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念  来源：中评社

　　G20杭州峰会不仅是中国全球领导力的重要展示舞台，也是中美关系的重要合作平台。在日前结束的杭州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首脑会谈，并达成大量合作成果。这给处在竞争漩涡中的中美关系注入了新的合作动力，也让中美关系从竞争占据优势的失衡局面向合作意愿增强的平衡局面转变。

　　不过，中美的这种合适势头正面临在老挝举行的东亚峰会的考验。根据以往的经验来看，东亚峰会更为关注地区问题。而现时的东亚及东南亚地区问题颇多，且以战略安全领域的分歧最为凸显。因此，东亚峰会讨论涉及区域安全稳定的重要战略议题是完全可能的。不过即便如此，中美关系的合作势头也很难被东亚峰会冲淡。

　　首先，近年来，围绕南海等海洋领土争端问题，中美爆发激烈的外交口水战以及军事威慑战。不过，在初期激烈的外交口水战告一段落之后，中美双方似乎都有意降低南海问题的热度。这从美国相继派遣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国家安全顾问赖斯以及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考特•斯威夫特访华，还有中国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克里会谈即可看出。尽管此后中美仍然就南海问题隔空喊话，美军也在持续加强在南海海域的军事存在。但总体上来看，目前中美双方暂时还不愿在南海问题上进一步提升威慑等级。

　　尽管奥巴马在G20杭州峰会与习近平会谈时，再次提及南海议题，也表示美军会继续巡航南海。但这些措施都是美国之前一直进行的，美国在南海问题上尚未有进一步的实质性举动出台。因此，即便奥巴马在东亚峰会上再次老生常谈，中美双方至多“各说各话”，并不会进一步激发这些安全纠纷升级。此外，在日前结束的东盟峰会也没有就南海问题发声，因而即便奥巴马在东亚峰会就南海议题发声，也很难赢得与会国家的集体响应。

　　其次，在南海问题暂时恢复表面上的平静之后，中美在东北亚再次“交锋”。美韩就部署反导系统“萨德”达成协议让中国既气愤又紧张。尽管美韩都表示“萨德”只针对朝鲜，但这并不能令中国信服。显然，“萨德”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道绕不过去的坎。不过，即便是坎，中美也必须想方设法跨过去，至少不能止步于坎。

　　在这种战略考量之下，近日“萨德”风波似乎有所和缓。一方面，美国派遣陆军参谋长马克•米莱上将与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司令员李作成上将举行会谈。尽管美方依旧强调部署“萨德”防范朝鲜的必要性，中国也再次表达强烈的反对立场，但双方军方高层的紧密沟通仍然为中美在“萨德”问题上掌握分寸增添了保障。

　　另一方面，尽管韩国仍对部署“萨德”不松口，但其国内民意反弹仍强烈，这也给韩国政府施加了较大压力。因此，韩国在“萨德”问题上尚不至于做出进一步举动，因而也不会进一步刺激紧张的中韩关系。同时，中日韩也在协调于11月下旬或12月举行首脑会谈，这对于中日韩关系的改善有利。

　　总体而言，中美在南海以及“萨德”问题上的纷争仍在持续，不过尚处于可控状态。并且，最为重要地是，中美目前都有意暂时缓和在上述争议问题上的缠斗。这也为中美紧张关系的暂时缓和创造了难得空间。此外，中美在G20峰会上达成诸多合作成果，中美也再次肯定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展，强调中美要不冲突、不对抗，这事实上也为这些安全纠纷的暂时降温创造了空间。因此，总的来看，东亚峰会对中美关系的冲击有限，中美合作势头受东亚峰会的影响也有限。

来源时间：2016/9/10   发布时间：2016/9/10

旧文章ID：11220

作者：胡颖廉  来源：学习时报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是世界性难题。美国人围绕这一话题大约已经争论了30年。每次总统大选，医药改革尤其是医疗保险改革都是各方激辩的焦点。根据2016年4月凯撒健康政策民调的数据，在选民最希望总统候选人讨论的话题中，医保改革位列第四，其重要性和影响力可见一斑。

　　近几届美国总统都试图提出医保改革计划，但大多宣告破产，唯有奥巴马医改法案例外。2010年3月国会众议院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患者保护和平价医疗法案》，旨在实现“政府接管医疗”和“全民医保”，并在6年时间里使全美参保人数增加了1000多万。然而政府各项医保支出的增长速度并未减缓，政策本身也缺乏一致性，各界对医改法案的质疑和反对一浪高过一浪。那么，美国医保改革究竟卡在哪儿呢?

　　利益相关方激烈反对

　　尽管美国医学界多数人如今已转变态度，表示支持推行某种程度国家干预甚或政府主导的全民医疗计划，但医院和医生仍然强烈反对政府实行任何形式的医疗价格管控，认为这样会大大降低医疗服务效率。

　　实际上反对者不仅仅局限于专业医师群体，最激烈的抨击来自医疗保险改革的两个重要利益相关方：一是大型保险公司，二是小企业主。保险公司担心一旦实行全民医保，联邦政府会严格管制保险费用上涨，还会要求保险公司为患者分担更多医药费。小企业主则不愿意以税收或者其他强制形式为雇员承担医疗保险费用，这样会提高其生产成本，他们更愿意医保是一种选择性福利。大型保险公司与小企业主在政治上的代言人是极右派共和党人，后者坚持认为只有自由市场才是解决医疗问题的唯一出路，因此国家用任何立法或者行政手段干预医疗市场都会遭到失败。虽然温和派共和党人赞成某种方式的医疗改革并主张将医疗保险推广到每个人，但其政治理念依然使他们对政府过多介入心存顾虑。在本轮总统大选中，就有近一半的共和党选民希望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尽管该法案与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实质性利益关联。随着雇主承担保费增加，民主党阵营的大产业工会也对医改表达出不满。

　　党派之争最终表现为政治行动。截至2016年5月，共和党已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了60次诉讼，要求废除奥巴马医改法案，其中心主张是反对“政府接管医疗”以及反对医疗体系社会化。虽然最高法院的判决总体上捍卫了医改法案的完整性，但法案部分内容已然发生变化，对改革带来巨大打击。如2015年最高法院的判决允许每个州选择是否向低收入者提供医疗救助，这意味着反对奥巴马医改的州可以采取不提供医疗救助的政策，改而要求联邦政府提供，这样无疑加大了医改成本和纳税人的负担。

　　多数中产阶级并未从改革中获益

　　尽管奥巴马医改旨在扩大社会福利，也确实提高了一部分人的生活质量，但反对医改法案的人数总体上超过赞成者。有研究援引了盖洛普民调数据，2014年7月有53%的人反对医改，37%的人赞成。随后反对者人数占比有所下降，到2016年4月降为49%，但赞成者仅占38%。深入分析受访对象结构可以发现，低收入群体赞成医改的比例高于中高收入群体，女性赞成者占比高于男性。这些数据充分反映出该法案对低收入阶层更为有利，有业内人士甚至评价奥巴马医改是“牺牲大众的效率换取‘无保族’小众的公平”。正因如此，占美国社会结构主体的中产阶级成为医改法案的最大反对群体。

　　在美国，由雇主购买的医保自付比例平均为30%，个人购买的医保自付比例高达57%，中产阶层缴费压力巨大。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级收入水平增速缓慢，医保起付线增长的幅度是工资增幅的8倍。中产阶级与高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同时还不至于落入低收入者行列，不可能获得医疗救助等优惠政策，因此他们从医改法案中获得的相对收益最少。哈佛大学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每年宣布破产的400万个家庭中，有近一半是由于家中有人生重病却又缺乏足够的医疗保险而引起的，也就是“因病致贫”。这些人从收入上看属于美国中产阶级的中下层，实际上其经济脆弱性最明显，稍有健康风险就可能落入贫穷的行列。

　　在改革实施后的几年里，医疗费用的起付线和个人分担的比例都在增加。一些个人和家庭的保费在改革后大幅上涨，享受的医保待遇却有所下降。人们的直观感觉是医改推高了保险费，获得的保障收益却没有那么多。另外，向低收入者倾斜的医改政策会滋生对福利的依赖。一些人为了获得医疗救助，故意把收入维持在门槛线以下。由于医保覆盖了近90%的人口，各项医保支出持续增加，但真正的缴费主体增加不多，中产阶级担心未来还要承受额外税收负担。

　　医保控费难题始终无解

　　高昂的医药费用一直是困扰美国医保改革的难题。在市场失灵和监管缺失的双重影响下，2014年美国健康总支出占GDP比重高达17.1%。而在实行全民医保体系的英国，2014年健康支出占GDP比重仅为9.1%，并且英国人的预期寿命比美国人还要高。加拿大政府为每个国民投入的健康费用约为美国的四分之三，但加拿大人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发病率远低于美国人，加拿大人的平均寿命也要比美国人长2.5岁。

　　据统计，美国每年人均医药费用8600美元，是其他经合组织国家的两倍左右。医药费用上涨缘于多种因素，比如新技术和新药带来医疗质量提升、收入水平提高、慢性病比例上升、管理费用攀升、医疗保险引入等。老年人口是医药消费的主体，在老龄化社会中，医疗保险促进医药消费的作用更为明显。从制度层面看，美国医药费用高的重要原因在于其医疗体系私有化、垄断化导致医药定价缺乏透明度。在创收与发展的利益驱使下，名义上是非营利性质的医院，实际上成为全美最赚钱的机构。譬如2010年安德森癌症中心的营业额达20.5亿美元，利润5.31亿美元，高达26%的利润率可谓服务型企业的奇迹。随着医疗收费的持续上涨，保险公司的理性选择是要么增加保费，要么削减保险覆盖内容和增加自费项目，结果是即便有保险者也无稳定的医疗保障。

　　针对这些问题，奥巴马医改法案试图控制医药费用并提高医疗服务体系效率，但收效甚微。在改革之初，奥巴马医改小组聘请了麻省理工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采用复杂的模拟技术进行了论证，得出每个家庭每年节省医保费用最高可达2500美元的结论。没想到法案通过之后却引出很大麻烦，原因是这位经济学家直率地告诉媒体，不是所有的家庭保费都会下降，法案没有披露所有细节，一些细节选民不可能懂。民主党对此非常震惊，共和党抓到了把柄，民众更是感到愤怒。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医保改革带来的医药消费增长并未像预期的那样得到有效控制。

来源时间：2016/9/9   发布时间：2016/9/9

旧文章ID：11226

作者：MARK LANDLER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老挝万象，周四，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东南亚国家联盟会议上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

　　老挝万象——周四，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在最后一次亚洲之旅接近尾声时，对自己“转向亚洲”的政策进行了轻松的辩护，并不耐烦地对一些人进行了驳斥，他们认为本周该地区接待奥巴马时问题丛生，预示着对美国的长期角色的疑虑。

　　“我听到的担心不是我们做的事情不重要，不成功，”奥巴马在最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听到的担心是，‘会坚持下去吗?’”

　　“我希望并预计我的接任者能够真正将这种交往保持下去，”他说。

　　奥巴马总统历时一周的出访取得了一些成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与中国取得了进一步的进展;奥巴马还坦率地承认，越战期间美国在老挝进行的秘密轰炸行动造成了持久未消的后果。

　　但此行遇到的一些纷扰也影响了它们的实质和象征意义：奥巴马抵达杭州后，中国安保官员与白宫工作人员之间爆发言语冲突;双方就下飞机的客梯发生争吵，导致总统被迫从更小的舱门走出飞机;菲律宾新任总统爆脏字辱骂奥巴马。

　　这些都助长了一种叙事，即在一个处于重新走向强大的中国影响下的地区，奥巴马总统在受人摆布。

　　奥巴马则表示，主要是新闻媒体执着于这些事件，实际上它们并未反映出他在这里的两场峰会上与亚洲领导人的交流，也未能体现普通民众对他的热烈欢迎。周三当天，他访问了老挝古都琅勃拉邦。在那里，他参观寺庙，拿着开口的椰子喝椰汁，还在湄公河岸边和两个年轻人聊天。

　　“如果有关我的接待和我的再平衡政策的这个推论，是根据我在中国走短梯子下飞机这件事上做出的，那么的确，我觉得言过其词了，”奥巴马总统略带讽刺地说。“任何一个明事理的人，当然包括这一地区的所有人，都会困惑于这件事怎么能说明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工作。”

　　不过，的确有迹象显示，美国在未来几年会面临来自中国的更多挑战，这类会议中的外交斡旋就是一个开端。北京游说与会者避免谈及中国与其邻国在南海的主权矛盾。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的十个成员国起草的一份声明草稿提到了这些争端，但对于如何解决显得含糊其辞。

　　“有几位领导人依然对南海问题最近的进展感到十分担忧，”草稿中写道。文中呼吁“相关各方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各自的争端，遵守普遍认可的国际法原则。”

　　奥巴马政府希望能利用海牙的仲裁庭最近对中国做出的裁决作为把柄，质疑中国在南海的岛礁和浅滩上填海造地的行为。奥巴马将话题引至这项裁决，表示“我认为这会引发紧张关系”。

　　但是这是中国的一些邻国最不想做的事，包括这次峰会的主办国老挝。就连提起诉讼引出上述裁决的菲律宾，听起来也是一副和解的口吻。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地(Rodrigo Duterte)的发言人表示，他想采取一种“软着陆策略，与中国进行和平谈判。”

　　中国的新闻媒体将这次会议的结果描述为北京的胜利。“在最后一轮针对南海的竞争中，中国赢得了胜利，”常采取民族主义姿态的英文报纸《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写道。“围绕南海产生的新政治风波已经得到控制，中国获得了一些在大国之间角力的经验。”

　　奥巴马的另一项亚洲策略也不顺利，“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依然陷在美国的大选年政治之中。在这次出行期间，奥巴马花了很多时间谈论国会投票的微妙之处，他向亚洲领导人保证，大选过后这项贸易协定会得到一个公平的申辩机会。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6/9/9   发布时间：2016/9/9

旧文章ID：11224

作者：任信强  来源：中评社

　　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信强教授在中评智库基金会主办的《中国评论》月刊8月号发表专文《中美亚太博弈与台海局势前瞻》，作者认为：“随着中国国家利益边疆的不断延伸，以上海及军事力量逐渐走向深海远洋，中国与周边部分国家之间的领土主权争议渐次凸显，也为美国的强势介入提供了契机。对于中国而言，在钓鱼岛和南沙争端的背后，最本质的问题是中美在亚太地缘战略利益的博弈。台湾政局的变化，则使得台海局势有可能再次成为中美之间最危险的议题。如果美国为了制衡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做出错误的战略决策，放任“台独”势力挑衅，很有可能使得中美目前尚属可控的地缘政治竞争，迅速激化和升级为地缘政治对抗，从而对中美两国关系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文章内容如下：

　　作为亚太地区两大首屈一指的强国，中美两国无疑是影响和塑造亚太地缘政治格局的关键变量，决定着亚太传统权力格局转型的基本方向。面对中国国力的迅速崛起，美国积极推动“亚太再平衡”战略，导致中美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战略博弈日益激烈，两国关系也随之进入一个摩擦和冲突高发期。

　　美国的对华战略疑虑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美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方面的差距日益缩小，在全球事务的影响力逐步上升，以及在东海、南海问题上强势出击的一系列举措，令美国对中国战略意图和能力发展的疑虑显着加深。在战略层次上，美国的对华疑虑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认为中国试图挑战美国在亚太乃至全球的霸权。美国战略界业已达成共识，即中国是唯一能够对美国全球霸主地位构成挑战的“潜在对手”，甚至已经成为“现实对手”，因此必须对中国予以防范和制衡。事实上，在国家安全战略层面，美国已经明确将中国视为主要假想敌和头号安全威胁。2014年5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上将公开表态，将美国的军事战略概括为要应对“2-2-2-1”的威胁，亦即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朝鲜和伊朗两个中等国家、“基地组织”和跨国犯罪两个网络和网络安全。①这是美国军方最高将领首次明确将中国与“基地组织”、朝鲜、伊朗等并列为美国的安全威胁，标志着美国对华安全政策的基轴已然出现重大变化。2016年5月27日，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在美国海军军官学院毕业典礼上，将中国“在亚太地区富有侵略性的崛起”列为美国面对的五大安全威胁之一。更有甚者，卡特还将中美战略态势比喻成“宛如与前苏联持续近50年的冷战对峙”，声称“这将是坚决、温和但强有力的长期对抗”，因此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会浅尝辄止，而是会长期进行”，以“保持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②

　　其次，认为中国试图以胁迫(在必要时以武力)改变现状，重塑地区安全格局。在日本政府不顾中国的坚决反对，对钓鱼岛实行“国有化”之后，中国开始派遣公务执法船只赴钓鱼岛开展定期巡航。而中国正常的维权之举，却被美日视为“挑战日本管辖权”、“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挑衅行为。而在南海方向，中国自2014年开始在部分岛礁开展大规模的陆域吹填工程，更是令美国如芒刺在背。在美国看来，中国意图利用自身的综合优势，以胁迫的方式，甚至在必要时使用武力手段，形成“中国强力压制”，“对方妥协退让”、“中国改变现状”的固定行为模式，直至将整个南海变为所谓的“中国湖”。③如果美国不对中国一系列“渐进式”的行动进行抵制，将鼓励中国谋求地区霸权，挑战以美国为核心的西太平洋地区安全格局，颠覆美国主导的亚太地区秩序，直至某一天将美国逐出亚太地区。

　　第三，认为中国试图挑战美国对亚太盟国的安全承诺和政治信誉。自冷战开始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与多个国家缔结了双边军事同盟条约，建立起以美国为轴心的“轴辐结构”安全体系。④这一体系不仅帮助美国拖垮了前苏联，而且在后冷战时代也始终是支撑美国亚太霸权地位的支柱。也正因为此，美国一直高度重视维持其安全承诺的“可信度”。针对中国与日、菲之间的岛屿争端，美国试图通过对中国“示强”，以显示美国会坚决地站在盟友一边，对抗中国的“扩张主义行为”。例如在2014年4月访日期间，奥巴马总统首次表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⑤自2015年10月以来，美国已经多次派遣军舰和军机进入中国南海岛礁附近海空域，名义上是要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其实质则是要借此挑战中国对南沙岛礁的主权声索，防止日、菲等盟国对美国的安全承诺丧失信心，进而动摇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

　　“一体双翼”：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展开

　　基于对中国日益加深的战略疑虑，美国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应对中国的策略，以实现美国“两个确保”的双重战略目的，亦即“确保中国崛起可控”，进而“确保美国霸权可续”。而这也成为美国制定和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快“重返亚太”战略步伐的关键动力，进而直接引发了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日趋激烈的地缘战略博弈。

　　就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的和手段而言，可以将之归结为“一体双翼”的布局。“一体”即前述该战略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在确保中国崛起可控的基础上维持美国的“领导地位”。而“双翼”为该战略的实施手段，即在安全和经济两个领域双管齐下，“两翼齐飞”，通过对亚太地区安全布局的重大调整，以及亚太地区经贸一体化制度的重新安排，保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主地位不会遭到中国的挑战。

　　首先，调整亚太安全格局并加强军事前沿部署“亚太再平衡”战略最为引人注目之处，便是美国利用中国与日、菲、越等国在东海和南海的争端，充分发挥其在军事和安全领域所拥有的显着优势，在亚太地区投棋布子，积极加强与上述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一方面，美国可以借此巩固以其为核心的“轴辐结构”地区安全体系，谋求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则可以“借力使力”，拉拢上述国家，联手对中国展开战略围堵，帮助美国分担责任。

　　例如，美国利用中日之间的钓鱼岛争议，积极推动修改美日安保合作指针，使美日安保关系得到进一步强化，并使得日本在安全问题上更加依附于美日同盟。与此同时，美国也鼓励和纵容日本加强军备，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及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以换取日本对华保持强硬姿态，协助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对抗中国。又如对于菲律宾，随着奥巴马于2015年11月访问菲律宾，两国签署新军事协定，菲律宾同意向美国开放多个军事基地，使得美军得以扩大在菲的军事存在，“半永久性”的重返苏比克和克拉克等重要的海空军基地，从而在南海加强对中国的战略压力。

　　此外，美国也对越南这个并非盟友的“伙伴国”予以了异乎寻常的支持，通过开展联合军事演习、提供资金支持、培训军官等方式，竭力拉拢越南。在2016年5月奥巴马访越期间，美国更是史无前例地全面解除了对越武器出口禁运，为美越关系正常化扫清了最重要的一道障碍。解禁之后，美国有望向越南出售P-3反潜巡逻机、F-16战斗机、海空搜索雷达等先进武器装备，从而使美越军事与安全关系得到大幅度提升。

　　其次，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达成。由于中国的崛起以及大批新兴经济体的迅猛发展，亚太地区已然成为全球经济最富活力的地区，不仅攸关美国的经济发展前途，更是关系到美国的全球霸权能否成功维系。也因为此，亚太甚至被美国视为“世界唯一最重要地区”。⑥为了提振美国缓慢复苏的经济走势，奥巴马政府着力推动经济战略重心的“再平衡”，亦即逐步从欧洲转向亚洲，从跨大西洋区域转向跨太平洋区域，而其中最重要的战略举措就是加入并主导TPP 谈判。

　　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之下，2016年2月4日，以美国为首的12个成员国在新西兰奥克兰正式签署了TPP协议，各国承诺在投资准入、贸易便利、金融开放、市场监管、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合作。一旦该协议得到各成员国的批准，将随之建立起一个覆盖全球经济40%的自由贸易区，并且将重塑亚太乃至全球经济和贸易秩序。尤为重要的是，作为一项将中国——世界首屈一指的贸易大国——排除在外的贸易协议，TPP不仅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经济支柱，是其试图主导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战略杠杆，同时也是削弱中国在该地区地缘经济影响力的最重要的政策工具。⑦

　　中国的亚太战略布局与应对

　　面对美国通过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从而在海洋方向对中国所形成的战略压力，中国则依托日渐强大的国力和积极进取的外交筹划，在亚太地区展开了宏大布局，以消解和对冲美国的战略围堵。

　　首先，“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围绕习近平主席所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大战略倡议，中国以“一带一路两廊”⑧规划为纽带，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额400亿美元的“丝路基金”、筹备中的“上合组织银行”为金融杠杆和支点，力图构建起一个从东北亚直至非洲东海岸和欧洲，横跨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的地缘经济合作区块。“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一项以地缘经济整合为抓手，以地缘政治战略为导向，以地缘安全布局为依归的宏大战略，其终极目标之一就是要通过在欧亚大陆腹地夯实陆权的基础，策应在西太平洋地区与美国海权的争夺。

　　其次，巩固和深化中俄“准同盟关系”，配合以“金砖银行”为代表的金砖合作机制，推动新兴经济体之间凝聚共识，加强合作，在全球层次上以集团形式与美国展开国际秩序话语权和国际规则制定权的竞争。而自2014年以来延烧至今的乌克兰危机，以及时至今日依旧战火不熄的中东乱局，也为俄罗斯转向亚太地区，寻求深化中俄“背靠背”战略合作提供了强大助力。

　　第三，通过积极推动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以及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加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升级，配合“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倡议以及“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对冲美国所主导的TPP议程。同时借助与亚太国家在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电网、港口等硬件建设上的互联互通，配合软件上的双边以及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制度安排，进一步的巩固中国在亚太经济贸易格局中的核心地位。

　　第四，在东海方向，中国通过在钓鱼岛周边海域保持常态化巡航，成功打破了日本长达数十年、单方面的所谓“实际管控”，形成了中日“共同管控”钓鱼岛周边海域的形势。“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宣布虽然引发了美日等国的不满，包括美国派遣B-52战略轰炸机飞入防空识别区示威，但是双方的较量最终悄然落幕，并未进一步升级。面对安倍内阁所推行的一系列右倾化的挑衅举措，中国也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并持续保持着对日本的战略压力。

　　第五，在南海方向，中国加紧开展陆域吹填工程，时至今日，南海岛礁建设“三大四小”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⑨据美国媒体报道，截至2016年5月，中国已完成3200英亩的南海岛礁建设，在永暑礁等三个岛礁上建起了长达3000米左右的飞机跑道，并可停靠万吨以上的大型舰船，中国在南沙的前沿存在得到极大加强，对南沙海空局势的掌控和把握也得到显着提升。随着中国在南海的战略支点从海南岛向南延伸了1000余公里，南海的战略态势已经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改变。

　　美国对台安全政策及台海局势前瞻

　　在奥巴马任期内，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战略收缩，但是在亚太地区则保持了强势战略扩张。其所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更是以中国为其首要甚至是唯一的目标对象。该战略不仅是两党共识，也是府会共识，未来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倾斜，以及对中国的战略挤压和围堵势必将得到不同程度的持续。

　　在中美战略博弈和对抗不断升高的背景下，台湾作为多年来美国亚太棋盘上的一枚重要棋子，其未来的战略选择和政策走向势必对中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随着奉行“台独”理念的民进党在正式上台执政后依然拒绝接受“一个中国”原则，两岸关系已然出现重大波折。面对大陆的压力，民进党当局必然会在各个领域，尤其是安全和军事领域寻求美国的支持和“保护”。而为了防范和围堵中国大陆，美国也不可能弃“台湾牌”而不用，未来美台安全关系的升级势所必然，以下几点尤其需要予以密切关注。

　　首先是对台军售问题。奥巴马执政期间创造了对台军售金额的历史纪录，但是与数量相比，未来美国军售的质量显然更为关键，其中F-16A/B战斗机软件系统的升级便是具有指标性意义的案例。2015年10月16日，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的首架配备AN/APG-83型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的F-16V首飞成功。作为该机型的首批客户，台湾空军旗下145架F-16A/B型战机将升级为F-16V标准型，并预计于2022年完成改装工作，届时不仅台湾空军战斗力将得到大幅提升，也将使美台联合作战能力得到显着加强。

　　其次，加强美台安全与军事“软件合作”。美国在对台出售先进的武器装备等“硬件”之外，为了防止遭到中国大陆的抵制，会将主要精力放在一些“隐性”项目或领域，包括大力加强美台两军之间在互操作性、情报共享、信息通联、联合作战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以及在高精尖武器的研发和生产方面的技术转移与合作，例如中远程巡航导弹技术，C4ISR能力的建设，太空能力建设，潜艇建造技术(包括导航系统、火控系统、发动机、特种钢等)，使美台成为“无名而有实”的“军事同盟”。

　　第三，推动日台安全关系升级，构建美日台三边“准军事同盟”架构。在中日关系紧张不断的情况下，未来日本肯定会积极介入台湾问题，日台关系的升温也将不可避免。而美国也会鼓励日本在安全、军事、科技、经济等各方面加强对台湾的渗透和扶持，抵消大陆对台湾的“磁吸效应”，进而打造美日台三边“准军事同盟”体系。

　　综上所述，随着中国国家利益边疆的不断延伸，以及军事力量逐渐走向深海远洋，中国与周边部分国家之间的领土主权争议渐次凸显，也为美国的强势介入提供了契机。对于中国而言，在钓鱼岛和南沙争端的背后，最本质的问题是中美在亚太地缘战略利益的博弈。台湾政局的变化，则使得台海局势有可能再次成为中美之间最危险的议题。如果美国为了制衡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做出错误的战略决策，放任“台独”势力挑衅，很有可能使得中美目前尚属可控的地缘政治竞争，迅速激化和升级为地缘政治对抗，从而对中美两国关系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

　　注释

　　①Martin E. Dempsey, “Gen. Dempsey’s Remarks and Q&A at the Atlantic Council’s Disrupting Defense Conference”, U.S. Joint Chiefs of Staff, May 14, 2014, available at http://www.jcs.mil/Media/Speeches/tabid/3890/Article/571956/gen-dempseys-remarks-and-qa-at-the-atlantic-councils-disrupting-defense-confere.aspx, cited at June 16, 2016.

　　②Ashton Carter, “Remarks by Secretary Carter at the U.S. Naval War College, Newport, Rhode Island”,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y 25,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View/Article/781499/remarks-by-secretary-carter-at-the-us-naval-war-college-newport-rhode-island, cited at May 28, 2016.

　　③Michael J. Green, Kathleen H. Hicks, et al, “Asia-Pacific Rebalance 2025: Capabilities, Presence, and Partnerships”, CSIS, January 19,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csis.org/analysis/asia-pacific-rebalance-2025, cited at January 26, 2016.

　　④信强：《“次轴心”：日本在美国亚太安全布局中的角色转换》，《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4期，第39页。

　　⑤“U.S.-Japan Joint Statement: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Shaping the Future of the Asia-Pacific and Beyond”, The White House, April 25, 2014, available at 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4/04/25/us-japan-joint-statement-united-states-and-japan-shaping-future-asia-pac, cited at May 16, 2016.

　　⑥Ashton Carter, “Remarks by Secretary Carter at the U.S. Naval War College, Newport, Rhode Island”,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May 25, 2016, available at http://www.defense.gov/News/News-Transcripts/Transcript-View/Article/781499/remarks-by-secretary-carter-at-the-us-naval-war-college-newport-rhode-island, cited at May 28, 2016.

　　⑦Barack Obama,“President Obama: The TPP would let America, not China, lead the way on global trade”,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2, 2016, available a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president-obama-the-tpp-would-let-america-not-china-lead-the-way-on-global-trade/2016/05/02/680540e4-0fd0-11e6-93ae-50921721165d_story.html, cited at May 3, 2016.

　　⑧“两廊”意指“中巴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倡议。

　　⑨“三大”指的是永暑礁、美济礁以及渚碧礁三个

来源时间：2016/9/7   发布时间：201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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