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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当选,美国经济注定增长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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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友浪  来源:政见

  最近一项研究表明,当美国总统是民主党人而非共和党人时,美国经济在 GDP 增速、股市和工资增长等方面总体表现得更好。

  从 1949 年到 2012 年的 64 年中,美国总共有 16 个完整的总统任期。民主党人占据 7 个任期,共和党人占据 9 个任期。

  从 GDP 增长速度来看,在这 64 年中,美国每年 GDP 的平均增长速度为 3.33%。其中民主党总统执政期间的 GDP 年均增长速度是 4.33%,而这一数字在共和党执政时期则变成 2.54%。民主党人拥有 1.79% 的明显的年均增长优势。

  这一差距在完整的一届任期中被放得更大:一位民主党总统完成四年任期后,经济总共增长 18.5%,而一位共和党总统执政四年只能将经济提升 10.6%。

  数据还表明,民主党执政期间的经济增长虽然更快,但经济波动的幅度却和共和党执政时期无明显差异。

  从经济衰退数据来看,美国经济研究局 (NBER) 的数据进一步佐证了上述判断。

  在这 64 年间的 256 个季度中,民主党人占据白宫 112 季,共和党人占据白宫 144 季。但在 49 个经济衰退季度中,只有 8 个季度出现在民主党总统的治理下,另外 41 个季度都出现在共和党执政期间。

  因此,每个民主党总统任期内平均只有 1.1 个衰退季度,而每个共和党总统任期内平均则有 4.6 个衰退季度。

  其他经济指标的考察也确认了民主党的 “优越性”:在人均 GDP 的年均增长率方面,民主党高于共和党 1.73%;在就业方面,民主党执政期间的年度就业增长率高于共和党 1.42%;在股票市场方面,当民主党执政时,标准普尔500家上榜企业的年化收益高于共和党 5.65%……民主党还在真实工资、劳动生产力等方方面面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优势。

  更胜一筹的执政能力?

  那么,两党总统之间的经济增长差距是如何发生的?民主党总统是否真的更善于管理经济?

  在总统的从政经历上,我们能否找出蛛丝马迹?例如,在国会当过议员的总统是否会更善于调动各种政治资源?在各州当过州长的总统是否执政能力更强?然而,统计分析发现,总统的从政经历似乎与经济增长并无显著关系,更无法帮助解释民主党与共和党总统之间的经济增长差距。

  那会不会是民主党总统在当政时采取了较为激进的财政或货币政策?事实上,从财政数字看,尽管民主党总统的财政政策更不稳定,但共和党总统的财政赤字更为严重。

  考虑到国会才是财政政策的真正控制者,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上述所谓的党派差距并不来源于两党对白宫的控制,而是来源于两党对国会的控制。

  研究发现,当民主党同时控制白宫和国会时,平均经济增长确实最快 (4.69%);当民主党人当总统,共和党人控制国会时,平均经济增速为 3.86%;当共和党人控制白宫时,无论他们控制国会与否,平均经济增速都低于 3%。因此,民主党总统的优势并不能由民主党对国会的控制得到解释。

  从货币政策看,当美联储主席由民主党控制时 (由民主党总统任命),GDP的平均增速为4%;当这一职位由共和党控制时 (由共和党总统任命),GDP的平均增速为 2.73%。当民主党人同时担任总统和美联储主席时,经济增速为 5.27%;当共和党人同时担任总统和美联储主席时,经济增速为 2.41%。

  但是,两党总统执政时期的名义和实际利率并无显著差异。事实上,民主党人担任总统时的联邦基金利率往往更高。也就是说,在民主党执政时,美联储其实更倾向于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两党执政的经济增长差距并不是由于民主党采取了较为激进的货币政策引起的。

  踩不完的狗屎运?

  既然无法直接从上述执政因素上得到解释,那么答案会不会只是民主党的好运气?对美国历史上各种外生冲击的分析似乎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上述可能。

  历数二战以后的多次石油危机,我们会发现,当共和党执政时,石油危机更多,油价上涨更快,因而更不利于共和党治理下的经济发展。与此相反,在民主党执政时期全要素生产率 (社会资源利用效率) 往往更高。

  此外,国际形势突变所引起的海外战争往往能引起国防开支的增长,从而刺激经济的发展。二战以后的美国打了多场战争,民主党执政时 (例如朝战、越战) 的国防开支确实增长更快。

  就好运而言,民主党总统克林顿可以提供一个典型例子。

  克林顿恰好在在苏联解体后成为美国总统。在他执政期间,美国是全球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正是 “独孤求败” 的时期,于是,美国在索马里、海地、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等不稳定地区找到了各种由头,连续发起海外战争行动,国防开支迅速增长。

  恰逢里根时代的严重赤字因为老布什的果断决定也在此时刚好消失,经济快速恢复;计算机技术也正好席卷美国,大大刺激了经济转型。用 《金融时报》 记者的话说,“好运如斯,也难怪克林顿在总统任上有空在椭圆形办公室和实习生调情”!

  最后,对两党经济差距的解释,除了上述运气成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消费者对民主党的信心本来就更强,因而民主党执政时期消费更旺盛,从而造就了一个 “自我实现的预言”。

  研究数据似乎部分支持了这一解释,一方面,两党经济差距主要来源于民主党总统执政的第一年;另一方面,当民主党执政时,人们对耐用品和固定资产的消费 (最容易受消费者信心的影响) 增长更快。

  当然,统计分析发现,上述运气因素加起来也只解释了 60% 左右的两党经济差距。我们期待在未来的研究中,能看到更为丰富的解释。

  参考文献

  Alan S. Blinder and Mark W. Watson. (2016). Presidents and the U.S. economy: an econometric explor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6 (4):1015-1045.

  Gideon Rachman: A Clinton in Power Will Not Bring Back the Good Times

来源时间:2016/5/23   发布时间:2016/5/18

旧文章ID:10422

到底谁是特朗普团队的心机BOY?

作者:刁大明  来源:腾讯《大家》

  “过去15年或者16年中的外交政策建制派们几乎没有做对过什么。他的言论更多延续了老布什以及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的世界观。现实主义也在更大程度上进入了他的思考当中。这是我非常欣赏的!”很难想象这段溢美之词是献给唐纳德·特朗普和他令人咋舌的外交言论的。5月初,当特朗普以唯一竞争者的身份成为共和党的推定总统提名人之时,作为国会参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主席的田纳西州共和党人鲍勃·科克(Bob Corker)接起了从特朗普大厦打来的电话,并很快安排了与特朗普团队的会面。

  随后,这位同为商人出身的共和党温和派开始当众夸奖特朗普的外交立场,甚至还愿意为后者充当外交事务顾问。讽刺的是,科克是在去年年初才出任外委会主席的,当时仅仅8年的国会经验使其成为1883年以来资历最浅的共和党籍国会参议院外委会主席。保持纪录者即1880年在加州当选国会参议员的共和党人约翰·富兰克林·米勒(John Franklin Miller),极端反华人立场以及在1882年《排华法案》立法中的“旗手”角色使其在1883年就升任了外委员会主席。换言之,资历颇浅的科克本人或许还迫切需要专业顾问,他对特朗普的支援也只能是象征性的。或者,科克的潜台词是:我愿意做特朗普的竞选搭档。

  那么,走到今天的特朗普,到底需不需要科克这样的建制派政治人物,甚至是专业顾问团队的建议呢?这的确是外界所一直关注甚至担心的,毕竟在某些专业政策议题上,资深人士的辅佐才能为新任总统的决策增加足够确定性,而不是现今特朗普颠覆式外交主张所带来的大开大合。面对这种顾虑或者压力,在民调领先八个月后的3月21日,特朗普慢吞吞地交代了其外交顾问团队的初步构架。作为特氏在国会山上最早收获的支持者,亚拉巴马州的资深国会参议员杰夫·塞申斯(Jeff Sessions)受邀负责协调外交事务团队。但从立法偏好上看,他作为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以及司法委员会移民、边境安全以及难民事务分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应该更多在军事战略和移民事务上提供一些约束性的建议。

"特朗普,美国总统竞选人"

特朗普,美国总统竞选人

  如果说塞申斯还算老马识途的话,构成外交顾问团队的五位核心成员则彻底令华府迷惑了:他们分别为前陆军中将基思·凯洛格(Keith Kellogg)、前国防部总督察长乔·施密茨(Joe Schmitz)、反恐专家瓦利德·法勒斯(Walid Phares)、能源专家卡特·佩奇(Carter Page)以及乔治·帕帕多普洛斯(George Papadopoulos)。虽然有媒体评价这个团队水平太低,只能期待特朗普有点石成金的魔力,但如果仔细审视这五位外交顾问的背景资料,或者也正是特朗普所求之不得的。

  其一,五人团队远离决策圈。凯洛格履历中最为傲人的一笔即在2003年11月到2004年3日在盟军驻巴格达临时机构中担任首席运营官;施密茨在国防部的位子只是在小布什第一任期内坐了三年;而其他三人没有任何与华府决策圈的明显交集,法勒斯在2012年曾加盟罗姆尼竞选团队、帕帕多普洛斯在这次选举周期中曾为本·卡森团队工作,但都并未实际参与过外交决策。不过,这些“圈外专家”基本上延续了特朗普“反智主义”的“反建制派”定位。试想,如果特朗普此时就高调推出一个“全明星”阵容的话,可能也难以平抑那些反华盛顿、反精英的选民心中的愤怒,特别是在众多共和党外交安保精英联名抵制的情况之下。

  其二,五人团队聚焦领域十分单一。凯洛格、施密茨以及佩奇负责军事事务:凯洛格曾在陆军战争学院深造,并在1967年到2003年在美国陆军服役;施密茨毕业于国家海军学院,熟悉国防部运作;佩奇也曾就读于国家海军学院。法勒斯本人是黎巴嫩后裔,专注于中东事务与反恐议题;而凯洛格和施密茨在军队和国防部任职期间也适逢反恐战争,对中东事务相对熟悉。佩奇和帕帕多普洛斯的领域是能源议题,区别在于前者关注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后者则在国际法意义上更多探讨。从军事战略到中东反恐事务再到能源安全,这些关联性议题虽然远非国际关系的全部,但却明显事关特朗普口中念念不忘的美国的“真正威胁”。换言之,与其说视野褊狭,还不如说是战略聚光,从而彰显其“美国优先”的核心竞选理念。

  其三,五人团队争议颇多。在五人名单公布之后,马上就爆出凯洛格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立场与特朗普存在分歧的消息,但特朗普却难得开明地灭火说“喜欢不同意见”。此外,施密茨2005年离开国防部的原因据说与涉嫌干扰调查的滥权行为有关。法勒斯则被报道与多个反穆斯林的基督教武装组织关系密切。佩奇长期涉足俄罗斯以及里海事务,据悉与俄罗斯高层保持着密切联系,持有要求美国改善对俄政策的争议立场。而帕帕多普洛斯则因为资历太浅、几无建树而被讥讽为是负责“端咖啡”的外交顾问。不过,这些争议甚至是可能酿成丑闻的隐患,似乎在特朗普眼里未必坏事。就像特朗普从来都不缺乏新闻爆点一样,外交顾问身上的这些争议同样具有吸附媒体关注度的效果,特别是在锁定提名后,特朗普愈发需要更多争议议题来保持热度。在“上梁不正”的情况下,“下梁正”的团队岂不是太过违和的状况?

  这样看来,特朗普目前公布的外交团队虽说奇形怪状,但也绝对是量身定做的务实之选。也如他曾承诺的那样,不久还将公布更多后续名单。而目前看,公布更为专业名单的时机显然还未到来,比如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的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可能还需要更多时间的权衡才会名正言顺地使用特朗普首席外交幕僚的名头。

  不论如何,关于外交顾问团队的质疑可以暂且安全平息了,即便是东拼西凑,特朗普也算又下了一招不错的棋。但按照以往多次竞选的一般状况,一个总统竞选的庞大团队总会有高手在背后操盘,如今给特朗普支招儿的心机BOY到底是谁呢?从2000年小布什背后的卡尔·罗夫(Karl Rove)到2008年运作奥巴马团队的戴维·普洛夫(David Plouffe)再到2012年奥巴马连任时重用的吉姆·梅西纳(Jim Messina),这次特朗普所依仗的只是那位43岁竞选经理科里·勒万多斯基(Corey Lewandowski)吗?虽然竞选团队内部的运作与生态需要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才可能被外界了解,但仅仅从静态观察,勒万多斯基还不足以与罗夫或梅西纳等“政治师爷”级别的高手比肩。

"《纸牌屋》剧照"

《纸牌屋》剧照

  要想运作一场总统竞选,首当其冲的条件应该是在不同地区长期积累辅选经验甚至是总统层次选举运作的历练。虽然罗夫的大多数职业生涯都奉献给了得克萨斯,但也曾到宾西法尼亚、密苏里以及亚拉巴马客串多次。同时,罗夫在得州的辅选生涯广泛涉及总统、州长、国会参众议员等各层次,且从1970年代末开始一直延续到了新世纪,可谓不能再资深的状况了。而普洛夫在1990年就曾参与艾奥瓦州国会参议员汤姆·哈金(Tom Harkin)的连任竞选,并在1992年哈金谋求民主党总统初选的竞争中充当州层次竞选主管,随后又转战马萨诸塞、特拉华、新泽西、密苏里、伊利诺伊以及纽约等多个州。梅西纳更是从担任时任国会参议员马克斯·鲍卡斯的助手起家,分别在蒙大拿、纽约、北达科他甚至阿拉斯加的竞选运作中积累了大量团队经验,2008年也在奥巴马的历史性竞选中担任全国主管。坐拥策划奥巴马2012年连任成功的战绩,梅西纳甚至还受雇于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备战2015年的议会选举,如今又接受了意大利总统马泰奥·伦奇(Matteo Renzi)的邀请,运作2016年10月的宪法公投。

  反观勒万多斯基,只在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以及俄亥俄三州有过竞选经验,只为国会议员以及州议员辅选,且其服务的最高职位参选人还以国会参议员连任失败告终。即便不与前辈比较,特朗普阵营这种“勒万多斯基”级别的配置甚至都无法与希拉里团队抗衡。在本次大选中,希拉里为了弥补在年轻选民群体中的短板特意启用了36岁的罗比·穆克(Roby Mook)出任竞选经理。穆克年轻却资历深厚,拥有在佛蒙特、新罕布什尔、弗吉尼亚、马里兰等州的辅选经验,还曾在2008年希拉里总统竞选团队中负责俄亥俄、内华达以及印第安纳等关键州的初选选情,这些都是勒万多斯基仅仅“让特朗普做自己”的竞选战略所无法比拟的。换言之,虽然最近传出特朗普将遴选副手的重任交给勒万多斯基负责,从而充分展现了主仆之间的牢固信任,但勒万多斯基能够提供的辅助价值的确值得高度怀疑。

  事实上,随着共和党多位参选人的纷纷退出,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也成为多位资深竞选顾问转投时选择的重要山头。来自本·卡森、克里斯·克里斯蒂、里克·佩里甚至斯考特·沃克竞选团队的多位竞选顾问在过去数月中相继加盟特朗普阵营,而这些顾问大都经历过新世纪以来的四次总统选举。甚至连迈克·哈克比(Mike Huckabee)的女儿萨拉·哈克比·桑德斯(Sarah Huckabee Sanders)也在父亲退选后转投到了特朗普的麾下。

  这些选战“建制派”正在从特朗普这场“反建制派”竞选的内部展开一场革命,着手修正勒万多斯基等人关于“让特朗普做自己”的竞选基调。最具标志性的调整发生在2016年3月28日,特朗普团队正式聘用曾在1972年(福特)、1980年(里根)、1988年(老布什)以及1996年(多尔)等多次共和党总统大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资深人士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出任“全国代表大会主管”,并随后又托付其操办初选后半程各州的竞选运作和竞选财政事务。马纳福特的到来很快令特朗普团队内部出现裂痕。特朗普在4月27日的外交政策演讲被认为突然有了不少“总统范儿”,也就是马纳福特等人占据上风的最好例证。如果按照常理讲,随着特朗普挺进大选,“改造派”马纳福特等人应当会大行其道,而“放任派”勒万多斯基的去留将是特朗普是否在扛着“反建制派”大旗的同时却渐渐被“建制派”收编的标志性参照物。

  至少到目前为止,特朗普还手握着道路的选择权,甚至他在试图保持着竞选团队中两派人之间的平衡,艰难地回答着这样一个问题:让自己更像自己,还是更像总统?可见,最大的心机BOY其实是特朗普自己,但这种自编自导自演的竞选路数,真的可以撑到最后吗?

来源时间:2016/5/23   发布时间:2016/5/19

旧文章ID:10421

张铁志:川普之后的美国政治地图

作者:张铁志  来源:腾讯《大家》

  几乎没有悬念,川普将成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将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

  这会如何改变美国的政治格局呢?

  (一)

  1964年,极右派的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代表共和党参选总统,结果他的极端立场导致大选惨败,但他却赢得了共和党的未来。同一年,当民主党的约翰逊政府通过民权法案后,他和助理说:“我想我们刚把南方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送给共和党了。”

  意思是,原来支持民主党的南方白人会因为不满民权法案,转向支持共和党。这的确是后来所发生的。1968年上台的共和党总统尼克松就采取所谓“南方策略”,动员南方白人对民权运动的不满情绪,争取他们支持。此后,种族牌加上宗教、堕胎、同性恋等所谓“价值”议题,让南方白人工人越来越转向共和党。但这也造成共和党在本质上的剧烈矛盾:一方面是主张小政府、减税、自由贸易的有钱人,另一方面是受上述政策所害的白人蓝领工人。尤其在里根时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让美国社会越来越不平等。

  到了小布什时代,这个共和党内部的阶级矛盾被911之后的反恐怖主义气氛,以及小布什积极进行的“文化战争”——所谓的3G(Gay/同志、Gun/枪、God/上帝)去动员中下层选民——所遮盖,因此裂痕没有扩大。直到他下台时,但由于他进行两场不受欢迎的战争,加上 2007年巨大的金融风暴,共和党的富人和劳工阶级的裂痕越来越大,群众愈来越觉得被精英背叛。

  两年后,右翼立场鲜明的茶党(Tea Party)让失落的草根群众找到新的出口,成为共和党草根群众对于精英的反抗。

  然后有了川普,掀起了共和党内部的革命,也震撼了世界。共和党的建制非常不喜欢他,希望把他拉下来。但在很大程度上,川普可以说是过去共和党文化的产物:白人中心主义、种族歧视、仇恨政治、反智。

  当然这很讽刺,虽然他是一个纽约富豪,但是他的民粹修辞却打动了草根选民。这一方面是他的直白(与粗鲁)再加上对媒体操作的熟练吸引了选民,另一方面如上所述,基层选民早已对权力精英不满。在这次初选期间的出口民调,每一个州都有超过50%的共和党选民认为被他们的领袖背叛了,而这些人,都是川普的主要支持者。

"共和党候选人川普"

共和党候选人川普

  更进一步来说,川普最主要的竞选主轴就是要创造工作机会,是要“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这抓住了美国基层人民的心。

  要如何做到呢?一则是如众所皆知的强烈本土主义、批评/歧视外来移民。根据调查,整个共和党最关心的是两个议题:对民主党的憎恶和对移民的关切,即使在温和派中,都有近八成的人想投给反移民的候选人,且有88%的人认为民主党危害国家福祉。皮尤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 在2012年问受访者:“新移民是否威胁美国价值?”全体受访者是一半一半,但共和党受访者中却有60%赞成。CNN/华盛顿邮报的民调发现,对于川普要禁止穆斯林进入的说法,在阿拉巴马州,有78%的共和党初选选民赞成,在德州有67%的共和党初选选民赞成。

  另一方面川普也有和过去共和党不同的经济思维。过去共和党的主流经济思维是自由放任主义加上小政府,但是科技发展、全球化和金融危机造成了贫富不均和中下阶层生活的困境。《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指出,针对这些问题,共和党仍然不相信政府可以扮演积极角色。泰德·克鲁兹(Ted Cruz)就是这种态度,过去的茶党也是。然而,川普支持全民健保政策,支持对富人加税、批评自由贸易、反对删减社会安全,甚至说出支持福利政策以避免让弱势者“死在街上”。这对基层选民来说,是更实在的。

  简言之,蓝领白人的愤怒与焦虑是对这个体制的深深不满,他们严重不信任华盛顿和华尔街精英,他们认为是外来移民和中国抢走了他们的工作,他们不反对政府提供福利但不认为福利应该给别人,他们看到白人不再是这个国家的多数,然后2008年又是一个黑人自由派当选总统。因此,这是一个他们感到日益陌生的美国——2015年一项民意调查问选民是否同意他们越来越不能认同美国的改变,72%的共和党选民表示同意。

"美国工人"

美国工人

  (二)

  对民主党来说,1968年是一个转折点。

  那一年, 在芝加哥的民主党大会陷入一片混乱,最后民主党败给共和党的尼克松,因此他们成立一个“麦戈文委员会”(McGovern Commission)来重整民主党。在这个重整过程中,劳工被排除于主要权力结构外,因为在1960年代的各种社会运动冲击之后,民主党核心认识到,美国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矛盾,而是“认同政治”,工会是旧时代的恐龙,与新时代脱节,且太过白人中心。

  此后,工会当然还是民主党联盟的重要部分,但不论是资助民主党或是选举动员方面,他们的地位已经大不同与之前了。

  经过了1980年代的里根主义革命,到1992年克林顿上台时,更确认这个新民主党的方向:经济上大幅往保守派方向移动,他宣称“大政府时代已经结束了”,改革福利制度,推动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NAFTA),推动金融去管制化。在社会和文化议题上,他个人看似属于自由派,包括在性道德上的放纵,被质疑年轻时吸大麻——因此明显是属于1960年代的嬉皮风格,但是在政策上,为了吸引“里根民主党人”(Reagan Democrats,亦即在社会议题上保守的白人工人),他强调打击犯罪、死刑等秩序与安全议题。当然,比起共和党,还是自由派很多。但在1994年的期中选举中,南方和中西部较保守的国会议员都败选,因此民主党的组成越来越多来自东西岸和大城市、大学城等地方,还有黑人和拉丁裔族群。

  美国知名政治评论家托马斯·弗兰克(Thomas Frank)在他的新书《听见没!自由派》(Listen, Liberal: Or, What Ever Happened to the Party of the People?)中就认为,民主党越来越转向拥抱专业阶级(the professional class)——律师、医生、企业家、高级白领、文化界人士、科技界。

  弗兰克认为,这群人有一种特殊的意识认知,亦即社会不平等不是最主要的问题,因为他们相信只要透过好的教育,就会带来个人的成功。克林顿的福利改革就是强调教育和职业训练,来鼓励个人加入全球竞争。

  到了奥巴马,他本人就是一个成功的法律专业人士,他的主要财经团队也是和华尔街关系密切,以致于金融风暴后,没有对华尔街进行大规模改革。且在他的第二任时,硅谷取代了华尔街成为他们主要的财经想象——尤其是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

  在8年的奥巴马时代,他并没有解决结构性不平等(虽然通过奥巴马医改),更大成就是美国更大幅往社会与文化的自由派前进,例如同志婚姻合法化。

  到了这次总统大选,民主党初选的两人刚好是完美的对比,希拉里·克林顿就是体制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和华尔街关系密切,且本身就是巨富。

  而伯尼·桑德斯是一路走来为弱势者说话的社会主义者,他的社会主义主要是“民主社会主义”,具体内容包括减低财富不平等、提高最低工资、更广泛的全民医疗、降低学生债务、让大学教育免费、让工人更容易加入或成立工会;他也主张改革政治献金、支持LGBT权利、支持堕胎权等。他的每一场演讲谈的是经济不平等、被企业控制的媒体、富人如何垄断了民主、全球暖化、奥巴马的太平洋贸易协定、税制改革、更严格规范华尔街,等等。

  从去年夏天竞选开始,他卷起巨大旋风,他的许多场造势晚会,参与人数都超越民主共和党其他参选人,不论是超高知名度和超有钱的希拉里或者是川普都比不上这位七十岁的社会主义老头。如在2015年年底,在《时代》杂志的年度风云人物票选上,桑德斯以10.2%得票率获得读者票选第一名,此前从未有初选尚未结束的总统参选人就获得这个荣耀。在这个投票中,教宗是第三名,奥巴马和希拉里就在更后面了。

  不过,桑德斯最终会输给希拉里,而希拉里也被迫把民主党更往左带走。

"希拉里PK桑德斯"

希拉里PK桑德斯

  (三)

  未来希拉里·克林顿和川普之间的大选,将会更改变两党的基本组成。

  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指出,如果川普是候选人,将会有百万以上的大学及以上学历的选民从共和党出走。在这个群体的选民中,上一次选举奥巴马是落后4个百分点,这次预估,希拉里有可能赢29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在年收入10万美金以上的人群中,上一次奥巴马落后10个百分点,这一次希拉里将赢过12个百分点。而川普的得票可以超过上次共和党的群体,是年收入3万美金以下和高中学历的选民。

  这意味着,民主党的选民基础将会更进一步远离工人,会变成更高教育的精英、更自由派的政策趋势,共和党则会更像1930年代的民主党,成为一个白人劳工阶级的政党——或者说,从1960年代开始的政党重组,到这次选举,终于完成。

  而共和党会更白——共和党有多白?从1964年到2008年,共和党在非白人选票中的得票率平均只有 6.1%。在2009年,盖洛普民调发现10个共和党人中有9个是白人。问题是,美国社会的人口组成却越来越不白,只是共和党不思调整自己,只是要更争取白人选民。这几年,有十几个共和党主导的州制定了各种法律(如要求有照片的ID),让倾向民主党的少数族裔投票更为困难。而在这次共和党的初选中,九成以上的选民是白人。然而,今年美国选民却可能是历史上最多元族群;在选举日,有将近三分之一(31%)的合格选民是非白人族裔,2012年是29%。

  面对越来越不白的美国社会,奥巴马在2008年成功了建立一个包括不同族裔的新联盟,而这次希拉里同样会建构这样一个多族裔、高教育、女性、专业人士的新民主党联盟。

  这就是这次大选之后,美国的新政治地图。

来源时间:2016/5/23   发布时间:2016/5/18

旧文章ID:10420

恩卡纳西翁:特朗普与美国政治的拉美化

作者:奥马尔·恩卡纳西翁  来源:共识网

  对我们这些研究拉丁美洲的人来讲,目睹美国政治渐趋形成但笃定无疑的拉美化趋势,是一件令人着迷的事情。新近出现且最有说服力的迹象仍然是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他的喜好自吹自擂、言论煽风点火和对法治的藐视,恰如其分地将其置身于“领袖”(El Caudillo,大略可以译为英文的“the leader”或者“the chief”)的传统之中,“领袖”是拉美政治的中坚人物。即令难以定义,军政领袖独裁统治(caudillismo)的现象在拉美历史中仍然很容易追根溯源。在其黄金时期即十九世纪,典型的领袖是那种驰骋疆场、富于超凡魅力又痴迷于威权统治的男性。早期的领袖如阿根廷的胡安·曼努埃尔·德·罗萨斯(Juan Manuel de Rosas)和墨西哥的安东尼奥·洛佩斯·德·桑塔·安纳(Antonio López de Santa Anna),他们在寻求应付后殖民时代混乱不堪的拉美政治时,是在用纯粹的人格力量统治国家。

  然而,要到二战后,军政领袖独裁统治历史上执政时间最久的若干象征性人物才得以粉墨登场。多米尼加独裁者拉斐尔·莱昂尼达斯·特鲁希略(Rafael Leonidas Trujillo)自1930年上台,直至1961年遭到暗杀,从他那里开始,领袖成了持有种族偏见、孤芳自赏、沉迷于男性气概并且自视甚高的暴君。事实上,特鲁希略称颂他自己的能力或许令特朗普自愧不如。他将首都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重新命名为特鲁希略城,将该国海拔最高的山峰杜阿尔特峰(Pico Duarte)改名为特鲁希略峰,并为他自己的纪念日举办阅兵仪式和庆祝活动。比如,他宣布1月11日为“施恩日”(Day of the Benefactor)。特鲁希略最著名的传记题为“加勒比海的小凯撒”(Little Caesar of the Caribbean),这绝不令人称奇。

  另一位标志性的战后领袖是阿根廷的胡安·多明戈·庇隆(Juan Domingo Perón)将军,他为这一类型的领袖注入了鲜明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特征。在庇隆主义的巅峰时期也即1946至1955年间,庇隆利用民族主义的华丽宣讲建立起与工人阶级的密切关系,同时推动实施旨在成就阿根廷伟业的经济计划。一俟媒体和反对派批评他的政策,他还予以镇压,发展到极致,乃至于将政治对手送入了监狱,并关闭了反对派报纸《新闻报》(La Prensa)。

  庇隆遗产的继承人包括阿根廷的卡洛斯·梅内姆(Carlos Menem)、秘鲁的阿尔韦托·滕森(Alberto Fujimori)、委内瑞拉已故领导人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继任查韦斯的尼古拉斯·马杜罗(NicolásMaduro)以及厄瓜多尔现任总统拉斐尔·科雷亚(Rafael Correa)。如庇隆一样,这些领导人均竭力维持民主体制的制度表象,同时以激烈手段破坏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最近的一代领袖转而开拓并熟练掌握了社交媒体,他们与大众打成一片,令传统的政治组织手段特别是政党几乎遭到废弃。他们运用行政权力时加以拓展,大大逾越了权力边界,并在他们的经济政策中展示了意识形态上惹人注目的多变性。他们还利用了穷人对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愤怒。如此行事的这些领袖,提供了理解特朗普现象前因后果的诸多参照;相较于与诸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甚至是奉行民粹主义的前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之类欧洲法西斯领袖进行的那种言过其实的对比,这样的参照更加适当。

  独裁领袖的共通成因

  关于军政领袖独裁统治的成因,并没有学术上的一致意见。从传统上讲,这一现象被认为是伊比利亚半岛男子勇武气概的殖民残存。西班牙这块土地毕竟滋养了一批领袖,包括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元帅,他正式获授“西班牙领袖”的头衔,自1939年内战结束时掌权,直至1975年去世。但近年来,人们开始将军政领袖的独裁统治视为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回应。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在某些社会领域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刺激了那些善于蛊惑民心的政客的崛起和掌权,他们依靠情感和偏见而非理智来吸引民众;并且令选民容易接受不切实际又危险重重的政策处方。由此,这种不平等夯实和加强了军政领袖的独裁统治。

  当然,很多因素有助于解释特朗普的崛起,这些因素包括大批保守派美国人不满于奥巴马行政分支的政治正确(包括奥巴马拒绝使用“伊斯兰恐怖主义”这一术语),以及特朗普政治宣讲中展示出令人心动的率直,特别是涉及剖析美国的诸多问题时(“我们再也不会获胜了”,是典型的特朗普式修辞)。但无可否认,不平等是特朗普成功的一项原因。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不平等一直在上升之中,这助长了这样一大批美国选民浮出水面:他们认为自己遭到了政治体制的出卖、轻视和抛弃。

  美国正在迅速弥合与拉丁美洲在不平等方面的差距。来自多方研究的数据表明,美国比发达世界中任何民主国家都更加不平等,而且,那种不平等的状况比192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代都要严重。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家伊曼纽尔·赛斯(Emmanuel Saez)的一项被广泛引用的研究,最顶端百分之一人群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所占份额高于1928年以来的任何一年。较少为人察觉的是,美国正在迅速接近与拉丁美洲之间在不平等方面的差距,而拉丁美洲是世界上无可争议的最不平等地区。世界银行用基尼系数这样一套数据模型来评估全世界的收入不平等状况,该系数显示,2014年美国的不平等介于0.40到0.45之间,仅仅低于拉丁美洲的o.45到0.50。相较而言,加拿大和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基尼系数介于0.25到0.30之间,它们的民众生活得舒适惬意。

  一些美国人特别是白人工人阶级的生计因收入下降而陷入困顿,特朗普以典型的领袖独裁方式灵活利用了这批人的愤怒。他抨击“建制派”无视“年轻一辈”,并承诺通过迫令诸如苹果这样的美国企业在国内生产并商定国际贸易协定,借以将外包给中国和墨西哥的工作机会拿回。特朗普还展示出对煽动蛊惑民众之类手段的痴迷,在这方面,不论过去还是现在,绝少有领袖可与其匹敌。特朗普“令美国再度雄起”之蓝图的核心是,自太平洋沿岸至墨西哥湾建起一堵墙,可能以之阻止“强奸犯、毒品贩和犯罪分子”进入美国;暂时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允许动用酷刑打击伊斯兰国(ISIS);“开发”诽谤法,这样的法律或将为指控批评如他本人这样的公众人物的记者留有余地。在鼓吹这些政策的过程中,特朗普就像很多领袖那般利用了他作为政治旁观者的身份。特朗普认为,这样的身份最大限度地允许他颠覆目前的政治体制,并以某种体制取而代之:这个体制会服务于每个人,但特别会服务于那些觉得自己被抛弃了的人士。

  令人不安的遗产

  特朗普担任总统对美国来讲可能预示着什么?对军政领袖独裁统治的粗略回顾提供了一扇窥见未来图景的窗口。这一图景毫无疑问是令人不安的;从政治上的暴力到经济上的落后,再到一直可见于该地区很多民主国家的威权统治蔓延不衰,拉丁美洲存在诸多严重弊病,军政领袖的独裁统治恰是其中重中之重。很多拉美人士以心照不宣和忧惧不安的混杂情绪欢呼他们所称的“特朗普统治”(Trumpismo),这并不令人惊讶。“在墨西哥和拉丁美洲,很多人担心这一点”,墨西哥前外交部长乔治·卡斯塔聂达(Jorge Castañeda)向《华尔街日报》表示。“问题不只在于特朗普究竟说了什么,而且在于他说的风格。那是一种我们熟悉而担心的风格。”

  拉丁美洲几乎所有领袖都以极大的热情拥抱民族主义,在特鲁希略那里,他的民族主义带有排外和种族主义的癖好,这令人忧心地联想到了特朗普的类似倾向。1937年,为阻止海地移民流入多米尼加共和国,特鲁希略在多米尼加与海地边境地区实施了一项“多米尼加化”计划。该计划利用了多米尼加人对“海地化”的恐惧,而恐惧源自这样的担忧:海地多数人口为黑人,而多米尼加共和国以混血人种占绝对优势,海地人的到来可能染黑多米尼加人的基因库。特鲁希略本人漂白了他的皮肤以掩盖自己的混血背景,并且从欧洲招募移民,特别是逃避法西斯主义的犹太人和受内战驱赶而流亡的西班牙人到他的国家,借以煽动这种恐惧。这样一些政策成功造就了一种令种族屠杀具有合理性的环境,造成大约两万名海地人遇害。为掩盖他与屠杀的牵连,也是在美国政府的鼓励下,特鲁希略将一些参与暴力活动的凶徒投入监狱,并向海地政府支付了75万美元,作为他所指的“边境冲突”的赔偿金。

  拉丁美洲看上去永无休止的经济危机状态,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因于领袖们对打着民族主义招牌的经济民粹主义的偏好。这种民粹主义提倡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诚然,此种偏好在程度上远远超出特朗普迄今所展示的任何倾向。然而,阿根廷的实践特别富于启发意义,那里的民粹主义在拉丁美洲留下了最持久的遗产。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自大萧条以来阿根廷经济的大规模衰退(依据包括人均收入在内的大多数指标,该国一度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均源自庇隆的民粹主义征伐。人们对庇隆经济计划的看法五花八门:“法西斯主义”、“社团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庇隆的经济计划强调对整个工业部门进行国有化,强化经济主权(他完全买下了英国拥有的全国铁路系统),保护地方企业免于外国竞争,并以实行普遍医保为交换,来限制工会的罢工权。这些经济政策削弱了阿根廷经济的竞争力,阻止了多样化、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出现,更广泛而言,令国家而非市场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动力。

  或许最糟糕的是,军政领袖的独裁统治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威权体制和民主体制之间的界线渐趋模糊,而这样的模糊在当代拉美政治中极其普遍,也广泛体现于特朗普的部分政策建议中。

  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民主转型的浪潮席卷拉丁美洲,紧随这一浪潮出现的威权体制与民主体制的混合,证明了军政领袖独裁统治非凡的生存能力甚至是兴盛能力。这样的混合催生出一批拥有帝王般权力的总统,他们的施政似乎更加类同于君主政体而非宪制政体下的国家领导人。

  梅内姆于1989年至1999年担任阿根廷总统,他有意识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位老派的阿根廷领袖,并且身体力行。络腮胡子、性能力方面的自夸、对南美牛仔文化的嗜好,成就了这样的领袖。1994年,他召集宪法大会,改变了阿根廷宪法对总统任期的限制,这样他可以竞选连任。梅内姆挫败了反对派,明确无疑地赢得了战斗。1999年第二任期结束后,梅内姆仍试图再度修订宪法,以令他有机会谋求第三个任期,但以失败告终。如此折腾宪法秩序,造成了阿根廷法治的脆弱,修宪行为本身妨碍了阿根廷摆脱威权统治的趋势。

  1990年,藤森以绝佳的政治局外人身份开始担任秘鲁总统(他之前未有从政经历,且因其日裔背景而与绝大多数秘鲁人保持距离)。1992年,藤森毫不犹豫地实施了一场“自我政变”(self-coup),他以派遣军队对付左翼组织“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TúpacAmaru Revolutionary Movement)和毛泽东主义恐怖组织“光辉道路”(Shining Path)为借口,临时关闭了秘鲁议会。藤森镇压了那场叛乱,但代价是强力实施恐怖统治,造成数千无辜平民丧生(其中很多是土生土长的民众),秘鲁人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人权荡然无存。人们认为藤森应当对所谓“肮脏战争”(Dirty War)负责,这是推进秘鲁人权和法治的重要步骤。2008年,检方顺利对藤森提起多项反人类罪指控,他是拉丁美洲首位获此罪名的民选领导人。(“图帕克·阿马鲁革命运动”组织的名称源自18世纪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者的秘鲁人图帕克·阿马鲁二世。——译注)

  与此同时,新闻自由成了查韦斯独裁统治(Chávismo)的诸多牺牲品之一。查韦斯以在推特上怒斥媒体,将记者称为贱货和猪猡,制造新闻纸短缺以打压委内瑞拉的非国有报纸而著称。查韦斯制定的继承人马杜罗追踪社交媒体,借以持续打击言论自由,而社交媒体几乎是委内瑞拉人批评政府的唯一出口。他以牢狱之灾威胁在推特上批评他的记者。但相较于厄瓜尔多总统科雷亚打击媒体的不间断动作,这些手段是苍白乏味的。2011年,因反对派媒体《世界报》(El Universo)的一位专栏作家称科雷亚为“独裁者”,科雷亚利用一部新的法律指控该媒体诽谤。该报主编和三位行政人员获刑三年,报纸被罚款4000万美元,这几乎可以确保摧毁这些记者和这家报纸。(据英文维基百科介绍,厄瓜多尔《世界报》诽谤案起于2010年。2012年2月,相关判决获厄瓜多尔最高法院支持,但遭到美洲人权委员会叫停执行。事件引发国际媒体侧目。2012年2月末,秘鲁总统科雷亚宣布对四名被告予以赦免。)

  独裁领袖的黄昏?

  尽管在特朗普和独裁领袖之间可以勾勒出诸多相似之处,但不能随之认为特朗普担任总统就一定会带来独裁领袖治下那种最糟糕的越轨行径。美国强大的宪政传统和全面的民权保护背景有可能充当抵御政治侵害的堡垒,而在整个拉丁美洲,独裁领袖们曾经是放纵政治侵害的。譬如,很难理解特朗普会如何安排将大约1100万非法移民驱逐出境而不违反州一级和联邦一级的诸多民权法律条款,更不要说在风气开明的城市和乡镇还可能遭遇坚定的反对了。同样不清楚的是,特朗普可能运用什么样的法律授权来阻止美国企业在海外生产,或强迫美国士兵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中犯下战争罪行。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是歧视性的举措,不可行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非法的,因其最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违反美国宪法中对提倡某种官方宗教的禁令。[page]

  话虽如此说,特朗普迄今为止的成功仍然预示着独裁领袖般的总统参选者光明的前景。特朗普之后,某位热望总统宝座的人士将不会再因诋毁总统竞选,带着偏执、厌恶女性和排外的情绪做买卖,以及提出缺乏现实基础而且逾越文明社会理当容忍的底线的诸多政策,而丧失参选资格。更令人忧心的是这样一种惯例:诸如不平等这样的结构性条件正在令特朗普这种身份的候选人顺丰顺水。这些条件可能令美国政治更加充斥敌意、功能失调,因之也更容易令选民接纳煽风点火的言论甚至是威权统治。特朗普极端而时常不可思议的政策与美国的制度体系和价值观格格不入,但数百万他的支持者似乎并未感到不安,仅仅是这样的现实即已证明,这样的制度体系和价值观实际上是多么不堪一击。

  说来奇怪,纵然美国人似乎中了独裁领袖般人物的魔咒,拉丁美洲人正在展示的迹象却是,他们已经受够了那些领袖。去年12月,保守派政治家、前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市长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依靠临时组建起来的一个联盟击败了庇隆派政治力量,这是第一次。该联盟由那些对基什内尔夫妇的独裁统治(Kirchnerismo,内斯托尔·基什内尔与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夫妇的民粹主义政权,2003年至2015年在位)不满的人士组成。马克里誓言终结数十年的民粹主义政策,改善与华盛顿的关系,并呼吁其他拉美领袖反对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的滥权恶行。他会否取得成功,时间将告诉我们。不论如何,他的崛起都带来一些希望:独裁领袖的统治无论如何应该会在某个地方走向终结。(内斯托尔·基什内尔[Néstor Kirchner]于2003年5月至2007年12月担任阿根廷总统;其夫人克里斯蒂娜·基什内尔[Cristina Kirchner]于2007年12月至2015年11月担任阿根廷总统。——译注)

  (作者奥马尔·恩卡纳西翁(Omar G. Encarnación)系美国巴德学院教授、政治学研究项目主任。本文原刊于《外交事务》杂志网站,2016年5月12日发布,原题:“American Caudillo”。听桥译。)

  出处: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16-05-12/american-caudillo

来源时间:2016/5/23   发布时间:2016/5/20

旧文章ID:10419

美国加力介入南海:“规则制华”新运用,意在打击中国软实力

作者:廖峥嵘  来源:澎湃新闻

  要求中国遵守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一直是美对华政策的重要目标。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以来,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美国大体上对中国融入全球化持欢迎态度,但从一开始就要求中国遵守由其主导的“国际规则”。

  初期,由于发展水平的差距,中国即使对于规则不满意,但在规则及其制定程序上也无足够话语权,只能被动跟着美国规则走。在相当长一段时期,美国并未感到中国的发展对既有规则体系形成挑战,双方在规则问题上的分歧没有构成两国发展关系的重要阻碍。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仍然稳固,但是中国等国呈现崛起势头,全球力量分散化,美国主导能力减弱,中国的影响力上升,在影响国际规则及其制定方面,开始形成自己的话语权。

  美国感觉到中国影响力带来的压力,因此,美国越来越在意中国是否愿意认真遵守美主导制定的国际规则,是否尊重美国制定这些规则所依据的原则。

  随着美全球战略重心向东转移,推出“亚太再平衡”政策,利用规则敲打中国成为美对华政策的主要工具,“规则制华”亦成为奥巴马政府对华政策一大特色。

  “规则制华”并非遏制

  美国对华政策一直在全面遏制和全面合作这两个极点的中间地带摇摆,具有两面性。中美两国差距尚远之际,合作势头时有占据主流之势。随着中国发展势头上升,防范遏制成份渐增。

  近期,美国国内展开对华政策大讨论,主要结论认为,前期对华政策基本失效,有必要加以调整。

  但是,美国意识到,中国的挑战不同于俄罗斯和极端主义,其性质和走向具有很大不确定性。在无法确定对华政策基调转移方向的情况下,奥巴马政府突出“规则制华”不失为一种过渡手段。它意味着美对华政策将进一步趋强,但仍然不排斥拓展、深化与中国的合作。

  规则制华与遏制政策不乏相似之处:美国在努力争取尽可能多的同盟、伙伴一道参与针对中国的行动,为中国的发展设置更多障碍和限制。但是规则制华也明显不同于遏制。

  首先,大背景不同。 遏制是美苏双方基于同一套霸权逻辑展开的限制对方领土、势力扩张的政策。双方在同一套游戏规则下形成全面对抗。

  中美间的规则主导权之争是基于不同的逻辑。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中国旨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美国争地盘和势力范围,不挑战美国主导的秩序,没有与美国争当世界老大的兴趣。

  其次,美国无法像对付苏联那样,采取传统遏制手段全面围堵中国。 美国既无法将中国排除在其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之外,也没有办法对中国实施全面的军事围堵。

  再次,全面遏制中国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在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就业,应对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全球性挑战,改善全球治理,从而巩固其全球主导地位方面,离不开中国的支持与配合。

  “规则制华”三板斧

  美国实施“规则制华”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TPP。奥巴马多次放言,TPP的重要意义在于不能让中国来制定未来的国际经济规则。

  二是网络、极地、太空等新兴战略领域的规则制定,美国凭借综合实力优势,特别是技术优势,全力维系主导权。

  三是美国高调介入南海争端,政策出现新变化:其一,重遣舰机定期进入中国岛礁12海里实施所谓“航行自由”行动,伴随航母群穿行,联合军演;其二,改变不选边站队立场,支持菲律宾提起国际仲裁,企图影响中国在南海的权利主张。国际仲裁的另一层意思是支持当事方抵制中国通过双边谈判解决争端的主张,改由滥用国际法起诉中国;其三,美国将中国岛礁建设部署炒作成“军事化”、“影响航行自由”,积极拉拢日本、澳大利亚等非当事方干预,进一步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这些动作的直接后果就是,挑战中国主权主张,离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影响地区稳定。

  南海舞剑,意在软实力

  当前南海矛盾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层是领土主权归属以及附着的资源归属及其开发利用权利之争。还有一层是围绕区域“航行自由”和“军事化”产生的争端。

  主权及附属资源开发权利之争是五国六方间的问题,早已存在,短期内也不可能找到解决办法。当前南海风云骤急,主要是因美国加力介入这个新生变量而起。美国的意图在于利用既有矛盾在南海给中国“立规矩”,一以贯之践行“规则制华”。

  美国在南海的两套新动作:自由巡航和支持所谓“国际仲裁”,要旨在于强调其海洋规则主导权,运用军事力量实施“国际警察”行为,展现的是硬实力,打击目标却是中国创制于己有利的国际规则的各种软实力。对于中国而言,硬实力相对好顶,维护、培育软实力,增强规则话语权才是当前主要挑战。

  (廖峥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平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来源时间:2016/5/23   发布时间:201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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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援:美“倒逼”中国设防空识别区加强海空防卫

作者:罗援  来源:环球时报

  据美国国防部称,一架美军EP-3侦察机于周二在中国南海的国际空域飞行时,遭到两架中国歼-11战机“不安全”的方式进行拦截,相距仅50英尺(约15米)。美空军上将赫伯特·卡莱尔发表谈话,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这就好像是一个小偷要窥视人家的隐私,人家加装了一个防护栏,小偷反而要出来谴责,天下岂有这样的怪事。亏得美军还有脸出来抗议!听说过无耻的,但没见过如此无耻的。一个国家维护自身的海防、边防安全是天经地义的普世公理。别的国家的军机、军舰在美国的邻近空域、海域通行时,美军不是也要进行抵近观察、取证,甚至伴飞、驱离吗?怎么到了中国就成了“危险动作”了。难道让美机大摇大摆、肆无忌惮地侦察,才叫“专业”?你们的“专业”,其实是中国军人的“渎职”,你们的安全,其实是中国主权的危险。既然,美机感到了危险,那就对了,请赶紧远离中国,别惹中国,这就是中国军人以他们对祖国的忠诚和良好的专业素质,向挑衅者释放的“危险信号”,他们决不允许第二次“王伟事件”再次发生。

  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已经成为影响中美军事关系的痼疾,美军不能误判这种行为是“习惯成自然”,这不是“自然”,这是挑衅,这是违反国际公理的强盗行径。时代不同了,中美实力对比也今非昔比了,美国自家定的霸道游戏规则必须要修改了。航道安全,不是霸道安全;航行自由,不是横行自由;抵近侦察不可能没有风险,挑衅行为必须遭到报应。

  中美两国领导人已经达成了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其核心要旨是“不冲突、不对抗”,美国军机军舰最近频繁到中国南海侦察挑衅,显然违背了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抵近侦察就是在制造冲突和对抗。美国再有天大的道理,总不能把这种行为视为“友好”行动吧?美国的民用飞机、商务船只到中国来进行友好交往,我们欢迎。但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派到南海的是军机军舰呀,而且是抵近侦察,这不是“军事化”又是什么?这不是军事挑衅又是什么?哪个国家能允许别的国家的军机军舰总在自己家门口晃悠。美国如果有“窥视病”,愿意到哪里发泄就到哪里去发泄,但远离中国!美国怎么不对他的盟友进行抵近侦察?抵近侦察本身就是把自己放到了中国的对立面,就是在挑衅,有来犯者,我们当然要驱逐之,天经地义!

  中美双方正在致力于建立海上、空中安全磋商机制,但建立这个机制的目的是为了预防危机,不是让美国制造危机,而让中国避让;让美国抵近侦察,而让中国不要“误判”;让美国非专业性的挑衅,而让中国“专业性”的忍让。这是不公平的!危机预防的根本之策是不要制造危机,避免中美军机相撞的根本之策,是美机远离中国的领空、领海。否则造成“误判”的责任完全应该由美方负全责。

  美机抵近中国领空进行侦察是在倒逼中国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识别临近飞机、舰艇的身份,到底是军用还是民用?是敌军的还是友军的?来者的意图是什么?这就需要有一个识别区域、预警区域,乃至警告区域,这是防止擦枪走火事件的预防性措施。中国一直本着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善良愿望,保持了一种克制忍让的态度,但美军的军机军舰频繁出入南海,逼迫我们不得不把设立防空识别区列为预防危机的选项之一。

  感谢航空兵的蓝天卫士们,你们用自己的血性和忠诚捍卫着祖国的安全与尊严,你们以自己高超的技艺驱离着来犯者。15米的距离使来犯者心惊肉跳,15米的距离显示了你们的艺高胆大,15米的距离更展示了我军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的决心和意志,把危险留给对手,把安全留给祖国。向英雄们致敬!(作者是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来源时间:2016/5/23   发布时间:2016/5/21

旧文章ID:10417

美国的“一超”地位,只有中国有可能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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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阎学通  来源:北大博雅讲坛

最高明的战略是与时俱进的战略

  哪个国家能崛起取代现行的世界主导国?为什么能取代?为什么崛起国在物质、政治、经济、文化力量都不如主导国的情况下,能发展取代对方?它靠的是什么?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在北大博雅讲坛上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解答,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世界权力转移中的崛起困境

  对于世界权力的转移,我和西方学者的认识可能不太一样。保罗·肯尼迪写了一本书《大国的兴衰》,分析为什么世界帝国都会走向衰败,得出的结论非常简单——帝国的过度扩张。大国衰落的原因是它的过度扩张。现在大家用的典型例子是小布什,小布什到中东进行了那么多战争,把国力给浪费了。克林顿在达沃斯开会时讲:“我走的时候,给国家留了两千亿财政,结果我走后这几年,后面的那个人不但把这两千亿花了,现在还欠六千亿。”大家都认为当时小布什搞过度扩张导致了美国的相对衰落。过度扩张能解释中国历史上帝国时期为什么走向衰落,能解释大英帝国、拿破仑帝国,乃至历史上其他帝国扩张的失败。但有一个问题解释不了:谁能取代?它只是讲了帝国为什么衰败,但如果说有一超多强,哪一强能取代它,这个理论解释不了。现在绝大多数国际关系的理论都在解释帝国为什么能持续以及帝国为什么会衰败,但没有解释哪个国家有希望崛起并取代这个帝国。

  中国学者最早研究的是“崛起的困境”。我们研究大国崛起,即一国从原来不是主导国变成主导国的过程中面临哪些困难。这时候我们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哪个国家能崛起取代现行的世界主导国?为什么历史上都是这样:后面比前面强,一个一个取代?哪个国家能取代,为什么能取代?所有的崛起国一定从实力或综合实力上比现行的主导国实力弱,要不怎么能叫崛起?崛起是从弱到强的过程。为什么在物质、政治、经济、文化力量都不如主导国的情况下,能发展取代对方?它靠的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困惑。我撰写的《世界权力的转移》出版后,国际社会对它很关注,都是关心这个问题。

  一超格局是否将向多极化发展

  今天中国的崛起,非常明显一定会带来国际格局的变化,即冷战后美国一超独大的格局一定会有变化。但往哪儿变?有人说会向多极化方向发展。我认为不是。多极化是指在不远的将来至少有两个国家跟美国的实力相似,或者在一个等级上。现在除了中国之外,看不到第二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可能缩小跟美国的差距。看大趋势,在今后的十年或者二十年,唯一一个跟美国的差距在缩小的国家是中国。美国现在是18万亿,中国是11万亿,中国是美国的60%;再下来是日本,5万亿,相当于美国的1/3不到;德国4万亿,相当于美国的1/4不到;其他国家更少。有人会提名的印度2万亿,是美国的1/8.5。除中国之外,这些国家跟美国差距都是逐渐拉大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的GDP为6万亿,日本是4万亿,日本的GDP相当于美国的2/3;德国3万亿,当时是美国的一半。现在是什么结果?日本从占美国的2/3变成1/3不到,德国从原来占一半变成占1/4,差距都在拉大,唯一跟美国缩小差距的是中国。在所有国家跟美国差距拉大的情况下,中国跟美国的差距缩小,怎么可能是多极化?有人说欧盟,欧盟是国际组织,要说欧盟的GDP可以跟美国相比,那还有一个比美国更大的政治单位,即联合国,这没有意义。拿一个国际组织和一个国家比没有意义,因为没有国家的功能。

  世界权力中心将可能移至亚太

  这次变化不仅是国际格局从一极向两极发展,而且世界的中心会从欧洲向东亚转移。过去世界主导国的地位在转变,但没有改变地理位置。譬如,英国取代法国,但仍然在欧洲;俄罗斯取代英国,也仍然在欧洲;二战后,北美的美国加入,仍然是欧洲为中心,因为美国说它是跨大西洋的国家。今天有人说亚太在崛起,这没有道理。美国既是太平洋国家也是大西洋国家,算哪头都行,算它没有意义。地理位置不变,如果实力不变,就是一个常量,常量不决定变化。变量是什么?变量是东亚地区的总体实力一点点超过欧盟,美国不变,不能说美国将超过美国,这没有意义。那么,超多少?现在整个欧盟加起来跟美国差不多,17万亿或18万亿。中国是11万亿,日本是5万亿,加上韩国1万多亿,这三个国家就17万亿,也就是说这三个国家加在一起,基本跟欧盟差不多。东盟差不多相当于俄罗斯,比俄罗斯多一点。西欧加上俄罗斯,跟现在的东亚地区差不多。东亚的发展速度明显比欧洲快,俄罗斯今年是负增长,明年还是负增长。这是什么结果?这意味着东亚整体实力超过欧洲整体实力,大洲对大洲的对比要发生变化。那么,世界中心的重要标志是什么?——召开国际会议多。你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国际会议在东亚地区召开,在韩国、中国、日本、东南亚国家。这次中国的崛起不仅将改变国际格局,还会改变世界中心的地理位置。

  只有中国能撼动美国的“独霸地位”

  这个变化,我们简单归结为中国领导人强于其他国家,那么中国是否就应该放心了?然而崛起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没有人保证你一定能成功,失败的可能性非常大。历史上很多大国跟世界超级大国、世界领导国擦肩而过,半路夭折是多数,运气极好的只是少数国家。对于中国来说,好的方面是向两极化发展,因为中国恰巧是两极中的一极,这是我们的优势。也就是说,中国跟美国的实力差距在缩小,虽不是一定能,但有超过美国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这是对中国最好的一点。

  第二点,在转变过程中,不仅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跟美国的差距在缩小,军事力量也已经开始和美国缩小差距。我举个具体的例子,美国的国防开支今年是5000多亿,中国是1500亿。世界上国防开支超过1000亿的国家就是中国和美国,而且中国和美国的差距是缩小趋势,不是拉大趋势。俄罗斯国防开支是负增长。日本军费在增长,但现在加在一起是500多亿,增加一点还是500多亿,不像中国,增加10%就是100多亿。

  崛起必当与时俱进

  不仅物质力量的差距在缩小,而且由于中国崛起速度比较快,人们的观念也在发生变化。中国是一个被认为哪儿都不对、哪儿都不行的国家:科技不行,尽是山寨,没有原创,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没有几个。但面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人们会问:中国发展模式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吗?如果没有,怎么能发展得快,怎么能缩小和美国的差距?于是西方社会有名的人开始反思,布莱尔发表了一篇文章《民主死了吗?》民主制度这么好,怎么就不能从2008年金融危机中摆脱出来?中国被认为是不符合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却是摆脱金融危机最快的,为什么?福山则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冷战结束时说历史终结,民主胜利了,西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二十多年以后,写了《衰败的美利坚:政治制度失灵的根源》,说美国政治制度不好,导致美国的衰败。到底美国制度使美国成为世界霸主还是美国制度导致美国失败?他的两个观点我都不同意,我既不认为美国的制度能让美国的霸主地位永远维持下去,也反对美国制度对美国崛起没有作用的说法。美国制度对美国崛起有作用,只不过在今天,由于太成功,不愿意改革,不适合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制度原先适合历史的发展,但不改革,导致了今天的停滞。

  美国早期选举制度的投票人的观念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18岁以上的投票人,多数人是结婚的。今天36岁以下的多数人是不结婚的,当爸爸的人投票和没当爸爸的人投票是不一样的,他们的政治取向和对社会责任的认识不一样。

  美国现在的制度,奥巴马靠推特调动年轻人。选举制度不改,已经不符合今天这个时代,现在的人跟以前的人观念、取向不一样。所以,没有一个制度是永远正确的,只有不断改革的制度才能够正确。时代、技术、人的观念、社会、生活水平等一切都在变,制度如果不变,不落后是不可能的。我们中国有一个词叫“与时俱进”,最高明的战略是与时俱进的战略。

来源时间:2016/5/23   发布时间:2016/5/17

旧文章ID:10416

美军接收最贵隐形驱逐舰 将全部部署中国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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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京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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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美国海军20日发布声明说,美海军已接收“朱姆沃尔特”号隐形导弹驱逐舰,该舰是美军新一代“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DDG-1000)的首舰,预计今年10月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正式入役。由于造价太过昂贵,这一级别驱逐舰目前只计划建造3艘。

  “前沿部署和威慑”

  美国海军在声明中说:“DDG-1000型驱逐舰为执行浅海任务和对陆攻击而设计,能够独立进行前沿部署和威慑,可支持特种部队作战或作为远程联合作战任务的核心。”

  “朱姆沃尔特”号驱逐舰在美国通用动力巴斯造船厂建造。这艘舰长约186米,排水量达1.57万吨,是美军现役主力驱逐舰“阿利·伯克”级的1.5倍多。

  美军“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项目负责人吉姆·唐尼说,这艘驱逐舰将引领美海军“进入新时代”。

  列克星敦研究所军事专家洛伦·汤普森说:“集成各种先进技术是建造‘朱姆沃尔特’的最大挑战。”

  美联社报道,该舰自动化程度高,全舰仅有143名舰员。隐形设计使舰体雷达信号特征较弱,探测难度要比“阿利·伯克”级驱逐舰难50倍。两门155毫米口径隐形舰炮的最大射程约100英里(约160公里),接近甚至超过许多现役反舰导弹射程。80个单元的通用垂直发射系统,可发射防空、反潜、对陆攻击巡航导弹等各型导弹。电动推进更在动力上比目前世界绝大多数水面舰艇领先一代。

  44亿的“吞金巨兽”

  满身堆砌着眼花缭乱的高新科技,有人说“朱姆沃尔特”堪称“梦幻战舰”。然而,美国政府审计部门此前提醒美国海军,“朱姆沃尔特”由于使用了“过多”新技术,可能会是个“烧钱的大坑”。

  果不其然,美国海军起初曾打算采购32艘“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但在美军经费削减大背景下,最后决定只采购3艘。只是,如此低的采购数量也推高了单舰建造成本。美联社估计,“朱姆沃尔特”号的总造价预计将高达44亿美元。

  “一艘最新式的美军核潜艇也就花22亿美元,美国人用两艘核潜艇的预算去造一艘‘朱姆沃尔特’,”俄罗斯军事专家维克托·巴拉涅茨说,“我只能说,美国人有时真是浮夸到让人不可理喻。”

  下代旗舰部署亚太

  “朱姆沃尔特”号将于今年10月在巴尔的摩正式加入美国海军,成为美军下一代联合作战舰队旗舰。随后,它将驶往母港、即太平洋沿岸的圣迭戈,接受进一步测试。

  此外,“朱姆沃尔特”级二号舰“迈克尔·蒙苏尔”号已开工建造,今年6月将举行命名仪式。三号舰“林登·约翰逊”号的建造工作也在进行中。

  按照美军规划,3艘“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今后将全数部署到亚太地区。

来源时间:2016/5/23   发布时间:2016/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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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中美真正的竞争在哪里?

作者:李稻葵  来源:观察者网

  当今世界,各主要文明体都面临着乱象与危机。

  本质上讲,世界上各主要文明体在进行一场竞赛,看谁能首先通过变革走出当前的困境。这一场竞赛的胜者将会是未来几十年乃至本世纪世界文明的领导者。

  中美尤其如此。中美真正的竞争不在人民币国际化、不在TPP,而在于谁能通过制度变革,从根本上解决国内问题。

  美国当前乱象纷繁:总统大选异常噪杂,街头和校园的群体性抗争不断发生。其基本原因是过去三十多年来全球化发展对美国社会的冲击。美国必须建立一系列基本的、高效的社会福利制度,以此来稳定在全球化进程中失意的社会群体。这就必然要求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的一群人,尤其是华尔街,贡献更多的税收。美国联邦政府75%的税源来自个人所得税,但是个人所得税恰恰是美国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来源,而不是缓解社会收入差距的稳定器。华尔街大佬的主要收入来源于资本增值,其税率仅为15%。与之相对,劳动所得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动辄25%~30%,甚至更高,这显然是引发社会民众广泛不满的直接原因。

  在崇尚高度自由和独立精神的美国社会,一方面有天才型的企业家,如比尔·盖茨和乔布斯等;另一方面,却是流落街头、失去亲情呵护和社会安抚的低收入人群。这部分低收入人群往往得不到正式的工作,因为他们长期酗酒、吸毒,难以逾越大部分用工企业所设置的验血要求。政府必须承担起安抚医治这部分社会弱势群体的责任。美国的根本优势在于,法治深入人心。竞选的选情再闹、民众的抗议再广,一旦司法机构介入,社会各界基本是认同法院的判断的,这是美国经济社会改革的基石。

  欧洲的情况与美国几乎相反,那就是超额福利,政府财政支出一般占到GDP的40%左右,而政府开支的一半是用于社会福利。欧洲的主体,除德国之外,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社会福利体制改革。德国之所以今日经济在全球经济一片低迷中仍然坚如磐石,根本原因是上个世纪90年总理施罗德所推行的一揽子式的社会福利改革。

  美国今天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方式,扶持弱势群体,完善基本社会保障,缓解社会矛盾。反观中国自己,也有矛盾,必须直面问题、创新思路,必须提出新思路。这套新思路至少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精准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点德国是老师。现代市场经济已经广为接受,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思维的主流思想,但是必须要建立一套体制来精准调控。在这方面,德国、新加坡的经验尤其值得借鉴。举例说来,在医疗制度方面,既要让药厂、医生、医院等主体的积极性被市场机制所调动,又不能完全让市场信马由缰,必须由政府精准地提出一套政策提供普惠性的基本医疗。 再比如说房地产市场,其行为基础应该是市场经济,从开发商到物业管理、住户、二手房交易等等,但政府的调控必须到位——既要保证中低收入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又要防止房价的大起大落。

  第二,法制理念和体制必须生根发芽。这一点美国是老师。在美国任何重大的社会抗争,从白人阻止黑人上学,到黑人在地方法院遭遇不合理判决后的骚乱;从占领华尔街运动到戈尔与小布什的总统竞选之争,只要上升到法律层面并有司法系统介入,绝大多数民众都能接受。当今中国社会的法律基础还比较薄弱,舆论、道德、政治、人情都在阻碍着法律制度的运行。这就使得社会丧失了一个基本的“锚”。

  第三,必须建立一群有理想的、受约束、被激励的执政精英。在此,新加坡是老师。执政精英必须有崇高的理想,这才能在社会上建立起公信,也才能从根本上保持其不腐败。同时有理想的执政精英必须受到约束和激励,必须让其业绩与其得到个人利益相匹配。光靠“讲理想”不可能长期可持续地集聚起一群执政精英;反过来,光靠制度约束和激励也不可能维持一群有理想执政群体。有理想、受约束、被激励并不矛盾。

  如果中国的改革能在以上三个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中国将没有任何悬念地实现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中国综合国力也将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中华文明的号召力也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再上台阶。中国的国际地位将会随之上升。中美当今竞争的格局将会彻底地改变。

来源时间:2016/5/22   发布时间:2016/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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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调:美国人更愿在经济和反恐问题上信任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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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侨报  来源:侨报

  中新网报道,民调显示,多数美国选民愿意在经济管理和反恐问题上信任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但在社会问题、教育、外交和移民方面他们更信任川普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

  其中,川普在经济议题上领先希拉里,53%的人认为,他能更好地处理经济问题,而支持希拉里的人有41%。在反恐问题上川普也以52%对40%领先。川普还在“该候选人将对美国人说出真相”问题上超出15个百分点,在“对待税收态度”上超出14个百分点,在“恢复政府公信力”方面超出8个百分点。希拉里在“社会问题”上领先12个百分点,在教育和外交政策上领先10个百分点,在卫生和移民问题上分别领先3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

  两人在武装力量使用和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等问题上不分上下。

  此外,49%的人在美国核力量问题上信任希拉里,38%的人信任川普。

  本次民调于5月14日至17日期间以电话问卷的方式在1021名登记选民中进行。民调统计误差为正负3个百分点。

来源时间:2016/5/22   发布时间:2016/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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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调:美国人更愿在经济和反恐问题上信任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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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东侨报  来源:新浪微博

民调显示,多数美国选民愿意在经济管理和反恐问题上信任共和党人唐纳德·川普,但在社会问题、教育、外交和移民方面他们更信任川普的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6/5/22   发布时间:201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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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选总统,特朗普自掏腰包多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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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华国际  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总统选举活动一份最新财务报告显示,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唐纳德·特朗普为了能入主白宫,已自掏腰包超过4300万美元。值得一提的是,这笔钱绝大部分来自贷款。

来源时间:2016/5/22   发布时间:2016/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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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骏:中国海外军事存在与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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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马骏  来源:共识网

  海外军事存在是国家海上力量崛起的重要标志。任何时代,任何国家,海外军事存在的功能必定是有限的。都不能脱离国家安全战略的整体考量,都不能赋予它不应该承担的任务。

  毋庸讳言,在当前中美关系趋于复杂,中美两国围绕海洋问题矛盾深化的情势下,讨论我国海外军事存在问题,不能回避研判海洋性霸权国家美国对我国此类行动可能的反应,以及它对中美关系可能的影响。

  粗略概括起来,我国海军军备建设,赋予海军三大战略使命。一、确保海基战略核力量的安全有效。二、战区反干预。三、保护海外利益,维护海上通道安全。前两项都以美国为可能的假象敌。第三项同今天的主题关系最密切,情况也最复杂,直观的理解有可能与实际情况差距甚远。

  我国海基战略核力量的未来发展是中美南海博弈的隐蔽焦点。地理位置和海洋水文条件,决定了南海是我国海基战略核力量最理想的驻屯场所和出击方向。由于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使得核反击能力显得特别重要。而随着现代侦察技术的发展,海基核力量已经成为二次核打击力量的主体。显然,我国有限威慑核战略应对的主要是美国针对中国的核威胁。

  鉴于美国海军作战理念正在发生的由“在”海上到“自”海上的转型,我国唯有通过发展起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获取有效的战区反干预能力,才能充分保障国土安全。反干预战略的目的是阻止美国对东亚大陆及沿海事务的干预,或大幅度增加美国干预的成本与风险,降低美国的干预效率。在此基础上影响美国干预的意志和意愿。它是建立在中美可能发生军事冲突的假设之上的。

  保护海外利益,维护海上通道安全,表面上看,防备的是美国可能实施的对华海上封锁。实际情况却未必如此。一、由于中美海上实力差距悬殊,且中国的海洋地理形态天然劣势,几大出海通道都处于美国的控制范围内,海军的战时保交作战极其艰难且很难奏效。二、美国没有必要,因此也不大可能实施对华海上封锁。三、中国维护海外利益,保障海上通道安全的战略诉求,恰恰以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以稳固的中美经贸关系为代表的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稳定为前提。中美如果发生军事冲突,中国对海上通道的依赖将大幅度下降。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人做过一个统计。德国无限制潜水艇战给战时英国造成了巨大压力,但整个战争期间,德国潜水艇部队能够保持有效作战的舰只也就30艘左右——德国这样一个国家,在某个具体的时间段,能够培养出来的合格潜水艇艇长也就30名左右。二战后英国做了同样的统计,发现第三帝国的情况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在陆海空三军中,海军尤其是一支无法用钱堆出来的军种。海军兼具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特性,养成周期极长。一个国家可以花费巨资采购先进装备,可合格的舰艇指挥员与战役指挥员没有办法靠花钱买到。海上传统、海军精神与海洋意识的培育,也非朝夕之功。海军建设必须持之以恒。中国海上力量的壮大,任重而道远。

  随着中美军事实力差距,尤其海上实力差距的缩小,美国越来越不可能在西太平洋沿岸实施对中国的抵近封锁。对于中国,即便马六甲海峡这一咽喉水道不至于构成海上航行的实质性障碍,即便海上力量强大到足以突破关岛、澳大利亚一线,还是无法解决中东石油的海上输送问题。这其实意味着,美国实施对华海上封锁所承担的成本与风险,与中国打破这种封锁必须投入的资源之间,是不对称的。中美经济技术实力差距,及美国是海洋性国家,中国是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地理政治形态差异,中美构建战时联盟能力的强弱,则进一步放大了这种不对称。

  地理条件、经济技术水平、海上实力、联盟能力都决定了中国不能也没有必要建立起一支强大到足以完全破解美国对华海上封锁的海军——那意味着中国要夺取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制海权,威胁、动摇美国霸权的根本,必然引发与美国的全面对抗,更重要的是,它违背了中国积极防御的国防政策。

  冷战时期,即便在中美关系最敌对的5、60年代,美国也没有对华实施过海上封锁。当时,美国利用其在国际生产、贸易和金融体制中的霸权地位发起对华经济冷战,对华经济遏制战略的基本工具是资产冻结、贸易禁运、构建针对我国的多边贸易管制体制,唯独没有海上封锁。

  当前,美国不仅仅是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中美关系将直接影响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如果再次爆发中美冲突,美国拥有比对华海上封锁更有效、更便利、更廉价、也更安全的制裁手段。比如将中国排挤出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经济体制。

  法俄提尔西特和约后,欧洲几乎所有面向大西洋的海岸线都处于法国的控制下。拿破仑加紧推行针对英国的大陆封锁政策。拿破仑试图利用法国新近确立的在欧洲大陆的主导地位,凭借对大陆的控制战胜海洋。大陆封锁的主旨,并非是阻止英国进口欧洲商品,而是不让英国向欧洲大陆出口商品。企图通过摧毁世界工场英国的对外贸易,进而毁坏英国的财政税收基础。

  中国目前仍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扮演着世界工厂的角色,进口原材料,出口制造业产品,以换取资金与技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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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经济现代化转型提供不可或缺的动力。动态地看,如果美国发起对华贸易禁运,中美贸易势必趋于停顿。美国一旦启动对华多边贸易制裁机制,中国与欧盟、日本等主要贸易伙伴的经贸往来也将大幅度缩减。中国的来料加工将遭受重创,对能源及原材料的需求随之大幅度减少。对于中国这样的外向型经济而言,海外市场萎缩对经济的损害,恐怕不亚于无法从国际市场上购买到需要的产品。美国对付中国的主要经济武器,除了让中国买不进来,更可能是美国不买中国产品,而且也不让其他国家买中国产品。对于中国,如果卖不出去,自然也就不再需要买那么多。届时,中国对海上通道的依赖必定大幅度下降。中国维护海外利益及海上通道安全的诉求,毕竟是与中国在当前世界经贸体制中的既得利益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维护海上通道安全的主要对手,不应该,也不可能是美国。中美一旦走上对抗之路,中国首先丧失的不是海上通道,而是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必要性的前提——顺利地进入既有的国际经贸秩序。导致中美冲突的根本动力,站在中国角度,恰恰是美国强行阻碍中国进入既有国际经贸秩序。这是大前提。其他如切断中国海上通道,统统都是附属性的。

  中国海外军事存在的功能很明确,就是要保护海外利益,保障海上通道安全。中国保护海外利益,保障海上通道安全的需要,客观上决定了中国谋求海外军事存在的诉求及行动,不可能是针对美国的,恰恰要以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为前提。

  一战前,德国在海外最大的海军基地是青岛基地。青岛基地对于德国打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但不是财富,而且是个负担。维持青岛基地正常运作,依赖于控制海洋的英国对德国的善意。德国一旦失去了这种善意,青岛基地也就末日临头了。连给英国制造麻烦的机会都没有。在当时,青岛基地不但无助于改变英德间海上力量的对比,也起不到改善德国相对于英国的海上处境的作用。由于英德控制海洋的能力差距悬殊,英国根本不用,因此也不大可能担心青岛基地会对英国在亚太的地位造成任何威胁。在战时,英国既然有能力对德国实施海上封锁,也就顺带完成了对青岛基地补给的切断。失去了母国的补给,现代条件下,海外基地也就彻底丧失了生存下去的可能性。

  中国为保护海外利益,保障海上通道安全谋求海外军事存在的诉求,恰恰代表了中国对中美关系长期稳定,中国不同美国冲突的坚定信心与决心。中国对海上通道的高度依赖,以及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不可能获得独自保障自身海上通道安全的能力,对于中国国家安全的确构成了相当严峻的挑战。仅就中国获取海外军事存在的诉求与行为而言,中国海军军备建设一个的重要内容,恰恰是在和平时期,通过与美国的合作,维护国家海外利益和海上权益,通过承担国际海上义务,扩大中国在海洋问题上的发言权,而不是威胁和挑战美国的海上霸权。

  有学者认为,海上公共产品的提供与美国的海上霸权是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从冷战后的实际看,作为拥有超强实力的美国越来越多地实行单边主义,而对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积极性相对下降,这迫切需要有新的大国来向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海上公共产品,使海上公共产品的供给来源实现多元化。当代海洋问题具有国际性和跨国性,并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特征。在此背景下,单凭某一大国的力量是无法应对这些问题的,它需要发挥其他强国尤其是有实力的海洋强国的作用。随着中国海洋力量的增强,中国将在为国际社会提供海上公共安全产品方面扮演积极的角色,促进国际安全与世界的和平。因此,尽管中美在海洋上存在着可能酿成更多冲突的结构性矛盾,但仍有许多共同的重大利益。中美都需要海上的和平与稳定,都需要海上航行的自由和安全,都需要亚太市场的开放和经济繁荣,都极力避免因为第三者的原因导致双方被拖入一场均不愿意看到的战争。另外,在打击世界重要海上航线和海上咽喉上活跃的海盗、海上恐怖主义,打击海上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防止途经海上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实行海上人道主义援助,应对海啸、地震、火山等的救灾行动,以及进行海洋环保和国际维和等方面,中美都有共同的利益。这些都为中美海上合作提供了动力。

  中美海上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中美国家关系的一个表征。在当前中美战略互信匮乏,战略疑忌加深的情况下,中国海外军事存在的心理效果,其实是良性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替代“信任”的效果。它还向美国传导了中国维护中美战略关系长期稳定的意愿,以及中国决策当局对实现这一意愿的信心。中国海外军事存在也因此为中美战略关系的长期稳定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来源时间:2016/5/21   发布时间:2016/5/20

旧文章ID:1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