个有争议的人。他还一直认为,曹德旺身上充满了一种“悖论”——生就一副典型的南方农民外表的他,却是一个充满了现代意识的人。这使得曹德旺远远超越了他的绝大多数同辈——无论多么光鲜气派的表面都遮掩不住他们那一颗颗满是前现代意识的心灵。

  作者分析,曹德旺把工厂建在美国,是为了给自己的企业减轻税负和其他成本,是为了提高利润挣更多钱,但另一方面:自1983年至今,曹德旺累计为中国慈善事业捐款已达到80亿元,被称为名副其实的“中国首善”。并且,曹德旺是以一种现代商业化的手段来从事慈善事业的。例如,他在2011年向西南五省10万困难农户捐款2亿,采用了“捐款问责”的方式。他是把它当一件“生意”来做的——有法律合同,有精确的成本核算和收益目标,有全过程的监督反馈,有对工作绩效的奖励和惩罚……陈季冰评论:“既然赚来的钱大多用来帮助其他中国人,那为什么还要为了企业利润如此与自己的祖国斤斤计较?从这个悖论里,我看到的恰恰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家。”

  文章还指出,曹德旺似乎总能够将中国传统伦理与现代商业精神天衣无缝地融合在一起。例如,打高尔夫球是曹德旺最大的爱好,他还是福建省高尔夫球协会会长。在当下的中国,许多人都将打高尔夫作为交际方式,但曹德旺却只打球不理人,从来都是一个人三下五除二打完就走人。另外,处理与政府及政府官员的关系是企业家的头等大事,也是一件复杂微妙的事。但在曹德旺看来却十分简单,“因为我很直,以前得罪过好多官员。我如果犯规,会死得很惨,所以我看见谁都怕,做事很谨慎。我把自己置于全社会监督之下,尊重各种法律法规以及风俗习惯。因此我就不会犯规。我没丢下什么把柄,所以你也没什么好捡的。”

来源时间:2016/12/26   发布时间:2016/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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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上台后,中国对美国该硬的时候要硬,该软的要更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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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丁立  来源:澎湃新闻

  美国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当选总统这件事,不仅美国人很吃惊,全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在内,也都很诧异。当选没几天,特朗普就通过和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通电话这件事,轻而易举地打破了中美建交37年以来双方一直坚守的一个底线。

  现在,关于特朗普就职后的中美关系,有两种比较典型的观点。一种认为,特朗普特立独行,不按常理出牌,他能够突破这个底线,就可以想象他会突破很多其他方面的限制。他已经盯上了中国,把中国看作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最大障碍,因此中美关系将进入新的不稳定期。另一种认为,特朗普嘴上硬,实际上他是一个商人,目前的说法和做法是在提高要价,上任后不会真的和中国对着干。特朗普任命和国家主席习近平熟识的艾奥瓦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为驻华大使,也被解读为是在和中国示好。

  那么,特朗普上台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我没那么悲观,也没那么乐观。

  特朗普的很多立场已经松动

  特朗普在竞选阶段说过很多敲打中国的话,也说过要把希拉里送到监狱。他现在怎么说?他说他不想伤害克林顿一家。他说过要在美国墨西哥边境建造隔离墙,造墙的钱从墨西哥收。等到他当选后,当大批的美国愤青自带干粮,跑到边境那边准备开始造墙时,特朗普说,你们意思意思就行了,要造也不用造那么高那么结实,一个篱笆墙就可以了。

  他本来说要遣返美国境内近1100万非法移民,还将非法移民的子女称为“定锚婴儿”(anchor baby)。但自从赢得大选,他就一直在调整自己的立场。11月11日,特朗普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中表示,他将仅遣返非法移民中的约200万至300万有犯罪记录的人员、帮派分子和毒贩。最近他又表示,连这几百万人也算了。在12月7日公布的《时代》周刊年度人物采访中,特朗普表示,自己对保护身处美国的非法移民子女也持开放态度。

  还有奥巴马医保。特朗普在竞选阶段一直说奥巴马医保是场灾难,当选之后的 11月21日晚,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视频,介绍了他入主白宫后百日内将推出的部分政策。其中就包括上任第一天将签署意向声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取消“扼杀工作”的对美国页岩气和清洁煤等能源生产的限制;政府每推出一项新规定,将同时废止两项旧规定;保护重要基础设施,使其免受网络攻击等任何形式的攻击;调查移民工人的签证项目被滥用现象;规定行政官员离职后五年内不得为利益集团游说且终身不得为外国政府游说等。但并没有提及“废除或替代奥巴马医保法”。

  另外,关于从日韩撤军的问题,特朗普也不再提了。从1945年开始,美军一直驻扎在日本,大多数日本人都觉得由美军来保卫日本是理所应当的。以《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为基础,美军负责日本的防卫,日本由此得以一心一意致力于经济发展,最终成为首个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亚洲国家。现在特朗普声称美军要撤回去,这句话在日本引发的恐慌可想而知。安倍11月17号专门到纽约去拜码头,给特朗普送去了高级高尔夫球球拍,这也是特朗普在总统选举获胜后首次与外国首脑举行会谈。会谈原定45分钟,结果谈了90分钟,安倍反复肯求:“总而言之,请美军一定要继续驻扎日本!”并表示愿意多承担驻军费用。从目前的情况看,日本肯定不会允许美军撤退,美军应该不会走,驻军费用会提高,但也不会完全让日本承担。

  这样看来,特朗普竞选阶段的那些政纲,有多少能兑现,要打一个大问号。

  中美之间主要是三个关系

  中美关系错综复杂,但归根到底是三个关系:价值观关系、经贸关系、安全关系。从价值观关系来看,民主党天天讲人权,很多中国人受不了。如果希拉里上台,这方面对中国的压力就会比较大。美国资本家也讲人权,但一旦有生意做,他就少讲了。特朗普是个商人,他过去在和中国做生意,上任后要和中国做生意,即便卸任之后他也还要做生意,还想从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赚钱,所以他不可能在任内太得罪中国,一定会对中国手下留情。希拉里不做生意,她等着人家给他捐钱,所以她无所谓的。特朗普整体上会比较务实,至少不会为一个异见分子跑到中国来捞人,跟中国翻脸。

  第二是贸易关系。奥巴马任内搞了TPP。中国说我也想做你的小伙伴,他说不行,有五项标准。对中国来讲,你的五项都不及格:第一是国企得到太多补贴,中国不是市场经济;第二是中国通过网络窃取美国的机密高科技;第三是工会不保护工人,只保护资本家;第四,中国制造的东西价格便宜,美国人觉得是中国偷了他们的工作;第五是操纵汇率。1979年美元兑人民币才一点几,2005年变成了八点几,去年还是6.2,现在又成了7。美国人认为,这都是中国政府背后操纵的结果。可以说,美国搞TPP就是为了发挥美国的长处,让中国的短处暂时不能同美国的长处竞争。而特朗普说上台第一天就把TPP废掉,对中国来说这当然是好事。

  第三是安全关系。奥巴马曾说要把美国60%的海外军力拉到太平洋来,这肯定不是针对缅甸、菲律宾或是朝鲜的,而是针对中国的。如果真这样,中国当然受不了,但特朗普没说过这样的话,他要求日本、韩国等盟友出更多的“保护费”,承担驻当地美军更多的费用,否则就撤军。如果美军能撤走或部分撤走,对中国显然是好事。

  所以,无论是从价值观还是从经贸、安全关系来讲,希拉里上台都意味着可预见的对中国更不利的情况,特朗普是不可预见的。在一个可预见的不好和一个不可预见的不好之间,当然是后者对中国更好了。只要希拉里上台,中美关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但同时好也好不到哪里去,而特朗普上台,是有变好的可能性的。所以,我可以很理性地祝福中美关系越来越好。

  中国该硬的时候要硬

  当然,对特朗普上台后对中美关系可能造成的伤害,我们也要有充分的准备,按国际规则办事,同时该硬的时候要硬,不能心存幻想。在特朗普不搞价值观外交的情况下,中美之间就剩下了经贸关系和安全关系。

  2015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了4800亿美元的商品,这关乎很多中国人的就业,所以我们不能不和美国搞好关系。美国也知道,中国一年买了美国1200亿美元的东西,虽然美国对中国有巨额逆差,但双方贸易的绝对量是很大的,所以虽然时有摩擦,但大家都不愿意根本动摇这个大局。现在特朗普突然说,我不在乎赚钱,我在乎的是分钱。奥巴马搞TPP,其中的一个目的是让中国的出口出不去。特朗普不要TPP了,但声称要给中国产品单独加45%的关税,这其实就是换一种方式打压中国,而且这种方式更直接,他不会像TPP那样找11个国家来对你造成危害,他直接和你面对面。

  我们怎么办呢?不要怕。中美之间有一个第三方解决争端的机制叫做WTO争端解决机制,一项争端的解决可以经过磋商、专家组裁决、上诉机构裁决和执行等四个阶段,历时大约两年。磋商就是双方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谈判,以求达成相互满意的解决办法。1995年WTO成立以来受理的500余起案件中,一半以上通过磋商得到了解决。如果磋商不能解决争端,起诉方就可以要求WTO成立一个三人专家组审理案件并做出裁决,审理期限一般为6个月,而如果一方对专家组裁决不满,则可以向WTO上诉机构提起上诉,上诉机构的审理期限一般为90天。上诉机构的裁决是终局的,败诉方应予执行。

  在这个机制下,美国告中国,中国也可以告美国。特朗普上台大家担心会爆发贸易战,其实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来,美国和欧盟没少在WTO告中国,就在几天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向WTO申诉中国未能在小麦、大米、玉米等三种农产品的市场准入问题上遵守承诺。而从历史上看,类似争端很多时候中国最终是胜诉了的。这个机制双方已经玩了15年,很成熟的。

  而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特朗普和蔡英文通电话,中国说这都是台湾搞的小动作,其实是给特朗普留面子,保护他,特朗普却不知感谢。他说有的国家操纵汇率坑我们,不跟我们商量;有的国家在南海大搞军事建设,不跟我们商量。凭什么我接一个电话都要跟它商量呢?

  我们在保护你,你居然不知好歹;你越说他,他越来劲了。还说“我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非得受‘一个中国’政策束缚,除非我们与中国在包括贸易在内的其他事情上达成协议。”这些都触及中国的底线。

  对于特朗普的行为,笔者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特朗普还未上任,现在跟蔡英文通话不是问题,但如果这种接触在就职日之后继续下去的话,中国应该关闭驻华盛顿的大使馆,撤回我们的外交官。我不知道那之后,你们将如何指望中国在伊朗、朝鲜以及气候变化方面进行合作。你们去找台湾谈这些合作吗?”

  当年里根当了总统以后说,他要跟中国台湾地区复交。邓小平很强硬地说,大不了回到1979年以前的断交状态,里根一下子觉得问题严重了。“8•17公报”就是斗出来的,里根任内也被公认是中美关系比较好的时候,这些都离不开中国当年那份破釜沉舟的气魄。面对特朗普的挑衅,中国应该拿出骨气来,不能总是不痛不痒地讲几句话了事,该硬的时候一定得硬。和平是斗争出来的,一味退让只会让对方得尺进尺。

  当然,我们得有分寸。该硬的要更硬,该软的要更软。目前中国每年从美国进口1200亿美元的商品,难道我们没有能力多买一点吗?在特朗普四年里面,每一年增加一些,让他对选民有交代,也算兑现了一部分诺言。这样可以营造美国内部对我们友好的情绪。

  在上述方面,我们目前做得还不够。该软的时候不软,该硬的时候又不硬,处在被动状态。

  (本文据作者2016年12月18日在广州购书中心举行的演讲整理,由国际问题自媒体“世界灵敏度”授权刊发。)

来源时间:2016/12/26   发布时间:2016/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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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鼎新:民主一定要在某种程度上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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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鼎新  来源:腾讯思享会

  看看特朗普竞选成功当天美国各州的报纸头版,你就会强烈地感受到美国社会整体的两极“撕裂”状态。看上去一路拳打脚踢,不按套路出牌的特朗普如何赢了老成持重、雄心勃勃的希拉里?这其中有着怎样的深层社会根源?这种来自底层民众的社会情绪又是如何一步步真正地影响了美国政治,将特朗普送进白宫的?基于以上问题,腾讯思享会采访了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赵鼎新。

"赵鼎新:民主一定要在某种程度上是“假”的"

特朗普竞选成功当天,Missoulian的封面是“Trump beats all the Odds”(特朗普打败所有老古董),Daily Press的封面是“Torn”(撕裂)

  一、“美国选举的危机从布什和戈尔就开始了”

  腾讯思享会:美国大选中反映出的“撕裂”的社会心态,是如何产生的?这种心态又是如何一步步真正影响美国政治的?

  赵鼎新:美国选举的危机已经持续好多年了。我第一次感到危机是2000年布什和戈尔的选举。当时宗教和保守人士支持布什,从选举中的投票行为看美国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意识形态的差距在加大。不少人开始担心美国民主这样搞下去会有问题。为什么?我反复强调,民主一定要稳定,一定要在某种程度上是“假”的。什么意思?竞选双方在核心价值观非常一致,争的是政策层面的事情,甚至就争权夺利,争来争去意见差别也不是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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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小布什和戈尔的电视辩论“一团和气”。

  但是美国民众的这一发展并没有在美国政治上有充分的表现。这是因为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大多数精英都是所谓的建制派,或者说他们的执政行为与他们的选举语言和支持群体的利益联系的并不紧密,而与在华府长期形成的一套精英运作方式关系更大。

  在奥巴马上台后表现的最为明显,奥巴马上台时正值美国金融危机,美国人已经很不满了。美国民众对于建制派的不满使得奥巴马这样一个新人很有吸引力。他上台答应“change”,但是他的行为方式却和建制派人士差别不大,八年总统的建树也不大,更加深了美国左右民众的不满。这次特朗普上台是这个趋势的发展。

  腾讯思享会:他的竞选口号是“Yes,we can”。

  赵鼎新:对,还有Change。可是change了什么?什么都没有。我当时就觉得奇怪,这种口号等于没有口号。奥巴马的政策纲领也很空,他一个年轻人,一届联邦参议员都没当完,好多人私下讨论说他这辈子没领导超过10个人,小班长都没当过就当上总统了。所以他怎么领导?他第一届总统当不好,很重要的原因是人家说他没班子,不但是经验问题,而且没认识多少人,没根基。如果当了四五届众议员,在精英群体里,知道那些人的脾气惯性,就都好办,但他没这批人。

  腾讯思享会:如此空洞的口号为什么能让他竞选成功呢?

  赵鼎新:当时提“Yes,we can”和“Change”,实际上是由于大家对布什很不满意。所以大家选奥巴马,我们“Change”就可以了。布什打仗是错误的,但你把人家打成烂摊子,就不能撒手不管了。结果是ISIS在奥巴马任期得到很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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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6月27日,奥巴马和希拉里参加在尤尼蒂竞选集会。

  国内政治也一样。奥巴马上台后继续搞“政治正确”,他人心很好,但在美国来说相对偏“左”,好多人甚至说他是“共产主义者”。奥巴马在美国总统里算是比较倾向社会主义的,甚至有次说:“世界上的国家,哪个国家没有社会主义的elements(成分)?”这在美国是属于比较特殊的论调。在这种情况下,奥巴马的移民政策基本上是比较宽松的,这一来就更加重了在经济全球化影响下的美国白人的就业问题——美国本身结构转型,再加上中国等国家制造业的兴起,很多工作就没有了。比如,美国纺织业等产业越来越小, 好多美国经济学家说这是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的,这没错。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 印度、中国、东欧等地移民拿走了不少美国高端工作,拉丁人的合法和非法移民拿走了大量的低端工作,美国白人被挤在了中间,因此机会很少。

  腾讯思享会:如果特别聪明的话,应该不太会有上不了好大学的问题吧。

  赵鼎新:哈佛等精英大学目前的数字大约是学生父母的工资17万美元以下,学费全免。看上去好像是穷人也能上大学,但你考试就是达不到这个门槛。上个太差的高中,考得一塌糊涂,怎么上?包括斯坦福,他们的福利到什么程度——家庭的第一代大学生都有预定的优惠,但就算这样也没几个。

  这种机会给谁拿了?我在哈佛认识一个中国小孩,他SAT才考了1900多分,上了哈佛,这个小孩很聪明,把个人经历写得很悲惨,美国人一感动就把他收了,这有文化资本在。但美国穷人不是上不起大学问题,而是上好的中学都完全没有可能。这样一来,形成了好的工作,收入低的白人完全不可能拿到的情况。

  腾讯思享会:但美国白人也不都是穷人吧,白人之中穷人的比例很大吗?

  赵鼎新:给你讲一个故事。2000年左右时,芝加哥发表了一个数字,芝加哥的“中数工资”(所有人群中排50%的工资)四口家庭是四万多美金。四万多美金还要交20%多的税,所以拿到手就三万出头,合二十来万人民币。美国物价比中国贵一些,一个美国记者正好跑到接近“中数工资”的家庭里,发现他们房子漏了就压一块油毛毡;车开了二十多年,也不可能换新车;房子的地毯有很重的味道;关键是小孩一分钱教育存款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穷人有很多,没机会的人就更多了。我刚才说的家庭还是在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至少还有比较体面的工作,工作一旦没有了,那么就业机会是一点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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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电影《关键一票》剧照,主人公巴德是一个单身父亲,他既酗酒又刚刚失业。

  下层工作谁拿?拉丁人的移民和非法移民占据了很大的一块。实际上如果美国能够真正把移民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并不会导致美国在全球化之后失掉大部分工作。但是现在美国所有的hotel里打扫卫生的大多数都是拉丁人,拉丁人在美国有15%左右。现在来说,美国非法移民有一千多万。这种情况下,美国白人感到没希望,儿女照样走不上去。很多地方对男孩子的教育就是让他们不要惹事生非。我的大女儿曾经在美国为穷人服务,一开始给穷人孩子补课,觉得他们笨;跟他们聊聊天,发现他们从小到大没有任何机会,好多都是爸爸被抓进去,妈妈一个人工作带着几个小孩,家里书都没买过几本。

  美国好多白人的不满来自“插队心态”,社会福利搞好了,我们大家排队,很公正。美国毕竟是移民社会,很难有强种族主义情绪。这时候能说出口的理由是“我感到不公正”。最近美国出了一本书挺有名——《Strangers in Their Own Land Anger and Mourning on the American Right》,就是关于“插队理论”:我排队眼看到了,结果来了一批移民插在我前面去了,我老排不到。我在那边几年,如果看硅谷很多公司经济的发展是欣欣向荣的,根本没有衰落的趋势, 但是全国一看,问题很多。

  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比较相对左,就不对这些人的胃口了。中国这两年贫富差距大规模减小。中国这几年的贫富差距,2000年左右差距很大,但2005年以后其实左逐渐减低,这两年基本上一线、二线甚至许多三线城市,和日本、台湾这种很低基尼指数的城市都差不多,没什么贫民窟,没什么穷人,犯罪率很低,现在要饭这个行业都快倒闭了。美国政府就没有能力做这样的事情。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出来了。

  如果美国是个专制国家,一场革命就来了。但美国是“民主国家”,四年选一次。我认为,就美国有些白人的情绪来看,你放个凳子和一个建制派精英来选,凳子都可能会赢,美国人对建制派精英已经都不信任。

  二、特朗普能赢主要是因为民众的“愤怒”

  腾讯思享会: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特朗普所提出的竞选目标“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针对的是美国蓝领工人存在的“相对剥夺感”的心理吗?特朗普在美国竞选中是如何寻找机会的?

  赵鼎新:应该是吧。在美国制造业发达的时候,有些人掌握一身技术,好好干活,家庭很殷实。但现在这些技术都过时了 。

  美国政府部门也会帮助你再找工作,但是美国许多白人甚至没有接受再就业教育的能力。 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大学毕业后当工程师,四十多岁时技术突然过时了,但毕竟曾经读过大学,学习能力在,这些人问题不大,虽然也很惨,得从头开始。但是许多白人缺乏的是眼界和学习能力。除非有强大的国家帮助他们,或者让他们转变思路——去服务行业也挺好 。但是美国政府没有这种能力。

  腾讯思享会:中国也存在这个问题,很多人对服务业的观念和心态不能改变。

  赵鼎新:对。上海、北京好多人不如外地来的人有钱,因为他们有优越感,说这不能干那不能干。但在中国,这个问题还不是很明显,因为蛋糕做得大,上海、北京人虽然过得蛮苦,但是毕竟这个城市有钱,退休以后工资蛮高,还是蛮好过的。在美国是彻底没希望。

  腾讯思享会:除了这种“被剥夺”的心理之外,其中是否有真正的利益驱动?

  赵鼎新:主要就是愤怒比较大。他们其实也不相信特朗普。特朗普说得乱七八糟,还调戏妇女,但他们根本不在乎。特朗普的胡说八道对一些人听来还很解气。

  还有一批人很愤怒,就是共和党内的中产阶级群体,比如医生。在奥巴马时期,有个最大的事情是奥巴马医保。照理说美国搞医保是应该的,那么发达的国家竟然没医保。前几年,美国有很高比例的人是没有医保的。但奥巴马医保出来后,美国考医生的人都变少了,因为不少诊所开始亏本,医生很不满。中国有时能够彻底推倒重来,但美国不行。为了在国会上通过,医保要做各种修改,本来一件好好的新衣服,这里挖个洞打个补丁,再挖个洞打个补丁,最后搞成不伦不类的东西。

"赵鼎新:民主一定要在某种程度上是“假”的"

美国有专门为穷人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疗救助(Medicaid)系统,重病先治后买单,没钱政府买单。2010年3月23日,奥巴马签署法案,将医疗救助的标准降低到贫困线的133%,有更多的人纳入医疗救助体系。

  美国是个个人主义社会,只要搞社会主义性质的东西,美国大量中产阶级本质上是反对的。所以美国中产阶级对民主党天生不喜欢,这批人都是有文化的人。他们也知道特朗普政治不正确,但投票给特朗普,也是这帮人的另一种抗议心态。

  腾讯思享会:特朗普是在这种心态之间有意地寻找机会?

  赵鼎新:以特朗普本身的个性,独立选是赢不了的。他转到共和党没几年,观点都不系统。我觉得特朗普就是表达自己的愤怒,可能他自己就是这样想的。他的愤怒是很朴素的愤怒,他和希拉里辩论,很多是没有想法的胡扯,所以美国报纸上说希拉里赢了。单独看两个人的辩论内容,希拉里是赢了,希拉里多少年的政治家,脑子里灌了一大堆数据,话说的也有逻辑。

  当时戈尔和布什辩论的样子有点像特朗普和希拉里辩论,文化人看起来,戈尔赢多了,说的数据、政策,经常把布什说得呆呆的,憨厚地笑,不知道怎么回答。美国人反而很反感戈尔咄咄逼人。

  三、“奥巴马把希拉里的竞选之路在两头堵上了”

  腾讯思享会: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表示,“If we believe, as I do, that liberalism and globalisation continue to offer the best future for our world, we must deal with the downsides and show that we can make these twin forces work for everyone.”(如果我们坚信,自由主义和全球化能继续为世界提供最好的未来,我们必须要处理与底层之间的关系,而且展示出我们可以让这两股力量为每个人服务。)这种转向满足底层的政策导向是否能够扩大民主满足人群的范围?

  赵鼎新:这个是肯定的,经济自由主义搞得最好的都是国家力量强的国家。相比较来说,中国是经济自由主义负面后果相对较小的国家之一。90年代那么大规模的下岗闹事,慢慢全解决了。

  经济自由主义是资源配置最好、效率最高的方法,能让有能力的人脱颖而出,能增强国家的创造发明能力,有很多好处。但也有坏处——失业者、弱势群体就不行了,环境被污染,资源会被破坏,还会出现经济危机。其实这些问题是公共无能,只有一个强大国家才能解决。90年代,中国被全面推向新自由主义经济,这导致中国经济发展上去了,但社会问题一大堆。不过中国政府很强大,在老百姓闹事和舆论的推动下,不少问题慢慢得到了解决 。

  但民主国家压力就小,民主的最大问题是“当官不为民作主”也没关系,在中国这样的威权国家“当官”必须为民作主,否则民众就可能会造反。民主就不需要这个了。

  当然,民主国家之间有很大的差异。欧洲大多数国家民主化进程中出现的个人运动迫使欧洲国家搞了比较好的福利政策,这种国家的集体主义精神相对会大一些,而美国因为在历史上缺乏强劲的工人运动所以福利就比较差,所以民主国家也不一样。

  腾讯思享会:希拉里在竞选时反复强调“We are good”,看来大家并不买账,这是不是能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英美普世价值观在美国本国民众心目中的吸引力或者公信力已经下降了?这也是社会撕裂的一种表现?

  赵鼎新: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她说“We are good”这句话,确实惹人反感。 从布什开始美国经济就出了问题,奥巴马用change赢的,但是奥巴马时代经济并没有好转太多。

"赵鼎新:民主一定要在某种程度上是“假”的"

  在某种程度上说,希拉里的竞选之路被奥巴马从两头给堵住了。

  这时候你还说“We are good”。明明制造业继续衰落,国际恐怖主义越来越多。在某种程度上,希拉里输给奥巴马两次,奥巴马说 change,她再说 change 就不行了,她必须说“We are good”。奥巴马是民主党,她也是民主党,某种程度上必须和奥巴马站一条线,奥巴马把她的两头给堵住了,这就是最大问题。这个党已经当政八年,你想要赢,有一点是要证明前任不错,我们党就是不错。是这样子才能赢,不能一边骂民主党,一边骂共和党。

  腾讯思享会:希拉里确实很难做。

  赵鼎新:并不是她认为“We are good”,没办法。奥巴马最后一次报告讲得特别有意思,他自己取笑自己,他说八年前我说change,现在回想起来,I need be more specific(我需要更“具体”一些)。

  (本期方家:赵鼎新;编辑:李大白、陈菲。本文已经受访者审阅,文中小标题、图片和图注均为编者所加。本文系腾讯思享会独家稿件,未经许可,其它媒体不得转载。)

  学者简介

"赵鼎新:民主一定要在某种程度上是“假”的"

  赵鼎新,1953年生,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l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生物学系,1984年获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昆虫生态学硕士,l990年在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获取昆虫生态学博士。后改攻社会学,并于1995年在麦基尔大学获取社会学博士学位。 自1996年起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任教。长期致力于政治社会学及其社会运动方面的研究,所形成的学术观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影响。在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美国社会学评论》、《社会力量》、《社会学视角》、《中国研究季刊》以及国内出版的《社会学研究》等刊物上。著作有《The Power of Tiananmen》、《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等。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社会学、社会运动和历史社会学。

来源时间:2016/12/25   发布时间:2016/12/22

旧文章ID:12094

奥巴马签新法升级美台军事交流 台媒:可能逼大陆武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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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骥滢  来源:环球网

  据台湾《中时电子报》12月25日报道,美国白宫近日公布,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201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生效。该法案首度明确纳入美台高级军事交流章节,未来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以上级别文官”与“现役军官”将可赴台交流,也突破目前台湾“国防部长”不得访问华盛顿的限制。

  赶在圣诞节假期前,奥巴马签署《201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这项法案由联邦众议院12月2日以375票对4票同意通过后,参院8日以92票赞成、7票反对通过,送交奥巴马签署生效。法案能顺利通过,与近年不断推动美台军事交流的参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为主要推手有关。

  对于奥巴马签署《201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中时电子报》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时殷弘表示,奥巴马这么做会让中美间的台湾问题变得更加敏感尖锐,因为台美军事交流是大陆十分忌讳的,虽然不至于推翻“一中原则”,但这是在打“擦边球”,对“一中原则”的实际贯彻造成严重损害。

  而《中时电子报》采访的另一位专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郭宪纲则表示,奥巴马选择在下台前签署《国防授权法案》,为美中台关系增添更多不稳定因素,北京定会向美方抗议,毕竟该法案的签署,可能会让台湾当局认为美国将成为台湾后台,蔡英文也更不可能承认“九二共识”。

  郭宪纲认为,按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美国是必须对台减少军售的。奥巴马签署《国防授权法案》不仅违反公报,更不利于中美关系和平发展,他认为此举无疑为特朗普开启台美军售的方便之门,美国对台军售不仅增加,武器质量也必然有所提升,但北京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解放军会持续强化军备,台海军备竞赛也随之而来,最终可能迫使北京选择武力统一。

  也有台湾学者对于法案持悲观态度。有台湾军事专家对《中时电子报》表示,法案其实跟现在差不多,这只是将让台美交流放在台面上,让台美关系看起来比较好,同时传达给大陆讯息。

来源时间:2016/12/25   发布时间:2016/12/25

旧文章ID:12093

被别国干涉内政的滋味,终于轮到美国尝尝了

作者:阿里尔·多夫曼  来源:观察者网

  【尽管特朗普已当选,但《纽约时报》依然在显示自己还有两根“硬骨头”,刊发这篇智利裔美国人的文章,坚决将特朗普与“俄罗斯黑客干政事件”联系起来:“特朗普先生及其幕僚对俄罗斯操纵大选让其上位的回应,居然和上世纪70年代中情局非法干涉智利内政后的说辞几乎一模一样。”可黑客是不是真来自俄罗斯,都还没定论呢……

  特朗普曾在《纽约时报》的总部说,不看它可多活20年,现在看来,2017他们还会继续怼下去。】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情报机构认为俄罗斯暗中干预美国大选,帮助特朗普成功上位。此事令美国公众深感愤怒和震惊。

  当年我也经历过同样的愤怒和震惊。

  那是1970年10月22日。当时我和妻子安吉利卡还住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那天我们在广播里听到智利陆军司令勒内·施奈德将军在首都街道上遭一名突击队员枪击,恐伤重不治。

  我和妻子的第一反应是:这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干的。虽然当时没有确凿的证据——尽管后来有大量证据浮出水面,证实我们的猜想——我们很肯定这次刺杀是美国又一次企图干涉智利内政、强奸智利人民的意愿。

  就在六个星期前,民主社会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靠公平竞选成为智利总统,尽管美国砸下数百万美元实施心理战、散布虚假信息(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假新闻”),力图阻扰其获胜。萨尔瓦多力图通过非暴力革命,推进社会公平和经济公平,而这恰恰是尼克松政府和智利寡头政治集团所极力阻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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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为施奈德遇刺后,候任总统阿连德前往吊唁

  当时关于智利可能发生政变的流言甚嚣尘上。危地马拉、伊朗、印度尼西亚和巴西都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只要国家领导人跟美国利益唱反调,就会被逐下政坛,现在轮到智利了。正是因为施奈德将军发誓捍卫智利宪法,固执地拒绝与企图制造动乱的力量为伍,才引来了杀身之祸。

  施奈德将军的去世并没有阻挡萨尔瓦多的上任。但是在接下来的三年内,美国情报部门在亨利·基辛格的带领下持续不断地侵犯智利的主权,破坏经济发展(尼克松指示要“让智利经济哀嚎”),并制造军事动荡。最终在1973年9月11日,萨尔瓦多政府被推翻,智利随即陷入了独裁统治。在将近17年的时间里,智利人民面对的是酷刑,是处决,是无故失踪,是被流放的命运。

  或许有人认为,既然我经历过那样的痛苦,如今看到美国民主被外部势力干扰——而这正是美国以前阻挠智利等国民主的惯用做法——必定会幸灾乐祸吧?看到过去全然无视别国独立性的中情局,如今被强大的对手“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只剩大呼小叫的份,确实充满讽刺意味。

  我理解这种讽刺,但绝不会幸灾乐祸,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现在已是美国公民,再次成为恶意干涉的受害者;也不仅仅是因为我感到个人力量的薄弱,更因为它酿成了一场集体灾难:美国选民们本不用承受当年智利选民所承受的苦难。任何国家公民的命运都不应该被祖国之外的力量所操纵。

  这种侵犯人民意愿的行为的严重性绝不能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特朗普先生及其幕僚对俄罗斯操纵大选让其上位的回应,居然和上世纪70年代中情局非法干涉智利内政后的说辞几乎一模一样。他鄙夷地表示这些指控是“荒谬的”,只不过是“阴谋论”,因为“不可能知道”谁是幕后主使。

  但智利人其实找出了幕后主使。丘奇委员会(观察者网注:即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的前身)于1976年发布两党联合报告,其中揭露了中情局的许多犯罪行径——打着从反共拯救世界的旗号,以各种手段摧毁其他民主国家。

  像其他所有国家一样,美国应该拥有自主选择国家领导人的自由和权利,而不应该受到某些势力的远程操纵。和平共处和相互尊重的原则,是自由与自决的基石,却一再遭到践踏,只是这一次,美国从加害者变成了受害者。

  那么,如何才能让人民重拾对民主进程的信心呢?

  首先要开展独立、透明和彻底的调查,曝光美国公民勾结外国、蓄意破坏的行为,无论涉案人员多么位高权重,都要对其依法进行惩处。总统当选人面对质疑,应该主动要求接受质询,而不是公然嘲笑指控的合理性。因为大众选票不如希拉里,特朗普统治的合法性本已受到质疑,更应对此重视。

  除去政客和情报机构,美国人民还肩负着一个更加重要的使命。内政受外国干预事件应使所有美国人持续而深刻地反省,是否还拥有共同的国家、价值观、信念和历史。

  如果美国不能正视自身曾对其他国家善良公民造成的伤害,就无法站在公正立场上控诉别国侵犯自己的权利。美国应该坚定保证,绝不专横干涉别国内政。

  如今,美国到了以史为镜,真正担当责任的时候了。

  (青年观察者胡怡莹译自《纽约时报》)

来源时间:2016/12/25   发布时间:2016/12/25

旧文章ID:12092

1787年美国宪法确立了一个什么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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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建勋  来源:腾讯思享会

  1787年立宪时,一些人质疑新宪法是否与共和原则相一致。麦迪逊说,它是严格符合共和精神的。他首先指出,美国人的精神,美国革命的基本原则,以及美国人对自由的热爱,使得他们只可能将所有的政治试验建立在人类的自治能力基础之上。这意味着,人们具有自治的能力,每个人都能够并且应当成为自己的主人,不能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只有共和政体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而新宪法建立的就是这样一个政体。

  到底什么是共和政体?

  那么,到底什么是一个共和政体,什么是一个共和国呢?历史上对共和的理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君主政体、绝对主义体制也被称为共和国。麦迪逊指出,共和国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政府的所有权力来自人民,二是政府官员由人民选举或者任命,且有任期限制,或者,只有品行端正才可终身任职。这两个条件就决定了一个政体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讲到底是一个共和国,还是一个君主国,是一个民治政体还是一个专制政体。

  首先,只有权力来自人民,来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这样的政体才具有共和的性质,因为国家是全天下人的国家,不是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党派、一个集团、一个阶层的国家。共和国(republic)起源于古罗马(res publica),其本意是,国家事务乃公共事务,不是一个人、一家人或者一小撮人的事务。既然是公共事务,每个人都有权利参与到公共事务中去,每个人都是公共事务的主人。所以,所有的权力必须来自人民。这就是天下为公。这是其第一层含义。

  共和的第二层含义意味着,拥有权力的人,即政府官员,是经由人民选举或者任命产生的,或者说,他们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权。在共和政体下,虽然所有权力都属于人民,但是不可能所有人都去行使权力,必然要把管理公共事务的权力委托给一部分人,而这些人必须是选举或者任命产生的,他们的权力必须来自人民的委托。而且,拥有权力的人必须是有任期的,不能一旦选上之后他就永远当官,那跟世袭制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恰恰是因为有这种任期制,如果他们干得不好,如果他们背离了委托人的意志,人民就可以让他们下台,可以让他们失去权力,这才能确保这些人对人民负责。这也意味着,共和政体下的政府是建立在人民同意基础之上的,没有人民的同意,其统治就没有合法性。这构成了共和政体的本质。

  共和的观念从19世纪之后深入人心,哪怕一个再专制的国家也不好意思说自己不是一个共和国。但是,如果我们了解麦迪逊所说的共和的含义,我们就知道,到底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才是共和国。他说,我们可以看看美国新宪法所构建的政体,看看它是否符合共和原理。首先,我们设计的这个政体权力是来自美国人民的,因为宪法如果不经过人民批准,它根本就生效不了。其次,政体里的几乎每一个官员、每一个部门,都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无论是国会两院的议员,还是总统,都是由选举产生的,只有法官不是。虽然法官不是选举产生的,但是,他们是由总统提名、国会批准的,可以说是间接地来自人民的意志,因为国会议员和总统都是选举产生的。而且,由于法官职业的特殊性,他们需要终身任职,没有终身任职,司法独立很难保证,即使终身任职也需要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在任职期间品行端正。

  麦迪逊还指出,新宪法中还有一些规定,表明它符合共和精神。比如,宪法绝对禁止了无论是联邦还是州政府授予一些人贵族头衔。宪法上写得很明确,联邦和州都不能授予爵位。如果是一个君主制国家或者贵族制国家,政府是可以授爵的。但是,新宪法不承认身份地位的等级差别,禁止授予爵位。还有,新宪法里规定,联邦政府必须确保各州是共和国。如果哪个州想变成一个君主国,不是产生一个州长,而是产生一个国王,那么,这个时候联邦政府和其他州就可以干预,因为它背离了共和的性质。

  新宪法建立的联邦政体兼具邦联性和单一性

  反对新宪法的人还指出,新宪法的内容表明,美国从一个邦联政体走向了一个单一制政体,一个大一统政体,一个中央集权政体,而这是他们无法接受的,并且,这种改变缺乏合法性。麦迪逊从五个方面对此予以了反驳,指出新宪法并没有建立一个单一制或者中央集权政体,而是建立了一个兼具邦联性和单一性的联邦政体。

  第一,从确立政府的基础来讲,政府是邦联性的,而非单一性的。新宪法是建立在美利坚人民同意和批准的基础之上的,并且是通过为了特殊的目的而选举的代表来实现的。也就是说,美国批准宪法的过程是通过专门选举召开制宪会议的代表来完成的,而不是由国会里的普通代表来完成的。他们的任务是为了批准或者不批准这部宪法,一旦完成了这个任务,他们就解散了。这是个专门的任务,就是为了反映人民的意志。

  同时,人民的同意和批准不是作为整个国家的个人,而是作为各个独立自主的州的公民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在批准新宪法的时候,每个州的公民选举代表在本州召开制宪会议,决定是否批准这部新宪法,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公民一起决定批准还是不批准它。可见,批准的过程是由各州分别来完成的,每个州的公民有权决定是否批准这部宪法,并且,这部宪法的批准是由3/4的州同意才在批准的州里生效。如果是在一个单一制国家,在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就不会通过这种方式来批准宪法,不会让3/4个州的多数同意,而是由全国范围内的多数进行批准。这表明,宪法的批准具有邦联性质。

  同时,各州对新宪法的同意和批准权均来自人民,本州的人民才是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州政府无权确定,州立法机关也无权决定,而是由本州人民来决定。在批准新宪法的时候,各州是完全的主权者,完全自愿决定是否批准这部宪法,它们可以不批准,可以不加入联邦。这部宪法最初在批准的时候,只在那些批准的州里生效,没批准的州一开始是不生效的,它们可以自愿选择加入还是不加入。当已经有9个州批准的时候,它就在那9个州里生效了,后来,其它4个州也很快批准了,所以在13个州都生效了。总之,制定和批准新宪法的行为,不是全国性的行为,不是一个中央集权国家采取的方式,而是一个邦联性的行为。

  第二,从政府的一般性权力来源上看,新宪法既带有邦联性,也带有单一性。首先,就众议院的权力来源而言,它是根据合众国的人口来产生代表的,正如在各州一样,这种权力的来源具有单一性,或者说,像一个单一制政府一样,而非邦联制政府。但是,如果我们看看参议院的话,情形就反过来了,它是按照平等代表制产生议员,所以,它的权力来源又不关心人口的多少,而这跟一个单一制国家完全不一样,又变成邦联制的了。

  再看看总统的权力来源,具有复合特性,既具有邦联性,又具有单一性。一方面,总统的选举要经过选举人团,而选举人团的人数等于各州参众两院的议员总数。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州里面有30位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那么,这个州选举总统的时候就有30张选举人票。众议院和参议院,一个代表了单一性,一个代表了邦联性,总统的产生也同时具有这两种性质,所以,他的产生是混合性质的。

  第三,从政府权力的运作方式上看,联邦政府更像一个单一性的政府,或者说,跟一个单一制的政府差不多,因为联邦政府是直接统治公民个人。原来的邦联政府统治对象是各州,现在是直接统治个人,而这跟一个单一制政府的运作方式一样。从这一点上来看,它更像一个单一性政府一样。

  第四,从权力的范围角度来考虑,联邦政府是基于特定的目的而组织起来的,联邦政府和各州各享有一部分主权,联邦的权力是列举式的、有限的,而剩余的权力都归各州享有。联邦和各州之间的关系是互不隶属关系,而非等级关系。各州并不是隶属联邦的,反过来,联邦也不隶属于各州。或者说,它们在各自的管辖权范围内都是主权者,都拥有最高权力。从这一点上来看,这个新政体更多的是带有邦联性质,或者说,更像一个邦联,而不像一个单一制的政府,由于二者可以平起平坐。

  新宪法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主权分享

  这里强调了新宪法所具有的最重要特征之一,那就是主权分享,联邦和各州各自享有一部分主权,它们的差别在于,只是管辖范围不一样。这和单一制国家有根本性区别,单一制国家主权在中央政府,它有权力决定地方政府的存在,或者说,它可以随意撤销、合并或者新设一个地方政府。而在联邦制下,联邦政府是没有这种权力的。在美国,我们会看到,州政府动不动就跟联邦政府对着干,还可以起诉联邦政府。比如,35个州的州长不满奥巴马的医改法案,于是就起诉奥巴马。很难想象在单一制国家,地方敢和中央叫板或者起诉中央政府,因为它们之间是一种等级隶属关系。

  值得强调的是,当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因为管辖权发生纠纷的时候,要由联邦法院来裁决,而不是一个州的法院来裁决。但是,这一点并没有改变政府的联邦性质。不少人担心,如果二者发生争议的话,由联邦法院来裁决,它肯定会站在联邦政府这一边,对州政府是不利的。麦迪逊指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联邦法院的裁决必须是根据联邦宪法来作出的,不能随便作出,它必须根据联邦宪法上对二者权力的划分来裁决,不能想让联邦政府拥有更多的权力就可以随意解释宪法,它的解释不能违背宪法。他说,这样的安排对于防止联邦和州之间动武以及防止联邦的解体是必需的。假如把这个权力交给州的法院,那么,州的法院如果是背离联邦宪法的方式来做出裁决的话,肯定会导致州和联邦之间的武力冲突,因为州的宪法不会站在整个联邦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而州法院也不会依据联邦宪法裁决,会依据本州的宪法进行裁决。这样的话,联邦和州之间的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有可能会导致整个联邦解体。

  最后,从宪法修正案的角度来讲,新政府既非完全单一性的,也非完全邦联性的,而是二者兼具。如果新政体是单一制的话,那么,宪法的修改就应该掌握在整个国家、整个联邦的多数人民手里,就应该经过全国人民多数同意,而不应该经过各州同意,像宪法的制定一样,不应该要求3/4的州同意。如果新政府完全是邦联制的话,那么这个宪法的修改就应该要求每个州都同意。当年的邦联条例,必须是经过每个州的同意,一个州不同意,邦联条例的制定和修改都无法进行。但是,新宪法的修改方式不是上面任何一种,而是经过3/4州的同意,是让各州来同意,然而,又没有要求所有的州同意。如果要求所有的州都同意的话,就变成一种邦联了,而要求3/4的州的同意形成的是一种联邦,这样的话,一个州的不同意就不能成为阻止宪法修改的理由。在邦联时代,任何一个州不同意,宪法也没办法修改。

  总而言之,从这五个方面来看,1787年宪法既不是一部邦联宪法,也不是一部单一制宪法,而是既带有邦联特性也带有单一制特性的宪法,是一部真正的联邦宪法。它所建立的政体是一个联邦共和国,一个复合共和国,而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堪称一个伟大的创举。

来源时间:2016/12/25   发布时间:2016/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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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关系需要另一个蒲安臣

作者:曹赞文(Don M. Tow)  来源:中美聚焦

  “蒲安臣”这个名字多数人闻所未闻。他是一位非同寻常的外交家。1861到1867年,他被林肯总统任命为美国驻华公使。此后,中国在1867到1870年任命他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包括对美国。后来他在俄国履职时得了肺炎,49岁英年早逝于圣彼得堡。

  马克·吐温给蒲安臣写的悼词是:“以其真正的伟大、才能、杰出的品格与成就,蒲安臣站在今天几乎所有美国人的肩上……他是一个好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他的去世,使美国失去了一个儿子,全世界失去了一个公仆。”

  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基本上被瓜分殆尽,甚至在自己的国土上也没有主权。中国的机体、军事和经济孱弱不堪,许多人沉湎于英国贩卖的鸦片,这也让中国人对外国列强极为敌视。作为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看到这种外交政策不仅不道德、不公正,而且聪明地意识到从长远看,这种外交政策也不符合美国和美国人民的最大利益。长此以往,中国人民早晚会奋起驱逐外国列强,这样美国就会失去美国产品的巨大市场,失去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

  蒲安臣开始改变美国外交政策,首先是允许中国人到美国设在中国的法庭作证。受19世纪60年代美国国内推动“人人平等”的废奴运动启示,他与美国国务卿西华德一起,在“国家平等”基础上改变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中国觉察到蒲安臣是一个诚信而有智慧的人,富有远见卓识,知道什么才符合美国和中国的最大利益。因此,中国任命蒲安臣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包括对美国。蒲安臣意识到,这是一个改变中美关系且对双方有益的机会。他放弃了在美国加官进爵的个人目标,接受了这个职位。

  1868年蒲安臣条约

  说服美国参议院把不平等条约的外交政策改变为基于国家平等的外交政策殊非易事。蒲安臣费尽口舌,与国务卿西华德密切合作,终于成功说服美国参议院批准了后来人们所说的《蒲安臣条约》,安德鲁·约翰逊总统1868年签署条约。这个条约以国家平等为基础,在美中之间的各层外交关系上提供互惠。

  这种条约本应为美国产品在中国销售奠定坚实基础,使美国获得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能够使用廉价的劳动力,进而为两国带来双赢结果。不幸的是,蒲安臣1870年2月在俄国履职时去世。条约的大部分内容也从未实施。而且,由于林肯总统遇刺和战后重建运动的延宕,接下来的10年里蒲安臣条约基本上作废了。美国继续凭借武力对中国奉行帝国主义政策,还通过了极端反华的歧视法案,尤其是《1882年排华法案》。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个根据特定国籍拒绝入籍或入境的法案,该法案一直沿用到1943年美国与中国在二战中结为盟国。

  上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对华外交政策

  我们再来看看二战以来的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上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内战胜利,美国采取的对华政策并没有基于国家平等,而是包围、孤立和削弱中国。

  第一项政策就是决定不起诉裕仁天皇,尽管他是一个亲政天皇,但他完全了解并批准了日本在战争中的行为。如果日本天皇没有做错任何事,那么日本就不必为二战中的大量暴行道歉。二战结束已经71年了,日本现在仍然没有道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有30年未予承认。美国精心策划了与日本正式结束二战的条约,即1951年旧金山和约。当时有50多个国家受到邀请,但受到日本最大伤害的国家中国(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中华民国)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一条约只是声明,日本应该放弃从中国得到的领土如台湾,但没有明确说明应该交还给中国。正是这种模棱两可,触发了美国和中国在承认台湾问题上的长期外交斗争。

  1953年12月25日,美国琉球群岛民政当局在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情况下,发布民政管理27号公告,单方面将钓鱼岛列为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同时称琉球群岛的行政权在1972年移交给日本。尽管美国在多个场合声明它对钓鱼岛的主权归属不持立场,但它同时声称这些岛屿受日美共同防御条约保护。换句话说,美国表明自己愿意在没有道义和法律理由情况下与中国开战。

  在南海争端问题上,美国媒体和美国政治领导人在讲话时不断批评中国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的国际法。然而对事实的研究得出的结果是,的确存在滥用权力,但滥用权力的国家是美国,不是中国。美国谴责中国军事扩张并在全球制造不稳定,然而正是美国在中国周边设立军事基地,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结成军事同盟。美国庞大的第七舰队在中国周边海域巡航,这支舰队有60至70艘战船和潜艇、200到300架飞机、约4万海军和海军陆战队。

  美国的所谓“亚洲再平衡”,实际上只是其长期包围、孤立和削弱中国政策的延续。

  美国对华外交政策是否符合美国和美国人民最大利益

  美国实行包围、孤立和削弱中国的政策超过65年,其间,中国被包围,经常被孤立,但绝没有越来越弱,也并非形单影只。中国提出连通中国与多数亚洲和欧洲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发起相应的亚投行,从对“一带一路”与亚投行感兴趣的国家数目可以看出,中国在经济上日益强大,与全球经济联系更加紧密。

  当然,每个国家都优先考虑本国利益。我对此毫无异议。但我怀疑从长远看,美国对华外交政策是否符合美国和美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与日本保持如此密切的盟国关系,可能会给美国自诩的正义与人权倡导者形象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日本至今仍不承认它在二战中对整个亚洲犯下过大量残酷暴行,也不对此表示道歉。

  美国通过各种共同防务协定,准备与中国为那些美国没有法律和道义理由参与的争端开战。与中国的战争将极其昂贵和持久,或许包括核武器。21世纪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核战争将不会有赢家。

  在与中国竞争时,美国应该与中国一道解决世界重大问题,如打击恐怖主义、环境保护、全球饥荒与世界和平,而不是采取不知所谓的敌视态度。同时,美国可以联合中国和其他国家改善跨国、跨洲基础设施,如高铁运输。在这些项目上的合作不仅有益于世界,而且美国公司和工人也可以分享这些巨大、尖端、有利可图项目的好处。这些项目可以带来大量的经济机会。

  美国应该把精力集中在自己身上,提高本国整体竞争力,这将给美国人民带来巨大经济利益,而不是采取坦雅·哈丁(美国滑冰运动员)式外交政策,不公正地攻击主要比赛对手。

  从长期来看,当前美国包围、孤立和削弱中国的政策不符合美国和美国人民的最大利益。美国应该寻求三赢战略:美国赢、中国赢、世界和平赢。

  最近美国政治领导人更替,对特朗普政府来说,这正是用新眼光看待美国对华外交政策的大好时机。当选总统特朗普选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长期关系的艾奥瓦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这有可能使美国对华关系升温。但另一方面,特朗普一直严厉批评中国。他究竟会加强美国包围、孤立和削弱中国的政策,还是经过一番波折后,意识到基于国家平等的政策才符合美国和美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呢?对其政策走向,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正如蒲安臣所想的,21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也必须基于国家平等。它必须基于对历史和文化的了解,认识到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行事方法。平等对待其他国家将带来长期的友谊、合作和共赢。

  哪一位美国领导人能远远超出其他人?美国、美国人民和世界其他国家都将受益于这样的领导。用马克·吐温的话说,谁将成为这样的伟人、美国之子和世界的公仆呢?

  (作者为二战亚洲史实维护会新泽西分会会长)

来源时间:2016/12/25   发布时间:2016/12/20

旧文章ID:12089

美国将加强与台湾的军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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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央社

  当地时间23日、北京时间今日凌晨,白宫公布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签署"201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生效。授权法明定五角大厦应推动美、台间高阶军事将领及资深国防官员交流。这是美台断交37年来,美方首度以法律形式提升美台军事交流级别,意味美台关系重大突破;台海局势势将雪上加霜。台湾外交部、国防部今早对此表示感谢。

  赶在耶诞节前,白宫表示奥巴马今天签署"201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生效。

  这项法案由联邦众议院于这个月2日以375票对4票同意通过后、联邦参院8日以92票赞成、7票反对通过。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后,送交白宫,而欧巴马今天签署,让美、台高阶军事将领及国防官员的交流首度入法生效。

  这项法律的第1284节提到,国会认为(sense),五角大厦应推动美、台间高阶军事将领及资深国防官员交流,以改进双方的军事关系与防务合作。

  而未来的落实关键,则在接下来总统当选人川普上任后、美国行政部门的执行程度。

  白宫在声明中提到,这个法律提供关于国家安全、外交事务及其他计画的相关授权与修正。

  法律文本则提到,美、台间的互动交流计画地点包括美国与台湾两地,而"资深军事将领"是指现役将官与挂阶人员;资深官员指任职于五角大厦的助理部长及更高阶官员。

  军事交流入法 外交部:美重视台国防安全

  台湾外交部今天表示,台美军事交流入法,代表美方对台湾国防安全及台美军事交流的关心与跨党派支持,除对美方表达感谢,并盼双方在良好基础上继续合作。

  白宫公布,美国总统奥巴马23日签署"201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生效。"国防授权法"中明定,五角大厦应推动美、台间高阶军事将领及资深国防官员交流。

  外交部对此回应,这充分展现美方对台国防安全及台美军事交流的关心与跨党派支持,外交部表示感谢,并期待双方在既有良好基础上继续合作,借由深化实质交流,共同促进区域和平稳定。

  这项法案由联邦众议院于这个月2日以375票对4票同意通过后、联邦参院8日以92票赞成、7票反对通过。国会参、众两院通过后,送交白宫,而奥巴马签署,让美、台高阶军事将领及国防官员的交流首度入法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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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悟生活:美悍然突破一中底线(猫眼看人,2016年12月25日)

  大约48小时前,美国白宫发布声明表示,《2017国防授权法案》(NDAA)已于当地时间23日获得总统奥巴马签署,成为法律。该法悍然突破“一个中国”底线,实质性恢复美台军事同盟关系。外电立即做了详细报道。现在过了差不多48小时,大陆官方和官方媒体全部陷入可怕的沉默,仅有极少数非知名网站转发了相关外电报道。

  较早前的12月初,该法案在美国议会参众两院获得压倒性的高票通过,超过90%的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投下赞成票,反对和弃权票不到10%。在美国议会讨论和表决此法案过程中,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先后发表了措词严厉的声明: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坚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奉劝美国不要开历史倒车,以免损害中美关系大局。

  美国“2017年度国防授权法”,其中与台美军事交流有关章节在该法案第12条“与外国相关事项”中“改进美台军事交流”的第1284节。该法规定,美国国防部长应执行台美资深将领与资深官员的互动交流计划,地点包括台、美两地,其中“资深将领”指的是美国现役将官、挂衔人员,“资深官员”则指在美国国防部任职的助理国防部长以及更高阶官员。至于双方的交流目的,主要为威胁分析、军事理论、部队计划、后勤支持、情报搜集与分析、任务计划及技术程序、人道支持与灾难救助七大项,另外包括各项民间与军方关系的活动和演训。此前,美、台官方交流必须通过政府授权的民间机构作为白手套进行,现役将军和高层文官被禁止以官方名义公开接触。该国防授权法的新规定,突破了目前美国现役将官以及助理国防部长不得访台的限制,未来台湾“国防部长”不能到访华盛顿的规定也可望改变。

  此外,该法案禁止美国国防部采购来自中国大陆的军需物资,不管来自大陆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

  在通过这个最新的涉台法案之前,1979年,美国在与台湾当局“断交”而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交后,为平衡两岸关系,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明确台湾作为一个独立于大陆的政治实体,享有美国给予主权国家的所有法律地位,并且在台湾安全受到武力威胁时,美国政府应立即采取行动,确保台湾的安全。

  与1996年的台海危机相比,美国这次走得更远。那次危机源于李登辉应母校邀请进行私人访问,美国政府官员并没有与之接触、会谈,至少在法律上、面子上讲没有突破“一中”底线;而这一次美国以法律形式恢复实质性的美台军事同盟,则是赤裸裸地突破了大陆非常坚守的“一个中国”底线。那次中国做出极其强烈的回应,不仅以外交渠道提出最严重的抗议,而且人大、政协各民主党派都发表严厉谴责的声明,随后更组织了声势浩大的以试射导弹包围台湾的军事演习。美国则立即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到台湾外海,严防大陆将演习变成实战,并公开承诺将保护台湾安全。

  这回美国通过的涉台最新法案,明确恢复美国与台湾现役将军和副部级以上文官之间的直接交流,双方交流的内容包括“威胁分析、军事理论、部队计划、后勤支持、情报搜集与分析、任务计划及技术程序”等。稍有点军事常识的人都清楚,这实际上就是从法律上恢复了美台军事同盟。难怪奥巴马签署该法案后,立即受到台湾朝野的一致肯定,连中国国民党这回也不得不放下与民进党的仇怨,公开表示乐见台美建立更密切的双边关系。

  美国通过的这个法案,不仅是对“一个中国”政治原则的公然践踏,而且在极其敏感的高层军事交流环节,全面恢复美台官方关系,将大幅增加大陆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困难。如果大陆仅以封锁国内消息来吞下这杯苦酒,在国际上引发的后续示范效应,不可小视。但如何强硬应对,中国则可能左右为难。中国在与美国对抗中,手中能打的牌并不多,这是无数民间热血沸腾的“爱国者”和媒体上经常大放厥词的军事专家们或许必须面对的现实。

  美国不顾中国强烈反对,悍然出台了这样赤裸裸突破“一中原则”的法律,显然是感受到了中国大陆的崛起和近来咄咄逼人的对外政策,已经对台湾形成了紧迫性的现实威胁。作为一名真正的爱国者,一直以来我都公开呼吁必须继续坚持邓小平当年确立的和平崛起外交策略,珍惜来之不易的发展机遇,实事求是地看待国内军事实力的增长,不要自我膨胀、四面出击,避免在钓鱼岛、南海和两岸问题上采取冒犯全世界的咄咄逼人行动,要特别警惕国内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者的战争叫嚣,否则就可能不断被人打脸而下不了台阶,甚至把国家拖入一场无法取胜的大规模战争的深渊。可惜,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大多数人陶醉于中国的伟大崛起而忘乎所以。我的理性呼吁除了收获无数的谩骂,没有人认真拈量过中国军事和经济实力到底有几斤几两。

  现在美国根本无视中国事先的严厉警告,公然破了中国十分在乎的“一个中国”的底线,实质性恢复了美台军事同盟关系。在官方长时间默不作声的情况下,请“爱国者”们出来说说:中国现在应该怎么办?是加大嗓门继续抗议,还是立马宣布与美国断交;或者以中国强大的军事力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灭了美国在中国周边的美军基地,断了美军干涉中国台湾问题的念头?总不能平时牛逼哄哄,人家一动真格连大声抗议都没有了吧。


来源时间:2016/12/25   发布时间:2016/12/25

旧文章ID:12088

周建军:自由经济体制?美国的产业政策可不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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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财经》杂志2016年12月19日

  正如在当下的产业政策争论中多数国人所误解的,也正如多数美国人所有意或无意否认的,美国经常被认为是一个自由放任、从来没有产业政策的经济体制。然而,历史和事实都显示:美国政府不仅不是常人所言的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而且是按照杰佛逊的修辞说,按照汉密尔顿的政策做的政府,即在意识形态方面宣扬自由放任、而经济实践中大量运用产业政策的经济体制。

  美国政府的产业政策,既体现在政府对企业研发方面每年1000多亿美元的直接支出等方面,也体现在政府对企业旨在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的并购重组活动的支持和引导。

  历史视角的美国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作为一种推动经济发展的政策工具,至少从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就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广义地看,产业政策既包括狭义的产业技术政策,也包括广义的产业组织政策。汉密尔顿、李斯特、格申克龙等产业政策的提倡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政策的重要作用。

  产业政策批评者们却认为,市场可以自我运行良好,即便市场会失灵、政府也会常常失灵,并不一定具有挑选胜者的能力,而政府的作用主要是提供公共品。然而,有意义的讨论应该超越要不要产业政策,而应该聚焦于要实施什么样的产业政策。

  由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政策实施能力、经济发展资源禀赋等,产业政策也会因时因地而被赋予不同的涵义和侧重。关于产业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即使全世界最富有的私人企业家、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早在2015年11月的《大西洋月刊》就对美国长期以来的产业政策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呼吁美国政府加大对新能源等私人投资不足领域的投资。

  从历史来看,以明确的或者不明确的方式使用产业政策,也正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真实的经济史。从18世纪独立建国到现在,美国政府的各类产业政策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并由美国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共同实施,对美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对特定产业的政府补贴、保护性关税和进出口配额,到鼓励外国先进技术的进口、禁止创新的工具和机器的出口和制造业投入的税收减免,再到改善国家的道路和隧道网络(降低商品的交通成本),刚刚建国的美国产业政策都有涉及。

  以美国的幼稚产业保护为例,正是由于美国政府实施的关税保护,才使得美国的幼稚工业产业得以生存、战略产业得以不断发展起来。如上,从金融信贷、基础设施、国际竞争、公民教育到工业制造的产业政策,为19世纪美国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前提和条件。这种基于对幼稚产业的保护性关税、国家银行、国家基础设施投资的国家经济发展模式,被后世的经济史学家们称之为“美国体制”。

  从大萧条的应对到“二战”后美国经济的全面复苏,美国产业政策的边界和角色大大地扩充了。1929年到1932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多少年以后仍旧让美国人记忆犹新。彼时执政的胡佛政府,做了不少工作阻止大萧条的蔓延,但屡屡未能奏效。直到罗斯福新政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经济才彻底走出大萧条的阴影。在此期间,美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大大地增加了,美国的产业政策边界被大大地扩充了。

  美国存款联邦保险公司、美国重组融资公司、美国农业调整法、美国产业复苏法、劳工进步管理法等一大批政府机构或法案被建立或批准,被用于风险防范、贫困削减、帮扶就业和经济振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罗斯福重组或建立了美国国防顾问委员会、美国国防生产公司、美国国家生产管理办公室、美国战争生产局等,以促进美国经济复苏和振兴。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建立了价值数百亿美元的新军事工厂,建立了包括覆盖全国的石油天然气管道、炼油厂、电厂和军事基地等大量的基础设施。期间,通过对劳动力的广泛动员,美国实现了充分就业。

  或许是巧合也是某种程度的必然,美国历史上的几位重要的总统——从建国伊始的华盛顿、力推南北统一的林肯到实现全面振兴的罗斯福,无一不是在重要历史节点推动美国独立、统一和崛起的政治强人,也无一不是汉密尔顿的产业政策传统的坚定践行者。除了两次世界大战,在20世纪的多数时间,美国政府通过补贴、税收减免、直接贷款和保险、风险投资、政府的建设合同和采购、研究开发的推动、标准设置、价格控制、准入许可和生产限制等产业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

  具体而言,这些产业政策包括美国联邦政府给予的土地补贴、用来保护或者促进国内产业的关税减免、通过设立银行给私人企业发放贷款、政府提供的保险(如对私人银行的存款保险)、政府出资建设的产业设施(如数千家产业工厂)、政府对研发活动的支持等。在20世纪,美国政府直接或间接主导了互联网、半导体、高温超导、核能、HDTV等一系列重要科技产品的研发,甚至推动了“硅谷”的创新与繁荣。

  当下美国的产业政策

  在21世纪,美国的产业政策至少涉及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和其他改善经济环境、推动产业发展的政策。产业技术政策,重在提升企业的研发能力、确保美国的全球创新领导者地位,由国防部、国立卫生研究院、能源部、国家航空航天局、国家科学基金、农业部、商务部等实施。产业组织政策,重在优化市场结构、改善美国企业的竞争力,由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各级司法机构等来实施。

  此外,还有一些产业政策,或推动经济发展或用来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分别由联邦小企业管理局、经济发展局、农业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等不同的部门来实施。美国总统和美国国会、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和美国州政府机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都有参与制定产业政策的权力或机会,并彼此互动。

  就产业技术政策而言,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支出就是美国产业政策积极介入经济活动的最好例证。2015年,美国联邦政府层面的研发支出就高达1323亿美元,分别由国防部、卫生和公众服务部、能源部等管理支配。从1953年到2012年的6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支出就累计达到了42790亿美元(按2005年美元价格计算)。

  这些研发支出项目涵盖了从国防、卫生、空间飞行、资源环境、农业和交通等多个领域,包括计算机、数学、工程、生命科学、物理学、心理学、社会科学等多个学科方向,涉及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发设备等多个环节,动员了州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大学、非营利机构、美国联邦政府资助的研发机构等参与其中,为美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技术引领和产业振兴作用。

  根据美国《研究开发》杂志关于美国创新项目的评奖统计,从1971年到2006年,来自公立或者准公立项目在美国“R&D100”的100家获奖项目中,呈现总体上上升的势头;从1988年到2006年的7次评奖中的6次,公立或者准公立项目在美国“R&D100”的评奖项目超过了50家,即占比超过50%;公立或者准公立项目在“R&D100”的高获奖比例,充分说明了美国政府在高水平研发方面的重要作用和影响。

  除了直接的研发投入,美国企业可以通过信贷等方式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例如,全球瞩目的特斯拉电动汽车项目,就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重要支持:在2010年特斯拉项目的启动阶段,特斯拉从美国能源部获得了4.65亿美元贷款支持。明显的,美国的产业技术政策在美国创新活动中仍旧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对本国企业或明或暗的研发补助、其他形式的科技支持,是当下美国产业政策的新特点之一。

  除了产业技术类政策,美国还有很多重在优化市场结构和改善美国企业竞争力的产业组织政策、旨在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其他产业政策。

  尤其是,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围绕反垄断的产业组织政策,构成了美国立法机构、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指导和美国产业进行并购重组、提高美国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内容。总体上,美国政府的反垄断政策始终扮演着“胡萝卜加大棒”的角色。

  一方面,对并购重组放行的“胡萝卜”政策始终存在,而且对美国的并购重组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美国政府的反垄断政策并未能切实削弱企业推动并购重组的内在动力,有些时候甚至是那些“大棒”政策适得其反地推动了企业的并购重组。

  受益于反垄断政策在内的产业组织政策的变革,《横向并购指南》、《国家合作研究与生产法》与《竞争者之间合作的反垄断指南》等的数次修订,无论是HHI反垄断指数的提高,还是生产、研究、营销、采购环节合作的允许,或是在特定领域的豁免,都使得美国企业旨在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的并购重组更大程度上成为可能。受益于这些政策变化,美国企业开展研发、生产、采购、销售等方面的合作,也变得相对容易。

  美国产业政策的启示

  我们要认识到产业政策在所有国家的普遍存在、产业政策在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坚定道路自信、排除外部干扰,吸收和借鉴美国产业政策的有益经验,制定和实施好中国的产业政策。

  (一)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在以明确的或者不明确的方式使用产业政策,政府自觉地实施产业政策与非政府(尤其是特殊利益集团)来实施产业政策,是二者的唯一区别。理论和历史反复昭示,产业政策既存在于历史和当下的时间轴,也存在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空间轴,任何一个经济体都未能置身产业政策之外。

  重要的是,积极的产业政策意味着政府并不仅仅在经济活动中充当一个被动的“守夜人”的角色,而且要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和企业培育等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以实现政府和市场角色的良性互动。简而言之,政府不能仅仅充当市场的“修理者”角色,而应当发挥市场的“塑造者”角色,尽管政府的产业政策存在失败的风险,面临巨大的改善空间。从历史和当下的角度来看,以明确的或者不明确的方式使用产业政策,也正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真实经济史。

  (二)产业技术政策、产业组织政策和其他形式的产业政策的共同存在,是美国市场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而美国政府或是按照杰佛逊的修辞说,按照汉密尔顿的政策做的政府。流行的经济学理论认为,政府仅仅能扮演市场失灵的“修理者”角色,以弥补市场自身的缺陷和盲点。

  美国的历史和现实则表明,政府的角色不仅仅体现在政府对企业研发方面每年1000多亿美元的直接支出、通过风险投资支持中小企业发展(产业技术政策)等,也体现在政府对企业旨在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创新”的并购重组活动的支持和引导(产业组织政策)。

  一方面,美国政府通过每年1000多亿美元的直接支出,填补了美国企业在研发领域的投资不足,带动了美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美国政府通过修改、制定涉及企业并购重组活动的法律法规,甚至直接介入美国经济中的并购重组,为美国企业实现“规模经济”与“技术创新”创造条件,推动着美国的市场结构和产业组织变革。无论是产业技术政策还是产业组织政策或是其他形式的产业政策,都构成了美国产业政策在经济活动中的积极存在。这个意义上,美国政府或许就是一个按照杰佛逊的修辞说,按照汉密尔顿的政策做的政府。

  (三)坚定道路自信、排除外部干扰,吸收和借鉴美国产业政策的有益经验,制定和实施好中国的产业政策,对现有产业政策进行研究梳理、科学评估和优化完善。

  有力的产业政策和强大的国有企业同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优势所在。推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中国企业做优做强做大,都离不开有效的产业政策支持,不能对现行的产业政策体制进行简单否定。我们要借鉴美国等发达市场国家实施产业技术政策和产业组织政策的有益做法和经验,发挥产业技术政策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的重要作用,发挥产业组织政策在产业并购重组、结构优化方面的积极作用,以实现政府产业政策与企业能动性的良好对接,推动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

  同时,要对产业政策的实现形式进行科学评估和改革创新,对不合时宜、不经济、无效率的产业政策形式(如某些补贴)进行及时调整,对能更加促进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要求的产业政策形式(如基金形式)要大胆实验,对产业政策的基础理论和成熟经验要进行总结提炼,做好产业政策理论和实践的齐头并进,共同推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来源时间:2016/12/24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12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