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擎，林国华，邱立波，李永晶，周林刚 / 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  来源：澎湃新闻思想市场

当地时间2016年4月1日，美国华盛顿，2016核安全峰会召开，各国领导人等待拍摄全家福。奥巴马比出“胜利”手势。 东方IC 图

　　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在2015年9 / 10月号刊出“奥巴马的世界”专辑，从多个方面总结评估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华东师范大学世界政治研究中心就此举办研讨会，探讨由此反映出的美国外交的思想渊源与长程趋势。

　　刘擎：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国领导人多次声明，我们并不是要挑战和颠覆现存的世界秩序，而是要加入和改造秩序。这首先需要我们准确和深入地认识这种秩序。现存的世界秩序在许多方面仍然是美国主导的，但我们对美国及其国际战略的认识未必像许多人以为的那样充分。比如，我们不少人常常听到对美国的两种批评：一方面说美国遵循理念主义，总是一意孤行地将自己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造成各种灾难;另一方面说美国屈从现实主义，实际上根本不管什么民主和人权，谁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就跟谁勾结。但这两种指控的逻辑并不一致，也不可能完全同时成立。两种互相矛盾的逻辑却造成了对美国随心所欲的“方便”解释——理念论解释不了的时候，就会转向利益论的解释，反之亦然，“总有一款适合你”。但这种“得心应手”的话语生产并不能帮助我们看清真相。实际上这两种批判可能都有正确的部分，专业学者也都知道，美国外交战略同时有理念主义和现实主义这两种传统，彼此之间存在着紧张。问题在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从克林顿到小布什，再到奥巴马的时代，在以往这四分之一世纪里，美国的国际战略是连贯一致的吗?如何来理解其中理念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以及孤立主义与扩张主义之间的关系?《外交事务》最近发表的这组专辑文章(《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曾在2015年10月27日和11月3日分两期翻译了其中的八篇文章)，提供了一些线索。我们中心的学术顾问于向东老师提议讨论这组文章，特别关注奥巴马外交对理念主义与现实主义两种传统思路的吸收与综合，以及美国为确保其“自由秩序”的可信性与可靠性所采用的灵活多样的措施。在我看来，讨论这组文章有助于我们考察美国本身的“内在视角”，探讨美国外交战略的思想渊源与长程趋势。

当地时间2014年3月25日，荷兰阿姆斯特丹，奥巴马同荷兰总理交谈。 东方IC 资料图

　　“圣灵”传统与奥巴马的回归

　　林国华：认识美国的外交政策在根本上需要理解美国对其自身的理解以及它对世界图景的想象，其中包含着与老欧洲的那种“土地性”相当不同的精神传统。让我们看看这期《外交事务》杂志的封面配图：奥巴马肩扛地球，这是戏仿希腊神话里的阿特拉斯举天的典故，这张图对美国外交传统的特点具有揭示意义。根据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的记述，阿特拉斯是泰坦神族的重要成员，天神宙斯分配他去把天空扛在肩上，天与地就分开了，这给宇宙万物秩序提供了生长空间。赫西俄德对阿特拉斯有一处重要刻画：他矗立在“大地边缘”(peirasin en gaies)。也就是说，他开启了一个秩序，其本人却不在这个秩序中。这可能是“美国例外论”的最佳隐喻。

　　从华盛顿总统在其告别演讲发出告诫以降，美国外交思想史贯穿着一个清晰可辨的精神传统，我们权且戏称之为“圣灵”外交，它敦促美国不要轻易进入别国领土(肉身化)，而是像圣经中记载的“圣灵”一样，“运行在水上”，姿态灵动飘忽，富有高度弹性与机动性。独立宣言、联邦党人对“联盟”的犹疑、门罗主义的保守态势、马汉的海权愿景、威尔逊主义的理想主义都可以在“圣灵外交”中得到解释。水上的圣灵和美国的海权伸张似乎是一脉相承的，两者都拒绝依附土地(拒绝领土要求)。美国的外交不是土地性的。所以，用欧陆式的“民族国家”思路来辨识美国及其外交思想是不靠谱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激励的“主权国家”模式同样也无助于理解美国，罗马-马基雅维利式的陆地帝国、文艺复兴僭主小国的地主加小农意识与美国原则也有天壤之别，唯有新约福音书-温斯洛普式的“山巅之城”似乎把握到了某种本质。

　　对于理解和把握美国政治实践与原则而言，之前的理论范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失效了。从亚里士多德以降的欧洲政治哲学观念史和问题史始终是连贯的，甚至在漫长的基督教中世纪都没有发生毁灭性的断裂，但是，在美国大陆面前，这条观念的巨链似乎中断了，以至于托克维尔在解释美国体制的时候不得不抛弃欧洲理论，深入美国乡镇基层，在鲜活的生活中重新搜寻归纳美国原则。美国本土的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Turner)则在荒野边疆中发现美国原则，而“海权之父”马汉认为，美国的力量和命运被上帝安排在大海里。约翰•洛克所谓“太初有美洲”的论断并非简单的模仿圣经修辞，而是指出了一个人类世界新开端的事实。为纳粹效劳的德国公法学家施米特(Carl Schmitt)曾经说美国外交是“无迹可求但又无处不在”，“缺席”和“在场”奇妙地融合在一起。

　　刘擎：国华辨析的这个“圣灵”外交传统或许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有助于重新考察美国国际战略从小布什到奥巴马的转变。在美国国内的辩论中，许多保守派或者“鹰派”的思想家批评奥巴马的外交是一种软弱的“退却主义”或者走向了新孤立主义，导致了世界的无序化。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认为，美国试图卸下自“二战”以来一直承担的全球责任重负，成为一个着眼于自身狭隘利益的“常态国家”。但他认为这种寻求常态的战略是错误的，美国从来不是一个常态国家，孤立主义也从来不是一个选项，因为“美国从来就更像罗马共和国或古代雅典共和国，是一个四处奔波的民族”。但从国华的视角或本期《外交事务》杂志主编罗斯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说卡根等人仍然没有充分理解美国的“例外”特征。在“土地性”意义上积极干预——像小布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并不是美国外交传统的典型体现，反而是一种偏离。如今美国从外国领土中的撤离也不意味着退却或软弱。正像奥巴马自己宣称的那样，问题不是“美国是否要引领，而是如何引领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奥巴马的“退却”可以被阐释为一种对美国传统外交的“回归”。

　　林国华：的确，罗斯在文章《奥巴马做对了什么》认为，小布什的外交把美国人的命运与海外土地过于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可谓是对“圣灵外交”的偏离，奥巴马则使美国抽身而出，这不是示弱，而是回归美国外交的“原教旨”：“奥巴马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的成功的关键在于其对大局的把握：他激赏那种美国在过去七十年中一直加以培育的自由国际秩序，并且认识到，有必要从全球边缘地带中那种被误导的冒险和积怨中抽身而退，才能拯救那一秩序的核心……他是一名带有保守主义性格的观念上的自由派。”奥巴马回归的“自由国际秩序”是诞生在二战中并发展至今的全球体系，这一秩序的核心成员是拥有混合经济的各个民主国家，它们彼此和平共处并贸易往来，同时偎依在美国的保护伞下。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和联合国，到北约组织和欧洲联盟，再到数不胜数的双边与多边区域性组织，这一秩序中的核心部分牢牢根植于多重交叠的制度性架构中。罗斯看到，这一秩序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基础不是地理、种族、血缘、宗派或带有其他被给定的土地性的自然身份，而是纯粹人造的契约性自由共同体联盟。从海外土地上撤离，恰恰是回归到更具扩张性的“自由秩序”，奥巴马的外交战略思路试图结合孤立主义和威尔逊主义两大传统，这种结合所催生的产物就是美国外交的原教旨，它与美国在世界的地位息息相关。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人们对世界陆地分布的构想受制于古代希腊罗马与希伯来圣经地理学传统，把世界分为亚细亚、欧罗巴和利比亚(即阿非利加)三板块，从古代到中世纪晚期的世界地图绘制史对此有生动反映，三块陆地犬牙交错，以复杂态势紧密连接扭抱在一起，形成人类史上最大的“命运(恩怨)共同体”。但在“地理大发现”以后，诺亚后裔三分世界的圣经图景与托勒密制图格式发生了革命性改变，有一块被命名为“阿美利加”的巨大陆地出现在扭打成一团的亚非欧面前，世界的“第四部分”进入历史。美国国父亚历山大•汉米尔顿阐释了新大陆的道德-政治意义：“全世界可以在政治上和地理上划分为四部分，各部分都有独特的利益。不幸的是，欧洲借助于自己的军队和谈判，借助于武力和欺骗，已在不同程度上对其他三部分施展统治。……但愿美国人不屑于做大欧洲的工具!但愿十三州结成一个牢不可破的联邦，同心协力建立起伟大的美国制度，不受大西洋彼岸的一切势力或影响的支配，并且还能提出新旧世界交往的条件!”汉米尔顿“四个世界”的理论修正了以往“三个世界”的陈旧格局，人类的政治想象与实践以及世界史的运行从此进入新时代。“世界的第四部分”或者“第四世界”是美国最原始、最自然的身份认同，相对于旧世界的亚欧非，它既保持超脱，也构成莫大的压制力。美国外交的这种飘忽灵动、若即若离的性格可以追溯到“第四世界”这个身份意识的源头。

当地时间2014年3月28日，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奥巴马抵达沙特首都利雅得会见阿卜杜拉国王，试图修补美沙裂痕。 视觉中国 资料图

　　美国角色的双重性

　　邱立波：美国与老欧洲的区别，还表现在知识-认知架构，这一点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个专辑的发表当然有美国总统大选的时事背景，但如果看不到美国的政治架构事实上也是一种知识-认知架构，看不到国策辩论始终是在某种认知架构下展开，那么就很容易被淹没在党派辩论的口水战中，而失去问题的焦点。

　　托克维尔游走美国时，不大相信民主体制可以办外交。他表面给出的理由是：折冲樽俎，媾和密室，只能是少数人权宜决定的事。如果事必大庭广众，动辄揆诸民意，泄密既在所难免，也容易延误战机。话外音是，托氏对平民构造世界秩序的能力颇多疑虑，吃不准民主如何从个体事实成长为世界秩序的趋势。托氏所熟悉的外交其实是一种文化，一种欧罗巴古典时代的人文素养，而美利坚式的外交则是一种知识科学，一种匹夫匹妇皆可理解、妇孺凡人皆可施行、一切利益较量皆可在此平台上加以讨论的知识体系。托克维尔是外交由欧洲式“艺术”转变为美国式“体系”的见证人。基辛格被中国人重视，其实更多也是因为他身上的密室气味。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基辛格是新时代的旧人，人们应该以适当方式对待他。美国的党派意见瞬息万变，政治的波谲云诡丝毫不容小视，但这个认知架构则相对稳固，这种架构下的外交思想试图把世界秩序作为知识体系内在化，同时也让自身标准成为全球共用标准。它是一套通用的、看似无界限的操作和辩论规程。但美国规程-架构的通用性，不能被理解为美国的政治能力没有限制，而是关乎美国独特的政治心理构造和思考行为方式。

　　刘擎：贵族时代的政治在智识上是多样的，而平民政治时代要求一种通用的政治知识，立波这个视角有意思。美国似乎试图将这种知识-认知构架变成“全球通用标准”，或者说国际政治的“语法”，但问题恰恰在于它的“通用性”遭到了挑战。而美国国内的相关辩论也正是在检讨这个标准的确切含义，以及具体策略的得失。无论是过去对小布什的批评，还是当下对奥巴马的不满，既可以针对政策实践，也可以指向知识(思想)原则。有些批评认为，美国外交政策主要的错误是偏离了其传统的核心原则，而另一些批评则认为，美国的标准或原则是错误的，或是已经过时了。

　　邱立波：这是世界历史上的新局面。此前，在欧洲古典时期，世界秩序的构成机理是诸多不同风格的知识-政治体系的对峙与平衡，君主制与民主制、前现代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神圣和世俗，这些不同的知识-政治体系可以在一个均势体系内和平共处，达成微妙而精致的平衡。由于风格的多样性，各种知识-政治体系之间不会彼此评判，而是会相互接受，再加上事先作为共识被接受下来的有限战争手段，这种体系也不会遭遇技术性危机。现代世界的难题则在于，冷战后苏联及其意识形态体系的破产，使得全球知识-秩序，无论在风格上还是结构上，均瞬间失衡，外在于美国的知识-秩序体系被瞬间污名化、地方化、情调化，或者变得可疑，美利坚知识随美元一起升值，也让其他币种与知识同时破产。这让世界变得单调，也让美国变得轻狂或随便，在短期内加重了自身的政治负担。当代世界的普遍心理状态是把目前的时期看成过渡时期，但关于未来，分歧颇大，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分歧深深地内嵌于美国自身。一种看法认为，美国目前的知识垄断态势应该加快，因此未来的世界是美利坚治下的世界，今日北美版的美利坚合众国，应该成为未来的世界版的合众国的前奏;另种看法认为，美国应该卸掉过度的知识-政治负担，合理界定自身角色，从而恢复世界的平衡感。一言以蔽之，美国陷入了自身两种身份定位的矛盾：它既是全球秩序的维护者，担当其他政治体无法替代的唯一角色(the one and only)，同时也是当今世界诸政治势力的其中之一(one of many)，两种角色之间的紧张，构成了当前美国内外辩论的一个主题。

　　李永晶：美国既是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又是国际社会中的一员，这种双重属性在短期内是难以摆脱的。前者要求美国展现不偏不倚、公正无私，后者则要求美国按照民族国家的自利模式行事。美国试图在这两个方面保持平衡，但这种平衡努力必须在历史处境下得到评价。作为二战后世界秩序主要的奠定者，美国的国际政策具有相当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因此仍然对不少国家具有吸引力。奥巴马说，美国“缔造出商业网络，维持了一套国际法律与制度架构，并在外国土地上洒下了美国人的鲜血;这样做不是要建设一个帝国，而是要建设这样一个世界，更多个人和国家在其中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并和平而有尊严地过应得的生活”。简化一下这种政治修辞的意思，就是说美国认为自己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致力于实现属于每一个人的正义。这种目标设定与历史进程中的某种程度的实现，既是美国力量的展现，也赋予了美国以独特的力量。尽管这被认为是美国自身的意识形态，但也还是获得了一些国家和地区认同，它们承认自己能享受和平、经济增长与福利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二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在它们看来，在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美国利益、自由民主联盟的利益以及其他国家的利益，有着客观的重叠部分。但在另一方面，在这个体系下也有一些遭到“相对剥夺”的国家与族群。不过，这种状况是否应当归咎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是否可以豁免特定国家自身的不作为，诸如因政治腐败而无法建立有效的内部秩序等，这些都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复杂问题。

当地时间2014年4月25日下午，正在韩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出席在青瓦台举行的欢迎仪式，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一起检阅仪仗队。 视觉中国 资料图

　　美国的“自由秩序”面临的挑战

　　刘擎：永晶的阐释相当接近于美国自身的内部视角，但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仍然存在着激烈的争议，甚至有两极化的“反美主义”与“亲美主义”的尖锐对立。而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政策一直是遭到抨击的重点之一。奥巴马的许多外交措施试图扭转小布什时期的失败策略。但奥巴马的策略也未必成功，因为美国在中东无论怎么做似乎都会导致灾难，就像奥巴马政府前任官员菲利普•高登(Philip Gordon)所说的那样，“在伊拉克，美国干预了并占领了，结果是代价高昂的灾难;在利比亚，美国干预了但没有占领，结果也是代价高昂的灾难;在叙利亚，美国既没有干预也没有占领，结果还是代价昂贵的灾难。”罗斯补充说，“在也门，美国靠无人机打击并采用积极外交，但结果也是代价昂贵的灾难。假如中东执意要在代价高昂的灾难中折磨自己……那么，从侧面着手扮演建设性的角色而不是去直接卷入，就不意味着软弱而是审慎。”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具有内在的困境?它的撤退可以被阐释为回归传统，但也可以被理解为遭遇到难以应对的挑战(在亚洲遭遇中国的挑战，在中东相当失败)而不得不撤退，从世界秩序收缩为一种区域性的秩序或局部秩序?

　　邱立波：中东世界显得相对独特，这里的问题可能不是政治哲学的，而是政治神学的，换言之，那种欧美在内部已经消化了的“知识与信仰”的对峙难题，在世界格局的意义上可能重新复现。历史地看，中东在七世纪之后始终是欧亚大陆的历史动力源，并非只是被动地接受外来的影响，它今日仍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这种独立性。但目前的中东，在被理解和自我理解的层面上，都显得游移不定。一方面，中东的问题在根本上是知识与信仰、现代与前现代、神圣与世俗的根本对立。在威斯特法利亚体系下，在欧洲架构内部的这些对峙反倒可以成为活力的来源，而在中东人们能看到的只有变幻莫测，似乎仍在美国的理解能力之外，或者说，它拒绝被“现代世界”所理解。在另一方面，只要它愿意被理解，仍然有可能进入“现代的”知识理解框架，因为伊斯兰文化本身并非隔绝于理性的智识传统。而且它也有这种理解的需要，因为“过剩的神圣感”是它自身无法承受的负担，所谓极端主义导致的政治消耗主要发生在中东世界内部。无论如何，对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中东地区目前呈现为难以把握、晦暗不明的异质性，它具有的挑战性甚至比过去前苏联的挑战更为严峻。

　　在苏联的历史哲学框架下，个体的牺牲依附于集体，是永生的集体让个体的牺牲得到见证。而作为集体的苏联的消亡，也从根本上剥夺了个人再度牺牲从而挑战的可能。但在伊斯兰教的概念架构下，个体的牺牲无法从政治上加以捕捉和理解。某个政治组织被剿灭，不会让个体的牺牲欲望消解，有时反倒更激发出直接面对神圣的特殊活力。在伊斯兰的语境下，政治性、组织性的战友或同志可能只是个称呼而已，它远远不能穷尽作为圣斗士的、直接对真主负责的个体本身。所以，在苏联的斗争体制下，个体是可以被集体加以穷尽的，集体的失败必然包含个体的失败，但在中东的语言中，个体的无归属非但不是缺点，反倒是长处，它赋予了个体充足的、在任何场景下都发动进攻的自由。

　　李永晶：小布什政府中东政策的失败之处在于，它无力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在伊拉克的民主化改革。事实上，迄今为止的经验表明，非西方世界的民主化进程依赖一系列条件;其中，该社会的意义体系往往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小布什政府在制定伊拉克的战后民主化进程时，一再援引二战后美国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造经验，却忽视了日本民主化的精神条件，即日本天皇制军国主义覆灭所导致的意义体系的坍塌——正是这种既有意义世界的丧失，为自由民主观念的生根发芽提供了牢固的土壤。但在伊拉克以及阿富汗，人们见到的毋宁说是完全相反的形态：强固的传统宗教信仰阻碍了关于共同生活的共识，因而政治无从妥协与和解。

　　因此，仅就当下的意义与力量体系而言，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依然是一种区域性的秩序。一方面，自由民主制度所依赖(历史进程中的同步过程)的精神秩序的“世俗化”，是典型的基督教世界内部的事件，其不可复制性不仅仅在于其特定的历史过程。日本事例表明，对任何基于特定洞穴的文化而言，源于外力的破坏与瓦解才能构成这种“世俗化”替代路径。显然，美国在“世界的边缘地带”无法创造出这样的条件。另一方面，美国从世界边缘地带的撤退，更是现实力量使然;美国在边缘地带已然是强弩之末势，收缩与后退是力量达到极限后的反映。这个边界正是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边界。

　　因此，如何认识这个自由世界秩序的边界，或许是美国世界政策的根本问题。在经济、技术与人员流动高度全球化的今天，这个边界开始进入秩序内部。这种现实在方法上要求全然不同的应对方案。关于这个世界秩序的种种怨恨存在的事实表明，在落实属于每一个人的正义这一点上，世界秩序的主导者负有特定的责任。这也是我们中国学者需要正视和思考的问题。

当地时间2016年3月22日，古巴哈瓦那，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哈瓦那大剧院发表演讲。 视觉中国 资料图

　　收缩、区隔与间接治理

　　周林刚：我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美国的撤退：这是在努力“区隔”它所难以应对的异质性世界。就像军事行动中的“撤退”一样，回撤或收缩都意味着某种可以依托的“屏障”，使得敌我之间被区隔开来，从而获得战略回旋时间。收缩可能意味着直接介入的力量不足，但同时也以另一种能力为前提条件，那就是能够区隔出某块是非之地的能力。区隔有鲜明的空间、边界意味，但不应该仅限于这些物理含义，因为诸如恐怖袭击这样的行动是突破边界的。但美国的边界在哪里?这不仅仅指美国自己的国境线，而且还是指作为某种世界秩序的美国的边界。巴黎遭受恐怖袭击之时，也是这个世界秩序遭受袭击之时，就如美国遭到“9•11”袭击的情景一样。这就显出了军事类比的有限性。

　　美国的区隔不能仅仅是为了获得短暂回旋时间的军事上的撤退，而必须同时是警察意义上的区隔：它假设被区隔的对象可能随时出现在边界的自己一边，甚至就与自己共同生活着，就像警察追捕的犯罪嫌疑人一样。军事战争消灭不了流动的暴力，流动的暴力所挑战的也不是军事力量。与一般的战争不同，警察意义的区隔实际上是一个政治-法律以及特殊的暴力技术应用问题，它要求与其相匹配的政治法律秩序。

　　罗伯特•卡根所描绘的欧美二元秩序(强力的美国与和平的欧洲)现在暴露出了基础性的问题。欧美秩序首先是“一个世界”，分享并共同建构了他们的“自由世界秩序”;同时欧美之间却也在欧洲主权国家范式之下存在裂痕：起初是新大陆的新宪法敌视欧洲的主权民族国家，现如今欧洲人反过来鄙夷民族国家化或推行单边主义的美国。无论现今欧洲人的这种理解是否正确，问题现实地摆出来了：恐怖暴力袭击欧洲，而那个和平的、多元文化的欧洲本身并非应对之良策。所以，美国的收缩策略可能指向美国与盟友之间关系的重新建构，这意味着欧美之间更进一步的政治法律整合，必须超过北约这种军事机制。欧洲需要进一步将美国的警察理念与技术内在化，强化开放秩序自身的警察执法能力，寻求建立新的治理模式。

　　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也不是单纯的战略重心转移问题。亚太有更重要的意义，在以TPP为代表的模式中，它首先是新治理模式的生产：它把盟友这种政治关系转变成法律关系，把国家治理纳入社会机制(而不是相反)，把国际法转变成万民法，即使表面上存在的仍然是条约关系。真正的英美秩序能否建成，或许就在此一举呢。毕竟当下所谓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其实是英美法原理和大陆法原理的混合。因此，对收缩政策的判断，不应仅仅从美国的视角出发来计算是否足够现实主义，而是应该同时评估美国与美国世界秩序的核心部分之间的一致性。这里需要区分大陆欧洲的绝对主义的主权国家传统和英美的社会化国家传统。只有在后一个传统中，更多的警察化、更强的警察力量，才不会同时意味着更少的自由、更弱的自主。更值得注意的是，英美的现代性，虽然与世俗化兼容，但它不以世俗化为必要的前提。世俗化只是整个世界精神趋向，并不内在地关联于其宪政。以此大尺度的宏观视角来看，那么美国外交政策近期的收缩，与其历史上的孤立主义可能并没有多大关系;相反，它倒是与世界秩序的总体进化有关。

　　刘擎：奥巴马希望通过更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方式来实现美国的“自由秩序”扩张。表面上看，奥巴马执政以来美国似乎一直在退却，不仅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而且在许多地区紧张和冲突中非常谨慎地避免直接的武力介入，这改变了小布什的积极干预的路线，但他并没有改变美国战略的根本目标，就是扩展美国的“自由秩序”的影响。这是一种具有弹性的扩张主义，是指以“既缺席又在场”的灵活方式来增强美国自由秩序的影响力。所谓“缺席”是指美国未必需要采用领土占领与直接军事干预的方式来显示力量的存在，因为实力的直接“在场”显现，既不是美国秩序的目标，也不是其必要的手段。美国通过诉诸人们的价值认同来强化“自由秩序”的吸引力。某个特定地区或国家是否愿意认同和接受这个自由秩序，美国当然愿意施加影响，但并无法决定当地国家和人民的选择。但与此同时，美国秩序又是“在场的”，就是尽力让接受这种自由秩序的国家和族群感到可以信靠这个秩序。当这个秩序的基础在某个区域受到威胁的时候，美国就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那些选择接受这个秩序的国家感觉可以信靠，感到这个秩序的基础是坚实的。以这种方式，弹性扩张主义使得美国秩序的功效实现最大化。目前在处理亚洲事务，美国采取的策略就体现了这样一种外交思想。

　　总之，当前对美国的外交战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阐释。一种是“美国衰落论”的见解，认为美国正在从全球扩张中撤退，转向孤立主义，因此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正在收缩为区域的局部秩序。这种见解在美国内外的舆论中相当流行，却可能是一种偏颇的判断。另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的撤退是对美国传统外交思想的回归，通过收缩来区隔“自由秩序”的核心与边缘，通过更具有弹性的“间接治理”而非直接干预，反而有效地扩张了“自由秩序”的影响力。后一种观点可能更恰当地把握了美国外交战略的新趋势和新特征。当然，这种阐释也有待于未来国际局势发展的进一步检验。

　　罗斯指出，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不只是美国自身利益的诉求，同时致力于维护国际的共同利益。而中国在讨论“一带一路”战略的时候，也一直强调这个战略不只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而且也会创生出更大范围的合作共赢的机会，惠顾周边国家的共同利益。因此在原则上或者至少在言辞上，中美两个大国都诉诸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而没有将“利益”局限于狭隘的本国利益。中国的“合作共赢”思想与美国的“自由秩序”理念之间，如何在理论上展开对话沟通、如何在实践中管控分歧、增强互信，在和平竞争中达成求同存异的共存，这是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关键所在。

来源时间：2016/4/3   发布时间：2016/4/3

旧文章ID：9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