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安友  来源：《思想》第5期《转型正义与记忆政治》2007年4月

　　首先感谢大家今天前来听我的演讲，感谢吴介民教授给我提供了这个机会。

　　介民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指导的学生。用英文来说，他是"my former student"。因为在美国，学生一毕业就不再是你的学生，他独立自治了，借用台湾的一句政治术语来说，已经主权独立了。而在中文里，你如果说某人是你"以前的学生"，人们就会以为你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断绝了，你才会这么说。中国人认为，一旦曾称你为师，终生就是你的学生了。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学生会一辈子保持很宝贵的师生关系，我很幸运有那么多的台湾与中国学生。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邀我到台湾给清华大学的学生们讲演，介民为我设定了六讲，每个题目都不容易，而今天的讲演是最辛苦的。介民要我用自己的学术经验来教导年轻一代的中国研究者，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中国研究的学者。我要如何达成这个任务?我之所以能成为学者，原因之一在于我可以分析他人的经历，而不是审视自己。我比较习惯于用客观的眼睛来分析别人的事情和行为。况且要我指导你们，我不敢当。

　　西方学术的文化，是要尊重学生的自主。刚才介民介绍我的时候说，他刚到哥大留学时，我曾要他"忘记"台湾的故事，对此，我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我很可能没有说过这句话，但是我真正要说的意义应该是：来到美国、来到哥大，是很难得的研究中国的机会和环境，暂时先把台湾搁下，等将来再回头研究，这样最终会对你的研究更好。其实，我们美国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社会，我们把研究生看做顾客。在西方，顾客不是有主导权吗?作为老师，我先要打听一下你的目标，你的生涯规画方向是什么，然后成为你的助手，很礼貌地提出我的建议，但不能是命令性的，只是指引性的。

　　迷上中国学：费正清的启发

　　我是在1960年读大学一年级时开始研究中国的。掐指算来，已有46年。46年听起来彷佛很长，但经历过这段时光的我却没有这种感觉，很多事情彷佛才刚发生过一样。这使我想起时间是有相对性的。一个人回忆往事经历，时间似乎很短暂;但是在自己的记忆之前经过的时间，却似乎是在很久很久之前。

　　最近，我曾租了一部1960年代的喜剧电影，同我的5岁小女儿一起看。她知道这是一部老片子，于是就问我："爸爸，当我还是娃娃的时候，你就第一次看过这部电影吗?"在她的想像之中，没有比她还是娃娃时更早的时代，她的幼儿时代涵盖了所有记忆时间。

　　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我开始研究中国之前，中国好像是个远古的历史，前世的事。即使在此之前，许多人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逐步建立这个领域。在我的心中，1960年代是一切都崭新的初级阶段。

　　1960年时，我是在费正清的影响下进入中国研究。当时我是上哈佛大学的大一新鲜人，哈佛大学的学费很贵，我受美国这个商业化社会的影响，觉得要选一门值得花了这么多学费的课程才好。法文、美国史、生物、数学等课，一般的大学也有，就不值得学。我查了课程表，发现费正清的"东亚史"这门课只有在几所名牌大学里才会设置，除了哈佛，好像只有耶鲁等极少数大学才有。东亚离美国很远，也值得了解一下。当然，今天的情况不一样了，中国研究是任何一所好的大学甚至许多高中的课程的一部分。

　　我选了费正清代号"社会科学111"的东亚史，秋季第一学期是从上古到19世纪，春季第二学期是19至20世纪的东亚近现代史。当时的费正清是一位53岁的"年轻人"(这是从我现在的观点说的–因为现在的我比那时的他还要老)，可是当时我觉得他是无法想像的老。他个子很高，头发白，目光清冽，还戴着眼镜，管理着一大群学生和一大堆专案。他工作很辛苦，早上8点钟，你还在床上睡觉时，若电话铃响了，就是他打来的。他在电话中说："我看过了你的论文"，昨天才交的，不是上周或上月交的，"有些建议想和你讨论"。如果他要把论文交还给你，他会要你上午9点钟时到他位于校园的住家门口见他。9点钟，他一手拿着皮包–里面有你的论文–一手拿着一把电动刮胡刀出现在门口。然后，你和他一道走向他位于哈佛图书馆的办公室去。一路上，他告诉你关于论文的意见，还一边走一边刮胡子，很省时间。他对你论文的几点建议，都非常有系统。当我们走到他的办公室门口，会见就结束了。他把论文交还给你，就开始自己的工作;而你则可以回家，继续睡你的觉。

　　事实上，当时中国研究正处于某种初级阶段。费正清于1955年在哈佛创办了东亚研究中心，就是后来的费正清中心。他与别人合开东亚史的课，他讲中国。他与别人合着的教科书《东亚：伟大的传统》(EastAsia:TheGreatTradition,1960)和《东亚：现代化的转变》(EastAsia:TheModernTransformation,1965)[1]正处于付印之前的最后校对阶段，油印的校样复本就放在图书馆里供学生们传看。

　　费正清的研究和讲课有两大特点：一是资料丰富，搜集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西方成果，还有日本专家、台湾专家关于东亚的研究成果。不过，并不包括中国大陆的研究，因为当时与大陆学者没有任何学术联系。他的研究范围很广，考古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都包括进去，还把受中国影响的日本、朝鲜、越南等都写进去。

　　第二个特点是，他一直持续地指出什么领域或问题还需要被研究，天天提出一些学者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还没有被开拓的题目，他吸引你参与一场大规模的研究工作，让你也变成一个学者。他并没有直接指定你参与，但展开了足够的空间供你深入研究，作出贡献。费正清这种好奇心也是最吸引我之处。这与我所选的其他课程形成强烈的对比。讲欧洲史的教授也是很杰出的，但他总在强调那些已被发现的所有东西。他的课给你的印象是，每一件细小的事情都已被权威地解决了，你没有办法介入、无法插手，那是一片僵化的领域。这个印象可能不对，但当时他就给我留下这么个印象。

　　小黄瓜与英国午茶：费正清的国际学术网络

　　费正清当时积极于和台湾、日本、香港、欧洲、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研究者建立联系。只要这些学者有机会到美国，他就会邀请他们到哈佛大学访问。这些学者会在每星期三下午5点半到他家中喝茶，英国式的茶会。他在英国留过学，他的太太会做些小黄瓜三明治摆在那里，这些小黄瓜非常没有味道，也没有营养。学生们可以到他家中与这些学者见面，他会为你介绍许多专家："这是安迪，这是日本的某某教授。"然后就走开了，可是你不会日文，他也不会英语，你不知说什么才好，也不好意见走开，只好默默吃这些没有味道的三明治。他建立了一个大型的研究所，并在历史系之外的其他系也播下了中国研究的种子。他告诉我要进入政治学的领域，"因为现在有够多人在搞历史了"。

　　如今回想起来，费正清在研究上的努力、他散发的学术气质，以及整合能力，依然还是超乎想像的。我能想到的足堪比拟、却不同气质的学者，只有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资深同事、已退休的狄百瑞(WilliamTheodoredeBary)教授。费正清的好奇心吸引我进入中国研究，而这种好奇感直到今日仍在吸引我继续探索，因为中国研究这个庞大的主题有无穷无尽的内容，而且它一直处于变动之中。

　　当时的学术界文化虽属自由主义，但仍属比较传统和权威的时代，教授会对你说："你可以做这个题目。"这当然有它的好处，因为现在的研究生在做研究时会犹豫徘徊，不知道定什么题目好。我们当时就没有这个问题，他会给你一个题目。当时找工作是靠老同学、老朋友建立的男性人脉关系(oldboynetwork)，费正清的权力大、精力也旺盛、关系多、思维也敏捷，他打个电话："你要安迪吧!"就能把你派到某个学校去工作。

　　我是在大学二年级时开始学中文的。当时要选主修，我对欧洲史、法语、生物等不感兴趣，就选了费正清的"中国近代史"。我去找他，要他签名同意。当时他正在工作，头也不抬就说："你当然会选中文。"说完便把签好的表递给我，我就走了。中文是个分量很重的课程，10个学分，能用掉你的大部分时间。我没有问他为什么要我学中文，但我是个听话的男孩，只好去做他要我做的事。

　　当时中文课班上同学主要是研究生，不少同学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包括傅高义(EzraVogel)。当时他是社会系的年轻助教，他的研究主题本来是日本，听从费正清的指导改为研究中国，他也开始学中文，后来学得很好。当时大学部学生修中文的不多，30个人的中文班里只有4个大学部学生，因为大学部没开这门课，所以一般是到了研究所才学。之所以没开中文课，是因为中国当时是一个闭关锁门的敌国，贫穷而又遥远。而今天，在大多数大学和许多高中都开设了中文课，大学生毕业后还可以去中国留学或工作，所以他们进入研究所时，已有很好的中文基础了–当然，许多来自台湾和中国的学生有着先天的优势。因此，中国研究领域学者的水准大大提升了。

　　学中文早一点起步是件好事，因为中文那么丰富、中国研究是个如此庞大的领域。晚了，就难以找到令你感兴趣并可掌握的研究主题。但在大学部阶段就研究中国，使我的西方文化养成训练一直不足。后来，我在哥大教授西方文明的核心课程(如西方政治思想史)时，就不得不自行补缺。所以，至今我什么也不通，既不是中国通，又不是西方通。什么都不通也不错，它的好处是让我自知知识的不足，这成为促使我不断学习的动力。我的研究兴趣至今还没有衰退，还没有成为枯木死灰。

　　台湾印象：钜变的四十年

　　1963年，当我提前一年从哈佛毕业时，从学校获得了一份奖学金，条件是你要离开美国一年。你在国外干什么它不管，只要365天之内不得回国。我在香港待了一年。我去香港的途中，于1963年8月顺道访问了台湾。1967到1968年间我又返回台湾作博士研究。

　　台湾当时又穷又落后。我到时又刚刮过一场台风，街道淹水，当时的水沟是没加盖的。计程车和三轮车缠着你，嚷着要做你的生意："先生，坐我的车!"、"坐我的车!"很多三轮车夫是国民党的退役士兵，不知道为什么很多都是山东人。红色计程车在你身边慢慢开着，要你上车，车里则没有计程表，车内很脏、很破，你甚至怀疑它能不能开到目的地。如果你打算乘坐，得狠狠地讨价还价一番，会浪费很多时间。讨价讨得少，自己觉得吃亏;讨得多了，你又觉得占了他便宜、剥削了他，对不住他，心中不安。因此，甘脆自己走路更单纯。

　　因为长像不同，小孩子老是跟在我身后，指指点点地叫着："外国人!外国人!"。街上小汽车和卡车很少，货物都是用板车来拉的。当时，我住在现在的仁爱路三段，再过去，也就是现在四段一带，就是农田了。当时的敦化路一带还是稻田，松山机场是唯一的国际机场，开车出城还得走很远一段路、经过大片的农田才能到。

　　我当时只有20岁，感觉这里离家很远。当时当然还没有网际网路，也没有国际直拨电话。除非家中亲人去世之类的大事，才会去打国际长途电话。一般的情况下，只有靠航空信与家中互通资讯。收到回信，大约要等3周以后了。

　　台湾当时是威权主义统治，很专制，是一个警察国家，你可以感觉到人们的恐惧。大家不谈政治，即使是谈简单、不那么敏感的政治问题，也是拐弯抹角地说，声音压得低低的，表情很紧张;或是把你带到街上边走边交谈。他们会暗示你，但不会告诉你什么具体的事情和想法。我认为，他们也没有机会形成什么更有系统、深刻的想法，因为他们之间的交流也很危险。有些人想讨论台湾意识、国民党的压迫、二二八事件，还有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等。他们遭到警察的监视，或是在党控制的媒体上受到攻击，或者失去了工作、甚至被捕。

　　简而言之，当时的台湾遥远而又迥异，我在1960年代也访问过日本、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南越等地，也都是如此。我只觉得全亚洲到处都很贫穷、落后。我当时认为自己看到了亚洲，亚洲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亚洲永远就是这个样子。我当时年轻，不懂得一切都在变化。就如你们知道的，其实就在那时，一切都已开始在变化了–亚洲开始兴起。可我当时只看到表面的状态，没有把亚洲视为处在一种转变过程当中。我年轻时把所有的事情都看成是固定不变的，成年人就是成年人，孩子就是孩子，永远就是这样。人在没有见过许多转变之前，就是这样认识世界的。可当我们环视今天周围的台北–101大楼、君悦大饭店、仁爱路、敦化南北路、台大、中央研究院–我们不得不说，一切都变了，变化大到不可想像!

　　未来40年还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吗?我自己能想像40年后的亚洲和台湾是个什么样子吗?我大概不能想像。首先，我没有方法去推测。其次，人是很难意识到自己生活环境都是暂时性的;即使意识到了，情感上却难以承认它。我们所在的大楼可能将来就不存在了，我们本人将来也不会存在。这个想法与现在的气氛不适合，我不多说了。

　　郭廷以：扞卫学术专业的先驱

　　1967到1968年间，我到台湾来作博士论文，研究民国时代的政治。费正清要我到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去找张朋园。张朋园是研究清末明初的专家，参加过费正清家中的茶会。不管谁找他，他都很热情地提供帮助。我们成了朋友，而且这么多年一直是好朋友。朋园是近代史所创办人郭廷以先生担任所长时聘用的优秀青年学者之一，现在已经退休，快80岁了。

　　郭廷以先生像费正清一样，高个子，大眼睛，但比费正清更严肃、更能让你觉得"恐怖"–不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而是郭廷以的"学术恐怖"!他盯着你，好像一点感情也没有，只对你的学术成就感兴趣而已，别的他不过问。他说话很少，只做事。年轻的研究人员却都爱他，为什么?我后来逐渐了解，他是一个伟大的学者。他是一位处于国民党意识型态控制下，奋力建立客观独立学术的先锋。中国近代史可能是当时台湾最敏感的学术题目，因为它涉及执政的国民党历史，这段历史怎么也说不上光彩，虽然当局想把它描绘成不是这个样子。郭教授认为，应该用客观的方法独立地去分析，要说真话、写真实。这个立场让他吃了很多苦头。国民党的党棍攻击他，说他卖国，出卖宝贵的国家学术资料给外国学术帝国主义者，说他不忠于国民党。他也因为与费正清、韦慕庭(C.MartinWilbur)的关系而受到激烈的攻击。

　　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当上近史所所长，但他的确当上了所长，而且为了真正的学术自由和客观独立的学术价值观奋战。他保护所里的年轻人，免受外界的攻击，让他们有一个自由发展、追求历史真实的空间。他从福特基金会拿到经费，以交换学术资料和从事口述历史，采访了很多历史人物(大部分口述历史的访谈，都由沈云龙教授执行)。他同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建立、培育了学术交流联系，送青年学者去海外进修，也欢迎像我这样的国外学者来研究。

　　1960年代后期，郭教授最终被迫离开台湾到纽约。哥大东亚所给了他一间办公室，可是他不会英语，也很少去，很孤独。我当时还是害怕他，而且那时候我是个忙于追求终身聘的年轻助理教授。我很后悔自己当时没有多去找他，一是照顾他，二是向他请益。1975年，他在纽约去世，我很难过。郭教授在世时编纂了一套完整的、详尽、公正的史料，《民国大事日志》(四卷)，记述到1937年。他无法出版这套书，因为它太客观真实了。他一直在修改和完善手稿，直至他去世。当时，他的儿子把原稿交给了我，由我保存。后来，台湾的学术气氛宽松了，我把它送回台湾交给了朋园等人，他们设法出版了它。现在从网路上可以查到它。据我所知，它仍然是早期民国史中最完整、最有权威性的编年史。

　　郭教授为学术自由而进行的奋斗，对于今日在台湾研究历史或社会科学的人们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近史所是从事严肃认真的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一个学术单位，它寻求把事实与价值观分开，寻求证据以验证观点和理论，而且是在国际对话互动的大背景下进行。我们要感激他为学术而作出的牺牲。

　　中国：一个在月球的陌生国度

　　如果说"自由亚洲"对我们来说还是陌生的异域;中国大陆当时就是完全不可能进入之地。彷佛不在这个地球上，而在月球的另一面。按今天的标准，我们对它是出奇的无知。

　　美国对中国一贯采取围堵和孤立的政策，这意味着美国人不能访问中国。你还不能把中国的产品带入美国。如果你在香港买了中国的工艺品、玩具或家具，你需要搞到一张商品的"原产地证明"，证明它不是来自中国，或即使产自中国，得也要是1895年以前的产品。英国在香港的统治者甚至不许人们到与大陆交界的罗湖桥。我坐火车到罗湖去看中国，却发现港英当局在边界之外又设置了一道关卡。1964年我访问尼泊尔时，还特地到边境去观看对面的中国，但是一眼望去，并没什么可看的。

　　当我1963年拿奖学金到香港访问时，在澳门待了几周，采访了几位艰难冒险从大陆逃出来的农民。当时我的中文不够好，还请了一位翻译，询问中国南方广东省公社的状况，让我了解到公社生产和分配制度。这是当时我们学者藉以获得实况资讯的方式。研究做得很粗浅、很初步，但都很新鲜，因为极少人在这样的题目上作研究。当时我才20岁，写了〈中国的工分制度〉在香港的学术刊物CurrentScene上发表了，算是一个贡献。现在你们的论文和田野调查报告，要比当年我们的深入、高明得多了。

　　我们当时对中国的所知确实肤浅。1966年，薛曼(FranzSchurmann)的钜着《共产党中国的意识型态和组织》(IdeologyandOrganizationinCommunistChina,1966)出版了。这在当时是一项重大的研究成果，使我们研究生大为震惊，兴奋不已。薛曼告诉我们，中共制度组织得很完美、很漂亮，政策是在上层精英中经过讨论而形成的，然后通过一个严密的组织网路传达下去，按照意识型态的概念让这些政策意义清楚明白。虽然这是项重大的研究成果，但我们如今了解到当时我们对中国知道的太少了。正当一本称赞这种机制的书问世之际，毛泽东却毁坏这个制度、使天下大乱。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外界学者目瞪口呆，不知所措。

　　1950、1960年代的中国不是我们当时所想像的那个样子。大跃进造成的饥荒，外界一无所知。一位学者藉香港地利之便所观察到的迹象，发表了一篇关于饥荒的文章，大多数学者表示怀疑，说他证据不足。当凌耿在台湾国安单位的协助下，以他红卫兵的亲身经历出版《天雠》这本书，揭露红卫兵的残暴行为，外界也拒绝相信，认为它是反共的意识型态的宣传。

　　由于我们对中国的了解少得可怜，借用毛的一句话，真可谓"一穷二白"。与现在相比，当时对共产党中国的研究更多是政治上的阐释。费正清经历了与麦卡锡主义的抗争，对此他在回忆录中已有讲述。到了我这一代，环境不同了，年轻的亚洲学者反对越战，采取了反反共(anti-anti-communist)的立场。因此，研究中国的青年学者们非常敬重他们所谓的"毛泽东实验"。一个叫做"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CommitteeofConcernedAsianScholars)的团体派了两个代表团到中国，回来后发表了赞扬中国的正面报导的书，称赞它正在创造一个理想化的社会，追求平等，发动群众以集体主义的方式追求发展，男女平等，用调解的方法处理社会冲突等等。1970年代初，我在哥大的同事奥森伯格(MichaelOksenberg)和其他可敬的学者们编了一本书《中国发展经验》(China’sDevelopmentalExperience,1974)，谈及中国在公共卫生、环保、小企业等方面的极佳创举，要求我们向中国学习。这些正面的观点来自于受中方所诱导的参观和汇报。

　　初访中国：1973年的学习团

　　我也随着一个"代表团"到中国去了。那是在1973年，参加一个纽约州教育界"学习团"(StudyTour)，这是当时很典型的浮夸名称。当时没有个人访问，不能旅游观光;凡是访华的美国人都要加入由某个中国官方组织主办的代表团之中。个人旅游签证直到1980年代中期才开始发放。

　　所有这样的团体参观，都是由中方精心安排好的。我们的团队约有15人，到了中国后，有国家安排的几名中央级陪同人员和翻译，到了所访问的4个城市，每个城市又会配上几名当地的陪同人员。坐着大轿车参观，吃在宾馆。到了一个单位，先到大会议室里坐下。有两种坐法，一种是每人一把带座垫的大扶手椅，围成一个圆圈，团长坐在接待我们的大首长的旁边;;另一种是没有大首长接见的场合，大家坐在一个长桌子的四周，桌子上有花生、茶和橘子。我们听官员们冗长的"简单介绍"。一切都经过翻译，你可以记笔记，也可以提问题。然后，集体在那个单位中走访一圈。你无法脱离团体，无法私下与任何人作任何实质性的交谈。

　　我们弄不清所看到的一切是否真的。有一次，我们参观了上海的复旦大学，当时大学不招生，关门了。由进驻大学的工农兵宣传队的队长简单介绍情况。队长是一个年轻的退伍士兵，而从农村回来的老教授们都恭恭敬敬地坐在后面默不作声。这位大兵很骄傲、很自信地告诉我们，为了重开大学，以前所有反革命的教科书都得修改。教授们接着发言，说他们下乡和农民在一起耕田、喂猪，是一个改造自己的反动思想的好机会，所以从下放农村的劳动改造中收获很多。我们回到旅馆，一边喝着啤酒，一边争论着：这是真的吗?事实是这样吗?大多数人都被教授表面上的真诚所打动了，认为这就是真的。

　　当时访问中国回来的人写的书和文章，都是按照在中国短期访问的见闻写出的，这些书受到欢迎。我之所以很幸运没有发表这类赞扬文章的唯一原因，是因为自己当时正忙着把我论早期民国政府时期的博士论文，扩充成专书出版，因此没有真的开始研究中共。

　　中国研究四十年的转变

　　从那时起，中国研究的领域已变化很大，大部分变化是向好的方向变。

　　首先，今天有关中国的资讯多得不得了，丰富得吓死人，难以应付。我们还可以到中国做田野调查、抽样调查，可以在草根基层访问，并相当自由地与人们交谈。我们可以采访学者，有些国外学者还可以采访高官。

　　我们可以阅读成千上万册回忆录、传记、年谱、汇编、手册，可以了解各种各样的课题。我们可以使用中国的图书馆和网上搜集的资讯，而且中国开始开放外交部的档案。虽然我没查阅过，但我不认为这些档案现在已开放的部分有多大的价值，就一直没有去看。不过，开放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是一种进步。我们同中国的学者合作，来自中国的学生同我们一起学习，然后写出这个领域中一些最佳的作品。我们可以从事合作项目。中国的学者和官员还带给我们了很多着作，例如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以及《天安门文件》等等。

　　现在虽然还有禁区、敏感时期和敏感问题，但中国已经不再是处于月球那一端，而变成了一个对我们的研究大体上开放以待的社会。

　　其次，就在这个时候，由于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多的学生也投入中国研究;这些学生的素质更高，学术领域内或领域外也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工作机会。

　　第三，中国研究领域中提出的问题和采用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多元化，现在很难藉由文献回顾研究来界定哪些议题不属于中国研究，因为有太多议题正被研究着，多到让你很难跟上脚步。有更多的实质性材料可供分析，也就不那么专注于政治化的分析了。

　　令人欣慰的是，过去区域研究和学科的对立，已不再是问题了。以前各学科看不起区域研究，认为它没有理论，只是提供一些例证、原始材料，现在学术界承认了区域研究的价值。就从我自己的学科来说，政治学珍视那些对中国有真知灼见之人，并且认为中国是个重要的案例，可被包容进入对各种课题的研究之中。现在都承认，抽象的事实是不存在的，每一项研究都是对某地的研究，事实就蕴含在复杂的来龙去脉之中。政治经济学也是如此。

　　学生永远最迷人

　　我知道时间已经用完了，可是才讲到1973年，还有三十多年经历尚未讲述，我想留下来让介民老师下次再请我回来讲学。

　　最后，还是回到开始时的主题——学生。我是1971年开始到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哥大早就是研究中国的一个中心，盛名一直不衰，韦慕庭、鲍大可(DoakA.Barnett)等名师在此，所以很多优秀的学生前来求学。我不用费力就可以教到很优秀的学生。我教书的第一年，就教过一年级研究生卜睿哲(RichardBush)。他后来是很有名、很权威的人士，担任过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在台北、北京和华盛顿都受到信任。多年来，我在纽约说"卜睿哲是我的学生"，使台湾和中国来的专家吃惊，这让我一直很快活。人们一直无法相信他曾是我的学生，因为他那么优秀，比我有名、重要、有影响，看起来也比我年长。

　　学生们进入学术界、企业、外交界，甚至情报系统。1970年代初毕业的苏葆立(RobertSuettinger)进入中央情报局，后来升到国家负责东亚的情报官，柯林顿时期还担任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有一次，有个代表团为了人权的事要去游说白宫，听说他是我的学生很高兴，我就帮忙打一个电话给他："老学生，我们要过去了，你准备接待吧!"我为自己有这么优秀的学生很感骄傲，但后来也有一点不满意，因为他们都比我早退休!

　　我刚开始教学的时候，眼光仅盯住当时，认为一切就是那样，像我当初认识亚洲一样。后来，随着时光流逝，学生们继续发展，不少人事业很成功，这使我日益感到，欢乐地观看着他们的成就如日在中天，没有什么比这更激动人心的了。一个人花10年写一本书，然后发现它很快就过时了–甚至自己对它也不再感兴趣。但是你学生的生活总是新鲜和迷人的。一个人感到他自己最持久的贡献，就是帮助一些严肃认真的学者和思想家沿着他们各自的人生道路前进，这样，他们也可以接下去给他们的学生做出同样的贡献。

　　所以，这一次我特别感激有这个机会能结识你们清华大学这一批才华横溢、前途无量的青年学子们。谢谢大家。

来源时间：2016/3/31   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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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杜华  来源：澎湃新闻私家历史

　　奴隶制问题是美国宪政民主制度建立以来遇到的首个严峻挑战，并直接引发了南北战争，而与奴隶制问题紧密相关的种族问题也一直是困扰美国多年的顽疾。因此，如果对奴隶制问题缺乏了解，就无法真正深入地理解美国历史。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因为写作博士论文的缘故，阅读了一些有关奴隶制问题的美国史著作，发现耶鲁大学历史系在这一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其中，埃德蒙·S·摩根(Edmund S. Morgan)、戴维·布里翁·戴维斯(David Brion Davis)和戴维·布莱特(David Blight)这三位学者，都在奴隶制问题研究领域中留下了经典之作。虽然三人的研究重点不同，观点各异，但他们都曾在耶鲁大学历史系长期执教，姑且将之笼统地称为美国奴隶制问题研究领域中的“耶鲁学派”。

埃德蒙·S·摩根 2002年拍摄于摩根位于纽黑文的家中，摩根当时86岁。

　　埃德蒙·S·摩根可谓是“耶鲁学派”的奠基者。摩根于1942年在哈佛大学获得美国文明史的博士学位，导师是著名早期史学者佩里·米勒(Perry Miler)，毕业后他曾在布朗大学工作，1955年前往耶鲁大学任教，直至1986年退休。摩根是殖民地史和美国革命史大家，以研究范围广泛而著称，在清教观念、政治思想、早期政治人物研究等领域均有传世之作，奴隶制问题只是其众多研究课题的一个。但是，摩根撰写的唯一一部研究奴隶制问题的作品，却成为美国奴隶制研究中无法回避的争议之作，先后获得了美国历史学会的弗朗西斯·帕克曼奖(Francis Parkman Prize)、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阿尔伯特·J·贝弗里奇奖(Albert J. Beveridge Award)和美国南部史协会的查尔斯·S·西诺德奖(Charles S. Sydnor Prize)。此书就是在1975年出版的《美国的奴役与自由：弗吉尼亚殖民地的残酷考验》(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

　　左为《美国的奴役与自由》，右为摩根的另一名著《发明人民：人民主权观念在英国和美国的兴起》，获得了班克罗夫特奖。

2006年，摩根获得了普利策特别贡献奖(Pulitzer Prize Special Citations and Awards)，以奖励他“在过去半个多世纪内所撰写的大量影响深远的创造性历史著作”。

　　这本四百多页的专著，探讨了美国历史中的一个核心悖论：“一个民族何以能在孕育出美国革命的领袖们所展现的那种对人类自由和尊严的献身精神的同时，又发展了奴隶制这一无时无刻不在剥夺人类自由和尊严的劳动体制?”(pp. 4-5)弗吉尼亚正是这一悖论的最典型代表。弗吉尼亚长期是北美的主要烟草产地，存在大量的奴隶种植园，在建国之初，弗吉尼亚州还是美国最大的蓄奴州。而在美国革命时期，弗吉尼亚又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主要来源地，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乔治·梅森、埃德蒙·伦道夫等一大批革命领袖均来自弗吉尼亚。因此，摩根尝试从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历史着手，为“自由与奴役”的悖论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事实上，美国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早有阐释。不少学者认为，这一悖论之所以能够形成，主要是因为北美殖民地的白人多是种族主义者，他们认为自由和权利理应限制在白人范围内。但是摩根认为，种族主义仅仅是导致自由与奴役悖论的一个原因，在此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历史原因。

　　摩根从社会史和政治史的角度重新解释了自由观念和奴隶制在弗吉尼亚殖民地同时兴起的过程。在弗吉尼亚殖民地建立之初，劳动力非常短缺，殖民地主要通过契约仆来解决这一问题。从17世纪中期开始，由于烟草贸易陷入低潮，殖民地居民的平均寿命又大幅增长，导致弗吉尼亚出现了大批自由民。这些人年纪轻轻就熬过了契约规定的劳动期限，却无力购买土地，只能四处流浪，以打短工来维持生活，有些人还时常偷鸡摸狗、逃税闹事，挑起骚乱，成为殖民地的“不安定因素”。奴隶劳动力的进入，恰好解决了弗吉尼亚殖民地发展的这一难题。一方面，大量的黑奴为殖民地提供了足够多的廉价劳动力，白人契约仆的数量也就相应减少了，从而减少了危险的新自由民人数，自由民也可以通过获得奴隶来提升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与白人契约仆相比，黑奴既没有可能诱发不满情绪的升迁欲望，也没有英国传统中的自由和权利观念，奴隶主可以尽可能地剥削他们，而不用太担心他们会发动叛乱。简言之，奴隶为弗吉尼亚殖民地提供了劳动力，但是又不会危及现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确保弗吉尼亚白人可以发展出自由理念和共和体制。用摩根的原话来说：“奴隶制与自由不仅是从共存的，二者之间还存在一种共生关系——正是奴隶制确保了杰斐逊那代革命者得以歌颂的自由……正是奴隶制使弗吉尼亚能在一个种植园社会中产生代议制政府……正是奴隶制给弗吉尼亚人带来像新英格兰一样的民主共和的政治传统。”

　　自诞生之日起，摩根此论就颇受争议。支持者认为，摩根真实地道出了“自由与奴役”这一美国历史中的核心悖论产生的原因。历史学家艾伦·泰勒(Alan Taylor)甚至认为摩根此书是“20世纪最伟大的关于美国起源的历史著作”(Alan Taylor, Writing American Histor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p. 229)。批评者则认为，作为“共识学派”重要旗手的摩根，却踏上了“进步主义学派”的老路，以经济决定论来简化历史。历史学家奥斯卡·汉德林(Oscar Handlin)指出，摩根没有对奴隶制、种植园、种族主义等关键概念做出清晰界定，犯了脱离历史语境的错误，致使他的解释充满了个人偏见。但无论如何，后来的学者在讨论美国自由、民主观念的起源，以及奴隶制对美国历史的影响时，都无法避开摩根的这一争议性解释。

　　戴维·布里翁·戴维斯

　　从进入奴隶制问题研究领域的时间来看，戴维·布里翁·戴维斯算是摩根的前辈。早在1969年，戴维斯就出版了其“奴隶制问题研究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西方文化中的奴隶制问题》(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Western Culture)。此书在当年获得普利策奖，奠定了戴维斯在奴隶制问题研究领域中的领军者的地位。不过因为戴维斯是在1970年才前往耶鲁大学任教，其大多数关于奴隶制问题的研究成果都在1975年之后发表的，所以可以将之称为“耶鲁学派”的第二代领军者。戴维斯在耶鲁历史系执教31年之久，直到2001年才退休。在这三十年里，戴维斯成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奴隶制问题研究学者，他一手创办了耶鲁大学的“吉尔德·莱曼奴隶制、奴隶反抗和废奴研究中心”(The Gilder Lehrma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lavery, Resistance, and Abolition)，并培养了爱德华·埃尔斯(Edward Ayers)、史蒂夫·明茨(Steven Mintz)、希恩·魏伦茨(Sean Wilentz)等一大批出色的美国史学者，真正将“耶鲁学派”发扬光大。

　　2013年，戴维·戴维斯因在奴隶制问题研究领域中的卓越成就，由奥巴马总统颁予“国家艺术和人文奖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ist)。

　　就在摩根出版《美国的奴役与自由》一书的同年，戴维斯出版了“奴隶制问题研究三部曲”中的第二部——《美国革命时期的奴隶制问题：1770-1823》(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70-1823)，一举获得美国历史学界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和国家图书奖。在此书中，戴维斯基于充分的材料，深入而又克制地剖析了反奴隶制思想在革命时期和共和国初期出现的原因。戴维斯认为，废奴思想是正在发展中的英美资本主义在道德方面的表现，那些事实上处于奴役状态的工人阶级是废奴思想的主要推动者。此前也有学者提出类似的观念，比如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Capitalism and Slavery一书的作者)就将废奴完全视为“资本主义秩序的价值观和需求的产物”。但是戴维斯则认为埃里克·威廉姆斯的解释是一种 “幼稚的决定论”，他认为宗教和道德层面上的理想主义同样是反奴隶制思想的重要来源。戴维斯一再强调，个体与时代之间存在非常复杂的关系，因而不能对历史进行简单的概括。他指出，一方面，“废奴改革的思想内涵要远超过废奴改革者的个人动机和意图的总和”;另一方面，反奴隶制活动反映的是“不同群体和阶层的需求”，而非某种“超验的因素”，反奴隶制活动的机遇和策略是被“政治和经济事件所塑造的”。戴维斯此书的很多观点至今仍未受到根本性的挑战，比如他对福音派宗教在圣经文本主义和废奴主义之间的困境的考察，对杰斐逊的反奴隶制观念的论述。迄今为止，此书仍然是讨论革命时期和建国初期的奴隶制问题的最佳历史著作。

　　戴维·戴维斯的“奴隶制问题研究三部曲”

　　2014年，已近九旬的戴维斯出版了其“奴隶制问题研究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解放年代的奴隶制问题》(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the Age of Emancipation)，同样广受好评。此时，戴维斯已经从耶鲁大学历史系退休十一年。当年，从他手中接过“耶鲁学派”大旗的则是大名鼎鼎的内战史学者戴维·布莱特(David Blight)。布莱特于1985年在威斯康辛·麦迪逊获得美国史的博士学位，此后长期从事内战史研究，尤以研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而知名。布莱特不仅接过戴维斯在历史系的教席，还继任为“吉尔德·莱曼奴隶制、奴隶反抗和废奴研究中心”的主任。2001年，布莱特出版了《种族与重聚：美国人记忆中的内战》(Race and Reunion: The Civil War in American Memory)一书。此书一经出版就好评如潮，获得了班克罗夫特奖、林肯将和道格拉斯奖三项史学大奖，以及美国历史学组织颁发的摩尔·柯蒂奖(Merle Curti prizes)，成为有关奴隶制和内战的历史记忆研究中的经典之作。

　　戴维·布莱特

　　布莱特认为，历史记忆不是一种静止的、单一的东西，而是各种记忆之间相互竞争的产物。长期以来，在美国有三种关于内战的记忆在相互竞争或联合。第一种是“和解派的记忆”(reconciliationist vision )。这种记忆产生于内战时期处理战场、监狱、医院的死者的过程中，并在战后重建的过程中有所发展。第二种是“白人至上主义者记忆”(white supremacist vision)。这种记忆有多种方式，在很多方面与和解派的记忆密不可分。在19世纪末，它给美国人传达了一种基于南方词汇的分裂的内战记忆。第三种是“解放者的记忆”(emancipationist vision)。它将内战理解为共和国的重生，以及黑人获得解放并获得公民身份和宪法平等的过程。布莱特在此书中以丰富的材料讲述了“和解派记忆”如何战胜“解放者记忆”，并在全国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的故事。布莱特指出，这个故事并没有在种族隔离时代的绝望中走到尽头。在20世纪初期，受“新废奴主义(neo-abolitionist)的影响，“解放者记忆”仍然持续存在，并在 20世纪60年代得以复兴，对美国社会的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

　　布莱特此书的最大贡献是深刻地解释了种族观念、南北之间的“重聚”(reunion)与内战历史记忆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指出，在内战之后，美国人面临着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和解与正义(healing and justice)。鉴于19世纪美国的种族观念，这两个目标从未达到历史平衡。失败的南部白人和前黑人奴隶之间有着如此巨大的分歧，不知道如何才能实现双方的和解。而北部的白人和南部的士兵最终在兄弟之情和相互荣耀的名义下联合在一起，达成了和解。南北双方在经历如此悲惨的战争之后又重新联合，这的确是伟大的政治胜利，但是其背后却有一个巨大的代价：被解放的黑人没有得到正义，他们失去了基本的公民权利，再次被白人奴役。19世纪后期，在南北重聚的巨大动力下，和解压倒了正义，但是被搁置的正义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再次凸显出来，成为撕裂美国人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的一把利剑。布莱特实际上是在提醒美国人，无论要实现何种高尚的目标，正义都是不能被牺牲的。当然，对中国读者而言，这种提醒也是有意义的。

　　布莱特的《种族与重聚》

来源时间：2016/3/30   发布时间：2016/1/5

旧文章ID：9775

作者：布鲁斯·阿克曼  来源：雅理读书

　　本文为《自由革命的未来》一书的第一章：一个新时代。作者布鲁斯·阿克曼，译者黄 陀。本文于2016年2月18日首发于雅理读书。

　　历史的终结，还是“一个新时代”

　　从华沙到莫斯科，再到哈瓦那，一个幽灵在世界上空游荡，仿佛从坟墓里飘出来一样：革命的民主自由主义又回来了。它在世界舞台上的重新出现，令自由主义者们感到颇为讶异。现代自由主义思想早已转向反对革命的一面。对于怎样理解现在这历史时刻的含义，自由主义者们毫无准备。

　　对“革命”这个概念的夺取，是马克思主义在1917年(或更早的年代)最具深远影响的举动。当然，即便是在列宁主义的巅峰时代，非马克思主义革命的数量仍然远远多于马克思主义革命。但是列宁主义者们成功地令几乎每一个人相信，只有列宁主义的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而其他人最多只是在打着革命的幌子罢了。唯有汉娜·阿伦特对这种独霸概念的行为提出了抗议。我据此认为，我们必须重新审视“革命”这个概念本身，然后才能对其未来加以阐释。

　　我们同时面临着另一个难题，这个难题要求我们在重新审视革命的同时，也必须重新审视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惨烈斗争令二十世纪的自由主义者们倍受创伤，以至于他们成为“革命”这个概念的坚定反对者。而我若在此重新强调“革命”的中心地位，则必须对如下这种老生常谈的自满作出正面回应：对于已经“成熟开化”的西方人而言，自由革命或许应该只属于那些仍在挣扎着从暴政的水深火热中探出头来的、处于社会发展较低阶段的人们?马克思主义者们或许至少说对了一点，即，在资本主义的西方，自由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是这样吗?还是它才刚刚开始?

　　发生在东欧的革命不仅仅摧毁了苏联，也令西欧坠入了根本性的失衡当中。西欧各国对自身的基本条件全面恢复行使主权，还是半个世纪以来的头一回。当美国的影响向大西洋的彼岸逐渐退去，欧洲人将重获为民族主义而疯狂的自由。充满竞争的欧洲国家格局带来了两场世界大战; 四十五年来的相安无事，并没有使这种格局消亡。

　　除非人们采取果断的行动，否则民族主义曾造成的悲剧将会重演。将东欧的革命看作仅仅是冷战的终结将是一个惨痛的错误。东欧的革命应当被看作是一个更大挑战的一部分。当前，民族主义团体垄断了动员民众的艺术，西欧的自由主义者们却对此听之任之，继续依赖精英统治的手段——这种手段在美国独掌西欧的年代曾经成就斐然。但这种以在马斯特里赫特达成的协定为代表的正常政治模式，在新的环境下还能否足以应对局面?赶在传统的均势平衡催生新的民族主义摩擦之前，欧洲的自由主义者们是不是应该认真考虑革命动员的需求呢?政治精英们幻想着可以脱离民众的支持去构建一个强大的欧洲联邦，现在是否已经到了摆脱这种幻想的时候了呢?

　　一旦我们开始严肃思考上述这类问题，正在浮现中的自由主义秩序将向我们打开一个新的视角。“宪政”与“法治”作为自由主义者共同的口号，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然而，近年来这方面的讨论背离了二十世纪反对极权主义的惨烈斗争这个主题，转而专注于怎样保卫个人权利不受官僚机器暴政的侵犯。后者当然永远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我也无意将其搁置一旁;但现在与保卫个人权利同样重要的，是一个迥异但相关的问题：怎样才能在宪政制度下，让革命的自由主义者最大限度地利用他们所拥有的机会，去构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政治秩序?革命自由主义的命运如何，当然并不仅仅取决于宪政上的创造力;文化、经济和地缘政治都是举足轻重的因素。但是，宪政主义具有创造力的角色很容易被低估。因此，担心自由主义者们不能对宪政的潜能完全加以利用，并非杞人忧天。

　　这就是本书的主旨：我认为，在革命之后，自由主义者往往会获得一个特别的政治机遇。革命成功的一大特征便是在短期内产生一个政治联盟，这个联盟使得动员各种力量来为宪政创造广泛的、深切的支持成为可能。如果革命后的领导集团抓住这个机遇，将可以为未来相当长时间内的政治发展设定规则。而革命者如果缺乏有力的领导，这个宪政机遇将被白白浪费。

　　上面我简要提及了宪政构建的紧迫性，在书中接下来的部分，我将探讨，在法律制度的其他方面，看似互相矛盾的不同反响怎样让宪政构建的创举更加艰难。最棘手的问题莫过于对旧政权下的不公和罪行进行纠正的努力。这些努力有很多种形式，如提起刑事公诉、公开秘密警察文件、返还旧政权于一代人或者几代人之前没收的私有财产等等。原则上说，很多这类主张看起来迫切而且必要。但是，这种对正义的渴求如果被充分满足，革命后脆弱的政治共识生态将被打破，而这种生态恰恰是自由宪政的强壮发展所必需的。更具智慧的举措应该是，控制住社会对纠错正义的需求，同时将其能量导向建设持久宪政秩序的事业。

　　然后我将探讨，在现实中，法官们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充当自由宪政的守护人。美国的司法审查历史悠久，经验颇丰。但在很多问题上，欧洲的司法审查模式有着更多的值得学习之处，尤其是德国于希特勒所造成的灾难过后在基本法方面的努力。在本书的最后，我将回到最初的主题：1989年的革命，到底是标志着历史的终结，还是开启了自由主义革命的新阶段——在这个新的阶段，自由主义将改变欧洲乃至世界的面貌?

　　这部著作的内容充满着不确定性 。十年以后，我今天对于自由主义革命充满希望的论调也许看起来会很荒谬。自由主义的希望总有一些看似荒谬的成分，这种希望却历尽二十世纪的劫难生存了下来。问题在于，下一个世纪的环境是不是会更有利于自由主义的繁荣——而不仅仅是存活。虽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很多人力无法控制的因素，但它也同样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学习过去、为未来创造更好的政治制度的能力。

来源时间：2016/3/30   发布时间：2016/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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