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约瑟夫·布拉姆尔  来源：人民日报

　　美国的政治体制不再受到多数美国民众欢迎，相反它陷入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机。

　　美国民主正面临一个根本性问题：社会不公加剧、阶层流动停滞、政府由富豪操控、政策反映利益集团观点、大多数民众陷入无能为力境地——这就是当下美国的现实。美国的政治体制不再受到多数美国民众欢迎，相反它陷入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机。这也是我的新书《出卖自由——贱卖的美国民主及其对欧洲的影响》中的一个核心观点。

　　多数美国民众已经对当前美国经济和政治当权派丧失信任。通过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美国梦已经褪色。许多美国人开始为日常生活发愁，对改变自己的命运感到无能为力。与此同时，他们还得眼睁睁地看着少数人强势左右政治，改变游戏规则从而让自己分得更大的蛋糕。这是一种畸形现象，再分配从社会底层向顶层转移，只有一小部分精英阶层从中受益，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剪刀差越来越大。

　　竞选期间，像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民粹主义者受到民众追捧，这是因为多数民众认为现有政治不再代表民众的利益。美国民众已经受够了美国政治的一成不变和一切照旧。希拉里的竞选资金受制于华尔街，而特朗普作为超级富豪，他不需要被任何人收买，也不受制于任何人。

　　在上一次美国总统大选中，官方可查的竞选资金为20亿美元，而今年美国大选的竞选资金最终有可能达到60亿美元。募集竞选资金的背后，每一分钱都是日后对政治决策施加影响的允诺。对政治献金最上心的人包括美国的军火商、油气大亨、信息技术公司和金融行业。这些人都不希望国家对这些领域进行管控以及征税。

　　富人也可以在国会选举中好好“投资”。在众议院议员竞选中，94%的胜出者是出钱最多的竞选人。在参议院，出钱最多竞选人的胜出率是82%。因此，要想在每两年一次的众议院选举中保住席位，需要花费至少200万美元。而要想在每六年一次的参议院选举中成为或者留任参议员，平均大概需要1000万美元。

　　2010年美国中期选举以来，在美国总统和国会之间形成的对立态势在2016年大选之后仍将延续。美国政治的这种僵局，已经彻底扭曲了美国建国先驱们在国会和总统之间设立权力竞争和权力平衡的本意。

　　下一届美国总统可能只会在一个领域拥有真正的决策权：安全政策领域。作为最高指挥官的美国总统同时支配着美国在全球活动的情报部门，这时他才是世界上的“最强者”，尤其是在美国声称受到威胁的时候——例如受极端主义恐怖分子威胁。当威胁临近的时候，即使平时行动力广受限制的总统也会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并突破国会的权力限制。因为外部威胁一方面可以将公众视野从严峻的内部社会矛盾引开，例如种族主义、贫困、犯罪、毒品泛滥等;另一方面，塑造敌手可以为在军事和情报等安全领域投入更多资金提供冠冕堂皇的理由。

　　(约瑟夫·布拉姆尔 作者为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美国问题专家)

来源时间：2016/10/20   发布时间：2016/10/20

旧文章ID：11517

作者：  来源：多维新闻

　　美国总统候选人三场重量级的辩论已经全部结束，根据民调结果，希拉里三场均胜出，特朗普则是全军覆没。在这样一份成绩单面前，对于白宫总统之位，特朗普还有戏吗?

　　10月19日晚，美国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和特朗普在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举行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电视辩论。当天的辩论分为6部分，每部分约为15分钟，主题分别为最高法院、移民政策、社会福利和债务、经济、国际热点问题以及候选人是否适合当总统。两位总统候选人围绕所谓俄罗斯干扰美国大选、特朗普“录音门”丑闻、各自基金会的资金问题，以及移民、堕胎和枪支管控等话题展开激烈交锋。

　　这次辩论是11月8日大选日之前特朗普与希拉里正面交锋的最后机会。在此前的两次电视辩论中，两位总统候选人间的相互攻击远远多于严肃的政策辩论。

　　多家民调机构公布的数据显示，希拉里的支持率领先特朗普，有些民调中两人差距超过10个百分点。CNN与ORC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52%的被调查者认为希拉里的表现更好，认为特朗普胜的有39%。与此同时，FiveThirtyEight最新数据显示，希拉里赢得大选的几率已扩大至87.3%，而特朗普则缩至12.6%。

　　在9月26日和10月9日的两场辩论中，希拉里均胜出。在首场辩论后，CNN和ORC在首场辩论后公布的民调显示，62%的受访者认为希拉里获胜，只有27%的人认为特朗普是胜出者。

　　在第二场辩论后，美国CNN电视台与ORC公司的民调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希拉里在辩论中获胜，而34%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获胜。

　　三场辩论，希拉里悉数胜出，而特朗普则是全军覆没，特朗普还有戏吗?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刁大明认为，民调和结果或存差距。

　　刁大明说，对于特朗普对希拉里操纵媒体的指责，是针对目前美国主流媒体大多一边倒支持希拉里这种现实情况。美国主流媒体的确对希拉里采取了近乎偏袒的支持，媒体对于特朗普录音门丑闻穷追猛打，但是对于希拉里的邮件门以及阿桑奇维基揭秘的爆料，并没有给予同等幅度的关注，这的确是一种媒体缺乏公正性，反而成为明显的具有政党偏好的表现。

　　他还说，按照今年的民调数据，特别是综合各种倾向民调数据看，希拉里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在背后确实存在一些疑问，比如一些中间选民只是从这种明显具有偏好的媒体了解到大选信息，从而做出对希拉里有利的判断，这样，民调就被失衡的媒体左右。同样也存在更大的隐患，某些选民极有可能在民调中支持一方，但是原因并不是认可这一方，而是更加厌恶另一方。像这样心态的选民，如果他站在投票箱前，会不会按照民意中的表达进行投票可能是个问题，甚至这些选民会不会投票，也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这样看，民调这种倒向和最终的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差距。

　　美国纽约巴鲁克学院的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大卫伯兹奥尔本周一称，尽管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目前在民调中占据优势，但她能否最终胜选仍然充满变数。针对目前的民调结果，伯兹奥尔称，根据以往大选的数据显示，候选人在大选前三周占有6%-7%的优势属于正常现象，并不能保证候选人能在大选中获胜。

　　也有学者认为，这次美国总统大选类似于英国“脱欧”，特朗普获胜就像“小型的英国脱欧事件”。

　　(东坡 综编)

来源时间：2016/10/20   发布时间：2016/10/20

旧文章ID：11509

作者：  来源：多维新闻

　　编者按：美国大选两党候选人希拉里和特朗普的第三场电视辩论已结束。本场辩论围绕仍然围绕债务与应得权益、移民、经济、最高法院、国际热点以及总统健康这六个话题进行，从这一场辩论中也能看出未来美国两党政治斗争的几个核心问题。究竟美国大选三辩最该关注些什么?梁亚滨发表在《新京报》的这篇文章对此进行了解读，现转载如下。

　　北京时间10月20日，美国大选两党候选人希拉里和特朗普的第三场电视辩论举行。本场辩论围绕六个话题进行：债务与应得权益、移民、经济、最高法院、国际热点以及总统健康。这一场辩论中也能看出未来美国两党政治斗争的几个核心问题。

　　此次辩论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最高法院，即最高法院将美国带向何方以及如何解读宪法。这个问题是美国选举政治中的主流和关键问题。历史上每次大选，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国家治理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一些基本价值和理念的差别上，例如枪支管控、同性恋、民权、大政府与小政府等。因此，两党的斗争也基本问绕这些问题展开，但是真正能够从法律上对这些问题施加影响的最终还是立法机构，特别是最高法院。

　　根据美国宪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最高司法机构，享有特殊的司法审查(judicial review)权，即有权通过具体案例宣布联邦或各州的法律是否违宪。此次大选的关键之处在于，未来总统有可能会决定9名大法官中的4名提名。其中，安东尼•斯卡利亚在今年初突然逝世，另外三人因年事已高可能随时卸任。

　　根据美国宪法，最高法院法官由总统提名，经过参议院审议和认可后，由总统正式任命。为了保证司法独立和公正，最高法院法官一旦被任命，只要行为端正，得终身任职。因此，未来新美国总统非常可能决定四位最高法院法官的人选。根据经验，总统提名的大法官基本上都在政治理念上倾向于总统所属党派。历史上，大法官的平均任职为25年。这意味着四位大法官的提名和任命将直接影响到美国未来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政策与意识形态走向。

　　所以，第一个问题其实问出了未来美国政治斗争的一个核心问题。针对该问题，希拉里和特朗普的回答主要围绕枪支管控、堕胎、民权展开，基本上反映了各自党派的主流理念。特朗普也没有口无遮拦放大炮，体现了向共和党主流价值观靠拢的倾向。到此为止，两人的表现都算中规中矩。

　　而在经济和外交问题上，两人基本上回到了相互攻击的套路，并且都试图渲染情绪。从现场观众的鼓掌、嘘声或喝彩就可以充分感受到这一点。这种现象也表明，此次大选民众的对立情绪确实非常严重，两位候选人的标签化也非常明显。所以，到目前为止，犹豫摇摆的选民越来越少。

　　支持希拉里的人，固然有一部分是传统拥护民主党的人，同样有一大部分是讨厌特朗普的人。支持特朗普的人，固然也有部分是真心喜欢他的，但可能相当大的群体是对现有政治经济体制和现状不满的人。那么此次大选也成为一个观察美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指标：如果希拉里上台，那么说明美国社会的共识依然存在，大多数人依然选择相信传统的主流政治价值观和运行模式;如果特朗普上台，那么说明美国社会经过经济危机的涤荡，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对社会不满的群体成为多数，求变的愿望超过了一切。

　　(王圣辰 编辑)

来源时间：2016/10/20   发布时间：2016/10/20

旧文章ID：11507

作者：涂子沛  来源：财新网

　　美国大选进入最后角逐，候选人特朗普正坐立不安，他的风流“旧账”正被翻出来一一清算。

　　先是《华盛顿邮报》披露一段16年前他在“更衣室”的录音，录音中特朗普自夸曾玩弄已婚女性，言语轻佻，以对女性“动手动脚”为傲，事件导致共和党数名大佬倒戈。后是《纽约时报》又报道30年前他曾经性骚扰一名女性。这些旧账，若真是希拉里阵营抛出，想必捂了许久，等到节骨眼儿上才甩出“王炸”。

　　30年前的性骚扰，目前还缺乏有力的证据，但16年前的录音可谓证据确凿，原因是，彼时记录设备已经大量普及。

　　希腊神话中，国王宴请达摩克里斯，命其坐在一根马鬃悬挂的利剑之下，谁都不知道，马鬃何时断裂，这把剑何时落下。特朗普过去的记录，正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他无法预知何时会伤及自身。

　　今天的世界，每个人、特别是公众人物的一言一行都可能被电子设备记录，它们一被记录就变成数据，然后可以用极低的成本、极快的速度被复制、分享、传播。

　　我认为，这是数据赋能，电子设备的普及，赋予了人类强大的数据记录能力，而且是，直接赋予给了每一个普通的个人。

　　你可以记录，你也被记录。

　　万事可记录，人人被赋能

　　越先进的技术，意味着越强大的记录能力。

　　在没有文字的时代，人类发明结绳记事，想记住一件事，就在绳子上打一个结;文字发明后，人们把文字刻在龟甲、兽骨上，如记录占卜结果。在古代，史官是个重要角色，随时记录大事小事，改朝换代还要修史，今天看来，这都是保留数据。即便这样，留下的史料仍然是九牛一毛，为留下图像记录，乾隆皇帝也只能请来郎世宁为自己画像。

　　“天空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飞过”，泰戈尔的诗歌是过去所有时代的写照。

　　但是，时代烈变。今天一台最普通的智能手机，也能随时随地录制声音、图像、视频，甚至现场直播。记录，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权利，记录的规模正在不断增大。IDC对2015-2019年全球数码照片的估计，2015年用户每分钟拍摄数码照片达240万张，全年达106万亿张，其中每10张中有7张由移动设备捕获。

　　曾经，我们是选择记录什么，现在和未来，我们是选择不记录什么。

　　这是一个人人都是摄像师，人人都可以成为记者的时代。

　　随着记录成为一种举手之劳的便利，个人能力的边界，也在不断拓展。

　　2015年7月，洛杉矶有一场球赛，前排坐着一对夫妻，后排坐着一对姐妹。坐在后排更高位置的姐妹发现，前排太太正在手机键盘上敲打一条暧昧的短信，其内容表明她已经出轨。姐妹中一人立刻掏出手机拍下这一过程，散场时她给那位先生递了一张纸条：“你太太劈腿了，我看到她给名叫艾伦的男人发短信。我们拍下照片以防止她删除短信”。半小时后，这位先生联系了这对姐妹并索要了照片。

　　类似的“出轨”信息被路人撞破，居然还不是孤例。2014年12月，一位女孩在观看底特律雄狮队的足球赛时，有一位男性和他怀孕的太太坐在前排。这位女孩也目睹了该孕妇和一名叫 “Jason”的男子发暧昧短信的过程，她也掏出手机拍了下来，随后给那位“不幸”的先生递了纸条。

　　显然，这两位太太丝毫未察觉自己发短信的行为已经被旁人记录，正如16年前特朗普没有意识到，他的调侃言行会成为一把今天才掉下来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今天，谁都可以拿出手机来把正在发生的事情和稍纵即逝的瞬间变成数据，这是一种能力，就像人人皆持达摩克利斯之剑，但人人又皆是剑下之人，这是大数据时代和以往的一个本质区别，这将不仅改变人的行为模式，还将深刻地影响社会的治理。

　　零碎的数据如何助力公共治理

　　我们常说，监督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但这项权利很多时候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因为不掌握有效信息，监督权旁落。

　　数据赋能，让公民监督的能力空前强大，改变了因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权利空洞，并进而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方式。

　　2012年8月，陕西包茂高速发生导致36人死亡特大交通事故。一张时任该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在现场微笑的新闻图片，遭网友声讨。之后，网友开始“人肉搜索”，找出了杨达才至少佩戴11块不同名表的图片并发布于微博，有专业人士鉴别出表价3万-40万不等。

　　让所有人意外的是，“微笑门”迅速地演变为“戴表门”，杨被谑称为“表叔”。照片随即引起大众的关注、纪委的介入，杨被调查、免职，随后入狱。

　　有了“表叔”的前车之鉴，一些官员有意识地减少了在公开场合佩戴名贵手表、饰品的次数。2013年佛山的一场新闻发言人培训中，专家公开建议，发布会场合官员“最好项坠也不要戴，现在有拍表的，也有拍首饰的”。这之后，有细心的观众发现，面对镜头时，有官员的手腕处留有一圈浅色的皮肤印迹。

　　数据赋能也告诉我们，即便是一条碎片化的数据，同样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一个月前，白银案的侦破引起了大众的讨论，我当时提出，未来的破案，就是一个数据分析的过程，数据即证据，若要数不知，除非己莫为。对此，公安部门也有认识，今年9月，公安部等联合印发《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网页、博客、微博客、朋友圈、图片、音视频等电子数据，可作为刑事案件证据。

　　2013年4月15日，美国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终点附近发生2起爆炸，造成4人死亡183人受伤。爆炸现场混乱复杂，但是，警方仅用了四天就成功破案，其中照片、视频功不可没。

　　爆炸3天后，警方就公布了2名嫌犯照片，照片截自比赛终点附近的监控录像。其中，一家百货商场的监控录像至少捕捉到其中一名男子的图像，该男子将背包放在终点线附近。警方介绍，案件侦破中，证据的获取并不只依赖于监视摄像头，警方还收集、分析了现场观众发来的大量图片和视频。

　　今年7月，公安部在全国公安机关培训会上指出，民警执法时，面对群众围观拍摄，在拍摄不影响正常执法的情况下，民警要自觉接受监督，要习惯在“镜头”下执法。过去，群众拍摄民警执法被打事件发生多次，今年5月兰州大学生小鹏就因拍摄警察粗暴执法被民警殴打至“屁股开花”。

　　我认为，美国警察分析观众拍摄的照片，中国警察在“镜头”下执法，都是社会治理思维的进步，它们为部分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路径。随着智能设备、互联网对社会的进一步渗透，数据的作用将愈加凸显。

　　无处不在的手机、监控摄像头将记录下零碎的数据，也记录了社会运转的更多细节，这将是数据社会的“新常态”。

　　作者为观数科技联合创始人、著名大数据专家，阿里巴巴集团原副总裁。本文发表于微信订阅号“涂子沛频道”，财新网经授权转载

来源时间：2016/10/19   发布时间：2016/10/19

旧文章ID：11551

作者：王陶陶  来源：观察者网

　　尽管希拉里被西方媒体界修饰为一名深具韬略、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但实际上情况很可能并非如此。毕竟，西方媒体对政治人物的无知和错觉由来已久，就像曾经被他们大肆吹捧的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国统帅甘末林一样，残酷的灾难最终证明，这两者不过是思维过时、行动蹒跚的庸人。

法国总司令甘末林曾被西方舆论界普遍认为是最杰出的军人，但是战争结果最终证明，西方媒体很多时候显然不具备理解复杂事务的能力

　　今天的希拉里，同样如此。从过去希拉里的外交作为，以及其外交思维继承者奥巴马的行动来看，这位媒体笔下政绩斐然的前国务卿，其实恰恰是美国外交秩序的破坏者。此种认知，绝非虚妄。

　　首先，希拉里与奥巴马激进的意识形态外交，严重损害了美国地缘秩序的根基。

　　2011年，中东爆发阿拉伯之春。在前国务卿希拉里的强烈坚持下，西方展开了对卡扎菲政权的轰炸，而后者此前不断努力地向西方靠拢——对此，任期恰逢利比亚内战的美国前防长盖茨，2016年1月在接受雅虎新闻采访时曾经表示，在决定武力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一事上，希拉里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盖茨说，“总统告诉我这是他作出的最艰难的决定之一”，如果不是希拉里的坚持，或许奥巴马就不会干预利比亚战争。

　　在埃及动荡的关键时刻，奥巴马政府不顾保守派的疑虑，公开鼓动开罗街头暴动，于2011年1月29日，派遣前驻埃大使威斯纳面见穆巴拉克，强迫穆巴拉克下台并深陷囹圄——而穆巴拉克政权是美国30年来最亲密的盟友之一，几乎对华盛顿言听计从。

　　任何试图构建稳定地缘秩序的大国，首先都必须建立赖以信任的外交原则。丧失这一原则的大国，则无法带给区域国家足够的安全感，也就丧失了区域秩序稳定的根基。

　　就像奥地利外交家梅特涅，在拿破仑最为鼎盛的时期却清醒地预见到拿破仑秩序不可能成功且终将失败。

　　“奥斯特里茨战役，让世人知道与拿破仑为敌是危险的;耶拿战役，让世人知道对拿破仑中立意味着灾难;西班牙的毁灭，则让世人知道与拿破仑友好是致命的。他的每一场胜利都在制造着更多的恐惧和敌人，因为事实将迫使列强明白，除非彻底消灭拿破仑，否则任何人都将无法幸存。”

　　梅特涅比拿破仑更清醒地认识到，地缘秩序的稳定，不仅仅在于实力，更在于赖以信任的原则。然而，美国的政治领袖希拉里和奥巴马，显然未能领会到这一点，其对利比亚和埃及的干涉，实际上将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入侵伊拉克，让非西方的国家意识到与美国为敌是危险的;消灭卡扎菲，让非西方的国家意识到对美国的善意中立无异于灾难;推翻穆巴拉克，则让非西方的国家意识到依靠美国甚至结盟都是致命的。”

　　这种美国战后累世奠定之信任原则(从罗斯福到里根)的崩溃，实际上是美国战后非西方区域地缘秩序崩解的开始。关于这一点，在推翻穆巴拉克时就疑虑重重的美国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曾这样表示：“30年来我们(穆巴拉克与美国)一直是最紧密的盟友，如果你现在背信弃义，那会将在整个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

　　果不其然，随着穆巴拉克的倒台，美国几乎永久性地丧失了中东地区盟国(以色列除外)的信任，2011年以后，沙特、土耳其等传统盟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开始急剧冷却，沙特开始强化海合会，土耳其则试图与中俄接近，类似的效应，近年来甚至蔓延到菲律宾和泰国，总之，美国地缘秩序的根基，在希拉里和奥巴马的错误政策下，遭到了重创。

埃及前总统 穆罕默德·胡斯尼·穆巴拉克

　　按照前美国国务院负责阿拉伯国家过渡的协调人科夫曼·威茨的说法：近年来，美国与最重要的传统非西方盟国土耳其、泰国、沙特等之间的关系，急剧疏远甚至恶化，源于奥巴马和希拉里在阿拉伯之春中对盟友穆巴拉克的致命一击，使得盟国无法再真正信任美国的保证。

　　其次，希拉里与奥巴马基于意识形态的对俄外交，正在破坏对于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全球地缘均衡。

　　尽管希拉里不断鼓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但作为一个人口、经济、科技全面萎缩的大国，俄罗斯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意愿去对抗美国，它甚至召集不到足够的士兵守卫广袤的边境。对于急剧衰落的俄罗斯来说，它最大的企盼就在于能够维持国家目前的地位，而非扩张。然而，西方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地区的政治策动迫使俄罗斯不得不采取军事措施来应对，因为俄罗斯承担不起乌克兰投入西方怀抱引发的多米诺后果。

　　虽然希拉里和奥巴马下意识里将俄罗斯视为敌人，但事实上，作为跨越欧亚的大国，俄罗斯对伊斯兰和中国势力起着极大地抑制作用。正是由于俄罗斯的存在，中亚各个伊斯兰世俗国家才能勉强抵御极端宗教势力的不断冲击，高加索地区弱小的基督徒国家才能在伊斯兰扩张力量的威胁下存活下来。同时，也正是由于俄罗斯的制衡，中国始终不能将自己的政治、经济触角深入到中亚和西伯利亚地区。

　　而且，俄罗斯受自身实力所限和对欧洲严重的经济依赖，其既缺乏力量，也不具备动机去入侵西方的欧洲盟友。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实际上是西方地缘安全不折不扣的稳定器。恰恰是由于俄罗斯的存在，才使得极端仇视西方的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扩张得到抑制，同时也极大地局限了中国的地缘影响力。一个强有力俄罗斯的存在，将起着无可替代的地缘制衡作用，是全球特别是欧亚均势的关键部分，这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况且，一旦俄罗斯真的在奥巴马或者希拉里主导的政策压迫下崩溃，西方在混乱之中几乎不会有任何收获，相反，伊斯兰的极端宗教力量肯定将在高加索和南俄地区取得真正成功，中亚伊斯兰国家脆弱的世俗政权也将很快崩溃，这将催生无数不可控的类似ISIS的西方死敌;而且，在美国看来中国则将轻易地控制广阔无垠的西伯利亚，通过支配丰厚的资源，彻底巩固自身工业的独立性。

　　这才是西方难以承受的真正噩梦——以一个潜在盟友的崩溃，最终换取无数极端死敌的诞生并极大地加强经济竞争者的优势。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希拉里和奥巴马近年来对俄的挤压政策，实际上正在摧毁对于美国利益至关重大的欧亚地缘均衡。

俄罗斯崩溃，欧亚大陆地缘平衡就会瓦解。伊斯兰极端力量的扩张更加迅猛，并使中国的影响势力深入远东和西伯利亚。这种后果，对西方来说才是真正不可承受的

腐朽、落后、野蛮的奥斯曼帝国备受英国知识分子的鄙夷，但英国的政治家依然致力于维持奥斯曼帝国的存在，这是因为奥斯曼将极大地限制俄国势力向中东蔓延

　　最后，希拉里和奥巴马的外交政策，热衷于输出革命摧毁稳定政权，扶持不可控的政治军事力量，实际上将严重损害西方的地缘安全。

　　在当前的核武背景和绝对的西方武力优势下，传统的威权政权已经不可能对美国造成威胁，这些政权的领袖不论是阿萨德，还是卡扎菲，其最关心的并非像希特勒那样去征服世界，而是维系自身政权的稳固。

　　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此类政权即便不是西方的朋友，也绝非敌人。

　　事实上，真正会威胁西方的，恰恰在于这些政权崩溃之后的不可控力量，阿萨德政权虚弱之后产生的ISIS，卡扎菲政权崩溃之后催生的极端宗教组织，以及穆巴拉克下台之后混乱的西奈半岛和穆斯林兄弟会，这些不可控力量远远比先前的独裁者更敌视西方，更敢于对西方动武。ISIS诞生后，层出不穷的恐怖袭击席卷西方世界。而混乱造成的难民潮，更深远地破坏了西方自身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稳定。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希拉里和奥巴马外交政策，本质上都在损害西方自身的安全利益。

　　“You mean pissed? Got held by who? Hillary. God. Her instincts are suboptimal.”在10月中旬的维基解密中，希拉里的幕僚以极其轻蔑的口气，评价老板的判断力。

2011年10月18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乘美军飞机抵达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进行事先没有宣布的访问——事实证明，这位前国务卿在阿拉伯之春中的决策是一场灾难

　　事实上，希拉里和奥巴马之所以在外交上激进求成，犯下重大过失，一方面是因为选战政绩的需要，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紧邻来年的大选，这迫使民主党政府必须做出外交成绩;另一方面，美国冷战期间为了打垮苏联构建的”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手段，今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逐渐演化为美国外交的目的。

　　这种手段目的之错位，实际上广泛存在于美国，特别是民主党的外交决策圈，就像奥巴马总统助理本·罗兹所说：“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支持穆巴拉克，那么与我们所一贯坚持的支持民主就背道而驰了”——这种对意识形态的追求，已经完全忽视了由此引发的对美国利益的严重损害。

　　毫无疑问，当代西方外交家的水准正在急剧滑坡，很多时候，他们更重注媒体的评论而非现实的考量——这严重背离了基本的外交政治原则。

　　1813年，外交家梅特涅，在写给俄皇亚历山大的信中，这样评价自己外交的精义：“我对任何抽象的概念都不感兴趣，我只尊重并接受既定的事务，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从而努力防止自己产生超出现实的幻想。”

　　梅特涅的一生都在追求对于地缘秩序至关重要的信任原则、权力均衡和政治合法性，并缔造了拿破仑战败后持久的维也纳和平。这种对胜利冲动的克制、对意识形态狂热的警惕，以及对地缘均势的追求，实际上也是黎塞留和俾斯麦这样的大外交家超出凡人的地方。

　　可惜，希拉里这样的美国当代外交决策者，尽管备受西方媒体的吹捧，却屡屡在关键时刻，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地缘外交的基本常识。如同腓特烈大帝所言，“很多时候，庄严宝相只是庸人的装饰，而非精明的象征。”这句话，用来形容希拉里，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来源时间：2016/10/19   发布时间：2016/10/19

旧文章ID：11525

作者：宦国苍  来源：财新网

　　1980年代的美国政坛，曾经有一颗相当耀眼的政治彗星划过华盛顿的上空：科罗拉多州籍的民主党参议员加里•哈特。他出身中产阶级，靠自己打拼上了耶鲁法学院，然后当律师，再成功从政，直到1987年4月宣布竞选总统。电视和平面媒体上的哈特令人眼睛一亮：年轻英俊，有理想热情，能言善辩，资历完整，而且颇接地气，仿佛肯尼迪再世。几周后，一桩婚外情的披露迫使他退出竞选，从此远离政坛。

　　问题出在哪里?美国选民不接受有婚外情的政治家或总统?那么肯尼迪呢?谁都知道此君为花花太岁，但却人气极旺，完全不影响他的政绩。换句话说，至少在1960年代，美国公众和媒体没有太关注政治家们的私生活。哈特的主要问题在于他拼命抵赖，对媒体和公众撒谎。这场性“加上”撒谎(sex “plus” lies)的微电影彻底改变了美国政治文化:从哈特事件开始，美国媒体和公众对政治家们的私生活关注度大大提高。个人操守也成为选举和评判政府官员的重要标准之一，以至几年以后，哈特的耶鲁校友比尔•克林顿面对美国公众和特别检察官时必须“狡猾地”用“法律语言”来定义“性”，以求避免因为撒谎而被弹劾。

　　在这方面，美国近四五十年的政治文化与欧洲大陆和澳大利亚颇为不同。人们也许记得法国(天主教为主的国家)总统密特朗的红颜知己出席他的葬礼的照片。至于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国家领袖和政治家们的各种花边新闻从来就是媒体和公众的茶后话题，但却基本上没有影响他们的竞选、执政和为官。有时候，为了提高知名度，争取选民的关注，一些政治家还希望公众和媒体关注他们的私生活，有些花边新闻会使他们更加“平民化”。一位澳大利亚总理曾经在回答新闻记者关于他的绯闻问题时说得很直白：“那又怎么样呢?你们(记者们)都那么‘清白’吗?”该记者顿时语塞。社会的共识是政治家和官员们的“私生活”不应该成为选举和评判他们的标准。当然，这是以没有“权色交易”为前提的。在这些国家，官员们为自己的“知己们”及其背后的势力谋取经济利益的例子也的确十分罕见：他们手中的权力“变现”的余地受到许多(包括媒体)的限制。

　　美国今年总统选举的“热闹”看点之低俗冲击了整个社会，已经改变了并且将会进一步改变美国的政治文化。我们不妨来看看一些所谓的“门道”吧。笔者的看法是，这场选战的要害完全不是特朗普过去的风花雪月，或者他“更衣室”或其他类型(如酒吧)的黄段子(他本人已经警告自己的铁票们，自己的政敌会爆的猛料也许还在后面)，而是未来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方向。

　　相比之下，希拉里的表现没有太多意外，是传统的，经验丰富的政客的说法和做法。还是那句话：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也都做了，而且很到位，但是缺乏激情和感染力。至于电邮门和基金会之类“丑闻”，关键点在所谓的“诚信度”。然而，与竞争对手特朗普相比，其这些弱点应该算是“小巫见大巫”或至少在仲伯之间。

　　特朗普表现的可圈点之处包括下面一些：

　　1.个人操守。这包括他歧视女性和少数民族，也许还有其他一些不那么上得了台面的“过去”。谁叫他大肆攻讦比尔•克林顿的风流史来着?一个开过赌场，主持过电视台节目，拍过“小电影”，举办过国际选美大赛的房地产开发商如果没有沾花惹草反而很“异类”，不合“情理”。问题在于习惯于口无遮拦的特朗普的确讲了许多歧视、侮辱女性和少数民族的话。在这方面，希拉里的判断没错：性情中人，言如其人，再多的辩解都是越描越黑。将比尔•克林顿拉出来“垫背”?算了吧。比尔•克林顿的花心不能成为自己不检点的理由，而且他面对的是希拉里而不是比尔。小学一年级的思维和逻辑成为笑柄之后他干脆将脑袋埋入沙堆里：不仅死不认账，而且都是对手的阴谋，反正还没有出现“脏裙子”之类的证据。谁说只有希拉里有严重的诚信弱点?

　　目前并没有证据说明特朗普曾经偷税漏税，虽然一个总统候选人如此大规模地“合法避税”是个“道德(moral)”弱点。他的基金会也是漏洞多多，并且在自己的公司被调查时给检察官们捐款猫腻甚大。因此，特朗普攻击希拉里“腐败”和利益冲突最多也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

　　2.个人秉性。目前看来，特朗普的言论和表现毁掉了本来一场有希望的竞选：社会、种族矛盾和冲突的尖锐化是这场政治搏杀的根本动因。特朗普的铁票们要求改朝换代也基于此。但是，特朗普的个性却难以胜任这场竞争:他信口开河，朝言夕改;他以攻为守，却不掌握起码的数据和逻辑;他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十分容易并且愿意在辩论中钻入对方的陷阱;他和他的团队习惯于胡编乱造，脱离事实，相信“三人成虎”的作用;他听不进或者没有能力接受自己的顾问们的建议，而他的顾问们似乎被他的思路和做法牵着鼻子走(至少他们在媒体上如此表现);等等，等等。说特朗普在第二次辩论中的表现超过60%的观众预期，不过是比较他第一次的灾难性表演而已。

　　问题出在哪里?当了几十年老板的特朗普的自信、自负，习惯于居高临下，而不是从一个平等的地位与对方辩论，过去也没有人与之辩论。作为企业家，他不需要太严谨，太具体，而那些政治、法律和国际问题对于从未涉足政治的特朗普也的确过于繁琐与复杂了。当然，企业家往往不需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颠三倒四、翻来覆去的胡侃更不属罕见。民主政治与商业运作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需要争取大多数选民(不是自己企业的员工)的支持，而后者只要取得自己的商业伙伴的理解和监管部门的支持就可以了。毕竟，美国和世界要比特朗普家族的“集团公司”大一些。

　　3.群众与领袖的对峙。我们说过，特朗普从来不依靠共和党的领袖和精英，而是直接面对和动员“党员群众”。当然，美国的政党组织是相当松散的，并且来去自由。共和党(民主党也一样)的精英和领袖们对其草根组织并没有真正的“领导”和管理的机制和能力。每当选战来临，领袖和精英们所能动员和利用的资源也是有限的，并且他们自己也需要争取连任的选票。作为上层政治“圈外人”的特朗普与这些领袖和精英们不但渊源不深，而且常常格格不入。也正因为他是“圈外人”，特朗普可以自行其是，避开共和党的传统和官僚体系的束缚，按照自己的判断和意愿打这场非常的选战。需要指出的是，共和党面临的政治危机不是从今天开始的。十多年前成立的茶党就反映了共和党内部的右翼思潮和势力对其领导阶层的不满，而这种不满也是共和党近年来内部分裂，无法产生有力的领导人和候选人的基本原因。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生逢其时，舍我其谁”。无论最终是否能入主白宫，特朗普或者他的追随者都会改造共和党及其领袖阶层。

　　4.政治程序。特朗普认为自己是“真命天子”。如果他没有当选共和党的提名人和总统的话，那就是他的对手们“窃取”了本来属于自己的宝座，就会产生骚乱——他威胁说。在此， 特朗普已经置美国政治制度和程序的基本原则于脑后，直接鼓动他的铁票们准备诉诸街头运动和暴力——如果他败选的话。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总统候选人如此说。美国的政治文化和程序是选票决定一切。2000年，民主党候选人戈尔获得总票数的多数，但却输在选举人制度，佛罗里达州的点票乌龙，以及后面的法律程序上。戈尔当然觉得自己的胜利果实被“窃取”了。但是，他最后选择了尊重法律，尊重程序，因为“美国的民主原则和体制比我个人是否当选总统要重要得多”。如果一位候选人因为落选而诉诸街头运动和群众暴力的话，美国的政治文化和民主体制将进入一个恐怖的、暴力的和血腥的新阶段。

　　5.法律与政治权力。特朗普也是第一个公开直接威胁竞选对手的总统候选人：“我要把你关到牢里”。他的理由是希拉里在电邮门事件上撒谎。在美国现今的体制下，总统是没有权力决定一个公民是否应该被判刑的，虽然他有特赦罪犯的权力。他可以任命独立(于政党政治之外)的特别检察官(国会也可以)，对任何人进行调查，甚至起诉。但是，在独立的司法程序完成调查和审讯、得出结论之前，候选人特朗普就用牢狱之灾——法律手段来威胁自己的竞争对手希拉里，这也是前所未闻的。此例一开，美国的法律和政治程序将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呢?几位研究美国历史和宪法的学者告诉媒体，他们不寒而栗，想起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

　　6.对外政策的“新思维”。特朗普的确有自己的一些创见。他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许多说法是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当然，如果当选的话，他是否和能否一一兑现，则是另外一回事。对他的铁票们来说，相对于奥巴马到处树敌、干预的“新冷战主义”， 特朗普含糊的“新孤立主义”有相当的吸引力(关于特朗普和希拉里在对外政策上的区别，及其对本次选战的影响，笔者另文探讨)。

　　目前的民调是希拉里大大领先特朗普。敏感的金融市场的波动方向也如此。如果没有意外的话，特朗普在最后三四周内力挽狂澜的难度很大。如果奇迹出现，一个强势的贝鲁斯卡尼型的总统将会与美国现存的政治和法律体制博弈和对抗。其起点将是对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和任命——假定共和党继续控制国会多数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挟“党员群众”而令“诸侯”的特朗普“大帝”会做出什么惊世之举，取决于制度本身的力量和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较量。虽然在欧洲历史上民主选举选出独裁者的例子不少，但是美国的体制和政治文化应该可以防止这样的悲剧重演。

如果败选，特朗普的选择无非是三：或者像哈特和其他一些败选者一样，回归商界，“该干什么干什么”;或者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煽动他的铁票们以包括街头抗争的各种方式向政敌“讨回公道”。第三种可能性则是成为未来的特朗普主义教父，改造共和党，甚至创立“新党”，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卷土重来(不一定是刚过了70大寿的自己)。是美国社会的尖锐矛盾、冲突和撕裂而不是候选人的个性和特点造成了今年大选的种种“意外”。只要这些矛盾得不到缓和，特朗普主义的提升和完善应该是可以预期的。特朗普会后继有人，而且应该会是更加年轻，更加“完美”，更加激进，更加强势的接班人。

　　作者为博智资本董事长

来源时间：2016/10/18   发布时间：2016/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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