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江明  来源：澎湃新闻

　　近日，一件发生在美国的持枪自卫事件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反响。事情发生在美国奥特兰大，一位华裔太太在家中面对三名持械窃贼时使用手枪自卫，女事主成功将一名窃贼当场击毙，余下两名歹徒中枪后落荒而逃。

　　现场场面犹如枪战大片一样子弹横飞，引发中国和美国社交媒体的热议。

　　由于女事主家中有多部监控摄像，事发后枪战过程被上传到网络，现场场面犹如枪战大片一样子弹横飞，引发中国和美国社交媒体的热议。当地民众特别是华人群体对于女事主勇于“亮剑”的精神表示赞叹。当地一些居民更声称，这名“女汉子”的英勇行为坚定了自己购买枪支自卫的决心。事后，警方判定该行为属于合法的自卫手段，这名女商人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警方也不会对其提出任何犯罪指控。

　　以往，每当美国发生枪击案后，国内舆论总是会对美国政府禁枪无力而大加批判，却很少关注美国民众持枪自卫的情况。事实上，美国政府之所以无法完成禁枪，恰好是因为民众反对禁枪。尽管枪击案件丛生，美国公众却很难就禁枪达成共识，甚至政府每次宣布新的禁枪举措之后，都会引发一轮民间抢购枪支弹药的热潮。

　　那么，为何美国民众即便面对层出不穷的枪击案件，仍旧普遍支持民间拥有枪支的权利呢?实际上，这是个颇为独特的法律问题。

　　在美国，警察是靠不住的

　　国内舆论每当讨论美国枪支问题时，不少人都会脱口而出“宪法第二修正案”，仿佛造成美国现有枪支现状的只是当初立国时的历史遗留问题。然而，从美国民间武器持有量和美国警方的装备水平可以看出，美国民间枪支数量增加只是最近30年发生的事情。美国总统前保镖丹.艾米特就在其回忆录《一臂之遥》中提到，美国总统护卫在很长一段时间只配备了左轮手枪。而现在负责警卫白宫的特勤局特工已经武装到牙齿，装备了可以对抗特种部队突袭的各种武器。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警察中，1980年代前美国警察同样只装备了左轮手枪，且防弹衣并不被视为必要的装备。现在，美国警察不仅配备了可以装填超过17发子弹的格洛克自动手枪，而且每天必须穿着防弹衣才会开始执行任务。

　　美国执法机构武装升级的情况出现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开始购枪自卫，令警察不得不装备更强的武器以避免在“军备竞赛”中落伍。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十分荒谬——当年的一次刑事犯罪判例引发了“公共责任原则”(Public-duty Doctrine)讨论，而这场讨论令警察不能为公民提供足够的保护成为司法上的共识。

　　1981年美国公民沃伦对华盛顿特区政府提起诉讼。原告认为，华盛顿特区警方在接到报警后没有采取实质行动，导致三名女性受到两名歹徒长达十几个小时的殴打和凌辱，负有“直接且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然而经过两轮诉讼后，联邦下级法院和高级法院均驳回此案，并向公众表示：警方对于大众的责任是广义的，并不存在警方对某一公民的特殊关系，在这一层面中，警察没有任何具体法律义务的存在。于是 “公共责任原则”成为美国警方责任的具体界定原则，且经过此次诉讼而被司法固化下来。

　　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解释，所谓“公共责任原则”就是美国警方并不承担因为具体刑事案件处置不当而引发的法律后果;美国警方只有对犯罪分子追捕义务。换句话说，当公民被刑事犯罪侵害时，警方不会为出警不及时或处置不当等问题导致的侵害后果而负责。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谬，法院的裁决等于确认“警方没有保护公民安全的义务”。然而根据法理学和行政现实考虑，这样的裁定又是合乎逻辑的。

　　西方思想家霍布斯提出的“社会契约论”中假设：政府和国家是基于社会契约的制定而产生的，所谓社会契约是指所有人交出了惩罚及报复他人的自然权力，委托“主权者”(也就是政府)代为行使该权利，从而结束人与人之间可以互相残杀的“自然状态”。而社会契约，则是人类所有法律的源头，也就是西方法学理论中至高无上的“自然法”。所以人间的所谓法律，其实只是告诉所有人一个可以预期的后果，比如：谋杀要被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盗窃要被判处监禁或者拘留等等。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法律其实并不禁止人干任何事情，只是明确地告知所有人具体某件事情的后果。警方作为执法机构，只是负责把违反法律的人抓获归案并最终让其承担违法后果的中间机构。所以从法理学上来看，这一裁定符合警察执法者而非犯罪预防者的定位。法院基于法理学的审慎判断，将警察的法律职责定位于“执法”，只有在法律被破坏后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的义务，不承担案发过程中保护受害者的个人安全责任。法院认为：警察对民众的保护是广义概念，而非针对个人个案的概念。

　　这桩被驳回起诉的案件当时在全美引发轰动，各州政府和民众都意识到“自卫”才是最可靠的自保方式，而美国宪法恰好赋予公民拥有枪支的权力。既然如此，还有什么自卫方法比练习射击和拥有自卫枪械更可靠呢?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全美各州都纷纷放宽了公民因自卫需求拥枪的限制，同时各种各样的实用性自卫射击培训也在美国民间流行，直到今天发展为一项老少咸宜、具有多种风格的竞技运动，当然这都是后话。

　　由于美国是判例法的国家，法院对个案的审理结果可能成为未来法院的裁决依据，尤其联邦高级法院判例对地方法院具有指导意义，因此“公共责任原则”成为未来民众与警方诉讼的最终判决依据，影响到日后全美法院对设计警方诉讼的判定。2005年的石城镇对冈萨雷斯案，彻底让枪械成为美国安全生活的必需品。

　　1999年，科罗拉多州石居民杰西卡•冈萨雷斯与丈夫西蒙离婚并取得四个孩子的抚养权。因为前夫有暴力倾向，杰西卡为了保护孩子不受其伤害，向警方申请了禁制令，除了合法探视时间外，西蒙不得进入杰西卡和孩子周围100码内的区域。约两周后，西蒙突然闯入杰西卡家并劫持了三个女儿，杰西卡报警但是警察姗姗来迟。几个小时后，西蒙携带枪支弹药先杀害了三个女儿(原因不得而知)，后来到石城镇警察局主动攻击警察并企图枪杀身在警察局寻求保护的杰西卡。交火中警察成功击毙西蒙，但是三名孩子却已经死亡多时，尸体在西蒙所开的汽车后备箱中找到。事后杰西卡在法院以“在禁制令遭到侵权时未及时反应”为由起诉石城镇警察局，却因为“公共责任原则”而被拒绝审理。杰西卡再次向丹佛市法院提出诉讼，被受理但法官支持当事警察受职业豁免权而免受法律责任，仅确认石城镇警察局对此负有责任。石城镇警局对判决结果不满，并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最终杰西卡败诉，石城镇警方对此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杰西卡的案例意义在于，首先其禁制令是石城镇警方颁布的，即便如此，石城镇警方却仍无需为此承担必然之义务。美国最高院基于此前的“公共责任原则”认定，尽管禁止令为警方颁布，警方却仅仅负有追究西蒙违反禁制令的责任。显然，警方的禁制令也不如当时杰西卡拥有自卫枪支可靠，这次案例使得美国民众彻底确认在罪案发生时，手里的武器比拨打报警热线要可靠。

　　尽管最高院的判决存在很大的争议，然而民众却必须了解一个问题：在罪案发生时，警察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有权在案发过程中不采取或者暂缓采取行动，毕竟警察不是超人，期望通过法律来让警察做出超出自身能力的执法行为，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此例一开则社会将可能陷入更大的混乱中。举例而言，如果法院判决执法单位负有具体个案的法律责任，那么负责美国总统警卫美国特勤局在肯尼迪总统被刺后，则必然被总统家属起诉，这也就意味着以后没人愿意保护总统安全。

　　公民有权持枪制止罪案

　　由于“公共责任原则”1980年代被确立，美国地方政府和议会也基于这种现实，确认民众应该拥有以枪自卫的权力。既然警察靠不住，蝙蝠侠和超人又仅仅存在于电影中，公民自卫当然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然而自卫并非仅仅在家里拥有枪支弹药那么简单，必须拥有可执行的实际法律配套，于是“堡垒原则”开始在美国国内司法界普及。

　　堡垒原则(Castle Doctrine)又被称作住宅防卫法(Defense of Habitation Law)。堡垒原则允许公民在其住宅(包括房屋、庭院和车道)受到非法入侵时使用致命武力进行防御而不承担法律责任。换句话说，基于堡垒原则，居民可以不考虑闯入者的具体动机和是否正在实施犯罪，就对其发动致命攻击，即便闯入者因此伤亡也无需承担责任。在这项原则中，致命武力包括任何有能力将人致伤甚至致死的手段，而不仅限于枪击。在不同地区的法律细则中，对“堡垒”的范围定义也有区别，有些地区甚至将工作场所和私家车也纳入范围。

　　事实上，不仅是美国，在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中都有与堡垒原则相似的条款，只不过在细节上有所异同。比如加拿大的法律中禁止“主动自卫”，通俗地说就是提前准备好武器并以“守株待兔”的方式等待不法分子闯入后给其致命一击是违法的，因为加拿大法律中基于堡垒原则的攻击在必须是无准备情况下做出的;而美国大多数州不禁止“主动自卫”，甚至在社交媒体上众多美国射击爱好者都调侃希望有歹徒闯入他们的家门以便他们可以拿出武器“大显身手”。换句话说，文章开头的华裔女子开枪自卫行为，如果发生在加拿大境内则很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美国地方司法机构故意放宽堡垒原则的可执行性，实际上是鼓励民众持枪在自己家中实施自卫。

　　除了堡垒原则之外，公民逮捕权也是美国支持持枪自卫的重要法律依据之一。

　　此前，在明尼苏达州一所商场内一名索马里难民手持砍刀企图砍杀百姓，路过的杰森•法科纳见状当场拔枪将其击毙，事后也并没有受到任何法律问责。这位见义勇为的英雄不仅是名训练有素的退役警察，更是美国步枪协会的认证教官和USPSA射击运动员，同时还是宣传人人隐蔽携枪自卫的拥枪派，他坚持当时自己在实施公民逮捕权，而美国司法机构也认可了这一行为。

　　公民逮捕权在亚洲地区的司法实践中很少出现，以国内法律为例，公民仅有实施正当防卫的自卫权。然而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英美法系的国家除了自卫权以外，还赋予了公民一项“公民逮捕权”以弥补警察缺位时的公共秩序维护，使得公民和警察一样可以使用武力逮捕嫌疑人，并有权采取致命武力制止犯罪。这项权利的行使范围相当广泛，小到商店老板有权拘留盗窃嫌疑人并将其交给警方，大到在发生枪击事件时民众有权击毙歹徒。有趣的是，在2014年，英国一名酒保在酒吧内试图以“战争罪”逮捕前来消费的前英国首相布莱尔，同样声称自己在行使公民逮捕权。

　　当然，公民在行使逮捕权时也需要十分谨慎，特别是在动用枪支的场合。譬如在2004年的纽约，一位市民在一家面包店内射杀了持械抢劫的歹徒而受到媒体的赞扬和市长的表彰，但在不久后便受到当天同在店内消费顾客的起诉，因为这名“英雄”在射杀歹徒时也使得部分顾客受到惊吓，毕竟目击活人被枪弹射杀的画面很难不给人留下心理阴影。

　　其实，中国古代也曾经存在过民间自卫的法律制度。为了弥补官方执法人员的不足，团练这种类似地方民兵的组织早在周朝就已经出现，而大名鼎鼎的武林高手黄飞鸿就曾经是佛山团练。与西方国家的个人自卫和公民逮捕不同，中国古代的团练制度是以“户”为单位的。被编制为团练户的公民可以持有武器，但是不能持有如弩和盔甲一类的军用武器装备。《水浒传》中多次登场的朴刀就是当时“非军用”武器的代表之一，由于工艺简单、材料廉价，朴刀在明清代农民和土匪当中十分流行。清朝末年，在抗击英国海军和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中，团练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此可见，美国现在民间拥枪数亿支，绝不仅仅是宪法第二修正案那么简单。而是基于法律现状而出现的现象。试想如果没有第二修正案而法院又确认了“公共责任原则”，那么美国民众的自保方式也许会和中国一样：建立封闭围墙且保安严密的社区;每家每户装上防盗门和防盗窗;雇佣更多的安保人员保卫小区。然而由于宪法给了美国民众持枪的权利，而堡垒原则和公民逮捕权又让持枪者具有可操作的持枪自卫方法，所以才会出现文章卷首华裔女子持枪1挑3的案例。

　　根据americangunfacts.com网站的数据，近年来美国平均每年三万多起与枪支相关的案件中，用枪自卫的案件数是枪杀或用枪自杀数的约80倍;每年约20万的美国女性在受到性侵犯时通过枪支成功自卫;英国公民很难购买手枪，而每年每十万英国人中就有2000多起暴力犯罪，是美国的近四倍。枪械在美国民间具有相当庞大的保有量，但不论是法律依据还是事实证明，这样的庞大保有量并非等同于泛滥，也并非是单纯的历史遗留问题和阴谋论者们所鼓吹的“军火利益集团游说的结果”，而是一种动态发展下的社会现象。

　　原标题：“美华裔女子持枪击退3入室劫匪：美国无法禁枪背后的法律问题”

来源时间：2016/10/8   发布时间：2016/10/8

旧文章ID：11428

作者：梁亚滨  来源：澎湃新闻

　　新军事变革对军事战略的颠覆性影响也必然带来对军事安全的重新认知。对中国来说，正确认识这种变革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威慑成为军事安全的核心目标之一，也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逻辑起点

　　毋庸置疑，我国周边特别是海上方向安全面临的现实威胁在呈现某种上升趋势，特别是岛礁领土主权争端与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带来一系列安全隐患。在新军事变革的刺激下，美军提出“海空一体战”，大大加大了我国的军事安全压力。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大国之间的战略威慑平衡已经成为常态，新军事变革并没有颠覆这种平衡，反而更加增强了这一点。美国知名防务专家埃米泰·埃特西尼(Amitai Etzioni)就明确反对美军的“海空一体战”，认为它具有与生俱来的“升级性”，必然导致中美在核、网络和太空等领域的军备竞赛，甚至可能引发核战。日本《外交家》杂志也曾刊文指出，“空海一体战”概念引发的对抗最终可能演变成核竞争。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政府前瞻性的提出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力图避免历史上“大国政治的悲剧”。2014年，中美两国国防部签署了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的谅解备忘录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努力通过高层交往、机制性交流、联演联训等方式构建适应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缓解彼此的军事安全压力。2015年初，美国防部也正式签发备忘录，将“海空一体战”改为“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确保美军在全球公共领域的行动自由，而不是谋求彻底击败目标国，放弃或克制对目标国内陆纵深地区的打击——这意味着美军作战理念重新回到以威慑为主要手段的正确道路上来。尽管中美双方对公共领域的概念依然存在诸多认知和理解差异，在现实中难免出现摩擦，但大方向是明确的，双方军事关系的发展也能够保持稳定。这必然将成为未来大国间军事关系的楷模。因此，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依然存在。我国应抓住新军事革命带来的机遇，摆脱传统的线性思维，建立总体安全体系，增强战略威慑能力，把防御危机、遏制战争和打赢战争统一起来，确保国家军事安全，为国家发展营造良好的战略格局。

　　传统领土主权安全重要性相对下降，网络空间成为军事安全博弈的新热点

　　在威慑战略下，大国间发生实体战争的可能大大下降，但网络虚拟战争的可能性却大大增加。网络攻击的范围往往难以确定国界且不易被追溯，但这并不妨碍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公开宣称武装冲突法适用网络战争。因此，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军事安全的重要领域。作为网民数量世界第一的中国，饱受网络非法攻击之害。尽管这种攻击尚未达到国家级战争的程度和水平，但已经凸显我国在该领域的脆弱。同时，我国在计算机领域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对外依赖非常严重。据有关部门测算，我国每年用于进口芯片的花费为2000多亿美元,已超过进口石油的花费。这大大增加了我国在网络空间的安全压力。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军事冲突中，网络空间的虚拟战争必然会先于现实世界展开，甚至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在节假日、疫病、自然灾害等特殊时期对交通、银行、通讯等系统的网络攻击，同样可以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和政府瘫痪，达到纵深打击的类似效果。2014年美国联邦调查局以网络攻击为由对五名中国军人发出通缉，已经将网络战争的可能性呈现在国人面前。因此，我国军事安全必须高度重视网络空间在未来战争中的重要性，补足短板。

　　安全成为共享的消费品，传统的国家安全乃至集体安全正在转变为共同体安全

　　恐怖主义、极端思想、海盗、核扩散、网络攻击、跨国犯罪等安全问题对整个国际秩序和人类社会构成严峻挑战。全球化不仅仅导致国家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同样导致安全上的相互依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实现自己的绝对安全，安全越来越依赖与他国的合作。各国在相互依存中不仅形成了利益纽带，同样形成了安全纽带。因此，面对区域性、全球性安全挑战，没有任何国家能够置身度外，对安全的应对也只能通过国际合作来实现。这需要我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共同分担国际安全责任，联合致力于维护和保障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安全与稳定。中国海军实施的索马里护航军事行动，正是共同体安全的具体体现，是中央军委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参照有关国家做法，并得到索马里政府的同意后进行的，不仅保护航行该海域中国船舶人员的安全，还承担着保护世界粮食计划署等世界组织运送人道主义物资的任务。各国通过合作寻求安全的努力将营造并夯实共同体安全，有助于减轻传统的安全困境。

　　新军事变革强化了我国与世界的联系，有助于实施赶超战略

　　由于技术的限制，在这场新型军事革命中，我国处于相对劣势地位。这无疑增加了我国对外依赖的脆弱性。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场军事革命所导致的知识和技术扩散速度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因此我们能够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迅速提高在智能控制、网络系统、航空航天等新兴军事领域的科技和应用水平，实现在陆、海、空、天、网领域的系统性一体化军事威慑，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同时，中国应该积极参与新军事革命中的话语权博弈，利用国际法、国际道义和国际舆论，提出相关议题，制定限制新武器开发、利用和扩散的法律与道德规范，建立遵守这些法律和规范的国际共同体，塑造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战略环境。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教授)

来源时间：2016/10/7   发布时间：2016/10/7

旧文章ID：11430

作者：何亚非  来源：侨报网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的战略互动将对全球安全格局的塑造产生重要影响，这就需要两国共同努力，相向而行，以维护世界长期的和平与稳定。

　　一、中美关系的现状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复杂”。

　　之所以说两国关系“复杂”，并非说世界是在中美“G2”的指挥棒下转动，“G2”既不现实，也不可能，而是说中美是全球两个大国，两国间互动对世界政治、经济、安全等诸方面都有着重大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对外战略更加积极有为，中美两国互动密切，在共同利益增大的同时，矛盾和摩擦也在增大，中美关系进入合作与竞争同步上升的复杂、敏感阶段。

　　之所以说“复杂”，从大国政治的角度看，中美具有新兴大国与守成霸权博弈的一些特征。国际社会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是，中美是否会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尽管这一所谓陷阱并非修昔底德本人的预言，而仅仅是后人借此来描述新兴大国与现有霸权可能发生的直接冲突。

　　习近平主席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提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积极倡议，表明中国决心以相互尊重和合作共赢的精神夯实两国的合作面，避免中美走向对抗和冲突。

　　今年9月3日，中美元首在G20杭州峰会期间举行会晤，并发表了35条“成果清单”，其中第一条就指出，双方同意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继续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深化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的协调与合作，同时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这说明中美对两国关系的战略走向是有共同点的。

　　之所以说“复杂”，还在于全球化时代，中美两国已经结成事实上的利益共同体，经济相互依存程度高。无论是贸易、投资还是人员往来，几十年来一直呈现上升的趋势，2015年双边贸易额达5580多亿美元，来往中美之间的人数达475万。

　　这与冷战时期有根本的区别。当时，美苏两国分为两大阵营，军事对峙，经济上“老死不相往来”。如今中美两国虽然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但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增长有着共同的战略利益。两国在全球范围的合作日益广泛、深入。这次G20峰会期间，中美元首共同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递交了两国批准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的正式文书就是例证。

　　二、回顾中美建交37年的历史，两国关系起伏不定，但总体趋势是“螺旋式上升”。

　　两国都坚持合作与斗争两手并用，但始终“斗而不破，和而不同”;美国学者虽有“同床异梦”之说，但中美并没有根本的战略利益冲突。然而，近10年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一些新变化，概括起来讲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两国实力对比有变化。这些年美国经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又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实力与影响力同时受损。而中国抓住战略机遇，继续稳步发展，实力与影响力上升，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贸易总量、科技实力、军事实力也取得较大提升。

　　从全球范围看，中美实力差距缩小，与整个西方世界同新兴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国际大趋势同步发生。美国对华战略由应对“中国崛起”，转向应对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中涉及地缘政治、军事安全、发展模式等深层次竞争增大。

　　令人担心的是，从美国的言行看，似乎更倾向于把中国作为对美霸权地位和现有国际体系的主要挑战者，并且逐年加大对中国的战略挤压力度和态势。

　　美国从反恐转而应对大国崛起，全球战略从中东和欧洲板块收缩，重心向亚太转移，美“亚太战略再平衡”对中国构成军事、外交、经济、政治全方位挑战。中国顶住美战略压力，维护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合理合法举措，常被误读为“中国想战略扩展，将美国赶出亚洲”。中美在亚太长期和平共处本来不是问题，现在却似乎成了问题，正在考验着两国的智慧。

　　二是战略基础和国际环境有变化。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基础始于上世纪70年代双方互有战略需求，冷战后则是全球化浪潮下的全面经贸合作，过去10几年可以说是经贸与全球合作共同驱动。其变化表现在：

　　一方面，经贸关系始终是中美关系“压舱石”，但随着中美同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传统的经济互补性有所减弱，竞争性增强。

　　另一方面，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深入推进，中美地缘政治矛盾开始凸现。中美关系受制于“第三方”干扰或者绑架的现象增多，如日本、菲律宾、伊朗等。

　　再有就是美国政治极化与社会保守化趋向严重，经济民族主义与社会民粹主义大行其道。这对美国对华政策也有影响。今年美国大选就是典型的例子。

　　三、中美关系发展对全球安全环境的塑造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首先，中美两国的相互战略认知将决定两国对彼此和对全球战略安全的判断。

　　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判断是制定对华政策的出发点。从中美关系历史看，美国常常容易误判中国战略意图，这既说明美国的战略逻辑与中国不同，更说明美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往往读不懂，或者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就中国历史和文化而言，需要从三个层面来认识：

　　一是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基因(DNA)是追求“和谐”、“和睦”、“和而不同”，因此维护世界和平、努力与其他国家和睦相处，始终是指导中国对外交往的原则;

　　二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中国饱受列强欺凌、侵略、掠夺的“百年耻辱”，使中国人民更加珍惜和平，更加坚定不移的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投身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进程，经过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取得了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睦的历史性成就。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国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从来没有像现在那么接近。因此，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和改革者。

　　美国的战略思维需要建立在深入了解中国历史文化的基础上。

　　其次，中美需要加强关于全球安全的磋商，需要就此达成基本共识。中美同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按照《联合国宪章》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的责任。

　　这种特殊责任不仅意味着，中美需要建立“不对抗、不冲突”的双边安全关系，避免陷入所谓大国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也意味着中美作为全球大国需要密切合作，共同构建“包容、共享、合作”的区域和全球安全架构。美国需要认真思考基于双边和多边军事同盟的安全体系，是否应该调整的问题，更需要思考各式各样的“平衡战略”，包括“离岸平衡”和“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美关系、对区域安全的危害性。

　　中国早在1950年代就提出处理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1970年代就承诺中国决不谋求霸权、即便中国强大了也决不会这么做的庄严承诺。

　　国强必霸是美国的国际政治逻辑，与美国近代发展历程相吻合，但绝不是中国的国际政治逻辑。因此，美国完全不必担心米尔海默斯教授关于中国强大必然谋求区域霸权的“预言”，更没有所谓中国想把美国赶出东亚、赶出南海的可能。

　　二次大战之前，日本军国主义走的这条死路，无论从文化传统，从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来看，中国都不会、也没有任何理由走这条路。中国是全球化和现有国际体系的主要受益者之一，这为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现实、可行、可靠的路径。中国没有理由走历史上大国崛起依靠侵略、殖民和掠夺的老路，况且这条路根本走不通。

　　四、那么，中美应该怎么做来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呢?

　　可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

　　一是中美在正确认知对方战略意图的基础上，发挥全球大国作用，加强全球战略安全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不断扩大两国的共同安全意识。

　　世界面临许多新的安全挑战，如核武器和核材料的扩散、恐怖主义的威胁、能源和粮食安全，以及气候变化等带来的事关人类生存的全球性挑战。要有效应对全球性安全挑战，没有中美的协调与合作是不可能实现的。中美需要在联合国、G20等平台上加强全球安全治理磋商与合作，发挥引领作用。

　　二是真正落实两国元首就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达成的共识，在政府、民间、企业、智库等各个方面确定具体的目标、时间表和路线图，以元首会晤、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各种对话磋商机制为引领，一步一个脚印地宣传和实践新型大国关系。

　　三是中美需要适应世界格局的变化，进行相互调适，克服各种障碍包括“第三方因素”影响，携手共同构建符合双方和世界各国利益的东亚和全球安全秩序。

　　这有两个层面的意思，第一是中美相互调整，适应在国际秩序和全球安全治理中的作用和位置;第二是以全球安全为重，中美需要排除传统地缘政治的干扰，排除来自“第三方因素”的干扰，在中美包容合作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以“全面安全、合作安全、综合安全”的新安全观念为指引的区域安全、全球安全秩序。

　　中国的发展壮大是历史的必然，任何人也无法阻挡。中国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带来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国际规则的重新调整、国际秩序的重塑、国际利益的重新分配。美国作为现存国际体系的创立、主导者，需要适应这一过程。中国将坚定不移的奉行和平发展的战略，愿意与其他各国分享中国的发展“红利”，希望其他国家来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和快车”。

　　美中若能顺利进行相互调整适应，采取合作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的战略，两国就会成为21世纪国际秩序和全球安全治理的重要合作伙伴，成为新世纪国际体系的重要支柱。

来源时间：2016/10/7   发布时间：2016/10/7

旧文章ID：11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