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边驿卒  来源：凤凰资讯

　　来参加G20峰会的哪个国家排场最大?

　　美国。

　　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和奥巴马专用座驾“陆军一号”

　　在美国总统抵达杭州前一天，两架C17运输机就把装着总统专用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和奥巴马专用座驾“陆军一号”先期抵达。“陆军一号”是代号Beast(野兽)的凯迪拉克防弹车。

　　感受一下奥巴马的豪华车队。

　　奥巴马车队

　　直接空运直升机和防弹车过来，这样的排场在外国领导人中仅此一家。

　　当时边驿卒看着这一幕只是觉得美国人个性张扬，但今天一件事，明显让人感觉到美国人的傲慢，以及西方媒体倒打一耙的“强大功力”。

　　今天美国福克斯新闻网和英国卫报都发消息称：“在混乱的抵达仪式中，奥巴马被中国‘有意冷落’”。

　　《卫报》称中国有意冷落奥巴马

　　福克斯新闻网突出了中美工作人员之间的紧张

　　报道指，“奥巴马抵达过程混乱，中方没有准备红毯，奥巴马被迫从机腹不常用的出口下飞机。”

　　可以看出，奥巴马是从机腹的一个小门走出飞机。

　　此外，据称美方人员与中方人员闹出了不愉快。

　　根据其在机场记者的报道，奥巴马专机抵达的时候，有的美国记者离专机太近，令中方人员感到气愤。

　　当时中方安保人员认为美国记者过于靠近奥巴马行进路线，要求整体后撤。

　　白宫工作人员上前傲慢地表示“这是我们的总统，我们的飞机”，中方人员用英语回应：“这是在我们国家，这是我们的机场。”

　　《纽约时报》评论称：这一接待即使从中方标准来讲也是磕磕绊绊的。

　　《纽约时报》也添油加醋地描绘了此事

　　另外，在接机时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穿过媒体线、走向美国总统车队时被中方安保人员制止。赖斯作回应但被飞机的声音盖住，没法让人知道她是个高官而非记者。直到后来中方外交人员注意到此事，于是把赖斯带到专机旁。

　　美国特工在专机降落前对机场进行安全检查。

　　事后，在多少美国记者能进入西湖国宾馆采访一事上，美方又与中方安保人员争执不下。然而美国记者实在是太多了。

　　随后，这些小事被美国媒体上纲上线，开始对中国指指点点。他们还称这件小事是中国在蓄意冷落奥巴马，刁难记者云云。

　　但是你们连事情的经过都没有弄清楚好伐?

　　奥巴马是大国领袖，中国怎么可能故意不准备红毯，中国的747那么多，会没有适配奥巴马空军一号的舷梯车?

　　你们要的红毯，仔细看右下角哦~

　　边驿卒仔细查证了一下，事情应该是这样的。

　　先谈谈从机腹小门出来这件事。

　　根据香港《南华早报》援引一位外交知情人士的消息，是美方决定奥巴马从这个小金属舷梯门出来的。

　　据一位参与事情具体安排的中方官员透露：“中国为每位来杭的元首准备了舷梯车，但是美方助手抱怨司机不会说英文，没法理解美国方面给出的安全指示。于是中国提议我们可以为这位司机配备一个翻译，但是美方拒绝了这一提议，并表示他们不需要机场配备的舷梯车。”

　　即使如此，中方还是从机腹小门外到奥巴马的豪车处铺上了红毯。

　　所以，这是美方主动从小门出来的，而且红毯是人人都有的，就不要再把锅甩给中国了好不?

　　再说说中美官员在机场争吵一事。

　　很明显，维持秩序是中方安保人员负责的表现。最多是双方安保思路的不同，况且在中国机场坚持中国的原则当然没错，怎么就被描绘得恶意满满?

　　视频截图

　　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也觉得要站出来把事情说一说了，他告诉记者：这次中美官员间的小冲突无需过度解读。

　　他表示——“关于我们的访问，到目前为止，是非常有成效的，事实上，我们到达时有安保和媒体人员的争议，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坚持接近记者团，举个例子，其他国家可能就不会坚持，我们认为媒体接近我们的工作很重要，他们有能力去回答问题。”

　　这一部分还是在给自己找理由。他接着谈到这是常态：“我们在出访时仍然坚持这一准则，导致产生了一些摩擦，这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也不只是发生在中国，也会发生在其他我们访问的国家，这次我认为可能是Josh(新闻秘书)夸张了，突出了屏幕后面协商和谈判的隔阂，我不会夸大这件事的意义，因为我说过这不是第一次发生了，也不只是在这里发生，这也在很多地方发生过，包括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盟国(产生冲突)。”

　　奥巴马说不会道歉，“每当白宫官员和当事国沟通有多少美国记者要随团采访时，多多少少会引起一些小“紧张”。我们不会为带了太多媒体来(造成当事方不愉快)而道歉。”

　　视频截图

　　不过说到最后，奥巴马还是委婉的表示是美国的做法太张扬了：“部分原因在于，我们确实比其他国家的队伍更庞大，我们带来很多飞机、直升机、汽车和人员，如果你是主办国，有时候你也会觉得多了点。”

　　综合自南华早报、时差视频等

来源时间：2016/9/5   发布时间：201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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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华尔街见闻

 

9月3日晚，美丽的西子湖畔记录了中美两国元首的西湖之约——习近平在杭州西湖国宾馆会见了前来参加G20杭州峰会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双方围绕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地区和全球性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和建设性交流，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据外交部官员介绍，双方在会晤中达成的主要共识和成果如下：

　　1、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双方积极评价自2013年6月两国元首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以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的重要进展，同意按照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继续共同努力构建这一关系。双方将保持密切高层沟通和机制性对话，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的协调与合作，同时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推动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

　　2、宏观经济: 中美双方认识到，中美两国经济紧密交融，本国的经济发展与对方国家的繁荣高度相关。为两国经济奠定强劲和可持续增长基础的政策对提高中美两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对世界也有着积极影响。为此：

　　(1)中美双方承诺采取包括货币、财政和结构性政策在内的所有政策工具提振信心和促进增长。货币政策将继续支持经济活动和确保价格稳定，并与央行的授权相一致，但仅靠货币政策无法实现平衡增长。应灵活运用财政政策以促进增长、创造就业和提高居民需求，并支持结构性改革的实施。

　　(2)中美双方共同重申在G20达成的关于汇率的承诺，包括将避免竞争性贬值和不以竞争性的目的来盯住汇率。中方将继续有序向市场化汇率转型，强化汇率双向浮动弹性。中方强调人民币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础。双方认识到清晰地进行政策沟通的重要性。

　　(3)美方欢迎中方在经济改革特别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面做出的承诺和已经取得的进展，包括增强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中方致力于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推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和补短板，使中国经济发展更加可持续。中方将兼顾经济稳定增长和结构调整，通过增加居民消费、提高服务业占GDP的比例、确保高质量并由私人部门驱动的投资以扩大国内需求。中方将继续简政放权和转变政府职能，继续推进金融领域改革，使市场在信贷配置过程中进一步发挥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放开服务业竞争，强化社会安全保障网。

　　(4)美方致力于继续推动以更高的国内投资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和国民储蓄为特点的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同时，美国政府继续将扩大受教育机会、改革移民制度以及提高劳动参与率和生产率等相关政策作为工作重点。

　　(5)中国的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和支持结构性改革方面发挥了作用，相关措施包括降税清费，设立专项资金为下岗职工提供支持，阶段性降低社保缴费率，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防范风险，大力支持扶贫、生态环保等经济社会领域薄弱环节发展等。在上述措施的基础上，中方将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结构性改革并适度扩大总需求。

　　(6)美方认识到预算程序可预见性的重要性，以及财政预算不确定性可能对美国及全球经济产生的影响。美方致力于在中期内实现政府财政的可持续性。

　　(7)中方认识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的之一是企业去杠杆以及应对相关的银行业挑战。在现有进展的基础上，中方将根据一个全面的战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包括国企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和法律机制的作用，化解企业债务问题，包括国有企业债务。

　　(8)鉴于相关改革将对中国乃至全球经济产生的巨大影响，中方重申相关承诺，将进一步改善经济和金融政策的透明度以及经济活动数据的可获得性，从而使世界范围的监管者、政策制定者、企业和投资者更好地进行理解。

　　3、工业领域结构性改革：中美双方认识到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和市场需求低迷使得包括一些行业产能过剩在内的结构性问题更加严重，这些问题对贸易和工人产生了负面影响。中美双方认识到，钢铁和其他行业产能过剩是一个全球性问题，需要集体应对。双方也认识到，政府或政府支持的机构提供的补贴和其他类型的支持可能导致市场扭曲和造成全球产能过剩问题，因此需要予以关注。

　　中美双方承诺加强沟通与合作，致力于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有关挑战，以加强市场功能和鼓励调整。为此目的，中美双方对可能建立的一个全球论坛表示欢迎。该论坛由G20成员和感兴趣的经合组织(OECD)成员积极参加，将其作为交流和分享全球产能动态、政府政策与支持措施信息的合作平台，由OECD秘书处提供协助。

　　美方欢迎中方推进以去产能为目标之一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美双方认识到，由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和市场需求低迷，电解铝行业产能过剩增加，成为全球性问题，需要集体应对。中美双方将共同努力，应对全球电解铝产能过剩问题。

　　中美双方认识到建立和完善公正的破产制度和机制的重要性。中方高度重视运用兼并重组和破产重整、破产和解、破产清算制度和机制依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在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过程中，中方将通过继续建立专门的破产审判庭、不断完善破产管理人制度以及运用信息化手段等方式推进破产法的实施。中美双方承诺最早从2016年开始，以论坛或互访等方式定期和不定期地就双方各自破产法的实施进行沟通和交流。

　　4、全球经济治理：中美双方继续致力于支持能够与全球的现实、挑战和机遇共同演进的、包容和有弹性的国际经济体系，包括推动现有和新的国际金融机构开展全方位合作。与2015年9月份双方达成的承诺相一致，中美双方还共同承诺支持和进一步完善现有的、新的和未来的国际金融机构在治理、环保和社会领域的高标准。为此：

　　(1)双方支持以强劲的、以份额为基础的、资源充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网。双方支持维护IMF的现有贷款能力。双方欢迎2010年IMF份额和治理改革的落实并致力于在2017年年会前完成第15次份额总检查。双方重申，份额调整应提高有活力的经济体的份额占比，以反映其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因此可能的结果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份额占比整体提高。

　　(2)美方支持IMF将人民币在10月1日纳入SDR货币篮子的决定。双方支持对扩大SDR的使用进行研究及探索相关举措，包括更广泛地发布以SDR作为报告货币的财务和统计数据，以及发行SDR计价债券。

　　(3)中美双方重申按照世界银行理事会同意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就世界银行股权审议进行合作的重要性。美方赞赏中方在亚洲发展基金第12轮增资中增加捐资。美方欢迎中方有意义地增加对国际开发协会和非洲发展基金2016年捐资的意愿。

　　(4)中美双方将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协助下共同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5)中美双方重申巴黎俱乐部作为官方双边债务重组主要国际平台的作用和讨论一系列主权债务问题，并认为巴黎俱乐部应适应官方融资的发展趋势，包括将其成员范围扩大到新兴债权人。中方将继续常态性参与巴黎俱乐部，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包括进一步讨论潜在的成员身份问题。

　　(6)中美双方支持将加强的合同条款纳入主权债券中的努力。

　　(7)我们欢迎中美双方完成G20框架下化石燃料补贴同行审议报告，并赞赏已完成的和将进行的关于有效使用化石燃料和减少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改革的积极作用。

　　5、创新政策：中美双方认为，创新是发展经济、创造就业及共享繁荣的关键动力，创新在制定解决国内、国际和社会挑战方案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双方进一步认识到，中美开展贸易、营商及合力创新的能力，有助于促进两国人民的福祉并推动全球经济增长。

　　作为追求上述共同目标的伙伴，并考虑到中美合作对双边关系日益重要，中美双方认识到，制定和支持适当法律、法规和政策框架对培育健康的创新生态体系非常重要。相关创新体系的特征应包括对基础科学和研发的强力投资、企业的深度参与和各自政策制定和执行的透明度。中美双方承诺其各自的创新政策将与非歧视原则保持一致。中美双方确认发展和保护包括商业秘密在内的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并承诺不推进将转让知识产权或技术作为在各自市场开展业务的前提条件的一般适用政策或实践。

　　(1)中美双方认识到，政府对促进国内外企业之间公平竞争有重要作用，产品和服务定价等领域的开放和竞争性的市场对促进创新发挥着重要作用。

　　(2)中美双方认识到对知识产权的有效和平衡保护将有益于促进创新。双方将继续就相关政策进行沟通和交流，包括保护创新者不受恶意诉讼。

　　(3)双方确认，获取广泛的全球产品、服务和技术解决方案通常将促进商业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4)鉴于相互连接的全球数字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创新型技术的价值以及技术用户的安全关切，双方承诺，与世界贸易组织(WTO)协定相一致，各自国家在商业领域的通用信息通信技术安全相关的措施：1.应以非歧视方式对待技术;2.将不会不必要地限制或阻止外国信息通信技术产品或服务供应商的商业销售机会;3.应仅用于小范围，考虑国际规范，非歧视，且不对商业机构在购买、销售或使用相关产品方面设置不必要的基于国别的条件或限制。

　　6、双边投资协定：中美双方确认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取得重大成果。谈判旨在达成一项高水平的协定，实现双方创建非歧视、透明、开放的投资体制的共同目标。双方于近期交换的第三次负面清单改进出价体现了重大进展，并在谈判各方面取得了新的成果。中美双方承诺将进一步推进谈判，以达成一项互利共赢、高水平的协定。

　　7、中美商贸联委会：双方高度重视中美商贸联委会对促进中美双边经贸关系、扩大双边互利合作和高层政策对话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并承诺继续在中美商贸联委会框架下就两国政府和利益相关者共同关注的问题保持沟通与对话，努力寻求符合双方利益的解决方案，共同致力于第27届中美商贸联委会成功举行。

　　8、地方经贸合作：中美双方认识到中美省州和城市间经贸合作对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的重要作用，将进一步落实两国政府在第26届中美商贸联委会期间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务部关于建立促进中美地方贸易投资合作框架的谅解备忘录》，通过中国商务部、中国驻美使领馆和美国商务部、美国驻华使领馆，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加强双方信息沟通和协调，以适当的方式，共同支持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贸易和投资团组互访和相关促进活动。

　　9、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中美双方承诺向各自的地方政府宣传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最佳实践，并进一步加强在公共服务设施投资和运营领域的交流与信息共享。

　　10、出口管制：美方重申，继续促进和便利商用高技术产品对华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出口。双方重申，继续通过中美高技术与战略贸易工作组深入并详细讨论共同关心的出口管制问题。

　　11、多边贸易体制：中美双方重申WTO在当今全球经济的中心地位，并承诺在WTO事务中加强沟通与协调。双方继续致力于优先推动多哈发展议程剩余议题的谈判，并坚定地共同维护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双方还注意到，各个区域贸易协定中涉及的和G20工商界提出的一系列议题，也许对当前全球经济具有共同利益和重要性，因此可成为WTO讨论的合理议题，但不对各自在未来谈判中的可能立场进行预判。

　　12、航空合作：认识到一个高效的航空系统对安全运输人员与货物的重要性，以及航空运输在整体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战略角色，中美双方承诺采取各自和联合的步骤来应对航空运输系统的挑战。中美航空合作应基于互惠互利和2016年6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所确立的全政府方式。双方承诺在以下领域加强交流与合作：

　　(1)双方认识到安全监管和经济监管在航空运输发展方面的重要性，并承诺通过民航当局采取行动，在上述领域开拓和强化合作。

　　(2)在现有中美两国民航合作基础上，双方承诺在美国贸发署提供的技术援助下，重点就包括提高民航效率、通用航空发展等双方感兴趣的议题进行沟通并探讨合作。

　　13、两军关系：双方重申共同致力于落实两国两军领导人共识，加强战略对话，深化务实合作，强化风险管控，避免意外事件，推动中美军事关系持续顺利发展。双方强调两军务实合作对提升两军互信、扩大共同利益具有积极意义，同意在人道主义救援减灾、反海盗、搜救、军事医学、联合国维和等领域继续深化交流和合作。

　　双方将继续办好两军人道主义救援减灾联合实兵演练和研讨交流，并就建立联合参谋部门对话机制开展磋商。双方同意就国际反恐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两军卫勤部门将于2017年首次在中国举办中美军医针灸专家交流，并于2018年在中国联合举办亚太军事医学会议。中方将应美方邀请派员赴美参加潜艇救援领域双边研讨会。

　　双方重申积极严格落实两国国防部签署的两个互信机制备忘录，即“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双方同意在中国海军军舰2016年内访美时举行以熟练运用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为主题的联合演练和研讨活动。

　　14、网络安全：双方均认为，中美在网络领域拥有共同利益和责任。双方重申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同意继续加强两国在这一领域的合作，携手应对挑战。双方高度评价2016年6月第二次中美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的成果，决定于12月在华盛顿举行第三次中美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双方充分肯定2016年8月举行的网络安全保护研讨会成果，决定如期于10月举行针对不正当使用技术和通讯帮助暴力恐怖活动研讨会。双方肯定中美网络空间国际规则高级别专家组首次会议的价值，决定在2016年内举行第二次高级别专家组会议。

　　15、执法合作：双方积极评价两国近年来在执法领域的合作成果，同意继续发挥好中美执法合作联合联络小组(JLG)作为两国执法合作主渠道的作用，进一步深化并加强在遣返逃犯、追缴犯罪资产等方面的执法合作。双方将就承认与执行没收判决事宜举行磋商，争取达成适当安排。双方同意于2016年秋天在中国举行中美JLG第14次全体会议。中国公安部与美国国土安全部将于2016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部级会晤。双方决定深化并加强禁毒领域执法合作，同意定期交换合成毒品及其类似物列管清单，共同应对新型毒品挑战。

　　16、反腐败与追逃追赃：双方积极评价近年来两国反腐败和追逃追赃领域务实合作取得的重要成果，决定加强两国反腐败和执法部门间的信息交流和个案合作，深化务实合作;重申将发挥JLG反腐败工作组的主渠道作用，积极探索提升合作效率、扩大合作效应的方式方法。中方赞赏美方在重点案件上给予的协助与配合。双方将继续就包机遣返逃犯和非法移民开展合作。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大反洗钱和返还腐败资产合作，共同落实好《关于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信息交流合作谅解备忘录》等文件，商谈相互承认和执行没收事宜以及资产分享协议。双方同意商谈制定劝返程序。

　　双方支持G20领导人峰会通过《反腐追逃追赃高级原则》并决定在中国设立追逃追赃研究中心，承诺将共同推动落实《二十国集团2017-2018年反腐败行动计划》。双方将进一步加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G20和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多边框架下的反腐败合作，不为腐败分子和腐败资金提供“避风港”，包括继续落实APEC《北京反腐败宣言》，支持APEC反腐败执法合作网络的工作。双方决定于2016年年底前举行中美JLG反腐败工作组第11次会议。

　　17、反恐合作：双方均认为，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地区稳定与安全的威胁进一步上升，中美加强反恐领域合作的必要性、紧迫性增强。双方重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呼吁国际社会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积极开展反恐国际合作，有力打击恐怖主义。双方同意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合作原则，加强在反恐情报信息交流、打击网络恐怖主义、防范外国恐怖作战分子跨境流窜、反恐怖融资、去极端化等具体领域务实合作。美方根据美13224号行政令将“东伊运”列为恐怖组织并支持将该组织列入联合国1267委员会综合制裁清单，中方对此表示赞赏。双方决定于2016年晚些时候在华盛顿举行中美第三轮副外长级反恐磋商及第二次中美打击简易爆炸装置问题研讨会。

　　18、海警合作：双方强调加强中美海警部门在人员往来、舰船互访、情报信息交换及共同打击海上违法犯罪等方面开展合作的重要性，同意共同努力，以便早日签署《中美海警海上执法合作备忘录》。双方还积极评价《中美海警海上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第二轮专家磋商取得的进展，确认在改善舰舰相遇安全、有效履行海上执法职责、维护海洋秩序等方面拥有共同利益和目标，同意继续推进有关磋商，争取尽早达成《准则》。

　　19、人文交流：双方充分肯定加强两国人文交流对增进彼此相互了解和友谊的重要作用，同意继续推动和落实好有关交流合作项目。中国国家旅游局和美国商务部将继续共同推进中美旅游高层对话、中美旅游年闭幕式暨5000名中国游客访美大型交流活动等中美旅游年各项活动。双方重申对中美共建中国园项目的支持，拟于2016年10月30日前在华盛顿举行开工建设仪式。双方商定将于2016年9月至10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华盛顿州多个城市举办第三届“跨越太平洋—中国艺术节”系列活动。2017年3月至7月，中国国家文物局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将在纽约合作举办《秦汉文明展》。

　　20、地方合作：双方积极评价近年来中美地方交流与合作取得的重要进展，支持双方有关部门和地方省州进一步扩大合作。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国家卫生计生委和美国国际姐妹城协会将于2016年11月18日至19日在中国江西省南昌市共同举办第三届中美友城大会。届时，中美两国地方政府领导和各界代表将围绕建设健康城市交流经验、规划未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美国全国州长协会将于2017年在中国四川省成都市共同举办第四届中美省州长论坛。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美国州立法领袖基金会将于2017年在中国湖北省武汉市举办第二届中美省州立法机关合作论坛。

　　中美确认两国对地方政府间合作的承诺，并宣布启动一项促进城市治理的新项目。该项目将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美国全国城市联盟牵头，美国国务院、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以及中美两国其他相关机构予以支持。该项目计划举行涉及环境可持续的城市规划、发展健康社区、政府信息公开、公共参与等相关治理议题的交流活动和研讨会。首次交流活动计划于2017年初在美国举办。

　　21、中美在亚太互动：双方强调，中美两国都是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对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拥有广泛共同利益，负有共同责任。双方将继续坚持包容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双方决定协调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同意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和东盟地区论坛等地区多边机制框架内的沟通与协调，并开展好同第三方的合作项目。

　　22、阿富汗问题：双方认识到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阿富汗符合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双方赞赏阿富汗和平重建与发展取得的积极进展，将继续为阿富汗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并通过各自渠道帮助阿富汗加强反恐能力建设。双方同意在阿巴中美四方协调组等机制下，为推进“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解进程做出切实努力。双方将继续举办联合培训阿富汗人员项目，并同阿政府密切协商，将现有的联合加强阿富汗政府能力建设合作拓展到防灾减灾领域。双方宣布将参加2016年10月举行的阿富汗问题布鲁塞尔会议，并预祝会议取得成功。

　　23、叙利亚问题：双方重申致力于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叙利亚问题，强调应严格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要求，支持联合国发挥斡旋主渠道作用，支持通过“叙人主导、叙人所有”的政治进程尽快恢复叙利亚和平与稳定。

　　24、南苏丹问题：双方积极评价近年来两国在南苏丹问题上的良好沟通和协调，对南苏丹当前局势表示关切，呼吁南苏丹各方立即停火止暴，重新回到落实《解决南苏丹冲突协议》正确轨道上来。双方强调继续支持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在南苏丹和平进程中发挥的主导作用。双方一致认为国际合作伙伴在南苏丹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呼吁国际社会继续向南苏丹人民提供人道援助。

　　25、伊拉克问题：中美两国重申，维护伊拉克的稳定符合彼此的共同利益，双方支持伊拉克政府为推进改革、打击恐怖主义所作努力。中美双方对伊人道主义状况表示担忧，愿向伊方提供更多援助并加强协调。

　　26、联合国事务：双方重申支持联合国作为最具普遍性的多边国际组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同意加强在联合国及相关机构内的沟通与协调，维护和加强联合国在维护和平与安全、促进发展方面的有效性。

　　27、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美方重申支持中方作为主席国主办一届成功的G20领导人杭州峰会，支持G20作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地位。双方同意继续密切合作，与有关各方积极落实杭州峰会的成果，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和包容增长。

　　28、气候变化：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推动中美在引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建立了历史性的伙伴关系。气候变化合作已经成为中美双边关系的一大支柱。中美两国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交存各自参加《巴黎协定》的法律文书,为推动《巴黎协定》尽早生效作出了重大贡献。双方将共同努力并与其他各方一道推动《巴黎协定》后续谈判，并在相关多边场合推动于今年取得积极成果。双方致力于落实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三份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继续采取有力度的国内行动，以进一步推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向绿色、低碳和气候适应型经济转型，并将不断深化和拓展中美双边气候变化合作。双方另行发布了题为《中美气候变化合作成果》的文件。

　　29、发展合作：2016年,中美在受援国提出、受援国同意、受援国主导的合作原则下，自2015年签署一份旨在为帮助实现我们包括消除贫穷与饥饿、推动可持续发展及实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在内的共同发展目标提供便于沟通和合作框架的谅解备忘录之后，加强了发展合作。2016年4月，中美举行了首次中美发展合作年度会议。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非洲疾控中心):中美重申一项与非盟及其成员国推动非洲疾控中心和持续支持非洲疾控中心的承诺。双方承诺相关政府部门合作伙伴在2016年底前完成一份谅解备忘录，进一步推动中美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取得成功。双方也愿与非盟合作，支持非洲疾控中心的规划和运营，与非洲疾控中心协作规划活动的实施，加强技术能力，共同开展公共卫生培训和提高非洲公共卫生专家能力。双方承诺加强中国、非洲和美国卫生专家在疾病预防控制领域的交流和合作，分享各自经验。

　　全球卫生和全球卫生安全：中美重申他们加强公共卫生和全球卫生安全具体合作的决定。双方决定向全球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继续作出贡献并加强支持，参加2016年9月16日召开的第五次增资会议。双方重申他们对推动实施“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卫生条例”的支持。双方也鼓励自愿参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外部评估。双方重申他们在“世界卫生组织国际卫生条例”框架下支持全球卫生安全议程目标的承诺。两国愿加强抗菌素耐药性和其他关切的合作。两国决定加强非洲国家公共卫生能力，包括通过现场流行病学和实验室系统等领域的培训在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继续开展后埃博拉合作，应对如黄热病爆发等卫生紧急状况。

　　粮食安全和营养：中美重申他们对非盟“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的支持，以实现该计划在整个非洲大陆推动粮食安全的目标。两国也决定在非洲探讨气候智慧型农业合作。双方承诺今秋与东帝汶政府完成开展水产养殖三方合作的方案。

　　人道主义救援和灾害应对：中美重申他们支持受厄尔尼诺和拉尼娜相关气候灾害影响国家的承诺。双方决定向包括通过世界粮食计划署在内的支持非洲之角干旱受灾国家的机制增加资源贡献。双方重申他们继续通过“联合国国际搜索和救援咨询团”开展搜救能力建设合作的承诺。

　　多边机构：中美愿继续他们与国际机构的合作，以应对关键性的全球发展挑战。

　　清洁能源合作：双方愿在中国商务部与美国国际发展署发展合作年度会议框架下探讨在一个第三国开展清洁能源合作的可能性。

　　30、维和合作：双方重申加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要性，共同承诺就非洲第三国出兵、出警能力建设开展协调。双方期待继续就这一问题交换意见。中方宣布，愿结合8000人维和待命部队建设进展，使其中部分部队达到60天快速部署等级。

　　31、难民问题：两国对全球范围内日益增长的难民数量表示严重关切。中方赞赏美方举办难民峰会，并将为保护和帮助难民宣布新的捐助。美方欢迎中方将为支持联合国应对难民问题的努力宣布新的捐助。

　　32、外空安全：双方认识到，空间碎片对卫星和载人航天器可能产生灾难性后果，由于各国日益依赖基于外空的能力，产生空间碎片将对所有国家造成严重影响。中美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外空大国，致力于通过加强合作，应对共同面临的空间碎片威胁，并促进国际社会就此开展合作。双方同意在2016年5月举行的首次外空安全对话基础上，进一步努力，以不断扩大共识，于2016年年底前举行第二次中美外空安全对话。

　　33、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双方同意加强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合作，重申2015年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和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关于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做出的承诺，加强象牙贸易管控，开展执法交流与合作，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网上交易，鼓励在国际公约准则下加强与其他国家合作，综合施策，全面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

　　34、海洋合作：双方承诺与其他有关各方一道，朝着于2016年年底前出台一项旨在防止在北冰洋公海海域进行不受监管的商业捕捞活动的文书而努力。为进一步推进中美在极地与海洋事务上的合作，双方决定签署谅解备忘录，推进两国在南北极开展科技等相关领域的互利合作。双方计划于2017年在美国举行第八轮海洋法和极地事务对话。

　　35、民用核安全合作：双方致力于深化两国核安全合作，共同为提高全球核安全水平和促进核不扩散做出贡献。双方已就核安全问题举行了首次年度双边对话，并在核安全峰会期间发表了《核安全合作联合声明》。双方满意地注意到，核安保示范中心已投入运行、加纳微型中子源反应堆改造取得重要进展，将努力尽快完成加纳微堆改造，并继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尽早启动尼日利亚微堆改造。双方满意地注意到2015年举行的中美核责任问题研讨会，愿继续加强在核责任领域的沟通和交流。

来源时间：2016/9/4   发布时间：201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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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楚树龙，章晓英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607期

　　内容摘要：

　　一个时期以来，美国是否在走向衰落、美国国内近些年来是否出现“极化”现象、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否不再有效率以至于难以运转和工作等，成为认识和判断美国最为重大的问题。

　　而美国是否对中国奉行“遏制”战略，也是中国国内高度关注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争议的问题。

　　本文对这些认识和判断美国的几个重大问题进行分析，认为美国并未走向衰落，美国政治极化并未对其制度造成严重冲击，美国也并未奉行对华遏制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70多年间，美国一直是世界上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国家。冷战结束20多年来，美国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

　　美国在全世界推行“领导”、“主导”、甚至是“称霸”的战略，对世界几乎所有国家和全球事务都构成重大影响。美国这一突出的地位和作用，使世界各国必须重视对美国的了解与判断，并在此基础上作出适当的战略应对。

　　1、美国是否在走向衰落

　　美国、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不时出现“美国衰败论”，就冷战结束以来的情况看，一次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一次则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

　　在美国国内，“美国衰败论”不是学者和政府观念的主流，但也一直有些美国人认为美国在走下坡路，在衰败。

　　在中国，则一直有不少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政府官员、媒体舆论认为美国在走向衰败，甚至认为是“无可挽回的衰败”。其他一些人认为美国至少是“相对衰败”，即与美国过去相比、尤其与美国鼎盛时期相比是衰败了。

　　一些中国人提出“美国衰败论”的依据是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比重这一指标。二战结束后的40年代末、50年代初，美国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的比重为47%，接近一半;上个世纪90年代末占世界的33%，而最近几年下降到25%左右。

　　这一比较和方法有一定的道理和逻辑。但同时要看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二战结束初期是个特定的特殊的历史时期。

　　欧洲、日本、中国、苏联的欧洲地区等世界各地遭受到世界大战的严重破坏，很多地方甚至是一片废墟，生产当然有严重的下降;而美国由于其面临两洋的地理位置，是本土唯一没有受到战争破坏的世界大国

　　反而还由于战争、援助其他国家的需求带动了本国的生产。因此在这样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美国经济总量占比异乎寻常之高不足为奇。

　　这是人类少有的特殊时期的特殊情况，不是世界的常态，不能把少数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特定的情形去与世界常态相比。

　　美国经济总量由上世纪90年代末的33%下降到最近几年的25%确实是一种常态下发生的重大变化，十几年、20年内有8%至10%的下降是个重要和重大的变化。

　　但原因不是美国的经济总量减少了。事实上近20年美国经济年均一直有2%至3%的增长，在发达国家中仍是最快的。

　　但同时其他国家的增长幅度超过美国，占世界经济比重在上升，如中国、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大国和整个发展中世界，这样美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就有较为显著的减少。这是一个重大、重要的变化。

　　如仅从美国经济占世界的比重来看，美国是“相对衰落”了。但问题是经济总量占比只是经济和国家综合实力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并不是唯一和全部的重要指标。

　　在国际关系理论和各国、国际组织公认的国家力量主要要素中，除经济总量外，还包括经济质量、科学技术、军事实力、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文化软实力影响等其他主要方面。

　　而在这些方面，美国的实力没有任何明显的下降和“衰落”。经济不仅是数量多少，还包括结构，即经济质量。经济质量主要由科学技术所决定。

　　在科技方面，美国领先世界的局面没有重大变化。包括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及之后延续至今的世界经济的低迷，美国经济同样出现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甚至还早于整个世界的金融危机，危机之后美国经济也没有完全恢复。

　　这一点，国际组织、美国联储、美国主流的经济学家和美国社会都承认，只是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出于政治需要把美国经济说得天花乱坠。

　　如果真的像奥巴马、克林顿说的美国经济好到那样的程度，美国这次大选中也就不会出现“特朗普现象”和“桑德斯现象”，克林顿的选举就会容易、确定得多。但美国经济这些年来问题再大，美国科技仍在发展，仍走在世界前列，处于领先水平。

　　没有出现美国在哪一重要科技领域出现严重“衰落”的现象。智能手机还是美国先做，世界其他国际和地区跟着去做，平板电脑也是如此。

　　美国科技的实力和领先地位源于美国人求新、求变、崇尚创新的观念、文化和体制及先进发达的教育。

　　在世界各国、包括各大国中，美国是最崇尚创新、最求新求变、不因循守旧、不论资排辈的国家和社会，这就使美国不断出新思想、新主张、新技术、新产品。

　　同时，美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实力超强。在全球所有大学排名中，前100名或前几十名的大学美国一直占一半左右。这些方面近年来也没什么改变。

　　国家力量另一主要硬实力是军事力量，在这方面美国的实力地位几十年来都没有出现重大的变化。

　　上个世纪90年代，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佩里说过一句让所有非美国人都感到讨厌甚至气愤的话:“美国的军事力量不但强于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甚至强于世界其他国家所有军事实力加的总和”。

　　但讨厌和气愤之余，恐怕又不得不承认佩里“牛气”的话也基本是事实。美国军费开支一直是世界第一，甚至占了世界全部军费开支的一半左右，花钱多当然就可能办更多的事。

　　世界军事力量的主要标志之一是航空母舰数量，美国现役的有10艘，世界其他国家全加在一起数量也没有10艘，而且质量与美国有很大的距离。

　　俄罗斯也是世界的主要军事力量，但先进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仍同美国有一定的差距。简单的道理和事实是:一个每年军费开支700亿美元的国家不可能与一个军事开支近7000亿美元的国家长期保持在一个水平。

　　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后，特别是美军虐待战俘、私设秘密监狱、关塔那摩基地等侵犯人权的问题，使美国长期标榜的“民主斗士”、“民主旗帜”、“自由世界领袖”、“人权卫士”的称号大打折扣，世界更多人批评美国践踏其他国家人权、所谓“美式民主”是搞虚伪的“双重标准”。

　　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仍是很多国家和民众认可的民主、自由的样板，美国似乎仍然站在世界道义的至高点上，美国仍是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人们向往的地方。

　　美国在世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和国际政治方面的影响有些损害，但没有根本改变。文化软实力方面，美国很多东西并不健康，但影响仍没有明显变化。

　　美国快餐、牛仔装、好莱坞大片、音乐等仍然风靡世界;脸书、谷歌等社交网站和网络遍布世界;美国的大学仍然源源不断吸引来自世界各地很多优秀的青年人。

　　在这些方面，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美国相比，与美国处在同一水平上，甚至都没有出现与美国的水平拉近的发展趋势。包括崛起和上升中的中国和印度也都是如此。

　　因此，从世界公认的国家力量的主要方面来看，美国只是在经济总量占比一个方面有所下降，其他方面都没有明显的减弱。

　　把公认的国家力量五六个主要方面中的一个方面一定程度的变化，说成是整个总体实力的变化，这样的方法和结论是不科学、不全面、不准确，也是不符合事实的。这样以偏概全的方法会影响对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正确认识与判断。

　　2、美国是否出现“极化”现象、美式民主是否不再工作

　　“极化”现象是最近一些年人们在讨论美国政治所经常使用的一个词汇，意指美国政治出现了左右两极极端趋势。

　　具体而言，“极化”指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两个主要现象:

　　一是民主、共和两大政党内部极端势力得势，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两党的政治和政策倾向;二是国会两党、国会共和党人与民主党总统在政治与政策关系中的斗争、不妥协倾向，阻碍美国行政部门和国会的施政，使美国政治和政府体制难以有效运转。

　　美国政治中确实有“极化”现象，过去有过，近些年来更为严重。但严重到什么程度?从对近年来美国政治、国会和行政部门的施政实践来看，用“极化”去理解和判断美国政治和政治制度运行有夸大之嫌，并不完全与事实相符。

　　首先，共和党内有“极化”倾向，但民主党内部近20多年来并不存在“极化”现象。相反，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美国民主党的思想、政策倾向一直是以“中间主义”为主，即克林顿等称之为的“新民主党人”。新在哪里?

　　就是新在不再过度强调民主党过去所强调的左的思想和政策主张。奥巴马也是位较为温和的民主党人。

　　如果民主党内部也存在居于主要地位的“极化”现象，那么20多年中党内初选怎么能一直是产生较为温和的总统候选人?

　　克林顿等“新民主党人”的理论和政策基础是20世纪90年代在欧美流行一时的“第三条道路”思想。即在传统的保守和自由、右与左之间尽可能采取中间路线。

　　整个90年代是欧美政坛“第三条道路”盛行的时代。当时的欧美执政者如英国首相布莱尔、法国总理洛斯潘、德国总理施罗德、美国总统克林顿等

　　都在执政中奉行“中间主义”，在坚持西方左翼政党长期的思想和政策主张的同时，对其进行较大程度的修正，接受右翼政党的一些长期政策主张。

　　如在“大政府”与“小政府”的争议中没有放弃左翼政党的传统的“大政府”思想和政策，但也赞成削减和控制政府开支，赞成预算平衡。

　　美国政府还在克林顿后期实现财政平衡和结余，这是共和党多年来一直强烈主张但从没有做到的政策诉求。在坚持国家对公民的福利责任时，同时接受对福利的限制，主张福利改革，减少社会福利。克

　　林顿倡导、美国会批准的1996年福利改革是几十年来美国最大的福利改革，“终止我们所熟知的福利”，任何人享受联邦福利的最长时间不得连续超过五年。

　　奥巴马在医疗改革方面有左翼的思想，“奥巴马医改”也是他近八年来内政上最大的甚至是唯一重大的动作和成绩。但除有限的医改，奥巴马并没有在其他国内政策方面有较大的左倾主张和政策行动。

　　美国共和党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里根执政以来，党内思想和政策主张一直以保守主义为中心，这也就是为什么在30多年来里根、老布什、小布什三位共和党总统中

　　有两位被认为是保守者的原因如整个政党不以保守主义为主要倾向，也就难以出现多数保守派党内总统候选人的情况。

　　共和党内近几十年来的“极右”倾向还反映在30多年来，国会中共和党领导人、大牌议员、委员会主席多数是来自各方面相对落后、但较为保守的南方各州，这是美国政治和社会生活几十年来非常有趣的现象。

　　近年来，共和党内的极右势力还常觉得共和党保守、极右不够，要求该党更进一步倒向右翼。茶党的出现就是这一主张的体现，害得那些不够右翼的国会共和党领袖往往受到攻击，甚至不得不辞职。

　　但以茶党为代表的共和党极右势力的党内“极化”倾向也难以成为共和党的主流路线，茶党推举和支持的候选人难以赢得党内总统初选既是证明。

　　一定程度的“极化”现象对美国政治和政府运行究竟有多大影响?这涉及对美国进行判断的另一重大和基本问题，即美国制度的效率是否越来越低，甚至是否低到美国式民主制度等于低效的制度，民主制度难以继续有效运行，甚至难以履行自己的责任和工作。

　　美国人自己有不少这样的批评、担心和指责。近几十年来美国最有影响的政治学者之一弗朗西斯·福山就是其中之一。

　　他近年来发表的名著《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其中的重大理论创新就是认为，由于民主较为低效，是否民主不应再继续是衡量一个政府和政治制度的第一标准，而应以政府、国家能力作为第一标准，其次才是民主和法制。

　　此观点从个一个美国、西方的大学者、大理论家口中说出，真是世界一个奇迹。这一理论创新确实是革命性的。

　　因为几百年来，西方政治理论絮絮叨叨说得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在任何国家，民主是最重要的，没有民主几乎就不会有其他好的一切。

　　较为熟悉美国、具有多年在美国生活经历的人都同意美国的效率与过去比是有些下降。但美国有些方面的低效是否等于民主就是低效、民主制度难以继续运转，对于这个问题还需要认真探讨。

　　高效也好，低效也罢，都是比较而言，与自己的过去比，与别人比。与过去比，不少美国人认为有些方面美国的效率下降了，有些方面提升了，并不存在美国在所有主要方面效率都在下降的事实。

　　与其他国家比，更不存在美国政府、美国制度效率必然低的事实和结论。因为所谓政府效率主要是指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本身的工作效率，二是政府所服务的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效率。

　　在关于政府效率这两个主要方面，不存在美国的效率低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现象和事实。就政府工作效率而言，不少与美国政府办过事、打过交道或试图了解美国的人都能说出一些美国政府低效、甚至可笑的事实。

　　但总的讲，任何与美国、中国、俄罗斯、日本、印度、欧洲各国政府有些工作联系、打过交道的人，读过这些国家自己人和在那些国家较为长期生活过的人所写的经历来看，都得不出美国政府总体效率低于中国、俄罗斯、欧洲主要国家的结论。

　　日本政府在很多方面效率看起来高于美国政府，但有些方面又不如美国，如在申办签证方面。美国由于一定程度的“极化”现象、党派斗争等，确实影响到其政府和制度运转的效率。

　　但美国政府和制度还没有出现不能工作、不能较为正常运转的情况。政府预算和拨款尽管有各种斗争和扯皮，但多数年景正常通过

　　不能正常通过时往往通过临时拨款法案保证政府工作正常进行，真正走到极端预算、拨款不能通过、迫使政府关门的时候极少

　　而且持续的时间也都很短;国会、特别是总统倡导的一些法案受到阻碍，但每年与经济社会关系重大的法案通过不少

　　包括与外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等;人事任免中，包括大法官方面有受到政治阻挠不能按时通过的情况，但绝大多数是较为及时通过的。

　　至于美国在海外的外交和军事行动，更显示出果断、高效的特征。这一切，都不能说明美国政府、制度及民主不能工作、低效的事实。

　　政府效率更重要的方面还不是政府本身，而是服务于国家和社会方面，毕竟政府存在的价值和责任主要是服务于国家社会。因此，检验、判断一个政府的效率如何，最主要的方面是它所服务的国家和社会的效率如何。

　　中国30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使不少中国人对自己的信心大为增强，有些人甚至以为在效率方面中国最高，远远高于美国。

　　这在一些方面是事实因为中国有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国领导人、政府在很多决策时效率很高，不像美国那样要经过国会费时费力的不断争议和讨论。

　　但问题是这些高效产生的决定执行落实得怎样。此外，中国在建设方面效率很高。中国在修公路、建高铁、地铁、机场、码头等设施方面，一项重大工程几年内就可以完工，而不少中国人嘲笑美国一些工程十几年来、甚至几十年内还在进行中。这在很多具体方面都可举出实例。

　　但总体来看，美国社会的效率是否比中国和其他主要国家低?事实上恐怕并非如此。与欧洲比，西欧的面积与美国差不多，人口5亿多，而美国人口3.2亿，欧盟每年的产出只比美国多几千万美元。

　　与中国比，按官方的数字，中国国土面积比美国还大30万平方公里，人口则是美国的4倍还多，但现在一年下来中国经济的总量(国内生产总值)仅是美国的60%多些。

　　什么是效率?效率就是投入和产出之比。中国用美国几乎同样的国土面积、四倍多的人口，但每年的产出仅比美国一半多一些。

　　这怎能如一些中国人洋洋得意说得中国的效率高、美国的效率低?这些还仅是数量，如看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差距就更大。

　　事实证明，在国家和社会效率方面，美国的效率不但远高于中国，而且在发达国家中，效率也是较高的。

　　3、美国是否在“遏制”中国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内、军队内、学术界、媒体和大批公众认为美国仍在遏制中国。《环球时报》就此问题进行过调查，结果有近一半的中国人认为美国一直在遏制中国。

　　笔者等一些研究美国问题的学者长期以来对此不同意、不赞成，不认为自1971年中美关系改善以来、包括当前的美国对华战略是“遏制”中国。

　　因为“遏制”一词在定义上和实践上都有特定的涵义，不应随意乱用。使用任何概念和词汇，都应首先了解、理解它的本意。

　　词义是权威的字典界定的。美国出版的《韦氏大字典》(Webster’sNewCollegiateDictionary)给“contain”(遏制)下的定义是”tokeepwithinlimits”，”tohavewithin，hold，”“torestrainoneself”。《现代汉语词典》是“制止;控制”。

　　台湾对这一词汇的翻译比大陆具体，即翻成“围堵”，围起来、堵住，不让你发展，直至最后垮台或失败。

　　在实践中，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1971年之前对中国采用的就是“遏制战略”。美国官方在文献、言辞、公开声明讲话中是如此表态，在实践中也是如此。

　　“遏制”中国包括不承认新中国，对华贸易禁运，孤立、封锁中国，不同中国建交和来往，不允许与中国贸易、投资和人员往来，同中国进行冷战、甚至热战。

　　这些是“遏制”。如果我们说1971年中美关系改善、1979年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及至当前，美国对华战略仍是“遏制战略”

　　那等于说1971年、1979年以来和当前美国对华战略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对华战略是一个战略，没有改变。这符合事实吗?

　　任何概念、观点、看法、理论，都要受实践的检验，符合事实的就是对的，不符合事实就是错的，而不在于谁说或多少人说。

　　事实上，自1971年毛泽东、周恩来和尼克松、基辛格决定改善中美关系以来，特别是1978年底中国改革开放

　　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为中国出口提供了最大的海外市场，去年中国超过加拿大而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是最近30多年来中国吸引外资的主要来源之一

　　美国的高校培养了大批中国的留学生;按中国官方的说法目前中美两国政府间有100个对话机制，两国领导人每年都有数次的会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规模是双边外交中少有的;中美现在平均每天有1.5万民众来往于两国之间……如果这些仍是“遏制”，那么请持这类观点的人回答什么不是“遏制”?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明确“遏制”中国时的情况是否是现在这样?基辛格博士的观点符合事实。

　　他多年来一直说，自从他作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于1971年夏天访华以来，40多年来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八任政府的对华战略是一致的，那就是“接触”中国。

　　当然，“接触”并不是对中国的恩赐，对中国来说也不都是善意，其中包括“演化”中国。同时，美国40多年来在“接触”中国时，也同时在防范、制约、限制、平衡、“再平衡”中国，这也是明显的事实。

　　还应该看到，美国在总体对华战略“接触”、“平衡”中国的同时，近些年来确实有加大防范、限制、制约、平衡、“再平衡”中国的一面。或者说，美国总体对华战略不是“遏制”中国，但在局部领域有“遏制”中国的现象、行动和趋势。目前主要是在南海。

　　近两年来，美国在南海正采取冷战期间和1971年前对苏联和中国的“遏制”战略，认为中国在南海进行“扩张”，美国必须制止和“围堵”。

　　美国一方面直接派军舰、飞机进入中国岛礁附近的空域海域，如冷战期间对中国和苏联那样;另一方面要求、组织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国一起在南海“遏制”中国，同时支持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地区国家与中国搞各种形式的对立、对抗。

　　这一切与当年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中国“遏制”时没有根本的区别。美国在南海采取“局部遏制”中国的战略建立在美国对中国的错误判断和霸权逻辑的基础之上。

　　美国认为中国近年来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在南海岛礁填海造地和建立设施等，都充分表明中国在采取“扩张”甚至“称霸”战略，美国及其盟国等必须制止、“遏制”中国这一危险倾向。美国的看法、认识完全是罔顾基本事实。

　　中国是在美国的盟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在西太平洋海空设立防空识别区几十年以后，在这些国家以防空识别区的名义干扰中国正常的活动之后，才开始设立防空识别区的。

　　黄岩岛是菲律宾派最大的海军军舰试图骚扰中国在该岛避风的中国渔船，中国公务船才采取行动保护自己的渔民的。

　　981钻井平台是设立在中国的西沙群岛附近约30海里、距离越南领海约130海里的地方的商业活动，对越南不构成任何侵犯和威胁。

　　南海岛礁建设是中国在自己拥有主权、自己控制几十年的领土上进行建设，完全“合情、合理、合法”，不是在别国领土上、甚至不是在别国控制的岛礁上采取行动，不是侵略、扩张，完全是正当的防卫性行动。

　　中国没有在叙利亚、中东等地采取什么行动，而是在国际上熟知的、中国自己几百年、几十年来一直主张的领土上采取和加强民用和军用设施的行动，是完全在自己的主权范围内的活动，没有任何扩张之意。

　　对中国这些传统、长期的正当主权主张，直到几年前的几十年内，美国等国际社会多数成员并没有表示质疑。

　　其实美国真正的担忧也不是这些中国与邻国领土、领海争议本身，美国真正担忧、夸大的问题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包括中国军事力量的崛起

　　特别是在中国领土、领海、领空及附近地区的力量的发展，会最终威胁美国二战后70多年来在世界、在西太平洋、包括在中国领海、领空地区称霸的自由，横行霸道、横行无阻的自由

　　认为这是对美国在世界和亚洲霸权、主导、领导地位致命的挑战和威胁，因此美国必须加以阻止和“遏制”。

　　美国继续坚持这样强权、霸权的意识和逻辑，但美国迟早必须认识到，人类进入21世纪了，二战结束70多年了，美国70多年的“主导”、“领导”、甚至称霸亚洲和世界的时代不会永远存在。

　　中国反对任何国家的“主导”、“领导”和“霸权”，但中国无意去挑战、改变美国的“主导”、“领导”和“霸权”，中国自己有太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如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

　　问题是没有中国直接的挑战，美国“主导”、“领导”、“称霸”世界也难以持久，因为它不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和国际社会普遍的意志。

　　奥巴马发誓“美国要再领导世界100年”，那就看美国今后100年内能否做到如此，看世界潮流和国际社会是否普遍接受和赞成了。

　　美国在南海采取“局部遏制”中国的战略，根源于美国二战后70多年“主导”、“领导”、“称霸”亚洲和世界的战略;而美国把中国的发展和崛起当做对美国在亚洲“主导”、“领导”和“霸权”地位的挑战和威胁，必须加以应对和“遏制”。

　　由此可见，美国在南海地区或今后在亚太其他地区采取“局部遏制”中国的战略取向不可避免。这需要中国认真准备和应对。

　　当然，在美国没有转向全面“遏制”中国的战略，中美对“局部冲突”、“局部对抗”的最好方法是限制、管控这些冲突和对抗，等待适当的时机让两国一起解决这些冲突和对抗问题。这是中美两国和亚洲及世界的根本利益所在。

　　美国要是真正如其所声称的那样在国际政治上也相信民主、法制、多元、相互依赖、全球化，就不应死抱着“领导”、“主导”、“写规则”等思维不放，也就没必要成天担心哪些国家会“挑战”、“威胁”它在亚洲和世界的“领导”、“主导”和“霸权”。(注释略)

来源时间：2016/9/4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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