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弹琴  来源：公号“牛弹琴”

　　2016年美国大选，被认为是最近几十年最精彩最好看的一场大选，倒不是因为希拉里很有魅力、特朗普很有活力，而是有着太多的笑料和桥段，画面丰满，高潮迭起，让人一唱三叹、咋舌不已。

　　以至于美国首席外交官的国务卿克里，前两天在英国时就抱怨，这场2016选举，超过了他所知道的所有准则，严重影响了美国在海外的形象，很多外国人很困惑，你们美国的民主就这样?他自己感觉很尴尬。

　　克里为什么尴尬呢?

　　谎言与唾沫齐飞，特朗普和希拉里媲美。

　　在美国漫画家的笔下，2016年的这次大选，就是特朗普和希拉里进行的“50米撒谎”奥林匹克总统比赛。

　　这其实就是50米长鼻子比赛，因为在西方童话中，匹诺曹每撒一次谎，鼻子就会长一点。50米啊，美国漫画家牛，当心以后被秋后算账。

　　然后，她的鼻子一点一点在变长。

　　之所以美国漫画家的笔下，希拉里老是拿手机，则与她的“邮件门”有关，最新的进展就是：她宣称已经上缴了所有的邮件，但最近FBI重启“邮件门”调查，就是很意外地在她助手丈夫的电脑上，发现了“遗漏”的大量邮件。

　　之所以是助手的丈夫的电脑，那更是有着太多的桥段。

　　果然的威风凛凛、霸气侧漏。但活脱脱的口是心非、咎由自取。

　　邮件门，也成了希拉里这次竞选的最大软肋。很多人中国可能不能理解，不就是几封邮件的事情吗?泄密又怎么了?至于吗?

　　泄露国家机密是一个问题，但另一个问题，则是希拉里总是心口不一，每次都是挤牙膏似地说出真相，让选民对她的诚信产生了严重的质疑，这也成为特朗普阵营的最理想的攻击点。

　　所以，“邮件门”，一直是希拉里心头的痛，也是特朗普说可以将希拉里送入牢笼的依据。

　　一个总统，身体不好怎么行?所以，在公开场合，希拉里总是精力十足，身体棒棒，但不久前突然的晕倒，让一切露出原形，哦，原来又隐藏病情了!这更加剧了美国民众对希拉里诚信的质疑。

　　看看美国漫画家笔下希拉里的身体状况吧!

　　下面就是当时晕倒的画面：

　　但特朗普就不撒谎吗?

　　希拉里的委屈是，民众对两人的要求不一样，特朗普反正是个流氓，说点真话大家都鼓掌;她则是一个老牌政治家，撒一点谎，大家都抓住不放。

　　但实际的情况，至少在希拉里阵营看来，在撒谎问题上，希拉里与特朗普，完全是小巫见大巫，信口开河，是特朗普的家常便饭，这不是偶尔的问题，而是必须的事情。

　　所以，与希拉里相比，特朗普的肉鼻子是不会短的。

　　也难怪美国有一句俗语：永远不要相信政客在选举前，以及男人在婚前的承诺。

　　大家想一想，有没有道理?

　　[2]

　　但光有谎言，没有性，大选也是很乏味的。

　　别担心，有了特朗普，票房保证是必须的。精力旺盛的政治家，没点花边新闻怎么行?

　　牛弹琴(微信：bullpiano)此前就说：这次大选，在最后阶段，一举踏入了最狗血的阶段。这可能也正是克里同志感觉很丢脸的原因。

　　所有领袖人物的下半身新闻，都一股脑发掘出来了。

　　美国《华盛顿邮报》上月曝光了一则3分钟视频。据说录制于2005年9月的这则视频中，当时是59岁的特朗普向人吹嘘，自己御女有术。说话有点黄，大概意思是，他吹嘘自己是怎么玩弄已婚女性，该出手时就出手，咸猪手反正总是能得手。

　　从这一点看，五岳六岳散人潮人之类的，你们的吹牛，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反正，喜欢选美的特朗普，对女性显然有着特殊的偏好，眼神说明一切。

　　当然，道歉也很特朗普式，他是这样说的：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也从来不像某些人要装完美，

　　“那段录音具有‘更衣室闲聊’的性质，它只是多年前的一段私人对话。当年比尔·克林顿在高尔夫球场上说的话可比我这次要严重得多，我跟他简直没法比。不过，我还是要对所有感觉被冒犯了的人表示歉意。”

　　第一，我道歉，这是私下里的粗话，哪个男人还没说过粗话?

　　第二，我只是小巫见大巫，大巫是谁?就是克林顿。

　　在第二次总统辩论中，他更是说：那些话只是说说而已，那些话我都听了几十年了，我非常尊重女性，没有人比我更尊重女性的了。

　　所以，在第二次总统辩论前，特朗普特意找来了据说四位曾被克林顿霸王硬上弓的妇女，展开对克林顿夫妇的血泪控诉。

　　特朗普更是说，在美国政界，还没有一个人像克林顿具有攻击力，简直让人发指啊，“其中一个被强奸时只有12岁，你可提议听到，磁带里面(克林顿)的笑声”。

　　嗯，我特朗普是老色鬼不假，希拉里，你可是老色鬼的皮条客。

　　就是下面这四位女性。

　　特朗普生生地将总统竞选辩论会，变成对克林顿的性侵的控诉会。

　　[3]

　　对特朗普来说，在最后几天，天上还掉下来一个馅饼，那就是希拉里阵营，出现了一个比他还风流的人。

　　他就是前众议员安东尼·韦纳，希拉里高级助手胡玛·阿伯丁的前夫。胡玛被希拉里亲切地称为“第二个女儿”，很多希拉里的秘密档案，都由她来整理。

　　偏偏这个风流丈夫，喜欢给其他女性发送下半身照片。2011年，他因此东窗事发，丢掉了众议员;2013年，他屡教不改，竞选纽约市长又失败了。

　　嗯，就是下面这个可怜的韦纳先生。

　　FBI随后介入了，一查吓一跳，因为在韦纳的电脑上，还发现了他夫人胡玛的东西，还有希拉里的邮件。

　　希拉里，你不是说已经上交了所有邮件吗?

　　一地鸡毛。尽管希拉里目前还保持着一点优势，但因为这个新动向，她的诚信受到更进一步的质疑，很多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很接近。处理不慎，这甚至可能成为压倒希拉里总统梦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然，有些中文自媒体报道，说什么胡玛是伊斯兰国的间谍，她让希拉里成为了傀儡。这是什么?一派胡言!捕风捉影，比特朗普还特朗普，也不怕自己鼻子比特朗普还要长的。

　　说正事，希拉里的麻烦还没有完。

　　前几天，有一位名叫丹尼·威廉姆斯的男子，专门在华盛顿召开新闻发布会，主题就是“找爸爸”。而他眼中的爸爸，就是风流的克林顿。

　　他是这么说的，1984年克林顿在当阿肯色州州长期间，与一名妓女发生了性关系，后来这名妓女就生下了丹尼。

　　丹尼现在就一个要求，克林顿，你敢提供DNA来比对吗?

　　嗯，就是下面这一位。

　　越来越来精彩，越来越没有底线。林肯同志都在哆嗦，山姆大叔也要哭泣。

　　也难怪克里要抱怨，你们这么搞，让美国的脸，在海外往哪儿搁啊!

来源时间：2016/11/3   发布时间：2016/11/3

旧文章ID：11635

作者：蒂姆•哈福德  来源：FT中文网

　　如果说2008年突显出银行业很重要的话，那么2016年就提醒我们，政治也很重要，而这两次提醒都不是特别受欢迎。经济学家们应该如何回应?

　　就在不久前，无论是银行业还是政治，在经济学界都还属于某种小众兴趣。这种状况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不合理：如果你想要分析一个复杂的世界，你就不得不做一些简化问题的假设。有二三十年乃至更长时间，在富裕国家，银行和政客们似乎都很复杂，而且并非特别重要，因此许多经济学家忽视了他们。

　　发展经济学家更关注政治，并因此获得奖赏。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在2005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已故的政治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在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对政治感兴趣的原因很明显：政治机构功能失调是穷国贫穷的一个主要原因。

　　在英国举行了退欧公投、“特朗普主义”如火如荼、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崛起、意大利还即将举行宪法公投之际，忽视西方世界政治状况对经济的影响似乎已经说不过去了。但如何才能更好地对它们进行考量?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市场实际上是观察政治的极好窗口。例如，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经济学家贾斯廷•沃尔弗斯(Justin Wolfers)在首次总统辩论期间追踪了美国股指期货的价格。随着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对战中占据上风、博彩市场调高希拉里获胜的可能性，股市出现了上涨。市场反应的隐含意思是，特朗普当选总统将让美国企业盈利能力下降逾10%，当看到这种风险在消退，市场感到松了一口气。

　　还有数位经济学家研究过一些导致政治连续性突然中断的事件，以评估政治联系的价值——例如，当2001年参议员吉姆•杰福兹(Jim Jeffords)意外离开共和党、从而使得参议院控制权落到民主党手中的时候，与共和党政治关系紧密的公司的股价出现了下跌。当法庭就2000年那场势均力敌的选举做出有利于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裁决时，与民主党关系密切的公司股价下跌。

　　我很想相信研究金融市场有助于我们理解政治和政策，但市场远不是万能的。它们曾难以预测英国退欧公投结果，现在则难以预测其后果。当退欧派在民调中占据上风时，英镑只不过略有波动，而富时100指数(FTSE 100)先是暴跌，然后又迅速回升，表明这只是下意识的反应，而非冷静计算的结果。

　　即便市场正确反映了当前可获信息，但有时那些信息也不是很有参考价值。例如，预估的特朗普胜选几率一直剧烈波动，因为民调结果也一直剧烈波动，这则是因为每隔几天就有新的重要信息曝出。现在不管怎样都不可能断言他当选后真正会做什么，因为他的寥寥几条政策还都不大可信。

　　英国新任首相特里萨•梅(Theresa May)也几乎没有透露其关于英国退欧的谈判立场。她所透露的寥寥数语听起来像是极端强硬的，但那也可能只是在迎合她所属的保守党。抑或不是这样。英国退欧可能造成哪些后果，这个问题的答案范围如今已经比公投结果出来后第一天看上去的缩窄了一些，但依然很广。

　　对经济学家来说，对这一切不确定性的另一种回应是聚焦于衡量这种不确定性本身。一个选项是使用Vix等指数——当交易员愿意出高价来保障自己免受市场剧烈波动影响的时候，该指数上升，而当此类保障价格低廉时，指数下跌。

　　还有一个选项是将记者的评论转化为实打实的数据：斯科特•贝克(Scott Baker)、尼古拉斯•布鲁姆(Nicholas Bloom)和史蒂文•戴维斯(Steven Davis)对提及相关术语的报纸文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创建了政治不确定性指数。自1960年以来，美国这一指数大体呈上升趋势。这当然可能是因为如今记者的写作风格不同了，但贝克等人认为，这是因为美国政府变得更大、更复杂而且更加极化了，这意味着选举结果对经济的影响更大了。

　　过去5年，“全球”指数(基于16个主要经济体的报纸建立)的读数一直高于金融危机期间的读数，这表明与Vix不同，这些研究人员找到的是某种独立于纯粹经济不确定性之外的东西。

　　这一切不确定性让政治评论人士感到兴奋，想必也让那些拒绝现状的选民感到满意。不确定性本身是只是噪音，还是能对经济产生影响?有证据表明它确实能产生影响。

　　尼古拉斯•布鲁姆借助一系列不同的不确定性指标开展的单独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在衰退期间往往会飙升。衰退当然可能是导致不确定性的原因，但布鲁姆认为，两者是互为因果的：不确定性也导致衰退，因为它让消费者、雇主以及投资者在支出前犹豫不决。如果所有人全都犹豫不决，那场面看起来恰恰就是一场衰退。

　　蒂姆•哈福德的新书《凌乱：如何在一个追求条理的世界里保持创造力和弹性》(Messy: How to Be Creative and Resilient in a Tidy-Minded World)由利特尔-布朗公司(Little, Brown)出版。

　　译者/邹策

来源时间：2016/11/3   发布时间：2016/11/3

旧文章ID：11626

作者：范勇鹏  来源：环球时报

　　这次美国大选开锣以来，人们最关注的议题之一就是民粹的崛起，两党反建制派、桑德斯和特朗普的支持者，背后都有民粹的身影。不少人担忧民粹政治的崛起会带来不可预料的政治前景。

　　民粹为何可怕?说起民主，人们都会点头说是好东西。殊不知，民主本质上就是少数服从多数，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说，“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多数的意见，这不也正是民粹的定义吗?虽然民粹有诸多定义，但其本质就是代表下层、代表多数。如此说来，民主和民粹本质上就是一个东西。不过，说起美国是个民主国家，人们都习以为常，可说起美国的民粹现象，不少人却谈虎色变。究其原因，乃是美国的政治话语游戏留下的BUG(漏洞)。

　　美国的政治制度并不是为民主而设计，恰恰相反，是为了避免“多数的暴政”。前面说了，多数决定就是民主的原始含义，那么多数的暴政正是民主的暴政。为此，美国先贤设计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精密机器，后来又逐渐产生了两党制，乃至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否决政体”，目的就是使“作为集体的人民丝毫不能染指”国家政治。因而在概念上，美国精英用“自由民主”取代了“民主”。此后，但凡符合“自由主义”定义的制度就被美国人称为“民主”，不符合这个定义的就被称为“民粹”。例如，美国在颠覆或攻击一系列拉美民选政府时，均回避它们的民主性质，而斥之为“民粹”。美国在二战后消灭欧洲左翼革命时，也用了“民粹”的标签。

　　说起来不得不承认，美国自己在克服民粹方面确实做得不错。首先，建国以来国家土地、资源近乎无限，长期面临劳动力不足，所以社会经济状况相当平等。直到1890年，美国人口调查局宣布边疆已到尽头，美国才第一次面对人口和资源的“马尔萨斯”矛盾。

　　其次，美国成功消除了民粹的基础。美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阶级斗争高潮，其中一次是19世纪60年代，内战结束后的资本主义野蛮发展，迫使劳工开始罢工要求权益。于是美国政府利用吸纳移民劳动力来破坏工人的罢工努力，1864年国会通过了契约劳工法，从欧洲招募合同制工人，1865年移民数量比前一年增加了一倍。随着罢工问题缓解，法案于1868年终止。另一次是二战后，工会发展壮大使美国政治精英惊恐于革命的阴影，于是通过解除资本管制、推动全球化，使资本大量流出美国，釜底抽薪地消解了工人斗争的基础。此外，冷战结束后，苏东集团和中国的15亿廉价劳动力大军加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使世界劳动力供给翻番，也极大帮助了美国精英统治的延续。两次危机中，美国精英的应对手段不同，但都实现了削弱劳工、增强资本的效果，堪称殊途同归地暂时消除了民粹的威胁。

　　最后，美国通过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掩盖了民粹诉求。二战后，美国人进入为权利而斗争的大潮，种族权利、性别权利、文化权利、乃至同性恋权利，你方唱罢我登场，表面上十分热闹，却唯独不见阶级权利。前面这些权利都不涉及根本利益的重新分配，精英阶层都可以容忍。而阶级权利本质是要挑战精英的命根，所以被精心包装的权利话语给长期、系统而有效地抹杀掉了。

　　由于上述原因，民粹诉求，或曰草根社会的民主诉求被长期掩盖在美国精英的政治游戏和话语霸权之下。然而，纸终归包不住火，上世纪80年代以来精英导向的政治经济政策使美国的阶级分化达到了历史上罕见的程度，阶级权利终于突破了种族、性别、文化等权利话语的霸权而冒了出来：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不自觉地指向了“1%和99%”的问题，今年美国国会前的“民主之春”抗议者也触及了自由民主制度本身的缺陷。因而此次大选正好成了一个民粹主义宣泄的火山口。

　　今年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桑德斯现象”。曾几何时，说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就像说自己是无神论者一样，在美国几乎意味着政治自杀。美国拥有久远的反社会主义传统，以至于德国思想家桑巴特专门著书论述《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这次桑德斯标榜社会主义，竟能咬着希拉里一路过关斩将，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笔者的一位资深民主党朋友早些时候曾来信抱怨对选举的无奈，表示今年他唯一能接受的竞选人就是桑德斯。这在美国岂非咄咄怪事!

　　因而，今年的民粹风潮完全不足为奇。社会分化到如此程度，如果没有民粹崛起才是奇闻。然而，美国人民的认识水平，仍不免令旁观者“捉急”：占领华尔街者虽然指出了病征，却没有触及病根，在华尔街的寒风中站成一道凄凉的风景线，黯然淡出人们视线;今年大选中的民粹主义者，一样只能享受短暂的狂欢。大选的结果，即使猜不出开头也能猜出结局：不管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上台，精英结盟的统治结构仍然牢固，虽然已经布满裂痕。关灯之后，演讲台下欢呼的民粹者们依旧哪来哪去，一切照旧。

　　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观念固化。在长期的教化之下，多数美国民众的头脑已经被嵌入了自由民主的“操作系统”，很难产生和接受不兼容的思想“软件”，政治想象力和洞察力受到致命的局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每当问题当前，多数美国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找回旧的传统，建国立宪的神话回忆似乎已经成了包治百病的良药。然而，不仅仅是旧时的传统无法应对新时代的问题，更是很少有人能意识到，旧的制度本身就是为了制约大众的力量、过滤掉人民的诉求而设计的。向美国宪法寻找民粹(或民主)利益的实现，只能是缘木求鱼，这是当前民粹主义者的深刻悲剧。(作者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6/11/3   发布时间：2016/11/3

旧文章ID：11616

作者：胡泽曦，张朋辉  来源：澎湃新闻

　　“要赢得选举，需要两个东西，一是金钱，第二个我就记不得了。”

　　每一轮美国总统大选，100多年前竞选专家马克•汉纳的话总会被媒体反复引用。1757年，国父乔治•华盛顿带着29加仑朗姆酒、50加仑朗姆饮料、34加仑葡萄酒、46加仑啤酒和2加仑苹果酒竞选弗吉尼亚地区议员的典故，也会被人不失时机地重炒一遍。

　　2016年，特朗普的崛起猝不及防，让这届大选看上去很不一样。但就选举“吸金”指数看，固定戏码却仍然还在。传统“金钱选区”依旧傲视各州，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s)为富豪提供撒钱利器，克林顿夫妇苦心经营40年的筹款网络大显身手，“自己买单”的特朗普却被曝靠参选赚钱……各路资金苦苦寻找各种合法渠道渗入政治网络，掀起了一场场狂欢。

　　谁知道一共筹了多少钱?

　　美国总统大选历来是“候选人导向”而非“政党导向”，因此通过广告与造势活动提升人气，成为竞选人参与游戏必须迈过的一道门槛。换句话说，没有钱是不行的。

　　举个例子，早在2015年正式宣布参选前几周，克林顿就已经开始筹划募资，当时共和党候选人杰布•布什强大的吸金能力还一度让克林顿团队深感不安。时至今日，克林顿早已在筹钱方面后来居上，且大幅领先共和党对手特朗普，因此在广告投放上也甩了后者好几条街。据“媒体观察”组织统计，截至9月底，克林顿的电视广告达到12812条，特朗普只有1378条。当然，特朗普靠不断抛出争议性说法，免费赚取关注，这就另当别论了。

　　随着11月8日投票日日益临近，这轮美国大选的各项吸金指数也一路走高。

　　据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注：美国政府下属独立机构，负责实施和执行《联邦竞选法》和《岁入法案》)最新披露的数据，此轮大选所有竞选人筹集的资金已经达到13亿美元，民主、共和两党竞选人分别筹得了7.335亿、5.516亿美元。克林顿和特朗普作为两党最后的较量者则占据了大头，分别筹得4.978亿美元、2.475亿美元。

　　除总量外，不少细分数据能帮助人更好地看清大选游戏规则。

　　就资金来源构成看，克林顿所筹资金中，单笔小于200美元的小额捐赠所占比例仅为53.4%，刚刚过半。由此看，正如坊间所传，大金主对于克林顿的确很重要。

　　截至目前，特朗普自掏腰包拿出了5600万美元，占其竞选资金总数的22.7%，但相比其一直承诺的自掏1亿美元，差距仍旧很大。距离大选投票日已不到10天，很难想象特朗普接下来还会每天大笔写出数百万美元的支票。

　　当前，克林顿阵营手握现金6200万美元，大大多于特朗普的1600万，显示了强劲的冲刺能力。

　　再就地域看，加州、纽约州、德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等几个传统“金钱选区”毫无意外地名列前茅。如果有人就竞选期间两党主要竞选人造访各州的频率做个排名，相信上述几个州一定也会领跑榜单。

　　然而，如果要问这轮大选一共筹了多少钱，又花了多少钱，上述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数字却并没有给出现成答案。相当一部分事实上深度介入选举的资金，例如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s)所筹集的资金，因为没有汇入特定参选人竞选团队账下，所以并未反映在上述数字中。

　　一条问鼎白宫之路，究竟谁拿了谁多少钱?问题的答案，很可能没人能彻底说清楚。

　　克林顿的40年“筹款网络”

　　从克林顿参选之初，克林顿夫妇同华尔街大金主的密切联系就引起各方质疑。党内对手桑德斯、共和党阵营一直抓住这一点对克林顿展开攻击。

　　然而，只盯着华尔街，显然小看了克林顿夫妇的惊人筹款能力。《华盛顿邮报》此前刊发报道，专门揭露了这对夫妇苦心经营超过40年、触角涉及全美的秘密筹款网络。

　　据报道，从克林顿夫妇政治起家之地小石城到华盛顿再到全球众多角落，两人建立的筹款网络在40年间，已经为其政治及慈善事业捐赠资金超过40亿美元。

　　按照《华盛顿邮报》的统计方法，2016年度大选期间，克林顿捐款人中排名第一位的正是对冲基金经理唐纳德•苏斯曼(S. Donald Sussman)，拿出了2060万美元。第二位是芝加哥风险投资家J.B.普里茨克(J.B. Pritzker )夫妇，捐赠1670万美元。第三位的是Univision电视网老板、洛杉矶大亨海姆•萨班(Haim Saban)夫妇，共捐赠1190万美元。第四位是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 George Soros)，捐赠990万美元。第五位是Slim-Fast的创始人S•丹尼尔•亚伯拉罕(S. Daniel Abraham)，捐赠970万美元。

　　据《大西洋月刊》报道，克林顿自参加竞选以来，共参加超过400场筹款活动，平均差不多每天一场，完全是狂奔的节奏。8月底，克林顿在纽约长岛连续3天参加筹款晚会，共筹得超过1100万美元现金。8月28日一场爵士音乐会有约200人参加，“人头费”高达3.34万美元。30日，克林顿参加的另一场鸡尾酒会，入场费则从3.3万美元到10万美元不等。

　　40年筹集40亿美元，克林顿夫妇的战果，放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也无人能出其右。与之相较，布什家族从1988年到2015年一共筹集了24亿美元资金。

　　克林顿夫妇的筹款秘籍在于各家通吃。自从上世纪70年代比尔•克林顿完全依靠工会支持竞选众议员失败以后，克林顿夫妇的筹款策略就发生了改变，开始同时向工会、律师、科技巨头、自由派活动人士、实业家等诉求不乏冲突的各类型群体寻求支持。40年来，从华尔街到好莱坞、硅谷，克林顿夫妇的筹款网络可以说无所不包。

　　针对《华盛顿邮报》的相关报道，克林顿的发言人Josh Schwerin作出了如下回应：“(克林顿夫妇)所受捐赠达到的广度和深度，充分证明了他们对公共事业的投入，以及他们为了让国家更强大所作出的非凡努力。”

　　特朗普靠参选赚钱?

　　“自己买单”，这是特朗普参选之初就打出的旗帜。直至第二轮大选辩论，特朗普依旧坚称自己将拿出1亿美元用于竞选。这也是特朗普攻击对手的一大法宝。特朗普将共和党内对手称作“傀儡”，因为他们依赖Super PACs，依靠富人的巨额捐赠。特朗普同样攻击克林顿，强调她之所以在税收制度改革方面没有建树，真正原因就是背后的华尔街大金主。

　　然而，“自掏腰包”的神话如今却正被逐渐打破。

　　众多美国媒体报道，自从特朗普锁定共和党候选人身份后，自己拿出的资金就大大减少了，每月投入平均下来才不过200万美元。10月1日至19日期间，特朗普更是只拿出了3.1万美元。至今为止，除了自己拿出的5600万美元，特朗普阵营总计还从其他渠道筹集了1.92亿美元。所谓全靠自己，显然不成立。

　　特朗普竞选总部。

　　特朗普一直将商业头脑视为自己的竞选优势。参选过程中，特朗普也没有忘记照顾自家生意。买自己的书、在特朗普大厦租房子、支付特朗普大厦的餐饮费、给自己的专机开出交通费，通过种种名目，特朗普把不少竞选资金付给了自己。

　　特朗普竞选专机。

　　据《纽约时报》报道，今年5月特朗普竞选团队光向其自身旗下企业和家庭成员就支付了至少110万美元，差不多占到了当月总开支的五分之一。这不免让人想起特朗普2000年时曾说过的话：“我非常有可能会成为第一个在竞选活动中赚到钱的总统候选人。”

　　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s)——超级富豪的撒钱工具

　　每轮大选周期，超级富豪一掷千金的报道必不会少。今年的带头大哥是对冲基金大佬Tom Steyer和Donald Sussman，两人分别拿出了3800万美元和2340万美元。超级富豪们将创纪录的天量资金注入大选，所依赖的撒钱工具正是2010年后横空出世的Super PACs。

　　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对“公民联盟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一案进行裁决，判定政治行动委员会一类的法人组织，其“独立开支”等同政治言论，和个人言论一样同受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因此不受捐款以及开支的限制。

　　这一判决犹如打开了一道蓄水阀，让此前受到捐款限制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可以无限制地接受捐款，同时也可以无限制地将这些捐款用于选举，所谓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Super PACs)就此出现。

　　根据法律规定，“独立开支”是Super PACs合法运营的前提，也就是说这组织在运营上不能听从具体某一位竞选人指挥，也不能直接为某一位竞选人注资。然而现实中，许多Super PACs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抬高或攻击某一位竞选人，其经营者也经常是某一竞选人的朋友、先前下属或者家庭成员。甚至有众多空壳公司一夜间成立，其目的就是为了给Super PACs注入资金。

　　据彭博社统计，截至10月27日，支持克林顿的Super PACs共筹集了超过2亿美元资金，支持特朗普的Super PACs则筹得了5910万美元，基本同他自己拿出的钱相当。

　　不无讽刺的是，对冲基金大佬Donald Sussman对媒体表示，自己之所以为支持克林顿的Super PAC“美国优先行动”拿出超过2000万美元，就是希望克林顿当选后能够改变这个“让巨额捐赠成为可能的体系”。

　　除了Super PACs，还有其他多种类型组织也深度参与总统大选这场资本狂欢。“501(c)(4)”组织就是其中一个重要角色。大名鼎鼎的美国步枪协会即属于该类型组织。这类组织在法律上被定义为社会福利性组织，其介入大选的目的，名义上是为了提升社会福利，而不是政治鼓动，因此在募集资金时没有披露捐赠者信息的义务。然而，严格区分提升社会福利和政治鼓动，这在现实中又谈何容易?

　　(原标题为《问鼎白宫之路，谁拿了谁的钱?》)

来源时间：2016/11/2   发布时间：201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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