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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川普当选,天真的会塌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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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军  来源:私家历史

吴军讲美国大选︱(十三)若川普当选,天真的会塌么?

  【编者按】@吴军博士 自2月29日起,决定撰写系列文章向国内读者讲解美国大选的规则和历史。经授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将陆续转载。本文是他的 #文明之光#之#美国大选# 第十三讲《川普真的很邪性么》(3月19日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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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美国大选中的川普现象就不用多说了,这个戏剧演员在把很严肃的大选搞成一场喜剧加闹剧的同时,自己也赚足了人气和初选的选票(后者才是真的)。他肆无忌惮地攻击各种政治正确的价值观,这让人都对他不放心。媒体对他的评论颇为负面,专家和政客们讲他当选了天就要塌下来,英国和加拿大的政客们也多管闲事批评他,干涉美国内政来阻止他当选。问题是,川普当选,天真的会塌下来么?

  先讲一个无关的故事。NASA发现航天飞机上有一个部件特别容易坏,一旦坏了就给整个航天飞机带来麻烦。当然,当初在设计航天飞机时有这么一个部件一定有理由,因此所有人一开始的想法就是怎么能把这个部件做得好一点,但是总做不到。后来有人提出,这个部件是否真的需要,结果重新考察一下,还真能把它省去,于是航天飞机一个问题就解决了。这就是要走出固定思维的误区。

  今天大部分人对川普的偏见也是陷入了固定思维的误区。对川普持偏见的有三类人,第一类是他的政敌,包括被他批评的人,这些人的意见不中立,比如奥巴马的和桑德斯的,因此不需要考虑。第二类人是大部分人,他们陷入了固定思维的误区。他们会觉得航天飞机那个没用的部件不能省略,因此对提出省掉那个部件的人一定是坚决反对。比如说对个别少数族裔的照顾,很多人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在1960年代确实如此,但是今天美国最大的种族歧视其实是逆向歧视,即一些族裔过度强调资源的平均分配,这样他们不需要努力就能获得财富。比如一些族裔要求按照人口比例分配大学名额,甚至奥斯卡奖入围名额。但是,在NBA和橄榄球上,他们从来没有提出按照人口比例分配队员名额。其它很多所谓政治正确的东西不过是山姆大叔身上那件想象出来的衣服而已,川普不过是说出国王光屁股的那个男孩。

  批评川普的第三类人是一些虚伪的私下里拿好处的人,比如一些电影明星。一位靠绯闻上位的女星,一直呼吁美国引进难民。网友们很快找到她在世界各地空闲的三栋巨型度假别墅,讲“你倒是把那些房子拿出来给难民住啊”,其实这位女星的目的是树立一个好形象去赚票房。我常常对那些支持引进难民的人讲,任何一个不打算把自己房子拿出来给难民住的人,都没有资格谈引进难民的事情。当初圣方济各为了救济穷人,真的是放弃掉一切财富,毕生致力于行善,而不是喊口号,因此他后来成为旧金山的庇护圣者。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空谈慈善,就是虚伪和自私。

  当然,批评川普的还有第四类人,是人云亦云的人,他们懒得思考。

  川普到目前为止的成功,让政客们和所有的学者都预言错了。政客们有私心,学者们其实大部分是拿工资混饭,因此讲话未必中立,更何况大部分学者同情左翼。在股市上有一条铁律,就是只有市场是对的。同样,在大选中,只有选票是对的。

  一些人担心川普上台是否会成为希特勒。这些担心是多余的,首先美国人有枪,在大萧条时美国情况比欧洲还差,但是没有出现独裁者,因为民众有枪,今天美国三亿人,有两亿支枪。其次,现在不是出希特勒的环境。事实上,支持川普的很多是拉丁裔的选民,他们自己也反对非法移民。

  其实,如果看看1860年政客们是怎样讲林肯的,就会发现和今天讲川普的那些话几乎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有人说川普没有从政经验,其实奥巴马在当总统前从政经验也几乎是零。1860年,对手也是那么说林肯的。当然,川普成不了林肯,他是个商人,而且是一个对手底下劳工非常好的商人。或许他当选,比那些光会喊口号的政客们还强点。至少,他会非常务实地和中国发展关系。

来源时间:2016/3/24   发布时间:2016/3/24

旧文章ID:9756

美国空军扛起第三个“抵消战略”大梁,增兵六千推五大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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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洋  来源:澎湃防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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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3月16日,美国空军装备司令部(AFMC)发布《2016年战略规划》(下称《规划》),助力美空军支撑美国防部的第三个“抵消战略”;此前,美国空军部长黛博拉·李·詹姆斯也曾详述美国空军将如何对美国国防部为第三个“抵消战略”确定的关键技术领域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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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空军装备司令部公开发布的《2016年战略规划》封面。

  尽管该司令部高调宣称这一规划旨在助力美国空军支撑国防部第三个“抵消战略”,但其中缺乏实质内容,主要谈的是机关事务方面的流程和服务改革。根据美军以往的某些做法,不排除该战略规划有保密版本。

  与之相比,詹姆斯的谈话更具实质内容,但依旧是亦步亦趋,完全照着美国国防部常务副部长沃克在2015年12月透露的五大关键技术领域展开,谈的是空军对上级领导说的这五大关键技术领域的理解,没有提供任何其他内容;但是解释更为明确、详细,仍有价值。

  五大核心前沿领域

  詹姆斯把五大领域中的每一个都称为“构件”(building block):

  第一个“构件”将利用自主学习系统的力量。詹姆斯说,“这是指能够随着时间学习和进行适应性改变的的计算机。它们能通过海量数据瞬间给出分类,帮助战士们在赛博攻击、卫星移动和目标识别等方面做出有很大压力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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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3月,谷歌“阿尔法围棋”(AlphaGo)软件战胜韩国围棋九段李世石,让我们直观体会到了自主学习系统的巨大进步和无限潜力。

  第二个是人机合作。詹姆斯说,在继续依赖空军人员思考的同时,人机合作也将扮演一个关键角色,“这是指机器充当人类的助理,防止人类工作负荷过大。这允许用户聚焦于生死决策,这是只有经过训练的空军人员的大脑才能做出的决策”。

  第三个是辅助人类的行动。詹姆斯说,这包括用来帮助地面部队的可穿戴式技术或作战应用程序,可能有一天还会在座舱里,在起飞线上,甚至在空间中使用,使空间操作员能够在卫星上“虚拟存在”。

  第四个是人-机战斗编组。这将集成自主运行的平台和有人驾驶的打击系统。一个例子比如F-35的头盔,它在向飞行员呈送信息之前会分解来自复杂的传感器和计算机数据。詹姆斯说,“自主平台可能执行初步的(情报、监视与侦察)任务以识别面对空威胁,并将信息中继回传到有人驾驶打击的系统,用于支持后续的电子战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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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35的第三代头盔显示系统。按照詹姆斯的说法,该系统实际上具备处理能力,在向飞行员显示信息之前会分解复杂的传感器和计算机数据。

  第五个是网络赋能的半自主技术。詹姆斯说这可以在空军的“小直径炸弹”等武器中见到,它允许武器之间互相“交谈”和分享数据,“这样,即使它们在强对抗环境中失去与军机之间的数据链接,或者不能再接收到GPS信号,它们仍能击中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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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5E挂载的“小直径炸弹Ⅱ”(SDB Ⅱ)制导炸弹。

  今年增加6000人

  詹姆斯还表示,美国空军未来的支出将寻求建立一支由高素质的空军人员组成的、能够有效执行第三个“抵消战略”的力量;美国国会已允许空军在2016财年年底前增加大约6000名现役人员,使空军现役人员总数达到大约31.7万;空军的“成本-能力分析”(Cost Capability Analysis)工具的使用取得了良好成效,该分析工具用于研究成本和军事效用,已帮助美国空军将B-2轰炸机通信系统升级项目的成本减少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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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空军领导层也曾数次宣称,B-21轰炸机是该军种支持国防部第三个“抵消战略”的关键装备。

  詹姆斯归纳称,第三个“抵消战略”的“本质内容是数量考虑、创新考虑和速度考虑”,且“如果我们能得到正确的标价,能利用创新,并且能更快地做到这些,我们就将能继续获得更多我们所需要的”。这一归纳很有价值,确实反映了美国空军对第三个“抵消战略”的理解。其中“创新”无需多言,另外两个方面:

  ——关于“数量考虑”。有两个方向,一是要降低攻防成本(包括防御大国对手制导弹药群袭的成本)以采购更多的装备;二是如2015年9月发布的《美国空军2035年作战概念》所说的那样,要建立少数高端装备+大量成本较低、能力也较低装备的组合——美国空军参谋长韦尔什上将也在2016年2月25日说过:数量本身就是一种独特的质量。

  ——关于“速度”。美国空军已多次强调“敏捷性”,而“速度”被定义为“敏捷性”的五大要素之一;美国国防部及空军自己的官员更已强调,第三个“抵消战略”不太可能像第二个那样,为美军提供持续数十年的不对称优势,对手可能会很快复制。因此,如果美军不能比对手更快地将新技术投入应用,第三个“抵消战略”将会失败。

  (作者单位为航空工业发展研究中心,稿件由公众号“空天防务观察”-AerospaceWatch-供稿。)

来源时间:2016/3/24   发布时间:2016/3/24

旧文章ID:9755

“中美投资协定”将带来何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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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皓琳  来源:FT中文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9月访美时表示,两国正在推进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美投资协定”(BIT) 是重要且敏感的问题,中国商务部前部长陈德铭亲自参加BIT谈判五年多,然后由高虎城接手到现在,应该已近终点。中美两国之间的任何动作,都势必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更不必说一份双边投资协定。然而,这一份协定到底包含了哪些重要条款,如何保证落实实施,它将为两国乃至世界经济带来哪些影响,外界仍不甚了解。

  陈德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表示,BIT虽还没有批准,仍有关键问题尚在谈判中,但已经体现出重大的突破。从2013年开始,中方承认可以按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这样的模式来谈。也就是说,投资活动开始前,就可以享受东道国的投资者待遇。而负面清单方面,凡是法律没有规定的,都可以有所作为。

  在这之前,中国没有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这是第一次尝试。中国为了做好这个尝试,在上海建立了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时对中国所有涉及到投资的法律做了清理,修改十几个法律条文。

  目前中美双方在负面清单上,仍有一些分歧需要对标。上海自贸区目前的负面清单已经缩小了1/3,还会继续缩小。陈德铭表示,中方尚不确定这样大的跨步对于中国经济管理有什么影响。“我们是非常认真的,现在又扩大到三个自贸区,增加了天津和福建。”最近出价又是大大前进了一步。相应地,中方也对美国提出了出价的要求。

  陈德铭确认,负面清单总体是应该缩小,不会扩大。负面清单要跟一个国家的国情相伴,特别是当外国进入中国比较敏感的领域,必然产生较复杂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双方的意识形态和一些问题的看法。中美若是决心沟通,不应回避这些问题。

  坦白来讲,中美两国企业在对方国家从事商业活动时,仍不时面临“不公平”的待遇。在有类似遭遇的部分企业家看来,这甚至是贸易报复性的行为。对此,陈德铭承认,这个问题客观存在。为数不少的国家在很多场合大谈自由贸易,但其实给予本国极大的保护,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中美如今谈投资保护,双方已经都同意,在政府协调和投资者没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可以拿到世界上的第三方,即世界银行下一个专门仲裁机构来裁决这个问题,而它的裁决高于美国和中国的法律,是最终的裁决。这将给予两国投资者信心。

  陈德铭进一步指出,中美达成协议将有利于形成世界多边的投资协议,这对世界经济将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目前美国在中国总投资有775亿美金,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在去年也达到了446亿,美国多于中国。但是从2014年开始,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开始大于美国对中国的投资。2015年,美国对中国的投资约为26亿美金,而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是85亿美金。这个差距还不包括中国买美国的国债,和中国老百姓在美国买房子。

  博鳌论坛开始前几日,安邦保险曾高价竞购两家美国大型连锁酒店——Strategic Hotels & Resorts和喜达屋酒店及度假村集团。再联系从去年年底开始的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热潮,不少人担心中国走上日本疯狂并购最后却因巨额亏损不得不将所买全部卖掉的老路。也有观点认为,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并购时,会有未认真做尽职调查的现象,出价容易过高或过低。过低的出价必然遭遇拒绝,过高的出价往往令对方迅速答应要约,猜测这或许也是最近中国企业收购案例如此之多的原因。

  对此,陈德铭认为,日本人当初进入美国时,特别是广场协议之后,他们并不太了解美国的研发能力与经济基础,对文化、娱乐领域的投资尤其不成功。中国企业到美国去,要分析在哪些领域投资容易成功。企业若能谨慎严密地在进入市场之前做好论证,可避免重蹈日本某些企业的覆辙。

  陈德铭对国内大型金融机构的海外并购活动表示支持,但对高杠杆的使用发出警告,认为高杠杆并购易造成系统性风险。

来源时间:2016/3/24   发布时间:2016/3/24

旧文章ID:9754

FT社评:共和党的选择绝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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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国《金融时报》  来源:FT中文网

  共和党正处于非常时期,因此需要采取非常措施。本来,在其他任何情况下,都无法想象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或杰布•布什(Jeb Bush)之类的人物会支持特德•克鲁兹(Ted Cruz)作为本党总统候选人。可是现在,他们觉得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势如破竹的攻势已让他们别无选择。他们盘算着,有机会阻止特朗普在6月预选结束之前赢得多数代表支持的候选人,只剩下克鲁兹了。

  无论特朗普还是克鲁兹成为总统候选人,共和党都基本不可能再夺回白宫。支持克鲁兹至少能保持共和党的完整,只不过被激怒的特朗普还可能以第三方候选人身份参选。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把这比作在被枪杀与被毒死之间做选择。他自己也已服下了毒药。在克鲁兹的新支持者中,没有人认为他应该当总统,也没有人认为他胜选的可能性很大。他们现在玩的是一种不同的游戏。为了共和党的未来,他们就是输也宁愿和克鲁兹一起,而不愿与特朗普在一起。

  这种“临时抱佛脚”的策略不太可能奏效。目前已有29个州完成初选,特朗普已拿到赢得提名所需选举人票数的约60%。那个可以将他推向巅峰的神奇数字是1237,如果特朗普跨过了这个门槛,就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了。

  如果他拿不到这么多选举人票,7月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就有机会选出另一个候选人。很多代表只是“不得不”在第一轮投票中支持他们的候选人。理论上讲,不管是劝还是哄,应该能够引导足够多的支持特朗普的代表,在第二轮或第三轮投票中转向支持其他候选人。这是异常消极的策略。民调显示,在共和党仅存的三名总统竞选者中,俄亥俄州州长约翰•卡西奇(John Kasich)是唯一有可能战胜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人。他出身于中西部的蓝领阶层的,作风务实,拥有广泛的号召力。但按照一众共和党人支持克鲁兹的逻辑,卡西奇就得退出竞选。他的存在进一步分散了反特朗普的选票。

  这也是一个危险的策略。克鲁兹如获提名,将是1964年参选的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以来最极端的候选人,而且在很多方面比戈德华特更极端。按照他主张的政策,他将回归金本位,结束美联储(Fed)的独立地位,并撤销美国国税局(IRS)。就这三方面来说,他比特朗普还要右倾。

  尽管拥有部分古巴血统并在加拿大出生,克鲁兹也将在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建一堵墙,并把约1100万非法拉美裔移民驱逐出境。他在对穆斯林的严厉态度上也跟特朗普不相上下。本周布鲁塞尔发生恐怖袭击之后,克鲁兹表示,他将授权美国执法机构“在穆斯林社区巡逻和维持治安,防止他们变成激进分子”。

  想不出还有什么政策比这更能激起民愤,还有什么样的候选人比克鲁兹更可能败坏共和党的名声——也就只有特朗普了。据预测,特朗普将赢得多数或相对多数的选举人票。如果不让他获得提名,后果可能很麻烦。特朗普曾“预言”那将引发骚乱。

  特朗普获得提名对共和党和美国都有害。克鲁兹也是如此。共和党大佬们对当前局面负有重大责任。没有什么好的选择了。与其在两个都令人难以接受的失败者中选一个,不如再考虑一下卡西奇的优点。带着一种你至少相信的主张参加竞选而失败,无疑要好得多。

  译者/何黎

来源时间:2016/3/24   发布时间:2016/3/24

旧文章ID:9753

周濂:中国没有“民主的牙齿”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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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萧轶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在互联网上发生左右论辩时,这句话经常出现在右派网友的话语之中,用于形容左派或毛左的麻木不仁、逃避现实。这句话源自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周濂在2012年4月出版的一本学术随笔的名字,之后它登上了当年各大好书榜。素来反对偶像崇拜的周濂,也成为了新一代知识青年的偶像。

  2015年,当中国政府正在操办“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阅兵时,周濂的文章《正步走是世界上最恐怖、丑陋的权力宣言》被很多人转发。周濂与太太——清华大学的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一个被冠以“民主女神”,一个被称为“学术男神”,这样的家庭组合难得一二。夫妻二人的发声,总会引发很大反响。

  1974年,周濂出生在浙江遂昌。在他成长的1980年代,柏杨《丑陋的中国人》和纪录片《河殇》被广泛议论,在遂昌这座波澜不惊的外省小城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爱欲与文明》和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精神分析引论》给小镇青年周濂带来异常强烈的观念冲击。尽管那时的他,错把政治当哲学,以为政治就是哲学。

  1991年,当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梦想被拦腰截断后,中国历史出现了新的分期刻度,周濂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1989年后的中国大学,政府要求高校对学生进行军训。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封闭式军训一年后,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论人类不平等起源》再一次引领了他走向更为深邃的哲学之路。硕士毕业后在《中国合作新报》(只存在一年)和科普杂志《Newton-科学世界》当记者的经历,让他对学术随笔作为公共政治文化介入者的特殊身份有了重要认识,寻求抽象思辨与生活经验之间的隐秘关系,如何将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从“殿堂”搬到“广场”。过了两年半的媒体瘾后,周濂来到香港中文大学读博。2008年,周濂的政治哲学专著《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被收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正式出版,跻身于他当年敬佩的学术前辈所聚集的丛书行列。

  2015年下半年,周濂的新随笔集《正义的可能》出版,周濂自称是《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的升级版,它从日常生活出发,以哲学视角思考,钩玄哲学与生活之间的隐秘关系。周濂面对党化语言对汉语词汇的污染改造,不断厘清日常生活中脱口而出的概念词汇之间的异同之处,将民主、自由、平等、正义等耳熟能详却又因缺乏说理的环境而导致越发陌生的哲学词汇,融入生活细节进行哲学剖析,通俗易懂而又深入浅出。比如,他在《自由的生活碎片》一文中谈到“二战”期间美国战时广告:“自由这些词,只有当我们把它们打碎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碎片时,它们才能团结我们。”

  采访中,他谈起有关中国本科教育开设“批判性思维”这门课程、中国执政从“例外状态”回归“常态政治”、抵制暴力的语言与不良中文、公共知识分子祛除意识形态的迷障、儒家的“日常人生化”等等的意义所在。以下采访经过删减和编辑。

  纽约时报中文网:近些年我们会发现,中国在经历过近十年的互联网启蒙后,几乎人人都能脱口而出“自由”、“民主”、“平等”、“宪政”等大词,然而一旦进入辩论或对话环节,就会发现很少具有对话的可能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周濂:人人都能脱口而出“自由”、“民主”、“平等”、“宪政”这些大词,比起人人脱口而出“革命”、“群众”、“阶级斗争”,本身就是一个进步。

  之所以进入对话环节发现对话很难进行下去,首先是因为这些大词都是一些“本质上充满争议”的概念,也就是说,它们并不是不言自明的,很多人望文生义,以为自由就是我喜欢我爱意义上的任性妄为,平等就是打土豪分田地意义上的平均主义,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殊不知这些概念需要我们通过深入地阅读和思考才能把握其错综复杂的内涵和关联。

  其次是因为我们缺少公共讨论的基本训练,在辩论的时候,常常犯各种基本的逻辑错误,比如说人身攻击、诉诸怜悯、诉诸群众、攻击稻草人等等。因为缺少逻辑训练,我们往往习惯于站立场而不是说出立场背后的道理。内田树在《日本边境论》中有句话说的好:“对于一个论点,赞成也好,反对也罢,对于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判断,一个人应该能够讲述出自己形成这个判断的经过。只有面对这样的人,我们才可能和他进行谈判、交涉。无法与之交涉的人,并不是因为对自己的意见十分确信而‘不愿做出让步’,而是因为不能讲述出自己意见的形成过程而‘不愿做出让步’。”

  纽约时报中文网:我记得法律学者萧瀚曾对“对话”有过一个说法:“对话是通往合法性的途径。”对话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似乎已经被看做不太需要了,互联网上总是各说各话真理在握的样子或圈子内部一致对外的现象。如何重建“对话”?

  周濂:在家长制的政治传统中,合法性的依据在于“我是你爸爸”;在精英制的政治传统中,合法性的依据在于“我是专家”;在独裁制或者极权主义的政治传统中,合法性的真实基础在于“我比你更强大”。但是在现代民主政治的背景下,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只能诉诸每一个公民的理性认可,用萧瀚的话说就是“对话是通往合法性的途径”。这首先需要我们真正接受现代社会的平等观念,充分认识到无论体力还是脑力人与人是平等的,此处的平等不是指“绝对值”上毫无差别,而是说大致平等,也即没有人在体力或者脑力能够强大到足以成为别人的主人,关于这个问题霍布斯(Thomas Hobbs)、洛克(John Locke)、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经典作家早已有过很详细的论述。

  如何重建对话?这是一个过于复杂的话题,一言难尽。从我的角度说,我认为大学本科教育应该开设“批判性思维”这门课程,让每个大学生都接受基本的逻辑训练。

  纽约时报中文网:在新书《正义的可能》一书中,多次谈及极权主义与“例外状态”。在例外状态下,存在个人责任吗?若存在,又该如何承担?

  周濂:在任何时代,哪怕是最极端的环境下,都存在个人责任的问题。虽然系统的压力时常让人不自觉地弯下腰来,但是我们不能将一切责任都推给制度,否则人的自主性就是毫无意义的词汇,更何况今天这个时代仍然给每个人留出了不少的空间,让你可以承担起个人责任。

  至于选择用什么方式去承担个人责任,这是因人而异的,或者说对方式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个人责任。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每个人的性情、认知、职业、思想背景各个不同,只要目标都是那高墙,不管是‘公知’还是非‘公知’,也不管是公民还是草民,你喊号子我抡锤子,你拆地基我运垃圾,都是在推墙,相煎何太急?”

  王岐山谈“合法性”

  纽约时报中文网:2015年9月,王岐山公开谈论“合法性”问题。除去您在新书中谈论魏玛时代这一特殊时期即“例外状态”的“合法性”外,在“例外状态”已经生成并且长期存在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谈论“合法性”?

  周濂:人生充满各种意外,正常的生活随时可能被各种飞来横祸打破,但是我们仍然会为我们的孩子做长远的打算:给他们存好必备的读大学的费用,买房置地,准备婚礼和嫁妆。当然,我们也会为可能出现的意外上各种保险,但是归根结底,上保险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正常地生活,是为了在出现意外时,仍然能够把我们拉回到正常生活中来。

  同样的道理,在政治领域里,正常人都不会愿意一直生活在“例外状态”之中。所谓“例外状态”,它与“常态政治”相对立,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必要性中没有法律。”意思是事出紧急必要,法律(规则)便不敷适用,用我们最熟悉的话说,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王岐山正视“合法性”问题,意味着想要走出“例外状态”,回归“常态政治”。因为例外状态是把双刃剑,它或许有利于当权者通过法外手段来贯彻一己之意志,但更有可能的是赋予当权者过多的权力,一意孤行,一条道走到黑。当代中国最重要也是最迫切的政治议题就是从“例外状态”回归“常态政治”,尊重法治、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最根本的现代政治价值,只有这样才真正有可能建立起现代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纽约时报中文网:新书在谈论“合法性与正当性”问题时,谈到“民主是需要牙齿的”,在民主尚未来临之前,是否也存在“民主的牙齿”?若存在,“牙齿”又该以何种方式存在?

  周濂:就像不存在“没有猫脸的笑”,没有民主,自然也就没有“民主的牙齿”可言。如果有的话,那也是公民个体的牙齿,以及大大小小自治团体的牙齿。

  纽约时报中文网:您在新书中,几乎每篇文章都在厘清我们生活中极易脱口而出的概念词汇之间的异同之处,当语词已被高度污化而整个社会毫无意识地使用时,它的后果会是怎样的?作为普通人,可以为此做些什么?

  周濂:新书对很多概念作了澄清,从内文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比如“嫉妒、怨恨与愤恨”、“不自制、放纵与冷漠”、“好人与好公民”、“我知道与我相信”等等。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说“语言是存在的家”,作为语言动物,我们通过文字来定型我们的思想,通过语言来塑造我们生活的秩序。混乱的语言秩序必然导致混乱的生活秩序。我在序言里说过这个问题,我们的生活世界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暴力语言,有的来自政治语言的污染:比如严打、斗垮、狠抓、扭送、坚定不移、决不手软;有的来自军事语言的污染,比如进军、抢滩、接班人、胜利完成;有的来自网络语言的污染,比如:屌丝、给力、矮锉穷、白富美、高富帅、绿茶婊、体制婊、次奥、跪了、打酱油、碉堡了、表叔、房妹、也都醉了……

  暴力的语言必然导致暴力的思维。奥威尔(George Orwell)说:“思维的浅陋让我们的语言变得粗俗而有失准确;而语言的随意凌乱,又使我们更易于产生浅薄的思想。”在我看来,暴力僵化的语言表现出来的是对思考的仇恨,以及对思想者本身的恐惧。不久前人大历史系一名研究生在朋友圈发贴抨击学界前辈,导师愤而与之断绝师生关系,其中的是非曲直无法三言两语说清,我认为该生的一个错误就是受网络语言毒害太深,对语言缺乏基本的敏感度,滥用“垃圾”这样的词汇,还自以为是在做正常的学术批评。

  如果说清晰、准确、有逻辑的思维是走向观念革新的第一步,那么观念的革新首先体现在语言和表达上。就像奥威尔所说的,抵制不良英语并非是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也不只是职业作家所该关心的事。同样的,抵制不良中文也不是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作为知识人,我们无力改变现实的秩序,但至少可以通过改变语言的秩序来间接地改变现实的秩序。

  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污名化

  纽约时报中文网:新书中,有篇文章谈到了当下公共知识分子被逐步地唤作“公知”、“母知”和“公公知识分子”等等污名化的称呼,您在谈论这个问题时,谈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知识分子在道德方面的义愤填膺或在同情方向上的思维状态总被意识形态所迷障,而他们却又不自知。在泛意识形态时代,如何祛除意识形态的迷障?

  周濂: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不断地跳出来看自己,不断地转换思想的频道,尝试从不同的角度,甚至是对手的角度来审视我们的生活和思想,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不被一种意识形态所捕获,我相信这里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之道,作为一个思考者,我们永远都应该保持精神上流亡的状态,而不是安居乐业做某一种主义的顺民。

  纽约时报中文网:在谈论西方观念时,总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出现,您在对传统文化方面的态度似乎与其他公共知识分子有所不同,尤其在儒家方面,您甚至认为儒家是您的生活。简单谈下您的儒家观念,当代儒家应该如何参与公共生活?

  周濂:人类的基本情感应该没有太大的分别,比方说,中国人讲究孝道,但不意味着外国人就不尊重父母,儒家重视家庭,但不意味着基督徒不热爱家人。我们每年春运人山人海,美国的圣诞节同样是全美人口乾坤大挪移。不同的传统以不同的方式“定型”孝道,不同的文化以不同形式“呈现”孝道,作为生活在特定时空中的人,我从小被教育要在祖坟前叩首,清明节缅怀先祖,中秋节合家团圆,这是传统文化在我的生活中留下的烙印,我对此习以为常甚至甘之若饴,就像喝稀饭吃榨菜一样是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乃至于就是生活本身。

  但是与此同时,我并不会因此认为这些礼仪和习俗就高人一等,更不会因为它们是祖宗之法就认为它们是亘古不变的,任何传统都面临着现代生活方式的挑战,比如说“父母在、不远游”在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就难以实现,“核心家庭”也早已取代“四世同堂”成为生活常态。更重要的是,就像余英时先生所指出的,自辛亥革命以来,儒家思想被迫从各层次的建制中撤退,包括国家组织、教育系统以至家族制度等。

  时至今日,我们已“不得不承认:儒家通过建制化而全面支配中国人的生活秩序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有志为儒家‘招魂’的人不必再为这一方面枉抛心力。”在这个意义上,我认同余英时的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儒家的现代出路不在于重新建制化,而在于“日常人生化”,唯有如此儒家才有可能“重新产生精神价值方面的影响力”。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儒家要接受自由、平等这些最基本的现代政治价值,认识到多元主义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永久性特征,从而放低身段,在乡村、田野、社区以及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精耕细作,成为公民社会和公共生活的一个构成性力量。

  纽约时报中文网:在《什么样的人才有青春》一文中,您谈到“屌丝”这个网络流行语容易催生出犬儒主义气息。网络流行语与犬儒主义之间是怎么发生关系的?

  周濂:并不是所有的网络流行语都会催生出犬儒主义,比方说屌丝是我讨厌的网络词汇,不明觉厉是我喜欢的网络词汇,网络流行语与犬儒主义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纽约时报中文网:当下有种论调,即社会的撕裂状态,所以很多人一直强调共识。但我发现,在西方比如荷兰社会却在不断学习冲突而非共识,再如赫希曼(Albert Otto Hirschman)说先见之明很有可能是先见之愚,社会应该在冲突中学习,而共识往往意味着在合作中存在共谋,等等。您怎么看待共识这个问题?在“共识”问题上,“判断的负担”该如何“承担”?

  周濂:我猜想荷兰社会强调要学习冲突而非共识,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共识足够多,反而阻碍了一些利益团体的正当诉求,遏制了社会的活力和发展。淮南为橘淮北为枳,我们不可错把杭州做汴州。中国社会当下的困局在于全方位的撕裂,上下撕裂,左右撕裂,利益撕裂,观念撕裂,在这个背景下应该更加强调共识而非冲突。但是另一方面,我也承认,中国社会之所以没有共识,恰恰是因为我们不懂得从冲突中学习,缺少运用规则来疏导竞争的意识,也没有合理解决冲突的制度。

  其实罗尔斯(John Rawls)讲“判断的负担”,归根结底是为了证明程序正义的重要性。任何一个政治社会要想获得秩序、稳定和团结,就必须要在某一层面上达成共识,在多元主义的现代民主社会中,这个共识就是对于游戏规则的共识。在承认游戏规则是基本公正的前提下,所谓规则意识其实就是愿赌服输。正因为我们今天缺少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也没有规则意识,所以社会合作也会濒临崩溃的边缘。

  萧轶,青年学者,现居大陆。

来源时间:2016/3/24   发布时间:2016/3/23

旧文章ID:9752

为特朗普加油的中国人到底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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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莉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洛杉矶艺术家Knowledge

Courtesy of Knowledge Bennett 洛杉矶艺术家Knowledge Bennett今年一月创作了以“自我、权力、财富、政治”为主题的混合媒质绘画系列,毛特朗普(Mao Trump)肖像画为其中之一。艺术家说他从两者身上找到某种相似。

  3月中,美国总统候选人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 Trump)赢下密歇根州的初选,在共和党内的领先优势进一步拉大,与党内建制派的对抗进一步激化。在新浪微博上的“川普粉丝团”账号上,创立人丁秋实评论共和党领导人阻击特朗普的新闻时,热情地写下:“一个政治门外汉,以万夫不当之勇在全国掀起风暴,从政客眼中的一个笑话变成一个令他们惊恐万分的眼中钉而抱团围追堵截,在美国的政治历史中,川普已经写在其中了。”

  跟贴评论中,有对这位大选搅局者的赞美叫好声、有对共和党领导人的嘲笑、还有对报道此事的美国媒体的抨击。“我川不赢谁赢”、“美国政客,已经堕落和弱智到害怕川普,真是可笑。喜欢这个搅局者。”当然,偶尔也有一两句辛辣的讽刺。微博用户“西窗随笔365”写到:“从最开始的笑话到最后被人恐惧,还有一个人也做到了,希特勒。”

  争议不断、语出惊人的地产大亨特朗普(又译川普、还有人戏虐地叫他“床破”)在中国也同样收获了“伟人”、“小丑”的两极化评价。特朗普在竞选中提到中国时常常怒气冲冲。他猛烈抨击中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令美国制造业转移导致大量失业,犯下“史上最严重的盗窃”。他还指责中国操纵汇率,是“欺负”美国最多的国家。在提到收紧移民政策时,他指出要减少发给中国人的工作签证。

  在中国官方媒体的描述中,特朗普被描述成“大嘴”、“疯子”、“乖张”又“任性”,纷纷借用他来嘲笑美国的民主制度。新华社在近日的一篇评论文章里称,“特朗普现象”折射美国社会厌倦党派争斗。本周,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被问到有关中国在南海行动的问题,称美国在贸易上有能力制衡中国,《环球时报》称他“大放厥词”。社交媒体上对特朗普的许多讨论同样充满批评。微博用户“晴耕雨读乐随缘”在评论特朗普对中国的指责时说:“中国的就业是国际分工中中国自身优势争取的,不是美国恩赐!”

  然而随着特朗普在大选中人气节节攀高,他也吸引了一些中国粉丝。除“川普粉丝团”以外,微博上还有“天降伟人特朗普”、“床破粉丝团”。随着选战继续,这类相关账号的粉丝数量也在增加。其中有很多人拥护他针对穆斯林的主张,包括说要暂时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一些人赞同特朗普大力主张驱赶非法移民,声称要在美国、墨西哥边界造墙来阻止非法移民进入。一些人喜欢他强人政治的言行,认为世界需要一位更强势的美国领导人。但也有人幸灾乐祸,表示特朗普领导的美国将会在国内外四处树敌,因而对中国有利。而他们也并不觉得特朗普那些强势的贸易或移民政策真的会兑现,或真的是针对中国人。

  此外,几乎所有中国粉丝都表示欣赏他精彩的大选真人秀,觉得特朗普参选让他们有一种难得的参与感。

  47岁居住于福建的自由翻译赖全忠是“川普粉丝团”的成员,他说,他以前并不关心美国大选,“这次美国大选特别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他讲话比较出格,结果使得很多人即使不了解美国大选的具体过程,对川普的某些言论,也会传到他耳朵里。”

  在有人感叹特朗普上升代表美国民主坍塌的同时,也有人认为他的出现恰是民主的体现。微博用户君黙写道:“芝加哥的暴动,我不认为是民主的坍塌”。在3月中伊利诺伊州初选前,特朗普原定在芝加哥举行的竞选集会上,支持者与反对者发生激烈冲突,集会临时取消,许多人将此看作美国民主的失败,但君黙表示:“正相反证实了川普的一些政见,那就是拉丁裔非法移民以及黑人正在动摇美国的国本,投票斗不过别人,用武力暴乱才正是纳粹的做法,而这么做的并不是川普,他是这场暴乱的受害者”。“川普粉丝团”则写道:“川普是一个证明民主有多伟大的绝好例子。”

  小规模的调查的确证明,特朗普在美国的高曝光率同样在中国为他吸引了不少关注。曾在中国生活多年、研究城市规划的美国人何慕天(Matthew Hartzell)1月在知乎上做了两次小调查,让中国人投票选择美国总统。第一次,在不写清每位候选人的主张时,特朗普得到了729人中38%的支持,得票最多。但是在第二次调查中,何慕天包括了每位候选人的简历,以及在环保、外交、堕胎、移民等关键议题上的基本主张,特朗普的选票降到了474人中的18%,远低于46%的希拉里·克林顿。

  何慕天在一封邮件中承认,他的第二次调查可能带有一些自由派的偏见,“但我希望,从特朗普转向克林顿,这标志着多数的知乎用户是自由派,也非常明智、实际。”他解释道,他后来意识到,一些投票给特朗普的人就是“看热闹”,而还有一些是从国家的利益考虑,认为特朗普当总统会“加速美国的灭亡和中国的崛起。”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说,许多中国人关注美国大选就是抱着隔岸观火的游戏心态,因而会关注具有娱乐性的特朗普。他还解释说,随着信息沟通的便利和中国人出境游的增加,中国人对美国的崇拜感、神秘感消失,而随着民族自信的增强,在谈论美国时更多了几分调侃。“就川普来说,现在网民普遍把他叫做‘床破’,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把他叫做唐床破,有点搞笑。”

  而从某种程度,特朗普也契合了中国人的实用主义思想。金灿荣说:“支持他的人应该是实用主义,他赚很多钱,中国人爱跟实用主义打交道。”

  从真人秀到强人领袖

  28岁生活在南京的丁秋实在2015年11月注册了“川普粉丝团”的微博账号,在其中发布特朗普的竞选消息和视频。他通过电话表示,他早就开始关注特朗普,从去年开始觉得,特朗普很有可能会成为美国总统,应该让更多中国人认识他,但否认有什么商业目的。他说:“我觉得他是属于一个重头的候选人,但是当时国内对他做的宣传太低调了,所以想推广他。”丁秋实在评论特朗普时说,“我佩服他敢说的气魄,他个人魅力很不错。”

  虽然总数仍然显得不多,但随着美国大选愈演愈烈,“川普粉丝团”的粉丝数从二月底的3000多涨至近7000,他们谈大选、看辩论、攻击反对意见。不论按照美国还是中国政治倾向的标准,他们总的来说都偏保守。很多人支持武力打击伊斯兰国,认为伊斯兰教和恐怖主义、伊斯兰国息息相关;也有许多认同共和党反对高福利、高税收和大政府的理念,相信自我奋斗、一位支持特朗普的网友评论:“如果川普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他有机会改变世界,首先在美国消灭欧洲式的社会主义,懒人不得不开始找工作,美国继续辉煌”。

  他们中的许多有着较高的学历、从事专业工作,他们在许多问题上的观点大相径庭、甚至矛盾。他们崇拜特朗普敢说,虽然也认为他说的未必都当真;他们既崇尚自由主义、又崇尚民粹主义,崇尚安全至上。他们深为美国大选制度吸引,也认为中国还没有准备好普选的到来。

  在这个尚无普选的国家,特朗普的反传统形象会吸引人们对美国大选关注的同时,他颇具争议的表达也引来了各自不同的解读。

  31岁在北京从事建筑技术工作的孙建国也表示,以前并没有关注过美国大选,但他看过特朗普的真人秀《学徒》(The Apprentice),“自从他参加(大选),那种狂乱的发型、微胖的身材、说起话来肆无忌惮,一会儿反这个、一会儿反那个,说出来一些别人想说又不敢说的话,所以开始关注。”他说,“特别好玩,就像一个选举真人秀一样,让我们关注除了自身以外国际上的事,对我们是很好的教育,进一步认识了美国的政治是什么样的。”

  一些特朗普粉丝在采访中表示,中国的稳定和发展要归功于共产党的强势领导,他们崇拜强人领袖。

  29岁谭振兴在郑州从事基础设施投资,他认为,美国是世界创新力量的源头,“如果美国不行了,欧洲也就不行了,中国也就不行了,”所以需要一个强势的领导人来振兴美国。

  在厦门集美大学学习轮机工程的大四学生张伟则认为,特朗普是一个能为大家做主的强人领导,“他说我要去打死ISIS,大家都知道奥巴马对极端组织并不是动真格的。”他说,“如果当选特朗普会是一位好总统,我觉得他能当好总统。”

  骂穆斯林和移民

  一个让许多中国人产生共鸣的重要原因,就是特朗普表示将对穆斯林采取强硬政策。

  “川普粉丝团”在数条微博中记录了特朗普谴责奥巴马允许大量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说伊斯兰教和恐怖主义脱不开关系,得到了热烈的回应:“奥巴马一定是个穆斯林”、“支持川普当选美国总统!”。近年来,在中国新疆等地发生的一些暴力恐怖袭击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对穆斯林的恐惧和抵制;因此,特朗普的这种言论引起了一些中国人的共鸣,并不意外。

  孙建国从自身的经历支持特朗普对穆斯林包括登记和限制入境的严苛主张。“我老家河北衡水也有回民,我在天津上大学也有回民聚居地,相对来说他们有点霸道,但我们也不能对他们说什么。”

  赖全忠说作为一位基督徒,他十分关注“伊斯兰教在全球的扩张”。他欣赏特朗普正视穆斯林威胁的态度,并认为其他政客因为惧怕政治不正确而不愿指出这个问题。“他的观点虽然从某些方面来看比较出格,或者说有一种危险性,但我觉得他只是从他的角度注意到,美国以及世界上某些事情的变化,”赖全忠说。从自己在国内的生活说起,赖全忠还认为,国内在一些穆斯林聚居区不卖猪肉,政府在解决汉族和穆斯林的矛盾时往往偏袒穆斯林,“这些也都是危险的信号。”

  中国媒体将特朗普的移民言论,特别是造墙的说法,归为他许多“不得体”言论的一部分。但是在一些中国人看来,他誓言驱赶非法移民,限制低技能移民进入美国,与中国人无关,还意外地得到了一些支持。

  25岁大学毕业不久的崔峰表示:“比如说他要在墨西哥边境建一个墙,虽然他不一定真的会去做,起码他表达出来一个非法移民对美国的影响和担忧。”

  名为“天降伟人特朗普”的粉丝通过微博私信解释,他现在在欧洲留学,被西欧各国左派人造出来的“难民”危机深深地震撼到,因此对他们深恶痛绝,也认为西方急需一场重拾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在我眼里FN(Front National,法国民族阵线)的勒庞、UKIP(UK Independence Party,英国独立党)的法拉奇、PVV(Partij voor de Vrijheid,荷兰自由党)的威尔德斯这些右翼都是“欧洲救星”级别的人物,而特朗普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总统候选人,一旦得势,对西方世界的右翼回潮是极其重大的利好。”

  对于许多受过良好教育、从事专业工作的特朗普粉丝来说,他们并不在特朗普所反对的移民之列。名为“GOPChina”的粉丝在微博私信里表示,“美国的立国之本是收勤劳的人和勇于致富的作为移民”,并表示“美国没有必要做慈善家”。而在厦门读大学的张伟说,他希望在未来去美国学习、工作,甚至移民。

  特朗普一直以安全和维护美国人利益为理由要限制移民,但也有许多报道显示,他非常乐于在商业经营方面依靠移民的劳动力和投资——包括中国人的。媒体报道,特朗普的房地产公司通过一项投资移民项目部分筹集资金,其中绝大多数来自中国。

  让中国再次强大?

  不公平的贸易政策一直是特朗普对中国最大的批评,他曾表示一旦当选,将向中国商品施加45%的关税,但最近又表示不一定会那么高。《环球时报》最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称,特朗普此种说法属于“信口胡诌”,而“到了必要的时候,我们就应给他点颜色,让他知道中国是谁”。

  然而出于不同的原因,有一些人认为,特朗普只是说说而已。还有一些人表示,特朗普总统会将帮助中国减轻对出口的依赖,加快经济转型的速度。

  来自深圳35岁的咨询业从业者康悦逵认为,高关税虽然会给中国带来阵痛,“但对我们想要实现的经济转型目标是有好处的,长痛不如短痛。而一旦特朗普当政,一定会起到一个加速再平衡的作用。”28岁的程序员曹楚平认为,商人特朗普当政会对美、中经济关系有好处。“我觉得只要能保持贸易的交往,就不会有大问题。

  也有人认为,特朗普会让美国陷入糟糕的境地,因而会让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处于更有利的位置。27岁在深圳从事医疗器械销售的蒋帅认为,特朗普如果当选会“Make China great again”(让中国再次强大起来)。他解释说:“从外交来说,他当总统在外交政策上跟中东国家、欧洲国家会有很多限制。对国内来说,我觉得国内的一些企业对特朗普不会是非常好的态度吧。所以对中国有利吧。”

  部分特朗普粉丝也意识到,最近几十年,在谈及美中关系时,共和党领导人更注重经济往来,而民主党人更强调人权与意识形态(虽然特朗普并不代表典型的共和党立场)。和许多其他支持特朗普的人一样,张伟认为,他欣赏特朗普的一点就是,特朗普不会像包括希拉里在内的许多其他政客一样抓住中国的人权问题不放,“他不会太多批评中国所谓的人权、民主问题。好比对待罪犯的立场上。一些有圣母心的人会觉得应该有同情心,但我同意川普的想法,坏人就是该受惩罚的,对他们不应该讲太多的人权。”

  特朗普曾被批评,在中国的人权问题上立场不坚定。1990年,特朗普曾在一次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表示,北京派出军队平息由学生领导的示威活动,展示了“强大的力量”,而近日在为自己那次的评论辩护时,又将1989年的学生抗议活动称为“骚乱”,引发了许多墙外华人的抗议。

  不过,这一点在被高度管控的微博上却无人提及。在1988年出生的曹楚平认为,“我觉得他说的很对。一个制度适不适合要看时间,当时天安门事件是大学生,没有上过社会的、没有经历过生活,脑子里充满理想主义,这种人思想很容易冲动,而且大学生能知道什么。”

  美国华人怎么想?

  在总体倾向民主党的美国华人选民中,特拉朗普得到的支持也比较少。

  民调显示,亚裔美国人多数不支持特朗普所代表的共和党,而据NBC新闻频道报道,即使是一些支持共和党的亚裔美国人,也认为特朗普危及美国的多元化,退出了共和党。

  但他也的确有一些保守的华裔支持者。

  移民美国多年、在佐治亚州的初选为特朗普投下一票的王晓波认为,这体现了特朗普商人务实的本质。她表示:“美国从跟中国没有建交之前,从情感上来说特别喜欢中国,从来不觉得中国这个民族有任何侵略性,他们觉得苏联是evil (邪恶的),所以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顶多是强调中国的人权,不可能直接跟中国政府对抗,你为了选票那一大堆话忽悠,其实他们的忽悠远远大于川普的忽悠。”

  王晓波2001年到美国,后与美国人结婚,她的丈夫和家人在2001年9·11事件后政治立场从民主党转变为共和党。她认为,特朗普代表了美国的传统价值,这也是她来到美国的原因。“川普提家庭税减少,鼓励大家结婚,这是对最传统价值观的保守,这个我特别高兴,还有增加单身人士的税收,一下子他的价值观就体现了。”

  王晓波说,许多媒体断章取义截取特朗普的话,“特朗普并不是反对移民,而是所有到美国的移民要按照法律程序来移民,这对于那些等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人也比较公平”。她说,她因整个国民性格的快乐而来到美国,“我并不是因为自己是移民,就觉得所有人都应该呼拉呼拉进来。”

  她接着说:“我觉得川普骨子里是从历史里走过来的,那段历史代表了传统的美国,没有美国民主党白左(左翼白人)那套枪控、同性恋、平权追求。民主党更多追求的是个人的神,不拿终极价值观,完全满足个人自由,所以我是不会投民主党的。”

  曹莉是纽约时报中文网编辑。

来源时间:2016/3/24   发布时间:2016/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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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下一代轰炸机方案确定 美媒:就是为炸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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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鹏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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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6日,在美国空军协会举办的2016年度空中战争讨论会上,美国空军部长博拉德·李·詹姆斯首次正式公布了美军下一代轰炸机项目——远程打击轰炸机(LRS-B)的最终方案,并将其命名为“B-21”。同时,美国空军展示了该型远程打击轰炸机的概念图,美军的下一代轰炸机采用了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的设计方案。“B-21”是美国进入21世纪以后研制的第一款轰炸机,它集中体现了美军对下一代轰炸机的战略考量。

  价格因素是导致美军下一代轰炸机迟迟不能确定的重要原因

  实际上,美国空军对下一代轰炸机酝酿已久。早在1999年,美国空军就公布了“轰炸机路线图”,计划于2019年开始下一代轰炸机的研制工作,并将其服役时间定在了2037年。然而,并没有等到2019年,美国空军就启动了下一代轰炸机的研发。特别是“9·11”事件后,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得大载荷、能投放精确制导武器的远程轰炸机的价值更加凸显。2005年,美国空军提出加速发展轰炸机现代化项目,并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发展方式,即一方面研发能够在2015年前部署的过渡轰炸机,另一方面研制在2025~2030年间可使用的下一代远程打击系统。

  但是,由于选择太多和定位不明确,美军对发展下一代轰炸机始终有些犹豫不决。2006年,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对国防部考察的8种远程打击系统方案进行了详细的对比分析。这8种方案包括可携带超声速导弹的C-17 “武器库”飞机、中程亚声速隐身轰炸机、中程超声速冲刺隐身轰炸机、远程亚声速隐身轰炸机、远程超声速巡航轰炸机、中程陆基通用航空器、远程陆基通用航空器和天基通用航空器。备选方案这么多,由此可以看出,美军在选择上的纠结。

  此后,美国国防部在2006年发布的《四年防务报告》中将下一代轰炸机的服役期限提前了约20年,改称为“2018年轰炸机”。2007年5月,美国空军公布了“2018年轰炸机”的主要性能,包括能装载6.4~12.8吨武器,具备亚声速飞行能力,作战半径不低于3200公里,具有全方位隐身能力,且能够携带常规及核武器,可以选择有人或无人驾驶。

  然而2009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下令空军终止此项目,重新确定需求。直到2011年,美国空军提出“系统族”的思想和解决方案之后,新的下一代轰炸机研发项目才获批。2014年,美国空军宣布将在2015~2019财年为“远程打击轰炸机”(LRS-B)项目申请114亿美元的预算,这表明该项目进入实质性研发阶段。

  价格因素是导致美军下一代轰炸机迟迟不能确定的一个重要原因。B-21的前任B-2隐形轰炸机就是因为单架超过20亿美元导致订货数量很少,从而影响了美军平时战略打击能力的保持。即使在美国空军此次选定B-21之后,军内外对它的质疑仍然存在,价格的合理性就是一个甩不开的话题。

  五角大楼要求B-21的单架不能超过5.5亿美元,为此专门成立“快速能力办公室”监督项目进展。但是,列克星敦研究所的专家劳伦·汤普森认为,这一单价并不包括飞机的开发成本,将来总成本肯定会大幅上涨。美国《防务新闻》2月27日报道,参议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约翰·麦凯恩在美国空军正式公布B-21轰炸机方案后,直言表示不会接受空军的选择,因为这是一个无底洞式的“成本加成合同”。

  先进技术支撑美军下一代轰炸机实施多样化任务

  据悉,此次中标的B-21轰炸机具有相当的技术优势,其在雷达隐身能力方面完全超越B-2,载弹量约为13吨,作战半径不小于3200公里,航程达到9000公里。这些基本的技战术性能,主要是为了满足美国空军设想的将下一代轰炸机用于“反介入/区域拒止”的环境中作战,特别是执行对高度防空威胁区域纵深突防任务的作战需求。此外,美军下一代轰炸机还有一些量身定制的特殊作战性能。

  首先是用途多功能。既出于成本,也出于战场适应性的考虑,美国空军非常强调下一代轰炸机的多用途性,即除了能够完成传统远程轰炸机的任务,还能够完成其他任务,这包括:一是持久的情报、侦察与监视,正如德普图拉表示,“对未来的轰炸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投放炸弹,而是快速收集情报信息并将其用于决策。”因此,美军极为强调在轰炸机这一平台上集成作战和情报、侦察与监视的能力;二是快速全球打击,即能够对全球范围内任何地方发生的突发事件作出快速反应。美国空军认为,航程是体现轰炸机战略特性的重要指标。因此,下一代轰炸机考虑的是全球目标而不是地区目标,作战半径应在3000公里以上;三是信息对抗,即配备有以激光和高能微波为代表的定向能武器,以及以高精度干扰机为代表的网络攻击武器,这将大大增强其在高度防空威胁地区的纵深突防能力。

  其次是系统高度信息化。美国空军要求下一代轰炸机必须具有很强的网络化协同作战能力,能够与无人机、空中电子攻击装备等其他装备编组作战。因此,其在设计下一代轰炸机时就涉及了多传感器数据融合、移动网络等关键的战场态势感知技术。美国米切尔航空航天研究所所长、退役空军中将大卫·德普图拉表示:“B-21将增加传感器数量,提高其数据处理能力。”同时,它还配备有先进的任务规划能力,可以集成到美军全球军事信息网络之中,依靠系统整体优势来协助自身完成作战任务。

  最后是驾驶方式可选。目前的美军飞机只能采用一种单一的驾驶模式,即要么有人驾驶,要么无人驾驶,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飞机的作战运用。为此,美国空军退役中将赫伯特·卡莱尔指出:“有人/无人驾驶两用轰炸机是可行的,也是最佳方案。无人驾驶优点突出,但是有一种飞行任务可能始终需要有人驾驶,那就是在执行核打击时,座舱里必须有人。”采用这种灵活的驾驶模式,B-21要执行的显然是核常兼备的打击任务。

  保持全球打击能力和强化对重点地区威慑是B-21的重要用途

  对于美国空军来讲,下一代轰炸机的研发方案确定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其主要在自身全球打击能力建设和对特定对象实施威慑方面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一是有利于保持美国的全球打击能力。由于战略轰炸机能够在几小时内将常规力量和核力量投射到全球任何地区,美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仍然保留大量远程战略轰炸机的国家之一,并将其列为全球打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支庞大的轰炸机机队近年来面临严重老化的窘境。

  目前,美国空军拥有B-52H、B-1B和B-2A三种型号的战略轰炸机。截至2015年,B-52H的平均机龄已达53年,B-1B的平均机龄达到28年,B-2A的平均机龄也达20年。所有的159架现役战略轰炸机平均机龄为39年,且只有20架B-2A可实施隐身突防。因此,美国空军急需替换这些现役战略轰炸机的新机型。据称,美国空军将会订购100架以上B-21轰炸机,这就保证了美军这支战略性全球打击力量的稳定与有效。

  第二有利于强化美国在重点地区的威慑作用。一直以来,战略轰炸机都是美国在平时用来威慑重点地区特定对象的重要工具。这一点在亚太地区尤为明显,今年3月9日,为了应对朝鲜半岛日益升温的紧张局势,美国战略司令部宣布向位于印度洋的迭戈加西亚基地部署3架B-2A隐身轰炸机。同时,为了进一步在中国南海地区显示军事存在,美国还与澳大利亚商讨在其北领地设立远程轰炸机基地以部署B-1B轰炸机和延伸B-52H战略轰炸机的作战任务范围。

  正如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保罗·沙勒指出的那样,“可靠威慑力的基础之一是能够有效地攻击敌人,而远程打击轰炸机将在未来维持这种能力。”2月26日,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在B-21亮相的同日,刊登了题为《危险:扼杀美国新轰炸机的运动》,文章在质疑B-21价值的同时,也直言不讳地指出,美军下一代远程打击轰炸机的作用就在于轰炸中国。

  (作者单位:空军工程大学)

来源时间:2016/3/24   发布时间:2016/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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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逸山:在南海搞“联合巡航”为何应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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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逸山  来源:环球时报

  日前,澳大利亚防长佩恩表示,澳大利亚将继续派舰艇和军用飞机前往南海争议地区,以确保航行自由。最近几年来,南海形势瞬息万变,剑拔弩张的状况时有所闻。从东南亚的视角来看,这其中的肇因至少有两个。一方面,在南海有领土领海声索的个别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近年来都采取更积极的举措来展示自己的主权主张,尤其在一些各自认为难以退让的情况下,严峻的对峙也就油然而生了。

  另一方面,南海的紧张形势可能也是更高、更广层面的互动所产生的一个效果。中国业已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其综合国力的增长看来也势不可挡。虽然中国经济年前进入较为趋缓的 “新常态”,但它相对于其他发达或发展中国家仍算得上高企的增长率,而且也不得不扛上带动世界经济的“火车头”重担。唯中国如斯的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当然让深恐“世界老大”地位被取代的美国以及业已被超越的日本深感不安。这几个大国在本区域隐隐约约的博弈,其中一个“副作用”即为南海形势的时有动荡。

  前阵子美国通过其太平洋司令部倡议,与日本、菲律宾、澳大利亚和印度,在南海进行“联合巡航”,以宣示他们对维护在南海的“通航自由”的决心。美国的这项建议,获得日本以及菲律宾积极响应,坦白说也不足为奇。

  同为美国条约盟友的澳大利亚,对美国的南海“联合巡航”,态度到目前尚模棱两可。原因是,中国与澳大利亚的经贸往来极为频密,澳大利亚要在距其本土还有很大距离的南海为所谓战略考量而“得罪”中国,这并不是澳大利亚政府一时能拿捏得准的,因为后者当前首要任务是振兴经济。

  至于也该算是南海域外国家的印度则颇为干脆,公开拒绝了美方的“邀请”,不去南海参与“联合巡航”。有观点认为是报复美国近来同意出售军机给其宿敌巴基斯坦。不过我认为至少还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印度这几年来也致力于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没必要刻意地与中国过不去;另一方面,印度的核心战略利益是在印度洋,而印度要以其有限的资源来维持它在印度洋的地位都有些自顾不暇了,哪还有额外精力去参与与其战略利益无甚攸关的南海“联合巡航”呢?

  至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态度,则普遍希望美国等对于在南海搞“联合巡航”应予“三思”。

  第一“思”关系到东南亚各国对南海“联合巡航”的承受度。正如美国智库东西中心华盛顿分部主任萨图·利玛叶最近所说,东盟国家认为美日同盟共同参与到地区事务有助于维护地区安全和繁荣。但是在海洋安全问题,尤其是南海问题上,东南亚国家欢迎美日两国提供更多的海洋能力建设支持,以及进行海岸警卫队交流这样的活动。大多数国家反对美日采取直接的联合行动引发与中国的对抗。我认为,这主要还是因为东南亚各国也必须顾及到与中国的紧密经贸关系。

  第二“思”是有关在南海“联合巡航”的必要性。南海各主权声索国或时有“碰撞”,但远未达到擦枪走火的地步,而南海的通航自由与安全相对来说还是稳定的。各国(尤其是大国)的船只在如运送一些战略物资经过南海时,需要其母国一定程度的护航,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各国联合起来“凭空”地巡航,搞不好反而会激化南海的矛盾。

  第三“思”涉及巡航功能的更好配置。东南亚海域之上,真正有严重安全担忧的,其实是介于菲律宾南部与马来西亚沙巴州之间的苏禄海,以及世界最重要航道之一的马六甲海峡。前者时有恐怖分子绑架人质索取赎金,后者则时有海盗挟持货轮,都是令人发指的不幸事件。所以即便要在东南亚搞巡航,也应选择在这些能发挥实质阻吓作用的海域进行。

  对于东南亚国家来说,南海局势的持续稳定是重中之重。任何可能会让南海矛盾升级为冲突的举措,包括“联合巡航”等,还是应该慎之又慎。(作者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学院国防与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学者)

来源时间:2016/3/24   发布时间:2016/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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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南海较量各胜一筹 双方各有哪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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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新网

  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3月21日刊文,原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短期胜利和长期问题

  南中国海的沙土正在迅速改变着面貌。最新报道显示,中国或许正准备在斯卡伯勒礁(即我黄岩岛)上开展填海造岛工程。就在几周前,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即我南沙群岛)的考特伦礁(即我华阳礁)上部署了尖端的雷达,并在帕拉塞尔群岛(即我西沙群岛)的伍迪岛(即我永兴岛)上部署了两个地对空导弹连。

  从许多方面来说,华盛顿在南中国海的努力也正在取得成果。美国让中国的举动暴露在镁光灯下,重新获得了航行自由,并且正在构建该地区对这一航行自由的支持。美国与东盟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密切,它的东盟伙伴也开始表达对南中国海航行、飞越自由以及法治(这些都涉及华盛顿的主要国家利益)的持续严重担忧。

  文章称,令人费解的是,华盛顿在政治上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却在这片争议水域面临着防务领域的挫折。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华盛顿把南中国海战略的重点放在该地区的政治平衡上,旨在为其自身利益争取最大限度的地区支持,在增强军事姿态的问题上则是慢慢推进的。另一方面,北京的关注重点一直是战术性的军事平衡,它筑岛的速度要快于美国构建联盟的速度。结果就形成了一种从总体上讲对华盛顿十分有利的政治平衡,以及一种从总体上讲对华盛顿绝对谈不上有利的军事平衡。

  美国的南中国海战略是以某种形式的平衡为前提的。正如决策者反复言明的那样,美国并非南中国海的主权声索方,但它在那里确实有明确的利益,包括航行自由、飞越自由和法治。换言之,美国希望捍卫构成亚洲地区国际秩序的那些基本规则。它正确地认识到,一种令该地区国家彼此疏远的南中国海战略最终并不能成功实现上述目标。美国还与中国就从伊朗到朝核再到气候变化的诸多问题进行合作。华盛顿的策略是,坚决利用地区平衡的力量来对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举动。

  文章称,华盛顿的战略当然不仅限于外交范畴:更紧密的政治关系使美国得以加强它在南中国海周边的安全地位。新加坡已同意美国在其境内部署战舰和侦察机。美国正在对派驻澳大利亚达尔文的海军陆战队进行换防。菲律宾通过了加强防务合作的协议,该协议将允许华盛顿利用至少5个靠近南中国海的基地。美国盟友同样在拉近彼此之间的安全关系,日本和菲律宾最近也签署了防务协议。

  挑战在于,华盛顿的联盟构建战略的政治和安全要素是需要长期照料的。东南亚的每个国家都有独特的利益要考虑,包括与中国的关系。此外,尽管华盛顿在强化自身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但许多声索方几乎没有海军与海岸警卫队等资源(因此需要美国对伙伴的实力进行投资)。鉴于世界各国还有从“伊斯兰国”组织到乌克兰的其他安全问题要应对,华盛顿可以优先考虑太平洋地区,但不能忽视世界其他地方,而且在一个多样化的平衡联盟内部发挥领导作用是无法立刻见效的。

  文章称,华盛顿的努力成功地争取到了各国对地区秩序的支持,这些努力很可能让美国在该地区较长期的军事存在方面取得成果。但这些努力并未阻止中国改变南中国海近期的军事平衡。如果美国及其伙伴想要制止中国令人不安的推进,就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弥合政治平衡与军事平衡之间的鸿沟上。这意味着把日益增强的政治共识转变为近期在南中国海上采取的多边行动,并且由美国领导这些行动。(作者:美国安全中心亚太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米拉·拉普-胡珀。)

来源时间:2016/3/24   发布时间:2016/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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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立:美国曾是恶棍,但中国不能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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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江/采访,黄思远/翻译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编者按: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国际关系教授Michael Cox曾经形容文安立(Odd Arne Westad)为该校的明星教授,而后者在欧美学术界也的确声望卓然。他在该校国际史系执教多年,在冷战史研究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就使他位列顶级史学家之列。他的《剑桥冷战史》、《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已经成为研究冷战问题的必读书。

  然而,文安立教授并不自甘寂寂于学术象牙塔里,他与Michael Cox携手于2004年成立了名声极盛冷战研究中心(Cold War Studies Centre),致力于研究冷战如何塑造了当今世界政治。2008年,二人再度携手成立IDEAS,围绕着国际事务和公共政策展开研究。该智库在《2015全球智库报告》发布的全球顶尖智库排名中名列第43位。作为创始人之一兼负责人,文安立自然功不可没。

  文安立对中国的关注始于青年时期。对中国怀有极大好奇心的他曾在80年代作为交流学生来华学习,期间,他见证了80年代末的那次著名事件。之后,他频繁来华与中国政界和学界交流。他许多次都兴奋地表示,作为历史学家,他很高兴能够亲眼目睹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沧桑巨变。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文安立,他努力地尝试深入中国的文化、历史和政治语境中去理解中国。凭藉着历史学家特有的深邃目光和宽广视野,他常常能够一针见血地看到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国外同行所看不到的一面。《躁动的帝国:从乾隆到邓小平的中国与世界》,显示了他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外交史的卓越见识。

  凤凰国际智库研究员李江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专访文安立教授,以下是采访实录:

  凤凰国际智库:2012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场学术活动中,您曾发表观点认为:“在过去几年里,中国外交遭遇了重大挑战。在地域参与方面事与愿违,不断受挫。”(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have been disastrous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Its regional engagements have been backfired, one after the other. ) 那您认为近三年来中国在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上有变化吗?

  文安立:我认为基本上是一致的。中国很努力地与一些国家建立稳定关系。但是,我认为这一届领导人有些不太走运。一些重大问题,如朝鲜问题,已经失去了控制。中国正在尝试看如果弱化朝鲜的重要性是否能改进与其它国家的关系。然而,结果事与愿违。在朝鲜问题上,中国的表现得比以前更不可取。我不认为这一届领导人在国际事务上比上一届领导人更加强硬。但在处理与邻国的关系上,中国要搞清楚什么才是他最想要的。在这一点上,中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需要修复与一些邻国的关系。其实中国的问题不在于与邻国有矛盾,而是在于同时与太多的邻国都有矛盾。中国目前并没有改善这一状况。

  凤凰国际智库:您刚刚提到中国失去了对朝鲜的控制。但是傅莹曾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中表示,中国并不想控制任何国家。中美两国在朝鲜问题上存在着相互指责的声音。您怎么看?

  文安立:傅莹在这个问题上有一定的道理。中国在很长时间里确实对朝鲜缺乏影响力。而现在的问题在于美国和其它国家以为中国对朝鲜拥有比实际更大的影响力。不过,如果中国确实想成为一个大国,特别是地区性大国的话,中国要是对已经实际上破产了(broke)且严重依赖于自己以维持生存的邻国都缺乏影响力,那么她的外交政策的确是有问题了。外交政策不仅仅包括中国做什么,其它国家做什么,它还包括这个地区和美国如何看待一些事件。在朝鲜问题上,我仍然希望协商成为可能,但我担心会事与愿违。我认为朝鲜政权近期的所作所为是一种公然的挑衅,这也是针对中国的。前些天他们发射导弹的行为就是针对中国、韩国和美国的挑衅。因为中国已经警告过朝鲜不要这么做,但朝鲜却立刻做了。之前是不会这样的。我的一位在朝鲜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事情变化得很快。几年前,中国会通过秘密渠道表达中国不希望朝鲜做某些事情,随后会有一段沉寂,然后朝鲜才会去做中国不希望他们做的事情。而现在是中国一说不要做什么朝鲜立刻就做什么。(我)很难对此作出解释。有一种可能是,朝鲜存在一种内在虚弱,他们感到他们所捍卫的价值正在丧失。不过我们不知道,也没人知道。我甚至怀疑中国都会有人很确信将会发生什么。但我很强烈的感觉到中国的对朝政策有问题,这并非因为中国对朝鲜没有施加更大的压力,而是因为中国没有找到一个让朝鲜听他们话的方法。中国不能承受拥有一个依赖自己却又无视自己的弱邻,因为这会产生很糟糕的外部效应。例如,在东南亚、日本、俄罗斯都会产生连锁效应,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凤凰国际智库: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和政策研究者将中朝关系与中苏关系作比较,您怎么看?

  文安立:或许如此。我认为民族主义是朝鲜的驱动力量,中国也是一样。只是比起中国,朝鲜基于意识形态的动机会更强烈,而中国在过去才会如此。朝鲜知道自己的模式不被世界接受,一个共产主义君主政体的确很难让其他国家信任。所以我认为,两者在某些方面确实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当你在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初期,从苏联的角度来看中国的话,苏联的确觉得受够了中国。原因在于苏联害怕一味纵容中国会让苏联的立场产生世界效应,而这比其它问题都重要。所以苏联在上个世纪60年代决定撤离专家,并与中国断交。中苏关系并非仅仅是双边关系,对于一个大国来说,他在一个地区和问题做出的行为会立刻在其他地区和问题上产生影响。所以,你当然可以说中国可以从苏联在60年代犯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但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大国,这很难避免,因为你不能或者被认为太过纵容(另一个国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赫鲁晓夫其实可以做更多事情,保证两国不会公开撕破脸。他可以使用更多强硬的手段去召唤那些中共内部为数不少支持苏式社会主义,并能为此牺牲的人去反抗毛的领导权。那或许会需要一些时间,甚至不一定有用,但至少比公开撕破脸要好。我认为,中国对朝鲜也可以这么做。

  凤凰国际智库:中国为什么会同时遇到那么多外交挑战?

  文安立:这里面有多种潜在因素。这些挑战确实是中国遇到的问题,不过中国在开始发生着变化。这里(北京大学)有很多人(学者)在这几天都跟他们的学生,也就是那些政策制定者谈论这种变化。所以,至少到现在为止,中国高层一直被引导着相信他们所有遇到的麻烦的背后都有美国的身影。这部分正确,但不是全部事实。中国领导人需要以实际行动来回应,亦即展示如何将政策融入地域状况,并且逐个应对每个具体问题。中国应该将其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切割开来,譬如朝鲜半岛的难题可以与对日关系切割来单独处理;而日本的关系问题又可以与东南亚的问题切割而单独处理,以此类推。但要是如果你认为美国都是这些问题的根源,那所有的问题都是无解的。所以,中国应该将其自身利益诉予周边诸国,毕竟周边国家与中国合作也将得到巨大利益。因此,中国应该以更简洁清晰的方式与这些国家合作,而非任其与自己作对。

  凤凰国际智库:为什么总是会把各种中国问题与美国联系在一起呢?

  文安立:这应该是大国的定位问题(great power fixation)。我认为,中国在处理外交事务上缺乏经验,这个问题近年来没有得到改善。我们很容易有一种印象,那些有全球利益的大国都正在牵制中国,并且阻碍中国的发展,甚至是对中国的生存造成一定的挑战。中国正在试图打破它。中国需要创造自己的未来,亦即,他自己与外界的联系。那么,首先,它需要朋友。那么当下中国最应该争取的朋友是谁呢?我认为毋庸置疑,就是韩国。韩国对中国来说会变得非常重要,在科技、贸易等方方面面都更加息息相关。而战略上,当朝鲜半岛统一的话——事实上它正在发生,或许要等到一代人的时间,但确实正在发生,朝鲜不太可能会成为主导角色。所以,这就是一个战略性的问题。如果是邓小平,他会说,我们不得不在战略上重视,并视之为重中之重。不过现在的中国仍然固守着原来处理朝鲜问题的套路,因为它认为任何的改变都会带来麻烦和危险。

  凤凰国际智库:有一些国际关系学者如阎学通,认为中国应该放弃不结盟原则,与一些国家结盟。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文安立:可能吧。我认为,结盟是一种趋势,并且这是一种很好的交际(形式)。因为如果你有盟友,你就会开始考虑,也必须考虑到他们的关心点。你不能仅仅只关心你自己会不会得到更多,你应该考虑更多的是“我们”而非“我”。所以这也许是很有用的方法。不过中国是不是很有必要结盟呢?我不这么认为。中国现在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良好的关系,而非被别人认为在离间别国。这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凤凰国际智库:您说过很多次中国没有大战略,但巴瑞·布赞(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教授)却说“和平崛起”正是中国的大战略。对此您有什么看法吗?

  文安立:有或者没有大战略其实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因为一个国家通常不会直接说出自己的大战略是什么。所以他可能是对的,中国确实有大战略并且很有可能是“和平崛起”。我认为现在对中国来说当务之急的是做一些更务实的事情。举个例子,我在越南呆过两个星期。现在一部分的越南领导人更亲中,这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中国而是他们比其他的领导人都更务实,而中国方面则更接受他们。如果中国的大战略是“和平崛起”,那么中国应该利用好,并趁这些人还在位且还有影响力的时候与他们拉近距离才是。这在现实中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们可以就贸易问题有更多更好地协商沟通,并且弱化南海的问题。而且还可能意味着中方可以停止在有争议的海域建造更多的人造岛礁,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马不停蹄地造着。在我看来,所谓务实不是没有抗议,而是抗议的声音相对较少。中国应该更加占有主动权,而不是像现在被迫采取行动。这一点不仅适用于越南,还适用于整片地区。现在这样子,给人的印象就好像在说“你除了安安静静地看着我们做我想做的,你还能怎样”,对吧?这样子做不是和平崛起,也不是中国应该展示的魅力。我经常说——巴瑞和我也持同样的看法——,中国应该从美国在十九世纪的(所作所为中)吸取教训。当时美国是个糟糕的邻居,可能比现在中国更糟,简直就是个恶棍。墨西哥、加拿大、加勒比,没有一种国家愿意与之为伍。这些所作所为对美国的崛起有帮助吗?没有。作为一个以混蛋形象出现的美国,阻碍了美国自身的发展。当时美国虽然经济实力发展迅猛,但却很晚才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大国,其中一个原因就正在于此。因此,当你在中国的时候你会听到有的人说以前美国、英国等大国都是这么做的,我们凭什么不能这么做?这是个很弱的辩解,因为美国这么做是因为这样对他们有利,而美国,以前经常做一些损害全球和他国利益的事情。我不是个绥靖主义者,我也不相信那些所谓在任何环境下都应该抑制矛盾或停止施压的言辞。

  所以,正如我所说,我认为中国现在是需要大战略的,但是这个大战略必须超越口头上说“和平崛起”,同时落实到具体事务上,体现出其他国家对中国而言的重要意义,这样才能真正赢得这些国家的心。这才是中国需要做的。这里的人(北京大学)说的那些(关于中国的话),让我怀疑他们都没有充分站在中国的利益上来考虑,那些建议中国妥协的人都不太可靠。这是非常不好的,也刚好提醒我,(中国现在的处境)这正像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美国,那些建议(美国)妥协的人,也没有充分站在美国的立场考虑。

  凤凰国际智库:有些人认为大战略会让人联想到帝国主义,尤其是会勾起殖民主义时期的记忆。

  文安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贴上太多过于鲜明的标签。我知道你的意思,其实我也不是特别喜欢这个词,事实上我更喜欢“战略”这个词。但大战略意味着什么还是很重要的,它能让一个国家明确什么是更重要的,什么没那么重要的,这是国家成长的一部分。我对我的孩子也说过: 你们必须分清楚什么对你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而什么相对而言没那么重要,什么是看起来不错但是又更不重要的。这可能就是成长的关键,也是在一个团体里令你脱颖而出的关键。有的时候你确实需要做出一些很艰难的决定。韩国就是个漂亮的例子。由此观之,由于朝鲜对于中国的未来而言可能会越来越不重要,中国现在在朝韩半岛的政策很可能会作茧自缚。朝鲜可能会威胁(中国),来做一些很不好的事情,而中国也要警惕和预防此类情况。但这只是暂时的。而韩国,对中国的未来越来越重要。所以基于现实,中国必须成长起来,并且搞清楚自己的战略利益到底在哪里。这才是大战略,这也是邓小平所擅长的:自己很明确地知道什么是我们必须要做的,而什么事情是最重要的,例如,和重要的邻居建立关系。我们可能不喜欢这些邻居所做的一切,但我们现在需要它。

来源时间:2016/3/23   发布时间:2016/3/23

旧文章ID:9747

花生屯演义|步步惊心:驴象两党布局最高法院大法官席位角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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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花生屯魔女  来源:澎湃新闻外交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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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6日,白宫,被提名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大法官梅里克·加兰(中)发表讲话,美国总统奥巴马(右)与副总统拜登在一旁聆听。

  复活节前的花(华)生(盛)屯(顿)显得格外寂静,奥巴马总统正在古巴访问,国会则休会两周,参众议员赶回选区或忙于竞选、或忙于处理地方事务。

  京城的宁静却不能掩盖围绕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展开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上周,奥巴马提名梅里克·加兰(Merrick Garland)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总统在任期第八年和反对派控制的参议院就最高法院席位火拼实属罕见,上一次发生在19世纪后期。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美国社会呈两极化,共和党还面临如何应对特朗普崛起、避免党内分裂的难题。这场百年一遇的大战不仅将影响年底总统、国会选举,还关系美国司法界和政坛未来十多年的发展,驴象两党都重兵以待。

  民主党巧施连环计

  运筹帷幄方能决胜千里之外。白宫执黑先行,经过一个月的深思熟虑、于上周提名曾倍受共和党赞誉的梅里克·加兰继任斯卡利亚(Antonin Scalia)去世后空缺的大法官席位。

  加兰现为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首席法官。美国最高法院只有9名大法官,而且审案门槛高,审判影响联邦政府执政的案件的重任往往落到这一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肩上,因此这也是美国第二重要的法庭。

  白宫最后锁定的三位候选人都是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参议院都曾就他们现在的职位进行表决,许多共和党人也对他们的法律修养赞不绝口。这或许是他们入围的重要原因——共和党参议员有什么理由否决提名呢?

  其中年仅46岁的印裔候选人斯里尼瓦桑(Sri Srinivasan)也是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但是资历较浅、任职不到3年。若在平时,他是更主动争取少数民族支持的民主党的最佳人选。而且较年轻的大法官可在没有退休年龄和任期限制的最高法院任职更久,这也是奥巴马总统先前没有提名加兰的原因之一。

  这是加兰第三次入围奥巴马的最高法院提名。2009年,奥巴马选择了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她成为第一位拉美裔最高法院大法官,并成为该院历史上第三位女性法官。2010年,奥巴马再次选择了女性,提名年仅49岁的检察总长卡根(Elena Kagan)。

  但在这非常时刻,选择政治路线居中、已在第二重要的法院任职19年的首席法官更容易把共和党参议员逼上悬崖。这次反建制派候选人特朗普、克鲁兹、桑德斯能在总统选举中崛起,正是因为众多选民厌恶政党杯葛阻碍国家发展。更何况加兰曾担任1995年俄克拉何马城爆炸案调查总指挥,在这一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刑事调查案件中受到各方人士一致赞誉。

  一计累敌,一计攻敌,两计扣用方为上策。与此同时,民主党参议员在该党参议院领袖、内华达州参议员瑞德的领导下加强攻势,炮轰共和党同僚阻碍加兰就任。白宫前高官也成立首都指挥部,遥控指挥多场地方战役,让一些选情危急的共和党参议员不堪重负。

  共和党先稳阵脚再图反击

  面对这场削弱共和党对最高法院的控制,还将影响11月总统大选和参议院选举的大战,共和党领导人自然不会掉以轻心,甚至愿意牺牲参议院多数党地位。

  多数党掌控参议院议程,华人女婿、前劳工部部长赵小兰的先生——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早在2月就宣布无论奥巴马提名谁,参议院都不会举行听证会、更不会就提名投票。

  今年54位共和党参议员中近半数需要竞选连任,这24位参议员有些来自摇摆不定的紫色州(即指中间选民较多的州),例如美国前贸易代表、俄亥俄州参议员波特曼。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格拉斯利是共和党人的第一道防线:司法委员会举行听证会后,参议院才能投票表决。他今年也需要竞选连任。

  民主党人针对这些州发动多场战役,例如俄州教师游行、宾夕法尼亚州工会游行,以及在格拉斯利所在的艾奥瓦州举行社区运动。

  但麦康奈尔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得不错,忙于竞选的参议员大都支持他的决定,仅有两位选情危急的参议员有所动摇。伊利诺伊州的柯克(Mark Kirk)提出应该就提名进行表决,缅因州的柯林斯(Susan Collins)则提出至少司法委员会应该召开听证会。

  缺口一旦打开,战线就可能崩溃。麦康奈尔、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克鲁兹和其他保守派共和党参议员甚至拒绝给予加兰礼节性拜访的机会。当然,他们也看到紫色州参议员面临的压力,为了确保参议院多数党地位,他们在这些州投放大量广告提供火力支援。他们希望将讨论大法官提名拖延至11月,根据总统选举结果再决定下一步策略。

  昔人已乘黄鹤去,大选局势更迷离

  走中间路线的加兰受到驴象两党一致肯定,但让他取代旗帜鲜明的保守派斯卡利亚无疑意味着共和党将无法确保在最高法院5比4的微弱多数。

  斯卡利亚被誉为过去25年里,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大法官。他的法律意见不仅让小布什在2000年大选中胜出,还影响美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乃至世界各地投资者的腰包。

  例如滞留美国的非法移民是否应该被遣返、奥巴马医改法案是否可以强制要求个人投保等等。他和其他保守派大法官就沃尔马案的裁决让争取同工同筹的妇女同胞面临更多困难,就集体诉讼案的裁决为害怕此类案件的企业提供保障,就金融案件的裁决让通过国外交易所购买证券的投资者无法利用美国法庭挽回损失。

  同时斯卡利亚的去世也让华盛顿失去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享年79岁的斯卡利亚非常风趣,是2011-2012年度最高法院庭审上引人发笑次数最多的大法官。他语速超快,常常像机关枪扫射一样提出一大堆问题打断双方律师陈述,但也创造了沟通机会。

  他和83岁高龄的女大法官金斯伯格(Ruth Ginsburg)都酷爱歌剧,常常能在肯尼迪艺术中心看到他俩的身影。两人政治立场迥异,但多年来却结下深厚友谊。

  他去世后,金斯伯格深情地写道:“最后男高音斯卡利亚和女高音金斯伯格一起高歌,‘We are different, we are one’。我们对宪法的解释不同,但我们都敬重宪法、敬重我们服务的制度。”

  现在共和党人呼吁让“人民决定”!这一政治口号的潜台词就是,如果希拉里当选,他们将在年底表决通过这一提名,避免希拉里提名更激进的左派。如果共和党候选人当选总统,就让他提名右翼势力代表取代加兰。

  “党”的繁体字写作:黨,“口”的下方是“黑”幕重重,驴象两党恐怕都不例外。2006年初当共和党占多数的参议院讨论小布什提名的大法官时,当时身为参议员的希拉里、副总统拜登、国务卿克里都支持用冗长辩论的方式阻碍投票表决。今年参议院选举选情迷离,僵持不下的两党将在年末亮出所有杀手锏。

来源时间:2016/3/23   发布时间:2016/3/23

旧文章ID:9746

报告颠覆中国消费者“土豪”形象:劳动人群日均消费仅7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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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Scott Cendrowski  来源:澎湃新闻译中国

  “爆买日本”、“买空韩国”,长期以来,这些媒体中的常见词汇将中国消费者塑造成拥有强大购买力的“土豪”形象,美国媒体《财富》近期刊登了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发布的消费者报告,颠覆了外界对中国消费者的印象。

  文章称,中国的中产阶级只占总人口的11%。

  “在中国7.7亿劳动力中,只有2%的人口满足个税缴纳标准。(在中国7.7亿劳动力中)每人平均日支出为7美元(约合人民币45元),这一数字在美国为97美元(约合人民币628元)。”文章称。

  根据高盛集团发布的消费者报告,中国消费者常常被划分为特定人群,但中国消费者实际已经被分化为不同群体,很难简单定性。

  报告指出,中国消费者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群体:富豪、中产、蓝领和农民。140万城市富豪的年收入超过50万美元(约合人民币324万元);1.46亿城市中产阶级的个人年均收入为11700美元(约合人民币76000元);2.36亿城市蓝领工人的个人年均收入为5800美元(约合人民币37584元);人口总量大的3.87亿农民的个人年均收入仅为2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3000元)。

  文章称,这与美国有着极大的区别。

  中国消费者近一半的收入都花费在了衣服和食物上,美国消费者在衣服和食物上的花费各占收入的15%,与中国人仅在衣服上的消费持平。

  “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这些消费模式需要改变。”高盛集团表示,“但支付能力仍然是个问题,特别对‘城市居民’来说。”

  此外,报告中还提到了一些其它的重要信息。

  中国消费者在运动、健身、旅游等休闲领域的消费只有美国人的一半,但也是一个显著的消费增长领域。这也能够解释为何增速放缓,但诸如阿迪达斯这样的运动品牌会在中国开设几千家专卖店。

  文章指出,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2.23亿人,美国则仅有7500万,这也意味中国的医疗设备和制药工业需要加快发展。

  文章认为,阿里巴巴的大获成功得益于中国的中产和上升的中产阶级。电子商务不应该停下其快速发展的步伐。2014年中国共有100亿个快递包裹,是2006年的10倍。而中产阶级仅占消费者的11%。

  (编译 陈洋 樊诗芸)

来源时间:2016/3/23   发布时间:2016/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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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的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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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兆音  来源: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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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亥俄州的一个竞选晚会。摄 : Carlos Barria/REUTERS

  美墨边境高墙砌起了第一块砖,即将被遣返的1100万非法移民如惊弓之鸟。

  中国进口产品被加收45%进口税、中美贸易战一触即发,在俄亥俄州中部经营化肥和农药生意的Tom Boyd一脸愁容,他的小本生意可能难以为继了。

  他的邻居、农夫Charles Whatman也板着脸,他一辈子都给共和党投票,但这次的党提名人并不代表他的保守价值观。

  原籍巴基斯坦、拥有美国和加拿大双重国籍的医生Mansoor Ahmed发现,常去的清真寺装上了监视镜头,所有进出的穆斯林都被强制要求登记,他愤而翻出加拿大护照,飞往伊利湖彼岸的枫叶之国。

  大学生Joey Barretta打开家里的电视机,看见特朗普正站在白宫前,他嘟起标志性的薄嘴唇,把手放在圣经上准备宣誓成为美国总统。一想到这个画面将传遍世界每个角落,Barretta厌恶地别开了头,但他当锅炉组装工人的父亲却在一旁欢呼:美国终于可以再振雄风了!

  这是特朗普总统上任的第一天。

  当然,这一切还未成为现实。生意人Tom Boyd、农夫Charles Whatman、医生Mansoor Ahmed与大学生Joey Barretta,远远看见了可能发生的这一幕,心中焦灼不安。

  位于美国中西部的俄亥俄州(Ohio)是政治摇摆州,最近十次总统大选中,俄州投给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次数各占五次。它又被称之为大选风向标,因为从1964年至今的大选中,俄州的选择,正是最终的结果。大多数人相信“得俄州者得天下”的说法。

  从没有共和党候选人在大选输掉俄州的情况下入主白宫。15日,一路凯旋的特朗普,在俄亥俄州初选中,输给了俄州州长卡西奇(John Kasich)。

  俄州成为风向标,又并非偶然。它囊括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各种族及收入阶层比例最接近全国水平,号称“美国缩影”。 “如果把美国浓缩成1200万人,那就是俄亥俄。” 俄州Akron大学政治学教授John Green说。

  生意人Tom Boyd、农夫Charles Whatman、医生Mansoor Ahmed与大学生Joey Barretta,或许也正是美国选民的缩影。探寻他们的困惑,我们越来越接近美国的最终选择。

  小生意人:贸易战还是依靠市场?

  售卖化肥、农药、种子等农用产品的Tom Boyd,是个铁杆共和党人,但今年党内的大热候选人,却是高举反贸易大旗的特朗普,这让从国际贸易中受惠的他不得不三思。

  Boyd对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颇有微词。“不遵循游戏规则的汇率,对我们不公平!”他愤慨地说。然而,个人利益层面,中美贸易又是他的谋生命脉。Boyd售卖的部分化肥进口自中国,而他公司最大的供应商、瑞士农业科技巨头Syngenta 2月刚被中国化工集团收购。购买他公司商品的大豆农,每年往中国销售大量大豆。

  初选中,Boyd把选票投给了卡西奇,祈求特朗普的反贸易方针不会实现。“且不论中美贸易战会对我的公司造成毁灭性影响,如果市场上中国制造的商品都被打上45%的税,我的生活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他带着几分担忧。

  中国是美国出口品的全球第三大买家,中美贸易战一旦开启,将对美国经济、尤其是业务涉及贸易的小企业带来巨大打击。像Tom Boyd的公司这样雇员少于500人的小型企业,在全美有2800万家。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虽然特朗普反对贸易全球化,但调查显示,在小企业主群体中,他的支持率高企。

  就连忧心贸易战的Boyd,心里也隐藏着一个“川粉”(Trump fan)。“特朗普是个出色的商人,能像打理生意一样管理国家。他会减税,会取消雇主需补贴的全民医保,我也挺喜欢他的移民政策…….”Boyd甚至想象,如果特朗普当总统、卡西奇当副总统,那就完美了。

  “等等,你不是反对特朗普,尤其是他的贸易政策吗?”

  Boyd迟疑了一会,似乎也察觉出了自己的前后矛盾:“或许他也只是说说争取选票的大话而已。我想他不会掀起贸易战的。”

  Center of Public Integrity 采访了500名支持特朗普的小企业主,发现他们支持特朗普的原因是:是时候试试一个非体制内的领导人了。移民、税收、就业、教育、经济上,小企业主都表示跟特朗普有共鸣之处,尽管他们中许多并不清楚他相关政策的细节。

  像Boyd这样潜在的特朗普支持者,暂时不以他作为首选,必要时,他们愿意倒戈。而只要“非特朗普”的选项尚有希望,他们内心的钟摆就不会完全倒向特朗普。

  农夫:保守价值还是党的胜利?

  75岁的农夫Charles Whatman,穿着休闲牛仔裤和polo衫的他,在内饰精美的乡间大别墅迎接了我。作为现代化农夫,他不仅能够温饱,还有让人称羡的生活条件,我只能从他晒红的脸找到他身为农民的一些印记。

  他刚在初选中把票投给了共和党票数排位最末的州长卡西奇。“卡西奇也不是事事让我满意,但至少他有经验啊。我最不喜欢特朗普无经验,而且在价值观议题上立场多变。”Whatman说,特朗普并不代表保守价值,在堕胎、同性婚姻、控枪等指标性社会议题上,他的立场“过于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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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党参选人之一俄州州长卡西奇演说后地下遗留下来的纸屑。摄 : Jeff Swensen/GETTY

  Whatman处于半退休状态,只保留了一公顷农地,种点喂养牲口的草饲料。他和邻居们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每周到教堂礼拜。平常爱看的电视台是保守的Fox News,偶尔读读地方小报。俄州西北部和南部居民与Whatman的生活状态类似,那里有延绵不绝的玉米和大豆田, 这里的白人农民们多是虔诚教徒甚至自认为基督教福音派,政治倾向保守,他们通常反对堕胎、反对同性婚姻,是共和党的铁票。

  让人匪夷所思的是,特朗普常被批评是披着共和党外衣的伪保守主义者,却赢得了不少福音派的选票,初选中拿下南部“圣经带”(Bible Belt,美国俗称保守的基督教福音派在社会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上的多个州份。

  在最新的调查中,53%的白人福音派对特朗普有好感,尽管他结过三次婚、在堕胎、同性恋等关键社会议题上立场暧昧、支持恢复酷刑、涉种族歧视的言论有违基督教的核心教义。

  对于特朗普,Whatman亦有矛盾的看法。“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 他做了一个不可置信的鬼脸,他笃信保障公民信仰自由的美国价值,“我没办法想象美国要开始施行宗教歧视政策。”与此同时,他又觉得建美墨围墙是个挺好的主意。“我的祖父也是从英国来的移民。移民可以,但要合法地来嘛。”他摊了摊手。

  但有一点他无比确定,大选中,他一定会投给共和党。“随便一个共和党人,都会比那帮民主党人来得好。”Whatman理所当然地说。目前,特朗普是共和党唯一势如破竹的参选人。

  大学生:里根记忆还是精英心态?

  我持续向俄州东北部的五大湖区进发,该区人口占全州的40%,以往是民主党票仓,属于制造业走下坡的“锈带”(rust belt)区域。

  我路过了学风保守、只教授经典著作的Ashland大学。跟我见面时,21岁的政治学学生Joey Barretta穿着玫红色的衬衣、过于宽大的深色西裤,显得少年老成。作为共和党人,他绝对是全美学生选民中的少数派。

  Barretta正准备回家度周末,但最近,一家人却聊不到一块儿去。他青睐从政经验丰富的州长卡西奇,母亲支持形象清新的年轻参议员卢比奥,而他的蓝领工人父亲,则是特朗普的粉丝。他极力说服父亲,对方却不为所动。他始终无法完全弄懂,父亲的“愤怒”从何而来?

  Barretta家所在的Mansfield市是典型的“锈带”城市,在20世纪初是工具、机械制造业重镇。美国制造业职位数量在1979年达到顶峰,其后,随着自动化和全球化进程推进,制造业逐渐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海外,工厂开始裁员、减产、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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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俄亥俄州扬斯敦市的一个停机坪演说。摄 : Aaron P. Bernstein/REUTERS

  屋漏恰逢连夜雨,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中,制造业又再遭重创。在1990年,俄亥俄州有超过100万个制造业职位,时至今日,只剩下68万个。仅在金融危机时期,俄州就损失了20万个制造业职位。“锈带”上的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纽约州,都有不少与Mansfield类似、荣光不再的大中型工业城市,那里曾热火朝天的工厂,如今已长出了青色铁锈。

  “Mansfield日渐衰败了,经济不像以前那样蒸蒸日上了。”连年纪轻轻的Barretta都能感受到当年今日的差别。

  Barretta一家其实是美国制造业寒潮中的幸运儿。他的父亲保住了大型锅炉组装的工作,薪水亦有合理增长,不仅能养活一家,还能全额供养他读私立高中和大学。然而,这不妨碍他在特朗普“让美国重振雄风”(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竞选口号中,愤慨地忆起往日繁忙的工厂车间、被裁员的前同事,渴望搭上返回过去的时光机。

  再一次让人匪夷所思的是,以往忠于民主党的美国蓝领工人,由于在全球化再分配中成为牺牲品,转而投向特朗普。特朗普“让美国重振雄风”的竞选口号,其实与奥巴马当年承诺的改变如出一辙,只是在美国制造业一去不复返的时代,蓝领工人回忆中的光辉过去,比起虚幻的未来,更具吸引力。

  他们最为怀念的是里根时代,在当年应运而生的词组“里根民主党人”(Reagan democrats),就是形容倒戈投票给里根的民主党人。当时,美国面临滞涨的经济危机,里根主张减税、放松商业管制和缩减政府规模。在他任内,经济取得戏剧性复苏,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皆得到控制,贫富差距被拉大,但包括蓝领在内的社会每个基层所得都有所提高。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特朗普民主党人”这一名词也会应运而生,成为美国政治历史中耐人寻味的一页。

  这次选举中,特朗普精准地把握蓝领工人对现状的不满,把竞选重点放在就业、经济和移民上。共和党初选中,特朗普在俄州东南部全部郡的得票率都超过了卡西奇。政治学家分析特朗普初选获胜的郡, 发现在失业率低、未从制造业转型成多元经济的地区,他得到的支持尤其热烈。

  而Barretta这样的亲建制派共和党人,虽坚信控制预算、缩减政府规模才是治国之道,却对特朗普不屑一顾,认为他的语言粗鄙、有损美国形象,政见哗众取宠、实则空洞。

  Barretta将特朗普受到热捧归咎为选民缺乏教育,不理解美国精神精粹为何物。“比起美国总统,特朗普更像是个纳粹头子!”在他看来,特朗普涉及种族、性别、宗教歧视言论,有违捍卫公民平等权益的建国准则,绝不能成为国家领袖。

  穆斯林:传统道德还是里根记忆?

  一路向北,我来到紧邻伊利湖的克利夫兰(Cleveland)市郊。一座名为“克利夫兰伊斯兰中心”的清真寺中, Mansoor Ahmed正与其他穆斯林社区领袖们商讨,发动人们参加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和桑德斯的助选活动。

  然而,他仍然记得,在16年前,他的不少穆斯林朋友以身为共和党人而自豪。美国穆斯林对社会议题的看法保守,在反堕胎、反同性婚姻上与共和党立场类似,但同时,穆斯林赞同民主党族群包容和平等的主张。

  皮尤(Pew)中心调查显示,在2000年大选中,47.6%的美国穆斯林投票给小布什,36%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戈尔。然而,极端恐怖主义的兴起,让美国穆斯林的党派倾向发生了近180度的转向。在“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先后发起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美国国内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显著增加。

  2004年大选,82.3%美国穆斯林转而投票给民主党的克里,只有6.7%支持小布什连任。到了2008年,美国穆斯林成为民主党铁票,89%投票给奥巴马,共和党的麦凯恩只得到2%的支持。

  特朗普的反穆斯林言论在族群中投下震撼弹,进一步将穆斯林选民推离共和党阵营。Ahmed无需多想,大选中铁定投票给民主党候选人。

  Barretta反倒陷入了两难,他宁愿投给几乎不可能当选的第三党派或独立候选人,都不愿意投票给“持续发出制造分裂和仇恨的信息”、“让国家成为政治战场”的特朗普。

  “仅在初选中,特朗普就让我们如此分裂,要是他真的成为共和党候选人,党和国家将变成怎么样?”Barretta流露出父亲谈论中国人抢走制造业职位时的气愤。虽然争取到前民主党蓝领选票,剑走偏锋的特朗普很可能流失部分传统共和党人的支持——这是他败走俄亥俄州的关键原因。

来源时间:2016/3/23   发布时间:2016/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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