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其仁  来源：新华网思客

　　近日，在“见识改变行动：2016美国积木式创新考察团分享会”上，周其仁教授分享了他在硅谷和波士顿的考察心得，他提出所有影响人类的重大发现，空间上和人口上的分布都极其不均衡，正是这些高浓度的“场”才能碰撞出创新，以下为演讲实录：

　　此次积木式创新游学，除了洛杉矶外，我们主要去了美国两个城市：旧金山和波士顿。两个城市面积可以忽略不计，占美国国土面积的百分之零点几。硅谷不是一个行政区划，是一个俗称，它的面积就跟北京中关村一样难以说清。虽然这是个非常小的地方，但可看的东西很多。

　　聚集是人类历史上屡屡发生的现象

　　我们现在看硅谷，公司、投资机构、中介组织、老师、同学、实验室，在不大的空间内密密麻麻地堆积在一起，这是一个特征。它的内核就是一所大学，它早期不被人看重。而现在，斯坦福大学如日中天，经过一个多世纪成为世界顶级名校，硅谷就是以这个大学为中心而衍生出来的。

　　现在这个地区有大大小小公司一万家以上，创造了很多销售额、GDP和就业岗位。我在考察中发现，硅谷公司的密度很大。但与之相比，中国的高校有多少专利?高校周边有多少企业?能不能跟斯坦福和麻省理工大学一样，画出一幅高校与企业高度集聚的地图来?这是值得探讨的好题目。

　　再看东岸，有一个基金会做了6年的研究，发现麻省理工大学校友所创办的公司有两万多家，每年创办的速度在递增，创业者的年龄在下降，创造的销售额达2500亿美元。这个现象给了我很强的冲击，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的现象多次出现过。以色列本身不大，在这个不大的国家里，就只有靠地中海沿岸的那几个地方，密集地分布着高科技公司。顺着这个思路，再把这个现象往前推，发现聚集是人类历史上屡屡发生的现象。

　　我们讲希腊文明，几何学、逻辑学都是希腊人的学问。希腊人的学问最早就是柏拉图创办的学院，这个学院成为了一个凝聚优秀学者、学生讨论的地方，对整个人类影响非常大。

　　我国与之类似的是山东。公元前300年，古代齐国首都临淄(今天的淄博)，有当时最有名的学院——稷下学宫。150年里，上千人在里面，百家争鸣。在那么久远的时候，临淄也是一个空间上不大的地方，但很多厉害的人凑在一起。

　　然后就是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等人都出现在不大的地方，就是佛罗伦萨周围的几个村镇。

　　再往后是科学革命，英国的剑桥就在伦敦不远的小镇上，但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想法和思想都产生在这个不大的地方。这种聚集的现象一再出现。

　　两千年来，有一群人在一起打磨，这是所有科学、思想产生的重要条件。不是单个的厉害的头脑所能实现的。厉害的头脑凑到一起，你说东他说西，互相激发。所有影响人类的重大发现，空间上和人口上的分布都极其不均衡：就是极少数的人，在极少数的几个地方改变世界。

　　中美大学，科技创新的差距何在?

　　我前一段在研究城市，城市就是密度，就是聚集。这次去的时候发现，科学创新比一般城市还要高密度。这次我们走进拥有创新公司的几个地方，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我们要看哪些东西我们有，哪些东西我们没有，到底差在什么地方。

　　硅谷核心就是斯坦福大学，波士顿走廊核心就是麻省理工大学。这些有纲领、有精神、有校训。但北大和清华也有校训，有传统。

　　对校园的大规模投资，在中国已经能做到了。我看过很多五千亩的校园，车在里面开半天，很多大学城大到进去以后出不来。

　　美国大学的房子里有一堆牛人，我们中国这里也有。

　　区别在于，像麻省理工大学这样的学校比我们对人的投资更多。他们每年研发预算很多，其中部分是企业捐的，而我们国家大学每年的研发资金却差很多。在美国好的大学里，师生互动频率很高。同时，老师带着博士生全世界走，哪个地方有意思，只要报上名字带着就去了，博士生领着硕士生走，硕士生领着本科生走。

　　有人说中国有雄厚的资本，但其实往人身上投钱却差的很远，培养人的“厚度”远远不够。很多事情看一看、现场听一听就不一样，但中国有多少学生有这个条件?

　　中国大学与美国大学相比，有老师、有学生、有研发、有支持研发的人和机构、有国家投入、有校友捐赠或公司捐赠，这些环节是一样的，但后面一个环节就不同了。研究出来以后怎么办?再下一步就是要用专利，可以依靠专利排他性地实现发明创造的收益。

　　麻省理工大学在1960年代就做了很多在大学层面的尝试，得出了一些把这一块资源激活的经验。这些经验最后反映到议员那里去，最后有了《拜杜法案》(《拜杜法案》使私人部门享有联邦资助科研成果的专利权成为可能)。由于这个法案的推行，最后大概6900家公司放在马萨诸塞州，成为了整个马萨诸塞州经济的发动机。

　　此后，出现了新的角色，叫专利转换办公室。这些办公室的人整天在大学里面转来转去。他们也不是科学家，也不完全是商人，而是负责帮助科学家申请专利和推动专利商业化的专家。专利带来的利益，有三分之一归专利转换办公室，他们拿到钱再去申请专利，拿到更多的钱，整个技术转换的格局就不一样了。我们大学里面有这样的人吗?所以，我们缺的是制度，而没有制度的原因是没有人把制度做出来。

　　在参观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专利墙”，而专利背后是一套关于专利保护的法律。你用五年或者八年来研发，只要干出头来，任何人都要给你付费。没有这个信念，谁会把五年、八年的时间往里放?风险资本怎么敢往里投?有了核心大学给企业的专利，围绕这个专利可以再开发更多专利。

　　光有专利还不行，产业界怎么判断?市场怎么判断?这是另外一个环节。不是所有专利都能赚钱，要有人掂量、评估、检验、尝试。我们在游学过程中就看到有企业联合会，驻扎在麻省理工大学，从市场产业生产的角度评估哪些专利更有机会变成产品，但我们这里好像就没有这样的组织。

　　美国科技创新力量大，原因在于它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态。房子是同样的，校区是同样的，大学名字都叫大学，但人家里头的活动却很不一样，差别很大。对我们大学在整个社会当中的连接方式，真要重新反省。

　　科技创新就要有高浓度、高密度的“场”

　　什么叫科创?运用一个新的原理解决有市场前景的问题，就叫科技创新。在我看来：第一，要有原创性的想法，原理就是一个想法，就是关于因果联系的猜测，有了原理能不能用，后面要有一组支撑性的技术。

　　我们最受触动的科研项目是盲人的眼镜。这个项目背后的科学原理就是：人看东西不是靠眼睛看的，而在脑子里成像，这个科学原理曾有多少人摸索、猜测。有了这个原理，不一定能马上变成产品，应用原理要有一系列的技术支撑。

　　科学家、工匠都不能少，工艺的可行性很重要。为什么麻省理工大学强调手脑并重?不动手解决不了关键的技术困难。科学家、教育家、发明家、工匠、企业家、投资家、商人，一个都不能少。

　　另外，不能指望科学创新遍布整个国家，所有这些元素只能在空间上集中到非常小的地方来，高密度、高浓度，要形成一个场。不光是每个元素很优秀，而且要每个元素进入到这个场里互相作用。

　　我们这次游学，互相折磨，互相较劲，发现所有人的体能都是可以的。这次实验发现：场是比单个元素重要的力量，这个场一定不能太大。反应堆、熔炉、高压、高温要凑到一起，要高频互动。温度非常重要，如果不在一个群里面集聚起来、凑到一起，好多潜在的力量是发挥不出来的。这里头最重要的生产力不是单个人多聪明、多厉害，而是形成的那个氛围。

　　中国古人讲：“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什么叫创新?就是“无中生有”。无中生有的条件是什么?想法再往前走一步，最后怎么变成产品?这里有大量的道理值得研究。把想做事的人聚在一起，形成氛围，就可以发展，这是知识驱动、知识外溢的经济发展。

　　一个适合人才发展的地方是怎么形成的?研究城市，研究到最后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这需要大家共同研究!

来源时间：2016/8/31   发布时间：2016/8/31

旧文章ID：11160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华尔街日报》8月30日文章，原题：中国的被动-进攻式外交

　　北京严厉抨击韩国部署“萨德”系统的决定，将其视为美国包围中国的大计划的一部分。因此，韩政府面临两难选择。这是一种非黑即白、“要么支持要么反对我们的”做法，是新加坡巡回大使比拉哈里·考斯甘所称的中国东亚被动-进攻式外交的一个例子。

　　中国向小国发出的信号简单明确：若他们站出来，特别是与美国合作，那他们与中国的贸易、投资和援助的好处就岌岌可危。北京用这种方式让邻国明白他们别无选择，唯有顺从中国意愿。

　　这是一种不露锋芒的微妙施压，迥异于俄罗斯在欧洲赤裸裸的好战宣示——尽管中国快速建成了世界最强军队之一。但北京玩的是心理游戏而非战争游戏，让地区政治人物接受中国必然主导地区，并作出相应选择。中国外交官还愿意使用让人产生内疚感的原告词汇。不合作的政府常被指责“伤害(13亿多中国人民的)感情”。东南亚一些国家于是默不作声。澳大利亚则纠结已久，一方面要安全，另一方面想要来自中国的商业利益。

　　中国没具体说明若韩国部署“萨德”，会对其采取什么报复措施。但北京不悦显然令首尔不安。中国曾用贸易作为外交武器。2010年中国渔船与日本海岸警卫船对峙，中国切断对日本高科技制造公司很重要的稀土的出口。

　　被动式进攻已被深深嵌入中国的外交政策基因。传统上，中国喜欢以友善帝国自居，让邻国分享其财富以及辉煌文明的恩惠。前提条件是，邻国要承认中国在地区的优等地位。如今，中国仍是地区大国，但中国需要地区已不亚于地区需要中国。(作者安德鲁·布朗，乔恒译)

来源时间：2016/8/31   发布时间：201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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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奥巴马此行与他以前的所有亚洲之行都不一样。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周三将展开任内最后一次亚洲之行，他将出席杭州G20峰会，之后再首访老挝参加东盟峰会，希望抓紧时间给自己留下些稳固的政治遗产。白宫透露，奥巴马在老挝的演说会谈及实施超过7年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强调美国推动亚太经济外交、加强海上安全和救援减灾合作的重要性。在越战期间，美国在老挝发起一场“秘密战争”，在该国投下大量炸弹，许多炸弹没有爆炸，留下一个危险的问题。

　　“德国之声”称，此访将是奥巴马卸任前最后一次推进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此回应中国经济和军事势力在该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德新社30日说，奥巴马即将最后一次出访亚洲，因为受到叙利亚、乌克兰危机以及伊斯兰国的影响，美国扩大亚太影响力以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已经不再是首要议题。

　　由于美国国内政治原因，“亚太再平衡战略”面临前途未卜的境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文章称，2016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的希拉里与共和党的特朗普两位候选人，并不经常谈到中国，但他们争论的许多议题却包含着中国因素。文章说，如果特朗普当选，贸易战打不打得起来还很难说，美军与解放军是绝对打不起来的。特朗普主张美军撤出亚洲，这样，“九段线之内就成了中国的内湖;美国的国际义务也必然放弃了，日本、韩国、菲律宾就成了中国和朝鲜刀俎上的鱼肉”。

　　德国N24电视台评论说，奥巴马对中国和老挝的访问，都关系到他任内最为重要的对外政策——亚洲政策，但美国人对他最后几个月的活动似乎兴趣不大。他们更关注美国的未来，两个总统候选人的较量。实际上，奥巴马在任期的最后阶段也无法再有大的改变。

　　金灿荣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亚太再平衡战略是奥巴马个人非常看重的政治遗产，他甚至一直自称为“太平洋总统”。但这一战略不是很成功：因为其真实发挥的作用非常有限，它并没有延缓中国的崛起，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正在稳步扩大;这一做法导致中美两国的战略怀疑加深。

　　【环球时报驻美国、韩国、德国特派特约记者 张朋辉 王伟 青木 环球时报记者 张怡然 陈 一】

来源时间：2016/8/31   发布时间：201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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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柯伟林，张梅/采  来源：共识网

　　文章原标题：《中国的和平崛起与新时期对外关系——访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会主席柯伟林教授》

　　柯伟林(William CKirby)，美国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曾获哈佛大学杰出贡献教授称号，现任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会主席。作为一名现代中国历史学家，柯伟林的研究关注国际语境下的中国商业、经济和政治发展，其著作涵盖现代中国商业发展(包括国有与私营商业)、中国公司法和公司组织、中国自由史、20世纪50年代国际范围内的社会主义经济、海峡两岸关系、中欧及中美关系等。他目前从事的研究包括当代中国商业研究和中欧美三地高等教育比较研究。柯伟林在1992年加入哈佛之前，曾任华盛顿大学圣路易分校历史学教授、亚洲研究中心主任以及本科生院长。在哈佛大学，柯伟林历任历史系主任、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和哈佛文理学院院长等职务。柯伟林先后获得达特茅斯学院、哈佛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哲学荣誉博士)以及香港理工大学的学位，先后被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重庆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聘任为名誉教授。此外，他还是海德堡大学和柏林自由大学的访问教授。其主要著作有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德国与“中华民国”》)、Realms of Freedom in Modern China(《中国现代自由世界》)等。

　　笔者在哈佛大学访问交流期间旁听了柯伟林教授主讲的《现代中国商业发展》课程，收获颇丰。现在课程结束了，笔者请柯伟林教授谈谈他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以及中国的地缘政治和对外关系的看法，与国内读者共享。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

　　张梅：尊敬的柯伟林教授，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接受访谈。拜读您的著作，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您对于中国商业、经济和现代发展有着深刻认识。您的著作也曾探讨全球化与国际化，您如何看待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当前中国经济发展?

　　柯伟林：在我看来，中国经济一直是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背景下向前发展的。你知道，在世界历史上中国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只是到近代以来才开始落伍了。事实上，要想弄清楚中国今天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不仅要在当前中国的时代背景下理解，而且要将中国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加以研讨。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对外封闭的时间很短，在我看来，中国始终是世界潮流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管在历史上中国曾经是领导者，抑或是跟随者。因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与世界紧密联系，所以我认为中国始终未脱离过世界潮流，即使是在20世纪50年代也不例外，尽管从西方国家的视角来看，中国当时是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成员，但是中国仍然是世界的一部分。现在的世界与19世纪20年代的世界在我眼中差不多，那时候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一族，现在也是。

　　现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史和商业发展史都很独特，我觉得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以概括中国当前的商业和经济发展。中国人在采用西方管理技术方面非常到位，不管是采取股份有限公司形式，抑或是董事会制度，中国人都特别善于利用国际化的商业组织形式。但是，中国的某些传统在家族企业、小规模的企业中也在运行，也就是说，中国的商业管理不仅要看商业运作，而且要看人际关系、交际圈等(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信任什么样的人等)。换句话说，中国的公司组织形式(硬件)可能很西方化，但是软件却是非常中国化的。不仅私营企业如此，国有企业也是如此，尽管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历史不同，但两者都是非常中国化的。

　　张梅：事实上，中国经济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飞速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您如何看待这一论断?在您看来，未来中国能否引领全球经济发展?

　　柯伟林：我看待中国经济问题的角度与其他人不一样。在我看来，在20世纪的头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比同时代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都要好，中国从全球经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的速度也比其他国家快。可是，后来在中日甲午战争、国共战争中中国经济饱受摧残，虽然50年代出现了短暂的经济增长，但是在1958至1978年间发展又停滞了。在中国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的时候，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都在前进。当前中国经济的赶超速度非常快，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强有力的政府管控，这是西方的弱势政府做不到的。举例说来，你看中国基础建设发展很快，像火车、地铁等使得人群的流动性增加，人们可以从一个地方转换至另一个地方工作，这比二十多年前要好得多。还有由于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尤其是对大学的投入，使得人民受教育的程度也提高了，这些都是国家基础建设能力提升带来的好处。其实，有人就曾经预言过“20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我觉得20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但是我希望21世纪也是，因为中国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力资本：优质的大学、人才和企业家等。如果中国政府可以找到某种途径去激发这一群体的创造力，那么中国的发展前途将是无可限量的。除此之外，中国当前还需要持续推进改革。

　　张梅：您认为当前阻挠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因素是什么?

　　柯伟林：首先，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挑战在于国有企业改革。如果你从历史的角度去观察中国企业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它们大多拥有悠久的历史。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态体现，这些企业大部分为私营企业，且在近百年中，发展甚为国际化，即使是在当代依然有很多类似于荣氏家族那样的大型家族式企业。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很多大型国有企业，它们确实起到了一些非常好的作用，但同时也会阻碍相当多领域内私营企业的发展道路。

　　其次，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劣势，我认为是土地公有制，当然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很久了。自古以来，中国土地属于公有制。我认为，这就给农业发展、农民带来了很大的问题。如果你将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做一下对比，例如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对比，你会发现，它们在第一次工业化进程后之所以能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是因为他们拥有繁荣的农业，而这是中国所没有的。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农民很贫穷，他们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如果不是做大生意，很难获得良好的经济收入。因此，加快农业发展对于一个拥有8亿农民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而在这其中存在的问题可能是因为政府力量太过于强大。例如今天上课我们讨论的一个案例——政府涉入了太多的制酒企业，在我看来，这一行业就根本没有必要国有化，因为这样做与安全、与帮助农民都没有任何关系，反而容易形成垄断。

　　再次，我认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另一大阻碍是，缺乏针对政府管控经济的一系列经济改革。虽然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在某些领域对经济具有控制权，但是在中国，政府对经济的管控权是比较强的。

　　张梅：您认为当前应该如何解决国有企业改革问题?

　　柯伟林： 在我看来，国企改革最大的障碍，不仅体现在被认为是战略行业的大型国有企业领域，被认为可能是战略行业的高速公路和电信等领域，而且体现在能否将地方上市一级以至省一级的成百上千的国有企业交给私人去管理。我给学生上课经常用葡萄酒企业举例，我问我的哈佛学生：你知道中国的红葡萄酒生产和消费总量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可是葡萄酒行业为什么会被认为是战略产业?为什么在中国排名靠前的葡萄酒企业都是国企?有部分学生对中国知之甚少，就想当然地回答：那可能是因为中国政府想帮助农民增收;还有的回答说，中国政府非常关心老百姓的食品安全问题，所以这个领域要由国家控制。事实上，像中国销量较高的长城、张裕等品牌的葡萄酒在市场上占据的份额已经很高，这些企业在我看来可能缺乏进一步提升的动力，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要想保持长期的稳健发展，并且下一阶段还能像现在这样增长的话，新一代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必须要被考虑在内。

　　当然，国有企业也不是不可能发展得很好。在每个国家，都有国有企业。在我看来，国有企业改革的挑战在于对国有企业合资化而不是私有化相关政策的诉求。国企合资化，企业可以拥有更多资金，但是并不一定改变其原有的管理模式。我觉得中国的合资企业，尤其是国有合资企业的管理权不是很清晰，因此投资的问题不容易解决。有些企业可能会由于垄断获利不菲，但一旦有竞争对手，就不见得是实力强劲的企业，而这样的局势对中国企业的发展很是不利。因此，在我看来，我很希望中国的经济改革能够持续，仅仅把国有企业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这样的改革力度是不够的。因为如果没有引入竞争性企业，私有企业或者国有企业可能会因此获利，但是无法变得更加强大。

　　张梅：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改革开放以来至2007年底，我国引进外资中的近65%是来自海外华侨华人。可是现在海外华商企业面临没有接班人的问题，请问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柯伟林：说到海外华商的家族企业，我认为这是一种很不错的商业模式，中国政府引进华侨华人资金从中获益颇丰，比如说正大集团就是海外华商向中国投资的很好的例子。事实上，这些家族企业中，有一些是非常成功的。如果我们倒回到200或者300年前，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家族企业几乎遍及了整个东亚，甚至遍及了美国、欧洲，这就是中国的伟大力量所在——作为中国人，你可以生存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你可以在世界的任务地方受教育，在任何地方做生意，同时，你还可以与中国保持紧密的联系(不管是投资方面的联系，还是教育方面的联系抑或其它方面的联系)。中国是一个国家，某种意义上它又是一种文明，这是与其它国家情况非常不同的，就像我课上所说的，当中国人需要祖国时，他们总会回国寻求帮助。可是对比之下，俄罗斯移民离开自己的故土之后，他们就再也不会回去了，他们可能会去以色列，会去美国、德国、英国，但不会回去。所以我认为海外侨胞这个群体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来说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张梅：您认为解决海外华商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将来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柯伟林：我觉得有一个思考方向，就是这些家族企业对女性成员的力量还没有足够重视起来。这可能是出于传统习惯的考虑，但是我觉得形势是会变的。你会发现，今天中国称自己为CEO的人中，有20%是女性，这个比率是美国的两倍。这很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女性在政治上、军事上发展前途有限，所以她们就只能在商业上崛起了。当然，这也可能是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一个意料之外的收获吧。家族企业现在全球到处都是，我认为，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大概75%到80%的企业都是以家族企业的形式存在的，家族企业其实是主导经济发展的一个企业形式，对于社会、国家都有很深远的影响。家族企业有一些共有的现象。事实上，关于海外华商家族企业的接班人问题，我觉得，不同家庭成员去共享这个企业，或者不共享这个企业，或者什么时候开始让职业经理人去进行管理以及这些职业经理人的职责是什么，还有他们的所有权怎么样，或者是由自己家人进行管理，这些要依据具体情况而定。事实上，我希望中国本土的家族企业也能变得像海外华商家族企业一样成功，可是以前的独生子女政策让这点变得有些困难。[page]

　　二、和平崛起的中国能否领导世界

　　张梅：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您如何看待中国梦?

　　柯伟林：在我看来，此前的中国领导人如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提出的“富强”、“重振国邦”、“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等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与中国梦有相近之处。事实上，自孙中山以来，中国的历届领导人都曾谈到民族复兴。特别是在20世纪40年代后，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强加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结束了中国近代的屈辱历史，这一愿望更加强烈。

　　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梦很大程度上是指国家的荣誉，强调集体、国家、民族，而美国梦主要是个人主义的表现。其实从物质方面来说，美国人谈论美国梦时，跟中国人谈论中国梦有很大程度上的相似，比如要有自己的房子，自己的车子，子女能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等。就个人生活追求而言，中美两国人民其实是大同小异的。当然美国梦与中国梦还有另一个差异，即任何一个美国人，无论贫富，无论贵贱，在理论上都有成为美国总统的可能性——当然这也可能是一个梦想，一个神话，因为美国社会现实并非如此，这一点你通过观察美国的总统竞选也可以发现，这和中国的高考有相似之处，即理论上每个人都能参加高考，进入优质的大学。但现实是，如果你的父母并没有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或者你的家庭中没有这样的资源，那你在高考中也不见得会有很强的竞争力(当然这在美国也是如此)。

　　说到中国梦，不可避免要谈到中国崛起，在我看来，中国崛起是必然的，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仍然要建立在20世纪中国发展的基础之上。其实，无论是中国梦，抑或是美国梦，最大的挑战在我看来就是如何凝聚和激发社会精英人士的力量。中美两个社会中的精英人士都处于一种迅猛增长的状态，甚至中国的精英人士增长较美国要更加迅速，可是，你看中国，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来自贫困家庭或者农村家庭背景的学生比例却在逐年递减——那些来自农村的学生拥有的教育资源甚至可能还不如其祖父辈们当年拥有的多。因此，这将会是一个问题。

　　张梅：您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有什么样的预期?据我所知，您与您的哈佛同事合著了一本新书《中国能领导世界吗?》，该书探讨了中国领导世界的可能性以及面临的障碍。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

　　柯伟林：在我和同事合著的新书《中国能领导世界吗?》中，我们认为，中国的崛起并不是近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的事情，而是已有近百年。我们认为当代中国是自中华民国和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共和国以来百年国家建设的结合，甚至对于中国现代经济，例如上海、宁波等城市的发展起源，我认为还要追溯到更早的晚清和民国初期。当时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拥有世界最有活力的私营经济，如我开始所言，事实上中国很早就融入了世界体系，是世界潮流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理，在教育方面，在我看来，中国目前增长很快的优质大学(有些在世界排得上名次，有些在努力成为世界前列学校)，不是一夜之间形成的，很多都成立于一百多年前，拥有国际背景和合作关系。例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1949年前后撤并的中央大学，私立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等。

　　我认为，当前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在世界上居于首位，你看看当前中国的高铁建设、地铁发展、电信设备等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事实上，孙中山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实业计划》中提及的铁路建设项目等在今天的中国早已实现。现代中国还催生了一大批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例如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在教育方面中国的发展势头也很迅猛，中国大学的毛入学率现已超过了20%，有3000万在校大学生，中国已经进入了教育大众化时代。私立高等教育在中国正迅速崛起，世界知名学府都到中国来开拓市场，国际合作办学在中国方兴未艾，例如这些年开办了中欧工商学院、宁波诺丁汉大学、上海纽约大学、哈佛上海中心等机构，这说明大家都认为中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世界的未来发展应该是在中国。你知道，我是一个历史学家，我习惯从历史视角而不是仅仅从当代中国的视角来关注中国问题，所以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崛起有其必然因素。

　　张梅：您真的认为和平崛起的中国能领导世界吗?

　　柯伟林：我觉得中国的地理位置可以让它从经济上和平崛起，这不需要使用武力。不过，人们常常无中生有地想像出一些敌人来。以美国为例，军方总是想尽办法向政府要资金。我对中国的未来确实有一些担忧。坦率地说，现在中国的对外投资已经遍及全球，特别是在南亚、非洲一带。然而就像美国曾经经历的那样，我担心中国会抵挡不住在这些地方建军事基地的诱惑，而建军事基地必然会带来混乱。如果你仔细看一下美国近50年的历史，你就会发现美国真是哪里都想插一手，但是在哪里都是白费力气!所以，我认为中国需要从美国的历史中吸取教训，我担心中国会陷入跟美国一样的困境——挣扎不已，赢不了却又想不明白哪里出了错。这是美国现在真实的处境。

　　三、中国的地缘政治与新时期中美关系

　　张梅：自二战以来，中国一直是国际治理中的积极力量。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日渐强大，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发挥越来越强大的国际影响力。可是，近期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纷争不断。请问，您怎么看待中国今天的地缘政治和周边关系?最近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在外交方面的新政策反应比较积极，您如何看待新一届中国领导人在治理国家方面的一系列新政策?

　　柯伟林：说到中国的外交政策，我觉得中国自1979年对越战争以后，就一直是非常谨慎的。中国积极地团结邻国，与世界其它国家寻求合作关系，中国是联合国中积极的一员，正如1920年到1930年间中国在国际联盟中的重要作用一样，现今的中国也在各大国际组织中占据着中心地位。我总是对我的中国朋友们说，以我看来，中国正处于现代史上最有利的战略地位，中国现在完全没有敌人。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真正对中国的领土安全构成威胁。以前中国的领土还有可能受到俄国、日本等国的威胁，可是现在这两个国家已经根本不能对中国构成威胁了。中国台湾也不构成威胁，越南、印度更不是威胁，中国的边境现在不存在威胁。其实中国最有可能的潜在威胁是北朝鲜，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导弹会打向哪里。中国过去35年来的繁荣发展是由长时期的和平稳定的局势带来的。这段和平时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最长的一段和平时间。所以只要这种和平局势不受威胁，中国的安全和繁荣也就不会受到威胁。

　　我觉得中国现在没有必要为了很小的利益跟周边的国家把关系搞僵。中国的南海问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有象征的意义，但是你要知道自从蒋介石20世纪30年代划定南海版图之后，就再也没有人能在南海宣示主权了。蒋介石还将越南、韩国、外蒙古都划进了中国的版图，这些都是清朝丢失掉的领土。我觉得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小心，没有必要不断地在这些地区起争端。越南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邻居，也是很有力量的邻居。再说日本，日本和中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不应该在岛屿问题上起争端。最重要的是，中日两国现在在很多方面有共同利益，这些共同利益要比几个小岛的归属问题重要得多。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应该把眼光放长远一些，因为中国在南海的举动会有将美国重新引入该地区的风险，而美国插足的结果是会对中美两国产生不利影响的。

　　最后我还要提出一个区域，那就是北朝鲜。中美在北朝鲜的地位都很重要，中国的支持对于北朝鲜尤其重要，但是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有着历史性的包袱，中国出于历史的原因支持北朝鲜。正如在20世纪70年代，中国和美国都曾支持柬埔寨打越南，可是中国和美国在这件事上都犯了历史错误，我们都不能再干同样的事情了!我希望中美两国能共同协商出一种解决方案，让朝鲜半岛统一，让美国从韩国撤军——要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美国就必须从韩国撤军。在东亚地区，中国应该是一个老大哥的形象，所以它也要有老大哥的担当，中国必须要帮助周边的小国家。

　　张梅：您怎样评价当前的中美关系?在习近平主席访美后，我们能否说中美双边关系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刻?您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有着怎样的预期?

　　柯伟林：我认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我觉得双方对形势都要有一个清晰的判断，在一些领域要坚持合作。先前你问过我有关中国和美国网络战争的问题，事实上，在这个问题上，中美双方显然都存在误判。我觉得解决这一问题不是美国政府去了解中国的企业或者中国的政府、军队做什么，然后他们做跟中国一样的事情，而是双方政府要达成一系列一致的意见，让这场竞争停下来，因为只要努力，这场竞争是可以被停止的。此外，我认为，中美双方在环境问题上的合作非常成功。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在环境问题上起到了国际性的领导作用，这对于两国来说都极为重要，在这些问题上中美双方必须要团结合作，因为如果中国和美国不做出相应行动的话，那么其它国家就更不可能做出点什么了。

　　但是，我认为中美两国在一些政治问题上会持续存在争端，因为两国的政治体制差异太大了。现在在中美两国都有一些事件。我希望特朗普(Donald Trump)先生不要赢得大选，因为特朗普先生代表了美国的新民族主义(Neonationalism)，我觉得他的思想是很危险的。中美关系现在的挑战就是中美双方要尽可能在众多有着共同利益的领域形成合作，比如贸易、投资领域等。我可以给你举例说明某个政策是怎样既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又同时损害了美国的利益的。以Google为例，我们都知道，Google离开了中国。我觉得Google与中国政府的协商做得非常差劲，他们确实不得不走。但问题是，中国没有了Google，百度的发展也就变得很不令人满意了。百度确实也不错，但是怎么说都没有Google强大。没有了Google，百度在中国就没有了竞争对手，它也就不可能更上一层楼，成为一家更好的公司。这是一个商业悲剧，中国的公司本来有可能成为国际领先者，但是他们需要来自国际上的真正的竞争对手的刺激。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欢迎中国的企业家投资进驻美国，因为这可以提高美国公司的竞争意识。总之，我认为中美双方都应该对对方的意图有清晰的理解。

　　张梅，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研究员，《环球时报》特约记者。本文刊载于《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3期。

来源时间：2016/8/30   发布时间：2016/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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