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柏宏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可望于本月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国防和监视协议。观察人士分析，这显示华府正努力在南太平洋应对来自北京的威胁，但是否能实际阻止中国非法捕鱼行动仍有待观察。不过专家也说，巴新当地近几年中资争议不断，中国很难以经济胁迫的方式，增加对巴新的影响力。

就在白宫稍早证实，美国总统拜登将于本月22日，对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展开历史性访问后，《路透社》近日引述巴新外长的消息报道，拜登将于访问期间签署国防和监视协议。

巴新外长卡钦科(Justin Tkachenko)对路透社指出，美国和巴新之间的“国防合作协议”(DCA)已于稍早定案，待拜登来访时就能正式签署;《日经亚洲》周日(5日14日)则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国防合作协议”将在双方同意之下，让美军使用巴新港口和机场。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对《日经亚洲》表示，“国防合作协议”一旦达成，“将成为两国加强双边安全关系、提高巴新国防军保护领土主权的能力的基础框架，并加强该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对于美国即将与巴新加强防卫合作，观察人士指出，太平洋岛国领袖才于去年9月在白宫齐聚一堂，加强与美国的外交互动，澳大利亚也于日前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拟议及达成国防协议、并与斐济升级关系;而拜登将在巴新行后，于5月24日澳大利亚悉尼出席四方安全对话(Quad)峰会，这一连串的行程安排显示，由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所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正致力与太平洋岛国扩大合作，应对中国在此不断扩张的影响力，而华府在巴新的最新国防协议，无疑是美国在其领土之外极为重要的安全布局。

专家：美在南太的重要安全协议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理查·赫尔(Richard Herr)告诉美国之音： “这毫无疑问是美国在其领土之外，与太平洋岛国做出的最重要的安全协议。这意味着四方安全对话涉入区域安全事务，因为当(美国)总统拜登离开莫尔兹比港(巴新首都)时，他将去悉尼与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碰面，所以我认为这两个会议有所关联。我很确定此举是为了特别显示，四方安全对话与美国领导人正致力应对太平洋岛国所出现的一些安全问题。”

去年4月，北京与同样位于南太平洋的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合作框架协议，引发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忧心，此举恐允许中国合法在该区域获得军事立足点。另外，中国先前还希望与南太平洋十国签署合作协议，但太平洋岛国对于中国在该区域的合作草案和行动计划存有疑虑，因而拒绝。

赫尔认为，北京这两项举措似乎“有些过头”，让南太平洋岛国惊觉，中国想介入这块区域安全事务的程度原来如此之高，也促使美国与澳大利亚试图加强与南太岛国的安全关系，他说： “我认为在某些方面来说，目前(南太平洋)的事态发展确实得归咎于中国。”

位于澳大利亚北方的巴布亚新几内亚有约940万人口，是南太平洋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近期除了美、澳之外，英国也于4月下旬与巴新签署一项广泛的安全协议，以强化两国安全防御，在在显示巴新在南太平洋的战略重要性。

能阻止中国非法捕鱼活动吗?

除了国防合作协议外，巴新外长卡钦科对《路透社》说，美国与巴新也将签署另一项允许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广大专属经济区巡逻的协议，并包含使用卫星监视的内容，他说，“我们将能够利用美国的卫星安全系统。一旦我们签署协议，它将有助于监测我们的水域，而我们目前还无法做到这点。”

卡钦科补充表示，这项协议还可“保护我们特别是包含渔业在内的自然资源，免遭非法偷猎和盗窃”。

不过，华盛顿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Foundation for Defense of Democracies)研究印太地区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帕斯卡尔(Cleo Paskal)认为，目前尚不清楚美国会如何透过这项协议进行行动，其实际效力暂时难以估计，因此未来能否有效吓阻包含中国等国家在此区域进行的非法捕鱼行径，仍有待观察。

帕斯卡尔告诉美国之音：“双方进行监视和情报及海域意识合作是很好的事情，但如果没有执法就没有任何意义，这可能导致无法真正阻止主要来自中国的大规模非法捕鱼行动。除非你对非法捕鱼做出实际举措，否则它不会改变目前情况。”

《自由联合协定》延伸南太?

尽管美国与巴新监视协议的实际能发挥的效用仍待评估，但台湾太平洋岛屿研究学者、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认为，从美国于今年2月重开驻所罗门群岛大使馆、5月开设驻汤加大使馆，并正与瓦努阿图和吉里巴斯接触，讨论开设新大使馆事宜等举措可见，华盛顿终于开始正视南太平洋的重要性，之后甚至有可能在此区域扩大《自由联合协定》(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进一步深化美国与太平洋岛国的关系。

《自由联合协定》于1980年代签订，美国透过对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及帕劳的经济援助，换取在协定涉及地区采取军事行动。美国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及马绍尔群岛的契约将于今年稍晚届满，与帕劳的契约则在明年到期，目前正努力与这些国家续签协定。

林廷辉告诉美国之音：“如果说美国能够以这个(自由联合协定)模式推到南太国家，包含巴布亚纽(新)几内亚，再加上最近美国重新开启驻所罗门大使馆，未来在东加王国或是(计画在)吉里巴斯，也会开设大使馆的情况之下，它可以进行所谓的军事合作计画、或者是派遣武官的这样的一个职位，我相信对当地的安全应该有所帮助。”

不过，捍卫民主基金会的帕斯卡尔与林廷辉看法不同。帕斯卡尔认为，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马绍尔群岛及帕劳三国与美国关系特殊，这种把该国国防安全全交由美国、并对其他国家战略拒绝的情况难以套用在其他国家身上，包括巴布亚新几内亚。

帕斯卡尔说：“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一个独立国家，人口和国土面积都比新西兰大。它拥有大量的资源，是相当与众不同的国家。因此，巴新与包含美国等其他国家，达成类似协议的可能性很低。”

中国反制措施有限

虽然拜登即将成为百年来首位踏上巴布亚新几内亚国土的在任美国总统，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在2018年就已经造访巴新，并在去年11月于泰国曼谷参与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会见巴新总理詹姆斯·马拉佩(James Marape)。

此外，巴布亚新几内亚还是太平洋岛国中首个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的国家，北京透过这项倡议允诺为巴新建造高速公路跟数个地方机场。

中国和巴新的贸易关系也愈来愈密切。据中国官方统计，2022年中国与巴新双边贸易额达52.6亿美元，同比增长30.8%，其中中国出口额14.3亿美元，同比增长36.2%;中国进口额38.2亿美元，同比增长28.6%。

即便中国正试图扩大在巴新的经贸影响力，但《金融时报》去年11月直指，由于中国国有企业在巴新承建的项目停滞不前，导致当地一条1600 公里的道路路面并未得到改善或升级。这似乎显示，中国在巴新的建设“口惠而实不至”。

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表示，近年来，中国对巴新或对其他太平洋岛国的投资方式，经常导致中国及当地劳工出现纷争，因此虽然美国与巴新签订国防与监视协议，必然会引起北京不满，但中国若恣意使用时常对外国进行的经济胁迫，逼迫巴新向北京靠拢，恐怕难以奏效。

林廷辉说：“中国投资巴纽(巴新)也好、或是投资其他太平洋岛国，是藉由贷款的方式给予这些岛国之后，然后再由自己国家的国营事业公司、或者他们的一个企业，到这个地方去进行投资，再引入中国的劳工到当地去开采。即便它有聘请当地的某些劳工，但是这几年来，时常引起了当地劳工跟中国劳工之间的纠纷，所以其实中国(工人)对于社会层面、区域层面来讲，有一种不安定的情形出现。中国在这里的经济筹码，其实上是没有办法占上风的。 ”

塔斯马尼亚大学的赫尔也说，中国的战狼外交、在海外设立的秘密警察站，以及“一带一路”经常遭人诟病的债务陷阱，恐怕都使得北京目前已经没剩几张好牌，来削弱美国在南太日益加剧的影响力。

来源时间：2023/5/16   发布时间：2023/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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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DAISUKE WAKABAYASHI, ANA SWANSON, LAUREN HIRSCH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政府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备受瞩目，与会者名单听起来像是国际高管名人录，这是中国政府努力重新说服外国企业来华的时刻。

据官媒报道，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论坛上表示，来自境外的企业“不是外来客，而是一家人”，苹果、辉瑞和宝洁的首席执行官出席了今年3月下旬举行的论坛。与会的数十名商界领袖中，有许多人是自中国对世界关闭市场、采取严格的遏制新冠病毒措施导致本国经济脱轨以来首次来华。

王文涛承诺消除阻碍企业增加在华投资的障碍，还把2023年宣布为“投资中国年”。

这种友善没有持续多久。

有关部门最近将与外国有联系的顾问和咨询公司作为打击对象，突击搜查、拘留和逮捕有关人员的做法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担忧。无论是中型制造商还是大型企业的高管都在寻找办法减少公司在华业务所受的威胁，以及保护好自己的员工。

在过去几年里，随着中国对做生意的态度越来越不友好，一些公司和投资者开始考虑，在华投资的风险是否大于潜在收益——这是数十年来的头一遭。

“新冠清零”政策造成的供应链中断让企业意识到了依赖中国的不利方面。华盛顿与北京的地缘政治僵局加剧了这一风险，迫使许多跨国公司着手考虑替代中国供应商的应急方案，寻找与中国“脱钩”的办法。

随着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要求加强国家安全，限制外国政府和公司获得的信息，一些企业正在采取行动。

家住西雅图的律师丹·哈里斯为在华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工作，他说最近几周收到了异常多的企业问询，寻求在不完全离开中国市场的情况下减少在华业务。

其中一个客户是一家美国家具制造商，它正在努力达成一项通过一家中国公司分销产品的协议，以便将美国员工撤离。另一个客户是一家美国教育公司，该公司正在关闭其在华部门，将公司的技术授权给现有的中国员工。哈里斯拒绝提供更多的细节，因为他给客户的建议是，在离开中国之前不要讨论离开的问题。

“中国政府正在加速脱钩，而不是试图放慢脱钩的速度，”总部设在香港的东方资本研究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安德鲁·科利尔说。“如果公司觉得自己的运营经常受到意外干扰的话，它们是不会在那种环境里安心运营的。”

几家有名的咨询公司在过去几个月里遭突击搜查、或被安全官员造访，包括美思明智集团、贝恩公司，以及最近的凯盛融英(总部设在纽约和上海)，有关报道已引起了恐慌。这些公司帮助外国企业在投资一家中国公司之前评估投资风险。它们在中国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在那里获得可靠信息很困难，而且费用不菲。凯盛融英曾在一份两年前提交给监管机构的文件中披露，公司大多数专业研究员的报酬大约是每小时200美元，最高的可达每小时1万美元。

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月通过的反间谍法修订案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因为它正式扩大了对间谍行为的定义。外国企业在华部门的员工可能会因为正常的商业活动(比如收集竞争对手、市场和行业的信息)被当作间谍，成为打击对象。

周三，在美国商会于华盛顿主办的一场关于中国的会议上，商会首席执行官苏珊娜·克拉克称，新的反间谍法和打击咨询公司的做法“加剧了中国市场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周四在日本新澙举行的七国集团财长会议上，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许多七国集团成员也对中国的行动感到担忧，“希望看看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来对抗这种行为。”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表示，中国欢迎外国公司来华。“中国是法治国家，”他说。“在华企业都必须依法经营。”

对外国企业来说，在华经营一直存在风险。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中，外国企业忽视了许多危险信号。但现在，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停滞、在华经营的风险成倍增加，外企的考虑已有所不同。

在中国达成的交易量已在减少。据数据服务公司Dealogic的数据，美国公司2022年宣布在华达成了25笔投资交易，低于上一年的56笔。

为寻找投资机会的企业提供顾问服务的人表示，亚洲地区的新重点包括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去年，美国公司宣布在新加坡达成了28笔投资交易、在日本达成24笔、在韩国达成21笔，与前一年相比基本持平或略有增加。

在美国商会上周的活动上，为药企礼来公司担任说客的希瑟·克拉克说，资金流出中国凸显了寻求更亲商国家的必要性。礼来曾于1918年第一次在上海设立了在华办事处，后于1993年重返上海设立办事处。

“这间屋子里的所有公司都在重新评估它们的中国战略，”克拉克在商会举行的的小组讨论上说道，这个讨论有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的两名领导参加。该委员会一直在就中国对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威胁举行听证会，并将向国会提出有关建议。

“那些撤出来的投资将来会流向哪里?会回到美国来，会流入其他友好国家，”她说。

尽管公司和投资者在把新资金投到中国前也许会三思而后行，但它们彻底撤离中国的可能性不大，至少在短期内如此。

对制造商来说，没有其他国家能在基础设施和熟练劳动力的规模上挑战中国。有产品要卖的公司也不愿意离开一个拥有 14亿潜在消费者的市场。

咨询公司安可顾问公司大中华区董事长麦健陆(James McGregor)说，美国企业的方案仍然是“你不能不在那里”。

一名在中国有业务的高管称，许多客户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现在都想知道他们的产品是否能在其他地方生产，但往往是这些公司的运营人员或工程师坚持认为，其他地方不可能达到公司要求的质量。这名高管要求不具名，因为有关中国的问题非常敏感。

“我知道的人中，没有真正想离开中国的，”波士顿咨询集团的全球贸易组合伙人迈克尔·麦卡杜说。“他们可能只是在寻找其他地方，在那里他们可以平衡以前在中国投下的资金。”

通过将新的国家安全措施扩大到整个经济领域，中国正在放大在华投资的一个最大风险：缺乏透明度。

“这会产生事与愿违的不良后果，”曾在中国做过尽职调查的东方资本的科利尔说。“任何想在中国建一座造价5000万美元工厂的人都不可能毫无担心地那样做，因为他们将无法对厂址、所涉及的土地和合作伙伴，或任何事情做任何调查。”

Victoria Kim、Claire Fu自首尔对本文有报道贡献。

Daisuke Wakabayashi是时报驻亚洲商业记者，常驻首尔。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他：@daiwaka。

Ana Swanson是时报驻华盛顿记者，负责报道贸易和国际经济新闻。她此前在《华盛顿邮报》工作，报道贸易、美联储和经济新闻。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AnaSwanson。

Lauren Hirsch2020年离开CNBC后加入时报， 报道华尔街的交易和重大事件。欢迎在Twitter上关注她：@laurenshirsch。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23/5/15   发布时间：2023/5/15

旧文章ID：29809

作者：冰汝  来源：冰汝看美国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上限之争又一次白热化，上周美国总统拜登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谈判看似谈了个寂寞，在周五工作日结束前，白宫掐好时间向广大媒体发了一封邮件，标题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谁从美国债务违约中获益?中国”。

此举意图很明显，就是向共和党施压。谈判最后关头，双方都使出了浑身解数。

眼看美国将陷入史无前例的债务违约，两党的谈判还未走出僵局：共和党要求在10年内大幅削减政府项目支出，但民主党仅希望将支出限制的时间定为2年，程度也更加温和。

拜登对外界说：“我们(谈判)还没有达到突破点，但认真讨论了我们各方可以做些什么变通。如今的金融投资者，已经准备随时按下卖出键，但历史经验告诉他们，协议将在最后一刻达成。”

什么是债务上限?

根据美国财政部的说法，美国债务上限(The Debt Ceiling or the Statutory Limit)是美国政府为履行其现有的法律义务，而被授权借入的总金额。这些资金将会被用于社会保障、军人工资、国债利息，退税以及其他付款。

债务上限其实就是美国国会设定的美国联邦政府未偿付债务金额上限，是允许美国政府借钱的最高额度。本质上来说，债务上限是联邦政府为了之前的支出买单。在不超过上限的情况下，财政部可以自行掌握发债节奏，一旦触及上限，就无法进一步增加。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包含公共债务(Public Debt)和政府间债务(Intergovernmental Holdings)。

美国在1917年设立了债务上限，主要是简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资金投入程序。在此之前，联邦政府借债，都是根据每一项的具体需求一条一条的向国会批准，由于战争的特殊状况导致巨大的开销且无法精确计算开销，于是国会定出了“定额”，只要美国政府的花费不超过这个上限，政府就可以自主掌控花销。

到了二战快爆发的1939年，国会创设了美国史上第一个债务总额上限，并给予财政部发债的宽泛自由度。提高债务上限将使美国政府得以借更多钱来弥补国会已经批准的开支与税收之间的差额。

美国债务上限创新高的历史

从二战之后，美国的整体债务上限相对稳定，但是上世纪80年代，美苏争霸的背景下，里根的“星球大战”政策，试图花大钱来拖垮苏联，美国的国债上限发生了战后的第一次大幅上调。

21世纪以来，美国的债务上限开始飙升，在2001年美国债务上限已经上调了10次，几乎达到了每个月一次。这里的主要原因是小布什总统发动了对伊拉克以及对阿富汗的战争，紧接着就是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而小布什的继任者奥巴马就成了债务危机的“背锅侠”，他上任时美国联邦的债务是5万亿美元，在第一个任期里，这个债务直接来到了14万亿美元，当然奥巴马所推行的“全民医保”也在其中推波助澜。

于是共和党人站了出来，要求民主党政府削减开支，控制债务上限。两党第一次就债务上限问题进行了交锋，两边都不肯让步，眼看距离债务到期日越来越近，最终直到债务违约前的最后一天，奥巴马才非常不爽的向控制众议院的共和仍人作出让步，同意削减开支。

而那次的债务危机也引发了一场金融的巨大动荡，国际评级机构标普将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由“AAA”降至“AA+”，评级展望为负面，为美国历史上首次丧失3A主权信用评级。美股随之遭遇剧烈抛售，标普500指数数月之内暴跌近20%。

历史的车轮再次轮回，共和党总统特朗普在任期内，大规模的削减税务，随后的疫情，导致美国的国内债务率创新高。拜登上任之后，一面经济大放水，向全民直接撒币;一面又大举砸钱，搞基础建设，补贴芯片产业，甚至是减免了背着贷款的大学生债务。最终让美国的国债再一次创下历史：31.4万亿美元。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多次发出警告，美国恐怕在6月1日就要触及债务上限。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21年，美国政府债务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8%。如果是换做其他斯里兰卡那样的小国，这样的政府就会摇摇欲坠了。

美国会债务违约吗?

美国金融分析机构Ned Davis Research给出了美国债务违约的四种可能：

情形一：违约日到来之际，两党未能达成共识，这种情况发生的概率极低，因为伤害性最大。两党博弈导致美国政府部分违约，无法向退休人员、退伍军人、军事人员和承包商支付款项，这将会引发美国社会的一些动荡。

而部分违约的后果包括信用评级机构对美国进行降级，市场风险溢价上升，消费信心下降，家庭支出减少，进而造成美国经济陷入衰退。这对美股而言将是最糟糕情形。

情形二：国会提高债务上限，与预算开支分开谈判。在这一情形下，共和党将在最后一刻放弃削减开支要求，债务违约将完全避免，基于此，美国今年经济增长前景将会维持预期。但拒绝削减开支这个可能性很低，因为拜登已经表明愿意在新冠疫情开支等方面作出小幅让步。

情形三：拜登政府让步，削减部分开支。此情形中，美国同样得以避免违约，拜登将妥协于共和党的一些削减开支要求，令削减计划于今明两年生效。不过，难以确保下届国会将继续予以实施，这将让投资者和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这一情况下，预计今明两年美国经济增长将会放缓。

情形四：设置时限暂停债务上限生效。该方案是一个临时协议，双方此前都表明对临时协议兴趣不大。虽然可以为两党争取更多谈判时间，期间政府或削减部分开支。例如延期至今年9月底，然后再做进一步决定。不过，如果国会将问题搁置数月直至今年秋季，难保现在的情形不会重演，届时将会增加政府停摆风险，导致今明两年经济增长下行。

美国债务违约“碰瓷”中国?

白宫发言人皮埃尔(Karine Jean-Pierre)在上周二的新闻简报会上警告国会共和党人：“违约会给美元价值和美国机构及领导力带来全球范围的不确定性，导致货币和金融市场以及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市场出现波动。”

国家情报总监埃夫丽尔·海恩斯(Avril Haines)此前就财政悬崖边缘摇摇欲坠状况下的国家安全后果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海恩斯和白宫还警告说，美国违约将是送给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在内的对手的“礼物”，并将导致经济衰退，可能冲击全球经济。

而这句话其实出自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执行副总裁诺兰。他在《谁从美国债务违约中获益?中国”》一文中指出，美国如果债务违约，或者濒临债务违约，将对美元的关键货币角色、美国在全球的地位、美国与中国的角力产生严重的有害影响。诺兰认为美国在其他方面也会感受到相对地位的丧失，包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影响力被削弱，还有利用金融制裁实现外交政策目标的能力。

因此诺兰认为，美国债务违约将是送给中国和俄罗斯以及其他竞争对手的礼物，这对于痴迷于美国对华立场的国会来说，把这样的机会送给中国是不可理解的。

以下是诺兰的美国债务违约影响的具体分析：

1.美元的统治货币地位下滑

如今美元依然是全球的主导货币，占官方储备的60%左右，并且广泛的应用于国际贸易以及金融交易。但是美元的主导地位一直在下降。在上世纪的80年代后期与90年代，一些观察家认为日元在逐步取代美元，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货币。而当欧元在1999年正式流通时，类似的论点也存在。

如今的焦点集中在中国：中国是东盟以及中亚的主要贸易伙伴，不难想象，随着贸易量的继续增长，这些国家对用人民币来结算的兴趣会越来越大。根据货币计价数据的不完整统计，在2015年时，1/4的中国贸易是以人民币结算，这也使得人民币成为了全球第二大最常用货币。

随着人民币更大范围的使用，无论是创建人民币的交易所，还是开发SWIFT银行系统，也会进一步的鼓励人民币交易，这些都将极大削弱美国实施金融制裁的能力。

2.美国影响力衰退 取而代之会是中国

在过渡时期，美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摩擦将会从金融领域发展到政治领域。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致力于避免人民币贬值，使得亚洲免于另一场政治上的不稳定，此举赢得了整个亚洲的尊敬。

全球经济受到来自西方的金融危机冲击，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相对地位。当特朗普政府在没有任何 B 计划维持美国在亚洲的非歧视性贸易准入的情况下，让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最终谈判，中国的回应是与主要亚洲市场谈判新的或扩大的自由贸易协定，并成为日本、韩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贸易伙伴。

如果美国再次动摇，暴露自己是靠不住的霸主，中国不会袖手旁观。尽管它在国际金融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面临着内部限制——最关键的是维持资本管制、国内金融市场相对不发达以及缺乏对行政行为的约束——但只要有机会，中国就会让自己作为一个良性、可靠的领导者。

夸大其词渲染威胁论?

不过诺兰的分析仅是一家之言，中国作为美债的持有国，欠钱的人赖账，现在反过来归咎于债主?此时美国自己国内濒临债务违约，却点名中俄，是想利用中俄来渲染问题的严重性，从而达到各自党派的政治利益，迫使对方作出让步。

不过一旦发生真正的债务违约，中国作为美债的最大持有国，肯定还是有着不小的影响。外部环境动荡无疑会给中国市场的稳定性带来负面影响。长期来看，由于中国的经济规模较大，美债违约应该不会造成概念性的冲击。但不可否认的是，一旦国际社会对美国经济的信心下降，中国的实体经济会获得一些利好，毕竟经济上的话语权，是实打实的硬实力。

来源时间：2023/5/15   发布时间：2023/5/14

旧文章ID：29808

作者：李海东  来源：环球时报

近一段时间以来，拜登政府官员频频发出加强与中方沟通交流和恢复对话的信号，而美国国会则继续其一贯的“逢华必反”做派，密集推出包括涉台和制裁中方高科技企业在内的多个法案，近日更是在操弄关于“中国竞争法案2.0”的跨党派提案事宜。在美对华政策推进中，白宫和国会看似深陷步调不同的乱局，对此该怎么看?

首先，美对华政策已经并将继续呈现法律武器化和内政外溢化的鲜明特征。

在涉华议题上，美国国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其立法功能，频繁提出、讨论并全力推动多个反华法案最终成法。涉台问题可谓典型，“台北法案”“台湾旅行法”等已突破美台关系只能限于非官方等多项限制。数个国会议员相继窜台，更是显示出美在涉台领域的相关立法活动仍将高度活跃的消极态势。在涉疆、涉港、涉藏、南海等诸多重大涉及中国内政的问题上，美国国会提出并渐趋成法的多个法案，同样表明华盛顿已将对华政策国内法化，这种公然干涉中方内政的危险实践仍会泛滥。在事关全球经济与安全秩序议题上，美国国会始终是力推联盟化的中坚力量，以法律作为武器，持续推进在国际层面聚焦遏制打压中国和制造世界分裂的目标。

成法后的法案通常很难被废除，这也就意味着美对华现有的高强度对抗政策未来很难出现重大扭转。在对华政策环境中，这一恒量的持久存在表明，即使面对国内严重撕裂和国际持续压力，华盛顿大概率仍很难回归尊重中方或他国主权的理性冷静之路。

其次，国会基本确定和主导了美对华强硬政策的主基调。

尽管对外交往中，美总统代表这个国家，但美宪法作出规定，外交权由总统和国会共同享有。长期以来，一些政治精英渲染称，政府不同部门的权力制衡天然有助于政策纠错。这一乐观主张，反复被现实打脸。白宫与国会争夺外交权，导致自身外交频遭重大挫败。

在冷战后的政策实践中，国会与总统就对华外交议程主导权展开的激烈争夺也没有停止过。30余年来，美对华政策演变至今天的境地表明，其总统的权威性遭受实质性削弱，政府几乎沦为国会的跟班、传声筒和执行机构。主导美对华政策的实际“牵绳人”是一群对华强硬的国会议员，这个现实使得白宫当下对华的“灵活”言辞，更像是外交话术。

一个更趋保守和民族主义化的国会日渐主导美国对华政策，这不仅有损其国家信誉和总统的外交权威性，更使美成为区域乃至全球秩序演进中最大的破坏性因素。可以说，在美对华政策的塑造进程中，这种“国会暴政”现象短期内难言终结，这很可能将掏空白宫对华任何可能积极主张的“善意”空间。

最后，美政治精英欠缺深刻自我反思的传统，其决策陷入对外形势判断失误和对外政策频遭挫败的恶性循环。

尽管白宫、国会的政策主张时常相互对立，但其对华政策的整体记录显示，在中国自身道路选择的各个关键转折节点，美对华国内形势判断及政策选择在很多时候既是失误，更是失败的。美国常常发现其最终站到了中国人民自主选择道路的对立面，以至于承认政策失败成为美总结对华政策时反复出现的结论。

美政治精英群体专断傲慢地追求自身绝对优势地位，这种政治和决策文化，往往使他们惯常地以脱离国内与国际现实的观念，去实施最终必然带来灾难性后果的政策。冷战后美国的各重大关键外交决策，就是一个充斥着反复判断错误、实践失败的凄惨记录，以至于一些清醒且很无奈的美国学者以“Blob”这种偏狭危险、无所不能又难以改变的“怪兽”来描绘美政策精英群体。确实，美国对外政策实则是按既有历史惯性而非精明战略规划推进的，可预测性很强，悲剧色彩浓厚。如果说，过去30年美国最大的战略败笔是导致欧洲再次出现大分裂的6轮北约扩大的话，那么当前美国实施的对华全景式新遏制战略将是未来30年内美必然经历的最大外交失败。

总体而言，当前美政策圈对华政策看法不同，聚焦的不再是如何改进双方关系，而是如何更经济有效和可控地持久边缘化中国。华盛顿试图在亚太区域制造一个中美对抗格局，显然会招致区域内绝大多数国家的警觉和抵制，注定不会成功。(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来源时间：2023/5/14   发布时间：2023/5/9

旧文章ID：29806

作者：Paul R. Pillar  来源：中美学者智库

作者：DARRAGH ROCHE

翻译：周方舟

——共和党人威胁要弹劾拜登，因为一份联邦调查局文件中包含一项所谓的“犯罪计划”。

——虽然共和党可能会在众议院赢得弹劾投票，但能否在民主党领导的参议院获得通过则是另一回事。

——一些人认为这一行动是共和党在众议院民主党人弹劾特朗普后针锋相对的报复。

——一位专家指，这一过程“可能会使下一轮选举周期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丑陋的一次。”

拜登面临着国会共和党人的弹劾前景，目前尚未明确指控其涉及贿赂和一名未透露姓名的外国个人的“犯罪计划”。

共和党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和众议员詹姆斯·科莫(James Comer)要求联邦调查局(FBI)提供一份非机密记录，“指控当时的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和一名外国国民参与犯罪计划”。

担任众议院监督和问责委员会主席的科莫向联邦调查局发出传票，寻求一份非机密的FD-1023文件，一名告密者告诉共和党人这份文件就在联邦调查局。

根据格拉斯利和科莫上周的一份新闻稿，没有对拜登提出具体指控，但有关记录“据称详细说明了一项涉及金钱决定政策的交易安排”。

白宫发言人伊恩·萨姆斯(Ian Sams)在上周三强烈批评共和党人，称他们“正在进行匿名影射，并通过右翼媒体盟友的扩音器进行放大，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并试图转移他们自己不受欢迎的想法和缺乏解决方案的问题，那些问题是美国人民真正关心的问题。“

共和党人弹劾拜登的愿景

自拜登总统2021年1月就职以来，国会中的一些共和党人一直渴望弹劾总统。弹劾的最突出的倡导者之一是众议员马乔里·泰勒·格林。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成员格林上周表示，她现在有证据证明拜登总统的犯罪行为，并预测他将面临弹劾。“现在在监督委员会，因为我们有真正的传票权力，我们有权力进行调查，我们有权力做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格林告诉前白宫高级顾问史蒂夫·班农。

“我们呼吁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Wray)来到监督委员会，并带着一份表格FD-1023——它现在不是机密，但我敢打赌很快就会成为机密——这份表格显示了乔·拜登(Joe Biden)在担任美国副总统期间接受外国国民的金钱支付，以换取政策决定的证据，”她说。“这意味着乔·拜登将被弹劾，”格林补充说。

尽管如此，共和党众议员吉姆·乔丹似乎给弹劾拜登的可能性泼了一盆冷水。强大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乔丹指出，“当然应该弹劾”拜登，“这将由共和党大会和议长做出决定，现在没有人真正关注这个问题。”

虽然众议院共和党人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有些分歧，但科莫的传票结果可能会成为弹劾的催化剂。

弹劾是如何运作的

弹劾在任总统的过程相对简单。弹劾条款在众议院提出，如果简单多数的议员通过一个或多个条款，那么总统就被弹劾了。

共和党目前在众议院拥有222个席位，民主党拥有213个席位，这意味着共和党拥有批准弹劾条款的必要票数。

美国宪法第二条第四款规定:“美国总统、副总统和所有文职官员，因叛国、贿赂或其他重罪和轻罪被弹劾和定罪时，应被免职。” “重罪和轻罪”这个术语从来没有特别明确的定义。一旦众议院批准了弹劾条款，它们就会被送到参议院，在那里宪法规定进行审判。总统只有在参议院被定罪后才能被免职，而宪法要求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才能定罪。

民主党目前在参议院拥有最微弱的多数——有48名民主党人，49名共和党人和三名无党派人士目前正在与总统的政党进行党团会议。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政治学家保罗·夸克(Paul Quirk)告诉指出，“共和党的铁杆选民认为，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两次弹劾是党派‘政治迫害’，没有合法的理由，并渴望报复。”。“这个想法本质上是，‘民主党弹劾了特朗普，所以我们应该弹劾拜登。’

一些众议院共和党人人——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莫、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和马乔里·泰勒·格林——正在急切地推动弹劾项目，”他补充说。然而，奎克说，推动弹劾拜登“为时过早”。

他说:“辩护律师没有提供拜登方面任何重大不当行为的可信证据，更不用说可以证明正式弹劾调查的‘重罪’的重要证据了。”。

罢免总统

虽然有过几位总统被弹劾，但没有人被罢免，从参议院的人数来看，拜登似乎不太可能成为第一位被参议员罢免的总统。目前，没有针对总统的具体指控，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主党参议员是否认为任何指控可信——投票不一定完全是党派性的。

虽然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2021年初的第二次弹劾审判中被参议院无罪释放，但七名共和党参议员和所有民主党人一起投票给他定罪。

1999年，几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宣判时任总统比尔·克林顿无罪，罪名是两项。十名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投票认定克林顿在伪证指控上无罪，五名共和党参议员和所有民主党人一起认定总统在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上无罪。

共和党面临的风险

共和党可能会发现民主党人对任何弹劾的支持会很少，提出弹劾条款可能会在至关重要的2024年总统选举之前带来政治风险。

伦敦大学学院美国政治中心创始主任托马斯·吉夫特告诉说，“共和党人需要谨慎对待弹劾话题，因为它有很可能适得其反。” “辩护人会说，民主党人已经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将弹劾武器化了，所以与拜登较量完全在共和党众议院多数党的范围内，”他说。“但一个很大的风险是，这一策略将被视为琐碎的、公开的党派偏见，以及对兑现美国人民的政策承诺的干扰。”

拜登总统可能会从一次可能失败的罢免他的尝试中获得政治上的好处。“所有这些都可能使拜登有机会从特朗普的剧本中学到一招，大喊‘政治迫害’，” “如果有一件事可能会调动自由派对拜登的热情，那就是他成为马乔里·泰勒·格林领导的政治暗杀的对象。进入2024年，总统已经很脆弱，激励普通民主党人是共和党最不想要的事情，”他补充说。

满足党的基本盘

除了可弹劾的罪行，国会中的共和党人可能会继续对拜登政府施加压力，众议院共和党已经在使用其调查权力。

夸克指司法委员会的“联邦政府武器化”调查，但表示它一直在“制造史诗般的失败” “众议院共和党人可能会满足于允许司法和监督委员会继续征集线人，要求提供文件——无论是否合适——并对拜登或其他政府官员进行鲁莽的指控。可以想象，他们最终会找到可弹劾罪行的有用证据。奎克说:“希望是永恒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正在进行的努力至少会让党的基本盘满意于迫在眉睫的报复，”他补充说。

以民主党为榜样

如果共和党人受到前总统特朗普两次被弹劾的激励，他们可能会效仿民主党人对拜登提出弹劾指控。

奎克说，如果在某个时候“众议院共和党人决定启动正式的弹劾调查，它可能会从司法委员会的闭门程序开始——工作人员研究，采访和取证，以及杂项调查。”

“如果他们效仿民主党在特朗普弹劾案中的程序，该委员会将不会举行公开听证会，除非并直到它找到一项或多项可弹劾罪行的可信证据——支持似乎可能在党内获得几乎一致同意并被主流媒体认真对待的指控，”他说。“民主党对特朗普的指控甚至说服了一些共和党议员和许多保守派评论员，”奎克指出。然而，基于粗略的证据和明显站不住脚的指控，特朗普派共和党人也有可能强迫举行公开听证会，甚至弹劾投票。"

他补充说:“这一奇观将激励党的基本盘，同时疏远温和的共和党人和摇摆选民。”

削弱选民的信心

鉴于拜登现在正式宣布竞选第二个任期，任何弹劾他的企图几乎肯定会被视为事实。尽管解除他的职务可能已经不可能，但共和党人可能会试图通过弹劾来损害他在选民眼中的形象。

“自从第117届国会于2021年1月首次召开以来，特别是自2023年共和党众议院多数召开第118届国会以来，共和党人一直在寻找一个挂钩，以对乔·拜登提出重罪和轻罪指控，”英国萨里大学政治学副教授、《特朗普总统任期:从竞选到世界舞台》的联合编辑马克·沙纳汉说。他指出，众议员格林“在拜登就职后的第二天就提交了弹劾条款。”

沙纳汉说:“他们未能获得任何牵引力，随后国会少了许多空话，但在弹劾总统方面几乎没有具体行动。” “现在共和党认为他们有一些实质性的东西，可能足以至少让弹劾程序在众议院进行，”他继续说。沙纳汉说，弹劾的理由取决于“联邦调查局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的潜在证据，在现阶段，似乎更像是一次钓鱼探险，而不是对总统的任何严重威胁。” “但任何弹劾活动都是分散注意力，旨在耗尽选民对其目标的信心，”他说。“共和党人知道，没有参议院的多数席位，他们的努力注定要失败。他们也知道收集证据和赢得众议院的投票不太可能是一个快速的过程。但这是这个问题的核心。”

“一场卑鄙的政治竞争”

前总统特朗普仍然是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领跑者，他面临着持续的法律问题。特朗普于3月30日在曼哈顿被起诉，他对2016年涉嫌向成人电影明星斯托米·丹尼尔斯支付封口费费用的34项指控拒不认罪。下一次当面听证定于12月4日。

沙纳汉表示，弹劾拜登可能是一种策略，旨在平衡选民对两人涉嫌犯罪的看法。“共和党可能的总统挑战者仍然是唐纳德·特朗普，”沙纳汉说。"在其他几项司法调查仍在进行的时候，他已经在纽约面临指控。" “试图将一个‘罪犯’拜登与特朗普联系在一起，这是一场快速而肮脏的政治竞赛，”他说。

马乔里·泰勒·格林的手榴弹

上周，作家E·让·卡罗尔(E. Jean Carroll)对特朗普提起民事诉讼，指控特朗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强奸她。前总统否认了这一指控。另外，特别顾问杰克·史密斯正在继续调查特朗普与1月6日国会大厦骚乱有关的行动，以及他涉嫌对在其海湖庄园发现的机密文件的不当处理，而佐治亚州的一个大陪审团正在审查特朗普是否推动了2020年选举结果在那里被推翻。

沙纳汉说，随着特朗普“越来越多地陷入法律诉讼，共和党战略家和立法者也需要拖累总统。”

“随着司法部在2021年1月6日暴乱前后越来越接近做出一些严重的政治起诉，共和党人需要尽可能多地分散注意力，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拜登在担任美国总统期间不会被成功弹劾，但很明显，共和党的意图是让整个政治世界尽可能显得黑暗、阴暗和腐败，”他补充道。沙纳汉警告说:“这个格林手榴弹只是18个月过程中的一个武器，可能会使下一个选举周期成为美国有史以来最丑陋的一次选举。”。

像《复仇者联盟》电影一样戏弄指控

尽管有人呼吁弹劾拜登总统，但还没有针对他的具体指控。大卫·a·贝特曼(David A. Bateman)是纽约伊萨卡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一名政府副教授，他说，目前对拜登的指控应该持怀疑态度。他将格林描述为“几乎可以肯定是国会中最不可信的人，而不是那些明显炒作的工作应该得到氧气的人。” “这也是来自科莫和格拉斯利可能会为指控提供一点可信度，如果不是因为它被取笑为像复仇者联盟电影或新型号搅拌机的发布一样的事实，”他继续说道。

可靠证据;可信证据

贝特曼说，戏弄证据“是一种公关行为，而不是严肃调查的标志。” “索赔的特殊性——反复援引FD-1023表格——应该是一个信号，”他说。“他们可以只说有人提出了他们计划调查的指控，据我所知，这就是FD-1023表格，但这比戏弄政府文件提供犯罪具体证据的可能性要少。” 贝特曼表示，“媒体没有理由参与炒作这件事。” “如果他们能拿出可信的证据，他们就会拿出来，”他说。“在那之前，或者在他们建立了出示真实证据的记录之前，既没有太多对弹劾的真正担忧，也没有任何理由参与炒作工作。”

来源时间：2023/5/14   发布时间：2023/5/13

旧文章ID：29805

作者：Paul R. Pillar  来源：尚道战略

《纽约时报》白宫记者彼得·贝克前几天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这篇文章让人感到不安。在与拜登总统一起庆祝北爱尔兰《耶稣受难日协议》签署25周年时，贝克说，“这样的外交突破已经成为过去。”近年来，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似乎更有可能违反条约和国际协议，而不是签署新的协议。贝克的结论是，“虽然谈论外交手段消亡的说法可能有些过分，但“目前肯定缺乏外交手段。”

贝克将正式协议作为衡量外交成就的标准，这一指标使问题被夸大了。生产性外交的成果远远超出了这种协议，包括有助于稳定动荡局势的沟通和非正式谅解，以及说服外国政府采取更符合国家利益的行动。

政治学家肯尼斯·华尔兹曾在一部关于战争原因的经典著作中使用三个层次的分析方法，这种方法也可以用来分析外交手段的衰落。在贝克的文章中，国际体系层面的表现很突出。他提到了“冷战规模下大国竞争的复兴”。但是，最初冷战也具有高度重要的国际协议，特别是在军备控制方面的协议，因此在这个水平上对外交衰落的大多数解释都没有说服力。不仅与朋友、盟友达成协议很重要，与竞争对手和敌人达成和平谈判协议甚至更加重要。

第二层——国家政治体系——为当前缺乏外交的情况提供了更有说服力的解释。主要表现为反全球主义的民粹主义崛起。贝克提到，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执政期间，民粹主义的崛起是美国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目前超党派的美国政治环境中，共和党坚持反全球主义，这种形式通常是反对任何涉及妥协的协议。对民主党总统来说，肯定有可能会因做出妥协而受到其他党的抨击，这意味着政治风险最小的做法是放弃签订新的重大国际协议。

许多重要的国际协议，包括关于北爱尔兰的《耶稣受难日协议》以及冷战时期的军备控制条约，都是数月甚至多年工作的产物。这样的时间表不仅包括导致最终协议的谈判，还包括传达共同利益、探索谈判空间边界等更早的外交努力，这些努力旨在为签署新协议奠定基础。四年选举周期的美国政治阻碍了外交成功所必需的持续性努力。

美国联邦高层政府的变化一直是一个问题，但其对国内和外交政策的影响近年来变得更加严重。过去三十年，不仅跨党高级任命比以前少得多，而且一党经常条件反射性地拒绝另一党领导人提出的任何倡议。

第三级的分析——个别领导人——为在迫切需要外交协议的情况下缺乏外交协议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特朗普倾向是美国近年来撕裂或违背重大国际协议的主要原因。这种程度的分析与之前分析之间的界限有些模糊。但特朗普对美国外交关系留下了更个性化的印象，这或许在他处理对朝关系中体现的最明显。

特朗普倾向仍然持续严重影响美国的外交活动。在几个重要领域，美国曾经领导了富有成果的国际协议，拜登政府显然出于国内的政治谨慎，并没有消除特朗普政府在外交上的破坏性撤退。

美国能否效仿其他大国结束外交匮乏，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的走向。这将取决于让美国选民了解，国际协议中不可避免的妥协不仅代表着对外国的让步，有时也是推进美国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

转自：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paul-pillar/us-diplomacy-good-dead-206409

来源时间：2023/5/14   发布时间：2023/5/12

旧文章ID：29804

作者：杜晓杰 李赛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洲国家受创明显，地区经济、安全以及社会民生等各方面的发展都面临严峻挑战。时至今日，乌克兰危机已持续一年有余，部分欧洲国家针对乌克兰危机开始出现冷处理的倾向，对于俄罗斯、乌克兰等相关方的态度也愈发暧昧。欧洲国家态度的转变主要源于乌克兰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超出部分欧洲国家的承受范围。民众生活日益艰难，反战情绪高昂，德法意等多个欧洲国家近期爆发了数场反北约、反战游行示威活动。通过和平谈判结束战争正日益成为欧洲多国政府和民众的共同愿望。

一、乌克兰危机爆发 对俄制裁层层加码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洲国家展现出空前的团结，并据此实施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强硬措施。在外交方面，欧洲国家近乎“一边倒”地“挺乌反俄”。欧盟及其成员国强烈谴责俄罗斯的“野蛮侵略”，强调乌克兰拥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一致同意对俄罗斯实施“严厉制裁”。中东欧地区国家针对俄罗斯的行为也采取了包括正式谴责、暂停俄媒体护照、对俄航班关闭领空在内的系列措施。在讨伐俄罗斯的同时，欧洲还向乌克兰提供了外交、财政、军事和人道主义支持。

在经济方面，自去年2月起，欧盟已批准10轮对俄制裁措施，制裁对象包括俄罗斯政要精英、商人寡头、银行和金融机构、军事和国防公司以及媒体组织等。截至目前，在对俄制裁框架下，欧盟共制裁了1473名个人和207个实体。同时，欧盟还对俄罗斯实施了多项进出口管制，涉及产品清单包括：原油和精炼石油产品、高科技产品、能源工业设备及技术服务、军民两用产品、奢侈品等。欧盟还发布禁令，阻止十家俄罗斯银行使用环球银行间金融通信协会(SWIFT)支付系统，并冻结了俄罗斯央行的资产和交易。另外，欧盟还与G7成员国、世界银行、经合组织等相关各方共同协调对俄制裁。

除了对俄罗斯进行制裁外，英国、波兰、德国、挪威、捷克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等国通过提供武器弹药、燃料、军备物资，以及培训乌克兰士兵等多种方式对乌克兰进行军事援助。欧盟及其成员国还通过欧洲和平基金(EPF)及欧盟乌克兰军事援助团(EUMAM)等框架对乌提供军事支持。截至目前，在上述两个框架内动员资金已达120亿欧元。

二、乌克兰危机延宕 欧洲国家态度变化

截至目前，乌克兰危机影响不断外溢，对于世界秩序、地区安全格局、全球治理等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以欧洲国家受到的冲击尤甚。在此情况下，部分欧洲国家的态度出现变化。

首先，一些欧洲国家官员和民众通过各种方式呼吁进行和平谈判，尽快结束战争。匈牙利外交部长西雅尔多(Peter Szijjarto)在接受SVT电视频道采访时表示，“欧洲为解决乌克兰危机而试图找到的解决方案不起作用，冲突只能通过停火来结束。”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Orban Viktor)也表示，“这场战争不可能有赢家，只有通过停火以及和平谈判才能挽救生命”。另外，包括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的顾问在内的21名德国学者通过在《时代》周报上刊登《德国学者集体发声：“乌克兰大获全胜根本不现实”》的文章，表达他们对乌克兰危机局势升级及其对世界破坏性影响的担忧，呼吁西方国家应该竭尽所能促成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与此同时，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民众相继举行反战示威游行，反对政府干预乌克兰危机，呼吁和平谈判以结束乌克兰战争。

其次，部分欧洲国家在一些具体议题上对俄罗斯的强硬态度有所缓和。例如上个月，德国《世界报》援引欧盟委员会内部备忘录表示，欧盟当局有义务把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在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央行储备归还给俄罗斯。奥地利外交部长亚历山大·沙伦贝格(Alexander Schallenberg)也表示，“欧洲现在到处可以听到希望与俄罗斯彻底分离的声音，我们要谨慎对待这种念头;俄罗斯不会消失，仍将是欧盟最大的邻国，认为这个国家会在经济上被孤立是一种谬论。”另外，在欧盟委员会的第九轮对俄制裁中，欧盟批准解冻俄罗斯从事农产品和食品贸易“相关人员”的资产。综上，在能源危机、通胀飙升等一系列压力影响下，欧盟对于俄罗斯的制裁和态度出现缓和。

最后，部分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例如，由英国国防部牵头成立，挪威、荷兰、瑞典、丹麦、冰岛和立陶宛等欧洲国家积极参与的“灵活、低官僚主义”的国际军事援助基金承诺提供5.2亿英镑来为乌克兰提供新武器。然而，截至目前拨付到位的资金大概只有2亿英镑，剩余资金可能在夏季之前都无法按时到位。同时，在乌克兰粮食进口问题上，波兰政府4月时表示由于市场上的乌克兰谷物过剩，波兰正在损失巨额资金。因此，波兰决定暂时禁止从乌克兰进口粮食和其他食品。匈牙利政府也扩大了对乌克兰农产品进口的临时禁令，品项包括蜂蜜、葡萄酒、面包、糖以及一系列肉类和蔬菜产品等。另外，针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申请，许多欧盟现有成员国并不希望加快这一进程。对他们而言，在当前形势下，乌克兰加入欧盟可能会进一步分裂欧盟，激化欧盟与俄罗斯的现有矛盾，加剧欧洲安全紧张局势。

三、欧洲国家态度调整的深层考量

欧洲国家态度的转变基于多重考量。首先，从经济上看，乌克兰危机爆发以后，欧洲国家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加剧，通胀率不断攀升，总体通胀率由2020年的0.3%上升到2022年的8.4%，商品价格飙升。基于此，世界主要机构对欧洲的经济增长预期普遍下调。根据兰德公司近期发布的报告，2023年欧盟和欧元区GDP增长率预计将降至0.3%。

其次，在能源方面，欧洲要减少甚至是摆脱对俄罗斯的天然气依赖并非易事。2021年，欧盟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总量为1550亿立方米，约占其天然气总进口量的45%，占其天然气总消费量近40%。为了响应美国对俄制裁的号召，欧洲国家开始寻觅能够替代俄罗斯天然气的能源方案。然而，一些直接替代方案最终将以牺牲温室气体排放目标为代价，例如不少欧洲国家选择提高燃煤发电量。总体来看，在新冠疫情和乌克兰危机的双重打击下，欧洲经济复苏、能源安全进程道阻且长。

再次，从安全上看，乌克兰危机是自二战结束以来欧洲爆发的最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也是后冷战时代欧洲安全体系遭遇的最重大危机。这场战争极大程度上加剧了欧盟与俄罗斯的对立，双方不信任感飙升，以对抗为主要特征的欧洲安全格局正在形成。俄欧对立可谓“百害而无一利”，将对欧洲地区安全稳定造成严重冲击。从长远来看，不论这场冲突结果如何，只要俄罗斯在欧洲安全架构中的角色一直被忽视或者不明确，欧洲安全问题就难以得到根本解决，而美欧主导下的现有欧洲安全架构也将变得不稳定。未来，构建一个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架构将是一个难题。

此外，在社会民生方面，乌克兰危机导致欧洲国家出现难民危机，加剧了欧洲的社会问题。一年来，数百万难民逃离乌克兰，形成了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难民潮。欧洲各国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遭挤兑，国家的社会保障与协调能力经历着严峻考验。以波兰为例，作为接收乌克兰难民数量最多的欧盟成员国，波兰为此付出的代价高昂，2022年总成本约84亿欧元。不堪重负的波兰政府向欧盟委员会发出紧急求助呼吁，要求欧盟公平分配接收数额，并取消了向收容乌克兰难民的家庭发放的补贴。

最后，实现战略自主一直是欧洲国家的重要目标，欧洲国家态度的变化与其对战略自主权的追求具有一定相关性。自1993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确立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1998年英法“圣马洛宣言”达成建立欧洲快速反应部队意愿以来，欧盟追求独立自主的抱负越来越高。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洲虽然追随美国步伐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但欧洲国家并未放弃对战略自主权的追求。4月11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荷兰期间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助推了制定独立的欧洲战略的需要，欧洲国家必须能够自主选择合作伙伴并塑造自己的命运，在包括贸易、竞争力、工业等五个关键领域要形成独立立场。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Charles Michel)也表示，欧洲领导人越来越支持马克龙关于远离美国追求欧洲“战略自主权”的主张，虽然欧盟确实非常重视与美国的联盟关系，但这种关系并不意味着欧洲在所有问题上都会盲目遵循美国的立场。

四、结语

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解决关乎欧洲地区安全格局、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稳定等各方面问题，尽快结束战争是大多数国家和民众的共同愿望。今年2月24日，中国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为推动外交解决乌克兰危机指明了正确路径。这一立场文件不仅符合冲突双方的利益，也呼应了各国人民的共同关切。乌克兰冲突的相关各方应在尊重各国主权的基础上，摒弃冷战思维，尽快解决乌克兰危机，恢复欧洲和平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 European Council, “EU response to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olicies/eu-response-ukraine-invasion/#invasion

[2] Reuters, “EU chief says bloc wants Ukraine as member,” February 28,2022, https://www.reuters.com/world/europe/eu-chief-says-bloc-wants-ukraine-member-they-are-one-us-2022-02-28/

[3] McKinsey & Company, “Invasion of Ukraine: Implications for European defense spending,” December 19, 2022,

https://www.mckinsey.com/industries/aerospace-and-defense/our-insights/invasion-of-ukraine-implications-for-european-defense-spending

[4] The Guardian,“British-led fund to provide weapons for Ukraine plagued by delays,” March 6, 2023,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23/mar/06/british-led-fund-to-provide-weapons-for-ukraine-plagued-by-delays

[5] Bloomberg,“The European Union Shouldn’t Rush to Admit Ukraine,” February 14, 2023,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3-02-14/the-european-union-shouldn-t-rush-to-admit-ukraine#xj4y7vzkg?leadSource=uverify%20wall

[6] Brian Michael Jenkins, “Consequences of the War in Ukraine: The Economic Fallout,” The RAND, March 7, 2023, https://www.rand.org/blog/2023/03/consequences-of-the-war-in-ukraine-the-economic-fallout.html

本文作者：

杜晓杰，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助理、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李赛，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来源时间：2023/5/14   发布时间：2023/5/9

旧文章ID：29803

作者：张登及  来源：海外看世界

自去年中共「二十大」后，中国迅速恢复常态外交和首脑外交，并且首先在周边外交多所斩获以来，美国不仅持续对华加强高科技领域制裁和供应链封锁，由于接近新一届总统和国会选举，国会更是带头推出各类反华法案。个别议会领袖甚至直接批判台湾在野政党，不仅借以向选民展现硬派作风，也继续升高两党和社会敌视中国大陆的气氛。白宫行政当局还在执行围堵制裁为主的对华政策，却希望局部恢复高层访问，来显示选前有管控中美重大冲突的能力。不过受制于国会和上述的社会氛围，以及北京对美方诚意的深刻质疑，两大国的关系仍在对抗轴线上下探，突发危机导致严重冲突的风险不能低估。

中国恢复首脑外交和常态外交之后，除了在周边外交有所斩获，在本国参加创办或足以引领的双边、多边关系，也有不少得分。沙特和伊朗恢复邦交是最显著成绩，以巴问题、阿富汗问题有所着墨，一些拉美国家重新出现左派胜选后，也有利于改善对华关系。甚至「五眼」中的新西兰和澳洲，对华态度也有所缓和。加上中国大陆推出了成套的价值体系和新秩序方案：人类共同价值与三大倡议，与美国的竞争，更加表现为全领域较量的态势。

美国拜登政府修补特朗普「退群」造成的外交损失，首先是利用俄乌战争重新在欧洲整队，透过脱欧的英国与东欧前线受俄国压迫的中小国家，成功挫败以德法为中心的「欧洲战略自主」政策，甚至意大利右派政府上台，也积极向美英靠近。尽管北京也透过对法、德外交，避免整个欧洲快速倒向美国，又推出了劝和促谈的乌克兰问题立场文件，仍然碍于新冠疫情以来欧洲社会对华形成的刻板印象，中欧关系难点仍多待克服。

近期美国对华地缘与外交竞争，印太地区得分比较显著。其中，日本和韩国很明显与国内社会对华氛围和政治领袖基于突破低满意率，争取公众支持的策略选择有关，采取了更加亲美远中的战略路线。目前的民调都显示，日、韩执政者这一策略，在国内有一定效果。两国部分企业开始减少在华营运的比重，也波及大陆经营韩、日关系与建设东北亚自由贸易区的空间。

菲律宾新总统小马科斯并未完全放弃前总统杜特尔特「避险」的方针，但为了与前任有所区别，同时企图借用美国平衡自身在南海力量不足面对的压力，在安保政策上向美国靠近的趋势也比较明显，只是在中方的提醒下，马尼拉解释与美合作不会用于「美国在台海的进攻行动」。但是在美菲同盟原有的基础上，这番委婉的解释，恐怕不容易使中方放心。

澳洲虽然希望恢复中澳热络的贸易关系，但在安全领域还是紧跟美国，并且与美积极向部分南太平洋岛国施压，阻却彼等对华合作。整体而言，印太地区各国国情复杂，美国将过去「辐轴」架构改成多边的北约式组织，路程还相当遥远，不过目前确实看到一些雏形。

华府，或许再加上伦敦，企图将俄罗斯—乌克兰场景搬到台海，把中国塑造成印太俄罗斯，把两岸问题国际化、安全化，以激发各国向美「聚旗」，策略再清晰不过。北京如何在维护自身总体安全和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使「带路」等大型具体方案和三大倡议形成有效对接，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展现战略信用，同时化解长期受西方媒体影响下各国社会对中国的敌意和恐惧，将是应对中美长期竞争的关键所在。

来源时间：2023/5/14   发布时间：2023/5/7

旧文章ID：29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