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东坡 综编  来源：多维新闻

　　美国前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说，北京正悄悄承认对菲律宾诉中国仲裁案的裁决对中国来说是个严重挫折。但他认为，中国不会在短期内采取剧烈反制行动，因为“这不符合中国的最佳国家利益”。

　　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一任期内，坎贝尔(Kurt Campbell)担任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最高官员，是奥巴马重返亚洲政策的主要执行者之一。他曾在4年里出访亚洲79次，20次是陪同国务卿希拉里去的，他具有丰富的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的经验。

　　他7月14日在纽约说，“中国多数决策都在是很小的圈子里产生的，其中多数人不与外界联系，他们有目的地保持不与外界互动，他们跟习近平出访时总是非常小心地避开与美国人或西方人接触。”坎贝尔表示，在这样一种环境里，不仅美国官员搞不清过去的中国官员是否仍扮演以前的角色，他甚至发现，许多中国高级官员也都搞不清他们的高层在做什么。

　　“有时候，在北京跟中国高级官员在一起，你感到他们跟你谈话的目的之一是想打听他们自己的政府在干什么。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意味着要紧的是必须跟习近平有更多接触。”

　　坎贝尔在总结跟中国官员打交道的经验时说，最难的莫过于跟零和思维根深蒂固的中国官员谈判。“在内心深处中国官员有着深刻的对任何事情都持零和观点的态度，极其困难的是跟一个看事物只能非黑即白的国家(政府)谈判：你赢了、我输了，极难发现一个真正可以双赢的局面。”

　　坎贝尔说，美国和其它国家在过去40年里建立起来一个和平解决争端、谈判经济协议、自由航行的操作系统，这是“过去40年人类历史上普遍分享繁荣的复杂网络，“在贸易、商务和交流上建立了显著成就，中国可能是从这个体系中，除美国外比任何其它国家得到了更多好处的国家。”但中国现在却认为，美国处处在围堵中国。坎贝尔认为，重要的是，美国和其他国家应该将现有的操作系统继续下去。

　　坎贝尔说，40年来许多国家在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后，总是低估了美国的力量，认为美国走上了衰落的不归路;中国也下大注，赌美国不会再成为一个强大国家。因此，他认为在很多方面，中国低估了美国的“重返亚洲”战略。

　　盟友未出来站台 北京接受现实

　　坎贝尔表示，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简称《公约》)设立的仲裁庭就菲律宾诉中国案作出的裁决，基本上否定了中国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历史依据九段线的有效性。“这个毫不含糊的裁决从许多方面损毁了所谓的九段线，并使之无效，这显然引起了中国、还有台湾的严重关切。”

　　坎贝尔表示，虽然中国对冲裁庭的裁决非常愤怒，但他认为中国在短期内不会采取剧烈的反制行动，“有人认为这会导致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亚洲采取剧烈的严重步骤。我不认为他们会在短期内行动。我也不认为这符合他们的最佳国家利益。我认为他们了解这一点。”

　　坎贝尔说，之前中国大肆宣传有60个国家会出来挺中国，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而他认为中国本身正在默默接受现实，进行反思，“我认为与此同时，他们悄悄地承认了这是个严重的挫折。我认为它(裁决过程和结果)引发人们去思考这一程序的价值。”

　　坎贝尔说，讽刺的是美国不是《公约》的缔约国，坚持中国要遵守裁决;而中国是缔约国，却不愿意遵守裁决。在争取美国批准《公约》的过程中，保守的共和党议员反对国会批准《公约》的理由跟现在中国的说辞一模一样。

来源时间：2016/7/17   发布时间：2016/7/15

旧文章ID：10874

作者：张爽  来源：中评社

　　南海仲裁案结果于北京时间12日下午出炉，大陆方面坚持“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仲裁结果，台湾方面也发表声明，称不接受仲裁结果、否认仲裁的法律约束力。上海复旦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信强对中评社记者表示，两岸对于仲裁案的结果态度比较一致，未来两岸有可能各自行动，客观上也许会起到联手的作用，但是两岸彼此协调，共同规划性的联手很难做到。

　　中评社：两岸会不会联手应对南海问题?

　　信强：对于仲裁案的结果，两岸是比较一致的。在对外宣示维护中国的领土完整、维护合法的海洋权益上双方是有共识的，立场也比较一致。两岸有可能各自行动，客观上也许会起到联手的作用。但是两岸彼此协调，共同规划性的联手很难做到。

　　两岸会不会联手关键还是要看蔡在执政期间会采取哪些实际行动，但我对蔡会采取哪些实际行动不太乐观。

　　依靠美日、与大陆保持基本的和平与稳定关系、尽量从身份认同和历史方面切割和中国的各种联系，应该是蔡政府的基本政策主轴。在南海问题上，美国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美国也不希望两岸实现联手。鉴于美国和日本的态度，蔡英文政府不敢也不会采取实际行动来实现真正的联手或者合作。所以，现在而言，两岸联手的可能性还是很低的，但是不排除未来两岸各自采取行动，比如宣示主权、维护自身的政策立场。

　　台湾不排除未来可能在太平岛上搞一些建设、派遣人员、搞海上巡逻，或者采取法律或者舆论的手段向国际社会表明台湾的立场。

　　中评社：仲裁结果中称，包括太平岛在内的南沙群岛的所有海上地物均为“礁岩”，将太平岛划归为“礁”，这一裁决对台湾来说意味着什么?

　　信强：太平岛对台湾有特殊意义，台湾一向主张太平岛是岛不是礁。更重要的是，太平岛是台湾当局实际控制的。假如说太平岛被定为“礁”，台湾在南海的权益会被大大削弱。这一点，不管是民进党执政还是国民党执政，都是不可接受的，这直接挑战了台湾当局在南海的主权权益。不管两党有什么政治倾向，在这一点上，两党还是有基本共识的。

　　我们也看到蔡英文在声明中明确表示不接受这一仲裁结果。在太平岛问题上，两岸是高度一致的。对于太平岛之外的其他岛礁，包括九段线，蔡政府比马政府更有不确定性。在太平岛问题上，蔡政府现在的反应是意料之中的，也是合理的。

　　中评社：仲裁案结果会对美台关系造成影响吗?

　　信强;这要看下一步台湾如何反应了。如果台湾采取一些大规模的、比较激烈的措施，比如增兵、运输武器弹药、部署大型装备等军事行动，美国应该会不高兴。如果蔡英文和大陆形成了联合互动的态势，美国会更不高兴。美国会压制蔡英文，要求台湾不要激化南海的冲突，包括遵守制裁结果。

　　如果蔡英文只是限于政策、立场的口头宣示，美国有可能就会对蔡比较客气，不会公开施加压力，而是在私底下对蔡表示遗憾、失望、下不为例等等。假如中美未来在南海的角逐越来越激烈的话，美国会更多地要求台湾跟美国的战略、政策相配合，而不是和中国大陆进行联手。

　　中评社：仲裁案的结果会对南海局势产生什么影响?

　　信强：仲裁案结果会对南海局势产生一些重要的负面影响。这个仲裁结果可能会让美国、日本等国家采取一些更加强硬的、升级的行动，可能会引起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总体而言，仲裁案结果出来以后对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和安全是弊大于利的。

　　首先，美国、日本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会对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中国遵守仲裁结果、遵守国际法。美国会认为它有更加合法的理由进入中国控制的岛礁的十二海里范围以内，同时，如果中国采取一些激烈措施，美国会认为自己更有法律依据对中国进行批评和反制。

　　其次，中国方面已经明确表示不支持也不接受仲裁结果。为了反制，中国大陆可能会采取一些行动，比如填海造岛、派遣军舰去演习等等。南海局势有可能会形成“行动-反应”连环、交互升级的形势。

　　第三，周边国家可能会认为有美国日本的支持，可能会挑起更多的针对中国的仲裁案，或者强烈要求中国保持克制、停止在南海的一些行动，以及对中国发起更大的政治和外交的压力。

　　中评社：南海局势有可能擦枪走火上升到战争状态吗?

　　信强：对这一点我是持审慎乐观的态度。总体而言，基于战略性的判断，中美都不希望南海爆发战争。两个核大国之间的冲突是难以预测和控制的，也不符合中美两国的战略利益。但是在战术层次上就不一定了，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摩擦，甚至偶尔的擦枪走火。这就要看一线人员，例如军舰指挥官和战机飞行员对事情处理的是否得当。

　　战术层次上擦枪走火就有点类似雄三误射事件。两个大国从最高层到一线指挥官有一个指挥链，包括层层上报、应急预案的处理，如果处理的不及时，有可能会导致决策延误。

　　一旦有冲突，前期的反应可能是一线人员做出的。例如中方可能是南海舰队，美国则是太平洋司令部。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哈里斯是很强硬的，如果一线的人员比较冒进，采取一些不是很妥当的应对方式，有可能导致危机在最初阶段不能得到有效管控。在战术层次上始终存在这个风险，这个时候就需要最高层及时、有效、有力地介入，阻止升级，防止升级链条达到峰值，防止酿成重大的军事或者外交危机。这有很大的偶然性，具体情况也难预测。

　　中评社：为什么您对爆发战争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信强：即便是在和平时期、在关系良好时期，战术层面上的擦枪走火、引发危机的可能性也都是存在的。但是在战略层次上，双方的最高领导人有决心也有智慧，尽可能避免重大危机的爆发，即便爆发，也会有力地防止它升级。

　　一定程度上来说，中美最高层领导的这一战略共识构成了中美关系的一个安全阀，不会爆发大规模的危机甚至局部冲突，这一点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来源时间：2016/7/16   发布时间：2016/7/15

旧文章ID：10870

作者：张津瑞  来源：南风窗

　　美国是一个以实现民主与保障人权自命的国家。它的政治制度要求政府部门，特别是警察，必须遵循法律规范，不得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在美国历史上，警察常常因为执法不规范，例如野蛮执法、刑讯逼供、种族歧视等，而饱受责难。

　　于是，早在19世纪末，美国就开始了现代化的警察执法规范化改革，力图消除警察知法犯法、野蛮执法的现象，切实保护犯罪嫌疑人和普通民众的权益。

　　尽管如此，美国警察却屡屡曝出丑闻。1991年洛杉矶警察殴打罗德尼·金、21世纪初芝加哥警察对囚犯虐待与逼供、2014年弗格森警察枪杀迈克尔·布朗和纽约警察扼死小贩埃里克·加纳等事件均说明，时至今日，美国警察在规范化执法方面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那么，为什么美国政府无法充分规范警察的执法活动?

　　自由主义改革派的激进改革

　　为了进一步推进警察执法规范化改革、兑现宪法对保障公民权益的承诺，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暂时掌握政权的自由主义改革派超越了福尔默、西尔维斯特、胡佛等人的改革模式，从中央到地方发起了激进的司法、警务改革。

　　在联邦政府层面，改革主要以最高法院为中心展开，改革的方针是：最高法院以判例的方式行使立法权，“通过告知嫌疑人可以享有的权利，赋予他们对抗警察强迫行为的手段，以期保护那些在警察讯问过程中权利非常容易受到侵害的嫌疑人—那些少数族裔和穷人。”

　　其中，1957年的“马洛里诉合众国案”明确了警察在逮捕犯罪嫌疑人之后必须“无不必要延迟”地让其接受审判的原则。1961年的“迈普诉俄亥俄案”否定了警方没有搜查证还能搜查居民住宅的权力。1963年的“吉迪恩诉温赖特案”要求政府必须保证每一位犯罪嫌疑人都能拥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如果犯罪嫌疑人过于贫困，那么政府应当为其免费提供一名律师。1966年的“米兰达诉亚利桑那案”则强制性地要求警方通过明确告知犯罪嫌疑人“你有权保持沉默;如果选择回答，那么所说的一切都可能作为对其不利的证据;有权在审讯时要求律师在场;如果没有钱请律师，法庭有义务为其指定律师”的方式保障犯罪嫌疑人沉默权、不必自我归罪和获得律师帮助的权益。

　　这些案例更确立、彰显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警察必须用合法的手段搜集证据，否则证据就不会被法庭采纳，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益。这些判决对旧的警察执法体制、模式、惯例产生了广泛、彻底和深刻的冲击，极大地增加了警察的工作量。

　　改革者们期望：一方面，通过贯彻正当程序原则，将律师引入刑事侦查、审讯的过程之中，赋予犯罪嫌疑人公平参与刑事诉讼的权益，从而实现限制、防范警察非法行为的目的;另一方面，因为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警察无法将通过刑讯逼供而获得的证据用于指控犯罪嫌疑人，所以警方从事刑讯逼供、侵害犯罪嫌疑人权益的心理动机也就不复存在了。为了防止辛苦得来的证据被“排除”，警察在执法时将更加慎重，进而倒逼警方改革。

　　在地方政府层面，一部分由非洲裔美国人担任市长的城市发起了针对执法机构的种族平权改革，改革的理论依据是：警察之所以歧视、虐待非洲裔美国人，是因为大多数警察是具有种族主义倾向的白人。如果提高警察中非洲裔美国人的比例，建立由非洲裔警察管理非洲裔美国人的体制，那么警民关系将会显著好转，警察的执法活动也将愈加规范。

　　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下，改革者很难随意扩大警察队伍的规模，因此大规模开除资深的白人警察，雇佣—通常是破格雇佣—非洲裔警察便成了改革的主要策略。例如，1975年、1976年，底特律的非洲裔市长科尔曼·扬以城市财政陷入困境为名，解雇了825名警察，降低了973名警官的职位等级，而在警务机关规模不断缩减的同时，非洲裔警察在底特律市警察总数中的比例由1974年的18.7%上升至1978年的35.6%。

　　改革禁区的出现

　　从总体来讲，警察，特别是战斗在打击犯罪第一线的警察，带有保守倾向，反感和抵制执法规范化改革。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公众强烈要求废除刑讯逼供的时候，许多警察撰文为刑讯逼供辩护，有人甚至扬言：“如果必须在违宪和违反我宣誓的职守之间选择，我选择违宪”。自由主义改革派的激进改革更激起了警察们的强烈不满。洛杉矶警察局长威廉·帕克将最高法院的判决看成是“打警方耳光的手”。其他一些警察则说：判决给警察“戴了手铐”。种族平权改革更令当事的白人警察怒不可遏，他们声讨说：现在非洲裔美国人的权利受到了保护，但“白人还有权利没有”?

　　为了抵制改革，警察们利用编制、发布犯罪统计数据的权力，向公众暗示：以最高法院为代表的司法部门庇护犯罪分子。例如，在最高法院进行改革的同时，警察当局发起了一项有关无罪释放人员再犯罪问题的统计，数据显示：在无罪释放或因证据不足不予起诉者中，高达91%的人会再次因涉嫌犯罪被捕。在执法过程中，警察常常利用执法受到司法机构的限制，即使逮捕犯罪嫌疑人也很难对其定罪，害怕因不当行为受罚、被开除等借口消极怠工。在60年代末，记者威廉·曼彻斯特称：当城市发生骚乱时，你在电视新闻节目里可以看到骚乱者在抢劫商店，警察则冷眼旁观。50、60年代美国轰轰烈烈的民权运动也唤起了警察的维权意识。至此之后，警察们屡屡借口执法限制过多、工作负担过重而薪资待遇过差而罢工。例如，在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1971年、1981年，该市两次发生警察罢工，引起市民的不安。警察工会也迅速发展起来。经过长期的斗争，警察成了美国政坛中一支强势的利益集团。

　　警察与改革者们的矛盾还成了美国不同政党、不同政治派别间党争的工具。在当时，以最高法院大法官、民主党左翼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改革派看重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主张维护社会中弱势群体的利益，而以共和党、民主党右翼为主的保守主义阵营则重视维持现有的体制和秩序，保护中上层阶级的利益。为了争取选票、获得政权，后者积极声援警察，猛烈地抨击自由主义改革派偏袒罪犯、扰乱警察工作。恰在60年代到90年代，美国出现了犯罪率暴涨的现象，保守派们毫不犹豫地将之归罪于改革。1968年，为了敦促国会通过一项反对最高法院的法律，参议员约翰·麦克莱伦在参议院议事现场贴出了一张巨幅的犯罪率增长折线图，在图中标上了最高法院一些重要案例的名字和公布日期，并且指着这张图怒斥说：“最高法院不尊重执法机构，我们目前收获的只是一片混乱!看看这张表!看看它并为你的国家哭泣吧!”

　　毋庸置疑，自由主义改革派的激进改革不仅存在诸多不足，也很不彻底，未能实现警察执法的规范化。但这并不可怕，因为没有改革是一蹴而就的，人们只有不断地进行改革、完善改革，才能够实现社会的进步。可怕的是，经过警察的抵制和保守主义阵营的长期宣传，这场改革丧失了民意基础和政治环境，成为社会动荡失序的替罪羊。在“中央”，60年代末，赞成改革的厄尔·沃伦大法官、林登·约翰逊总统相继离职、人去政息，而在“地方”，由非洲裔市长执政的城市遭到白人社会的孤立，面临衰败的厄运。

　　诚然，激进改革的一些成果得到了保留。从70年代开始，美国政府还延续了福尔默、西尔维斯特等人的改革，随着警务技术的更新、警务体制的完善，特别是有大学学位警察占警察总数的比例由1960年的20%上升至1988年的65%，美国警察执法不规范现象有所减少。尽管如此，美国的政坛中出现了改革的禁区，罕有执政者敢于系统性地严厉打击警察不规范执法、根除孳生警察执法违法现象的制度基础。警察的不规范执法因此屡禁不绝，成为割裂社会、诱发民众骚乱的重要原因。

　　反 思

　　那么，为什么规范警察执法就这么难?显然，警察对改革的抵制、保守派对改革的中伤是答案的一部分。但并非全部，改革者对此同样负有重要责任。

　　首先，警察是一项极为特殊的职业，外界如果不站在警察的视角上就很难体会警察工作的艰辛。

　　一位现在大学担任教授而后又成为一名警官的学者乔治·科尔姆曾指出：“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我已经习惯了从遇到的人那里得到一致的尊重和顺从，我天真地以为，等量的尊重也应该带进我作为警察的新角色中去……(然而)我很快就发现我的徽章和制服就像一块磁铁一样，把我吸引到很多憎恨者面前去，他们憎恨我所代表的一切”。在遭遇一次暴力抗法后，他说：“作为一名犯罪学教授，我是多么乐于指责一个警察，而现在我就处于警察的境地，在恐惧和焦虑中颤抖，用猎枪威胁‘手无寸铁的大众’。环境，已经急剧地改变了我的视角，因为现在处于危险之中的是我自己的生命，可能要哀悼的是我的妻子儿女。”

　　从某种意义上讲，警察的不规范执法行为是充满敌意的工作环境的产物，是时常与危险的犯罪分子打交道的结果。然而，改革者们或是身居高位，或是藏身于象牙塔中，很少设身处地为警察考虑，改革中充斥着一厢情愿、外行领导内行、站着说话不腰疼的问题，警察当然也不会买账。

　　警察与改革者的根本矛盾在于，警察的执法是不逊于律政、行政等行业的专业工作，危险性更数倍于后者，但警察的待遇却远远差于律师和官员。即便如此，改革者们仍往往将警察们的劳动和付出看成是天经地义，试图用廉价的工资换取警察更多、更复杂、更辛苦的工作，甚至肆意践踏警察的权益。他们的改革也就必然遭到警察的抵制。一些改革者甚至一面坐享高官厚禄和警察的重重保护，一面鼓吹警察应当牺牲奉献，将警察不规范执法解释为警察的懒与坏，这样的道德说教如何令人信服?

　　其次，警察这一职业有很强的特殊性。一方面，在现代社会，由于人口流动性高、人情冷漠，见义勇为的行为愈加稀少，警察越来越成为惟一能够有效打击犯罪的力量。如果警察在执法时存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态，那么必然会有大量的犯罪分子逃脱打击，四处作恶，进而在客观上产生“养寇自重”的效果。改革者们曾以为：因为警察理应对社会治安负责，所以当犯罪率上升的时候，公众将借助民主制度迫使警察恪尽职守。然而，公众似乎更愿意接受“因为改革开始后犯罪率上升了，所以改革应当对此负责”的逻辑。结果，当犯罪率上升时，警察轻而易举地将公众的压力转嫁给了改革。

　　另一方面，警察又通常是调查警察知法犯法、执法不规范案件的机构，由于物伤其类、官官相护等原因，执法者常常对涉案警察网开一面。当检察官受理警察违法的案件时，他很有可能面临整个警察系统的压力。此外，警察的反侦察能力一般强于普通人，也能够以执法需要等理由掩饰犯罪的动机。对警察不当行为的有效惩罚于是始终是一个难题。讽刺的是，最高法院的激进改革也成为了警察不规范执法的保护伞，因为改革的目的是保护所有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当然包括涉嫌犯罪的警察。可是，当警察站在被告席上的时候，他的身份使他能够比其他犯罪嫌疑人更有效地滥用最高法院的保护，即使真的有罪，也容易逃脱法律的惩罚。从司法实践来看，警察因为涉嫌伤害、杀害犯罪嫌疑人而被判有罪的案例很少，即便有，其所受的惩罚也往往比公众的预期轻得多。

　　最后，改革本身有着很多显而易见的不当之处。例如，在50、60年代，最高法院为了推进改革，不惜在审判过程中矫枉过正，以“警察犯错”为由，将危险的犯罪分子放归社会。例如，“马洛里案”中的犯罪嫌疑人马洛里获释后继续从事犯罪活动，并于1960年在费城被警察以盗窃、侵犯人身和强奸再次逮捕，被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1971年，马洛里刑满释放后不久又在费城的一座公园里袭击并抢劫了一对夫妇。米兰达获释后也多次因绑架、强奸、猥亵儿童、贩卖毒品等罪名被捕。最高法院的做法似乎体现出了一种“时不我待”的急躁情结，即只要出现改革的机遇，无论改革的条件成熟与否，都要借此强力推进改革。然而，相关判决引发了公众的愤怒，也为警察和保守主义阵营提供了最有力的宣传武器，使得改革声名狼藉、难以为继。

　　一言以蔽之，美国警察的执法规范化改革凸显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激进的改革必然会引发强烈反应，导致复杂而尖锐的政治博弈。为了推进改革，改革者必须比对手更明智、更有耐心、看问题更全面、犯更少的错误、团结更多的人，否则，无论改革的理想多么正确、改革者的意志多么坚决、改革者的政治地位多么高，改革都将事倍功半，甚至难以成功。

来源时间：2016/7/16   发布时间：20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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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豪  来源：FT中文网

　　7月12日，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组成的仲裁法庭对菲律宾诉中国一案作出裁决，不出各方预料，裁决结果对中国十分不利，菲律宾的诉求几乎完全得到满足。鉴于裁决出台前中国和美国在南海均有“秀肌肉”的表现，以及中国对该仲裁一贯的“不接受、不参与、不承认、不执行”立场，双方对立明显，一时南海必有一战的观念弥漫开来。

　　然而，在本文看来，这一裁决不仅不会开启战端，反而可以推动南海争端的和平解决。这是由该裁决的特点以及当事国及当前国际社会的独特情况决定的。

　　这个裁决具有外衣合法、内容不公两个明显特点。

　　首先，这个仲裁案的立案勉勉强强算是合法。从一开始，仲裁法庭对该案的管辖权就受到中国政府诟病，这是中国“不参与”仲裁的根本原因。法庭管辖权的瑕疵在于：

　　第一，《公约》将当事国谈判或其他和平方法作为解决争端的一般方法，强制程序受到前者的限制，第281、297、298、299等条反复提醒、限制强制程序的适用范围。事实上，中菲确实有通过谈判解决相关争端的协议，可以排除仲裁程序，而菲律宾违约提起仲裁，仲裁庭又曲解《公约》第281条规定，认定自己有管辖权。

　　当然，谈判解决争端是一种理想的方法，不是所有的争端都能通过谈判加以解决，如果双方互不让步就会使谈判无法继续进行。《公约》没有详细规定怎样才算通过协议的方法不能解决争端，从而可以提起强制程序。《公约》又规定对于管辖权问题的争端由法庭自己裁定解决。这就给菲律宾提起仲裁留下可乘之法律空间。

　　第二，中菲之间确实存在海洋划界和岛屿争端，这些均由中国根据第298条排除了适用强制程序，菲律宾却通过包装诉求，在不涉及海洋划界的情况下决定中国岛屿领土的有关权利，违反了《公约》的规定。

　　在菲律宾的主要诉求中最合理的是，让菲律宾能够行使和享受《公约》所赋予的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当然，这些权利与中国主张的历史性权利和在有关岛屿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权利存在重合的可能。

　　裁决的内容明显不公正，这是决定这一裁决最终命运的关键问题。

　　首先，裁决满足了菲律宾的这一诉求，即南海的水体、海床和海洋部分受《公约》支配，而中国的“九段线”与《公约》不符并因此无效。仲裁庭认为，即使中国曾在某种程度上对南海的资源享有历史性权利，这些权利也已经在与《公约》关于专属经济区的规定不一致的范围内归于消灭。中国对“九段线”内海洋区域的资源主张历史性权利没有法律依据。

　　仲裁庭的这一裁决即使不是完全站不住脚，也是大可商榷的。国际法至少既包括条约法，也包括国际习惯法。《公约》明确了其与其他条约的关系，但是并没有明确与国际习惯法的关系。在缺乏这种合并条款的情况下，不能认为《公约》排斥了国际习惯。中国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是根据习惯国际法得来，这种历史性权利不是所有权，不必要如仲裁庭所言要具有排他性，中国实际上不排除其他国家可能在此区域也存在历史性权利。

　　其次，裁决表面公正处理了菲律宾这一诉求，即“决定中国和菲律宾主张的一些海洋部分是岛屿、低潮高地，还是礁;它们是否可以对12海里以外的海域产生权利”。仲裁庭认为，南沙群岛无一能够产生延伸的海洋区域，南沙群岛不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共同产生海洋区域。这一貌视对中国和菲律宾一视同仁的结论实际上对菲律宾影响不大，因为正如裁决所言，它可以在不划分边界的情况下裁定某些海洋区域位于菲律宾的专属经济区内。这样中国主张主权的南沙群岛全部没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地位极其不利，而菲律宾的所得远远大于损失。

　　由于南沙的太平岛处于台湾的实际控制之下，该岛通常被认为具有岛屿地位，可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裁决对这一地位的否定也引起了海峡两岸中国人的同仇敌忾。对此裁决，台湾方面与大陆方面的声明在精神实质与法理依据上是基本一致的。

　　裁决的其他几个部分也有失公允，如指责中国破坏环境。事实是，在中国之前已经有几个国家在那里破坏环境了，比如菲律宾修建机场、坐滩等等。

　　至于所言该裁决与联合国无关、仲裁庭绝不是国际法庭，以及仲裁员们挣了菲律宾的钱则纯属意气用事，徒增笑谈。该仲裁庭确实不是国际法院，也不是联合国海洋法法庭，但它是根据《公约》组建的仲裁法庭，各国对《公约》的批准书及有关管辖权的书面声明均由联合国秘书长保管，法庭的法理基础无需质疑。仲裁员的报酬由争端各方负担也是《公约》的规定。

　　然而，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下，正是裁决“外衣合法”、内容不公的两个明显特点会使双方各有顾忌，从而重新走上谈判解决争端的道路。

　　对于菲律宾而言，可以说是“看得见裁决，看不见执行”。如前面的分析，当前国际法治的现状使菲律宾得以合法启动该仲裁，进行“滥诉”。同样，当前国际法治的现状也决定了该裁决不可能真正“执行”。

　　按照《公约》，对于裁决执行的争议，应提交仲裁庭或双方协议的另一法院或法庭决定。除了国际贸易等领域，国际法最大的问题是执行不力，虽然总体来看公力救济的程度日益加强。但是，执行工作仅靠仲裁法庭、国际法院和联合国海洋法法庭本身难以落实。作为联合国系统的条约，《公约》的执行最终要依靠联合国。而在联合国的治理框架下，安理会是能够作出有法律约束力的决议的最高机关。中国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具有对程序事项和实体事项的双重否决权。仲裁裁决的执行问题即使到了安理会，也没有执行的希望。这是最令菲律宾头疼的情况。而这也同样是国际法治的现实情况。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裁决虽然明显不公，但却披着法律的外衣，虽然可以实际上不理睬裁决结果，但却担心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承担不遵守国际法的恶名。似乎有损中国近些年来积极融入国际社会、建设法治国家的努力。同时，与菲律宾相比，中国政府又多了一层国内维稳的考虑，不强硬在国内似乎说不过去，太强硬在国际上又失分。

　　这种情形使中菲双方都面临巨大压力。一方急于想使“一张废纸”变为现实红利，一方急于摆脱被动的法律局面。两者都有相向而行的动力。中国政府、菲律宾政府都在裁决公布后第一时间表示愿意继续和平解决争端的愿望。域外大国美国也表示不干涉中菲进行接触。这个有争议的仲裁可以提供南海争端和平解决的新契机。

　　实质性的一步已经迈出。中国政府在裁决当天发布的《关于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声明》表明：“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包括：

　　(一)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

　　(二)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和毗连区;

　　(三)中国南海诸岛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四)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 ”

　　同时表示：“中国愿继续与直接有关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国际法，通过谈判协商和平解决南海有关争议。中国愿同有关直接当事国尽一切努力作出实际性的临时安排，包括在相关海域进行共同开发，实现互利共赢，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明确“九段线”具有的法律意义。一改之前含糊其词，仅说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不影响其他国家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的说法。当然，中国南海诸岛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说法可能不太准确，需要根据《公约》标准认定，尤其专属经济区是《公约》首创的制度。

　　在当今国际社会，主张自己的权利应该是明晰的，否则其他人的义务也不明确，不知道该如何行动，极易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利益攸关者的猜忌，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正在崛起、尚未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大国来说。没有这个仲裁案件，中国政府可能还会不作为，不表明立场，继续含混下去。

　　因此，虽然说裁决在符合法律形式的范围内极尽限制中国权利、满足菲律宾诉求之能事，此次仲裁可能会成为国际法史上一个败笔，但却也客观上推动了争端各方确权、论辩，即使中国没有真正参与仲裁，也实际上在仲裁的各个阶段庭外发声，与菲方或仲裁庭隔山喊话，遥相呼应;推动了各方理性地表达观点，最终通过谈判等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多年后如果我们回头来看的话，整个争端解决过程就是国际社会向法治化努力的过程之一，虽然如幼童蹒跚学步般磕磕跘跘，却是长大成人不可或缺的一环。

来源时间：2016/7/15   发布时间：2016/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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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米强  来源：FT中文网

　　当上个月东盟(Asean)国家外长与中国外长相聚昆明、召开会议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家庭作业”已经有人替他们做好了。

　　在事先根本没有征求东盟国家外长意见的情况下，中国外交官递给了他们一份“共识声明”，并让他们签字;声明针对南中国海(South China Sea)领土纠纷等争议性问题提出了十点。据两位出席昆明会议的外交官表示，中国的做法引起了各方的愤怒反应，尤其是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代表团。

　　这一事件表明，在周二海牙一个国际仲裁庭做出里程碑式裁决前夕，中国在争取朋友和影响潜在的地区盟友方面处境艰难。该国际仲裁庭否定了中国对于南中国海的广泛领土主张。

　　该裁决支持了4年前菲律宾提出的一系列申诉。尽管仲裁庭没有就数十个争议性岛礁(其中许多个已被改造成了人工“岛”)的主权归属做出裁决，但该庭裁定，这些岛礁无一能够产生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

　　裁决补充称，因此，中国非法侵害了菲律宾在其自己的专属经济区打渔和开采资源的主权权利。

　　仲裁庭的裁决将使中国政府更难通过游说争取国际支持。然而，周二晚，中国官媒新华社(Xinhua)发表的一篇报道的标题暗示出，北京方面仍在非常努力地争取国际支持。该报道的标题为：“苏丹专家称南海裁决‘存在偏见和法律瑕疵’”。

　　在国内，中共长期一直利用毛泽东思想中的“统一战线”策略去孤立，随后击败潜在的对立集团。这一策略是中国国内政治的主要手段，但北京方面发现，这一招在海外不像在国内那么管用。

　　例如，上月在昆明，愤怒的外国客人没有理会东道主中国交给他们的那份共识，而是草拟了一份自己的声明，表达了对该地区事态动向的关切，称这些动向“侵蚀了信任和信心”——这里指中国在存在争议的斯普拉特利群岛(Spratly Islands，中国称南沙群岛)岛礁上的填海造岛活动。

　　中国外交人士被迫匆忙灭火，利用来自柬埔寨和老挝等东盟盟友的支持，阻止该声明的发布。令情况雪上加霜的是，外交人士称，他们还遭遇了中国外交部主管边界和海洋事务的副部长刘振民的愤怒训斥。

　　“中国做得过分了，这起到了反作用，”一位参加此次会议的外交人士表示，“本来有更友善的表达方式，但他们发出的信息是‘我们是对的，你们是错的’。”

　　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地区安全专家谢艳梅指出，对于中国副外长像对待下级一样对待自己，东盟外长们感到难以接受(一些东盟外长在国内还担任副总理)。

　　“这确实加重了他们反对中国的态度并促使东盟拟出这份联合声明，”谢艳梅表示，“尽管他们后来撤回了声明，但声明已流向公众。”

　　她认为，眼下中国与整个东盟的关系处于“多年来最低点”。

　　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是2010年时任中国外交部长的杨洁篪与东盟外长们在河内那场愤怒交锋的重演。“中国是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是事实，”杨洁篪曾在一个会议上说出这番声名不佳的言论;很多人称，这一言论促使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军事上“重返亚太”。

　　近些年来，中国大规模开垦争议岛礁、把它们变成可以轻松够到菲律宾和越南的潜在军事基地，这一举动反而令这个地区更愿意接受美国加大在这里的存在。

　　正如一位美国外交官所说：“我们的态度是，好吧，你控制岛礁，我们就控制整个地区。”

　　事实证明，中国向远方争取盟友的努力也非常困难。

　　“近60个国家(支持中国在南海问题的立场)，”中国外交部一名发言人上月表示，“我想这比七、八个国家，至少在数量上能说明一些问题。”

　　周三，新华社报道称，有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中国的原则立场”。

　　但据了解中国游说努力的外交官称，有些国家很吃惊地发现自己被援引为中国立场的支持者。“斯洛文尼亚在其名字出现在中国一家国有媒体列出的支持者名单上之后，感到不高兴，要求将其名字从名单上拿掉，”一位熟悉此事的人士表示。

　　中国通过漫画发泄愤怒

　　在仲裁庭全面否定中国对于南中国海的领土主张之后，民族主义的中国漫画家们把愤怒诉诸于笔端。

　　新浪微博(Weibo)上传播的或纸媒上印刷的许多漫画，把菲律宾描绘为崇拜中国的土包子，和美国的奴仆。

　　有个漫画描绘的岛国菲律宾形象，是该国曾乞求加入清政府管辖范围，被拒绝，最终在1898年沦为美国的殖民地。

　　许多中国人认为，菲律宾是在美国的教唆下发起的仲裁案。该仲裁案主张，中国违反了自己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签字国的义务。让他们更加恼火的是，美国并非《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字国，却敦促中国遵守周二的裁决。

　　贬损性的描绘很常见，包括把菲律宾前总统贝尼尼奥•阿基诺三世(Benigno Aquino III)画成一只猴子。阿基诺三世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就好像二战前德国在欧洲的扩张活动;他在2013年1月对中国提起了诉讼。

　　复兴路上工作室(Fuxing Road)发表在《中国日报》(China Daily)上的一组漫画用眼镜猴代表菲律宾，它对代表中国的熊猫夸耀称，“我从上世纪70年代就开始在岛上活动了”。“在耶稣基督(Jesus Christ)诞生之前，中国人就开始在南海航行和生产了，”熊猫回答说(它提到了对手菲律宾的基督教传统)。

　　其他漫画吹捧了中国国家男子足球队——该队通常被自己的球迷认为毫无希望——对阵菲律宾队时取得的胜利。其中包括，在1974年至2000年的9场比赛中，中国队以进45球失0球的成绩全胜菲律宾队。

　　另一个热门的漫画主题是，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菲律宾悲催地丧失了亚洲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成为新的“亚洲病夫”。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成功之前，中国有时被称为“亚洲病夫”。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6/7/15   发布时间：2016/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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