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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台湾就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达成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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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星期四(5月18日)宣布,美国与台湾在美国在台协会(AIT)与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TECRO)的主持下,完成了有关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的谈判。

按照这项倡议达成的第一项协议所涵盖的领域包括海关管理和贸易便捷化、良好监管实践、服务业国内规章、反贪腐和中小企业。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声明说,通过这些协议条款,美国公司将能够把更多产品带入台湾和台湾顾客,同时建立更加透明和简化的监管程序,能够为双方市场的投资和经济机会带来便捷,特别是为中小企业带来便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一旦签署,这项协议将深化贸易伙伴关系,并加强美国与台湾的贸易流通,推动创新,促进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既造福于员工又有利于公司企业。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声明中说:“这项成就代表着加强美台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步骤。它展示了我们如何能够一道共事,并为了我们的人民推动共同的贸易优先事项。我们盼望着继续这些谈判,并最后敲定一项强有力和高标准的贸易协议,应对21世纪的紧迫经济挑战。”

双方2022年8月正式启动了美台21世纪贸易倡议谈判,不到一年便达成了协议。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美在台协会和驻美台北代表处今后几个星期将签署协议的英文和中文版本。签署仪式的细节将在今后公布。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说,在签署协议后,美国和台湾在美在台协会和驻美台北代表处的主持下,将开始就该倡议的谈判授权所阐明的更多贸易领域进行谈判。

来源时间:2023/5/19   发布时间:2023/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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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讨论:俄乌战争下的中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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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美印象的编辑

2023-05-18

圆桌讨论:俄乌战争下的中俄关系

在俄乌战争持续逾一年之际,中国在这场冲突中的立场似乎发生了微妙变化。本场圆桌会议将就中国在俄乌战争中是否存在立场变化和利益关切,以及中国能否为解决冲突提供助力展开讨论。

讲座时间:美国太平洋时间2023年5月23日5:00 AM|北京时间2023年5月24日8: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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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嘉宾


组织机构




美国的胁迫外交及其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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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外交部网站

美国的胁迫外交及其危害

2023年5月

目  录

引  言

一、美国的胁迫外交劣迹斑斑

二、美国的胁迫外交手段繁多

三、美国的胁迫外交危害全球

结 束 语

引  言

美国惯于指责别国以大国地位、胁迫性政策、经济胁迫方式要挟他国服从、搞胁迫外交,但事实上,美国才是胁迫外交的始作俑者。胁迫外交的发明权、专利权、知识产权都非美国莫属。长期以来,美国胁迫他国无所不用其极,在胁迫外交上有极不光彩的“黑历史”。时至今日,胁迫外交更是美国外交政策工具箱中的标配,为实现一己私利,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的遏制打压都被用来在全球搞胁迫外交,世界各国深受其害,发展中国家首当其冲,连其盟友伙伴也难幸免。

本报告基于大量事实和数据,旨在揭露美国在全球推行胁迫外交的恶行劣迹,让国际社会进一步看清美国外交的霸权霸道霸凌本质,以及美方行径对各国发展、地区稳定、世界和平造成的严重损害。

一、美国的胁迫外交劣迹斑斑

◆1971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亚历山大·乔治最早提出“胁迫外交”概念,用来概括当时美国对老挝、古巴、越南的政策。他认为,胁迫外交是使用威胁或有限武力,迫使对手停止或扭转已采取的行动。半个世纪以来,尽管国际格局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但美国从未停止胁迫外交。从经济制裁到技术封锁,从政治孤立到武力威胁,美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世界演绎了什么是胁迫外交。

◆发展中国家是美国滥施胁迫外交的“重灾区”。1962年,美国开始对古巴实施经济、商业和金融封锁并持续至今。2015年,美古恢复外交关系,但美国并未全面解除对古巴封锁。2017年,特朗普政府再次加码对古巴制裁。2021年,拜登政府两度延长作为对古封锁、禁运法律依据的《对敌贸易法》有效期。持续61年的封锁给古巴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和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从燃料、食品、日用品到药品,美国对古巴的制裁封锁几乎覆盖一切,导致古巴长期面临物资严重短缺。新冠疫情期间,美国还阻碍古巴获取生产疫苗的原材料。美国新闻网站“人民世界”刊文指出,由于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导致古巴无法及时获得制造注射器的材料。由于美国禁止第三国向古巴销售呼吸机,古巴也无法购买抢救危重新冠肺炎患者所需的呼吸机,这给古巴人民带来极大伤害。

◆2006年以来,美国对委内瑞拉实施制裁,阻止委进入美国金融体系。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扩大对委经济和金融制裁,冻结委内瑞拉政府在美全部资产,并制裁其石油、银行、采矿业及140多名政府人员,严重打击委经济。委内瑞拉原油产量从2016年的每天近250万桶,下降至2020年的每天仅30万桶。新冠疫情期间,美国制裁导致委内瑞拉难以及时获得抗疫物资和食品、饮用水、汽油等基本商品。联合国单边强制措施对人权负面影响问题特别报告员杜汉发布的报告显示,制裁导致委内瑞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陷入严重粮食危机,基本医疗用品和设备缺乏,医疗保健服务条件恶化,孕产妇、婴儿以及严重疾病患者死亡率上升。2020年6月,美国财政部以涉嫌帮助委内瑞拉逃避美国制裁为由,宣布对3名墨西哥企业家和8家墨西哥公司实施处罚,冻结其在美资产,禁止其参与任何涉及美个体和实体的交易行为。

◆2006年以来,美国历届政府不断强化对朝鲜制裁。1988年以来,美国多年将朝鲜列入“支恐国家”名单。2016年,时任总统奥巴马签署制裁朝鲜法案,对历届政府已经实施的对朝制裁进行补充。2017年,美国通过《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对朝鲜实施进一步制裁,并要求SWIFT切断朝鲜银行与全球银行网络的联系。美国对朝鲜制裁措施涵盖限制贸易进出口、禁止朝公民赴海外打工、冻结在美境内资产、禁止与朝经济往来等方面。同年11月,美国海军“里根”号、“罗斯福”号、“尼米兹”号3艘航母同时现身东海,并与韩国海军联合举行高强度军演,引发外界高度关注。

◆两度将伊朗踢出SWIFT系统,扰乱国际金融秩序。1979年,美国开始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当时冻结伊朗价值12亿美元的海外资产,并最终扩大到全面贸易禁运。随着伊核问题发酵,美国禁止伊朗金融机构使用美国的清算支付系统开展美元交易结算,迫使伊朗与美元脱钩。2012年,为了全方位围堵伊朗,美国联合欧盟将伊朗从SWIFT系统中剔除,导致伊朗无法使用美元、欧元及任何其他国际货币进行跨境交易,其货币价值一年贬值约38%,伊朗对外贸易陷入衰退,进出口规模急剧下滑,原油出口量缩减一半。2018年,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再度将伊朗踢出SWIFT系统。美国智库研究表明,受上述制裁影响,伊朗损失一半石油出口和30%对外贸易收入。美国政府对伊朗肆意挥舞制裁大棒引发各界批评。2019年,现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撰文,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对伊政策只有胁迫,没有外交。

◆对白俄罗斯实施制裁。2004年以来,美国对白俄罗斯实施了17轮有针对性的制裁。目前,包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在内的16人受到美国制裁,其范围从旅行禁令到资产冻结。此外,还有10家白俄罗斯公司被禁止进入美国市场。

◆单方面对苏丹等非洲国家实施制裁。1993年,美国宣布制裁苏丹。1997年,克林顿政府宣布对苏丹实行全面经济制裁。2017年,美国仍将苏丹列入“支恐国家”名单,对苏丹的各项制裁措施继续实施,包括禁止对苏丹进行投资、贸易和贷款等。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驻苏丹办事处发布报告称,美国多年制裁导致苏丹出现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大量儿童因营养不良而死亡。此外,美国还对布隆迪、中非、索马里和津巴布韦等非洲国家的个人和组织有针对性实施制裁。

◆对俄罗斯实施全方位制裁。2014年,美国对俄罗斯国防、金融和能源行业发布中长期融资禁令。2018年4月,美国再次宣布对俄罗斯38名个人和公司实施制裁,冻结其在美国管辖范围内的所有资产。2021年11月,美国宣布进一步实施“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相关制裁。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胁迫多国发布《关于对俄罗斯采取进一步限制性经济措施的联合声明》,禁止进口俄罗斯原油、液化天然气和煤炭,并限制美国对大多数俄罗斯能源公司的投资,美国还将俄罗斯主要银行从SWIFT剔除。迄今为止,美国及其盟国已经直接制裁2500多家俄罗斯公司及政府官员和个人。

◆违反公平贸易原则,对华强征关税。2018年7月,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约34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8月,宣布对价值16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9月,再次宣布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2019年5月,宣布将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关税从10%提高到25%;8月,宣布将提高对约5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税率,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战。

在芯片领域对华进行技术封锁。2022年8月,《芯片和科学法案》正式成法。该法计划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提供高达527亿美元的政府补贴,要求接受联邦财政援助的半导体企业不得在中国等国进行实质性扩张。美国政府联合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组建所谓“芯片四方联盟”,意在限制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

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美上届政府推出“清洁网络”计划,以维护美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为借口,明确要求从电信运营商、手机应用商店、手机应用程序、云服务、海底光缆5个方面把华为、百度、阿里巴巴等中国企业完全清除出去。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美政客多方游说、胁迫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入所谓“清洁网络联盟”。美国高官甚至恐吓塞浦路斯等国家,要求这些国家不准与中国5G供应商合作,否则后果很严重。美国已将中兴、华为、大疆等1000多家中国企业列入各种制裁清单,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打压TikTok、微信等中国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美国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炒作台湾、香港、新疆等问题,炮制“台北法案”、“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等形形色色的涉华议案法案,执意同对华贸易、技术交流问题挂钩,无理干涉中国内政,并胁迫西方国家同美保持一致。

大肆炒作所谓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论”,不遗余力对华污蔑抹黑。美国无视《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动用情报部门发布所谓溯源调查报告。美方执意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工具化,给全球抗疫合作蒙上阴影。

◆美国首次以与伊朗开展石油贸易为由制裁印度公司。印度《经济时报》、《印度时报》等媒体报道,2022年10月,美国对总部位于孟买的石化贸易公司Tibaraji Petrochem实施了制裁,这是美国首次以与伊朗开展石油贸易为由对印度公司采取制裁措施。2023年4月,印度外交部宣布,印度和马来西亚政府同意用印度卢比进行两国间贸易结算。

◆对盟友实施胁迫外交毫不手软。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美国一半。为消除日本经济威胁,美国于1985年强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导致日本国内经济泡沫急剧扩大,房地产泡沫最终破灭,日本经济陷入长期停滞。

1986年,针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崛起,美国迫使日本签订《美日半导体协定》,并对日本发起“301调查”,先后对日本半导体、计算机等多种产品实施贸易制裁,成功削弱了日本半导体产业竞争力和发展潜力,其市场份额从占全球市场50%下跌到2019年的约10%。

◆以“经济人质”为手段肢解阿尔斯通。2013年,美国动用《反海外腐败法》,逮捕阿尔斯通高管皮耶鲁齐,并诱使其签订认罪协议,据此套取更多对阿尔斯通公司不利的证据和信息。到2014年,为了向阿尔斯通施压,美国当局至少又逮捕3名皮耶鲁齐的前同事,以“经济人质”作为谈判筹码。在各方游说和施压下,2015年,阿尔斯通公司不得不接受美国通用电气的收购要求。《经济学人》就此评称,美国司法部的调查扭曲了阿尔斯通出售资产的流程,为潜在的美国买家创造了优势。

◆对欧洲挥舞关税大棒,干预市场竞争。2018年,美国政府动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232条款,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对欧盟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加征最高25%和10%的关税。2021年1月,为提高波音公司竞争优势,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宣布对来自法国和德国的飞机部件等输美商品加征高达15%的关税,涉及商品总价值达75亿美元。

◆近年来,美国将胁迫的目标对准半导体产业,向世界多家芯片企业“勒索”机密数据,维持美国在半导体产业主导权。2021年9月,美国商务部发出通知,要求半导体供应链企业在45天内“自愿”提供相关信息,包括库存、产能、供货周期、客户信息等26项核心数据。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声称,如果企业拒绝,将动用《国防生产法》等工具让其提供数据。美国政府网站数据显示,在美国施压下,截至2021年11月,台积电、联华电子、三星、SK海力士、日本索尼半导体等70多家企业向美国商务部提交半导体供应链相关信息。

◆在经济金融制裁外,美国还擅长以支持代理人战争、煽动他国内战、提供武器弹药、培训反政府武装等直接或间接方式干涉他国内政,以打击“不听话”的国家和地区。20世纪以来,美国打着“民主”“自由”旗号,在拉美推行“新门罗主义”,在欧亚大陆挑起“颜色革命”,在西亚北非策划“阿拉伯之春”,在世界各地搞“和平演变”,肆意操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强权政治。2003年以来,接连发生的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和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背后都有美国政府的影子。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机构在推动其他国家国内抗议活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开放民主网”刊文称,“颜色革命”的主要和直接原因是为了维护美国的战略扩张和能源安全等利益。

◆根据美国学者奥罗克所著《隐蔽的政权更迭:美国的秘密冷战》,1947年至1989年间,美国共实施了64次隐蔽的政权更迭行动和6次公开行动。1994年海地危机期间,美国通过小规模入侵行动迫使海地军政府放弃政权。当时的美国政府将此次行动誉为胁迫外交的典范。2003年,小布什政府将追加军费中的303亿美元列支为开展胁迫外交。英国《卫报》评称,别看美国对来自境外的干涉如此愤怒,他们才是这么干的行家。

二、美国的胁迫外交手段繁多

◆美元霸权是美国实施经济胁迫的重要基础。“石油美元”、美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一票否决权”、以美联储为主导的双边货币互换等都是美元霸权的具体表现。美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占据了全球贸易和投资的绝大部分,使得美国可以通过出口通胀和贸易逆差,向其他国家转嫁国内经济问题。美国掌控了全球主要商品和资源的定价权,可以通过控制美元的汇率和利率,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和金融。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占据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核心地位,使得美国可以通过切断其他国家的美元供应和交易渠道,限制美元融通渠道、交易汇路等对其他国家施压和制裁。冻结财产、巨额罚款、拒绝金融服务都是美国借助美元霸权地位对他国实施经济封锁和金融制裁的惯用伎俩。

贸易管制是美国经济胁迫的重要手段。美国的贸易管制形式多样,包括制裁、限制进出口、加征关税、取消补贴、配额等,并根据不同目的和对象,设立名目繁多的贸易管制清单,包括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体清单、未经验证清单、军事最终用户清单、行业制裁清单等。美国经常罔顾国际法和国际贸易规则,肆意挥舞“关税大棒”,迫使他国与其进行不平等的贸易谈判。近年来,美国动辄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限制通信、半导体、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领域投资,将外国实体或个人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限制其购买美国技术。通过签署行政令,强制叫停外国企业在美运营或禁止美国实体或个人与外国企业交易,对他国实施科技制裁,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和经济全球化进程。

“长臂管辖”是美国另一项常用经济胁迫手段。美国制订了《反海外腐败法》《敌国贸易法》《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出口管制条例》等国内法并炮制一系列行政令,直接对特定国家、组织或个人实施制裁,以“最低联系原则”“效果原则”等模棱两可的规则任意扩大美国内法管辖范围,还滥用国内司法诉讼渠道对其他国家实体和个人搞“长臂管辖”。

◆促进所谓民主人权是美实施政治胁迫、干涉他国内政的常用伎俩。美长期在全球范围内推行“美式价值观”,渲染“民主对抗威权”,肆意干涉他国内政,企图用自己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来塑造其他国家和世界秩序,甚至干涉和颠覆他国合法政府,以达到削弱竞争对手、转嫁危机、制造混乱、破坏稳定等目的。

美国的政治胁迫目标包罗万象。无论是对手还是盟友、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型集团还是小型机构,只要美国认为有利可图且目标不肯就范,胁迫几乎成为美国的不二选择。美国打着“发扬民主”的旗号,在拉美搞“新门罗主义”,在欧亚大陆挑起“颜色革命”,在西亚北非策划“阿拉伯之春”,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美国的政治胁迫手段层出不穷。美国根据不同的目标和情况,综合运用其军事基地、外交机构、情报部门、非政府组织、媒体机构等渠道和资源,收集信息、施加影响、制造舆论、操纵选举、支持反对派等各种手段多管齐下,公开和隐蔽、直接与间接相结合,干涉别国内政。

◆强大的军事实力为美大搞胁迫外交提供倚仗。美国在国际关系中动辄使用军事胁迫,肆意使用武力。近年来,美国年均军费预算超过7000亿美元,占世界总量的40%,超过其后面15个国家的总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出口国,美国常靠贩卖武器来增加财政收入和挑起地区冲突。美国的军事设施和人员遍布全球各个角落和关键地带。根据2020年《美国海外军事基地》报告,美国在全球共有800多个军事基地,17.3万人部署在159个国家,遍布欧洲、亚洲、中东等地。

美国频繁使用军事力量发起或参与各种规模和形式的战争和冲突。塔夫茨大学《军事干预项目:1776年至2019年美国军事干预的新数据集》报告显示,1776年至2019年,美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近400次军事干预,其中半数发生在1950年至2019年间。二战后,由美国挑起或发动的大型战争包括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战争等。代理人战争是美国常用的军事干预手段,乌克兰、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叙利亚、巴基斯坦和也门等国家都饱受美国代理人战争之苦。美国布朗大学沃森研究所“战争代价”项目数据显示,保守估计,“后9·11时代”美国发动战争造成的军民死亡总数高达92.9万人,至少3800万民众流离失所。

◆文化科技软实力是美进行意识形态渗透、服务胁迫外交的隐蔽手段。美国主导的西方媒体和国际社交媒体大力塑造和支持美国的胁迫外交。美国在新闻自由问题上奉行双重标准,通过各种手段对他国媒体抹黑压制。美国滥用文化霸权,向媒体部门巨额投入,支持其向其他国家思想渗透,进行煽动性宣传。更为无底线的是美国惯以捏造虚假信息攻击他国,并围绕其构建“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兜售误导舆论。

美国利用其文化产品宣扬美国价值观。好莱坞电影占据了世界70%以上的市场份额,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与其电影和电视节目、出版物、媒体内容以及政府资助的非营利性文化机构的节目息息相关,塑造了一个维系美国文化霸权的舆论空间,严重侵蚀了其他国家文化的独立性和世界文化的多元性。

美国情报机构在全球建立大量“渗透组织”。各色基金会、非政府组织成了美西方价值输出的“中间人”和文化渗透的“急先锋”。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文化自由大会等一众美国“渗透组织”和机构通过资金支持、提供培训、出版刊物、举办会议等方式向其他国家宣扬美国文化与政治观点,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大搞文化霸权。

三、美国的胁迫外交危害全球

◆冲击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的主题,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事业。追求和平是人类永恒的理想和愿望,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和平的现实前提。但近年来,在“美国优先”“美国至上”理念引导下,美国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族主义等倾向愈演愈烈。美国以自身利益为先,无视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与发展的迫切需求,热衷于操弄意识形态议题,搞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设立各种地缘“小圈子”,在全世界策动“颜色革命”,甚至不惜拱火浇油,从地缘政治斗争中谋取利益。美国的胁迫外交给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蒙上了阴影。

◆破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美国在全球经济胁迫行为愈演愈烈,严重破坏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导致世界经济被人为分割,进一步条块化、碎片化,使经济全球化出现严重倒退。为了维护霸权,美国正在从二战之后形成的全球化合作格局中退出来,实际上已经成为全球化规则的最大破坏者。世贸组织在美国的不作为之下几近瘫痪,全球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一体化趋势被美国阻碍和破坏。美国的经济胁迫行为不仅破坏了基于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形成的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降低劳动生产率,也提高了区域乃至全球的生产成本,阻碍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阻碍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发展。美国对委内瑞拉、古巴、缅甸、叙利亚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裁和封锁直接打断这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进程。在这些国家,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7个目标中的绝大多数目标,包括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消除饥饿、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可持续工业化、减少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居住区等目标都因美国的胁迫打压变得遥不可及,全球发展事业屡屡受挫。美国对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等金砖国家和阿根廷、墨西哥、土耳其等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制裁则严重损害这些国家的经济利益。

◆加剧国际社会分裂对立。美国为维护其全球霸权,遏制他国发展,热衷于以价值观划线,依靠挥舞关税大棒等手段胁迫他国加入“民主同盟”。借乌克兰危机拉拢欧盟和其他发达国家共同制裁俄罗斯,胁迫发展中国家选边站队。胁迫欧洲盟友同美一道对伊朗持续制裁,严重影响伊朗经济民生发展。美国的所作所为加剧国际社会对立,推高了世界陷入“新冷战”的风险。

结 束 语

美国是胁迫外交的发明者和集大成者。长期以来,美国通过经济封锁、单边制裁、军事威胁、政治孤立、技术封锁等种种流氓手段,向世界演绎了一个个胁迫外交的教科书式案例。正如美国学者指出,美胁迫外交的本质在于,“你要么与我们为伍,要么与我们为敌。美国应该引领,盟国则应该追随,而反对美国至尊地位的国家将会遭殃。”

美国不顾自身到处搞胁迫外交的事实,出于政治私利,动辄给中国等其他国家贴上胁迫外交标签。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外交的重要传统就是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从来不将世界各国分成三六九等,从来不搞胁迫霸凌那一套,而且历来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胁迫外交。中国从不以武力威胁他国,从不拼凑军事同盟,从不输出意识形态,从不跑到别人门口挑事,从不将手伸进别人家里,从不主动挑起贸易战,从不无端打压他国企业。诬蔑中国搞所谓胁迫外交,显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究竟谁在搞胁迫外交,谁在胁迫全世界,国际社会自有公论。在全球到处胁迫、制裁、霸凌,把他国搞垮、把世界搞乱,终会反噬伤及自身。美国应当好好治治自己滥施胁迫外交的老毛病,把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还给全世界。

来源时间:2023/5/18   发布时间:2023/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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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刚:中美仍需要最基本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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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刚  来源:中美聚焦

2023年早春,借着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及一些边会之机,不少获邀美国学者和商界人士来到久违的北京。除参会外,他们与官员接触,同学界、商界对话,并走访了上海、广州等城市。

新冠疫情三年,中美战略界的面对面交流基本中断,绝大多数人只能线上隔屏对话,效果差强人意。也就是在这三年间,中美关系持续恶化,战略互信垮塌,战略上的质变发生。沟通效果之所以差强人意,主要原因一是形式受限,时间局促,还要照顾时差,影响了坦率和深入程度;二是缺乏来自一轨的明确背书和授权,影响了沟通的效力和意义。

重返北京的美方人士显得相当兴奋,并非仅是因为他们已经太久没能到访中国首都,更是因为他们觉得中美关系形势日趋紧迫,需要抓紧时间为阻止其继续下滑做些什么。

2023年的早春,中美关系本该有所回暖。然而,“气球事件”打破了两国在巴厘岛商定的沟通议程,随后的中美外交高官慕尼黑会晤不欢而散。同步接连发生的拜登政府针对中国高技术产业实施新的精准限制措施、华盛顿国会山密集举行涉华听证、众议长麦卡锡在加州与蔡英文会晤等事件推动两国间的敌意螺旋加速转动。

如果说过去数年中国对美国的战略调整和中美关系的基本走势还抱有观望心理,那么2023年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推着这种心理朝突破某种临界值趋向最终认定的方向转化。

对于正在发生的转折,美方来华交流的这批人显然是嗅到了。他们反映,中美关系越来越被悲观情绪所笼罩,“外交已死”“没救了”等说法泛滥,有可能使两国矛盾和分歧陷入放任自流。

事实上,这批人此次来华前,美国国内已经出现一些反思的言论,虽非主流,但也掷地有声。主要观点包括: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打压是不是过于偏激了,以至于并不真正符合美国的长期战略利益?既然美国和中国均无法脱离经济全球化生存发展,“脱钩”给美国造成的伤害是不是并不亚于对中国?美国的盟友伙伴在对华政策问题上自有考量和保留,难道真能按照美国的战略设计同心协力?

美国学者时隔三年的“上门沟通”印证了这些反思的存在。对于已经全面铺开的对华战略竞争,他们当中相当一部分人并不相信美国稳操胜券,承认中国的系统性强大是美国对外战略史上从未遇到过的状况,将来美国能在部分领域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就已不错。

他们不认为中美两国相互经济依存真能做到彻底脱钩——尽管半导体行业可能是个“例外”,也注意到了一些国家在制造业关键领域逆势加强对华投资的趋势。在他们看来,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一些人的思维是政治逻辑,并且不断形成立法,企业和个人的商业逻辑只能在大环境的改变中寻找属于自己的新位置。

在台湾问题上,他们承认两国关系的最大风险点业已生成,一旦中美因此爆发正面冲突,其影响将是排山倒海式的,全球供应链和经济全球化将会立即解体。

有美方学者呼吁重新审视两国共同利益。他们认为,即便在相互竞争的领域,中方为制衡美国而采取的外交行动,也未必是全然挑战美国利益的,甚至间接符合美国的利益,比如推动沙特与伊朗的和解进而改善中东地区内部环境。再比如乌克兰问题,美国与中国对战争的起源有着不同的看法,对于如何停止战争存在价值理念冲突,但中方的立场文件也有值得欢迎之处,提供了开展一定程度协调的基础。

他们主张两国就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开展最低限度的合作,比如在应对气变、打击犯罪问题上。有人建议从一些简单可行的领域先做起来,比如重建两国航线,为两国关系的改善保留“火种”。

这次二轨沟通是“久别重逢”性质的,来北京的美方人士年龄偏大,带来的实质信息不多。显然,当下中美关系的总体氛围仍不支持深入、细致的交流,对话仍是碎片式的。但是,有沟通总比没沟通好,见面交谈总比隔洋喊话好,重新续上话头总比相互对不上议题好。这是双方学者的共识。

也有美方学者在闲谈中介绍了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些情况,比如民主、共和两党备战2024年大选的行为逻辑,使得中方学者拥有了坐在房间里读新闻联想不到的新视角,而深入了解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对于准确判断美国对外行为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中美之间要沟通、可沟通的议题太丰富了,在竞争和博弈的大框架之下没有减少反而进一步增多,一次见面交流并不能满足双方的需要。战略层面,是双方到底怎么想的,各自判断与对方实际是否存在比较大的出入;技术层面,是如何规范彼此竞争博弈手段和渠道,避免给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带来颠覆性的后果;全球层面,是怎样各自履行好大国责任,避免彼此争斗给全人类应对共同挑战的努力造成颠覆性的破坏。

就算大国合作时代已经终结,高质量的沟通也是大国博弈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北京向世界重开交流大门之际,黑海发生了美军无人机在与俄罗斯军机短距离遭遇中坠海的事件,即便是处于敌对状态的两国仍能及时抄起电话进行紧急沟通。

中美沟通不能断,必须为两国竞争加装护栏,防止发生灾难,这是美方学者带来的关键信息。他们当中有人对美国对华政策讨论中的“回声屋”效应深表关切——“强硬之声在四壁间回荡”,这不仅是白宫情况室、国会会议室的现状,在太平洋这边也有所表现,以至于那些真正希望中美关系稳定的人越来越不愿发声,也无力发声。

他们呼吁:两国学者不能什么都不做,而要尽可能地发出理性的声音,为过于激烈的中美摩擦铺设“减震带”。中方学者听到了他们的呼声,然而问题在于,美国顶层政治的实际操作与学者对话中传递的话语存在严重悖离。

美国在台湾、供应链完整性、“印太”同盟机制强化等问题上接连不断采取挑战中方利益和红线的措施,滥施制裁和干预,违背拜登总统在巴厘岛会晤中作出的“五不四无意”承诺,给中美关系不断造成新的实质性损害,却反复要求中方以“克制”和“专业”的方式作出回应。这种据傲不收敛、不改变,就注定了中美之间即使有沟通,中方也无法采信于美国。诚如秦刚国务委员兼外长指出的,美方实际上是要中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这办不到。

直到中美高官维也纳会晤举行,白宫似乎都在为无法重启与中国的高层对话而感到焦虑。即便维也纳会晤举行,美国舆论对这次会晤给予了较高评价,他们对两国沟通的焦虑也并未彻底消除。他们应该明白这到底是为什么,其能否从目前有限的反思中撷取调整的动力以重建彼此信任则另当别论。

来源时间:2023/5/18   发布时间:2023/5/18

旧文章ID:29827

“通俄门”是针对特朗普的政治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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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美学者智库

作者:Brooke Singman

翻译:周方舟

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布伦南向奥巴马和拜登介绍了希拉里在2016年7月将特朗普与俄罗斯联系起来的计划

特别顾问约翰·达勒姆(John Durham)发现,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看到一个“明确的警告信号”,却“未能采取行动”,即该局被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2016年总统大选前“出于政治目被操纵或影响执法过程”。

2016年7月,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因为总统竞选活动而制定了一项计划,该计划将当时的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与俄罗斯联系起来,以转移对她使用私人电子邮件服务器和不当处理机密信息的调查的注意力。

达勒姆发现,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意识到”希拉里正在煽动一项将特朗普与俄罗斯联系起来的计划的情报的“重要性”——以至于他“迅速”向时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时任副总统乔·拜登和其他高级国家安全官员做了简报。

但根据达勒姆的最终报告,那份简报和他随后向联邦调查局提交的信息都没有产生任何结果。

“上述事实反映了一个相当令人吃惊和令人费解的失败,即在‘交叉火力飓风’调查中,没有充分考虑并把希拉里计划纳入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决策,”报告指出。

“事实上,如果联邦调查局将交叉火力调查作为一项评估,并反过来收集和分析与希拉里计划信息一致的数据,很可能会以更具批判性的眼光对收到的信息进行检查,”报告继续说道。

2020年10月,在时任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利夫解密了布伦南记录那次会议的手写笔记,这是首次向奥巴马和政府官员报告了布伦南的简报。

2016年7月31日,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对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及其竞选团队成员是否与俄罗斯勾结或协调影响2016年竞选展开了反间谍调查。

那次针对特朗普通俄的调查行动在联邦调查局内部被称为“交叉火力飓风”。

达勒姆发现,经过多年的调查,联邦调查局没有任何实际证据来支持调查的开始。

但在2016年7月28日,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向奥巴马介绍了希拉里·克林顿的这一项计划,“通过挑起声称俄罗斯安全局干预的丑闻来诋毁唐纳德·特朗普。”报道称,拜登、前司法部长洛蕾塔·林奇、前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和前奥德尼·詹姆斯·克拉珀都参加了布伦南-奥巴马的简报会。

在那次简报之后,中央情报局通过反情报行动负责人(CIOL)将该信息恰当地转发给了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和时任反情报副助理局长彼得·斯特若克,标题是:“交叉火力飓风”。

2020年10月,从首次获得的报告中,其中指出:“以下信息仅供贵局酌情用于背景调查行动或线索目的。” “根据联邦调查局的口头请求,中情局提供了交叉火力飓风融合小组迄今为止收集到的以下信息,”备忘录继续说道。“一份讨论美国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批准一项计划的交流,该计划涉及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和俄罗斯黑客妨碍美国选举,作为转移公众对她使用私人电子邮件服务器的注意力的手段。”

备忘录被大量删改。达勒姆采访了一些克林顿竞选团队的官员,包括当时的外交政策顾问,现在的拜登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当被问及克林顿计划的情报时,沙利文说他没有看到报道,并称之为“荒谬”

“尽管竞选活动广泛关注特朗普和俄罗斯,但沙利文不记得有任何人阐明了这是一项战略或‘计划’,通过将特朗普与俄罗斯联系起来,转移对克林顿的负面关注,但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报告称。

达勒姆在他的报告中说,联邦调查局“未能采取本应采取的行动——结合其他无可争议的事实——这是一个明确的警告信号,表明联邦调查局可能会在2016年总统选举期间成为出于政治目的操纵或影响执法过程的目标。” “无论希拉里的计划是基于可靠还是不可靠的信息,或者最终是真的还是假的,它都应该促使联邦调查局人员立即对信息进行分析,并在接收、分析和依赖党派来源的材料时更加小心谨慎地采取行动,如斯蒂尔报告和阿尔法银行的指控,”达勒姆的报告说。

达勒姆还表示,联邦调查局“应该在那些负责交叉火力飓风调查的人中更广泛地传播希拉里的计划,以便他们能够有效地将其纳入他们的分析和决策,以及他们对OI律师的陈述,并最终纳入FISC。”

反特朗普的斯蒂尔档案也与希拉里竞选活动有关。该档案包含对特朗普和俄罗斯政府之间所谓协调的指控。作者是前英国情报官员克里斯托弗·斯蒂尔。

希拉里竞选团队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通过律师事务所Perkins Coie资助了这份档案,Elias和Sussmann当时都受雇于该律师事务所。

司法部监察长透露,未经核实的反特朗普档案有助于作为针对前特朗普竞选助手卡特·佩吉的有争议的《外国情报监控法》(FISA)逮捕令的基础。

2017年关于俄罗斯选举干预的情报评估(ICA)显示,该档案在当时只有“有限的佐证”。中央情报局官员当时反驳说,这份档案不应该包括在评估中,称之为简单的“互联网谣言”。

穆勒报告发布后,时任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于2019年任命的特别顾问约翰·达勒姆(John Durham)于2022年5月17日抵达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方法院,调查特朗普”通俄门“起源

这份档案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可信了。

特朗普当选后,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工作移交给了特别顾问罗伯特·穆勒。

穆勒于2017年5月17日被任命。但穆勒的团队,像联邦调查局一样,没有调查与希拉里有关的个人的指控。但达勒姆的团队不能指控任何与“希拉里计划”的疏忽或失败有关的人。“

然而,美国官员的这些失误是否构成犯罪行为,是一个不同的问题,”达勒姆的报告指出。“尽管我们收集的证据显示,对希拉里计划的忽视令人不安,而且可能存在确认偏见,有利于对特朗普及其同伙进行持续的调查审查,但这并没有产生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任何联邦调查局或中央情报局官员故意推进希拉里的计划,以诬陷或错误地指控特朗普与俄罗斯的不正当关系,”报告指出。

达勒姆说,他的团队也无法找到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向FISC提交的申请中“遗漏”希拉里的计划“是一个有意识或有意的决定,更不用说是一个旨在影响法院对支持可能原因的事实的看法的决定。”

“总而言之,政府对希拉里计划的处理可能已经相当于一个重大的情报失误和一个令人不安的例子。”报告指出。

它补充说:“然而,从各方面考虑,这并不构成可证明的刑事犯罪。”

针对达勒姆的报告,联邦调查局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独立检察官达勒姆审查的2016年和2017年的行为是现任联邦调查局领导层已经实施数十项纠正措施的原因,这些措施已经实施了一段时间。如果这些改革在2016年到位,报告中指出的失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份报告强调了确保联邦调查局继续以严谨、客观和专业的态度开展工作的重要性,这是美国人民应得的,也是他们理应期待的。”

来源时间:2023/5/18   发布时间:2023/5/17

旧文章ID:29826

李晨:俄乌冲突以来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评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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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晨  来源:当代美国评论

李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

俄乌冲突爆发一年多以来,美国及其部分盟友对乌克兰实施了军事援助。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援助不断升级,从单兵和小分队使用的反坦克导弹等装备,升级到重型火炮、步兵战车、主战坦克等地面主战装备和防空导弹系统。美国在军事援助中发挥了政治、地理、同盟、技术、后勤保障以及乌克兰战备方面等优势,但也受到战略目标、美军自身战备需求和国防工业产能以及乌克兰消化和吸收能力等因素的制约。军事援助虽然对俄乌冲突的长期化产生了战略影响,也塑造了不同阶段的战场态势,但难以使乌克兰实现“北约化”,也难以使其形成军事优势和掌握战略主动权。美国及其盟友伙伴也从对乌军援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以应对亚太地区安全局势的变化,但对乌军援模式难以在亚太地区复制。

关键词

俄乌冲突;军事援助;美国对外战略;地区安全

2022年,俄乌冲突的爆发和长期化对于欧洲和国际安全战略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作为全球军事大国,俄罗斯面对乌克兰这一地区军事力量,在付出巨大成本后仍难以实现战略目标。美国及其部分盟友对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削弱了俄罗斯的军事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俄乌战场态势。美国在经济基础、战略规划、主战装备库存和产能、情报收集与分析以及作战经验和后勤保障等领域都有较大优势,因此在多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根据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信息,俄乌冲突爆发一年以来,拜登政府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援助共计317亿美元。

美国官方对乌克兰军事安全援助(US Security Assistance to Ukraine)范围的界定主要集中在美国政府提供的武器装备、作战物资和训练等方面,不涉及向乌克兰提供的情报支援,也不包括商业公司提供的星链等技术平台和服务。美国对乌克兰进行军援的来源主要有三种。一是美国总统下达指令后,直接由美军库存调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弹药和作战物资。二是美军因库存有限且需保持自身战备或者无库存,以及有库存但被列为需首先满足自身中长期需求的军援项目,则通过乌克兰安全援助计划(Ukraine Security Assistance Initiative)从国内或国外生产商和供应商处采购。三是美国与盟友伙伴合作生产和提供的军援。根据白宫在俄乌冲突一周年之际发表的声明,已有50个国家参与由美国牵头的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Ukraine Defense Contact Group),向乌克兰承诺的军事援助总价值已达500亿美元。

提供军事与安全援助是美国在大国竞争中的重要战略手段。俄乌冲突的进程也引发美国战略界对大国竞争在其他区域尤其是在亚太地区借鉴援乌经验的探讨:一方面,在战略层面通过军援阻止竞争对手实现战略目标的模式是否适用于亚太地区;另一方面,军援在俄乌战场上展现出作战效能的武器装备及相关作战理论是否适用于亚太。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不应忽视欧洲与亚太地区战略环境和作战环境的差异。本文将围绕美国对乌军援及相同模式在亚太地区的运用进行探讨。

一 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演进

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到俄乌冲突爆发一年以来,美国主导的对乌军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15年到2021年,军援的形式主要是整训乌克兰军队,只向乌提供有限武装。第二个阶段是2022年1月到3月,即俄乌冲突爆发前后,停止对乌军整训,开始提供轻型武器。第三个阶段是2022年4月到12月。俄乌冲突长期化趋势明显后,4月到7月,军援的形式包括提供部分北约国家库存的冷战时期华约的主战装备,以及提供美国等西方国家制造的多型火炮和火箭炮,并且在乌克兰境外对乌军进行操作和维护西方武器装备的培训;8月到12月,为应对俄军的持续空袭,军援范围扩大到美国等制造的新型防空导弹系统。第四个阶段是从2023年1月起,开始新一轮的军援升级,提供美欧新型步兵战车、主战坦克和自行火炮以及一体化防空系统,并且恢复对乌军的合成战术训练。美国等国对乌克兰的情报支援则贯穿俄乌冲突各阶段。

(一)对乌克兰危机以来的日常援助

2015年到2021年的军事援助是反应式的,即在政治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根据乌克兰的需求,提升其军事实力,有针对性地加强其应对俄罗斯威胁的能力。在这一时期,援助的主要内容包括整训乌克兰军队、援助装备和物资、强化后勤保障体制,以及指导乌克兰军事改革等。

从2015年到2022年1月,美国、英国、加拿大、丹麦、立陶宛、斯洛伐克等国依托乌克兰多国联合训练团(Joint Multinational Training Group-Ukraine)项目,开展对乌克兰军队的整训。这些训练在内容上围绕乌军的需求量身定做,重视弥补在苏联军事体系中基层军官缺失的领导能力。另外,大规模的整训也促进了乌军与北约国家军队的联演联训,使乌军能更熟悉北约的装备和体系。

北约作为一个整体也为乌克兰提供了安全援助。苏联解体后,北约就和乌克兰开展了安全合作,乌克兰1994年加入了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Partnership for Peace)。1997年,双方设立北约-乌克兰委员会(NATO-Ukraine Commission)以推动安全合作。2014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北约决定通过既定合作框架,提高乌克兰维护自身安全的能力。

此阶段的对乌军事援助与乌克兰在克里米亚和乌东冲突后进行的军事改革形成了联动。乌克兰军事体制和军队战斗力受到2013年到2014年国内政权非正常更迭的严重冲击,导致在顿巴斯地区冲突中无力与俄军抗衡。这一时期乌克兰的军事改革以应对危机和来自俄罗斯的军事威胁为导向,明确未来消耗战和持久战的战略需求,放弃独立以来受“后冷战”时代影响的追求质量效能、忽视规模的建军思路,重塑武装力量动员体制和指挥领导体系。

美国等国的援助虽然对乌克兰设定军事改革方向的影响有限,但提高了其军事体系的效率。首先,美国、英国等国为乌克兰的基干部队量身定制了训练计划,重在提升其基层指挥员独当一面的能力,以及不同兵种整体协同的战术能力。其次,乌克兰特种部队按照北约特种部队的训练模式开展训练,并且通过了北约标准的考核。最后,在美欧等的影响下,乌克兰对武装力量领导管理体系的部分调整减少了部队层级的设置和腐败发生的可能。

在这一时期,西方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也存在局限。在向乌提供军用物资和装备援助方面,美西方提供“致命武器”的时间较晚,而且还限制武器种类,以提供轻武器和便携式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为主,并未帮助乌克兰更新坦克装甲车辆、火炮、地对空导弹系统和作战飞机等主战装备。这一阶段的援助对俄罗斯与乌克兰主战装备的力量对比影响有限。

(二)俄乌冲突爆发前后的军事援助

2021年下半年,俄罗斯开始在乌克兰周边集结重兵,俄乌局势升温,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开始调整对乌军援方式,一方面加强轻型武器装备以及通信和情报系统援助,另一方面停止在乌境内对乌军的训练。这一援助模式直至2022年3月底俄罗斯对乌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全线进攻受挫,从基辅周边撤退才结束。

在这一时期,对乌军事援助模式的调整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首先,美欧要表明对乌克兰的支持,就必须加大援乌规模。其次,美欧在俄乌冲突爆发前和冲突初期对于战局的判断相对保守,认为乌克兰难以长期抵抗俄军的攻势,战事不会持续太久。因此,援助的重点是乌军能够快速使用对俄军装甲和航空力量构成一定威胁的轻型导弹,以及乌军在作战中能利用的战场情报。最后,美欧注重防止冲突升级,从乌克兰境内撤出了承担训练任务的小分队,并且在援助主战装备方面保持克制。

持续的大规模军事援助鼓舞了乌克兰的士气,也影响了俄乌冲突初期的战场态势。首先,乌军地面部队尤其是小分队装备大量的轻型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使其轻装部队针对俄军装甲机械化部队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得到提升,给俄军造成了困扰和消耗。其次,美国和北约基于信息优势能够及时获取大量的俄军作战计划和战场情报,乌军共享这些情报有利于更有针对性地配置和运用有限的兵力,不仅挫败了俄军攻势,还给俄军造成了重创。最后,网络和通信技术方面的援助使乌克兰军事体系在遭受打击的情况下,不仅能够保持正常的战场指挥和通信联络,而且还使乌克兰领导人能够保持对本国和国际舆论的影响。

但这一阶段的对乌军援效果容易被高估。面对突然爆发的大规模冲突和战事出现的重大转折,对俄乌冲突的早期评估受到“后冷战”思维的影响,容易过度强调援助高技术装备带来的优势。这种评估不仅忽视了冲突爆发前后的军援并不足以整体提升乌军地面作战体系的效能,还忽视了大规模、高烈度冲突中的非技术因素,包括乌克兰的长期备战,以及俄军在冲突初期的轻敌和冒进不断暴露出的弱点和短板。

(三)俄乌冲突长期化后的军事援助

2022年4月,为了扭转被动局面,俄军不断缩小主攻目标,放慢了进攻节奏,以发挥重火力优势,相继攻克了马里乌波尔、利曼等战略要地。相比冲突初期,俄军的后勤保障得到改善,战线更为稳固。乌军非对称作战的绩效随之下降,损耗不断上升。俄乌冲突进入了消耗战阶段。

在这一阶段,乌克兰对军援的依赖进一步增加。首先,远程火力打击的作用愈发突出,轻型装备的援助已经无法满足乌军的需求。其次,少量的重装备援助难以满足战场的消耗。另一方面,乌军的苏制火炮弹药耗尽后难以获得补充。

面对俄乌冲突长期化的局面,美国调整了对乌军援体制。在美国国内,国防部组建了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军援协调机制,以使乌克兰的需求能够得到快速评估和审批。2022年4月26日,美国国防部牵头组建了乌克兰防务协调小组,动员和组织相关国家对乌提供军事援助。该协调小组每月召开一次会议,美国国防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其他援助国的代表和乌克兰国防部长都如期参会。

俄乌冲突长期化也推动了美欧等国采取多种方式对乌提供军事援助。一是继续从本国武器库存中移交重型武器装备。二是基于成熟的技术,针对乌克兰的需求研发生产新型装备。三是从国际市场购买满足乌需求的武器装备再转赠给乌。四是在乌境外对乌军开展新一轮的作战训练。根据美军联合参谋部的统计,截至2022年末,美军已经完成了对3000余名乌军受援官兵的训练任务。

俄乌冲突持续使美欧得以为乌克兰研发和生产满足其战场需求的武器装备。美军没有装备岸对舰导弹,为了满足乌方的需求,研制生产了“鱼叉”反舰导弹发射车,以与欧洲国家援助乌克兰的“鱼叉”导弹相匹配。在2022年6月马德里峰会期间,北约就援助乌克兰问题达成协议,围绕短期援助目标,制定全面的援乌方案,以反无人机、保密通信以及燃料供应为重点领域。北约还就支持乌克兰将武器装备由苏制过渡到北约制式、增强与北约的互操作性,以及推动乌克兰国防体制改革达成一致。

此外,北约的存在及其运行模式为对乌军援升级提供了便利。首先,北约为所有成员国提供安全保障,尤其是在波罗的海和东欧地区加强了针对俄罗斯地空力量的防御部署。在北约国家无须担心俄罗斯的军事报复,它们能够根据战场形势的变化,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力度。其次,北约内部形成了国防工业合作和军事技术共享,有利于发挥多边援助的优势,使多国得以合作援助主战装备,或者由中东欧国家向乌克兰提供能够快速使用的库存苏制主战装备,而北美和西欧国家则为其补充更先进的西方装备。

(四)2023年1月至2月的军事援助升级

2023年初,新动员的俄军部队陆续抵达战场,在巴赫穆特等方向对乌军的攻势逐渐增强并取得了进展。俄乌战场形势的变化、俄乌冲突一周年的到来,以及包括拜登在内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与乌克兰领导人的会见,都为西方对乌提供新一轮军援提供了动力。

2月28日,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科林·卡尔(Colin Kahl)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提出,美国军援的重点是帮助乌克兰持续抵抗并为反攻做准备。援助措施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协助乌克兰建立多层次、一体化防空体系;二是通过援助装甲力量提升乌军的机动作战能力;三是加强对乌军运用合成战术的训练;四是持续向乌军供应弹药,确保其在依赖炮兵火力的战场环境中能够持续作战。

2023年1月到2月,对乌军援升级主要体现在美国及其盟友开始成体系地提供地面主战装备,尤其是主战坦克和步兵战车。与之相配套,美军还在德国军事基地对乌军接装部队进行营级和旅级合成战术训练。

将西方主战坦克加入对乌军援,是美国及其盟友相互施压和协调的产物。由于库存有限,北约国家难以持续向乌提供T-72等苏制坦克,乌克兰希望早日获得西方国家的主战坦克,但西方国家因为担心援助主战坦克可能带来冲突升级而犹豫不决。2023年1月中旬,英国率先宣布向乌克兰援助可装备一个坦克连的14辆“挑战者2”主战坦克以及配套维修和牵引车辆。美国1月25日,宣布向乌提供可装备一个坦克营的31辆M1A2“艾布拉姆斯”型主战坦克及配套弹药和保障车辆,并且在训练乌军方面提供帮助。美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欧洲国家将与美国同步提供可装备乌军两个坦克营的“豹”式主战坦克。此后,德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豹2A6”主战坦克并允许其他国家向乌援助德制坦克。

虽然西方已开始对乌援助主战坦克,但其援助效果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一是美军坦克的库存有限,无法直接向乌调拨,只能下订单生产后交付,使军援进度受到极大影响。德国取消对援助德制坦克的限制后,欧洲国家跟进的速度并不理想。欧洲多数国家的军队规模有限,加之长期限制军费开支,所以无法维持多余库存。因此,与美国相比,欧洲国家更难以向乌克兰成规模援助现役主战装备。

直到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年时,美欧对乌军援的装备仍未成建制地投入俄乌战场,各国援助的坦克等主战装备的生产、维修和交付与训练周期难以统一。由于各方军援的主战装备数量有限,即使投入使用也需要多方相互磨合,这意味着短期内乌军接受的新型装甲力量难以在俄乌战场形成规模优势。

二 对乌克兰长期军事援助的有利因素

美国等国长期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有利因素包括其国内政治氛围和对外战略的支持、乌克兰军事体系的基础、援助国的技术优势和长期作战的后勤保障优势、北约的地理和战略优势,以及俄罗斯军队存在的短板。

美国等援助国的政治氛围和对外战略有利于较持久地对乌提供军援。一方面,俄乌冲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最大规模的地面冲突,给各国决策者和普通民众带来极大的心理冲击。在俄乌冲突初期,美国等国将向乌提供先进重型装备视为可能引发冲突升级的红线。然而,受到俄乌战局和有利政治条件的推动,西方对乌军援种类不断增多,红线不断被突破。

乌克兰军队在体制和装备上都部分继承了苏联军队的遗产。在地面主战装备方面,乌军和俄军技术水平相当,都以苏联末期的装备为中坚力量。俄军虽有数量优势,但乌军的装备数量使其在冲突爆发初期能够持续抵抗,并未陷入瘫痪。在战备方面,2014年以来,乌克兰一直在为应对俄罗斯军队的大规模进攻做准备,包括推进国防动员体制改革,整训作战部队,并且在乌克兰东部的长期作战中不断积累实战经验。因此,俄乌冲突爆发后,对援助国而言,乌军的自持能力使对其军援的规模相对可控,军援可逐步升级,可操作性强。

美国等国的技术优势也有助于提高对乌军援的绩效。一是相比俄军的同类装备,美欧现役装备技术含量更高、性能更强。二是美国等国的技术研发和国防工业部门可以根据乌军的战场需求,进行技术创新和装备研发。三是提升态势感知能力也成为对乌军援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国高度重视军事援助的后勤保障,这显著增强了乌军的长期作战能力。一是对乌提供主战装备时,根据战场需求不断补充弹药。二是在军援中帮助乌军维修和维护先进装备,不仅派遣专业后勤保障人员提供技术支持,而且还通过加密视频通话等方式,远程指导乌军修理和维护主战装备。三是采取国际合作的方式加强装备的后勤保障能力。

美国在对乌军援中注重发挥基于同盟伙伴关系的优势。北约成员国在美国的领导下,为对乌军援提供了多重支撑。一是美国和北约在俄乌冲突爆发后,重申同盟义务,强调北约将保卫盟友,援助乌克兰。二是北约成员国之间的军事合作关系长期密切,成员国熟悉彼此的国防工业和军事能力,使用的武器装备部分型号相同或相似,北约的军事一体化体系有利于创新对乌军援模式。三是从2014年到2021年,北约国家以多边形式对乌克兰提供了一系列的军事安全援助项目,为俄乌冲突爆发后的多边军援打下了基础。四是遍布北约成员国的军事基地和后勤保障体系,为美国等国快速转运军援装备、开展培训提供了便利条件。

俄军的军事体系、战备和作战等方面的短板,也间接放大了美国等国对乌军援的效果。俄军的短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目前俄陆军规模已萎缩至30万人左右;二是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常规军事力量的现代化进展缓慢。近30年来,俄军仍然以冷战末期苏联的常规装备为中坚力量。由此可见,在俄军数量规模下降的同时,其质量效能也没能获得提升。俄乌冲突的长期化为军援不断升级带来了时间窗口。

俄军在战备和作战方面的短板主要是其作战体系和理论无法适应高烈度持久战。21世纪以来,俄罗斯先后在格鲁吉亚、克里米亚、乌克兰东部和叙利亚等烈度不高甚至非正规冲突中形成的编制体制和作战理念,难以经受高烈度持久战的考验。以俄军铁路运输系统之外的补给线为代表的后勤保障系统也存在缺陷。因此,乌军不断利用美国等西方国家提供的军援装备,打击俄军薄弱环节。

此外,俄军无法有效反制美国和北约的对乌军援。首先,俄罗斯在战略上要防止与北约迎头相撞,无法对乌克兰境外的目标实施打击,无法消除军援的源头。其次,俄军并未掌握战场主动权,没有能力封锁乌克兰西部的边境线,无法阻止军援物资进入和在境外受训的乌军进出乌克兰。最后,俄空中和地面作战力量都缺乏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不能有效打击乌军受援的重型武器。

三 美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制约因素

美国等国对乌克兰的军援及其影响也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是援助国战略目标有限,二是援助国的军事体系与俄乌战场的需求不完全匹配且其国防工业产能有限,三是乌军对不断升级的军援消化和吸收能力不足,四是俄军仍具有规模优势。

第一,以美国为首的援助国在对乌军援上设定的战略目标有限。其目标一方面显示了反对俄罗斯和支持乌克兰的决心,另一方面则是根据战局变化帮助乌克兰获得持续作战的能力。这些目标的设定不仅缺乏前瞻性,而且具有被动反应的特点。在国内政治方面,俄乌冲突长期化之后,各国舆论都不支持本国政府对冲突反应过度,相关国家自身面临的经济和社会挑战也促使它们不愿背负长期对乌援助的军事包袱。在战略选择方面,美国升级对乌军援导致俄乌冲突进一步升级,美国和北约对可能被迫直接参战的担心长期存在。此外,在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国防战略规划中,俄罗斯是短期内“迫在眉睫的威胁”,而中国是长远的“首要挑战”。

第二,即便美国及其盟国愿意追求更高的战略目标,但“后冷战”以来其军事力量建设导向和国防工业现状仍制约了对乌军援。首先,在“后冷战”时代,美国和北约不再面临陆上严重军事威胁,没有大力发展地面作战力量。此外,由于美军长期具有压倒性的空中优势,其地面部队过度依赖空中力量遂行近距离和纵深火力打击,这制约了美军远程炮兵的发展。地面力量发展受限不仅影响美军地面主战装备的库存,还影响了国防工业的产能。美军为确保自身的战备状态不受影响,在对乌军援中能动用的库存主战装备十分有限。在各援助国不进行国防工业动员提高产能的情况下,乌克兰军队无法在短期内大规模换装西方先进主战装备。

第三,乌克兰军队对西方提供的先进军援装备的消化和吸收能力也存在局限。随着军援装备技术水平不断提升,乌军不仅需要掌握装备的基本操作方法,还要熟悉不同装备的协同运用,并不断提高维护保养装备的水平。由于难以大规模换装,乌军基层部队普遍面临在不同制式装备之间、西方援乌装备与乌军作战条令之间的磨合。在后勤保障方面,在战场上主战装备出现故障和受损的情况比和平时期训练时的情况更为复杂。

第四,俄乌冲突长期化之后,俄罗斯军队的规模优势也影响了美国和北约对乌军援的效果。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军虽然暴露出诸多问题,也遭受了严重损失,但其军事体系并未崩溃,依然具备长期作战的能力,给装备库存和产能吃紧的援助国带来更大压力。

四 军事援助对俄乌战局的影响

对乌军援对俄乌战局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战略层面。美国等国持续对乌提供军援,并且根据战场态势的变化不断升级武器类别,表明了其长期坚定支持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决心。军援作为美国等国应对俄乌冲突的手段之一,在战略上与其他形式的援助形成联动,提高对俄施压效果。此外,对乌军援使美国等国在不直接参战的情况下,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塑造战争态势的能力。

截至2023年2月,出于保密的需要,俄乌双方和援助国都没有公布军援装备的战场表现和作战效能等信息。因此,外界只能对军援装备对战场的影响做出初步评估。在俄乌冲突初期,对乌军援主要集中在乌军单兵和小分队能够使用的装备方面。2014年至2021年,通过美国等国组织的军事训练,乌军的素质得到了提升。然而,在主战装备方面,乌军主要依靠自身的存量。乌军部队的战斗力和人员素质还得益于其多年在乌东部获得的作战经验,以及继承的苏联动员体制对部队作战能力的支撑。此外,与远道而来的俄军相比,乌军对战场地形更加熟悉,他们积极利用和改造基辅周边的水网阻滞俄军的进攻。

在俄乌冲突长期化以后,军援升级的首要目标是减少乌军的劣势,确保维持其持续作战的能力,而非创造显著优势。持久战有利于俄罗斯发挥其人力和物力的资源优势,而乌军则面临装备损失难以补充的困境。随着军援装备陆续到位,乌军得以减少被动,在战场上稳住阵脚。而俄军仍然面临战线过长、资源有限的困境,其国内动员也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受俄军长期战备水平较低的影响,无法真正满足前线的需求。乌军得以在未取得总体军事优势的情况下,依靠在重点方向投入大量军事资源,取得了局部反攻的胜利。

在俄乌冲突持续一年多之后,美国等国对乌军援对战局的影响面临多重挑战。首先,乌军主战装备损耗严重。各国承诺的新一轮主战装备援助即使全部到位,也无法完全填补这些损耗。大幅增加地面主战装备的援助受到各国库存和产能的制约。其次,即使军援类别扩大到固定翼战机,短期内也难以见效。美国等国提供的军援对于战场态势的关键影响仍在于帮助乌克兰维持长期作战的能力。至于军援能否助推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反攻,不仅取决于军援的规模能否继续扩大,还取决于俄军对作战目标和前沿部署的调整以及新一轮军事动员的进展。

五 军事援助对亚太地区安全的影响

俄乌冲突对亚太地区安全格局造成严重冲击,使大国关系进一步紧张。各方高度重视吸收和借鉴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提供军事援助的经验和教训,加强战备和威慑力量。与此同时,美国也意识到,由于战略环境的差异,对俄乌冲突的军援模式难以在亚太地区复制。

(一)有利于推进军事体系建设与国防工业动员

对乌军援虽然给美国及其同盟体系在亚太地区的战备造成压力,但却有利于其进一步推进军事体系建设和国防工业动员。军援物资扩展到各型美制地面主战装备和远程精确制导弹药后,在库存和产能上都会与亚太地区的战略需求产生冲突。长期来看,对乌军援将推动美国决策者通过提高国防预算和加强军事动员来弥补短板,增加库存和产能,加强对亚太方向的威慑和军事战备。

(二)提振了盟友伙伴与美国军事合作的信心

对乌军援提振了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对军事安全援助等合作的信心。2021年拜登政府从阿富汗撤军暴露了美国对阿富汗长期援助的低效。俄乌冲突一年多的演进,塑造了美国通过有限军援就能帮助盟友伙伴以非对称的方式挫败大国军事进攻的理念。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盟友伙伴不再质疑军事同盟的价值,而是期待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除日本外,韩国尹锡悦政府在安全战略上更加注重与美国的协调,不仅在朝鲜半岛问题上转向强硬立场,而且在其他地区安全问题上也加强了与美国的合作。

(三)加快了打造亚太地区非对称作战能力的进程

对乌军援的经验使美国及其盟友伙伴在亚太地区尤其是在第一岛链周边的军事体系建设中更注重发挥技术优势,以加快打造非对称作战能力。日本在2022年发布的新国防战略中强调通过研发和部署战斧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获得打击敌方军事基地的能力,并提出要发展无人化作战力量。

(四)“乌克兰模式”难以在亚太地区复制

从总体上看,西太平洋方向的战略与地理环境与欧洲地区存在明显差异,这给在亚太地区复制对乌军援模式带来挑战。首先,乌克兰与台海地区政治背景不同。其次,美国亚太地区的盟友伙伴在高烈度冲突中,对美国直接介入的期待和依赖更强。最后,在地理条件上,濒海或岛屿的地理环境对冲突发生时外界大规模投送物资造成更大挑战。

结论

俄乌冲突爆发一年多以来,美国等国的对乌军援是导致俄乌冲突长期化的重要因素。军事援助的绩效不仅取决于各援助国长期支持乌克兰的目标设定、援助的能力和模式,也取决于乌克兰自身的战略目标和战斗力,以及对军援的消化和吸收能力,更受到俄罗斯的战略目标和作战能力的影响。当前,美国等国虽然能够通过对乌军援在一定程度上塑造战场态势,放大了俄军在战略、战役、战术和技术层面的困境,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俄乌双方的力量对比,也难以帮助乌克兰掌握战略主动权。此外,受到援助规模和战争形态的影响,乌克兰军队短期内在编制、装备和作战思想上也无法实现“北约化”。

对乌军援对亚太地区安全的影响主要体现为美国及其盟友伙伴从军援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强化了战备和军事工业动员,调整并优化了技术应用的路径和前沿部署。然而,由于欧洲和西太平洋战略环境存在明显差异,以及各方对援乌效果的高估,其所谓的对乌军援模式难以在亚太地区复制。美国及其盟友伙伴不存在以低成本和低风险的援助,就能主导西太平洋战略态势的选项。

(原文刊发于《当代美国评论》2023年第1期,全文约2万字,本文为删节版,约1万字。请前往中国知网查阅全文)

来源时间:2023/5/18   发布时间:2023/5/18

旧文章ID:29825

孙成昊:中美关系能否迎来机遇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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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成昊  来源:“香港01网

近期,中美迎来新一轮接触互动。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5月8日会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Nicholas Burns),指出当务之急是稳定中美关系、避免螺旋式下滑,防止中美之间出现意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5月11日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奥地利维也纳会晤,就推动中美关系排除障碍、止跌企稳进行坦诚、深入、实质性、建设性的讨论。同日,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应约会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双方就中美经贸关系和各自关注的经贸议题交换了意见。

维也纳会晤对推动中美两国关系有重要意义。一是从整体背景看,拜登执政后美国继续加大对华战略竞争力度,中方通过这次会晤向美方传递了清晰信号,即不能简单以“竞争”定义整个中美关系,美方应当在对华定位和战略上做出调整,避免两国关系朝着错误方向发展。

二是从对话时机看,这次会晤十分必要。中美元首巴厘岛会晤是成功和建设性的,但由于美方在无人飞艇事件中过度反应、滥用武力,导致中美关系在前段时间遭受冲击。这次会晤对于促使美方正确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排除障碍、止跌企稳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是从会晤议题看,双方的沟通坦诚、深入,中方就台湾问题阐述了严正立场,双方还就亚太局势、乌克兰等交换意见。这一方面证明,美方不应继续采取“以台制华”的策略,必须清楚认识到台湾问题是中美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另一方面,中美关系超越双边范畴,攸关世界前途命运,两国需要在涉及地区和全球的议题上继续保持交流与沟通。

从这一系列互动可以感受到,美方对于加强与中方接触的心态是迫切的。最近一段时间,无论是美国学界战略界还是美国官方,都释放了所谓“调整”或“澄清”对华政策的声音。例如,美国战略界和部分官员认为台海局势并不一定会走向“冲突”、美国应当避免让台海冲突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美国并不谋求对华经济“脱钩”等。这再次证明,美国战略界对华态度绝非铁板一块,仍应加以细分。

此外,美国的盟友与伙伴担忧中美走向“新冷战”而伤及第三方,这种心态对美方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尤其在乌克兰危机下,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友都不希望美国继续升级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欧洲盟友担心,乌克兰危机尚未解决,如果美国继续制造中美关系紧张,对于缓和欧洲局势并无益处。而美国将欧洲板块与“印太”板块绑定,试图渲染“印太”地区的紧张形势、塑造中国的周边战略环境,包括对地区经济合作实施“安全化”操作、建立“排华”小圈子等,这些举措都让亚洲盟伴担心地区和平与稳定受到冲击。

然而,这一系列的动向并不代表美国官方对华战略出现实质性逆转,如果美方不能真正调整对华心态和政策,可能仍将错失改善两国关系的机遇窗口。从战略层面看,美国应当纠正错误的对华竞争战略,如果美国始终坚持用“竞争”和零和思维看待中美关系,试图搭建再多的“护栏”、管控再多的“危机”也不会在根本上扭转两国关系态势。从操作层面看,美方应当停止“说一套做一套”的表现,把“五不四无意”的承诺落到实处,而不是一再玩弄文字游戏。

展望未来,美国在一些关键层面和领域的对华政策值得关注。例如,在战略层面,美国是否能够就两国关系的原则性共识有更为清晰的认知。在去年11月的中美巴厘岛元首会晤上,两国领导人同意要共同探讨确立中美关系指导原则,或者说战略性框架,并责成双方团队在会后就该问题继续谈下去,争取尽早达成一致。但由于此后无人飞艇事件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持续强硬,达成这一共识面临挑战。

在经贸领域,虽然美国积极谋求的对华经贸施压和科技“脱钩”对其自身发展构成一定程度反噬,但在当前美国对华大国博弈态势持续发展和两党就施压中国立场趋于一致的背景下,美国或将继续推出新的、更大规模和更多领域的对华经贸和科技打压举措。如果说美方短期内无法摆脱对华“竞争”思维,但能否在上述领域划定更为清晰的竞争“边界”,让“小院高墙”真正局限在“小院”之内,值得观察。

总而言之,对于美国的善意接触,中方向来不排斥并保持开放的态度,也愿意与美方共同解决困扰各方的难题,但接触的内容和规则不可能由美方说了算。如果拜登政府不能利用好接下来的窗口期,时间拖得越长,改善中美关系的阻力可能越大。

来源时间:2023/5/18   发布时间:2023/5/15

旧文章ID:29824

孙太一:美外交攻势是陷入窘境后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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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太一  来源:海外看世界

特朗普时期的世界对美国是极为不满的。无论是竞争对手还是盟友伙伴都深受美对外政策之苦。而自拜登上台以来,美虽然在言论上有所调整,在实际行动上却依旧让很多国家认为美外交政策并没有在实质上从特朗普的道路上大幅转向。从布林肯怠慢东盟国家外长,只在从爱尔兰飞以色列的飞机上尝试接入会议却让各方尴尬等待的外交事故,到不顾北约盟友反对从阿富汗撤军让北约在阿后勤彻底瘫痪,从迫使欧洲承担对俄制裁的大部分代价,到以《通胀削减法案》大量补贴美国企业而让伙伴国家的企业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等等。可以说,拜登政府在外交上虽然没有特朗普时期那么出格,却同样令各方不满。

美方自己泄露出来的情报评估也告诉我们,美国对自己的外交处境并不那么乐观。最新泄露的机密文件显示,主要发展中国家并不希望被卷入中美竞争,也不希望参与俄乌冲突中的站队——当然,各方都希望能在中美俄的博弈中获益。美方的一些伙伴或者一直在争取的对象,比如印度、巴西、巴基斯坦、埃及等,都认为美国不再是那个完全无法撼动的霸权国了,他们也因此没有必要一直一边倒地靠向美国,追寻“扈从”去搭美国的便车。偶尔去搞一搞“权力平衡”也是很值得的。

日本和美国并非铁板一块。岸田文雄最近在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表示,中美日之间必须优先考虑积极主动的外交,他希望日本能和中国建立有建设性的、稳定的关系。总体来说,岸田认为中美之间的冲突当前可能过于激烈了。因此,日本领导层已经多次呼吁美日和中国之间应该加强沟通。日本的相关态度也已经在“七国集团”外长会议的联合公报中体现出来。报告指出“七国集团”成员国应该和中国坦诚相待,与中国合作。

菲律宾这边,虽然美菲最近的军事合作进行得如火如荼,但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已明确表示,如果未来在台海发生战争,美国将不能利用其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对中国采取“进攻行动”。一方面,菲律宾在加强与美国防务关系的同时也要在中美之间取得一定的平衡,另一方面,菲律宾愿意与美进行防务合作,主要是希望能获得美方在安全上的保护,而非将自己作为棋子,卷入到大国冲突之中。

印度方面,除了俄乌冲突以来一直不愿意和美国站队,反而和俄罗斯提升贸易的规模,大量购买俄罗斯原油,最新的情报泄露还显示,印度方面已经在私底下向俄罗斯保证在G20峰会上不讨论俄乌战争这个议题。虽然印度在这个议题上显然会受到美方及其他一些参与方的施压,但印度的态度就足以表明其在美俄之间搞平衡的意图。而且,印度的立场也代表了很多在美俄之间不愿意站队的国家,因为他们看到俄罗斯的实力好像并没有在受到西方全面制裁、施压之后受到太大的影响——这也是美方泄密情报内的评估—— 有些国家还需要从俄罗斯继续不断购买能源和武器。

另外,法国要搞“外交自主”,受美国大量援助的埃及考虑要卖火箭弹给俄罗斯,巴西要和美国背道而驰推动“全球和平阵营”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阿根廷、墨西哥等都希望在中美之间斡旋以获取最大的利益等等。美国最近的几波外交攻势正是在陷入这种窘境之后做出补偿的迫不得已。

也正是因为看到这种现状,美国不得不利用去年中期选举和明年大选之间的这个窗口期来做一些调整,尤其是去尝试稳住中美关系,不让双边关系继续下滑,这才有了贸易代表戴琪在4月20日再次重申美国没有和中国脱钩的意图,财长耶伦在同一天表示要和中国建立有建设性的、公平的关系,而沙利文随后也很不情愿地表态希望与中国保持经济联系,支持“去风险和多样化”,而不是脱钩。与此同时,布林肯希望能将其访华一事重新提上日程,耶伦和雷蒙多也希望能做让中美关系“破冰”的使者,奥斯汀也希望和中国防长于下月在新加坡会晤。美方虽然更为看重的是“沟通渠道畅通”本身,并没有做好在实质议题上和中国加深合作的准备(在高科技领域可能马上还会变本加厉对中方有所打压),但上面所提的这样的姿态或多或少也源于外部大环境的改变,以及美方对中方硬实力正在逼近美国的评估。

从近来中美的竞争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积极的因素。比如中方在成功撮合沙特与伊朗恢复关系之后又开始尝试在俄乌之间斡旋,而美国也对在苏丹、也门、巴以等一些地区的冲突尤为关心。中美比赛谁能给世界带来更多的和平与发展对国际社会而言显然是好事。而一些国家自然也希望能在这一轮大洗牌中获得更大的自主空间和利益,而并不会因为某一方面加强了外交攻势就完全一边倒地朝向那一方。多极的世界秩序正在缓缓到来。

来源时间:2023/5/18   发布时间:2023/5/17

旧文章ID:29823

庚欣:中美涉台相处之道正形成多边互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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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庚欣  来源:海外看世界

近年来,因台湾问题不断被明确为中美关系的“核心之核心”,双方涉台互动的力度大、变数多,几乎美国的所有“关系户”都在主动或被动地就台湾问题表态,其中日本、韩国、菲律宾等比较引人注目。俄国等也在以相应力度表明既有立场,国际社会正在形成以中美涉台相处之道为大背景的一个新的多边互动新格局。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吗

台湾问题十分重要而且越来越重要,但是,台湾问题可能不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无论是在1972年、1978年乃至2008年前后,台湾在中美关系中,都是一个虽具有特殊地位、但并非最重要的问题,而且也并非都是以“负面因素”的形象出现。2012年,时任国台办主任王毅先生访美时曾总结过:“中方希望美方继续发挥积极作用(加重体为引者所加),期待中美共同努力,使台湾问题真正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真正成为合作的因素,而不是摩擦的因素;真正成为增进战略互信的因素,而不是导致战略互不信任的因素。”

事实上,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中,台湾问题不止一次曾经成为过正面因素。所以中国政府一直强调中美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合作,并且以“不冲突”作为中美相处之道的第一条。这本身就是对“台海必有一战”的否定。可见,最重要的问题可能不在台海,而是中美相互的敌我定位和矛盾激化程度,在决定着中美关系特别是台湾问题的现实走向。从现实看,只有当美国越发将中国设定为主要的战略敌对竞争对手且威胁日增,甚至到不惜牺牲自己与中国的巨大合作利益,冒着与中国摊牌的巨大综合风险,也要跃跃欲试地打算与中国做一个“局部对车式”碰撞,逼中国放弃和平发展主题,陷入类似俄乌危机那样的热战或冷战泥坑,——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台湾问题才会成为中美最敏感、最具风险、最可能使双方撕破脸的现实压力。因为美国看到,要想让中国真正走入战争的现实轨道,只有台湾问题有这样的负面诱惑力。从这个角度说,台湾可能是最重要、最易于操作的“引线”,其实如果中美矛盾真激化到那个程度,没有台湾问题,双方可能也会有其他出口来释放这种负面能量的。

如果上述逻辑是成立的,那么问题就在于:美国为什么对中国如此敌对?尤其近年来对华政策出现大滑坡式的变化,其真实原因何在?责任何在?有解无解?中国怎样来面对、解决这个困局?中国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或最好不做什么?想明白这些问题,可能是构建中美相处之道的前提,而这是“今后 50年世界最重要的事情”。

最近美国对华关系特别是涉台博弈中展现出“软硬兼施”、“阵营分工”和“多边互动”三个新特征

拜登上台后,美国调整了特朗普时期的做法,在对华特别是围绕台海问题的博弈中展现出一些新特征。

第一是“软硬兼施”。即不仅有军事、法律、外交、政治的硬性资源投入和正面碰撞,也特别突出了意识形态、制度差异等软性因素的渲染炒作。这不仅是美国的一贯手法,也是今天多样性的国际社会,各国比较易于接受的一种操作方式。

第二是“阵营分工”。与过去美国垄断涉台对华话语权的情况不同,近来美国使出浑身解数威逼利诱,大力以“阵营化”方式逼相关各国在台湾问题上选边站队,竭力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形成了一股“多国涉台大合唱”的歪风,而且还分出“声部”,做出分工。如日本总体上离台湾比较“近”,就由日本发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日台一体化)的声音。韩国则因为半岛吃紧,且与台海关联度较高,韩国的焦虑感加上尹锡悦的保守观,非常过分地讨好美国和日本,一反常态地发出“台湾问题是国际问题,要反对以实力改变现状等”更露骨的声音(尽管会有一些后续变数)。而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则以民主、自由等各种理由或借口,参与到这个大合唱之中。美国是总指挥,是作曲兼主唱,正在形成一个阵营化的、有分工、有主次秩序的“涉台统一战线”。

第三是“多边互动”。这些“合唱团员”其实各怀心思,各自对美对台或对华等的目标诉求和利益关切是各不相同的,实际上是借台湾问题展开的一场“多边利益交换互动”的大戏。日本是希望借此与美国更进一步捆绑起来,让中美更对立,以此让美国帮助日本平衡中日关系矛盾困境的压力。韩国则是在朝鲜等威胁压力下,想逆向操作,讨好美国,换取“核共享”等重大利益,于是不顾一切完全站在美国立场,甚至比美国有过之无不及(恰好与这30年来韩国对台政策最强硬形成对照,也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观察点),这些国家都是在提出够分量的利益诉求的同时,付出了“得罪中国”、“伤害自己”的沉重代价。可见,这个涉台反华的阵营中,表面是众口一词,其实是各怀心思,都有一本自己的“利益经”。大多是对美有利益交换要求,也有与台湾直接的各类利益互动(如日台之间的特殊关系)。当然也有针对中国的负面动机,还有自身国内的政治需求(韩国比较突出)等,因此呼应了美国的需求呼唤。我们应该在这样错综复杂的多边互动利益格局中,有分有合,抽丝剥茧,由浅入深,由点到面,进行综合性细致分析,才能找到真正的完整答案以及正确妥善的对策。

中美关系当然是“纲”,但其他所有相关因素虽然是“目”,但也都是不能忽略或掉以轻心的重要因素,都有其各自的不同特点,特别是都与中国有微妙而不同的复杂利益互动。与美国对中国打台湾牌同理,其他国家(日韩更明显些),也都是在与中国就整体双边利益取舍进行着这种复杂的博弈。近日将在日本广岛举办的G7峰会估计又会有新的进展。我们必须纲举目张,同时也要“纲目并举”,更全面、客观、成熟、冷静地予以分析和面对。

来源时间:2023/5/18   发布时间:2023/5/17

旧文章ID:29822

蒙大拿州禁止TikTok将引发言论自由法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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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tu Woo / Meghan Bobrowsky  来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蒙大拿州州长签署了美国第一个彻底禁止TikTok的法案,为一场法律斗争铺平了道路,这场法律斗争可能决定华盛顿正在考虑的一项全国性禁令的命运。

蒙大拿州议会上个月通过了这项法案,共和党州长Greg Gianforte周三签署了这项法案,使之成为法律。这项立法招致了TikTok和包括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在内的言论自由倡导组织的批评。TikTok由中国公司所有。

蒙大拿州的禁令将于明年1月1日生效。不过,任何法律挑战都可能引发一项禁令,推迟该禁令的生效日期。

该法律将禁止TikTok在蒙大拿州境内运营,还将禁止谷歌和苹果公司(Apple, AAPL)等应用商店在蒙大拿州境内提供TikTok下载服务。TikTok和应用商店将因违反法律而被处以每天1万美元的罚款。TikTok的个人用户不会受到惩罚。TikTok和运营应用商店的公司暂未回复置评请求。

目前还不清楚这项禁令将如何执行,也不清楚在明年1月1日禁令生效之前下载了这款应用的蒙大拿州用户会有什么后果。蒙大拿州用户是否可以使用一种变通办法,比如虚拟专用网络(VPN),让他们的设备看起来像是在蒙大拿州之外,这些问题也没有得到解答。

当被追问细节时,发起该法案的共和党州参议员Shelley Vance表示,遵守该法案的责任将落在TikTok身上。

来源时间:2023/5/18   发布时间:2023/5/18

旧文章ID:29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