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吾楼  来源：中美聚焦

就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推迟春季大反攻之际，美国对中国外交调停俄乌冲突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消极开始转向。为了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中国特使李辉过去一周一直在欧洲穿梭，访问了乌克兰、波兰、法国、德国和俄罗斯。美国国务院之前对此也表达了支持。接下来，南非、塞内加尔、乌干达、埃及、刚果共和国、赞比亚等非洲六国元首将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调停俄乌冲突。

美国态度的转变和中方促和止战的立场，为双方开展双边对话、合作解决俄乌冲突提供了契机，避免双方合作仅局限于气候变化和全球卫生安全等软性议题。但在美国升级对华战略博弈的背景下，两国在解决俄乌问题上能够开展多大程度的合作?中美究竟如何看待俄乌战争的利弊?劝和促谈会对中美两国带来何种益处?

目前，俄乌战场形势正向着更加有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5月13日至15日，泽连斯基先后访问了意大利、德国、法国和英国等G7成员国，并在5月20日至21日出席了广岛G20峰会。泽连斯基这些外访主要还是为了向西方寻求更多武器援助，帮助乌克兰在反攻中取胜。德法英三国领导人也当面承诺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军事援助。

俄罗斯则已陷入武器装备供应不足的困境，数月以来艰难抵御乌军在顿涅茨克州巴赫穆特的反攻。这场拉锯战基本上成为当前俄乌战争的一个缩影，乌军反攻捷报频传。法新社说，乌军已“解放了”巴赫穆特北部和南部约20平方公里的地区。但瓦格纳宣称攻占该地区，乌总统则否认。之前俄罗斯提到的和谈，也被乌克兰方面拒绝。按照美欧官员的说法，乌克兰的反攻将为俄乌在年底前谈判铺平道路。

这是美欧对这场战争的基本盘算。但对于和谈的时机和条件，谁也说不准。中美两国对这场战争的原因、性质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中美能否合作，如何合作，就要看双方如何评估这场战争持续下去的风险和利益。

这场战争持续下去对谁更有利?毫无疑问，美国及其军工企业是直接获益者。也有声音认为，中国是这场战争的最终获益者，原因是美国继中东战争泥潭后又陷入了在乌克兰的战争漩涡，而中国则强化了同俄罗斯的经济关系，并扩展了在中东的影响力。但事实上，美国并没有因为支援乌克兰而忽视印太，其对中国的战略脱钩与围堵不但没有放松，反而越来越紧。美国借俄乌战争巩固了同亚欧同盟及伙伴体系，加大对中国的围堵，比如美国调解日韩矛盾、巩固东北亚军事同盟以及强化同印度的军事合作等。

所以，俄乌战争持续对双方各有利弊。但对于中美两个大国而言，双方应该考虑的是如何规避俄乌战争持续可能会加剧的共同风险。一方面，俄乌战争持续将加剧国际社会的经济危机、粮食危机和人道主义灾难。美联储持续加息和银行业动荡也警示了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中国也希望通过化解俄乌冲突，降低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另一方面，俄乌战争持续越久，发生核战的风险就越高。防范核冲突的发生不但是中美和其他联合国五常国家的责任，也是全世界的共识。

这是中美理应在乌克兰问题上开展合作的主要原因。双方近来态度的变化也为合作解决乌克兰危机提供了机遇。

美国对中方劝和促谈的态度转变出现变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谈判止战是最终且唯一的选择。美军参谋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早已认定俄乌中没有任何一方可以在战场取得胜利，终将通过和谈止战，解决分歧。拜登政府也一直保持了解决俄乌冲突的外交选项，只不过迫于国内压力，以及通过援乌实现削弱俄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战略诉求，拜登并未积极推动和谈。第二，战争持续可能会拖累拜登2024年选情。拜登目前已宣布连任竞选，美国对乌援助将是两党大选年的博弈焦点，迫于国内选民反战情绪和经济衰退的双重压力，拜登也会想办法结束俄乌战争。第三，欧洲盟友作为这场战争的直接受害者，军援乌克兰的同时会施压开展和谈。从马克龙的“不当美国附庸”言论以及朔尔茨本周所说的“全球南方国家质疑的不是国际规则，而是西方的双标”可以看出，美欧推进援乌的同时，内部分歧不可能消除。

中国一直主张劝和促谈，近来加大了外交促和的力度。从当前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中国推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好处是多方面的。第一，有助于修复和改善中欧关系，缓冲来自美国的战略围堵。欧洲是中国外交中的重要一极，乌克兰也是欧洲重要一员。中国积极调解俄乌冲突，有助于修复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冲击下的中欧经济关系和政治互信。而且，在美国的施压下，欧盟将中国视为系统性竞争对手，但就对华政策尚未形成共识。中国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有助于让欧盟对华决策保持理性。

虽然这场战争的结束不会解决中欧的所有矛盾，但至少可以消除中欧之间的一个争议议题。而且，中欧关系也反映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中欧关系的改善有助于改变被美国全方位围堵的局面，维护好中欧这两个极之间的平衡。

第二，增加欧亚大陆的连动性，重塑欧亚安全秩序。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随着美军撤出阿富汗，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中国调停伊朗和沙特矛盾之后，若能在俄乌问题上劝和促谈，不但能够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而且有助于中国在重塑欧亚安全秩序方面扮演积极角色。俄乌矛盾缓解也有助于中国将中东、中亚、欧洲连接起来，为能源贸易和经济发展开辟新的发展道路。中国主持的中亚峰会也是这一努力的组成部分。

第三，巩固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影响力。拉美、非洲国家、东盟诸国和印度和中国一样，大多不支持美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结束俄乌冲突。接下来，非洲国家领导人也将组团访问乌克兰，推动寻找政治解决方案。而中国是全球南方国家中最具影响力，在俄乌战争中保持了中立，是最有资格斡旋俄乌矛盾的国家。如果中方和其他国家一道努力，促成俄乌止战，黑海地区的粮食就可以畅通无阻地输出，从而缓解全球粮食危机，对全球南方国家都有益处。这也将巩固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中的地位。

当然，美国并不希望中国单方面调解成功，而是寄望于中国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实现自己在乌克兰的利益最大化。这是中美在政治调解俄乌冲突方面的不同思维。比如，美西方希望中国发挥影响力，迫使俄罗斯做出让步，回到谈判桌。泽连斯基虽然寄望中国发挥作用，也是希望中方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这对中国而言，不太现实。而且，泽连斯基依然以美国态度为准，并且寄望借助美西方援助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

所以，短期而言，中国推动政治解决俄乌冲突能够取得何种进展，主要取决于俄乌政府的态度。但长期而言，只要中国坚持中立立场，积极劝和止战，不断凝结国际社会共识，就有可能改变乌克兰危机的风向，使其逐渐转向政治解决方案。如果拜登政府根据自身利益评估，能够和中国开展合作，就有可能加速这一转变。

来源时间：2023/5/29   发布时间：2023/5/26

旧文章ID：29872

作者：亚当·波森 （Adam Posen）  来源：法意观天下

闭门造车，闭关锁国，美国已成全球“商业警察国家”

作者：亚当·波森

(Adam Posen)

译者：梁晓盟、陈凯

法意导言

近年来，中美的经济、科技竞争逐渐成为两国博弈的热点。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脱钩”到拜登政府的“制造业本土化”，一个共同的趋势是切断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结，加速产业回迁。不过，这种零和游戏的做法并未如美国所愿，令美国民众在这场竞争中收获切实利益。相反，这种对国际贸易体系本身发起的供给大概只会反噬其身，毕竟现行国际贸易体系的规则本身就是由美国建立且服务于美国的自身利益的。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Adam Posen)在《外交政策》杂志的文章《站不住脚的美国零和经济学》(America’s Zero-Sum Economics Doesn’t Add Up)一文所言，美国政府当前的贸易和产业政策基于四个严重的分析谬误，例如自我交易是明智的、自给自足是可能的等等。美国的补贴性政策迎合民粹主义的思潮，但却扼杀了从全球获取更为先进技术的可能，阻碍了能源脱碳的转型速度，同时也增加了美国的国际成本。作者认为，美国不应将自我“隔离于世界之外”，而是强化同盟友的合作，推动技术应用才能够带来更有质量的经济发展。

自特朗普政府伊始，到现在的拜登政府，美国在贸易和产业政策不断提升工业制造回迁的速度。尽管分歧种种，两届政府都对其他国家对此的利益全然不顾。在此期间，美国对国际贸易体系发起攻击，结果可谓是反噬其身——即使这一体系的规则是由美国建立且服务于美国的自身利益。在美国两党议员的合力之下，拜登政府寻求以一种零和博弈的方式从其他国家拿走“胜果”——确切地说，是中国;至于其他国家，则稍显“客气”。

这种零和博弈的方式基于四种严重的分析谬误，在美国国内拥有更广受众：自我交易是明智的;自给自足是可能的;补贴多多益善;本土生产十分重要。深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上述任一谬误同两个多世纪以来的对外经济政策以及所带来效益的历史事实相背离。无论是来自中国的真实但夸张的威胁，还是当今技术与过去创新的表面差异，都不会改变潜在的现实状况。

在美国或全球经济史上，政府为提高最受欢迎行业的国内产能而提供的产业政策补贴和保护都算不上什么新鲜事，它可以很有用。尽管其直接就业福利被高估了，但是拜登政府再次推动对基础设施、研究和创新的公共投资是受欢迎的。对中国、俄罗斯和其他竞争对手实施针对性的出口和投资控制，控制数量有限的特定的高科技产品，也可能是可持续的，值得付出经济代价的。。但是，保护和促进美国本土制造业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并不是产业政策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且会破坏其应有的目的。

毫无疑问，中国对美国经济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程度被夸大了。中美贸易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中国不再严重低估人民币兑美元的价值。而且其许多所谓的封闭甚至“欺骗”的贸易策略会适得其反。尽管如此，美国经济决策者面临两个棘手问题：首先，经济关系的哪些部分在能力或意图上助长了它国能力?其次，相对于外交或军事工具，哪些经济工具能够有效阻止“对美安全威胁”?毕竟，无论是对消费者和企业，还是对美国的军事和情报能力，与中国在经济方面进一步脱钩将付出代价。这些代价包括失去获得于美国军方有益的中国技术的机会，以及放弃从中国公司的商业往来中获得的信息。此外，由于从国外获取的一切都成本高昂，美国对国防和情报搜集的投入将会变得更少。

美国单方面退出与中国的贸易，其他经济体将会占据美国不再经营的市场份额，二者会部分抵消。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在美国单方面退出竞争的地区，其他国家和总部设在其他地方的公司将会拥有更多进行贸易和投资的套利机会。

如果美国试图对中国实施独断的出口和投资限制，并将其扩展到其他国家，这样做不仅不会解决这些威胁，事实上会适得其反。为了使这些限制取得成功，美国必须将自己打造成为一个规模空前的“商业警察国家”。美国还必须监督和阻止总部公司将活动转移到国外。在特定的技术转让方面，美国已经在有限的范围内做到了这一点。不过，规模很重要。目前的提议过于雄心勃勃，因此是那么的不切实际。此外，美国的产业政策应该鼓励广泛应用国内外最好的技术，而非偏爱于本地化的国内生产——这只会限制技术的传播。

在大联盟体育运动中，最好的工作是担任联盟专员。你可以最终决定游戏如何进行的重大问题。

对美国而言，使用外交和国防政策来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是最佳选择。美国可能会对难以快速见效感到沮丧，但这并不是将这种挫败感发泄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理由——更不用说针对那些正取得商业成功的中国民营公司。事实上，这样将阻碍美国恢复自身能力所需的技术进步，削弱自身对第三国的影响力，最终使美国处于更糟的安全情况中。

将零和博弈的方式与长期以来维持现状的方式进行比较：作为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美国没有明显和直接地决定谁进入或退出特定行业。美国受益于在这一体系内采取行动来约束国家的具体行为，而不是公开对它们的一般特性评头论足。美国甚至可以偶尔蔑视规则，或者适度地进行有利于自己的调整。不过，最重要的是，领导一个基于规则的体系可以最大限度地提升经济动力，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直接冲突。

一种呼吁个别国家的经济和贸易战略，再加上对想象中的或实际上的轻视进行针锋相对的报复，就把这一切都抛在了脑后。

相反，美国只是游戏中的另一个参与者，没有理由进行自我交易，也没有理由在一次性交易之外保持良好的一面。这种交易观点反过来又破坏了重新调整经济体系的目标——无论是限制中国的军事力量还是加快绿色技术的采用。

此外，如果美国和欧洲同意使用差别对待的制造业补贴，并且只有中国有能力参与竞争，这等于告诉全世界其他国家，他们的发展愿景无关紧要：只有现在的领头者才可以攀登技术生产的高峰。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不得不携手合作，以政府对政府的方式才能够获得民族国家的产品，更不用说成为生产过程的一部分了。发展中经济体的个别公司凭业绩获得投资的能力将大幅削弱。这将抑制经济增长，并滋生必然的怨恨。

在大联盟运动中，最好的工作是担任联盟委员。作为委员，无论何时，哪支球队输赢，你都会赚钱，每个体育场都欢迎你(即使偶尔嘘声)，你可以决定比赛如何进行以及谁可以拥有某只球队等重大问题。然而，如果你转向认同某只球队，输赢将成为你的日常，但最重要的是，其他人会因你的失败获益。你甚至可能会因为作弊而不断受到惩罚，而不是成为判断作弊者的人。当谈到新闻中的另一个问题——供应链时，倾向于某方而不是进行居中监督同样是短视的。

“购买美国货”的概念与广泛的民粹主义呼声相契合。它意味着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的同时，“将美国工人放在首位”。然而，具体的研究一再表明，旨在最大化增加国内制造业就业而非开发和应用新技术的政策不仅注定会失败，且会排挤对创新、国家安全和脱碳贡献最大的工业和贸易政策。

最近的半导体供应短缺问题加速了拜登以及特朗普政府提出投资本地生产的提议。尽管半导体短缺很可怕，但它却是一个证明市场规则的意外。事实上，市场经济可以迅速适应供应短缺，占据主导地位的供应商几乎从不抵制向客户销售产品。此外，通过贸易，以及在某些技术的情况下，通过储备战略储备，可以更好地解决供应短缺问题。

以俄乌冲突后欧盟对石油和天然气供应中断的回应为例。和绝大多数人预期截然不同的是，欧元区经济体适应更高和更具波动性的能源价格的速度超乎想象。在欧盟经济体停止供应如此多的需求之后，石油和天然气价格甚至在下跌。在供应中断或能源出口停止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情况都是如此;1973年，沙特主导的石油禁运之后，西方经济体在几年内改变了生产和消费模式。

的确，一个有恶意的关键商品供应商可能会通过暂时的停止供应给需求者带来痛苦，但有效的应对措施是进行战略储备并转向与其他地方的贸易。

与此同时，当俄罗斯试图将欧洲对其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武器化时，它在外交方面并没有得到任何十分有用的东西。2022年年中，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切断了北溪1号管道的天然气供应，他促使德国和其他欧洲经济体减少对俄罗斯的依赖，同时加强欧洲对乌克兰的支持。他在供应方面的主导地位甚至没有阻止欧盟近年来鼓励乌克兰改弦更张。尽管普京威胁要切断全球供应，但迄今为止，俄罗斯仍继续保持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流向其他买家。

“购买美国货政策”实际上会使工作岗位流失。

换句话说：在实际的战争局势中，一个最恶毒的供应商做出了看似可信的威胁，欧洲并没有被吓倒，甚至没有动摇。这表明，与美国极端工业政策合理性的危言耸听比起来，(实际上)市场经济的韧性要比用来证明大得多，供应商获得让步的能力也要小得多。

出于两个原因，投资特定地区相关岗位的生产力是错误的。首先，它不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它只是将工作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为了在一个地方创造就业机会，精心挑选的公共补贴投资必须能够吸引其他美国企业相关技能的工人，除非这些工人是通过增加移民来的，或者无事可干，并愿意搬家。出于这一点和许多其他原因，肯定需要更多的移民，然而，在当今的政治气候之下，这极不可能的。至于拥有合适技能的闲散工人，事实上并不存在。目前，相对于现有工人的数量，美国工业经济的职位空缺严重过剩，生产半导体芯片及其组件所需的员工种类明显短缺。

此外，“购买美国货”政策会导致工作岗位流失。当美国对政府采购提出“购买美国货”的要求、或者对进口产品实施限制性“原产地规则”或当地含量要求时，会引发三种后果。首先，它们仅仅提高了政府采购的成本，减少了美国纳税人的投资收入。其次，它们降低了美国在国外市场的销售额。第三，它们导致出口产品过于昂贵，削弱了美国商品的竞争力。 随着2020年签署的《美墨加协议》对当地含量的要求越来严格，北美生产的出口汽车越来越少。与此同时，总部位于美国的汽车公司在中国进行了更多投资，以进入中国市场。但是，绿色技术生产补贴的竞争又如何呢?尽管让美国在绿色技术方面取得进展是可取的，但与欧盟展开补贴竞赛也是错误的。

支持绿色补贴的一个观点认为，所有经济体都需要在脱碳的能源转型方面加快进展，因此无论实现多少投资都会更好。脱碳是一个重要目标，但历史表明，补贴竞赛并没有带来最佳效果，甚至都没有对国内产业施加有用的竞争压力，其衍生的腐败却是长期存在，最终扼杀了创新。

一个经典的例子是空中客车公司和波音公司之间的长期冲突。大型飞机制造业一直被欧盟和美国视为战略产业，但是，欧盟与美国补贴各自产业领头羊的结果如何呢?

首先，在客机制造上创新有限，在能源使用或改变运输模式方面毫无新意。相反，空中客车公司设计了一款对市场来说太大的飞机——A380，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任何用于改变基于高排放喷气燃料机型的投资(尽管已经提升了燃油效率)。与其他大型企业一样，更不用说那些拥有政府保护市场份额的企业了，补贴会让企业更有动力最大化地提高当前产能，而不是突破性创新。

更普遍的是，欧美都将空客和波音视为重大战略资产，断不能使其面临破产。因此，它们没有得到足够的监管。利用这一点，两家企业在国防和公共项目上严重超支，更为甚者，其产品难以达标。就像全球性金融危机前夕“大到不能倒”的银行一样，它们将基础系统和许多客户置于毁灭性的风险之中。

同样是“大而不能倒”的行业，为何半导体与其他受补贴的制造业的反应存在差异?这些行业前期资本投资成本高，且有多年的生产计划，这使它们能够依靠政府来防止新的竞争对手进入。任何关心产业集中带来垄断的人都应该认识到，这种威胁尤其适用于不受国内和国际竞争影响的公司。

抛开垄断权力、监管不足和腐败的风险不谈，国家对战略产业的补贴弊大于利还有另一个原因：它们为供应链的配置增添了政治色彩。看起来，让美国鼓励“友岸外包”符合价值观，其后果却是供应链既不追求效率也不追求韧性;相反，它们旨在强化政治和安全关系。这会带来其他意想不到的后果：供应链变得更加脆弱，因为它们缺乏冗余，且容易受到不断变化的政治关系的影响。此外，贸易争端不断升级，导致贸易发展放缓，阻碍了国家间其他(有用的)合作。

如果你闭门造车，坚持本土技术的本地生产，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空客-波音的补贴大战再次成为一个例子。它导致贸易和法律纠纷反复上演，直接阻碍了欧盟与美国在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合作。飞机制造供应链非常脆弱的情况，这个问题早在新冠肺炎疫情之前很久就暴露无遗，而中国也对这些脆弱性表示担忧。

国家层次的区别对待造成危害的另一个例子令人印象深刻，即粮食补贴。当前，所有人都在对韧性和本地供应链进行讨论。但事实是，几十年以来，农业一直是发达经济体中获得补贴最多的产业。和空客、波音一样，补贴农业的结果远远不够理想。

农业创新方面，国家间壁垒阻碍了创新应用。转基因生物为全球性健康和营养改善提供了远大前景。欧盟的标准阻碍了世界大部分地区应用新技术，其中一些是出于真正的担忧。但很大程度上，欧洲农业利益集团以虚空的担忧为借口，阻止来自美国出口的竞争。因此，如果发展中国家进口转基因生物，欧盟可能禁止他们向欧盟出口食品。发展中国家被迫选择接受来自美国或欧盟的种植作物和粮食援助，但它们不能同时从这两方面受益。

此外，补贴竞争对加速绿色能源转型尤为不利。要让新能源技术取而代之，就需要大规模应用新技术——大规模电动汽车充电或取代燃煤发电。技术之间的能源性能差异将对适应气候变化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当给定的技术标准被设定并广泛使用时，滞后的效率影响就会加剧。

也没有理由认为，欧盟、美国或中国本土受青睐的生产商会垄断脱碳技术。与疫苗一样，一切都需要全球竞争和创新。如果你闭门造车，坚持在当地生产本土技术，后果将是严重的。在补贴竞争中，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国家龙头企业及政府将使用不同的标准为外国产品设置准入壁垒。甚至比食物、飞机或疫苗更重要的是，将能源网、电池和用于运输或供暖、通风和空调的创新技术分离成自给自足的网络，这将对恢复力和适应产生反作用。

第三国的政治动态——包括碳排放大国，如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它们将被迫在欧洲和美国的能源系统技术之间做出选择，从而直接阻碍脱碳。也许这些较大的新兴经济体将能够在跨大西洋生产商之间引发一场合同竞价战，但这不会导致最好的技术获胜或最快的采用。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政府正在加剧的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补贴竞争实际上是脱碳的一个危险挫折。

为了推进其国家安全和气候变化目标，美国能采取的最好的策略就是支持广泛采用通用技术，以减少供应环境和对碳基能源依赖的脆弱性。这最好通过对研究和基础设施的广泛公共投资，以及鼓励全球竞争和电池、网络防御和疫苗制造等相关行业的技术传播来实现。

区分技术生产和技术应用很重要。在生产技术方面的公共投资有时富有成效，有时却是浪费的。但在美国，这已经是司空见惯。有关《通胀削减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以及正在落地的相关措施的报道铺天盖地，但这些政策并不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约束下的重大创造性突破。这些措施不会像任何财政扩张那样，在最初的支出增长之外加速美国的经济增长或创造就业机会。，也无法彻底改变美国的竞争力。实施这些举措很可能会使一小部分受保护的企业获益，但却无益于缩小收入差距。作为经济计划，这些政策有用与否还尚未可知，但远远谈不上具有变革性。

这些政策没有加速先进技术的应用。确保国家安全以及减缓气候变化的技术生产远比实际应用要少。要观察实际应用，而不仅仅是生产，只需要看看20世纪90年代。在那十年里，由于美国公司(和美国军方)在整个经济中采用了信息技术，美国的生产力(和国防能力)激增。发货人被跟踪，库存被监控和重新进货，重复性任务被自动化，工作描述大多发生了变化。

生产力的飞跃并不是因为美国生产的计算机或芯片变得更便宜，也不是价值链下游转移，在其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究其原因，是因为美国变革商业惯例，在服务业和制造业创造了新的产品，从而能充分利用新技术。同时期的欧洲、日本和中国未能像美国一样做到技术应用和适应，因而被后者甩开。很明显，尽管他们代表当地信息技术生产商制定了保护主义的产业政策，但他们还是落后了——拜登-特朗普的世界观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优势，美国应该效仿。为弥合生产力差距，它们需要从海外引进新技术和最佳实践。不过，由于钟爱本国制造业，中国、德国、法国以及日本阻止了新技术的应用。

为了推进其国家安全和气候变化目标，美国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广泛采用减少脆弱性的通用技术。

这个案例反映了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如果技术力量的来源是生产特定的武器或制造系统，而非新技术的应用和使用，那么，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逆向工程来弥合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从巴西到印度，发展中经济体也要求获得先进技术的许可，其目的在于，创建自己的产业。这并没有有意义地缩小与美国在人均收入或前沿技术成熟度方面的差距。因此，我们要集中认清一个这样的事实：经济增长来自经济领域对通用技术的应用，而不是对特定产品的生产。

更为复杂的是，在还没有领先产业的情况下，试图增加国内技术产量通常会适得其反。 即使在特定武器能力的优势至关重要的军事方面，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的行动也源于首选的当地生产商未能交付货品。俄罗斯情报部门一直在努力收集西方的技术秘密，同时，俄罗斯公司没有任何顾忌地在政府支持下进行大规模的逆向工程。掌握一种特定的武器远不如有效使用它的能力和在全社会提供这种系统重要。

供应链韧性、美国工人的可持续收入增长、应对中国的竞争以及加速绿色能源的发展都是有价值的目标，也值得为之付出代价。然而，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无视全球技术和贸易现实的话，对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而言，弊大于利。争论的焦点是，以牺牲世界其他地区为代价，追求零和制造生产对美国自身利益会造成长期损害。拜登和特朗普政府普遍应用的这种做法肯定会损害中国(以及美国)，但仍无助于减少来自中国的挑战。

归根结底，一项成功的美国产业政策可以促进最佳技术的广泛传播和应用，即使这可能意味着美国从国外生产商手中购买这些技术。在全球范围认同的标准能够推动创新和技术进步，这是被政治所绑架、设置的准入壁垒而所不能及的。这对脱碳尤其必要，也有助于提高供应链弹性和抵御中国竞争的能力。

创新和技术进步是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制定共同标准来加速的，而不是通过具有进入壁垒的政治性行业来加速的。

对美国政府来说，最好的方式便是纠正近期立法中的歧视性条款，包括《芯片法案》、《通胀削减法案》和《基础设施投资和就业法案》。现实已经迫使拜登政府采取权宜之计：为了防止欧洲和亚洲盟友的大规模反击，美国财政部为外国制造的电动汽车提供法律空子，让购买者获得同样的税收抵免优惠。在没有美国生产商的关键行业，如电池和其他电动汽车清洁技术领域，迫使他们与美国公司成立合资企业。

美国方面应该公布一份初步的军事重要技术清单，这些技术不应该出口到中国，美国也不应该仅仅依赖中国的生产。让其余部分自由发展。在高科技公共投资方面，美国最好与欧盟、日本、韩国协同而不是竞争。这将消除商业冲突并减少应用最优技术的障碍，同时，资助关键领域的技术创新。美国应该重新承担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允许其他行为体在任何特定的“比赛”甚至是“赛季”中有输有赢，但最终决定谁在什么条件下比赛。美国需要采取的是行之有效的产业政策，而非当下短视的自我交易。

文章来源：

Adam Posen, America’s Zero-Sum Economics Doesn’t Add Up, Foreign Policy, March 24,2023.

网络链接：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3/24/economy-trade-united-states-china-industry-manufacturing-supply-chains-biden/

译者介绍：

陈凯，现为法意编译组成员。

梁晓盟，北京大学2022级法律硕士在读，现为法意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3/5/29   发布时间：2023/5/29

旧文章ID：29870

作者：赵明昊  来源：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

《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141期

拜登政府宣称“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并将科技竞争视为中美战略博弈的重中之重。美国方面提出未来十年是大国竞争的“决定性十年”，其对华施压的紧迫感日益上升，在供应链重塑、投资审查、出口管制、科技交流等方面频出新招。俄乌冲突显著增强了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态势。面对中美关系和总体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中国方面也高度重视国家安全问题，明确提出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如何在大国竞争日趋激烈背景下更好地统筹发展与安全问题，管控过度“安全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尽可能避免中美关系步入最坏局面，是中美双方需共同应对的挑战。

一、美国以“选择性脱钩”降低对华经济依赖

近期，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等美方高官发表演讲称，国家安全因素在中美经贸关系以及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中更加重要，美国需加快增强自身能力和韧性;美国不寻求对华“脱钩”和遏制中国，采取的是“去风险”和“多元化”策略。虽然拜登政府有意通过淡化“脱钩”这一政策话语安抚美国商界和美国盟友，但实际上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安全化”仍在加剧，美方的政策实践体现出一种“有选择的、有管理的脱钩”态势。

第一，拜登政府通过“战略性公共投资”重振美国产业基础，以芯片、药品、大容量电池、稀土等关键矿产为四大优先领域，加快推动美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在《两党基础设施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支持下，拜登政府大力强化美国国内的芯片全产业生态，包括研发、设计、制造，拟以500多亿美元联邦政府投入撬动2000—4000亿美元私营部门投资。此外，拜登政府还重点围绕电动汽车等影响大国博弈的新兴产业提升美国竞争力。自拜登执政以来，福特、通用等公司已在北卡罗来纳、密歇根等州投资近850亿美元，其中电动汽车制造领域的投资超过360亿美元，电池领域投资达480亿美元。拜登政府希望通过实施“现代产业战略”强化美国供应链韧性，为在“决定性十年”中赢得与中国的经济竞争打下坚实基础。

第二，美国以应对“不公平竞争”“窃取商业秘密”“强迫劳动”等为抓手限制中美经贸关系，构建针对中国的双向投资审查体制。拜登政府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商品加征的惩罚性关税仍是施压中国的必要工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国土安全部等机构不断加大贸易执法力度。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推动将网络审查等确定为“不公平贸易”做法，要求美国政府中止给予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PNTR)。2023年1月，拜登签署《保护美国知识产权法案》，更多中国企业和机构或将因“窃取商业秘密”而受到制裁。美国还力图通过炒作“强迫劳动”等人权和价值观问题，促使西方国家企业减少对中国供应商依赖。除强化针对中国在美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拜登政府有意推出海外投资审查机制，限制或禁止美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对中国的高技术产业进行投资。美国还推动日本、欧盟、英国、以色列等盟友跟进针对中国的投资审查。

第三，拜登政府积极打造覆盖盟友和相关发展中国家的“供应链联盟”，对中国保持国际经济影响力构成不容低估的挑战。在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因素影响下，全球主要国家对“经济安全”“供应链安全”的关切显著提升，这为美国与盟友实施对华“协同脱钩”提供了重要条件。拜登政府举办“供应链韧性峰会”“供应链部长级论坛”等活动，借助“印太经济框架”(IPEF)、“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计划”(APEP)等限制中国对外经济合作空间。美欧建立贸易和技术理事会(TTC)，在芯片、医疗器械、清洁能源产品等领域推动美欧共同减少对华依赖。美国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英国等都设立了经济安全政策协调机制，七国集团也日益重视应对所谓中国“经济胁迫”问题。特别是，拜登政府高度重视重塑关键矿产供应链，不仅建立“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多边机制，还与日本、澳大利亚、欧盟等深化双边协作，拉拢刚果(金)、印度尼西亚等关键矿产富集国，试图削弱中国在锂、镍、钴等关键矿产国际供应链中的地位。

二、科技竞争是中美战略博弈的重中之重

白宫发言人明确表示，拜登政府认为中美之间正进行战略竞争，科技是核心竞争领域。前助理国务卿、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教授谢淑丽(Susan Shirk)等战略界人士认为，科技问题将安全、经济竞争和人权等挑战结合在一起，它已成为中美竞争的焦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强调，确保美国的技术领导地位是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之一。2022年9月，沙利文在全球新兴技术峰会相关活动发表的演讲中称，美国仅保持领先是不够的，需要尽可能拉大与对手之间的科技差距。

着眼“让美国跑得更快”，拜登政府显著加大联邦政府对研发创新的支持力度。2023财年美国联邦政府研发支出预算为2049亿美元，首次突破2000亿大关，同比增幅高达28%。在增加投入的同时，拜登政府还对美国的科技体制进行调整，力图强化美国自身的“创新生态系统”，构建“全政府”“全社会”“阵营化”的对华施压模式，具有攻防并举、内外互济、短长结合的特征。

一是完善应对科技竞争的“全政府”布局。拜登政府提升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地位，赋予该机构负责人内阁官员级别，强化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的职能，并通过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加大与美国科技界的沟通协调。拜登执政以来，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等机构发布近30份科技战略规划文件，涵盖量子信息、人工智能等多个“必争必赢”技术领域。美国国防部、能源部等机构重视支持美国科研机构和企业研发“颠覆性技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技术、创新与伙伴关系局，进一步推动科技成果的产业化。此外，外交和国家安全部门在美国对华科技竞争中的作用日趋增强。拜登政府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增设负责网络和新兴技术的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职位，在美国国务院设立关键和新兴技术特使办公室。

二是以“小院高墙”策略加强针对中国的科技封控。“小院高墙”旨在使美国对华科技竞争更具选择性(小院)，在若干关键技术领域加强防护能力，采取更严格举措(高墙)。拜登政府更新了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关键和新兴技术清单》，设置更为细化的子领域类别，增加新的技术领域，包括高超音速能力、定向能源、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储存、核能和金融技术。拜登政府持续强化出口管制机制，利用“实体清单”“未核定清单”“特别指定国民清单”“涉军企业清单”等政策工具，大搞“长臂管辖”，打压中国科技企业和相关机构。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新的“芯片禁令”，在硬件、软件、人员和原材料等多个维度大幅增强对中国的全方位压制。这一禁令集中体现了沙利文所说的“尽可能拉大差距”的战略思维，相关做法很可能会在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领域复制。

三是加快构建多层次、模块化的“民主科技联盟”。拜登政府渲染所谓“技术民主国家”和“技术专制国家”之间的对立，强调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研发和运用须符合民主价值观。美国试图借助“民主科技联盟”实现三大目标：⑴将美国的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反情报行动等举措“多边化”，实现“小院相通、高墙相连”;⑵推动民主国家围绕5G等领域展开联合研发，提供可替代中国技术和产品的选择;⑶在国际技术标准、科技伦理、数字经济规则等方面对华共同施压。拜登政府推动建立美日竞争力和韧性伙伴关系(CoRe)、美英技术和数据全面对话(CDTD)、美印关键和新兴技术倡议(iCET)等双边机制，并在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框架下设立关键和新兴科技工作组。2023年5月，美日印澳宣布设立“四方投资者网络”(QUIN)，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清洁能源、量子信息等领域推进战略性投资。

四是重视在科技人才方面的竞争。拜登政府通过设立奖学金等手段，加大支持美国国内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专业人才的培养。美国商务部、劳工部、交通部等联邦机构展开合作，构建覆盖不同产业领域的技能培训体系，注重增强美国工人的“数字能力”。拜登政府力图通过调整移民政策“使美国成为全世界人才所中意的目的地”，包括放宽H-1B签证申请、降低对美国雇主的限制性要求、增设针对STEM专业人才的W类签证。美国尤为重视吸纳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等地的芯片产业人才。与此同时，美国将中国学生和学者视为“非传统情报搜集者”，对其赴美研修加以严格限制，甚至一些基础科学专业领域也受到影响。2023年1月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发布数据显示，持有效签证的中国学生人数从2020年1月的36.9万降至目前的26.3万，降幅近29%，同期印度学生人数升幅超30%。

三、结语

虽然中美双边贸易额在2022年创下新高，但中国已从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降至第四，从某些科技类产品的贸易数据看，有观点认为中美已出现“初步脱钩”。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提出，由印度、越南、马来西亚等国构成的“亚洲替代供应链”(ALTASIA)比中国更具成本优势，其对美出口持续增长。这些现象不容忽视。

夯实经济和科技实力是应对大国博弈的关键。西方战略界人士热议的“中国崛起到顶论”需引起重视。应看到，美欧日等推动的“选择性脱钩”或“去风险”面临诸多挑战，美国与盟友的对华政策存在不少差异，中国仍有其韧性和优势。同时，也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高度重视供应链安全与科技竞争之间的紧密联系，采取更具主动性、系统性、前瞻性的政策应对举措，提升在开放中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确保中国发展不止步。

来源时间：2023/5/29   发布时间：2023/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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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谭主  来源：玉渊谭天

5月25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26日，王文涛又在底特律会见了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看消息稿，交流内容相比以往有明显变化。注意这句话：

双方同意建立沟通渠道，就具体经贸关切和合作事项保持和加强交流。

交流的内容，直接点明了，一个是“经贸关切”，一个是“合作事项”。其中，“经贸关切”的内容说得格外细致，两场会见加起来有七项。

中美经贸交流，未来要谈什么，怎么谈?答案就在如何处理“关切”和“合作”的关系上。

今年以来，美方经贸团队一直传出希望访华的消息。

中方这次赴美参加多边峰会，顺势回应了美方的交流需要。

中美商务部长正式会见，这还是拜登政府上台后的首次。显而易见，中美之间，最近的交流在变多。中美经贸关系出现缓和的迹象了吗?

中方先谈并且重点谈解决关切，再谈合作。这就是态度，也是中美经贸交流重要的一条方法论。

美方不能一边要沟通，一边不择手段打压遏制中国。而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底色就是打压遏制。

所以，美对华经贸政策成了两次会见的首要关切。在会见雷蒙多时，中方还谈了三点具体关切：半导体政策、出口管制、对外投资审查。在会见戴琪时，中方也具体谈了三点：经贸领域涉台问题、印太经济框架、301关税。

总结下来，美国已经给中美经贸关系上了三把“锁”。

第一把“锁”，是关税。这一点美财政部长耶伦也批评过。

第二把“锁”，是出口管制。到今天，美国已经将100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各种制裁清单，其中，半导体是重点。

第三把“锁”，是建立对抗性的经济小圈子，妄图把中国排除在外。

对于一边想与中国谈，一边又打压遏制的行径，美方自知理亏，最近也开始在说辞上掩饰。

不久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谈对华贸易时，沙利文第一次提到了“去风险化”这个词，还说美国不是要跟中国“脱钩断链”。

曾任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的黄靖很熟悉美国的话语体系。在他看来，沙利文所说的，不是政策，只是表态。

实际情况的确如此。有了三把“锁”还不够，美国最近又在酝酿对华投资限令。所谓“去风险化”，只是“脱钩断链”的伪装，说法变了，但换汤不换药。

这也是为什么中美经贸交流的前提都是先谈解决关切。

美国想交流，可以。但建设性的态度，是美国自己先解决对华关系上的言行不一和自相矛盾，用长期稳定的声音和中国对话。

美国最爱讲市场原则和公平竞争，什么叫公平竞争?

在王文涛开启美国之行前，他刚在上海跟美资企业交流。这次交流讨论的，是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是如何与各国企业共享中国开放发展的红利。

这，叫公平竞争。

当美国的门越关越小，中国开放的门却越开越大。为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明确中美经贸交流的第二条方法论。

中美之间不回避问题，也不因噎废食，才能有效推动双方的现实合作。

中美经贸合作，不会因问题存在而消失。

今年一季度，中美贸易额同比下降13.1%，这是问题。但中美贸易额依然达到1615.88亿美元，美国还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这是合作的现实。

前几天，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履新，谭主就跟他的老友吴心伯探讨过相关话题。他表示，中美商界加强交流的需求格外强烈。去年11月，吴心伯一行曾访问美国。此访的组织者就是美国保险业巨头，97岁高龄的莫里斯·格林伯格。

格林伯格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应该尽我们所能改善美中关系，现在这样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

美国著名投资人芒格也有类似表态。最近，99岁的他连用3个“愚蠢”，形容美国加剧中美关系紧张的行为。他说出这话时，正值美国放出对华投资限制的风声。

为什么这个尚未出台的新政策，尤显“愚蠢”?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最新统计，美国企业对中国的累计直接总投资⾦额为1182亿美元。其中，制造业的投资占了将近一半。

美国原计划在G7前后出台的对华投资限令，涉及半导体，还有新兴的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

限令最终没有落地，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内部有不同意见，吵了一年多。特别是沙利文的团队和财政部，财政部认为应该减少美国自己的损失。

最初提交的版本，包含了芯片、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和清洁能源五个领域的限制，而最新的版本有可能缩小成三类。

更多的反对意见，还是来自商界。在商言商，谁疼谁知道。

如果像沙利文代表的国安团队所希望的那样，强制审核美国对华投资，需要较长时间，资本的投资效率无疑会受到影响。

人工智能、量子计算作为当下新兴的科技产业，正是美资投资中国的关键领域。

根据美国乔治城大学的报告，2015年到2021年，美国投资者向251家中国人工智能公司投资了402亿美元，占所有中国人工智能公司筹集资金的37%。

市场的嗅觉是最敏锐的。美国投资者对中国人工智能投资项目趋之如骛，是因为它们的回报率很高。

面对美国对中国越来越多的限制，总会有一些人觉得交流无用，觉得谈合作还有什么用。谭主看来正好相反，经贸，恰恰是中美可以紧密合作的领域。

中美经贸的合作网络已经在彼此间紧密交织，同样也在全球范围内交织。别忘了，中美这次会见的背景，是APEC贸易部长会议。上一次王文涛见戴琪，也是在APEC的会议期间。

两次会见，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谈了区域和多边议题。这也对应着中美经贸交流的第三条方法论：

要始终带着全球的关切谈合作。

美国一系列对华贸易政策，目的是遏制中国。但它的行动路线，却妄图裹挟全球。

按照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宇燕的话说，美国要打造的是“平行体系”。

换句话说，就是要在中国之外，重建一条产业链供应链。“印太经济框架”等，目的都是如此。这对全球来说，不是幸事。

回到这些政策的原点，美国的首要目的是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让制造业回流美国。这个目标实现了吗?

美国智库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从2017到2022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产品依然以制成品为主，虽然其在美国进口总额中的占比从22%下降到了17%，但这种下降并没有减少美国对制成品进口的依赖。

2022年，美国制成品总支出中进口占据了34%。二十年前，这个数据还是23%。占据中国原本份额的，是越南和墨西哥等国家。

只不过，这些国家的制成品背后，还是中国提供的零部件和材料。以越南为例，美国原本从中国进口计算机配件、电信设备等制成品，现在变成了越南。但随着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增多，中国对越南的出口也在同步增长——自2017年以来，中国对越南的出口增长了一倍多。

商务部研究院美洲与大洋洲所副所长周密解释了背后的逻辑：“制成品贸易，美国的最佳选择是中国，转向越南制造增加了美国的成本：一个是运输成本，另一个是采购成本。”

美国正在承受扰乱和破坏全球产业链的代价，这一点，美国自己也一点不避讳，甚至称所谓国家安全要优先于经济利益。

其实，摆在中美面前的问题很简单。在一些美国人眼中，站在山顶的美国不能允许中国上山，为此，美国愿意无所不用其极。

他们甚至不敢承认，中美之间巨大的现实利益，也事关着两国人民利益。他们对华的强硬，掩盖着不敢正视现实的怯懦。

今天正好是基辛格的百岁生日，他的经历，恰恰是对中美关系最好的注解：

第一，无论环境多复杂，中美之间都可以交流。

第二，中美可以正和，可以双赢。

中美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这一点，中美的未来，仍需要思考这样的启示。

来源时间：2023/5/29   发布时间：202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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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编者按：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4月27日在布鲁金斯学会的演讲中提出了美国新的国内外经济政策，倡导以国家介入为主旨的产业政策、重振美国的制造业，建立超越传统贸易协定的新国际经济伙伴关系，即所谓“新华盛顿共识”(new Washington consensus)，彻底颠覆了旧的“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指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以新自由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倡导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减少政府管制等政策取向，一度在全球甚嚣尘上。沙利文认为，在过去几十年里这样的共识影响了美国的经济发展，并削弱了美国的民主制度。近日，莱顿大学美国外交政策专家安德鲁·高索普(Andrew Gawthorpe)在《世界政治评论》网站上撰文，分析体现“新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及其对美国盟友的影响。作者认为“新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更具有零和思维，不再强调自由市场，将国际经济体系“武器化”。文章摘要如下：

4月27，拜登政府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发表演讲，宣布支持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华盛顿共识”已经正式死亡。历届美国政府都认为全球贸易、开放资本流动和财政纪律可以解决国内外的经济困境。但沙利文认为，这些政策并不能处理全球化带来的混乱与不平等的问题。因此，美国需要新的、不植根于新自由主义的共识。沙利文的演讲反映了拜登政府处理国际经济问题的政策与方法，拜登政府一直对全球化持怀疑态度，并专注于通过使用具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来重塑美国和全球经济。

“新华盛顿共识”的三大要点

第一，美国不再强调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恢复产业政策和保护主义。正如前拜登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布赖恩·迪斯(Brian Deese)所言，美国政府不愿意接受那些只关注个人利益，而使美国在关键产业上落后的决定。相反，美国政府将对关键产业进行投资，使其成为美国未来几十年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目前美国政府对基础设施、半导体和清洁能源领域进行了战略投资。

第二，美国试图重新构建全球供应链。在旧的“华盛顿共识”下，制造业被外包到成本最低的地区。但拜登政府认为，面对地缘政治的冲击，市场驱动的供应链缺乏韧性。因此，美国正寻求用“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代替“离岸外包”(offshoring)，将战略供应链集中于美国的盟国。沙利文认为，美国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有韧性的、领先的技术产业基地，无论是发达经济体或是发展中经济体，都可以共同投资并依赖该基地。

第三，美国挑起“经济战”。沙利文曾表示，拜登政府希望确保下一代技术为“民主国家”所用。因此，为了保证美国的军事和技术优势，美国正在将国际经济体系“武器化”，阻碍他国经济发展。

美国政府认为，以上手段不仅可以应对中国的崛起，也可以帮助解决国内不平等的问题。拜登在上任时提出“中产阶级外交”，他认为全球化造成的经济混乱导致许多美国民众对美国的民主制度失去了信心，这助长了他们对特朗普和其他民粹主义运动的支持。因此，拜登政府认为国家更多地参与经济管理，将有助于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化解民粹主义的吸引力。

“新华盛顿共识”具有地缘政治风险

美国政府的新国际经济政策脱离了允许自由市场发挥作用的“华盛顿共识”。但拜登政府的新愿景存在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也许是政策带来的地缘政治风险。

“新华盛顿共识”将对世界其他国家造成负面影响。尽管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表示美国将在“可能的情况下”与盟友协调行动，但是沙利文阐述的美国新国际经济政策完全由美国制定，并没有与盟友协商。当全球化似乎不再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时，美国政府就决定反对它。

此外，盟友还需要和受到美国财政补贴的行业进行产业竞争。美国对“美国制造”的补贴会让不富裕的国家更难发展自身具有竞争力的产业，迫使这些国家做出地缘政治选择。如果拜登政府建设的新技术产业基地只有美国及其盟友才能进入，那么各国加入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将是享受好处的前提条件。但鉴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多变性，印度和巴西等国可能不愿意因美国的承诺而调整其国内外经济政策。

“新华盛顿共识”带来的好处是否会像政府所宣传的那样也值得怀疑。经济学家亚当·波森(Adam Posen)认为，由于美国国内技术工人短缺，且反对增加移民数量，制造业工人总数不太可能增加，现有的工人只能在不同岗位之间流动。此外，由于政府对政治和安全的考量会发生改变，因此基于这两个因素的全球供应链并不一定比基于经济逻辑的供应链更具有韧性。

提供进入美国市场的机会是美国政策制定者在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谈判的主要筹码。近几十年来，开放贸易使“全球南方”数以亿计的民众摆脱了贫困，这也是加强伙伴关系的关键工具。相比之下，“新华盛顿共识”更多由“大棒”组成，新共识下的世界观更悲观、更具零和思维，摒弃了与竞争性经济集团实现全球包容性增长的愿望。新的政策能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实施，尽管拜登政府声称将小心谨慎，不采取过多经济胁迫措施，但下一届政府未必会延续该政策。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全球经济都将经历一段坎坷的旅程，美国也不一定会变得更富有或更强大。

文章摘译自《世界政治评论》(World Politics Review)网站文章Biden’s ‘New Washington Consensus’ Is Weaponizing Trade。

来源时间：2023/5/29   发布时间：2023/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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