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Blog Page 1579

大选辩论希拉里完胜,只因更像总统?

作者:封楚诚  来源:世界说

  开宗明义。一言以蔽之,第一场辩论希拉里胜了,而且不是小胜,是大胜。
  从基本盘看,希拉里发挥出了自己最大的优势,“看上去就像总统”(being presidential)。从初选至今,无论是与民主党候选人相比还是放眼各党派候选人,希拉里都是最“建制派”的一个。第一夫人、纽约州参议员、国务卿,这样的履历一骑绝尘。虽然在今年诸如桑德斯、特朗普、卡森等非建制派候选人的冲击下,包括希拉里在内的建制派曾一度颇为狼狈,但到了总统大选50天倒计时、两党候选人开始电视辩论的时候,希拉里的从政经历就成为了她最宝贵的财富。纵观整场辩论,希拉里的节奏把握非常出色,一方面不急不躁,没有轻易表露出自己的情绪;另一方面有的放矢,抓住一些小的细节打击特朗普,且偶有妙语出现。
  反观特朗普,自宣布参选至今,其最大的优势无疑是他的“口无遮拦”和一定程度上的“胡搅蛮缠”。一张大嘴包打天下,为特朗普在诸多社区和选民群体中赢得了“仗义执言”的名声,甚至被部分少数族裔寄望,希望特朗普可以改变由民主党建立的“政治正确”的大环境。然而,特朗普整场辩论并没有坚决贯彻“口无遮拦”的特点——辩论伊始,我们可以很明显地感觉到特朗普把声音压得很低、语速压得很慢,甚至是有些刻意地在控制自己的节奏。但没过几分钟,特朗普就恢复到了正常状态:全场辩论特朗普打断希拉里51次,而自己因为超时等原因被主持人打断30次,两个数字均超过希拉里。
  虽然特朗普看上去在嘴上占了优势,但这一优势并没有被转化为胜势。希拉里在许多表述中都有值得推敲的地方,但特朗普并没有抓住重点,只是像小孩一样胡搅蛮缠,或是在希拉里陈述的过程中左顾右盼,根本不能集中注意力。希拉里整场辩论滴水未进,而特朗普则不停地一口一口喝水,这与之前很多分析人士对两人的判断是截然相反的——要知道,希拉里是那个在辩论前两周因身体原因几乎当众晕倒的候选人。
  回过头来说一说两个人的弱点。
  希拉里最大的弱点,或者说软肋,一是邮件门,二是身体健康。但是这两个软肋,特朗普都没有抓住。
  在辩论的中后段,特朗普点出了邮件门,但是希拉里直截了当、非常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让特朗普后续的攻击显得无力。
  而健康方面,希拉里表现的则更是出乎意料的好:正如前文所说,希拉里整场辩论过程中没有多余的可能导致怀疑的肢体动作,也能够保持专注地回应主持人的问题、回击特朗普的观点。对节奏的把握一方面让希拉里显得更加从容不迫,一方面也让希拉里可以更好地适应辩论的强度,不至于把身体方面的潜在问题暴露在公众面前。
  特朗普最大的弱点,一是税收,二是情绪。这两个软肋,特朗普都没控制好,还都被希拉里抓住了。
  税收方面,希拉里长篇累牍攻击特朗普迟迟不能公布税单这一事实,并直接将这一行为与是否胜任总统挂钩——过往的总统都公布了自己的税单,这使得尚未公布税单的特朗普不再有狡辩的余地。更重要的是,希拉里把特朗普不公布税单的理由掰开了揉碎了分析,要么是你没那么多钱,要么是你捐的钱不够,要么是你偷税漏税了,总得占一条。这就相当于把特朗普逼到墙角上了:如果特朗普不做出正面的回应,那么接下来他面对的不只是诚信与否的问题,而是他是否真的像自己宣称的一样“精于商业”、拥有庞大的地产王国、自己就是美国梦的代表——这将直接影响到特朗普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安身立命的基础。
  在情绪方面,特朗普更是毫无技巧可言,主动挑起情绪的话题,称自己最重要的资源就是自己的“情绪”——这不仅引发在场观众哄堂大笑,更是让希拉里抓住把柄,直接把话题引到国家安全层面,指出特朗普这样一个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人,是不能掌握超级大国核武库的。
  在具体政策层面,希拉里也展现了自己的优势。虽然很多话题是老生常谈,但总归是言之有物,一方面强调了重塑警民互信,另一方面申明了对警察进行重新培训以及心理辅导的重要性。而特朗普的回答则是一如既往的空洞无物,在强调种族问题和控枪时,特朗普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我们需要法律与秩序”,而不能给出更具体的、可操作的答案。
  当然,两个候选人都有一个重大的短板。无论是希拉里还是特朗普,在铺陈自己的政策蓝图的同时,并没有就如何促成两党合作给出具体的路线图。目前共和党掌握国会两院,一旦希拉里当选,参议院很可能重回民主党手中,而民主党想拿下众议院则需要此次选举多赢30个席位,可谓难上加难。因此希拉里一旦当选,面临的很可能是一个分裂的国会。同理,就算特朗普当选,众议院民主党可能也会赢下一些温和派共和党人的席位,这会使得民主党有更大发言权的同时,众议院共和党多数变得更加保守。在这种情况下,两个候选人在具体的政策实施中都将面临一个“如何团结大多数”的问题。
  如何促成最大的政治联盟,使自己上任总统后的诸多宏大构想能够一一实现,将是十月剩余两次辩论中,观众希望从候选人那里听到的回答。

来源时间:2016/9/27   发布时间:2016/9/27

旧文章ID:11338

特朗普和希拉里在首场电视辩论中“对撕”

0

作者:迪米,萨姆•弗莱明,巴尼•乔普森  来源:FT中文网

  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首场电视辩论中,地产开发商、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与前国务卿、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展开了唇枪舌战。特朗普将他的对手描绘为“典型的政客”,希拉里则称她的对手没有作好准备去承担总统“艰巨而巨大的责任”。
  希拉里炮轰特朗普不公开其纳税申报表。自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以来,每一位总统候选人都会公开自己的税表。她对特朗普不公开税表的原因提出了质疑,猜测特朗普或许夸大了他的财富,或许不像他声称的那样热衷慈善,或许企图掩盖他到底缴了多少税。
  希拉里说:“或许他不想让美国人民知道他一分钱联邦税都没有缴。”当她指出特朗普公开的唯一一份税表显示他没有缴纳过任何联邦税时,特朗普回应道:“这让我显得很精明。”
  特朗普反过来抨击了希拉里的电邮丑闻,称“一旦她公布她(在联邦调查局(FBI)对她使用私人邮件服务器一事展开调查前删除)的3万封电子邮件”,自己会立刻公布税表。
  90分钟的辩论展示了两位候选人彼此迥异的风格。特朗普一开始表现得较为克制,说明他打算在这场辩论中采取一种不那么具有对抗性的方式(相对于他在共和党初选辩论中采取的方式而言)。但后来,当希拉里发起尖锐的抨击、将对手描绘为一个令小企业经营者“处境艰难”的人时,特朗普明显被激怒了。
  当希拉里谴责特朗普助长种族主义、传播有关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出生地不在美国的阴谋论时,特朗普反击称,希拉里的助手们也做过同样的事。
  特朗普说:“当你企图表现得比真实的你更高尚时,真的不起作用。”
  特朗普再度将炮火对准美联储(Fed),他曾多次指责美联储与奥巴马政府合谋将利率维持在低位。他指控道:“这个美联储的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美联储比克林顿国务卿还要讲政治。”
  他声称,不仅美国的经济复苏处于近代以来的最差水平,而且就连这个国家现在都处于“巨大、臃肿、丑陋的泡沫”中,一旦利率开始上升,美国将很容易受到冲击。
  公共政策民调(Public Policy Polling)对1000个观看了这场辩论的人展开的即席调查显示,51%的人认为希拉里赢了,40%的人认为结果是特朗普占上风,9%的人表示说不清。在PredictIt等博彩市场上,希拉里的获胜机率涨了几个点。
  特朗普称赞他将企业税率从35%下调到15%的计划是“自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以来我们从未见过的就业创造者”。希拉里称她的经济计划侧重于公平和推进“全面、包容的增长”,而特朗普提供的是只会帮助富人的“编造出来的涓滴”经济学。
  双方接下来还要举行两场电视辩论。这场辩论开始时的民调显示,在距11月8日的大选还有43天之际,特朗普的选情实际上与希拉里旗鼓相当。彭博社(Bloomberg)的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领先对手两个百分点,而RealClearPolitics汇总的近期民调显示,希拉里保有平均1.6个百分点的领先优势。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6/9/27   发布时间:2016/9/27

旧文章ID:11337

中国人为什么会希望特朗普赢?

作者:唐世平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对于今年的美国大选,特别是总统选举,国人恐怕是空前的关心。不过,这篇短文并不关心谁会最终赢得总统职位,而是关心为何特朗普在中国会有众多的支持者。笔者认为,支持特朗普大概有六种心态。当然这六种心态是可以相互交织(或者相互强化)的。
  这六种心态又可以分为两个大类。
  第一大类的心态可以称作为“科学实用性的(scientific instrumentalism)”心态。
  这其中的第一种心态可以是说是一种“motivated bias”——有些人由于预测过特朗普要赢,因而希望他赢,这样可以宣称自己的预测准确。
  当然,这些预测特朗普要赢的人士,也有可能具有第二大类中的几种心态。具体是否有不同心态的交织,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这其中的第二种心态是一种“实验”心态。从“实验”的角度来看,希拉里做美国总统不会有太多惊喜。反倒是特朗普上台可能惊喜多多,比较好玩。
  第二大类的心态可以称作为“价值实用性的(value-based instrumentalism)”心态。具体而言,可分为四种心态:
  1.从内心认同特朗普:他心直口快,不讲政治正确,体现了职业政客不同的风格,喜欢他在电视节目《学徒》那里的强势拍板的感觉。
  2. 因为希拉里对中国太强硬而不希望希拉里获胜,而特朗普似乎不见得非要和中国过不去。至少他表示不会和俄罗斯过不去,而俄罗斯和中国关系不错。
  3. 希望特朗普把美国搞得一团糟,甚至比小布什还要糟糕。这样能够为经济正在下行的中国赢得至少4年的新“战略机遇期”。
  4. 想看美国民主的笑话。试想一下,如果地球上最牛的民主国家最后选了特朗普这样的一个人做总统,那美国人还有什么可以为自己的民主系统自豪的!
  【后话】
  关于具体的选情和最终的选举结果,其实笔者并不是特别关心。不过,我二月份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系做完演讲与师生们共进晚餐时曾说过(伯克利和整个加州素来都是民主党的领地,以至于特朗普在大选阶段根本不会去加州竞选),民主党确实有可能因为不选桑德斯做总统候选人而最终输掉总统选举(我也在微信圈说过)。我的理由主要有两点:
  第一,美国民众正在进行一场和平的反抗,因此两个党都面临非建制派候选人崛起的挑战。共和党的非建制派候选人最终在初选获胜,而民主党则成功地打压了桑德斯(很大意义上来讲,许多民主党人包括奥巴马本人都觉得,欠希拉里一个总统职位,至少她应该是候选人。毕竟,没有奥巴马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希拉里早在2008年就是美国总统了!)。这样的结果意味着,民主党没有认清楚美国民众的情绪趋势。
  第二,希拉里是一个有很多包袱(或者说缺陷的)的政治家,而且似乎她不容易体会美国民众试图改变美国的政治经济格局的情绪趋势——因为她本质上是一个精英主义者。
  当然,我对最终的结果没有做任何预测,因为我已经试图将选举预测科学化了。那么如果我也依赖目前的民意调查来预测,那我和你们的预测就处在同一个水平了!

来源时间:2016/9/27   发布时间:2016/9/27

旧文章ID:11336

FT社评:美国还能领导气候行动吗?

作者:社评  来源:FT中文网

  上周,联合国(UN)颇为乐观地宣布,全球即将迈过让巴黎气候变化协议生效所需要达到的门槛。超过55个国家加入了该协议,它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约占全球的一半。然而,如果美国法庭否决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清洁能源计划,这一里程碑几乎瞬间就会倒塌。
  能源企业以及共和党控制的多个州表示,奥巴马使美国碳排放量在10年内减少逾四分之一所采用的方法是违宪的。听证会于周二开始。法庭对联邦政府监管权范围的看法是问题所在。但其结果将关系到美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领导力以及巴黎气候变化协议本身的存续。
  反对的理由看上去深奥,其实不然。反对奥巴马计划的人士表示,奥巴马要求各州减排是越权之举。他们声称,这过度解读了《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该法案赋予美国环保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监管本地污染物的权力,例如汞和硫磺。他们还表示,奥巴马的计划违反了美国宪法,因为宪法禁止联邦政府控制州的资源。
  法庭已裁定,二氧化碳是污染物,因此在环保署的监管范围之内。但原告们表示,奥巴马即便对这项权力也使用不当,他设定了宽泛的任务框架,让各州自由决定如何达到它们的减排目标。根据这种狭隘的解读,奥巴马只应有权关闭精确界定的污染源。
  无论从现实还是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些反对意见都是没有说服力的。奥巴马表示,在一个广泛框架下,由各州拟定各自的计划是最合适的,因为它们比联邦政府更了解本地能源需求。奥巴马这么说无疑是对的。一些州可能选择让燃煤发电厂继续运营,代之以严格的能效规定。还有一些州可能希望采取相反的措施。
  不管是哪种做法,如果上述反对意见得到支持,奥巴马将被迫一个一个地提出各州应如何执行减排任务的计划。结果是一样的。但做法会更具干预性。法庭有可能以宪法为由彻底否决该计划。但可能性并不大。美国联邦政府的领导权是有法律依据的。
  即便奥巴马的计划完整无缺地得到法庭允许,但如果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11月当选,它也就毫无意义了。特朗普发誓将让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并废除奥巴马在减排方面的行政做法。相比之下,如果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当选,即便她对奥巴马计划有所修改也会是可控的。她的政府可能会在不降低目标的情况下调整减排手段。
  法律挑战以及关系重大的总统大选都突显了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美国领导力的脆弱性。只要美国国会拒绝通过征收碳税法律——在近期内立法的可能性很小——这种局面就不会改变。
  这不应阻止支持市场改革的人士在美国国会提出更有力的理由。由于转向页岩气和压裂法并实施了更严格的汽车排放规定,美国有望到2025年完成大约三分之二的减排目标。不管怎样,这一点是现实情况。目前重要的不是美国能源模式的转变而是美国领导力的问题。如果看到美国发挥表率作用,其他国家将采取更果断的行动。
  译者/梁艳裳

来源时间:2016/9/27   发布时间:2016/9/27

旧文章ID:11335

无论谁赢得大选,美国驴象政治都输了

作者:刁大明  来源:微信号:左中右

  经过长达18个月的驴象竞逐,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终于来到了不足两个月的最后冲刺阶段。自7月下旬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以来,该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虽一度在综合民调中持续领跑,但“邮件门”阴影的挥之不去始终缠困选情,而在“9•11事件”15周年纪念活动上“病退”而引出的“阴谋论”猜测已衍生出多个惊悚版本,比如“希拉里只能再活一年”抑或是“希拉里使用了替身”。与事关过去是非的“邮件门”不同,事关未来能否有效竞选或履职的“健康门”俨然已成为希拉里竞选的“九月噩梦”。
  面对希拉里势头的转弱,选择静观其变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基本保持了克制。8月中旬的临阵换将、严控“大嘴”等止血措施促使了其支持率的稳健回升,选情似乎已迫近又一个死亡交叉的边缘。当然,在希拉里快速复工、回归竞选的情况下,如果特朗普在当地时间9月26日开启的三场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上再次出现极端言论的单曲循环,选情或许又将发生再一次的逆转。
  作为后金融危机时代首次产生新总统的选举,2016年大选早已被赋予了太多历史性标签:可能选出美国首位女性总统、可能刷新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创下的首次当选总统的高龄纪录、美国选举政治跨入智能终端动员时代的“门槛之年”⋯⋯
  但最为令人失望的一定是这样一个罕见的现实:这是一场两个历史上最不受欢迎人选之间的白宫竞争。过去数年中希拉里所享有的高满意度在2015年4月宣布参选之后戛然而止,如今只能维持在40%上下,其不满意度却飙升到了至少55%。而特朗普的不满意度更是高达70%,其满意度只有这个数字的二分之一。换言之,也许并非“这届美国人民不行”,而是选民们无可奈何地陷入了无人可选的困境之中。不可否认,产生希拉里和特朗普的制度安排的确如迷宫般扭曲着民意的表达,而仅就本次选举发展到目前的剧情看,驴象两党政治生态中的深层次隐忧也已一览无余。
  民主党:马赛克化与高科技化
  如今看来,一心要亲历并改写历史的希拉里似乎注定在权力之路上遭遇各色牵绊。8年前是年轻气盛的奥巴马,2016年民主党初选又碰上了老气横秋却一腔热忱的伯尼•桑德斯,如今的大选阶段则是“‘各种门’猛于特朗普”。冷眼分析,桑德斯与希拉里之间令人意外的缠斗,应当说是民主党内部不同政治派别——至少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的乔治•麦考文式的“进步主义民主党人”与在1980年代末期得以不断得势的“新民主党人”——之间冲突的延续。
  两个分支之间的最大差异并不在于社会事务,而是经济财政议题。“进步主义民主党”基本上主张凯恩斯主义导向的混合经济体制,强调大政府福利,而“新民主党人”持有着较为保守的财政倾向,倡导以发展经济来为公众提供所谓的“就业福利”,符合“第三条道路”的审美。在很多时候,他们之间的区分度并不鲜明,比如约翰•肯尼迪几乎是个“居间人物”,而自称为“新民主党人”的奥巴马所推进的多个重大政策却带有浓厚的进步主义色彩。
  在这次民怨沸腾、反对全球化情绪高涨的选战之中,极左和中左之间的路径之争被无限放大。即便桑德斯口口声声自诩为“民主社会主义者”,但被其吸引的民主党人却多为进步主义一派,而希拉里自然继承了被认为“新民主党”旗帜的比尔•克林顿的衣钵。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以霍华德•迪安、伊丽莎白•沃伦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民主党人”的抬头,为了回应后金融危机时代下美国面对的复杂内外挑战,民主党内部正在经历着新一轮事关重大的意识形态整合,其重要体现即希拉里在桑德斯的初选塑造下吸纳了更多的平民主义政策议程。
  不过,由政治人物出于选举计算而谋求的整合,无法掩盖民主党目前面临的失衡状态。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最近在《外交事务》上撰文指出的那样,民主党近年来将更大热情倾注于所谓的“身份政治”,转型为代表女性、非洲裔美国人、城市年轻人、同性恋者、环境保护主义者甚至是新移民群体的马赛克化的政党,进而也就把白人男性群体的利益表达置于最边缘的境地。甚至有观点认为,2008年在奥巴马和希拉里之间展开的大选级别的民主党初选本质上就是一场强调“身份政治”的党内厮杀。这种“多元面孔”的疯狂生长的确为民主党实现了重大的选票收获。有统计显示,1976年以来非洲裔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力挺从未跌落过八成,极值即2008年助力奥巴马历史性当选的95%;紧随其后的是拉美裔、亚裔、LGBT等群体,即便是撑起半边天的女性也贡献了55%的多数支持率。
  但民主党的这些面孔在本次大选中却都笑不起来了。受到全球化的冲击,由白人男性占据多数的蓝领中下层大多只能维持低水平就业;中产阶层的空前萎缩也为该群体平添着巨大的被剥夺感。民主党政府推进的一系列政策,比如奥巴马医改,虽说也同样惠及中下层的白人,但后者依旧坚信他们只是搭上了少数裔或移民的便车而已。产生如此强烈而顽固的被忽视感的部分原因,即在低端需求层次上的政策区分度原本就偏小,或者培训与再就业政策因个体差异以及联邦主义下的内耗而大打折扣
  奥巴马或希拉里的民主党丢失白人男性选民盘的同时,高新科技产业的高歌猛进也正在从另一个纬度上改造着民主党的生态结构。其最抢眼的体现当属被广泛讨论的桑德斯等“反建制派”政治人物借助互联网动员的戏剧性崛起。而在与“桑德斯现象”背道而驰的方向上,科技力量所扮演的角色却走得更远。从统计数据上看,接受过大学教育的选民已日渐充当起民主党的中流砥柱,其占比从1952年的12%扩展到2004年的将近60%,而民主党阵营接受的来自信息产业的募款也逐年超越了工会组织能够提供的水平。从盖茨到扎克伯格,从微软到谷歌,所谓的“硅谷民主党人”的得势加剧了民主党在社会与族裔意义上的多元化。但当这种人力成本更低的高新科技与少数裔或新移民一道涌入了与蓝领工人一起争夺低水平就业的混战之时,民主党与蓝领群体之间的蜜月也就被彻底终结了。
  为了竞选造势、凸显亲民形象而搭乘地铁的希拉里被媒体发现竟然不会使用进站轧机,于是人们不禁会想起那个颇为讽刺的说法,即“豪车自由派”。从某种意义上讲,“硅谷民主党人”的大行其道助长了这类言行不一的“豪车自由派”的兴盛。而习惯了坐在豪车里做政治盘算的希拉里们只会乐此不疲地借助大数据来锁定选民,自然无法让在车间里、工地上流汗的蓝领阶层有什么共情之处。这种距离感直接加剧了不可信任的刻板印象,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即便希拉里阵营反复宣称这位68岁的候选人身体无碍,舆论仍旧坚持着忧心忡忡的质疑。
  共和党:枪炮、生意、圣经都不灵
  失去了就业与社会福利庇护的蓝领中下层,很多只能倒向聊以慰藉的精神支柱,即共和党标榜的家庭与宗教价值观。但问题在于,这种转向仍无法平息共和党内部同样存在着的复杂纠葛。
  与民主党人的两个分支或多元面孔相似,1980年代以来由里根一手打造的共和党一般被认为有三张面孔,即枪炮、生意与圣经。枪炮自然指的是动不动就要舞刀弄枪的代表军工利益的军事鹰派,生意代表温和重商派,而圣经则是宗教保守派。目前看,反恐战争与金融危机所引发的美国联邦预算的巨大压力以及国内战略界浓重的“内顾倾向”,明显打压了军事鹰派的活动空间,其代表人物约翰•麦凯恩在2008年以来大肆叫嚣美国在亚太的所谓“威胁”也正是为了尽力争取多一些话语权,而其在今年谋求连任时的捉襟见肘也证明了一个人挣扎的收效甚微。
  相对于军事鹰派的困境,重商派也陷入了进退两难的迷惘,无论是支持自由贸易还是从国内市场和劳动力的考量出发支持移民改革,都难以在民怨爆棚的大选年找到足够的政治市场。这也可以解释杰布•布什或者约翰•卡西奇无力熬过初选的原因。比较之下,唯有宗教保守派继续发挥着共和党党内黏合剂的关键作用,甚至还在过去几年中驯服了茶党势力,弗兰肯斯坦式地组合为“茶党福音派”。但问题在于足以在价值观、家庭观念等传统议题上说服蓝领的宗教派并不能为目前最为棘手的经济与就业关切开出灵丹妙药,于是特德•克鲁兹也只好在初选的最后一刻败下阵来。
  三张面孔的失灵为新面孔的浮现创造了机会,这也就是特朗普倡导的所谓“本土主义”倾向。回望过去,“本土主义”作为共和党党内并不主流的势力也算由来已久,而上一次被关注还是在1940年共和党初选中关于参与二战与否的激烈争辩,其时俄亥俄州国会参议员鲍勃•塔夫脱就是持有坚定不干预倾向的“本土主义者”。而几乎在美国立国之前,来自英国的新教徒移民就自视为“真正美国人”,并将“本土主义”的矛头直指了信仰天主教的其他欧洲移民以及北美大陆的土著。
  在口无遮拦之间,特朗普高超地在族裔和宗教意义上操作着“本土主义”,一方面以严厉的移民限制政策回应着蓝领群体的经济关切,一方面又以强有力的反恐策略满足宗教保守派对外部世界的焦虑。特朗普为共和党招回的这张面孔,的确更为有效地吸引了在本次选举中出现摆动的蓝领阶层,但也很大程度上挑战了共和党传统主流派的心理底线。基于“本土主义”的不干预倾向令军事鹰派无法接受,彻底地排斥“他者”甚至减少与“他者”联动的极端主张也明显伤及重商派利益,而美墨边境筑墙、驱逐非法移民等一系列政策议程走到底其实是与保守主义价值观背道而驰的大政府扩权。更为令人担忧的是,这种“逞口舌之利”的极端做法到底会为美国乃至世界带来什么?
  从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阿米蒂奇到前财长亨利•保尔森,再到曾是2010年加州州长共和党候选人的惠普现总裁梅格•惠特曼⋯⋯盘踞在华盛顿的战略界精英与来自新英格兰地区和西海岸的商界人士携手,吹响了共和党内部最先反对特朗普的号角。而这些人也被认为可能成为所谓的“克林顿共和党人”;甚至据此有预判认为,“克林顿共和党人”会类似于1980年代的“里根民主党人”,促使希拉里•克林顿在本次大选中以类似里根时代的历史性选票优势入主白宫。
  从5月锁定初选以来,特朗普言行的前后不一也凸显了其在团结共和党主流和维持白人蓝领群体支持之间的艰难抉择。而至少自7月底全国代表大会以来,虽然其过激言论有所收敛,但特氏基本上放弃了整合共和党、实现“最大公约数”的努力,转而继续以“本土主义”稳固蓝领基本盘。换言之,竞选总统的特朗普虽然并非彻底无视“学习总统范儿”的建议,但还是在更多时候坚持着“让特朗普做特朗普”的本色出演。
  蓝领真的能撬动驴象政治?
  从茶党运动到占领华尔街,从特朗普到桑德斯,美国驴象政治展现出所谓“党间斗、党内斗”的奇特图景,这也是1856年民主、共和两党对决形成以来的头一遭。依照美国政治学界关于“政党重组”标准的判断,如此“碎片极化”的态势极可能意味着下一次政党重组的开端。本质上讲,政党重组意味着政党选民盘的重大变动。1960年代在《民权法案》与“伟大社会”的推动下南方的非洲裔倒向了民主党;而在1980年代里根又将新英格兰和西海岸的重商派与南方保守派团结黏合在一起。
  让历史照进现实的话,如今被特朗普撬动的蓝领群体是否会导致共和党的重组的确还存在诸多疑问,比如蓝领群体在政治规模意义上会否有与非洲裔同样的体量,如今按照美国社会学界的标准,劳工阶层(working  class)可达到三成,这样的话无疑是个重大数字;又如也要充分考虑蓝领群体与少数裔群体、女性群体之间的交叉关系,如果去除被民主党引力吸引的群体之后,到底又有多少群体正在变动;再如还需要明确蓝领群体的变动是否只是总统层次而已,是否普遍存在于其他选举层次,即能否形成普遍趋势。更为严峻的是,在各自的重大重组,两党接纳、消化新选民盘的过程都相对顺利,至少没有出现如今共和党在“特朗普现象”影响下的致命不适。
  面对后金融危机时代长期作为“沉默大多数”的蓝领群体的觉醒,一面是民主党的长期忽视,另一面是共和党的投机煽动。在为了反对而反对的极化政治和以当选为至上目标的竞选政治的双重侵蚀下,驴象两党被鼓吹为政体润滑剂的“第二宪法”角色快速褪去,选民正在因无法通过政党实现利益表达而对美国政治愈加失望。而今,下一届美国总统只能从希拉里或特朗普之间产生,但无论谁胜出,输的都是驴象两党。他们输给了变化着的时代,更输给了迫切期待变革的民意。

来源时间:2016/9/26   发布时间:2016/9/26

旧文章ID:11341

她和白宫的距离 就是她和丈夫克林顿的距离

作者:王一鸣  来源:观察者网

  (作者注:在本文中,比尔·克林顿将被简称为克林顿,而希拉里·克林顿则简称为希拉里)
  上世纪最后几年,在克林顿深陷莱温斯基事件,对科索沃战争的界限最为摇摆不定的时候,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站到了最前面,几乎凭着一己之力扛住了五角大楼对于派遣部队的质疑和压力,并最终推翻了米洛舍维奇。
  一段时间内,评论界喜欢把那称之为“马德琳的战争”,作为美国首位女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对于这个称谓十分敏感,她指责到,“你们会将越南战争称为麦克纳马拉(时任国防部长,对越战的推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战争,就应该将科索沃称为奥尔布赖特的战争,而不是马德琳,这是对女性的歧视”。
  有点儿微妙。她的意思其实是,你们不用刻意强调“马德琳”这个女性名字来凸显这是一位女性完成的战争,没有必要说这些,收起你们的直男癌,在这场重大而深刻的政治和军事活动中,女性和男性没有什么不同。
  彼时还是1999年。时间过去了近20年,这些年里,美国政坛接连出现了首位黑人国务卿、首位黑人总统、又一位女国务卿。而现在,甚至在稍稍偏多的人看来,美国很有可能出现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
  今时今日,多元价值在美国政坛拥有无与伦比的合法性,任何具有明显性别、种族、阶级概念的观点表达,都是极端的政治不正确。在首场辩论即将临近的时刻,甚至是危险至极的。近期,连特朗普都收敛了自身的直男属性,对待女性和少数族裔群体的态度明显转好。希拉里摔倒之后,也没有跟上去补刀她的健康问题。
  谈及这些,是想要预先埋下伏笔。或许本篇的某些段落,直男逻辑会不得已显露出来,Feminist如果能够搁置对于这些文字的阅读不适,仅就其意欲揭示的道理进行理解,将是笔者极大的感激。
  毕竟,我们没有饱含对任何一方的同情抑或仇恨,这些文字的出发点仅仅是希望把问题说明白,而它也仅仅代表一种新的分析问题的角度,即:
  ——如果,仅仅是如果,希拉里没有成功当选美国历史上首位女性总统,与其去对比她和特朗普差了些什么,不如去对比她和那位更为熟悉,并且已经成功当选总统的克林顿先生差了些什么。
  某种程度上,她和她的丈夫之间的距离,就是她与椭圆形办公室之间的距离。
  不同点——诚信与聪明
  作为任何一名政治活动家,诚信这一概念,几乎是著身立命的全部依赖。然而作为一名极其出色的政治活动家,没有人比克林顿更敢于把这不当回事。
  早在小石城当州长之时,当地居民就给这名年轻力盛的州长先生起了个外号叫作“狡猾威利”(Slick Willie)。一方面,选民们认为他做的不错,在阿肯色这样的小地方,他已经突显出了自己极其出色的经济治理能力,总是能够摆平各式各样的实际问题。然而他从不吐露自己的想法,永远难以接近,政敌们对其居高临下的嘲笑总是恨之入骨。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这是个好色的州长,几乎注定会有很多风流韵事,只是他永远掩藏得很好。
  克林顿的竞选之路遭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没有去越南”的问题,在那个人人都会操着“Nam”的简称以彰显自己对越南事务之熟悉的年份,克林顿竟然先是通过后备训练队的借口非法逃掉了兵役,而后又通过一封虚伪而热情的长信转而拒绝了后备训练队这个借口,从而没有承担任何艰辛的个人义务,在牛津大学舒爽的宿舍里休养筋骨。
  当这些事情被他的对手们费尽心机揭发出来的时候,克林顿仅仅是通过一场脱口秀直播就将这一事件的诚信含义放松到了一个较为随意的标准,释义成一种年轻的调皮。对于那个年代的任何一个名竞选者而言,对于越南义务的背叛相当于对于整个国家的背叛,然而正如评论员马拉尼斯后来所说,克林顿“像一名象棋大师一样应对了兵役”。
  这种能力恰恰是希拉里所不具备的。整个阶段的竞选,“邮件门”给她带来的折冲实在太大,尽管企图重走其丈夫的老路,把一切说成是所有人都会因偷懒而犯下冒失的错误。然而,时过境迁,克林顿夫妇不再是当初顽皮的少年映像,她看起来富于心计,参加了无数脱口秀节目,却始终无法摆脱这个阴影。
  从“邮件门”的1.0,2.0再到3.0,这种损耗是不断绵延的,摇摆的选民和希拉里自己一样,永远不知道下一个版本会出现什么更为致命的信息,永远不知道一个人还可以复杂到怎样的程度,永远不知道自己距离美国政治的真相有多么遥远。诚信的底线不断被拉低,每一次新消息爆出来,就会有新的一拨选民转身离开。更为致命的是,这是一种灰心和沮丧的离开,几乎确定不会再恢复。
  再去看她的丈夫。所有人都知道,克林顿极端聪明,聪明到可以充分利用选民对诚信的容忍边界,最大限度地争取个人利益。无论是兵役事件还是为其职业生涯带来重创的莱温斯基事件,每一次危机出现的时候,他都极有胆量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坚定地矢口否认,等到确凿的证据被披露后,再转而以克林顿式的方式搪塞一切,淡化这一问题的处理。
  很多评论界人士都会提到,在那样的丑闻下,如果被自己亲口否认的事实狠狠地扇了一记耳光,换成任何一位总统,几乎注定会如同尼克松一样遭遇弹劾。而克林顿就是能够做到鸡贼般地苟活下来。
  不仅活了下来,在莱温斯基事件被坐实后不久的中期选举中,民主党丝毫没有受到影响,甚至反而赢得了更多的席位。人们惊讶地发现,克林顿已经和选民们达成了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人们会为他投票,但是已经学会了放弃对他的信任,人们只是觉得国家有一个足够善于总统事务的聪明人是可以的,至于他做的那些不甚重要的承诺,大可置之不理了。
  克林顿成功地戏谑了诚信,成功地教化了选民。聪明可以代替诚信,成功的经济繁荣可以代替失败的个人道德,美国人民和他之间淡淡的关系就是一纸契约,选民对他的精明不亚于他对选民的精明。
  然而这一切必须建立在聪明和诚信同时出现的前提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希拉里的智商高于克林顿,她不过是一名毕业于威尔斯利学院和耶鲁法学院的杰出律师,但在控制选民、深谙世故这方面的本领,希拉里远逊于她精明的丈夫。甚至莱温斯基事件的出现,表明她其实是这种精明最大的受害者。
  然而现在,如同被他的丈夫传染,无论是“邮件门”还是“健康门”,她总是在事情爆发的第一时间负隅否认,又在稍晚的时候面对被揭穿的窘境。然而她不具备回天的本领,在这场愈演愈烈的针对个人诚信问题的声讨中极为被动,甚至有可能因之失去一切。
  如果拥有诚信,希拉里可能如同往年任何一位朴实的候选人一样以年迈而慈祥的姿态步入白宫;如果拥有聪明,希拉里可以同其丈夫一样把选民的忠诚玩弄于掌心,不过是另签了一份浮士德式的契约;如果不够聪明,又失去了诚信,事情或许就如现在这般窘迫,她的确位于天平的低处,但是一切已经在缓缓向对方倾斜。
  不同点——能量与健康
  这一点希拉里被欺负惨了。特朗普几乎是以赤裸裸的性别优势在践踏希拉里的个体尊严,这种践踏他在竞选初期可以用在杰布·布什身上,如果一个政治家族的代表深负众望、文不禁风,看起来蔫蔫的,再怎么讽刺都不为过。
  但是希拉里是一位女性,而且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女性。这位女性二十五年前在与她的丈夫在新罕布什尔州首次亮相的时候是惊为天人的,没有人在竞选初期就能让自己身边的女人有南希般的第一夫人之感。这位女性后来在参议院的工作是年富力胜的,在国务卿的任上是极为勤勉的,或许因为过于勤勉,导致其非常疲倦,在退休之后许久都不肯表态是否竞选总统。
  现在有评论提到了,她是在评估自己的身体。2012年卸任之时,希拉里的核心忧虑一定是——如果有四年的休息缓冲,是否还能够换回两个健康而完整的总统任期。
  按照年龄来看,68岁并不算小,尽管美国政坛如里根、哈里曼这样在古稀之年迎来自己政治巅峰的大有人在,然而希拉里是第一位女性尝试者,她的竞选年龄在历届总统中排名第三。而按照一种直男式的解读,女性在这样的年纪,真心很柔弱。
  二十五年前,当克林顿以46岁的年龄参选时,他是何等的“Energetic”(特朗普经常形容希拉里Not Energetic)。在一次政府预算被国会驳回的尴尬中,克林顿找到了国会里更为年轻气盛的右翼代表纽特·金里奇,接下来的这场对话让这位一向不把克林顿放在眼里的年轻人毕生难忘——
  “你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我是你小时候玩的那个大橡皮小丑,每次你一打它,它就会弹回来。”克林顿停顿了一会儿,又接着说,“这就是我,你打得我越狠,我弹回来得就越快!”
  这真的是只有在年轻人的嘴里,才能够听到的话!在特朗普看来,或许一个总统就该有这样的气魄!
  克林顿的第一个任期,整个国家的对外事务糟透了,特别是还出现了索马里危机这样的让美国政府名誉扫地的事件,克林顿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不久的海地危机中,美国强大的军队被香蕉共和国雇来的一群乌合之众所赶跑,克林顿政府再次颜面尽失。
  在一次对俄罗斯的访问中,美俄双方的安全官员都获得了可能会有暗杀活动的情报,然而克林顿坚持要完成访问,他的理由是,“我绝不会像在海地一样怯懦地离开。”
  随后不久,海地问题也得到了解决,克林顿终于在自己的对外事务上扳回一局。他的助手们发现,克林顿在面对那些最为严厉的攻击时,其反应着实令人叹服,在历经个人的灾难之后,克林顿会变得更加投入,竭尽全力向自己的目标靠近,在威胁面前近乎残酷、无情、疯狂。他们认为,这是克林顿最大的政治优势。
  而这一点,加注在25年后的妻子身上,实在是有些过重了,希拉里不可能再拥有这种负荷的能量储备。即便没有这次的摔倒事件,媒体也早就发现,希拉里难以在巡游演讲中保持状态的连贯性,如果中间没有经过适当的休息,嗓子会哑得很明显,咳嗽会显著增多。
  最为可悲的是,在特朗普的挑衅下,希拉里被迫采取了一种男性方式的竞选风格。在希拉里的演讲中,我们常常能够感觉到她吊着嗓子站在男性的声带高度发出标准的美式演说的声音,那些必须要一浪高过一浪的连续的排比句对她来说难度太大,很多场竞选视频里,都可以看到她十分吃力,在激昂处常常出现破音。
  单从演讲的角度讲,她大可不必如此,特里莎·梅的议会质询中,她从来都是按照自己的声音和字频习惯快速地完成演说。然而美国大选毕竟不同于英国议会质询,它需要一种宏大的演说意识和雄厚的感召力,这都是需要极为充沛的体能储备的。
  据说,在竞选初期,希拉里的团队给她的人设其实是睿智祖母的形象,然而在特朗普的咄咄逼人下,这位祖母的气力被严重地消耗掉了。
  事情永远是这样戏谑,她经过了极其审慎的深思熟虑,走出了参选的这一步,却遭遇了生理意义上可能出现的最大挑战。当一个满负阳气的男人站在你面前微微抬起下巴,一个女性所意欲保持的刚愎节制是那样的脆弱,出手抵抗又是那样的不堪一击。
  相同点——精英欲望与个体自卑
  那种认为美国近三十年的政坛将连续为布什家族和克林顿家族交替统治的说法是极其失当的,布什家族由于部分地继承了里根总统的精英团队和“康乾盛世”,可以勉强算作存在一种家族式的影响力。
  然而克林顿夫妇没有家族。这个家庭成立之时,两个人几近身无分文,甚至没有自己的住房,直到后来希拉里参加参议院竞选时,才不得不根据参选要求在纽约购买了属于自己的居所,而这笔费用还需要依赖筹资人的资助。
  这个家庭成立以后,他们也不过只有一个孩子。去看看布什、罗姆尼那样的一张相框很难装下的大家庭的合影,你就会知道克林顿夫妇是何等的逆袭,能够走到今天又是有多么不易。
  他们所仰赖的是一种源自骨子里的精英意识。这种意识的血脉从肯尼迪兄弟、邦迪兄弟到克林顿夫妇,是民主党区分于共和党的重要品质之一。
  同所有政坛年轻的出类拔萃之辈一样,克林顿是罗德奖学金的获得者,在美国,这个奖学金可以定论终身,完美地解释一个优秀的人的一切。而希拉里在高中时进入了美国优秀学生奖学金竞赛的决赛,是第一个在威尔斯利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的学生,并且在工作后两次当选全美百名杰出律师。
  克林顿是天生的政治家,对自己的能力充满自信,从不怀疑。在民主党蛰伏的多年间,他一直在估价他的潜在对手的实力,并且一再得出结论,尽管没有足够的金钱和资历,然而自己的政治技能和才华要显著强于他们。
  1991年的夏秋,老布什身携冷战和海湾战争胜利的巨大光芒,支持率一度高至90%。民主党内所有稍有名头的竞选者全部退却了。只有克林顿敏感的捕捉到,长期的冷战对峙严重压抑了美国经济的生长力,美国民众已经对战后的新图景出现了巨大的期盼,而布什总统对于国内事务过于忽视,这将有可能让他付出丘吉尔式的代价。(二战期间丘吉尔挽救了整个英国,却在战争尚未结束时被选举下台,由被视为更善于经济治理的艾德礼取代首相,该事件被誉为选举政治中的“丘吉尔现象”。)
  最终,他使这一切成为事实。
  她的妻子同样热衷政治。她本可以简单地选择成为学历最高、最有魅力的第一夫人。如果那样,她注定会比南希更知道如何做一只美丽的花瓶。然而她选择了在克林顿入主白宫后辅助政事,并牵头负责了国家医保改革和儿童健康保险项目。
  在克林顿即将结束他的总统任期时,她已经马不停蹄地开始了自己的参议员竞选。在纽约州担任州长期间,她赢得了东北部民主党核心阵营的认可和支持,而在美国白人女性眼里,她早已成为一面具有极其深刻标榜含义的旗帜。
  他们的精英意识贯穿整个政治生活的始终。即便在克林顿卸任以后,人们发现他仍然通过四处的演讲、顾问、非正式外交渠道、自己的基金会和筹备希拉里的竞选班子深刻地影响着民主党的政治风向。
  直到这个基金会的很多做法被逐渐揭露,人们才意识到过往二十年,是克林顿夫妇在民主党内枝繁叶茂的二十年。克林顿评价奥巴马的那句“他以前只配给我端咖啡”绝对不会是随口说说。
  这种精英意识是好的。自肯尼迪政府以来,已经很久没有在总统的位置上出现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的身影,我们有理由相信克林顿和希拉里也能够如肯尼迪一般,为国务院带来一群出类拔萃之辈。
  然而,他们又是自卑的。
  上帝赋予了他们过人的才智,却没有赋予其在事业起步时足够的社会地位和财富。他们不得不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周围人对他的认可。越是在其十分虚弱、毫无靠山的时候,维系于其内心的生存欲望就越强大,而这将必然给他们施政纲领的独立性带来极大的代价。
  特朗普是聪明的,他比克林顿夫妇更为富裕,并依仗自己的富裕打压希拉里,意欲离析出美国的阶级分野和仇恨。他感知到了民众对于政治经济联姻现象的深刻憎恶,便打着对抗金钱政治的旗号脱引而出。然而希拉里从本质上就没有钱,她无法脱离克林顿强有力的募资班子,也无法不向东北部和西海岸的金融、科技势力作出承诺。
  这样的事情本是美国选举政治的常态,十几年前在克林顿那里甚至更为直接。克林顿首个任期的外交政策是布什总统的旧部在运作,经济政策是各大财团代言人团队的共同成果。在一次有关预算问题的关键辩论中,他几乎是完完全全按照格林斯潘的意思作出了缩减财政赤字的决定,他的一个朋友曾经说,克林顿的身体里没有一根骨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存。
  这种个体自卑也将直接作用于他们对团队的态度,他们并不会像肯尼迪相信邦迪和麦克纳马拉那样相信别人。在克林顿的幕僚中,他对所有可能威胁到其当下和未来统治地位的人物都充满防范。
  其总统任内,国防部长换了三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换了两届,最为重要的国务卿之职或是给了克里斯多弗这样的和事佬,或者是给了奥尔布赖特这样的话题女性,而刚刚赢得海湾战争身孚名望的鲍威尔将军和公认的极为聪明出色的国务家霍尔布鲁克始终无法进入其核心班底。按照某篇评论中的一句话,“克林顿政府的班子更像是一群从学院逃跑的难民,所有位置都遭到了不合适的安排”。
  同样的现象再次出现在希拉里身上。在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中,希拉里没有选择曾担任欧洲盟军最高总司令的海军上将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将军,也没有能够说服党内仅次于桑德斯的进步派伊丽莎白·沃伦,而是又一次从国会山搬来一位约翰逊式的老参议员蒂姆·凯恩。
  按照克林顿夫妇的习惯,自己必须要成为总统团队中的最大话题,能够压住自己声音的力量必须越少越好。这种自卑使得总统与身边所有人都保持着淡淡的距离,克林顿的首任国防部长阿斯平曾向人抱怨,总统的很多想法都是从电视上或是报纸上听到的,整个波斯尼亚危机期间他仅见过克林顿三面。
  相同点——缺乏外交事务的应有重视与职业敏感
  人人都知道,克林顿长于国内经济事务。在他的首个任内,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几乎翻了一番,失业率由8%下降到5.5%,高科技产业蓬勃发展,商业活动的方式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百万和亿万富翁不断增多。某种意义上,是克林顿养育了他们,在这对夫妇看来,现在他们做出一些反哺或许真的毫不为过。
  经济上的巨大成功冲昏了克林顿,也成功分散了国民注意力。几年过后,当人们开始随着保守派转头咒骂民主党延误了重要的发展契机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这几年,总统在对外事务上的成就少得可怜。
  克林顿先天性地缺乏对外事务的基本敏感。一如其为人,整个任期没有与任何主要大国建立起信任与真诚,却囿于道德压力戚戚于索马里、波斯尼亚、海地、科索沃等地的区域性人道主义危机,并一次次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外交灾难。
  长期的冷战使得美国的国务家和民众对世界矛盾的认知单一化了,气候已经松快,人们的意识却仍然板结。克林顿顺应着选民懵懂的对于和平建设和经济复兴的渴望获得了任命,接下来却不知该往哪儿走。
  对于美国而言,冷战结束以后的头号任务应该是如何在对手消退的情况下重新定位自身的国际角色。如果说整个九十年代只剩下一个国家命题,那么这个命题应该是“美国权力的界限”,而绝非国内的经济发展。
  很长一段时间,克林顿搞不清自己对于苏联留下的权力真空应有的态度,保持距离似乎有违胜利者的英明和道德义务,过分干预则又会不由自主地回想起上世纪中叶在中南半岛的噩梦,越南战争给民主党留下太过严重的阴影和分裂,直接挫败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政党信念和合法性。
  在最为重要的十年里,民主党人由于缺少国务运筹的宏观战略,踉踉跄跄地勉力完成了几次维和任务的考验,却使得美国对战后国际角色的定位这一重要的历史使命被严重拖延,直至共和党上台后并形成报复性反弹的保守势力。
  普利策奖获得者,著名记者戴维·哈尔伯斯坦观察到,“那些对自己的信仰怀有坚定立场,带着满腔政治进入国会的年轻保守党人士是如此痛恨他和他的妻子,以至于超越了意识形态,成为强烈的个人攻击”。
  回到此刻,美国再次处于转折的关键节点,新世纪的第三个十年永远是蕴藏着危险的,希拉里站在门口,再次懵圈。
  某种意义上讲,她在任国务卿期间和奥巴马共同采取的对亚洲和中东地区的压制策略颇有共和党的新保守主义遗风。然而伴随中东地区的僭主一个个倒下,留下了马蜂窝般的权力烂坑,无人收尾、无法捡拾。
  而在亚洲,剧变正在发生。奥巴马苦心孤诣的TPP遭到了所有总统候选人的集体弹劾,对南海的意志力又严重不足,对介入存在极大的恐惧。甚至,连菲律宾这样的哨岗也开始反叛,其引发的连带效应将极大地动摇美国太平洋权势的可信性,其深远影响不可估量。
  某种意义上,特朗普比希拉里更能理解时代风貌,特朗普的孤立主义是基于对于选民的心理判断,在他看来,美国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时代节点,虚无主义的文化认知将僭越多年来不必要的全球责任承载,形成更为主流的价值判断。
  希拉里则没有那么复杂,她几乎是本能的偏重于国内议题,这多半出于一种源自其丈夫的旧时习惯,她的团队长于经济,自然只愿谈及国内事务;剩下一半,则源自特朗普“希拉里是最差的国务卿”的高压指责,很多对外事务希拉里确实无法说清楚,而其中有一些,她注定要承担责任。
  这个节点的美国的确颇有风雨。如果特朗普当选,无论是战后几代人垒筑的国际秩序还是美国的对外政策,都可能陷入一场无序;而如果希拉里当选,或许陷入的不是无序,而是更为明确的衰退。
  “自由世界”在守望“灯塔国”的国际角色定位,然而大家也都能够淡淡地感到,无论怎样,一种熟悉的美国治下的国际制度将成为旧迹,长达二十年左右的一号警察的角色,美国是无论如何不会再当了。
  命途
  以下的文字大概只能算作泛泛而谈。
  克林顿夫妇或许还在一重意义上拥有共同点——所谓“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他们看起来分享着几近相同的命运。
  代顿协议签订后,克林顿已经成功应对了波斯尼亚危机,肯尼迪敢于以毕生的勇气用古巴导弹危机挽回自己在猪湾事件中的政治损失,克林顿也做到了。索马里和海地曾经让他遭遇了几近灾难性的开局,甚至对卢旺达的恐怖不敢介入、视而不见,但是海地和巴尔干局势最终还是被他扳回来了。在第一个任期结束的时候,如果不言及战略层面的东西,他在对外事务上的评分是合格的,这使得他轻松获得了连任。
  然而莱温斯基事件毁了这一切,轻松消耗掉了他在首个任期垒筑的全部合法性,没有能够如其它曾经连任的总统一样完成第一任期中由于缺乏政治力量和紧迫的经济问题而被推后的事项。
  全部总统班子的注意力被用来应付镁光灯,克林顿本人则对于出头露面的场合更加挑剔,共和党在长达三年的时间内疯狂地攻击他破坏了总统这一职位的神圣地位,剥夺了克林顿进行政治变革所主要依赖的道德权威。
  克林顿热衷于历史学,在任的最后时间,他全力以赴,希望能够以历史的名义得以为人们所记住,然而他的第二个任期只能在混沌与躲闪中度过。某次晚宴,他的身旁坐的刚好是美国历史家协会的成员多丽丝·古德温,这个协会刚刚完成一份对美国历届总统的评价排名报告,很遗憾,克林顿只是普通地位于中间。这一晚的大部分时间,他放弃了应该处理的很多社交事务,不断地表达自己对得到普通排名的不满,为抬高自己的名次持续进行游说。
  凡事善始易获,善终很难。
  希拉里现在最明白这个道理。她或许永远没有想到,这条竞选之路充满着如此多的非传统性议题的挑战,甚至是自己的健康。还有50多天的高强度工作,甚至第一场辩论即将举行。即便是肺炎,即便是身强力健的成年人,也要静养半月才能恢复,68岁的希拉里确诊6天后便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里,她知道,留给她的时间没有多少个6天了。
  希拉里现在用完了自己最后一张底牌,未来数日,在辩论场上、在电视机前、在巡游拉票活动中,如果再次出现跌倒、喷嚏或者咳嗽,政治后果是致命的。人们会确信自己曾经怀疑的一切,毫不留情地疯狂散去。如果能够熬过这50天,或许,她能够重生。
  这场大选的核心风貌已经改变。人们会记住它,不仅仅因为它肥皂剧般的剧情,更因为它深刻动摇了美式民主的基石。这座屹立于山颠之城的经久信仰,为特朗普和桑德斯的阶级离间所质疑,在疑似俄罗斯的插手中被嘲笑,带给了东西方大洋彼岸国家持续的不安。
  选民们开始质疑从前大选中看过的那些家好月圆、和谐对抗的剧本,转而思考自己在选举中的角色和含义是什么。从来没有一届选举,两派都在呼吁选民们深刻反思自己的肩头使命,每一名选民都被一根根手指点着鼻子,特朗普们在问“你的阶级立场是什么!”希拉里们在问“你要不要拯救美国和这个世界!”
  老布什会为希拉里投票,桑德斯的死士会为特朗普投票,阶级区分首次挑战到了党派意识,而希拉里是这一切变化的首位受害者。如果没有特朗普掀起这一切,这本应是一场不能更为轻松的大选。没有人知道,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也没有人知道,新世纪的第三个十年,究竟在酝酿着什么。
  对于克林顿夫妇而言,这是命途。
  尾声
  不久前结束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克林顿深情讲述了他和希拉里的恋爱故事,那是他的开场白。故事不到三分钟,但剧情很丰富,画面很美好,一直以来人们喜爱克林顿的演讲,一直以来人们也会质疑他们夫妇的感情究竟有多少。如果某日,可以抛去一切浮华,这对夫妇或许本可以生活得很好。
  希拉里后来常常会谈及从前的一段生活。在克林顿刚刚当选总统时最为晦暗的时刻,他和他的妻子正在经历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的政治生活和国家事务的许多挫败。那段时间,据说总统和第一夫人经常是这样开始一天的,他们一起吃早饭,其间希拉里会挑选《时代》或者《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或者专栏,跟他分析里面所有的对待他们的不公平。她敦促总统最好忽略这些事情,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
  她说,这或许是他们最为美好的岁月。

来源时间:2016/9/26   发布时间:2016/9/26

旧文章ID:11334

舆论压力山大,美国警察为何仍然敢开枪

作者:寒竹  来源:观察者网

  ——美国社会的暴力传统和警察暴力

  2016年9月20日下午,美国警方在夏洛特市东北部社区枪杀了43岁的黑人男子斯科特。这起枪杀案当晚就激起了当地民众的抗议。21日晚,夏洛特市的许多商店和建筑物门窗被砸,一些民众、记者和警察被打伤,一名抗议者被他人开枪击中头部,重伤不治身亡。

  由于民众抗议的规模越来越大,北卡罗来纳州州长帕特·麦克罗里宣布夏洛特进入紧急状态,并在该市部署国民警卫队,以维持秩序。

  对于美国社会发生的暴力枪杀事件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对警察的暴力执法和肆意开枪的行为人们也不会感到惊讶。但夏洛特市的枪杀案发生在今天,人们还是禁不住会产生困惑。

  2016年美国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动辄开枪的恶行已经在美国各大城市激起了接二连三的大规模抗议游行,而警察被报复性枪杀的案子也越来越多,为什么美国警方热衷于开枪执法的行为并未收敛?难道执政当局不担心这样长期下去,美国的民众,特别是非洲裔美国人跟警方的仇恨会越演越烈,最后社会走向难以控制的动乱?

  要理解美国警察开枪滥杀的根源,关键是要理解美国社会的暴力传统,而这一点很多人并没有理解到。现在不少人在谈到美国的传统时,开口理性,闭口宽容,常常给世人描绘出一副理性平和的画面,美国的历史和传统仿佛就是在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中一群乡村绅士优雅地坐在一起签署宪法文件;而忽略了这个国家本身产生于暴力和战争,并且靠暴力来维系。

  先来看看美国的暴力传统。美国之所以形成私人持枪的历史传统,是因为暴力冲突的需要,以弥补北美历史上国家公权力的缺位或不足。

  当年的这些殖民者在开拓北美大陆时,社会并未形成有效的国家公权力来维系社会秩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北美殖民者之间的冲突,殖民者和当地印第安人的冲突大都通过武力方式自行解决,暴力冲突和私刑是那个年代的家常便饭。正是由于政府的公权力无法保障民众的人身安全,正是由于政府的公权力无法维系社会秩序,所以普通民众只有靠自己手中的枪支在这种丛林社会中生存下来。

  在北美十三州独立之前,许多州的政府都无法给民众提供工作和生活的安全保障,所以只有要求老百姓携带枪支以求自保。有的州,如弗吉尼亚州、马萨诸塞州和纽约州的政府甚至用法律的形式强制要求民众拥有和携带武器。有的州要求外出旅行和工作的公民必须携带枪支;有的州规定成年男子必须拥有枪支,没有枪支的公民还会被处以罚款。美国的民兵传统也就大致是在这个时代形成。为了保卫各个州的安全和利益,几乎每一个成年男子都是携带武器的战士。

  美国社会的丛林原则在19世纪的西部大开发过程中进一步得到强化。美国社会崇尚暴力的传统也是在这个时期确立的。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行为都会受民间社会的影响。由于美国在建国前和建国初期具有很强的丛林社会色彩,在此基础之上生长起来的政府也具有强烈的暴力色彩。还在1787年美国宪法颁布之前,马萨诸塞州的政府就严厉地镇压了谢斯起义。从美国宪法颁布到二十世纪,美国政府对各种社会起义和动乱,尤其是对工人罢工,历来采取强硬的暴力镇压措施,这一点跟有着社会民主主义传统的欧洲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根据历史资料,自南北战争后,几乎每届美国政府都采取过武力镇压民众的行动。格兰特、哈里森、克利夫兰、麦金莱、西奥多·罗斯福、威尔逊、哈定、胡佛、富兰克林·罗斯福、约翰逊、尼克松等,都有在执政期间使用武力镇压民众的记录。

  美国社会民间崇尚枪支暴力的传统催生了美国政府对使用武力的热衷,美国国家机器为了在力量上压倒民间的武装力量,便发展出一个更为强大的暴力机器,美国逐渐演变为一个依靠警察暴力维持社会秩序的国家。

  2014年12月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一篇专门谈美国警察暴力的文章。文章指出,美国执法系统热衷暴力,非常具有致命性:根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美国警察开枪打死了至少458人。而相比之下,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警察没有开枪打死任何人。

  根据英国媒体的披露,美国的警察组织事实上已经变成了准军事部队,他们给自己装备了榴弹发射器和装甲车。美国全副武装的SWAT特警组执行的袭击次数已经从1980年的每年3000次上升到目前的每年5000次。在如此强大的武装力量的支持下,美国警察系统把全国人口的近1%投入监狱,这是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5倍。

  斯科特在夏洛特市被警察枪杀一案使人们产生的另一个疑问是,如果说美国警方在执法过程中动辄开枪是因为美国私人枪支泛滥,(就在20日下午夏洛特市的斯科特被警察枪杀后三天,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发生枪击案,迄今有5人死亡)那么为什么美国民众不能在禁枪问题上达成共识呢?美国政府宣扬的“普世价值”(包括对人权和生命的珍视)究竟体现在哪里呢?

  根据统计资料,美国民间社会拥有约2.7亿支枪,每100个公民中就有89人持枪。如果严格限制私人拥有枪支,会不会减少美国的犯罪率,从而也减少美国警察滥用枪支的弊端呢?

  问题其实并没有这样简单。美国国会不能通过禁止私人携带枪支的法案,并非仅仅如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是因为步枪协会的巨大影响力。

  如果美国的2.7亿支枪支真正是平均地分散在每一个美国人手中,美国国会恐怕真的会坐不住,要通过某种法案来限制民间的枪支。真实的现实是,2.7亿支枪并非平均地分散在民间,而是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这些人主要是郊区和农村的白人。所谓美国人人可以携带枪支是一个迷惑了不少人的不准确说法。

  最近英国《卫报》发表了美国哈佛大学和东北大学联合做的调查报告。根据这份调查,全美大约一半的枪支集中掌握在3%的持枪成年人手中。这小部分美国人平均每人拥有17支枪。这份调查也显示,美国的持枪者大多是白人、男性、思想保守、生活在农村地区。非洲裔美国人中只有14%自称持枪。

  针对美国民间枪支的分布情况,有美国人说,第二宪法修正案对黑人是没有意义的。一来黑人能合法携带枪支的人很少,二来,当黑人面对警察时说自己带有枪支,很可能被当场射杀。

  所以,简单地把美国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动辄开枪滥杀的行为归结为枪支泛滥并不准确。近年来发生的警察肆意开枪滥杀的事实表明,美国警察很多时候在开枪射杀嫌疑人员时并没有受到生命威胁。这一次警察对毫无威胁的斯科特开枪射杀并非个案。美国民众每一次走上街头抗议警方滥杀无辜的示威游行,基本都是因为警察枪杀了没有任何威胁的嫌疑人员。

  美国社会高度丛林化,民间社会的枪支分布极不平衡,而美国的犯罪案发地点也极不平衡。根据美国政府的统计资料,在2016年上半年,美国发生的枪杀案有23000多起,其中大规模枪击案(伤亡4人及以上)136起。死亡近6千人,受伤12000多人。其中未成年人伤亡1500多人。美国发生的枪杀案在发达国家中可谓首屈一指。但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绝大多数的凶杀和暴力抢劫案件都是发生在各大城市的贫民区。在美国许多的富人区,治安相当良好。

  理解了美国社会的传统暴力文化,理解了美国枪支的民间分布情况和犯罪发生地点的不平衡分布,就会明白,美国警察在执法过程中滥用暴力和动辄开枪滥杀无辜的事件还会发生,斯科特在夏洛特市被执法警察枪杀绝不会是最后一次。而民众的示威,媒体的责问都不会让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限制或约束警察的开枪权力。美国的主流社会更不会因此而质疑美国的司法制度和执法程序。

  美国就是一个崇尚暴力的国家。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美国赋予警察使用暴力的权力是最大的,而普通民众对警察使用暴力的承受度也是最大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主流社会中有相当多的人希望警察拥有强大的武力,希望警察用暴力执法行动来保障公共秩序和社会安全。热衷暴力,容忍暴力,这是我们理解美国统治精英的一个重要特征。

  同样,枪支是丛林社会的最佳武器,而枪支的分配并非人人均等,美国的财富和购枪法律对枪支在社会中的分配起着决定性作用。美国国会及主流社会非常清楚这一点。全面禁枪对社会的强者来说是作茧自缚。只要按照美国的自由市场进行社会分化,再加上购买枪支的种种法律限制,民间的枪支会自然集中在少数精英和郊区及农场的普通白人手中,而这些人总体上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并无威胁。

  所以,即使美国再发生多少起警察枪杀平民案件,再发生多少起枪击犯罪案件,美国国会都不太可能通过全面禁枪的法案。这不是因为第二宪法修正案,而是美国统治精英的需要。

来源时间:2016/9/26   发布时间:2016/9/26

旧文章ID:11333

阮学勤:美国大选的“雌雄对决”

0

作者:阮学勤  来源:FT中文网

  美国历史上或许是最抓眼球的一场总统大选辩论即将拉开帷幕。
  周一,唐纳德·特朗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将在纽约州霍夫斯特拉大学正式展开同台竞技。这场辩论将是美国总统选举历史上第一次的“雌雄对决”,希拉里作为首位女性总统候选人,将对阵史上最不按牌理出牌、最大嘴巴的共和党对手。这场厮杀万众瞩目,很可能成为历年大选辩论收视率最高的一次。
  世界人民迫不及待地想看这出戏。像特朗普这样的另类候选人,不管他是招人爱还是恨,本身就是收视率的保证。如果这个超级喜欢出镜、以发表出格言论著称的候选人不留下几句让人记忆深刻的奇谈,那他也不可能从一个不被任何人看好的闹剧明星最终变成冲击总统宝座的“黑马”。
  对于关心美国前途的选民来说,或许多了一层焦虑和不安。男女主角双双都是史上最不讨人喜欢的总统候选人,堪称罕见。他们又截然不同:一个没有任何从政经验,但以其口无遮拦树立了极高的辨识度;另一个经验丰富,面孔被人熟识,却好像没有人真正了解她内心的喜怒哀乐。
  最近两个候选人的支持率咬得很紧。在华尔街日报/NBC新闻对已注册获得投票资格的选民的调查中,希拉里的支持率领先特朗普5个百分点,这个差距比8月缩小了4个百分点。这当然和她的健康状况和此前攻击特朗普的支持者等言论有密切关系。而最近特朗普厚着脸皮改口承认奥巴马的出生地是在美国,也为他带来一些非洲裔选民的支持。
  风格或许比知识更重要
  看客们想看戏,主角们也认认真真地在揣摩角色。在双方已经无数次公开表述过各自的政策理念之后,他们在知识面上的较量估计不会给观众带来太多惊奇。特朗普是政界的门外汉,即便他在政策辩论上落于下风,支持他的选民可能还是会认为,不懂政策的特朗普,才是政坛亟需的新鲜力量。希拉里熟知政策,如果她侃侃而谈,并不太可能赢得加分,但是她出现任何失误都可能造成减分。
  NBC新闻说,希拉里团队最担心的一件事是,公众对特朗普的评价标准可能过低,而对希拉里的评判标准又可能过高。所以他们已经分头联系记者,要求他们写稿时笔下留情,一碗水要端平!
  更多的看点在于双方究竟会以什么风格和面貌出场。特朗普是会故作绅士优雅,还是会本色出演摧花辣手;病后复出的希拉里是会利用女性柔弱来获得同情,还是会展示内心的冷酷坚定,这些都将为当天的辩论掀起层层波澜。
  演员们还在闭门操练,媒体们已经等不及了。在江河日下的订阅量压力下,即将到来的辩论无疑是提升年终奖的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不,《纽约时报》刚刚以每天往信箱递送广告的初级营销方式说服本人以每周1美元的价格订购它的电子新闻,可谓用心良苦。那边厢《华盛顿邮报》也打出全年订阅打2折、仅需19美元的广告,让人欲罢不能。《纽约客》每周几乎一半版面都送给了总统大选,说实话,其文笔之犀利俏皮,内容之别致有趣,每周仅花1美元的吆喝,居然都被我残忍拒绝,实在觉得有点对不起它,可是它每天推送给我的免费电子文章都看不完。福克斯新闻(Fox News)霸占了优酷。而CNN早已“挂羊头卖狗肉”,还没鸣锣开场,就已经迫不及待打出了“特希辩论”的大标题 。
  烟幕弹,还是玩真的?
  记者们也忙,纷纷变身狗仔队,刺探双方筹备辩论的情报。福克斯新闻、纽约时报、NBC新闻,纷纷在最醒目位置披露双方的辩论策略。这些美国人,什么都提前透露给对方了,还有什么秘密可言,怎么出奇制胜?还是应该多学学我们文明古国的《孙子兵法》嘛!值得玩味的是,他们从不同信源挖来的情报各有噱头。
  福克斯新闻说:这次特朗普的策略将是:“让希拉里做希拉里(Let Hillary be Hillary)”。它说特朗普这个房地产大佬届时会让希拉里尽情地一个人说个够,她说得越多,丢掉的观众越多。(看完这段,你觉得福克斯靠谱吗?我怎么感觉可能是特朗普团队放出的烟雾弹?)
  纽约时报说,希拉里和特朗普准备辩论的方式截然不同。希拉里正在和幕僚研究厚厚的资料,分析揣摩特朗普可能的心理模式。希拉里发现,当场抓住特朗普的辫子说他撒谎,这招不太有效。她需要让全国的电视观众亲眼看到特朗普的脾气性情是怎样不适合当一个总统。而特朗普同学仿佛自我感觉是那个校园里最牛气哄哄的人物,只要是他交的论文就绝对炫酷。据说他拒绝像希拉里那样笨笨地一遍遍模拟操练,他的团队相信让特朗普记住一些零碎的数字和资料完全是多此一举,还是往他的脑袋里装些大问题来得实用:就业、反恐、保护国土安全,当然还有…修墙!呵呵。
  辩论重要吗?
  事实上,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辩论不太可能对最终结局起到关键作用 。我在乔治城大学选修的美国政治课上,研究大选40年的老教授告诉我,别看民调经常被一些小因素左右而大起大落,让人提心吊胆,其实,政党的力量要远远超出个人的影响力。每个选民的政党认同感对他们的选票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教授说,每三个美国人中大概有两个自我认知是明确支持共和党或民主党的,这些人当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有很高的忠诚度。而剩下的所谓独立派中,多数人或多或少仍然有左右倾向,真正没有偏向的中间派,在所有选民中的比例只略高于10%。 这部分选民曾在历史上被认为是民主社会中最理想的组成部分,因为他们没有先入为主的党派成见,也被认为是最可能影响选举结果的摇摆派。可是,后来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发现,真正的中间派其实索然无味,对参与政治讨论毫无兴趣,不关心外面的世界,是民主社会中最无聊、无用的一部分人。老教授总结说,美国社会总体还是稳定性超过波动性,民意并不那么容易被左右。然而,他话锋一转:“特朗普是个例外。“ 他不仅作风特别,而且理念和真正的共和党主张有很大差别。
  老教授阅历深广,他对美国居然找不出一个德才兼备的候选人表示遗憾。不过,经历了沧海桑田的教授,却和我一样怀着略微兴奋的心情,搬好了小板凳,对下周一的辩论翘首以待。
  榜样的力量
  不管希拉里是多么熟知政策,不管特朗普是多么不按牌理出牌,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目标:赢得观众的心。他们不一定要说服观众,但一定要让他们笑。
  此时此刻,他们估计都想从一个共同的榜样那里汲取智慧,那就是:罗纳德·里根。
  在1984年争取连任的总统大选辩论中,73岁高龄的里根被民主党对手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问道,他的年龄对于当总统是否太老。这个问题击中了里根的软肋,他的夫人南希紧张地坐在台下为他助阵。这时,只见里根不慌不忙地回答说:“在这次竞选中,我不会抓住年龄这个问题不放。我不打算为了政治目的而钻对手太年轻缺乏经验的空子。” 带着优雅的微笑,满脸皱纹却信心十足的里根拿起桌上的杯子,不慌不忙地喝了一口水,回头看看比他年轻17岁的蒙代尔。蒙代尔什么都没说,不由自主地对里根投以微笑。那一年,里根以悬殊比分击败对手赢得连任。
  (作者为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专业硕士生,香港中文大学金融MBA,此前为资深媒体人 )

来源时间:2016/9/26   发布时间:2016/9/26

旧文章ID:11332

非洲公众如何评价中国的对非援助

0

作者:韩冬临,黄臻尔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06期

  内容提要
  中国的对非援助是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作者采用非洲民主动态调查2010年数据、美国全球发展研究中心和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援助数据"项目(AidData)共同创建的中国对非援助数据库2000—2010年间的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影响非洲公众对中国援助效果评价的宏观和微观因素。
  虽然存在国别的差异,但是非洲公众非常正面地评价中国对非援助的效果。在宏观层面上,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受援方更为正面评价中国援助,而中国援助规模和援助的领域与公众评价没有必然联系。在微观层面上,年龄、男性、教育、黑色人种和媒体消费与援助评价具有正面关系。
  因此,在进一步深化对非援助改革过程中,需认真考虑援助的针对性和必要性。比如,重点加强非洲的民生项目援助,而不是简单地扩大援助规模。此外,中国在积极落实对非援助承诺的同时,还需要开展有效的外宣工作,在国际事务上"讲好中国的故事",才能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得到更多非洲人民的肯定。

  感谢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政治学系助理教授玛格丽特·罗伯茨( Margaret E.  Roberts)以及《世界经济与政洽》杂志匿名评审专家的意见和议文中可能的疏漏由笔者负责。

  1、引言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大量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国际援助。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和中非关系的不断发展,中国对非援助更是达到了一个历史新高度。《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 )》白皮书的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2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达893. 4亿元人民币,其中51. 8%投人到了非洲地区。中国的援助积极支持非洲国家建设基础设施,加强贸易发展,帮助受援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减少贫困和改善民生。
  随着中国对非援助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国援助的效果也引发了广泛的反响。一方面,中国的援助受到世界广大国家包括非洲国家政府和人民的高度称赞。例如,前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2007年曾赞扬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和投资,认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是非常有利的,能够帮助非洲国家开发基础设施,帮助这些国家利用它们拥有的自然资源" ) 2014年加纳官方媒体刊文称赞“中国的对非援助不附加条件,在基础设施等可以显著改善人民生活的领域提供援助。较‘华盛顿共识’而言,‘北京共识’在非洲更具吸引力”。然而,中国对非援助也受到了许多质疑,“新殖民主义”“掠夺资源论”“破坏环境论”“漠视人权论”等不绝于耳。有学者认为中国对非援助的同时导致了中国企业在非进行寻租行为、攫取抢占当地的自然资源、扶植不民主的政权等。由此,中国的对非援助又产生了争议。
  面对争议,中国学者一直为中国的对非援助正名,驳斥各种“新殖民主义”论调。例如,罗建波和刘鸿武分析了过去50年中国对非洲援助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提出基于真诚相待、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对非洲提供援助是推动中非关系不断发展的助力,是维系中非友谊的重要纽带。这些研究全面客观地阐释了中国对非援助的阶段性演变,用对外援助取得的成果客观展现中国在非洲的积极作用。然而,现有的研究缺少非洲公众对中国对非援助的主观评价研究,也缺少结合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共同分析公众评价援助效果的研究。因此,本文采用非洲民主动态调查(Afrobarometer Sur-veys)2010年的数据,结合美国全球发展研究中心(Centerfor Global Development)和美国威廉玛丽学院的“援助数据”项目(AidData )共同创建的中国对非援助数据库( china. aiddata. org) 2000-2010年的数据以及其他政体和经济发展的数据库,对非洲公众评价中国援助进行多层分析,试图从实证数据出发,分析非洲公众如何评价中国的援助及其影响因素,也就是基于受援者的视角分析中国对非援助的效果。
  本文的研究有多方面的意义。从现实角度看,自2013年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将非洲纳入以基础设施互通互联为主的“一带一路”大战略的范围是深化中非之间经贸发展等各方面合作的一个绝佳契机,中非之间的互利合作在未来也将进一步得到加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对非援助成为连接中非政治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因此客观地解读中国对非援助现状、认识非洲公众对中国援助的看法,可以帮助非洲和国际社会更全面地理解中国的援助政策,从而更好地塑造中国在非洲的国家形象并扩大国际影响力。特别是国家主席习近平2015年末访问非洲并出席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强调中非历来是命运共同体,提出把中非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承诺北京将同非洲一起迎接中非“双赢合作新时代”的到来,中国愿在未来三年内提供600亿美元无偿援助以重点开展广泛惠及非洲国家的“十大合作计划”。展开大规模的对非援助,只有认真分析之前援助的经验和教训,才能更好地落实中国对非洲的承诺,为世界发展做出贡献。
  同时,本文主要是从受援者自身视角来分析中国对非援助效果。援助效果往往是援助方与受援方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相互影响的结果。从受援方角度,国际援助的效果体现在是否可以促进本国经济起飞和社会进步。从援助方角度,不同国家或者相同的国家地区在不同阶段由于目标、理念和工具的差异,援助效果也会有很大差异。基于上述考虑,本文采取受援者自身角度分析中国对非援助在非洲公众中取得的成就以及哪些因素会影响援助的效果,为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对非援助政策拓宽视角。从理论角度看,本文的研究属于公众态度的研究,同时也可为分析政府政策评价的影响因素提供更多的参考。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DECD)援助委员会的定义,官方发展援助(ODA)被定义为当某国政府或政府机构在一定的财政优惠条件下,以提高经济发展和福利为目的,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赠款或贷款,其行为就属于海外发展援助的范畴。中国对于“对外援助”的理解与经合组织的定义大体符合,但存在一些差异。中国的对外援助政策包含更广泛的内容,并更具弹性和灵活性。2011年首次发布的《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界定了中国对外援助资金的三种类型: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本文所探讨的中国对非援助包含援助政策中的两个部分,即合作与海外发展援助。合作是指与非洲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包括直接投资;海外发展援助则是指赠款、优惠贷款、减免债务、无息贷款补助,或是根据需要来提供技术援助等。此外,还包括在饥荒、自然灾害或类似情况下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如非政府组织捐款。本文采用美国全球发展研究中心和AidData共同创建的中国对非援助数据库的数据进行分析。该数据库通过对不同中外媒体源的相关报道进行挖掘与整理,搜集到大量公开或者未公开的中国对非援助项目层面的数据,然后根据援助主体类别的不同,将中国对非援助区分为官方对非援助和非官方对非援助。其中,官方对非援助的主体包括财政部等中国政府机构、共青团等政党组织以及中国开发银行、中非发展基金等与政府相关的金融机构。非官方对非援助的主体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参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以及科研院所等。本文以下内容会分析官方与非官方援助效果评价的差异。
  本文共分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描述了中国对非援助的背景,对21世纪以来的中国对非援助特征展开分析。第三部分总结了公众对援助评价的相关研究,并在前人基础上提出研究的变量与模型。第四部分是数据和变量的测量。第五部分是运用多层模型对研究的问题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和分析相关。第六部分是简单的总结和讨论。

  2、中国的对非援助
  中国对非援助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展开,尊重受援国主权,不对非洲国家内政进行干涉,援助政策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本部分通过分析AidData中的中国对非援助数据,从援助的金额和项目、援助的主体、援助的形式、援助的领域等几个角度简单介绍中国对非援助。
  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国对非援助呈现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根据中国对非援助数据库的不完全统计,2000-2012年间中国在50个非洲国家进行了2546项援助项目,援助金额共计830亿美元,这反映了中国21世纪以来在非洲国家的援助项目的情况。图1显示的是中国对非援助的金额和项目数,在金额上,从2007年开始有了较大规模的提升,2010年以后提升尤其明显。
  中国对非援助项目和金额大幅增长的同时,援助的主体也不断地多元化,政府和非政府的项目都快速增长。企业、金融机构、科研院所等不同类型的法人主体都积极在对非援外项目下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图1同时显示了对非援助的不同主体。从不同援助主体涉及的项目数量来看,有政府背景的官方援助是中国对非援助的主体,在2000年至2012年间官方援助主体涉及的项目数量远超非官方援助主体参与的项目数,占据每年总项目的比率均在70%以上。但是官方援助金额的波动具有周期性,每三年到四年为一个变化周期,而非官方援助金额在2002年至2011年间增长速率惊人,但起伏波动较大。
  中国对非援助存在不同的形式,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经济援助。图2显示的是不同形式援助的数量和金额。总体上看,中国对非经济援助以提供无偿援助或者贷款方式居多,其他援助方式还包括有减免或重组债务、与贸易和投资结合的援助、技术援助、人才培养奖学金等。此外,中国对非援助还采取与贸易和投资相结合的形式,为提升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有效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目前,中国已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非洲已是中国第二大海外工程承包市场和第四大投资目的地,中非经贸友好往来促进了非洲地区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中国对非援助的领域包括经济基础设施,如道路通信、工业设施等,也包括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如公共建筑、医院、学校等。图3显示的是AidData统计的2000年至2012年中国对非援助的不同领域。该数据表明,中国在基础设施领域投入援助最多,援助金额远超其他领域。细分中国对非援助涉及的领域,工业设施建设的对非援助金额位居首位,高达7. 4亿美元,涉及工业化发展的基础设备、采矿、发电等,与道路通信有关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援助金额次之。此外,1. 4亿美元的金融资本也随着援助流入非洲资本市场。除去未分类的援助资金,在农业、社会服务等其他领域的援助投入的金额远小于基础设施领域,而政府运行方面所投入的援助资金最少。
  此外,从援助的需求角度看,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全球态度项目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被调查的非洲公众(68%)认为自己国家需要更多的国际援助(图4)。其中塞内加尔、布基纳法索和乌干达三国超过80%的公众持有这个观点,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水平较高的南非则仅有26%的公众认为有必要获得更多的国际援助。当被问到自己国家在哪些方面函待提高时,多数非洲公众表示医疗健康和教育是首要关注。大体而言,非洲公众对国际援助持有积极的欢迎态度,在特定领域尤为关注。由此可见,中国对非援助在现阶段仍大有可为,不过需要注意策略手段,以期更好地将援助投入所需的领域。然而,面对非洲公众强烈的援助需求,非洲公众又是如何评价中国对非援助的呢?后面部分内容会详细分析非洲公众评价中国对非援助的理论与数据。

  3、公众对援助评价的研究
  在现有研究中,尚缺少统一的理论分析公众如何评价国际援助。所以本文借鉴现有公众对公共政策评价的相关理论以及国际援助效果的理论,分析影响公众评价国际援助政策效果的因素。新公共管理运动将顾客感知服务质量的概念引入政府公共服务的研究中,认为政府良好的公共服务有助于提升公众的满意度,影响公众对于政府和政策的评价。对此,一直存在宏观和微观两种路径。宏观的研究路径关注跨国跨时间的政府服务,例如政府在控制国家失业率、促进经济发展、抑制通货膨胀等方面的宏观政策,如经济增长会导致公众对执政者的支持上升,而经济下降会导致支持下降。微观层面的研究关注具体的政府服务和公众评价之间的关系,例如研究城市公共服务中消防服务、道路维修、公园服务和垃圾清理等公共服务的评价,低收入公民或者少数民族公民社区与其他社区的公民(作为整体)相比整体评价要低一些。
  国际援助作为一项援助方在受援方的行为,其效果可以用不同方式测量,最广泛的测量方式是采用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两个指标分析国际援助的效果。然而,现有的研究还存在一系列争议。例如,国际援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尚未有一致的结论。针对援助效果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有研究发现,援助有效性还与援助的异质性特点有关,即援助的每一个组成部分,如援助金额、模式、类型等,对受援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大量分析援助有效性的文献往往使用援助总量作为自变量,而这种方法忽视了援助的异质性,导致实证分析结果有误差。同时,援助方和受援方自身的特征都对援助有效性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例如,有学者发现援助方出于政治偏好对援助分配的时机选择或者是援助程度的选择等的差异对援助的效果有重要影响。因此分析援助效果必须基于不同的视角来看援助有效性问题,即通过检验各种援助流动模式、类型等对援助有效性的影响,分析援助在受援国如何发挥作用。
  但是即使国际援助发挥了其效果,公众科学合理评价国际援助的效果还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公众感知公共服务并做出理性评价需要充分的信息,而公共服务本质上是信息不对称的。只有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即政府才掌握了公共服务投人和产出的充分信息,而公众无法完全掌握这样的信息。在没有充分信息的基础上,由于期望水平以及感觉差异,不同的个体对相同的服务会感觉到不同的服务质量,从而做出不同的评价。
  国际援助作为一项援助方政府在受援方的公共服务,参考公共服务的感知理论,非洲公众所感知的中国对非援助效果可能与实际的中国对非援助存在差异。因为公众仅凭借主观意识感知对非援助,与真实情况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所以极可能做出不合理的判断评价。面对相同的国际援助(相同的金额、来源、领域等),由于信息获取的不同,媒体提供的框架结构不同,导致公众评价与实际情况不符。因此,分析公众对援助政策的评价离不开分析媒体对公众评价的影响。因此,我们在模型中首先需要考虑的是个人媒体的消费,作为分析个人了解援助信息的测量。
  从认知的角度看,公众对接受到的各种信息要进行分析,而分析这些信息需要相关的知识。个人如果没有具备相应的知识,就没有办法对信息做出理性分析和判断。而教育提供了认知的基础。教育是政治社会化的主要途径,也是政治理解力和政治认知的来源。高层次的教育也意味着高层次的政治理解和判断力。教育往往与政府评价呈现负相关。关于政治信任和政府支出政策的研究也表明,学历越高,对于政府支出政策的支持度越低。因此,模型中也必须考虑教育的影响。
  此外,考察公众评价的影响因素还应该控制收入、意识形态、性别、年龄和城乡等。第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政治价值观与态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的收入群体有不同的甚至是独特的价值观。对政府评价的研究发现,失业群体或低收入群体对服务的评价通常偏低。第二,意识形态也是影响公众对政策评价的因素。由于个人价值观的不同,对具体政策的评价也会不同。第三,在政府支出政策上的公众评价还与公众的意识形态有关,有学者通过对2000年美国选民调查(NAES)的分析,发现意识形态较为保守的公众更容易受政治信任的影响从而改变对政府支出政策的评价。第四,性别也是影响公众评价的一个变量。参考政治信任的研究,女性的评价往往趋于正面。第五,年龄也会对公众评价产生影响,但是显示不一致的结果。另外,考虑到非洲国家的城乡差别巨大,所以城乡差异也需在模型中得到控制。
  宏观层面上我们选择与国别有关的数据。一方面,之前讨论国际援助效果的研究认为援助的金额、模式、类型都会影响援助的效果。因此,我们假设,国际援助的金额大小、数量多少、来源是官方或者非官方、援助面向的不同领域都可能与公众对国际援助的评价有影响。另一方面,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程度也会影响公众对政策的评价。国际援助作为一项宏观经济政策,公众对国际援助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与其所在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有关。首先,根据公众对宏观政策评价的相关理论,公众对于本国经济发展的强烈要求和积极预期会影响公众对于政府和政策的评价。其次,之前的研究发现,海外国家公众对中国形象的认知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程度。另外,参考政治信任的相关研究,国家民主程度差异会导致民众政治信任方面的差异,因此不同国家公众对具体政策的评价也会不同。国家民主程度越高,公众对于宏观政策的信任支持程度就越高。
  参考上述理论研究,我们认为微观和宏观层面上的多个因素都会影响非洲公众对中国对非援助的评价。微观层面上的因素包括就业、教育、性别、年龄、城乡和意识形态等。宏观层面的因素包括中国对非援助自身的差异(不同的金额、数量、来源、领域)及宏观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程度等。

  4、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
  非洲公众对中国对非援助态度数据来源于第四轮非洲民主动态调查数据库。第四轮非洲民主动态调查于2008年启动到2010年结束,涉及20个非洲国家(贝宁、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佛得角、加纳、肯尼亚、莱索托、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里、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南非、坦桑尼亚、乌干达、赞比亚和津巴布韦),旨在测量非洲公众对民主治理、经济和公民社会等各方面的态度。第四轮非洲民主动态调查对每个国家进行了全国范围内的随机概率抽样,每个国家的样本容量最少约为1200名受访者,最多可至3600名,最终共收集27713份有效问卷。
  为了分析公众评价国际援助效果的影响因素,本文采用AidData中国对非援助数据库中的数据。由于中国不是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DAC)成员,中国政府也没有对外公开每年度的对外援助数据,AidData中国对非援助数据库综合各方资料追踪基于项目层面的中国对非援助数据,是目前分析中国对非援助的最全面的数据库。由于非洲民主动态调查数据库和AidData两个数据库都是学术机构建立的数据库,相对比较客观,在学术研究中被广泛采用。
  (二)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是非洲公众对中国对非援助的评价。在第四轮非洲民主动态调查中,具体问题(Q98H)如下:“在您看来,中国在多大程度上对您的国家有所帮助?”受访者的回答为一个从“毫无帮助”到“帮助很大”的李克特量表。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将回答赋值0-3,具体方法是回答“毫无帮助”的值为0,“帮助很小”的值为1,“有一些帮助”的值为2,“帮助很大”的值为3。本文对回答中的“不知道”和其他缺失值做了删除处理。另外,中国评价对布基纳法索没有援助记录,所以调查中布基纳法索部分的公众评价记录也做删除处理。处理后的样本总量为184770
  (三)自变量
  公众对于国际援助的评价存在多方面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个人层面的一系列变量如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公共事务关注程度、受教育程度和政治社会化水平等,也包括国家层面因素如中国对一国的国际援助变量、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民主程度等。
  个人层面的变量选自第四轮非洲民主动态调查数据库,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工作状况、性别、种族、居住地类型、生活条件、意识形态倾向和媒体消费。其中,年龄采用受访者在2010年的实际年龄;受教育程度采用受访者受教育的年限;工作状态按照有无受雇用来区分(目前无工作=0,目前有工作=1);性别按照男女区分(男性=0,女性=1);种族按照是否为黑色人种区分(非黑色人种=0,黑色人种=1);居住地类型按城乡区分(农村=0,城镇=1)。
  个人生活条件指标选取第四轮非洲民主动态调查中Q4B问题来测量,受访者的回答为一个从“非常差”到“非常好”的李克特量表。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将回答赋值为1-5,具体方法是回答“非常差”为1,“有点差”为2,“不好也不差”为3,“有点好”为4,“非常好”为5。对回答“不知道”和其他缺失值做了删除处理。此外,我们选取了Q29A , Q29B , Q29C一系列指标来测量个人意识形态倾向自由主义程度,每个问题受访者的回答为一个从“强烈不赞成”到“强烈赞成”的李克特量表。将回答赋值为1-5,具体方法为回答“强烈不赞成”为1,“不赞成”为2,“不赞成也不反对”为3,“赞成”为4,“强烈赞成”为5;对回答“不知道”和其他缺失值做了删除处理。然后将每个指标的分值累加,从而获得个人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程度的分值(3-15 )。类似地,我们选取问卷中的Q12A,Q12B,Q12C一系列指标测量个人媒体消费程度,每个问题受访者的回答为一个媒体消费频率从“从不”到“每天”的李克特量表。将回答赋值为0-4,具体方法为回答“从不”为0,“少于一个月一次”为1,“一个月几次”为2,“一星期几次”为3,“每天”为4。对回答“不知道”和其他缺失值做了删除处理。然后将每个指标的分值累加,从而获得个人媒体消费程度的分值(0-12 )。国家层面的变量选取了中国对非援助变量,包括援助金额、援助项目数量、援助来源、援助领域以及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主程度来测量。中国对非援助变量选自AidData数据库中记录的中国对19个非洲国家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的援助数据。我们将这些援助根据来源不同细分为官方和非官方两大类。经济发展水平采用非洲各国2009年的总GDP,民主程度则根据政体项目(Polity Project)衡量该国民主程度的指标。政体原来的分值在-10和10之间,为了解释的方便,我们将政体民主程度加10分,这样0分表示最不民主,20分表示最民主。

""

  表1显示是自变量描述性统计的结果。从个人层面变量来看,受访者的平均年龄在36岁左右,受教育年限均值为6. 7年并且工作状况的均值为0. 281,可知受访者多数为受过一定教育但是并无稳定工作的青壮年群体。样本中的性别比例相对平均,接近1:1。考虑到非洲地区实际情况,受访者中黑色人种占了绝大多数,为总样本数的94. 7%,仅有5. 6%的受访者为非黑色人种。此外,被调查的非洲公众仅有38%在城镇地区生活,大多数受访者生活在农村地区且生活条件中等偏下。根据上述个人自由主义测量指标和媒体消费指标,样本中的非洲公众的意识形态大多比较保守且媒体消费程度中等偏下。
  从国家层面看,受访者所在的国家民主程度均值为16. 245,反映出非洲地区民主程度相对较高。从各国2009年的GDP数据来看,非洲各国间的贫富差距非常严重,非洲地区平均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从中国援助金额来看,非官方援助的均值为56. 230百万美元,官方援助的均值为21. 536百万美元,非官方援助水平远高于官方援助水平。但比较两者的标准差,可得官方援助在国家间分配比非官方援助更为均等。

  5、分析与结果
  在选定了自变量和因变量之后,我们运用分层线性模型对上述假设进行了回归分析(见表2)。第一,我们估算了不包括任何解释变量的零模型(null model,文中模型AO),亦作随机效应的单因素方差分析模型。此模型可以将对中国援助评价的差异来源分解为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方差。AO的组内相关系数(intra-class correlation , p )为0. 125,即在不考虑任何解释变量的情况下,因变量大约12. 5%的变异可以分解到国家层次,87. 5%的变异可分解到个人层次,并且组内相关系数统计上显著不等于0,因此结果表明非洲公众对中国援助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因国家而异,也表明不同国家的特征是公众评价的重要差异来源,因此需要考虑采用多层模型。
  第二,在模型AO的基础上,我们加入个人层面的解释变量,结果如模型A1所示。具体而言,被调查者对于中国援助的评价与年龄和受教育年数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受雇佣情况对援助评价有正面影响,但不显著。女性对于中国援助的评价要显著低于男性。不同种族中,黑色人种对于中国援助的评价显著高于非黑色人种。公众的意识形态可能会影响援助评价,但影响也不显著。而公众接触媒体的程度则对援助评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接触媒体程度越高,对于中国援助的评价越高。

""

""

  第三,我们在模型A2中加入宏观层面的变量,包括非官方援助金额变量以及各国的GDP和政体类型。从模型A2的结果来看,2000-2010年的非官方援助金额对于非洲公众对中国援助的评价并不显著。在国家层面的变量中,GDP对于援助评价的影响也显示不显著。另外,国家的民主程度对于援助评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国家的民主程度越高,该国公众对于中国援助的评价越高。在模型2的结果中,我们看到受教育年数、受雇佣情况、男性与黑色人种四个变量都与援助评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符合我们的预期。与模型1对比,年龄和媒体接触程度两个变量对于援助评价的正面影响从显著变为不显著。这有可能是由于非官方援助中包含大量投资的部分,而中国的投资促进了当地的就业。所以有工作的人更倾向于高度评价中国的援助,但是年长的人往往无法得益于中国的投资,因此其显著性消失了。同时,投资往往趋向于城市而不是农村,所以城市的因素由原来负向变成了正向。
  第四,模型A3加入官方援助金额变量,结果显示2000-2010年的官方援助金额对于非洲公众对中国援助的评价同样呈现负相关,但是不显著。在国家层面的变量中,GDP对于援助评价的影响依然显示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模型A2一致。此外,国家的民主程度对于援助评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国家的民主程度越高,该国公众对于中国援助的评价越高,与模型2的结果一致。
  第五,模型A4是加入总援助金额变量的整体模型,结果显示2000-2010年的总援助金额与非洲公众对中国援助的评价关系不显著。国家层面的GDP和国家的民主程度对于援助评价的影响也与模型A2和A3一致。同时,对照模型A3和A4可以得出,模型A4中个人层面的每个变量对于因变量公众对中国援助评价的影响与模型A3中的结果一致(不考虑系数大小)。
  为了分析援助项目数量对非洲公众评价中国援助的影响,我们在模型AS,A6和A7的整体模型中分别加入非官方援助项目数量、官方援助项目数量和总援助项目数量的变量。AS和A6的结果显示,2000-2010年的非官方援助项目数量和官方援助项目数量对非洲公众对中国援助的评价呈现负相关,但是不显著。将模型AS和A6分别对照模型A2和A3,国家层面的GDP和国家的民主程度对于援助评价的影响一致。同时,模型AS和A6中个人层面的每个变量对于因变量公众对中国援助评价的影响与模型A2和A3中的结果一致(不考虑系数大小)。
  值得注意的是,模型A7的结果显示2000-2010年的总援助项目数量与非洲公众对中国援助的评价关系显著,呈现负相关。国家层面的GDP和民主程度对于援助评价的影响与模型AS,A6结果一致。此外,在模型A7中,个人层面的变量年龄对于援助评价呈现负相关的显著影响,与模型AS和A6的结果不一致。除年龄以外,其余个人层面的每个变量对于非洲公众对中国援助评价的影响与模型AS和A6的结果完全相符。模型AS至模型A7的结果都显示,援助的数量与援助的评价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因此,就对外援助而言,随着援助数量的增加,管理的难度也同时增加,从而使得绩效的管理更加困难,公众的评价趋向负面。
  为了分析不同领域的援助对评价的影响,我们还将中国对非援助按照援助领域细分为八类,分别为服务业、政府、社会发展、金融、农业、工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同样地,我们建立分层线性模型比较官方援助的金额和非官方援助金额在不同援助领域对于非洲公众评价中国援助的影响。表3所示的多层模型专门分析不同的援助领域的金额与公众评价的关系,其中各个模型都控制了年龄、教育、工作、女性、黑色人种、城镇、生活条件、自由主义、媒体消费、民主程度、GDP以及各类援助领域,但是为了表格的简洁,只显示了每一个领域的系数、标准误和显著性以及整体模型的对数似然值。结果发现,不同领域的官方援助不会对非洲公众评价中国援助产生显著影响,与之相对,与政府有关领域和工业领域的非官方援助则有明显的影响。例如,提供给非洲政府的中国非官方援助,如增加政府财政预算、援助政府机构或相关组织等,会对公众评价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反映出非洲公众很大程度上对流向政府领域的非官方援助评价不高。此外,在工业领域,包括工业、采矿业、能源生产和供给,非官方援助会对非洲公众评价中国对非援助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除此之外,流向其余七个领域的官方援助和非官方援助对非洲公众评价中国对非援助整体评价都不显著(p > 0. OS ),即流向这些领域的援助金额越大,不论官方援助还是非官方援助,非洲公众对于中国对非援助的整体评价都没有显著的差异。

  6、总结与讨论
  中国的对非援助是中国对外交往中的重要内容,本文通过非洲民主动态调查2010年的数据和AidData中国对非援助数据库2000-2010年间的数据分析了影响非洲公众评价中国对非援助的各种因素。本文的描述性统计发现非洲公众对中国对非援助的评价较高,但是存在国别的较大差异。进一步的多层回归模型分析发现,在个人层面,教育、性别、媒体和人种都对个人的评价有正面影响。在宏观层面,民主政体也对评价有正面影响,而援助的规模没有显示出显著性。因此,总体上看,非洲公众对中国援助的评价更加体现现代化特征,也就是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发展对公众正面评价中国对非援助具有相关性。
  现代化的特征对判断中国对非援助的性质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正是因为中国的对非援助中支持非洲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和改善民生,才得到了非洲公众普遍的支持。特别是中国对非援助中帮助受援国提升教育水平、支持教育资源均衡和公平发展、改善教学条件等措施不仅有效提升了当地的教育水平,也对正面评价中国的对外援助起到了促进作用。
  其次,民主政体的国家的公众对中国评价较高,显示国家政体对公众的态度产生影响。当然,民主制度对中国援助评价的影响有待进一步研究:究竟是民主制度中的问责与监督使得中国的援助更加有效率,还是民主制度中自由的媒体能够更加客观评价中国的援助,抑或是民主政体中的公众更加政治成熟,能更加客观正面评价中国的援助。
  然而,本研究也发现中国对非援助的规模与当地公众的评价并没有必然联系。本研究在实证层面发现中国对非援助规模的增加,并没有得到当地公众必然的正面评价,甚至随着项目的增加,公众评价趋于负面。当然可能存在多方面的原因。在理论层面,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已经发现,个人的感知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并不完全等同于真实的效果。特别是中国的援助大量地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而不是在与民生相关的领域,导致公众难以直接感知到中国援助的效果。而且,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长时间才能发挥效果,导致公众的评价与现实未必相符。在现实层面,中国的援助可能存在选择性,也就是对非洲国家的援助着重选择了中国影响力弱、软实力不足的国家,以期待通过援助提升中国的形象。而这些国家接收到中国援助之后,其公众并没有必然地正面评价中国的援助。之前的研究发现中国的援助明显偏向于非洲的英语国家,这为援助的选择性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值得注意的是,援助项目的增加需要更多人力物力投人管理,否则会提高援助产生的道德风险和腐败的可能,反而引起当地公众的反感。
  因此,必须通盘考虑对非援助的针对性和必要性,而不是简单地扩大援助的规模。当然,中国对非援助的客观绩效需要进一步探讨。由于现有对非援助缺少必要的绩效评价机制,因此很难对援助的效果进行客观的评价。但是对非援助不能简单停留在“撒胡椒面”式的简单拨款,相反,需要考虑优化援助的效果,特别是将援助用于与非洲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用最少的开支取得更大的成效,从而真正推动受援方民生改善。
  最后,模型的结果也显示出媒体对于中国对非援助评价的重要性,而中国现行援助体系面临的另一个重大挑战是如何建立一套与援助内容相符的对外宣传机制。中国对非援助一直坚持“少说多做”原则,在积极落实对非援助承诺的同时,并没有就对非援助工作进行有效的宣传。然而,我们的研究显示,非洲公众对中国援助的评价依赖于媒体的信息,因此需要开展有效的外宣,才能进一步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至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展开的全球态度调查结果显示,受访非洲九国的公众在五年间对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本国发展有利的认知好感度处于逐步下降趋势。即使是调查中对中国经济增长好感度最高的肯尼亚,也从2007年91%的公众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对肯尼亚有利,下降到2014年80%的公众持有同样观点。因此,如何在国际事务上“讲好中国的故事”,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是政策层面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注释略)

来源时间:2016/9/26   发布时间:

旧文章ID:11330

把美国人忽悠瘸了的特朗普

作者:爱德华•卢斯  来源:FT中文网

  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那本快速致富指南——《交易的艺术》(Art of the Deal)中,他解释了该如何诱惑客户。“人们想要相信,某件东西是最大、最棒、最令人惊叹的,”他写道,“我把这个称为诚实的夸张。”
  在当地时间周一晚的总统竞选辩论中,大约1亿美国人将见识到特朗普的神奇思维。通过选举全世界最会做交易的人当总统,美国可以再度变得伟大。有些人将把这个视为一场骗局。也有人将愿意轻信。无论哪种情况,令人担忧的是,非常多的选民将不在乎他诚实与否。既然政客们都说谎,那么特朗普几乎不可能比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还糟。
  以上就是当今最纯粹意义上的选民分析——他们与美国国父所处时代的洞察时局的公民截然不同。在逐鹿总统宝座(这是笔让其他所有交易都黯然失色的大买卖)的过程中,特朗普有两个关键的合作伙伴。第一个是媒体。保守主义者认为,传统媒体沾染了极深的自由主义偏见。以他们的标准衡量,大多数记者很可能属于左翼。
  但那是无关紧要的。特朗普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懂得电视台对收视率的疯狂追求压倒了任何意识形态倾向。今年早些时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董事长莱斯利•穆恩夫斯(Leslie Moonves)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特朗普的名气极大地造福了CBS的广告收入。“这或许对美国不好,”他说,“但对CBS简直太好了。”在一个电视业务日益萎缩的年代,特朗普引发了观众一波又一波的亢奋。周一创纪录的收视率跟希拉里没什么关系。
  这位电视真人秀明星也让媒体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反过来为己所用。福克斯新闻(Fox News)口头上支持不偏不倚。另一方面,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也用有分量的反对意见平衡了自由主义的声音。
  在一个分化严重的时代,这种虚假的对等对特朗普非常宝贵。他或许管理着一家“收钱办事”(pay-for-play)的慈善基金会,但克林顿夫妇也一样。他或许拒绝公布他个人的纳税申报单。但希拉里隐藏了一个私人邮件服务器。一段时间之后,每个人看上去都一样糟糕。事实上,克林顿基金会(Clinton Foundation)为慈善事业募集了数十亿元善款,而且其公布的账目是达到行业标准的。相反,特朗普则一直利用他的基金会进行政治捐款、购买他本人的画像以及了结官司。他的一系列自我交易(self-dealing)——《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不遗余力地按时间顺序列出了这些交易——的细节可能会动摇一些选民。但首先,他们将必须关掉电视。如果美国国税局(IRS)不发生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式的泄密事件,选民们绝不会看到特朗普的纳税申报单。
  特朗普的另一个关键同盟,是公众怀疑一切的态度。这种态度也在加剧媒体的收视率危机。1954年,在一次电视播放的听证会上,主导了“红色恐怖”追查迫害行动的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的职业生涯戛然而止。当时,一名律师宣告:“直到这一刻,参议员,我想我从未真正估量过你的残忍或轻率。先生,你难道没有一点起码的正派吗?”
  我们很难想象出,什么事情——或者哪个人——能当众羞辱到特朗普。守门人已经不在了。在以往,传奇式新闻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等人物,可以用一段拷问道德良心的独白改变观众观点。克朗凯特的权威来自中立。现在这种中立已不存在了。这种权威有赖于公众相信它可以做到客观公正。在这种信任丧失的情况下,克朗凯特的后辈能做的最多也只不过是诉诸“双方各执一词”的那种毫无意义的中立——或者干脆不再假装中立。这一点也被特朗普姿势纯熟地为己所用了。
  这一套会在周一晚上奏效吗?相当有可能。如今多数的电视主持人都会说,纠正事实性错误是另一位候选人的工作,而不是主持人的工作。他们最喜欢用体育裁判来类比自己的角色——没人注意到裁判的角色的比赛,是最棒的比赛。但这个类比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由球员来判断对方球队犯规,那么没有哪场足球比赛能持续一分钟。公正的裁判会根据球员表现作出判罚。如果这意味着一方拿到6张黄牌而另一方只拿到2张,那也只能这样。裁判也不会被犯规球队球迷的嘘声吓倒。一切信息显示,将主持第一场辩论的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主持人莱斯特•霍尔特(Lester Holt)会尽量不偏不倚。但特朗普玩得聪明。他说,霍尔特是民主党人,因此会存有偏见——尽管选民记录表明霍尔特是共和党人。特朗普宣称,整场辩论——乃至整个大选——都很可能受到操纵、偏向希拉里。
  特朗普如此漂亮地把常规而言的弱点转化为了优势,简直令人叹服。CNN对希拉里的报道中只有4%是讲她的政策,三分之一都在讲希拉里的邮件丑闻,而特朗普却称CNN带有偏见,称CNN为“希拉里新闻网”(Clinton News Network,首字母缩写也是CNN——译者注)。
  主要媒体花了更多时间报道特朗普断言希拉里创造了“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而不是希拉里提出的击败ISIS的政策。前者是特朗普捏造的。后者是一件严肃的事。但特朗普知晓了如今缺乏信任的民主的真相,而其他人仍然不得而知。人们想要获得娱乐。“我迎合人们的幻想,”特朗普曾在他的畅销书中写道。在这个赛场上,希拉里优势尽失。
  容易受骗是人性的弱点。还记得上世纪30年代初德国那些魏玛(Weimar)式的政客吗?他们当中没有一个能吸引住听众。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6/9/26   发布时间:2016/9/26

旧文章ID:11329

日本政府表示将强化对中国空军监视

0

作者:南洲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普通话

日本防卫省表示,中国战斗机群25号飞越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宫古海峡,没有侵犯日本的领空。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26号表示,将进一步强化对中国军队活动的警戒和监视。

日本防卫省发布消息称,中国空军8架飞机25号上午在冲绳本岛与宫古岛之间的公海上空来回飞行,其中两架飞机为战机。日本航空自卫队的西南航空飞行团和西部方面战斗机紧急升空实施了拦截监视。据日本防卫省介绍,曾有中国军队的侦察机等飞越该空域,但战机尚属首次。据悉没有侵犯领空。

另据中国国防部25号发表的消息,中国40余架战斗机、可携带核弹头的轰炸机、空中加油机、预警机等飞越宫古海峡前往西太平洋实施了远海训练。同时在东海防空识别区也由战机等进行了警巡。

对此,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26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说:“对于中国军队扩大活动范围,而且活动日趋活跃的动向,我们表示密切关注,同时将进一步强化对中国军队活动的警戒和监视。”

关于中方在东海上空的防空识别区实施警巡一事,菅义伟强调:“划设防空识别区妨碍了公海上空的飞行自由。将尖阁诸岛(中国称钓鱼岛)的上空标成仿佛是其领空一般,我们完全无法接受。”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6号在众院全体会议上发表了施政演说。安倍指出,日本的外交与安全保障支柱是日美同盟,“这是不变的原则”。提到与中国的关系,安倍表示“将从大局观点出发改善关系”。

关于尖阁诸岛问题和南海问题,称“无法允许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应根据国际法通过和平与外交方式解决,而非凭借力量”。安倍在演说中提及东海局势后再次表明决心:“坚决捍卫我国的领土、领海、领空。”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26号在外务省与中国前国务委员唐家璇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为实现年内在日本召开的日中韩首脑会谈而努力完善条件。两人还就促进政府间及议员间交流,谋求改善两国关系达成共识。

关于尖阁诸岛的对立,双方就有必要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达成了一致。岸田呼吁尽快启用旨在避免偶发性冲突的“海空联络机制”。

来源时间:2016/9/26   发布时间:2016/9/26

旧文章ID:11328

中美印象2016美国总统大选特别报道—最后冲刺每周选情跟踪 9月26日

0

作者:孟晓宇  来源:中美印象

""

特朗普的“出生质疑论”

   9月16日早晨,长达五年关于现任总统出生地的争论终于宣布告一段落——共和党总统提名候选人特朗普承认“奥巴马总统出生于美国。”但他和他的竞选团队仍坚称是希拉里竞选团队在2008年发起了所谓的“出生质疑论(Birtherism)”。
  
当天,在特朗普为其名下位于华盛顿宾夕法尼亚街的奢华酒店揭幕时,他用短短的几分钟简单宣布了以上声明,但这并不意味着此事将彻底平息,其民主党对手希拉里·克林顿抓住了此次机会,向媒体和选民再一次提醒特朗普一直致力于引领“带有种族歧视的出生质疑论”,并认为他“欠奥巴马一个道歉”。
 ""

        9月15日晚,希拉里发表推特:“奥巴马总统的继任者不可能也不会是一个引领种族主义出生质疑的人,以上。”


   不仅是竞争对手,长期对特朗普不满的媒体和政治评论员也对特朗普此次声明不买账。《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分析指出,“出生质疑论”是许多共和党人支持特朗普的重要原因。半数出生血统论的强力支持者认为,特朗普将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这种在共和党内广泛传播的“出生质疑论”为特朗普的总统之路提供了坚实的支持基础,无论其现在的表态如何,都无法掩盖他曾经质疑贝拉克·奥巴马公民权利的事实。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则认为,这份承认来的太迟也太敷衍,充满了不自然和关于选举的战略考量。

纽约爆炸案影响大选

       "" 

   9月17日晚,唐纳德·特朗普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Colorado Springs)一场竞选集会上告诉其支持者:“在我下飞机之前,有一枚炸弹在纽约引爆了,而且没有任何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我们世界、我们的国家都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但我们必须变得更强硬、更聪明、更警惕,并且我们要终结它。”而此时纽约曼哈顿爆炸案还未有任何正式新闻报道与有关部门通报消息。据悉,特朗普在当晚飞机落地后并未直接下机,而是在上台前听取了纽约曼哈顿爆炸案的简要概述。
   一般来说,国家政治人物在面对未有定论的状况和司法行为时都非常警惕,因而媒体认为,特朗普的言论只可能有两个解释——他与纽约市高官关系密切,或者他未有证据而夸夸其谈。
   CNN为两位总统候选人对国内外事件发生的反应做了鲜明对比,此次纽约爆炸案也位列对比范围内,分析又一次验证了特朗普宽松和自我的发言风格以及希拉里更为严谨和保守的发言态度。希拉里在事件发生后向媒体透露:“我们能做的就是支持当地政府,并为受害者祈祷。我们不能过早为事件下定论,但是将持续与包括纽约市长办公室在内的官员保持联系,并及时了解他们在调查中的最新发现。当事件更清晰时我才能发言。”次日(9月18日)下午,在纽约州州长为事件定性后,希拉里公开谴责了发生在明尼苏达、新泽西和纽约的事件是“明显的恐怖主义袭击”。
   然而颇具争议的是,当日新泽西警方尚未确认发生在沿海社区的管道爆炸是否与恐怖分子相关。虽然一家由伊斯兰国(ISIS)所有的新闻机构声称袭击者“是伊斯兰国的士兵”,明尼苏达州地方官员称发生在当地商场的男子持刀行凶案件只作为疑似恐怖袭击案件立案调查。
   纽约曼哈顿切尔西爆炸案发生于当地时间星期六(9月17日)21:00左右,地点位于曼哈顿第六大道和第七大道之间的切尔西区23街,爆炸的冲击波将附近房屋的窗户震碎,数条街之外都可以听到爆炸声。爆炸导致29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9月18日,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Andrew Mark Cuomo)将其定性为“恐怖主义活动”。

国家安全成为总统辩论中的热门议题

   临近第一次总统选举人电视辩论,纽约曼哈顿爆炸案虽未造成人员死亡,但不免引发了关于移民与恐怖主义的连锁思考,CNN认为,特朗普将抓住此次机会为辩论提供更强的舆论造势,而希拉里也不甘示弱提出了自己的经验优势。

   在本周较早时,希拉里曾提出特朗普应为自己的言论被用作伊斯兰国招募广告负责,而特朗普随后则谴责其与奥巴马对移民和伊拉克战争处理不当,导致恐怖主义在美国愈演愈烈,他呼吁对穆斯林移民实行更为严厉的警方监控,并将移民控制与国家安全画上等号。
   希拉里的应对方式则是提醒选民自己作为唯一一位曾经参与对抗恐怖袭击的总统候选人的经验优势,并指责特朗普对发生在纽约、新泽西和明尼苏达的袭击事件做出了“煽动性”的反应。
纽约客杂志(The New Yorker)》指出希拉里竞选团队现在最大的挑战是打破特朗普的夸夸其谈,强调他对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国防安全事务的无知,将其浅薄的知识与克林顿丰富的应对经验相比较。总之,民主党人应当扭转特朗普所作出的民主党未对美国安全做出足够贡献的论调。

夏洛特骚乱与大选

   9月20日下午,43岁的黑人男子斯科特(Keith L. Scott)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Charlotte)东北部社区被一名黑人警察开枪射杀。此事引发当地居民连续三晚举行抗议示威,其间示威活动演变成警民暴力冲突。在连续三晚发生骚乱后,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市长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并将实施宵禁。

 ""

警方向骚乱人群投放催泪瓦斯

   两位总统候选人对该事件的态度截然相反,特朗普声称“骚乱威胁着所有爱好和平的美国公民”,必须马上制止,并攻击对手希拉里不关心骚乱带来的恶劣影响。而相对于特朗普所强调的“法律、秩序与团结”,希拉里在长达两天的沉默后终于发言认同制止骚乱,但强调需要建立黑人社区与司法机关之间的信任,反对司法过程中的种族歧视,并暗示此次事件来源于警方执法过程中对黑人的长期歧视。尽管双方都对斯科特及骚乱中的伤者表示同情,并呼吁和平,但显然特朗普站在了警察一方,而希拉里则认为警方的行为恶化了早已剑拔弩张的警民关系。

   福克斯电视台主播比尔·奥莱利(Bill O’Reilly)在节目中称将此次事件与种族歧视联系起来是错误的,并预测夏洛特骚乱将帮助特朗普赢得大选。《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也发表专栏文章,指出特朗普的言论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美国(白人)选民,他们对长期以来不断加深的种族矛盾深恶痛绝,而以此次夏洛特暴乱为代表的事件将加强这部分选民对特朗普的认同,和对支持少数族裔的希拉里的反对。
   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指出希拉里竞选策略为迎合少数族裔及弱势群体而显得过于激进,无论夏洛特枪击事件的真相如何,只要警方的野蛮执法不影响自身,大部分美国人更倾向于法律和秩序。因此尽管特朗普对警方的支持态度并不受所有人的欢迎,但已经足以讨好相当部分的选民。
   东部时间9月26日晚九点将迎来第一次总统竞选电视辩论,少数族裔也将成为辩论热点话题之一,媒体预计届时观众将破纪录地达到一亿以上。中美印象将持续为您追踪最新选情,并在本周推出电视辩论特刊,敬请期待。

""
""


来源时间:2016/9/26   发布时间:2016/9/26

旧文章ID:11327

希拉里特朗普将“正面交锋” 或左右1/3选民意向

0

作者:  来源:中国新闻网

  综合报道,当地时间26日晚,美国大选首场总统候选人辩论将登场。分析称,三场总统大选辩论关系重大,将影响大批尚未决定选谁的民众做出决定。据预计,首场辩论观众人数有望破亿,创下美国大选辩论观众人数的新纪录。

  当地时间2016年9月25日,美国纽约,霍夫斯特拉大学正准备布置9月26日美国大选第一场候选人辩论的会场。两名大学生分别扮演特朗普和希拉里进行彩排。

  首度正面交锋,有望创收视纪录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首场辩论,将在纽约的霍夫斯特拉大学举行,预计进行90分钟。外界预期,两人首度正面交锋会有一场好戏可看。

  据预测,这场辩论观众人数可望破亿,改写卡特和里根1980年总统辩论的八千万纪录,不仅将超过许多知名电视剧完结篇的收视率,甚至能够与超级碗决赛的收视率媲美。

  目前,两人的民调旗鼓相当,加上特朗普不按牌理出牌的作风,让这场辩论别具吸引力。《纽约时报》此前的民调显示,83%的登记选民表示他们有意观赏辩论。

  尽管这场辩论不会穿插广告,但有线电视和广播频道已售出价值上百万美元广告,于辩论前后播出。电视网和包括Facebook、Twitter在内的社交媒体,也会转播辩论,还会附加实时评论。

  不过也有不少分析家说,在如今信息泛滥时代,这场辩论的实质影响力恐怕很难和1960年肯尼迪与尼克松的史上第一场总统辩论相提并论。许多选民其实心意已决,只是抱着看好戏的心态打开电视,就像看拳王争霸。

""  
美国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

  三场辩论关系重大,将影响大批选民

  经过一年多隔空交锋,两位候选人终于现身擂台,当面舌剑唇枪。许多尚未拿定立场,或者倾向其中一方但信念有待加强的民众,都等着品评两人表现。

  希拉里和特朗普阵营都说,三场总统大选辩论关系重大,将影响大批尚未决定选谁的民众决定其选择。特朗普的选战经理康维表示,“这将是美国人首度看到特朗普和希拉里同台,而且根据他们所见来决定抉择。”

  《华尔街日报》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的最新民调显示,34%登记选民说,三场辩论对他们极为或相当重要,有助他们决定支持谁当总统。另外11%受访者属于“会受辩论说服”类,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辩论重要,他们大多是第三党选民,或者,对两大党候选人信念未坚,想靠看辩论补强。

  最关切辩论者包括希拉里视为制胜关键的好几个族群:西语裔中的49%、非裔中的42%及35岁以下选民中的39%都说,辩论对他们极为重要或相当重要。

  第一场辩论开跑,表示选战正式进入最后阶段。民调显示不少选民对两位候选人都还有负面看法,两人必须善用辩论的机会提升其公众形象。

  ""
美国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中新社记者 廖攀 摄

  备战各出招,希拉里“宅”家中特朗普练技巧

  在首场电视辩论中,两位候选人将进行90分钟无广告插播的一对一较量。辩论将分成三项话题,每项话题包含两小节,每小节15分钟。三项话题分别是:美国的方向、实现繁荣和保障美国安全。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夜间新闻主播霍尔特(Lester Holt)将担任主持人。主持人将在每一小节发问一个问题,每位候选人有两分钟的时间作出回应。过后他们将允许对对手的回答做出回应。主持人也将在剩余时间内问追加问题。

  多数分析家认为,辩论通常不会帮助候选人赢得选举,却很可能令候选人失去选举;只要一句话或稍微失言,就可能带来严重后果。

  希拉里的通讯主管帕尔米耶里说,希拉里面对的是一个难以预测的对手,“他会拖延时间,等待最佳时刻”,而且“可能具攻击性”。希拉里的挑战是:不论特朗普做什么,她只须向选民清楚传达她的讯息。

  特朗普则被要求把希拉里置于自我辩护的位置上,使她产生抵触情绪。方法为质疑希拉里的判断能力、智力和成就,以及针对克林顿基金会、希拉里使用私人电邮伺服器处理公务、向华尔街收费发表演讲等争议性课题对希拉莉进行质询。但特朗普的顾问也要求他不要太过分,以致被视为欺凌的恶霸。

  特朗普过去几周已经积极练习辩论技巧,上周他特别空出周五和星期天为辩论做准备,但他其他天仍照常拉票。据说他在练习时没有找人假扮希拉里,但观看了对手过去的辩论录像。

  希拉里则在上周三之后就没有安排拉票活动,全心在纽约家中备战。

来源时间:2016/9/26   发布时间:2016/9/26

旧文章ID:11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