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撰文：顾德明（francois-godement）-杜懋之（mathieu-duchatel）-marcin-przychodniak-francois-chimits-frances
2023-05-27
【编者注】《中国趋势》（China Trends）是蒙田研究所（Institut Montaigne）亚洲项目的季刊，旨在聚焦中国议题，从中文资料中寻求对中国的理解。蒙田研究所是法国一家颇具影响力的非营利性独立智库。该智库创立目的是为法国和欧洲地区提供公共政策建议并激发政治辩论，为政治决策提供启示。蒙田智库下属的亚洲项目旨在针对来自亚洲的议题和挑战提供政策建议。这些议题和挑战包括中国政治、经济和外交轨迹、欧盟-中国关系、欧洲对印太地区的外交政策、数字问题、技术与地缘政治、气候、能源和环境政策。同时，亚洲项目亦会举办政策制定相关活动，如发起主题性政策研究项目和欧洲与亚洲、欧洲和美国合作伙伴的二轨对话等。本站特甄选并编译2023年3月《中国趋势》刊载的四篇文章，不同于当下热门的来自美国和中国视角的对美中两国外交手段与政策的评论文章，该文章合集从欧洲视角讨论和分析了与中国外交事务相关的政治和经济类话题，如俄乌关系、国际贸易、中国内政、美中关系、美中关系对他国（地区）外交关系的影响等。对美中关系感兴趣的读者可从第三视角了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和相关政策的看法，理解不同地区对中国政策存在的认知偏差。本文亦为当前美中两国如何针对性地降低分歧、增进信任并发展建设性关系提供参考。
【作者简介】
François Godement （顾德明）：中国及东亚战略和国际问题专家，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非常驻资深研究员；法国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国现代史博士。
Mathieu Duchâtel（杜懋之）：法国蒙田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前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亚洲和中国项目高级政策研究员和副主任（2015-2018年）；巴黎政治学院政治学博士。
Marcin Przychodniak：波兰国际事务研究所中国分析师，研究领域为中国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华沙大学政治学博士。
François Chimits：经济学家，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分析师，研究领域为对外贸易和贸易伙伴面临的贸易环境挑战。
Francesca Ghiretti：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分析师，研究领域为欧盟-中国关系和经济安全、“一带一路”倡议发展、中国与南欧事务、英中关系；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博士。
François Godement：机会主义的胜利与成本效益分析
近期，从外交访问到中国外交政策，中国领导人的全球性威势无处不在。由他发起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甚或《全球文明倡议》——虽然言辞夸饰，但这些向世界发出的倡议极大程度地强化了中国对所谓“话语权”的争夺。郑必坚——中国政府的高级理论智囊，在2003年至2004年之间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概念，并将之在国内外推广。这一概念似乎某种程度上也标志着“话语权”理念的率先使用。【注1】中国前任领导人胡锦涛（2002-2012）将话语权作为推进中国软实力的先决条件。更简单来讲，中国现任领导人在2012年便已表明要“讲好中国故事”。【注2】
在或许是表明其在俄乌战争中所持立场的最佳时机，中国选择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扮演调解者的角色。同样，在2016年缅北冲突发生时，中国亦在非洲各国之间的冲突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当然，中国外交部发布的“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12点声明也标志着中国外交的一大进展。总体而言，这些举措都与中国往常谨慎而缓慢的外交策略大相径庭，也与习惯性的根深蒂固般的将中国任何坚定主动的外交行为仅仅视为对其他主体错误行为的回应全然不同。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不断增长的重要地位、几十年来不断攀升甚至已超过其GDP增长率的军费开支、显著的权力集中并与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民主政体发生的政治纷争，都进一步表明中国全球性力量的增强，且其欲借助该力量重塑国际秩序。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中国崛起”充满美好的遐思。在这些过去的日子里，人们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作出了各种假设。当前，过去曾对中国的全球开放和发展市场经济将推动全球融合的想法被证明是错误的。今时今日，世界突然发现中国的外交角色正由被动转为主动，同时亦具有了挑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能力。过往的种种限制——包括众所周知的中国对其应尽责任的闪避——都可能被遗忘。中国将争取所谓“全球南方”诸国的支持放至首位，并借机将其转化为反美、反西方国家的共识，此举引发世界瞩目。
但我们应遵循两个指导性的观察方法以便更近距离地了解中国外交全貌。其一，中国的能力是否与之在国际社会投下的深重阴影相匹配？其二，中国准备在其付诸努力的对外交往中承担何种风险——是扮演向西方民主社会咆哮的敌人，国家与地区间矛盾的调解者和和平使者，抑或威权国家迫切想要拉拢的朋友？心口之间，我们尽力挖掘事实与真相。实际情况向人们展现了全然不同的图景：中国正作为一个机会主义大国巧妙地利用民主阵营的弱点与分歧，并谴责其所遭受到的后者的围堵与打压。
在财务方面，中国积累了西方货币的盈余。人们口中的中国软实力——指的是其贸易和借贷实力。然而，中国几乎难以与美元脱钩，也无法要求新兴世界偿还其贷款：其作为债权人所获的力量依赖于其作为出口商的收入。也就是说，人们对中国商品的渴求构成了其主要财富来源。其在商业上占据主导地位、与之贸易的俄罗斯或中东地区的国家，不过是微不足道的角色。在军事方面，数十年的预算扩张并不只是为了训练作战部署和增进经验。挑衅和偶发性地越过红线——或者改变其已发布的目标——才是中国政府所擅之处，且其之所以有此举动，是因为深知对手并不愿卷入冲突之中。其很快便对对手的“息事宁人”视而不见，并谴责对手所施加的制裁无异于是战争行为。以上行为皆因中国拥有与美国几乎同等水平的核武器，而核武器无法帮助任何人开疆拓土。
那么，中国是否正在扮演一个调解者呢？其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恢复双边外交关系的协议中扮演的积极角色的确引人深思。但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表象之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利雅得购买了中国的中程导弹。伊朗自伊拉克战争以来一直与中国形影不离。早在北京会谈之前，沙特政府和伊朗政府便已在巴格达开始了秘密谈判。中国的确在调解两国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在两国之间保持着绝对中立，这一立场从中国领导人在2016年连续访问沙特阿拉伯、埃及、伊朗便可窥一二。美国和欧洲对伊朗的制裁、沙特王国在卡舒吉谋杀案后对西方人权立场日渐增加的敌意、欧洲在世界影响力的衰退，种种因由都使北京得以作为善意的东道主为两国会谈提供理想场所。但是，北京是否对两国重修旧好所达成的协议提供类似《戴维营协议》那样的保障？显然没有。当然，中国对俄罗斯的偏袒使得任何比较都失去了意义。如果某时某刻我们找到解决乌克兰战争的办法，中国便可能是两国之间合适的信使，并通过提高或降低其支持——满足各方的期待。最可能的情况是，如同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一样，中国最终会成为充当俄罗斯的“教父”和保证人的角色，但其绝不会是调解者。
如同我们所见的中俄关系上的种种微妙之处，中国也并非是一个赌徒和风险偏好者。实际上，中国对于普京的支持一直以来都是公开且大幅度的，幅度之大甚至包括中国领导人恭贺普京“连任”。【注3】这打破了北京所秉持的反对外部干涉国家内政的一贯态度。同时，北京重申了与俄罗斯“无止境”的友谊，作为对从北约扩张到福岛核废料的回应。不过，北京并未提及对俄罗斯的物质支持——特别是武器支持。尽管普京早前声称其与中国即将达成关于“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的合作协议，但中方在会议期间并未证实此事。
中国很会玩“国际游戏”。援引联合国宪章和规范几乎不需花费任何成本，因为联合国已因俄罗斯（或许还有中国？）的否决权而瘫痪，无法对乌克兰采取任何行动。即便中国在俄乌战争中表现出非常明显的亲俄倾向，其付出的代价也并不巨大——除了可能的“脱钩”外，欧洲在亚太地区并无其他战略重要性。因此中国的预测是合理的，即欧洲人希望结束俄乌战争，并与中国继续保持开放关系，即便这一关系并不亲密。至于俄罗斯，中国领导人在一份俄罗斯出版物中写到，“患难见真情”。【注4】 虽然这些情况是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发生，但它们表明北京在对俄事务上占据有利地位。最后，中国领导人亦对美国发出一系列谴责，但并未实质性触及武器交付的红线。在更确切地了解情况前，所有指责也只是停在谴责层面，并不会转向战争冲突。
同多年来在联合国使用的外交语言一样，中国对外言辞一直以来都是毫不松懈、全方位的，且充满了诸如在同一屋檐下共同繁荣的承诺。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从未作出过任何有助于国际机构提升效率的倡议。其仅会在试图约束某国国际行为时引用国际规范。中国提出的“崇高目标”——比如“全球文明倡议”，并没得到有力跟进。“一带一路”倡议引人注目，但其与其说是帮助国际社会发展的壮举，不如说更像是专注于基础设施修建的商业项目。
中国的实力仍可为其带来贸易平衡和与之相伴随的影响力。不过，消极地说，中国受益于国际社会对美国能否长期参与维护国际秩序的质疑，以及欧洲的集体弱点——虽然欧洲因俄乌战争团结一致，且团结一致的程度远超预期，但其仍无法提供足够支持。此外，欧洲首脑们也担心公众疲劳令如今的团结后继无力。
可以说，中国机敏地、甚至不时冒险地把握时机获利。3月22日，中国领导人在离开莫斯科时曾公开表示“现在我们面临变化——这是百年未有之变化——而我们则是共同这些推动变化之人”。【注5】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百年一遇的变化”意指其所相信的美国和西方世界的衰落。迄今为止，这是一种低成本的国际战略。在联合国之后，无数国家正寻索“大国力量”联盟以求在形同虚设的国际制度下得以保全。威权政权可令其自身免受国际骚乱的困扰，而民主政权则无时无刻不需要规则来约束。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弱点在贸易方面。作为主要出口国，中国必须要在贸易领域制定规则。于是，由于欧洲持续依赖价廉便利的中国商品，其便不得不迎合中国这一低成本的国际策略。
Mathieu Duchâtel：“绕过美国陷阱”与“影响力突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向我们揭示了当前北京的外交政策思维。中国领导人在会上首次指出中国面临“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这一挑战不仅来自美国，也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指中国）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注6】中国领导人亦制定了一套全新的24字外交准则作为中国国际行动的指导原则，即“沉着冷静、保持定力，稳中求进、积极作为，团结一致、敢于斗争”。【注7】
总体而言，上述两个声明表明中国正处于防御状态，并慎重规划着其追寻“国际领导权”的下一步行动。该目标曾在中国领导人于第十九届党代会的工作报告中有所概述。当然，这一境况恰好反映出「安全困境」的本质，即一方所采取的防御行动会被另一方视为具有进攻性，反之亦然。可以想见，中国必将把任何发生在台湾海峡或其他地区的军事冒险视为必要且必不可少的防御措施，以抵抗外部侵略。在中国领导人的第一任期内，中国在东海和南海表现出的“反应性强硬”模式仍是解释其对外政策和安全政策具有冒险倾向的有力分析框架。【注8】
如果以西方遏制中国为核心的威胁性认知导致了强调沉着、决心、稳定、团结的外交准则，那么这意味国际秩序正逐步转型，试图小心谨慎以避免产生带来危害的过度反应或过早的冒险行为，而非像普京那般在东亚地区鲁莽行事。中国领导人在新时代提出的标志性口号“敢于斗争”，已导致国际社会出现许多对抗性行动，包括激进的战狼外交和与印度的边境冲突。但在中国领导人秉持的外交信条所构建的宏伟蓝图中，这些言论与行动不过是对充满敌意的国际社会的战术反应。在这些声明中，没有任何具体迹象表明中国计划发动战争推翻现状。
最近中国有关外交政策的专业出版物阐述了中国领导人的讲话和声明，并为我们解读北京当前的外交思维提供了启示。其中一条主线就是北京需要避免落入“美国陷阱”。另一主线则是北京需设法降低美国遏制政策带来的压力，“像水一样”努力寻求发展空间。
“美国陷阱”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Strategy）主任达巍认为，拜登政府正在将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提出的“结构性权力”概念投入实践之中。结构性权力是指塑造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能力。【注9】在达巍看来，拜登团队正试图建立一个结构性网络，该网络将把中国排除在外，而美国则在其中扮演核心组织角色。【注10】
这一境况令中国处于两难局面。若中国提升对美国的安全回应等级，其与外界联通将会受阻；若中国对美国寻求脱钩的举动作出回应，那么其将加速与其他国家的脱钩。这在达巍看来，便是美国为中国设下的陷阱。美国意图刺激中国走向反向脱钩。通过结构性权力网络，拜登团队寻求制造分歧，并将中国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
然而，中国还面临另一险境。中国外交学院院长王帆提出一个常见于中国战略话语的观点，即中国需避免“落入他国设下的战略诱引的陷阱”。【注11】“陷阱论”常出现于中国对俄乌战争中俄罗斯遭遇挫折的分析中。【注12】根据这一论点——不仅中国知识分子持有该论点——美国精心塑造了乌克兰及其周边环境，并挑衅俄罗斯犯下一个重大的、自我毁灭的战略错误。一位来自《极目新闻》的分析师将美国对俄罗斯的策略比作“放长线钓大鱼”。“如果渔人缺乏耐心并试图简单粗暴地钓起一条大鱼，那么他将一无所获；反之，若渔人足够聪明，他便会在大鱼挣扎时放松鱼线，待其精疲力竭时再收线捕鱼，此时大鱼已全无反抗之力，只能任由宰割。”【注13】
避开“美国陷阱”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International Studies Research Center）院长助理林民旺认为，避免掉入陷阱的最好策略是绕过陷阱。林民旺指出，中国应在“中间地带”寻求战略扩张。【注14】他表示，在中美两国的竞争中，各方都会按照“你打你的，我打我的”这一原则来进行战斗。北京促成伊朗和沙特阿拉伯恢复外交关系。中共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亦评论两国在北京对话中“展现了诚意”，是“对话的胜利”、“和平的胜利”。同时，王毅表示本次对话具体展现了如何设法应对美国的遏制策略。【注15】
同理，达巍认为若要在长期的战略博弈中打败美国和创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条件，唯一方法便是保持和提升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在他眼中，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经济竞争力问题。中国只有通过融合全球科技创新链才能不断实现“单项冠军”的突破，提升科技水平，从而增加劳动生产率。
达巍描述了中国与美国的“田径赛”。他认为在这场比赛中，中国可以灵活地“用‘加法’对冲‘减法’”——尽可能实现双赢，尽量避免不得已的两败俱伤。D这是典型的统一战线的国际事务观。中国需要区分“主要矛盾”（美中关系）和“次要矛盾”（中国与美国盟友和朋友之间的问题）。当下，中国与欧洲和亚太地区国家都有商讨空间。即便在美国内部，也有商讨空间，因为美国并非“单一行为体”。达巍指出，“即便整个美国政府在做‘减法’，我们依旧可与美国商业团体、学术界和地方政府做‘加法’。”
当王帆问及中国外交政策是否需依据与发达国家的合作情况而定时，达巍的回答是肯定的。不过他亦补充道，发展中国家（亦称“全球南方”）的相对重要性正在中国整体外交策略中稳步提升。在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宣布恢复外交关系前，林民旺指出中国外交政策的最新突破是中国外交正稳步向其目标迈进。他表示中国外交政策推进的重点是将关注点置于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上，包括沙特阿拉伯、伊朗、印度尼西亚、埃及、土耳其、阿根廷、巴西、南非，以及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将成为中国的优先考虑对象。
林民旺强调了中国如何采取措施强化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2022年3月，王毅作为首位中国外交部长应邀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外长会议。该活动距离2021年6月中国首次任命代表加入该组织尚不满一年时间。林民旺指出中国与伊朗的建设性关系标志着其将伊朗视为发展、安全、稳定和“文明互鉴”的伙伴，亦与伊斯兰合作组织共同揭露“美国和西方利用涉疆问题抹黑中国的企图”。同时，中国加强了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联系。中国领导人出席了首届中阿国家峰会， 与此同时，中国加强了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习近平出席了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China-Arab States Summit）、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China-Gulf Cooperation Summit），并对沙特阿拉伯进行了国事访问。林民旺认为，这是“自中国成立以来，面向阿拉伯世界的高水平中国外交倡议”。
中东地区并非中国寻求提升存在感和影响力的唯一目的地。根据林民旺所述，中国亦设法“破解意在限制其海洋扩张的‘印太’战略”。不过，尽管王毅于2022年访问了太平洋岛国，这方面的成果与进展依旧寥寥无几。
寻求“影响力突破”
美中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源于世界秩序的历史性调整——这一观点近乎成为中国战略思维的陈词滥调。王帆认为，中国的国际地位正在改变，由之前的“大型发展中国家”到如今的“强大发展中国家”。这一“由大到强”的变化强化着一种看法——摩擦是世界秩序逐渐变化时必然发生的部分。王凡认为，中国的地位正在从“大发展中国家”转变为“强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背景下，王帆指出，中国需要寻求“影响力突破”。中国如何将其不断增长的实力转化为更大的影响力？王帆表示，中国已然开始尝试回答这一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以前是答题，现在是命题；以前是被动应对，现在是主动谋划”。但这还不够。
王帆并没有给上述问题一个积极的答案。相反，他指出了一些值得关注的不祥预兆。王帆认为中国遵循和平发展的需要与安全竞争的急剧升级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而该竞争目前已扩展到工业供应链领域，并向武器化的相互依存延展。王帆认为，“有和平不等于有安全”，而中国无谓以牺牲国家安全为代价寻求发展，亦不应为了安全牺牲发展的机会。
在取得任何影响力突破之前，中国战略部署面临着更实际也更紧迫的任务，即开展活动恢复其影响力。中国南海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South China Sea Studies）院长吴士存回顾了其于2022年2月参加的慕尼黑安全会议（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注17】吴士存指出，他在会议期间观察到德国伙伴对中国的观点展现出“很大的热情和期盼”。这一情况在德国许多智库、媒体、外交政策协会、商会和其他机构中亦可见到。热切的观众为中国带来了机遇。愿意倾听的观众为中国带来了机遇。随着二轨外交的恢复，中国战略界正逐步采取该外交手段绕过美国遏制政策，寻找并利用在团结一致的西方世界中存在的罅隙，并为“影响力突破”做好准备。
Marcin Przychodniak：甜言蜜语，政策未变？论中国对欧洲的诱惑
俗话说，「诱惑」是一门精妙的操控艺术。中国目前的外交政策奉行的便是这一艺术。中国向欧洲各国呈现了一个虚假、乐观的未来国际关系叙事，但在实际政策上却未给欧盟带来任何其所期望的改变。中国官方最先传达了这一乐观叙事，随后，其进一步在中国政府辖下的媒体、社交账户、在学术界和“智库”的中国研究者所发表的文章和评论中向全球传递和强化。但在该叙事之后，中国的真正目标是保障其与欧盟的贸易关系，以及降低欧盟委员会正在制定的反华措施实施的可能性。此外，这一乐观叙事还能削弱这些可能出现的措施的成效。最后，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还意图通过该叙事降低跨大西洋合作级别，特别是在印太地区可能发起联合倡议的背景之下。
远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便已处于下滑状态。已实施的制裁措施、市场准入的不对等、对立陶宛和欧洲实体的经济胁迫，以及人权问题等，都加速了欧洲对中国既有印象的改变。这些问题将欧洲推向了美国，并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跨大西洋联盟的条件。在2月24日之后，中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行为的默许成为又一个争议性问题。在欧盟看来，这一问题成为其与中国改善关系的严重阻碍。
俄国战场失利 中国重塑叙事
在中国看来，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接连失利令人十分意外。中国当局耗费了一段时间来消化这一局势，并重新塑造了外交叙事——这一叙事围绕其“和平、稳定、解决纷争”的潜力和与欧盟进行“共赢”合作的可能性展开。随后在第二十届党代会结束不久，欧盟和中国经历了一段重要时期，期间双方交流频率显著提高。这些交流多半由中国方面发起，包括德国总理肖尔茨于2022年11月访问中国、同月中国领导人与欧洲各国领导人在巴厘岛举行的G20峰会上会晤、新任驻欧盟使团团长和特命全权大使傅聪积极开展公共外交活动。
在2023年2月至3月期间，这一「诱惑」的过程迎来高潮。当时中国前外长王毅访问了法国、意大利、德国、匈牙利，并参加了慕尼黑安全会议。这些官方活动无一不是服务于同一目标：尽可能强化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尤其考虑到中国可对俄乌战争止息产生积极影响的背景下。然而，中国所求仅是通过重塑叙事来移除与欧洲关系中的主要障碍，而非为这些障碍提供实质性的解决政策。因此其后王毅毫无悬念地取消访问布鲁塞尔，转而在三月从布达佩斯直接前往莫斯科。
在近期的两会期间，中国领导人在外交政策指导方针中再次延续和强调了欧盟与中国关系的叙事。其引入的新“指导性口号”旨在调动全党机构积极维护世界稳定，并提升中国在与西方斗争中捍卫自身利益的能力。中国新外长秦刚将这些口号“释义”为中欧关系发展框架，称“中欧是两大文明、两大市场、两股重要力量”。【注18】秦刚极为关注“外部影响”和独立战略利益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与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要求。在中国看来，欧盟被迫在实现战略自主和长期稳定中作出艰难抉择。中国与欧盟各成员国和欧盟委员会总部不断强调关系中“战略自主”的理念。但这一行为全然无视了欧洲对该话题语义所持主张的本质——在大部分欧洲人看来，这一理念已然过时且缺乏细节。尽管如此，中国内部许多政府附属机构的作者在提及中欧关系是，仍不断强调“战略自主”的理念。
消除对虚假乐观叙事的误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冯仲平认为，只要能够应对此前被忽视的挑战，欧洲和中国的关系仍拥有美好前景。【注19】冯仲平试图将欧盟对中国的三维立场（“合作、竞争、对抗”）呈现出来，因其仍在欧洲政治中盛行。冯仲平进一步指出，这一三维立场仍为影响当前中欧关系和现存误解的主要因素之一，其他因素还包括新冠疫情期间缺乏沟通、拜登团队对欧洲机构的施压，以及俄乌战争。冯仲平的观点与来自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欧关系研究中心的研究院严少华的观点一致。严少华强调了2022年欧洲对华政策中受俄乌战争影响所凸显的“烙印”，甚至是“绑定”。【注20】同时，严少华亦指出三维关系对中欧关系的影响。以上事实都清晰地表明欧洲应对中国持有更现实的认知，并建议（尽管未明确提出）欧洲应在原有的“合作、竞争、对抗”立场上作出改变。
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简军波向读者——可能还有部分中国官员——提出一些建议：【注21】即，中国应发展多层次、多领域、多样化的交流和合作。简军波明确表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CEE）便可作为一个富有成果的讨论平台。尽管从客观角度来看，这一说法并不准确。这一合作首先应被视作中国重视与匈牙利发展和睦关系，其次才是其针对欧盟所说的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发展关系的平台，但后者是虚假叙事。自王毅访问欧洲后，中国党媒不断传递出中国需进行双边和多边接触（比如下一届中欧峰会）的信息。《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亦强调了中欧之间有必要加强交流以减少误解，并再次引述官方立场：“中欧之间并没有根本性矛盾”。【注22】
慕尼黑安全会议：打破虚假叙事的幻影？
中国学者普遍意识到中国对俄政策在欧盟内部引发的争论。尽管这些学者不能公开这些差异和争议背后的具体细节和缘由，但值得庆幸的是他们还可以自由地描述他们所认知的现状。比如，学者们将中国今年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接待状况同往年进行了对比。他们对此表达的感受或多或少裹挟着悲观和痛苦的看法，特别是考虑到王毅演讲和公开互动期间外界对中国所持立场的反应。其中一位中国参与者吴士存讲述了他在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感受到欧洲对华复杂心态。吴士存表示，慕尼黑已不再“中立”，且未来将会有更多对中国不友好的声音。【注23】此外，慕尼黑安全会议已成为“在这个国际机制中代表基于规则的政治”的组织。和前面提到的研究者一样，吴士存也建议中国和欧盟进行更多沟通，以传播对中国有利的叙事。
吴士存是傅莹所领导的代表团成员（傅莹时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作为前中国外交官，傅莹也就中欧关系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在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后提供了一些建议。首先，傅莹建议中欧双方保持沟通渠道畅通，特别是在美中关系恶化之际。其次，她认为会议应关注其成员组成和相关氛围的变化。以慕尼黑会议为例，傅莹指出其已变为一个缺失俄罗斯代表的单边会议；同时，有大量美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傅莹表示，美国代表团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明显而充分地利用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危机来达成其重建跨大西洋联盟的目标”。【注24】在欧洲方面，傅莹总体感觉是其与中国“误解在加深”。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隐藏在其乐观叙事——或说「诱惑」叙事——之后的现实政治目的是希望在其政策中将欧盟塑造为与美国对抗的工具，而非中国制定外交政策所要考虑的重要对象。当前的“诱惑叙事”还试图在这一背景下乐观化中俄关系可能为欧洲带来的麻烦。一方面，中国不断强调欧洲的独立和“战略自主”；另一方面，其却向欧洲展示其经济资源（和欧洲对中国的依赖性）是削弱损害欧盟利益的跨大西洋联盟的重要力量。
中国对西方世界团结一致支持乌克兰的立场感到意外，但其仍试图利用政治分歧和利用西班牙、法国、德国、匈牙利等国渴盼战争“尽快结束”的希望。「如何令欧洲人信服」成为中国当下政治倡议的主要目标，如“中国对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方案的立场”。【注25】尽管中国希望尽可能不让俄国对乌克兰的侵略成为欧盟与中国关系中的主要议题，但其承认这场冲突对欧洲的重要性。不过，对中国来说，其仍将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放至首位。这一优先顺序从中国领导人在三月底亲自访问莫斯科便可窥一二。这也是为何在正在进行的俄乌战争和经济视角之下，为求稳定，中国会持续向将上述「虚假叙事」作为其实际政策持续呈现。
François Chimits & Francesca Ghiretti：“一带一路”与《全球发展倡议》背后的雄心壮志
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GDI）并非旨在取代“一带一路”倡议（BRI）。即便“一带一路”倡议的受欢迎程度逐渐降低，而《全球发展倡议》获得更多关注，也无任何迹象表明中国政府意图令后者取前者而代之。中国政府的真实意图可从其宣传机构中一窥一二——即，中国在广泛而频繁地同时使用这两个倡议。从官方文件来看，这两个倡议协调并行十分顺利。准确地说，许多官方文件都使用了“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及的内容，包括负责总体规划和具体实施的文件或政策和战略指导文件。【注26】
《全球发展倡议》意在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内容补充。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义桅在2022年4月所说，两个倡议旨在“相互促进、协同增效”。【注27】具体来说，这两个倡议是“中国为全球提供的双方案，把促进共同发展置于突出位置，形成了新发力点和新结合点”。然而，我们目前尚不清楚《全球发展倡议》将如何促进“一带一路”倡议，也不清楚其使用方法和范围。对于外界来说，这可能令人感到困惑，但这一做法在中国政府内部却相当常见。
《全球发展倡议》：中国发展多边外交的框架性回应
《全球发展倡议》不仅有明确的发展重点，且其完全针对中国向外发展拟定，本质上具有强烈的外交性质。自从该倡议被提出以来，中国便将其纳入了现有多边体系。其以联合国为核心，内容贴合中国长期持有的官方立场。我们可以看出，北京一直以来都极力尝试将致力于双边关系发展的“一带一路”倡议变得更多多边化，但其却未能找到一个明确和一致的方式来达成该目标。
作为一个全新方案，《全球发展倡议》直接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关联。2021年9月，中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两年后的2023年2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朱杰进指出，《全球发展倡议》可为G20坚持“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定位提供机制保障。【注28】
将《全球发展倡议》融入现有多边体系为中国带来两大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全球发展倡议》的使用范围。首先，该倡议更加关注外交信息传递和多边秩序。其在该方面的成本较之以基础实施建设为核心的“一带一路”倡议更为低廉。此外，该倡议的金融和声誉成本更均衡地分布在北京和其潜在合作伙伴之间。其次，对于中国来说，该倡议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式，使其可以在联合国内部获得发展中国家的支持，而无需承担被外界非议的风险。
此外，《全球发展倡议》其实并非中国提出的唯一发展框架倡议。在2021年，中国领导人曾提出《全球安全倡议》（GSI）以向其合作伙伴提供新安全方案。在2023年3月，其亦提出《全球文明倡议》（GCI）以从意识形态层面正式确立其促进人口共存的目标。上述倡议均为“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外交政策的运行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概念性框架。除此之外，《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亦可被视作北京对其所感知到的新挑战作出的第一回应。这些挑战也在塑造着“一带一路”倡议本身。
“一带一路”倡议：框架重塑与外交转型
一方面，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在2023年2月所指出的那样，“一带一路”倡议一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目标相关联。关于这一点，邢广程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和载体”。【注29】在“一带一路”倡议中，通过发展道路、电网和促进规则标准对接来降低成本始终是其核心目标。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所拥有的身份标签具有极为清晰和明显的变化迹象。这些变化是对部分“一带一路”失败项目所引发的强烈抵制和中国外部融资能力下降的回应。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中国的净外部融资能力（以其经常账目平衡衡量）预期将继续呈下降趋势。【注30】同样，自2016年以来，中国对非洲的融资也在持续下降，而2020年和2021年几乎没有任何新投资。【注31】至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作出的大多数努力，也在不久的将来面临来自美国的挑战。
在“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首次进展与评估研讨会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表示：“‘一带一路’正处于世界格局的深刻演化与调整中，我们面临新的矛盾与挑战（…），需要思考很多全球性重大问题；持久战，是长周期的，是跨国的，是系统性的一个重大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注32】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倡议正经由中国政府塑造被用以应对与美国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正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张文宗所一语道破的那样：“中国在国际场合批驳美方谬论的同时，需要广交朋友、交真朋友。支持和响应‘一带一路’倡议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更容易接受中国的合作共赢。”【注33】
为了妥善处理“一带一路”的负面影响，中国领导人将该倡议重点由宏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转向“美而小”的项目建设；远离硬基础设施，发展“软”基础设施，包括构建规则、标准和框架结构以降低运输领域之外的交流成本。2023年2月，2023年2月，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与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刘宗义的发言证明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演化与中国总体目标相贴合。他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不断适应新形势，开拓创新，推动健康、绿色、数字、创新丝绸之路建设”。【注34】
在“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之际，其仍在不断演化和调整以应对中国自身存在的局限和预期目标。同时，《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并非是要取代“一带一路”，而是意在与其形成相辅相成之势，构建双管齐下的多边与外交议程，令国际秩序更加接近北京方面的偏好与利益。
【小结】
对于欧洲来说，描述和分析中国的外交谋略有助于增进对合作伙伴的了解，但妥善应对和解决与中国之间存在的误解更是首要之务。双方应进行开放和建设性对话，澄清各自立场与关切。例如，欧盟应对中国的动机和目标细节进行更深入的了解，认识到中国当前希望确保贸易关系并保护其战略利益的愿望。这些了解将为欧洲认识中国外交政策提供更加平衡的视角。同时，欧盟也应认识到与中国的合作并非以牺牲欧洲的价值观、原则和立场为代价。贸易、人权、安全等议题不应成为欧洲与中国合作的绊脚石。对中国外交谋略的猜疑和其政治目的的负面看法可能会加重固有误会，令两国为交流与合作努力构建的乐观前景危机重重。
对于中国来说，有必要针对性地根据欧洲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和媒体对其外交意图的猜想去努力弥合叙事和认知的差距，降低猜惧与不信任感。中国可以提供更具体的政策变革和行动，以符合欧盟期望。例如，中国可根据欧洲政府对中国处理国际贸易和内政的担忧，向欧洲展示解决市场准入、互惠原则和人权问题等议题的真诚承诺。这些回应有助于缓解担忧，增强中国意图的可信度。
最后，欧洲与中国应畅通对话渠道以促进更多真诚、坦率和建设性的对话，寻求互利合作以促进共同发展，将有助于进一步增进双方对彼此外交政策和目的的认知和理解。在寻找共同利益和寻求共识的同时，也要承认和管理存在分歧的领域，这一方法能够帮助双方消除误解、建立信任，为更积极、更富有成效的欧洲-中国关系铺平道路。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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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y Faulconbridge, “China’s Xi to Putin: Russians will support you in 2024 election”, Reuters, March 20, 2023,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chinas-xi-putin-russians-will-support-you-2024-election-2023-03-20/
- Xi Jinping, “Move steadfastly forward, towards new prospects of friendship, cooperation and joint development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Упорнодвигаться вперед, к новым перспективам дружбы,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совместн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Rossiyskaya Gazeta, March 20, 2023 https://rg.ru/2023/03/20/uporno-dvigatsia-vpered-k-novym-perspektivam-druzhby-sotrudnichestva-isovmestnogo-razvitiia-kitaia-i-rossii.html
- As directly reported by international media.
- “(Two Session Authorised Release) Xi Jinping stressed, when visiting members of the Democratic Alliance for the Betterment and Progress of Hong Kong (DAB) and the Federation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 (FICCI) who attended the CPPCC meeting, to correctly guide the healthy and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private economy; Wang Huning Cai Qi Ding Xuexiang attended the visit and discussion ((两会受权发布)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建工商联界委员时强调 正确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参加看望和讨论)”, Xinhua, March 6, 2013, https://app.xinhuanet.com/news/article. html?articleId=d87f87a4abb631c300c73a9540fb7d24
- As first noted by Taylor Fravel on Twitter: https://twitter.com/fravel/status/1632889268774354944
- An approach defined the following way; “Beijing uses an action by another party as justification to push back hard and change the facts on the ground in its favour.” The term was first coined in “Dangerous Waters: China-JapanRelations on the Rocks,”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Report No. 245, April 8, 2013, p. 12, http://www.crisisgroup.org/∼/media/Files/asia/north-east-asia/245-dangerous-waters-china-japan-relations-on-the-rocks
- Structural power: “shape and determine the structures of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within which other states, their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their economic enterprises and (not least) their scientists and other professional people have to operate”. Strange Susan, States and Markets, London: Pinter Publishers, 1988,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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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ssia and Ukraine may have both fallen into the trap laid by the US, has the US really urged for peace and negotiation? (俄乌或许都掉进了美国布置的陷阱, 美国有真正劝和促谈吗?)”, Jimu News, February 23, 2023, https://www.163.com/dy/article/HU9VQH83053469L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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