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荣剑的《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费正清》2024年作为《当代华语世界思想者丛书》之一由纽约的博登书屋出版。经作者授权，本站特发别该书的“引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和第一章“重问‘谁丢失了中国'”。如有兴趣购买此书，请点击【这里】。

延伸阅读：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一）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二）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三）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四）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五）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六）

美国“失去”中国的政治和思想之源

1949年4月20日，中共百万大军发起渡江战役，仅用两天时间便突破国民党军队精心设防的长江天险，于4月23日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战役发动之前，国军高级指挥官和美军顾问们都认为，长江是缺乏海空军、缺乏两栖作战经验的共军向前推进的难以逾越的障碍。曾经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认为，国军用扫帚柄都能守住长江，如果他们有决心的话。^[1]但是，“决心”这个假设条件并不存在，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尽管还有两百多万人，但从军官到士兵都普遍沉陷在失败主义的绝望情绪中，通过战争一决胜负的决心已经丧失殆尽。国共内战自1946年全面爆发以来，战局变化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在双方军事力量四比一的悬殊情况下，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共军在战场上势如破竹，国军节节败退，以致中共领导人也没有想到，取得全国性胜利的日子会到得这么快。^[2]毛泽东收到占领南京的捷报后欣然赋诗一首——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首诗是胜利者的宣言，是对中国沧桑巨变的预言，也是对失败的国民党政权的终极审判。在中国三千年的成文历史中，成王败寇历来是新旧王朝盛衰更替的内在逻辑，中共用武力推翻国民政府，夺取全国政权，是开创了一个新的王朝时代？还是如毛泽东向世界承诺的那样：“建设一个崭新的强盛的人民共和国”？^[3]不管如何评价中共新政权的性质，至少在费正清看来：“1949年没有一个人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公公正正地征服了中国。”^[4]所谓“公公正正”，或许就是指的司徒雷登所看到的情况，国民党是在拥有远比中共更好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政府占有各方面的优势。首先，它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在百姓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又掌握全国的各种物资。政府又占有更广大的土地和人数更多、装备更好的军队，海军和空军虽然装备差，但是也比根本一无所有的共产党强多了”^[5]——失去了全国政权。虽然有史家认为中共在抗战胜利之后迅速进入东北地区获得了苏军赠送的大量军事装备，对其后来战胜国民党军队具有决定性意义，但邹谠的研究表明，中共军队接受苏联提供的武器并不是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6]纯粹从战争决胜的角度来看，中共战胜国民党既符合中国历史上新旧王朝更替的规则：天命的意外襄助（费正清语），民意的支持，道义的正当性，胜者为王的合法性；也符合现代战争的胜利规则：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实行严明的纪律，形成团结一致的领导集团和骁勇善战的军事指挥团队。

事实上，当中共在1946年预言自己终将赢得全国政权时，早在这10年前已有人作出了相同的预言。1937年6月18日，四个美国人：托马斯·亚瑟·毕森（T.A.Bisson），当时的身份是“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一位研究亚洲边疆史的卓越历史学家；菲立浦·贾菲（Philip Jaffe），美国著名的《美亚》杂志主编；贾菲的妻子艾格尼丝（Agnes）；以及他们雇佣的司机，瑞典机械师艾飞·希尔（Effie Hill）；共同奔赴延安，开启了为期三天的“陕北考察”（6月22日至24日）。期间他们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徐向前等中共领导人，就红军现状、西安事变后的抗日形势，中共的抗战准备、国共关系、统一战线、中国的民主前景、国际关系与世界形势、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的前途、中共与美国、英国的关系等话题，进行了广泛的对话。同时，他们还走访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在剧院欣赏了“红小鬼”表演的活报剧、芭蕾舞选段和高尔基的话剧《母亲》的选场，临走那天还在朱德亲自主持的一个演讲会上面向数百名战士与群众发表演讲。按照毕森的记载：“在延安度过的那几个日夜，我们几乎自始至终都被所看到的一幕又一幕场景所深深吸引，充满了兴奋之情。”他据此给予中共领导人以极高的评价：   “往昔的经验，当今的形势，未来的局面，古今中外，纵览全球，一切的一切，均在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运筹帷幄之中。一切的一切，都承载着充满希望的神秘的预言。”^[7]
拉铁摩尔在当时做出了一个远比毕森更大胆的预测，他在当时为伦敦《泰晤士报》所撰写的一篇文章的最后一段中这样写道：
“当我回味那次延安之行，认真思索时，在我看来，假如当初日本没有发起那场战争，共产党可能会以合法政党的面貌重新浮现，在全中国发挥其影响，并在他们已经控制的地区，拥有一个类似省政府的地位。如果日本人开仗了，假设共产党关于半殖民地国家的军民关系的理论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军队和人民就都会站到共产党一方来。”^[8]     
1973年，毕森的《1937：延安对话》被尘封了近40年后在美国首次公开出版，拉铁摩尔在该书序言中专门补充了艾飞·希尔对毛泽东的看法，他特别介绍了这位曾经长时期跟随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游历中国的司机的政治立场：一个“游民小资产者”，对政治的了解泛善可陈，知识面极其有限，并不赞同共产主义，但就是这样一个政治素人对毛泽东的政治前景的判断被拉铁摩尔称之为“真知灼见”： “我曾经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富商、军阀、知识分子、国民党高官。但毛泽东却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能够统一全中国的人。”^[9]
在毕森、拉铁摩尔和艾飞·希尔从中共领导人的身上展望未来中国统治者的英明形象时，中共占据的陕甘宁边区仅仅控制着约二十九个县、一百四十万人口，拥有军队约八万人。^[10]而且陕北地处荒凉，资源贫乏，交通不便。基于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实难想象中共创建的这个“微型要塞”会在未来十几年的时间里成为颠覆国民党政权的总策源地，当然也难以想象毛泽东会成为一个新的统一中国的开国君主。日本侵略中国和随后发生的“西安事变”的确为中共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得陕甘宁边区得以幸存下来并在联合抗日的名义下争取到了政治合法性。在八年抗战时期，中共军队迅速扩大到一百万正规军、二百万民兵的规模，“解放区”控制了一亿人口。^[11]但是，机会并非完全向中共这边倾斜。胡素珊关于“中国内战”的研究就试图证明：“不管日本侵略对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胜利起了多大的作用，日本人在1937年留给共产党和国民党相同的机会。”两者的重大差别在于，共产党充分抓住了机会，从城市转向农村，集中发展游击战和农民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而国民党则没做什么事情来利用这一机遇，“在壮大国内政治力量和争取大众支持方面鲜有建树”。^[12]她批驳了这样的说法：“日本侵略阻止了蒋介石的军队在1936—1937年给予失败的共产党军队致命一击，使得共产党的胜利成为可能”，认为“这么说等于承认了国民党在以后几年中无法在一个更平等的基础上与共产党竞争”。^[13]胡素珊的这个看法无异于支持了费正清关于中共“公公正正”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合理性判断：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确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中共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实力和智慧打下了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说，毕森、拉铁摩尔和艾飞·希尔，作为最早预言中共胜利的预言家，不愧为先知般的人物，他们在1937年的延安所看到的这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着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大家分享着这种精神追求所带来的充实感”，^[14]在后来的十几年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的理解与支持。

从美国对华政策的角度来看，毕森以“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的身份所形成的关于中共的初步认识，在整个1930年代实际上根本不会动摇美国政府对中国国民政府的基本立场。按照《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的作者迈克尔·沙勒的说法，“在三十年代末期以前，美国的外交官对于中国的社会力量似乎基本上不感兴趣或毫无所知。他们住在北京、南京或其他几个西方化的城市，对中国广大内地的情况不甚了了。他们所关心的只不过是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安全和商业利益。”^[15]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反应，美国政府只限于“不承认主义”，从政治上和道义上反对日本侵占满洲（中国东北地区）的所有行动，但不主张通过战争方式来介入中日的领土争端。改变这种状况的直接动因来自于战争范围和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将美国和中国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总统罗斯福不仅将中国视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重要盟国，而且力主将中国重新塑造为世界“四大国”之一，与美国、苏联、英国平起平坐，共同决定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此时，美国的对华政策，一方面是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全面支持蒋介石政府，竭力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其标志是1943年11月举行的“开罗会议”，实现了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和蒋介石委员长“三巨头”的会晤，他们的合影照片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国作为与美国、英国并列的世界性大国的横空出世。由美、英、中三国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明确宣布，将把日本从中国窃取的一切领土（最重要的是东北和台湾）归还给中国。蒋介石为此深感欣慰，在日记中写下“全世界视开罗为中国一大胜利”，认为开罗会议是他一生“革命事业”的“重大成就”。^[16]另一方面，美国政府认为中国要承担起世界性大国的责任，必须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荡平各级官僚中普遍蔓延的腐败现象，结束内战和地方割据，加强军事力量的整合与现代化改造，建立由各党派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其中的关键性环节是重新建立起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全面合作关系，因为中共此时已经拥有了一支数十万的军队和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根据地。^[17]一如芭芭拉·W·塔奇曼的概括：“美国对联合政府的希望是基于一种普遍的想法，那就是认为共产党的目标并不是想统治整个中国，而是希望跟重庆达成政治解决办法，从而可以一致对日。”^[18]基于这个基本判断，积极推动国民党与中共建立联合政府，便成为美国这一时期对华政策的主要关切。^[19]而建立联合政府的前提，是美国人首先相信，同时也要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相信，中国共产党并非是苏联式的共产党组织，它毋宁是“所谓的共产党人”，是“农民民主派”和“农民自由主义者”，或者是一群铁托式的民族主义者，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不接受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赫尔利在使华的最初阶段，甚至把中共视为像是俄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人，国民党更像是民主党人，国共之争类似于美国的两党之争。^[20]苏联人似乎也在配合美国人对中共一厢情愿的想象，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赫尔利访问苏联时告诉他，苏联不会支持中共而是支持蒋介石。斯大林也对来访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说，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他们是“人造黄油的共产党”，也就是冒牌的共产党。^[21]苏联人的话让美国人深信不疑，华莱士把斯大林的话转告蒋介石，试图说服后者选择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在中国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但是，在蒋介石看来，美国人根本就没有搞清楚他的国民党、毛泽东的共产党与苏联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苏联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图谋和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计划高度相关，他提醒华莱士：中国共产党“比苏俄共产党更共产党”。^[22]   美国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全力推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试图通过建立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来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政治腐败状况，由此形成一支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和国民政府统一指挥的中国战区，以对抗日本侵略，这个战略设想不可谓不对。但是，基于美国和国民党对中共的不同认识所产生的深刻分歧，使得这个战略设想始终无法实现。1944年10月，在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下，美国总统罗斯福召回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以魏德迈将军取而代之。蒋介石之所以这么做，一是无法容忍史迪威架空了他的军事指挥权，二是不能接受史迪威的“联共”立场。在史迪威将军改造中国军队的计划中，他提议根据美国租借法案装备60个国民党师和5个共产党师，甚至表示自己愿意亲赴延安说服共产党人承认蒋介石政权。^[23]对于蒋介石来说，史迪威通过“联共”改造国军的计划无异于是一场针对他本人的“兵变”（史迪威的判断），他坚持认为，承认共产党的条件是他们放弃在北方建立政府，并将他们的部队接受中央政府的控制。在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冲突中，罗斯福总统面临着两难选择，他在内心是站在史迪威一边，认可他的“联共”主张，但他不得不接受赫尔利的建议：美国失去蒋介石就是失去中国，因此，必须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任命另一位美国将军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指挥在中国的一切陆空部队。”^[24]

事实上，史迪威从来没有接触过周恩来或者其他共产党人，也禁止他手下的军事参谋与中共建立联系，他关于中共的基本认识实际上主要来源于他的两个政治顾问——约翰·戴维斯和约翰·谢伟思。按照邹谠的说法，这两位是国务院制定对华政策最重要的人物。1943年8月，谢伟思被史迪威亲自点名，与戴维斯一起在美军中印缅战区司令部当文职人员。正是在为史迪威工作期间，他们启动了美军观察组（“迪克西使团”）赴延安考察的行动，在考察中撰写的一系列关于中共的报告，不仅获得了国务院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所有与中国政府打交道的人都必须“从头到尾”阅读的文件；而且通过史迪威直接影响了诸如马歇尔、魏特迈这样的军方高层，并且通过总统顾问霍普金斯这个渠道将这些报告送达罗斯福总统的办公桌上。霍普金斯在把谢伟思第一份延安报告转给罗斯福时曾在报告上写了一个批注：“此为约翰·谢伟思先生就华北中共情况所写的初步报告……所见所闻令人眼前一亮。”^[25]很显然，总统顾问应该是基本同意报告中所提出一些基本判断：鉴于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和无能，鉴于延安体现出来的朝气蓬勃的生气，美国援助中共将有效促进抗战，并对中央政府施加压力，让它着手推行民众期待已久的政治改革。^[26]1944年10月10日，谢伟思在致史迪威将军的一封报告中明确建议：
“我认为现在时机已到，我们应该对蒋介石和中央政府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我们的对华政策应该以两项论据为指针，第一，不持强硬态度，就不能期望与蒋打交道会成功。其次，不考虑反对派力量——共产党、地方势力和自由派，我们就不能期望解决中国的问题（现在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不应被中国有崩溃的危险这种呼吁所左右。这是蒋的一贯的阴谋。国民党政府可能垮台，但中国的抵抗运动不会垮。”^[27]
上述建议对于史迪威将军形成关于联共抗日的战略构想无疑具有直接的影响，当然也会影响到罗斯福总统的对华政策。在美军观察组考察延安期间，中共领导人充分意识到争取美国人的理解和支持是一个重大机遇，中共将由此获得美国背书的政治合法性和来自美国的军械装备。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向谢伟思保证，如国民政府批准，共产党愿意听从美国盟军最高司令的指挥。谢伟思打电报给驻新德里的戴维斯：“我们相信这些人对此事是认真的。”他建议与中共军队的合作必须马上开始。^[28]1944年10月，史迪威将军被蒋介石赶出中国，但是，以谢伟思和戴维斯为代表的“中国通”（China Hands）们所形成的联共抗日的设想并没有因此被中止，按照迈克尔·沙勒的说法：“单是史迪威去职这件事并没有削弱中国国内影响共产党和美国采取联合行动的逐渐增强的声势。迪克西使团、使馆工作人员、战略情报局官员以及美国驻华武装人员中的一些人继续大力要求把共产党人纳入美国阵营。”^[29]1944年12月16日，戴维斯陪同包瑞德上校和威利斯·伯德中校访问延安，双方交流期间，中共向美方保证其旗下的65万武装及250万民兵将听从“魏德迈将军的战略调遣”；而美方则向中共承诺“派专人培训他们使用多种现代武器、爆破装置、无线电通信，为25000名游击队员提供装备。”^[30]正是在这次延安考察中，戴维斯得出了与谢伟思相同的结论：共产党人是灵活可靠的政治派别，准备在许多方面与美国合作，而合作的前提是，美国必须放弃它对蒋介石公开承担的义务；抗战结束后，中国的内战是不可避免，共产党的胜利几乎是必然的；美国应该立即做出决定，在即将到来的争取中国的斗争中“倾向”共产党人。^[31]
在邹谠看来，美国在史迪威危机中失败的真正的悲剧是这个失败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果蒋介石接受史迪威作为他的战地总司令，以换来美国对援助国民党政府作出更深的承诺，美国对处理中国的局势承担更直接的责任，国民党的整个军事力量获得更多的美国军需品，并在史迪威的军队改革计划中得到加强。但是，事态并未按这个方向发展，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决裂，严重削弱了罗斯福总统原来对蒋介石的良好印象，开始接受史迪威从谢伟思、戴维斯报告中得到的建议：蒋介石并非不可取代。^[32]蒋介石在战争期间失去了罗斯福的充分信任和史迪威的军队现代化改革计划，导致的后果正如邹谠所言：“在战争结束时，国民党中国既没有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也没有给作战部队提供给养的能力。”^[33]邹谠深信，装备完善的精锐部队在遏制中国的共产主义扩张时是军事和政治解决方法的组合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尽管史迪威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尽管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在是否联共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但美国政府在抗战结束后仍然在努力推动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政府。这一方面是因为决定美国对华政策的人，从总统到将军再到国务院的外交官，仍然普遍相信中共不是纯粹的共产党人，相信中共是可以参与中国的和平民主改革进程。另一方面，美国人经由延安的考察确信共产党人更加富于活力和战斗力，如果国共发生内战，中共大概率会赢得战争。因此，在中共赢得战争前建立国共联合政府，以避免中国最终落入俄国人的怀抱，被美国政府认为是避免在中国出现不可控的灾难性后果的唯一正确选择。为推动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政府，美国政府在1944年6月至1945年12月，先后派出罗斯福的副总统华莱士、罗斯福总统特使赫尔利和杜鲁门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停国共矛盾，说服两党放弃意识形态偏见，与其他党派一起和平建国，完成中国的民主化改革进程，建立各党派共同参与的联合政府。但是，他们的访华使命全部失败。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将军正式宣布停止国共两党的调节工作，他在离开中国时发表声明称：
“和平的最大障碍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彼此之间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完全的怀疑和不信任。一方面，国民政府领导人强烈反对共产主义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共产党直言不讳地声明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要为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政治制度而努力，虽然先要经过美英式的民主政治形式。”^[34]
在这份声明中，马歇尔将军强烈谴责了国民党政府一方存在着“一个由反动分子组成的统治集团”，“他们几乎反对我为促使成立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而进行的一切努力”，同时也谴责“纯粹的共产党人”“毫不犹豫地采取激烈的措施以达到他们的目的……而不顾被波及的人民直接承受的苦难”。^[35]最后，对于挽救时局的出路，他还是希望政府内部和其他小党派的自由主义分子掌握领导权，他们在蒋介石委员长领导下采取成功的行动，通过建立良好的政府以实现中国统一。
马歇尔使华失败，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按照牛军所述，“杜鲁门政府在1945年底调整对华政策时有两个基本的原则：一是无论如何要维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二是无论如何要避免美军直接卷入中国内战。”^[36]当马歇尔离开中国时，美国政府拒绝了魏德迈将军提出的扩大军事援助的计划，同时也对司徒雷登大使提出的由美国政府出面劝告最高统帅蒋介石退休的建议持否定态度。^[37]问题在于，正是这两个基本原则构成的内在矛盾让美国政府在中国陷入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如果不大规模支持蒋介石政府，它必定被共产党军队所推翻，1947年以来的战场形势证明了谢伟思等对国共军事力量的判断是准确的，国民党军队要避免彻底失败的唯一可能性是获得美国的大规模支持；而美国的大规模支持则意味着美军要直接介入中国的内战，由此产生的后果有可能是美苏两国在中国战场上的直接对抗，这是美国政府绝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因此，从1947年起，美国的对华政策实际上处在一种停顿状态。司徒雷登在马歇尔回国那天向他提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三种可能的方案：“第一，积极支持国民政府，尤其在军事顾问方面，推动改革，按推进阶段配备援助资金；第二，美国不提供明确的计划，只是采取观望政策，伺机而动；第三，从中国内部事务中完全退出。”^[38]司徒雷登倾向于实行第一方案，如第一方案不行，则倾向于实行第三方案。马歇尔回国担任国务卿后执行的对华政策与司徒雷登的第二方案相近：支持蒋介石政府，却拒绝向它提供大规模经济和军事援助。到了1948年，美国的对华政策被当时的国防部长佛洛斯特称之为是“没有政策”。^[39]用顾维钧的话来说，美国这一时期的对华外交是“政治才略的空白时期”，美国外交由少数几位私怨满腹的领导人所左右，看不到美国在中国和远东真正的和根本的利益所在。^[40]该年4月，美国政府勉强通过了援华法案，拨出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供中国政府随意使用”。马歇尔为通过此项法案与两院有关委员会讨论时指出：“看来美国不得不准备在实质上接管中国政府，管理它的经济、军事和行政事务……”。可是到了11月，中国的局势让美国政府感到绝望，马歇尔在内阁会议上转变口风，称国民党政府“很快就要消亡，我们没有办法挽救它。”^[41]此时，美国政府在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溃败后不得不执行司徒雷登的第三方案：从中国内部事务中完全退出。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美国大使馆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及眷属都已经提前撤离到广州，而司徒雷登决定留守南京，以便近距离观察中共军队官兵的实际表现，更主要的是，期待与中共继续保持一种政治联系。4月27日，司徒雷登开始在家里起草承认中共的备忘录；5月13日，司徒雷登与中共代表黄华在大使官邸见面；6月6日，司徒雷登与黄华在中共军管会外事处第二次会晤；6月12日，司徒雷登在上海通过民主人士罗隆基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转达一个信息：今后如中美之间消除敌意，中国保持独立而不成为苏联的附庸，美国愿意提供不少于20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帮助中共恢复和发展经济；6月28日，司徒雷登收到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邀请他访问北京的信函，黄华亦在同日告知他：中共中央同意司徒雷登回燕京大学，并可安排与中共领导人会面。郝平认为：“这是中共中央愿意与美国政府接触、联系的正式的官方的表态。”^[42]6月29日，司徒雷登将中共欢迎他访问北京的消息传回华盛顿，等待国务院的批准指令一到便立即动身。但是，令美国人没有想到的是，在美国力图与中共重建政治关系的前夜，也就是在6月30日，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在这篇宣战式文章中，毛明确提出了“一边倒”的政策主张：
“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43]
毛在文章中还首次向全世界公开宣示了中共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立场：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的，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44]

正是这篇主张“一边倒”和“专政”的文章，对美国政府犹如醍醐灌顶，长期以来它的各级官员普遍抱有中共在夺取政权后会走上一条铁托式的“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毛的文章让他们猛然醒悟：中共政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共产主义政权。7月2日，国务卿艾奇逊来电，指示司徒雷登必须于7月25日前返回华盛顿。此时，司徒雷登对中共仍心存幻想，他于7月20日再次致电国务院，要求允许他去北京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7月21日，司徒雷登从黄华处得知中共领导人仍希望他去一趟北京，便随即做好了北上的准备。7月25日，美国国务院打电报催促司徒雷登务必于8月2日之前离开中国。于是，司徒雷登在这一天乘使馆的一架小型客机离开南京前往美国，他说“很高兴踏上这段旅程。在中国的最后几个星期是一段难受、无常、烦恼、沮丧甚至是恐惧的日子”。^[45]就在司徒雷登回国后没几天，毛泽东专门为他撰写了一篇“欢送词”——《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旷世奇文作为毛批判艾奇逊“白皮书”的系列文章之一，将司徒雷登视为是马歇尔系统中“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的“风云人物之一”，断言他是在没有人去理他时，“只好挟起皮包走人”。^[46]毛的辛辣尖刻的文风让司徒雷登感到又好气又好笑，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直被认为是美国自由派中的典型人物，也是美国对中华民族友好情谊的代表，现在我却是一个被说成是代表了‘帝国主义的美国政府的代表，也是美帝援助煽动蒋介石的反动封建又没落无望的政权的主要代理人’。”^[47]与他有着同样感受的是马歇尔，他对自己被毛划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并被公开点名批判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对他的肆无忌惮的攻击，以及把美帝国主义说成是已经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而成为世界性的侵略者和全人类的公敌，实在是无法理喻。如果说在国共内战期间美国国务院有一个“亲共派”，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应在其列，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共批判美帝国主义者的名单中，他们首当其冲，比其他那些力主支持蒋介石政府的美国人受到更多的羞辱与攻击。^[48]
马歇尔在退出中国时最终认识到了，要在中国共产党的行为所表现的纯中国特点和世界各地共产党共同采取的手段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是困难的，中国只有在出现一个自由主义反对派集团的情况下，清明的政治和迈向稳定的进步才会获得保证。司徒雷登则在离开中国后许多年才对中国共产党本质的认识出现了一个“巨大转变”：
“越来越可以确定的是，从全世界暴力革命出发，各国的共产党都受克里姆林宫控制，所以苏联会支配任何联合政府，也会利用这个力量来实行集权体制下的各种恶行。共产主义简单来说就是对自由体制的可怕威胁，无耻地运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在各条阵线上都带来恐惧和斗争。”^[49]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不仅标志着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大陆的终结，也标志着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从而构成了今天重新认识和总结美国20世纪外交政策最惨重的一次失败的历史前提。按照胡素珊的说法：“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告成立引发了美国政坛持续四分之一世纪的激烈争论和相互指责”，^[50]但通过这些激烈争论和相互指责是否形成了关于中共及其政权夺取和统治中国大陆的正确认识，则需要谨慎对待。美国 “失去”中国的终极原因何在？美国后来是否又重新“得到”了中国？以及美国在当下是否又再次“失去”了中国？这些问题需要在新的理论视野和历史视野中重新加以检视，否则，历史的教训是不会自动转化为历史的真理。诚如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言：“历史始终是一门正在形成、正在被超越和需要从头开始的科学。”^[51]中美关系史显然也需要重新开始书写。从1784年2月28日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抵达广州，到二战后美国政府调停国共内战失败为止；从1949年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司徒雷登黯然返国，到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外交关系；从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并在美国支持下加入世贸组织从而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中美两国再次面临制度、价值观的全面冲突；中美两国关系在持续两百多年时间里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变化，意味着既往的相关历史叙事需要重新认识。从“批判的思想史”出发，重问“谁丢失了中国”？或许就是重新建构中美关系史的开始。

正是这篇主张“一边倒”和“专政”的文章，对美国政府犹如醍醐灌顶，长期以来它的各级官员普遍抱有中共在夺取政权后会走上一条铁托式的“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毛的文章让他们猛然醒悟：中共政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共产主义政权。7月2日，国务卿艾奇逊来电，指示司徒雷登必须于7月25日前返回华盛顿。此时，司徒雷登对中共仍心存幻想，他于7月20日再次致电国务院，要求允许他去北京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7月21日，司徒雷登从黄华处得知中共领导人仍希望他去一趟北京，便随即做好了北上的准备。7月25日，美国国务院打电报催促司徒雷登务必于8月2日之前离开中国。于是，司徒雷登在这一天乘使馆的一架小型客机离开南京前往美国，他说“很高兴踏上这段旅程。在中国的最后几个星期是一段难受、无常、烦恼、沮丧甚至是恐惧的日子”。^[45]就在司徒雷登回国后没几天，毛泽东专门为他撰写了一篇“欢送词”——《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旷世奇文作为毛批判艾奇逊“白皮书”的系列文章之一，将司徒雷登视为是马歇尔系统中“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的“风云人物之一”，断言他是在没有人去理他时，“只好挟起皮包走人”。^[46]毛的辛辣尖刻的文风让司徒雷登感到又好气又好笑，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直被认为是美国自由派中的典型人物，也是美国对中华民族友好情谊的代表，现在我却是一个被说成是代表了‘帝国主义的美国政府的代表，也是美帝援助煽动蒋介石的反动封建又没落无望的政权的主要代理人’。”^[47]与他有着同样感受的是马歇尔，他对自己被毛划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并被公开点名批判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对他的肆无忌惮的攻击，以及把美帝国主义说成是已经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而成为世界性的侵略者和全人类的公敌，实在是无法理喻。如果说在国共内战期间美国国务院有一个“亲共派”，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应在其列，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共批判美帝国主义者的名单中，他们首当其冲，比其他那些力主支持蒋介石政府的美国人受到更多的羞辱与攻击。^[48]
马歇尔在退出中国时最终认识到了，要在中国共产党的行为所表现的纯中国特点和世界各地共产党共同采取的手段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是困难的，中国只有在出现一个自由主义反对派集团的情况下，清明的政治和迈向稳定的进步才会获得保证。司徒雷登则在离开中国后许多年才对中国共产党本质的认识出现了一个“巨大转变”：
“越来越可以确定的是，从全世界暴力革命出发，各国的共产党都受克里姆林宫控制，所以苏联会支配任何联合政府，也会利用这个力量来实行集权体制下的各种恶行。共产主义简单来说就是对自由体制的可怕威胁，无耻地运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在各条阵线上都带来恐惧和斗争。”^[49]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不仅标志着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大陆的终结，也标志着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从而构成了今天重新认识和总结美国20世纪外交政策最惨重的一次失败的历史前提。按照胡素珊的说法：“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告成立引发了美国政坛持续四分之一世纪的激烈争论和相互指责”，^[50]但通过这些激烈争论和相互指责是否形成了关于中共及其政权夺取和统治中国大陆的正确认识，则需要谨慎对待。美国 “失去”中国的终极原因何在？美国后来是否又重新“得到”了中国？以及美国在当下是否又再次“失去”了中国？这些问题需要在新的理论视野和历史视野中重新加以检视，否则，历史的教训是不会自动转化为历史的真理。诚如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言：“历史始终是一门正在形成、正在被超越和需要从头开始的科学。”^[51]中美关系史显然也需要重新开始书写。从1784年2月28日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抵达广州，到二战后美国政府调停国共内战失败为止；从1949年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司徒雷登黯然返国，到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外交关系；从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并在美国支持下加入世贸组织从而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中美两国再次面临制度、价值观的全面冲突；中美两国关系在持续两百多年时间里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变化，意味着既往的相关历史叙事需要重新认识。从“批判的思想史”出发，重问“谁丢失了中国”？或许就是重新建构中美关系史的开始。

本文注释：

^[1] 参阅[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96页。

^[2] 毛泽东在1948年11月14日为新华社写的一篇题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的评论中写道：“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61页。

^[3]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同上书，第1467页。

^[4]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321页。

^[5] [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陈丽颖译，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第143页。

^[6] 邹谠提供的数据证明，国民党军队从驻华日军中接受的军用品的数量，远远超过中共军队在东北接受的日本军火武器，数量差距在3倍至10倍，比如火炮，国军接受了12446门，共军接受了1436门，机关枪，国军接受了30961挺，共军接受了8989挺，国军接受了1068架飞机，共军只接受了少量飞机。“这些数字表明，落入共军手中的日本军火武器本身并不能使共军在军事上强过国民党军，它们本身并不能构成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的原因。”参阅氏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275-276页，注释18。

^[7] [美]托马斯·亚瑟·毕森：《1937，延安对话》，李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137页。

^[8] 同上书，第147页。

^[9] 同上书，第12页。拉铁摩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过这段往事，表明艾飞·希尔的这个话始终留在了他的记忆中。参阅[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6页。

^[10] 费正清在他的著作中认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大概只剩下了四千人。参阅氏著：《伟大的中国革命》，第280页。哈里斯·福尔曼在其《北行漫记》中认为，1937年，中共在陕北的军事人员大概有八万人。参阅氏著：《北行漫记》，陶岱译，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是122页。关于中共在陕北统治区域及人口，参阅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51页。

^[11] 参阅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58页。

^[12] 参阅[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启蒙编译所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8年，第381页。

^[13] 同上书，第381页。日本侵略中国是否给国民党和共产党创造了相同的发展机会，显然不能一概而论。在邹谠看来：“中日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政府，这种打击最终被认为是致命的打击。首先，它极大地摧毁了国民党的军队，将国民党政府逐出家园，使中国政治中的离心倾向达到新的高潮。第二，它使共产党人有机会在中国最重要的地区扩大他们的控制。第三，它极大地削弱了曾经是国民党政府坚定的和有力的支持者——上层阶级，为中产阶级脱离政府创造了条件。最后，艰苦的战争导致官僚机构和军队士气低落。”参阅氏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42页。邹谠的看法尽管言之有理，但是，应该看到，在抗战结束时，国共军事力量是四比一，国民党占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主要还是形成于抗战之后的一系列错误政策，包括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失误。

^[14] [美]托马斯·亚瑟·毕森：《1937，延安对话》，第148页。

^[15] [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郭济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8页。

^[16] 参阅[美]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林添贵译，中信出版集团，2012年，187页。

^[17] 按照美国人的统计，自1937年以来，在七年的时间里（到1944年），中共控制的领土从3.5万平方英里增加到了15.5万平方英里，人口从150万增加到了5400万，武装力量从10万增加到了47.5万，在苏北、湖北、广州周围以及海南岛的日军占领区均有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参阅[美]芭芭拉·W·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万里新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470页。

^[18] 同上书，第470页。

^[19] 牛军认为，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向蒋介石提出组织联合政府的建议，可以确定其逻辑中包含两个基本前提：第一，罗斯福政府实际上认为中共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第二，国民政府需要实行民主化改革，对中共作出必要的让步。牛军为此用“压蒋与联共”为标题来概括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这一重要特点。参阅氏著：《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1页。

^[20] 参阅[美]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70页。

^[21] 参阅[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张大川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第54页。

^[22] 参阅同上书，第54页。

^[23] 参阅[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第98页。

^[24] 参阅[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172页。

^[25] 参阅[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第93-94页。

^[26] 参阅同上书，第71页。

^[27]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罗清、赵仲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163页，164页，166页。

^[28] 参阅[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第71页。

^[29] [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189页。

^[30] 参阅[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第102页。

^[31] 参阅[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192页。

^[32] 按照陶涵的记述，在开罗会议期间，史迪威与罗斯福总统简单讨论过取代蒋介石的可能性问题，当时他们主要考虑的是蒋介石政府未必能顶得住日本的军事进攻，如果蒋介石失败，就需要寻找“别人或一群人来顶替。”在史迪威的心目中，可以顶替蒋介石的人应该包括共产党人。参阅氏著：《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第190页。

^[33] [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第72页。

^[34] [美]马歇尔：《国共内战与中美关系：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华文出版社，2012年，第356页。

^[35] 同上书，第256-357页。

^[36] 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第389页。

^[37] 参阅[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第279页。

^[38] [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第122页。

^[39] 参阅吴昆财：《美国人眼中的国共内战》，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06页。

^[40] 参阅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92-93页。

^[41] 参阅[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300页。

^[42] 郝平：《无言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8页。

^[43]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2-1473页。

^[44] 同上书，第1475页。

^[45] [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第179页。

^[46]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98页。

^[47] [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第168-169页。

^[48] 美国“亲共”派受到中共羞辱的另一个典型人物是美军上校包瑞德，此人在1945年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对他非常热情，多次长谈，而包瑞德也高度评价八路军的优良作风，力主美军与中共合作。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在建政之后的1951年夏季，由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破获了一个企图谋杀毛主席的美国间谍网，特别提到“戴维·迪安·包瑞德”在这个间谍网中扮演了主使和特别凶恶的角色，共产党人用漫画的形式，绘声绘色地叙述了包瑞德如何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活动时用迫击炮谋杀毛泽东。包瑞德对这个臆造的侮辱性的诽谤感到好笑，他尤其感到恼怒的是，共产党人把他描写成一个抽着雪茄、穿着鞋罩的人。参阅[美]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第180页。

^[49] [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第151页。

^[50] [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3页。

^[51]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19页。

编者按：1949年底至1950年初，美国国会两党就蒋介石政权丢掉大陆展开了一场大讨论，明确提出了“谁丢失了中国”这个大问题，由此展开激烈的政党斗争和持续的政治审查。期间涌现出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把严肃的政治和道德追责引向了一场政治迫害运动，最终使得“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这样的问题没有在历史和理论层面上获得应有的反思。本文是作者正在撰写的“世纪批判三书”第一部《世纪的歧路：左翼共同体批判》下卷第二章之第一节，以重问“谁失去了中国”为题，开启对这一历史公案的再思考。本文共六个部分，约38000字，经作者授权，本公号分六次转发，敬请各界关注和批评，不必打赏，欢迎转发。

美中关系白皮书：无可奈何的供状？

1949年8月5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还在返国途中，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白皮书是根据国家军事部门、财政部、租借总署、白宫的档案和其他官方记录作出的“完全之分析”，长达千余页，包括四百余页的正文和六百余页的附录，内容特别着重1944至1949年期间的美国对华政策，旨在说明中国国民政府的迅速失败源于自身的腐败无能，而非美国政府的援助不足。与白皮书同时发表的是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的信，该信长达七千余字，简明扼要地回顾了中国自20世纪初以来的革命性变化、国共两党之争所导致的国家分裂、日本入侵引发的中国抵抗力量的部分瘫痪和愈加严重的内部争权，提纲挈领地概述了美中关系的历史演变和美国对华政策的各种基本原则，尤其是强调了门户开放主义、尊重中国的行政和领土的完整以及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的政策对于美中关系的奠基性意义。

艾奇逊坦承白皮书是“关于一个伟大的国家一生最不愉快的时期中极端复杂的问题的坦白记录”，其中重点阐述了美国战后对华政策的三种抉择：1、完全不介入中国事务；2、大规模地在军事方面加以干涉；3、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泛确立其在中国的权力，同时努力使国共双方妥协，以避免内战。艾奇逊认为，在这三个政策途径上，第一途径有违美国的国际责任和对华传统的友好政策，第二途径完全不能实行，美国只能在第三途径上，力图促使国民政府在趋于稳定并沿着民主道路进步的条件下，使中国得到和平，同时协助国民政府在中国尽可能广大的地区里建立其权威。但是，这一政策途径受阻于国共两党“根深蒂固的互相猜疑”而始终不能畅行，相反，却因为两党间时断时续达二十年之久的内争和领袖个人间的深刻怨恨与无法调和的歧异，“以致使达到协议成为不可能”。艾奇逊试图向总统，同时也是向美国人民证明，中国国民政府迅速失败的原因，不是美援不充分造成的，美国政府以赠予和借贷的方式给予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的援助总数约达20亿美元，这个数字在价值上等于中国政府金钱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国军在具有决定性的1948年内，没有一次战役的失败是由于缺乏武器或弹药；美国供给中国军队的军需品之大部分，因为国民党领袖们在军事上之愚昧，他们的叛变投降和他们部队之丧失斗志，而落入中共手中。正是基于对中国国民政府的腐败指控，艾奇逊认为国民党貌似强大的力量是软弱的，他们的胜利是建立在沙丘之上，最终失去对中国大陆的统治权是必然的事情：

“它的领袖们对于他们所遭遇的危机已经证明是无力应付的。它的部队已经丧失了斗志，它的政府已经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共产党则通过一种严酷的纪律和疯狂的热忱，企图使人民相信他们实为人民的保护者和解放者。国民党的部队已无需别人来击败他们，他们已自行瓦解。历史一再证明，一个对自己失去信心的政权和一个没有士气的军队，是经不起战斗的考验的。”1

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和艾奇逊国务卿致杜鲁门总统的信，尽管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国民党政权的强烈不满，以及从人民支持的角度对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予以某种程度的认可，但是，这两个文件仍然招致了来自中共方面的猛烈攻击。1949年8月8日至12日，新华社在其编辑出版的《参考消息》上翻译刊登了白皮书整整8章的摘要和艾奇逊致杜鲁门总统函的全文，新华社同时发表了由社长胡乔木撰写并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社论——《无可奈何的供状》。文章认为：“白皮书是美国帝国主义反动政策在中国惨败的史册”，“美国帝国主义政府的任何白皮书，将只能无可奈何地判决自己的失败，并且无可奈何地证实中国人民和各国革命人民的胜利”。2 8月14日至9月16日，毛泽东连续发表五篇评论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按照毛泽东著作编辑者的说法：“这些评论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并且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3

中共对美国白皮书的激烈反应并未出乎美国人的预料，自从马歇尔调停国共矛盾失败以来，美国人日益认识到中共集团并非是他们以前想象的那样，是一群铁托式的民族主义者，而毋宁是完全听命于莫斯科的共产主义战士：具有坚定的政治信仰，对国民党斗争毫不妥协，对美国调解不抱幻想。马歇尔的使华记录专门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态度”，认为中共与美国的好景不长的“蜜月”在1946年6月便终止了，随后就是“在我使华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宣传上对美国的猛烈攻击”；到了9月，中共发动了针对马歇尔本人的宣传攻势，谴责他的调停工作是为华盛顿“装点门面”；即使中共在私下里对马歇尔的调解努力表示信任时，“来自延安的公开攻击却持续不断”；中共攻击美国在10月达到高潮，就美军撤离中国一事发动了“美国滚出中国”的宣传战。4马歇尔在该年12月终于意识到，中国共产党并不希望美国在华调解，毛在12月31日发表的新年文告中明确提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美国被说成是已经代替了德、意、日法西斯地位而成了世界性的侵略者和全人类的公敌，而民主则被说成是苏联的同义词，是一切国家希望把人类从压迫和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同义词。5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歇尔不再对国共和平谈判抱有希望，他在离开中国之际首先考虑到的是，一旦国民党在与共产党的战争中失败——实际上他在内心中已经认定国民党必然失败，美国政府必须向美国人民解释中国时局发生巨大变化的内在原因。用他向杜鲁门总统报告中的话来说：在回国后发表一项坦率的声明，声明既要“严重地削弱（如果不是摧毁）反动分子在国民政府内的权势，并使自由派分子上升到控制地位”，同时，“还可以有条件以一种足以削弱中国共产党地位的方式为他们反美的歪曲和恶意宣传描绘一幅真实的图景而给美中两国视听被弄混淆了的人民以某种开导。”6因此，马歇尔的使华报告可以被视为是两年后发表的美国关于美中关系白皮书的初稿，两者都旨在向美国人民说明，国共政治和军事力量的逆转完全是源于国民党自身的腐败和共产党拒绝和平，与美国军事援助不足无关。艾奇逊在1950年1月12日发表了题为《中国的危机——对于美国政策的审查》的演讲，在这个被人称之为“艾奇逊国务卿历来所发表的一篇最卓越而又最引起争论的讲话”中，他主要是试图驳斥共和党籍参议员塔夫脱的如下指责：国务院已“受一个左翼集团的支配，这个集团显然要把蒋一脚踢开，至少是愿意为此目的而把中国交给共产党人。”艾奇逊完全不能接受这种指责，他认为“有许多人被中国发生的事件弄得迷惑不解，未能了解这种背景，探索奥秘的原因，而责怪美国把事情搞糟了。”他为此强调白皮书的基本结论：把美国“失去”中国“归咎于外援不足，完全是错估了中国事态的发展和有关的各种力量的性质。”蒋介石政府不是被“优势的武力所推翻”，“蒋拥有中国历史上任何统治者都未曾有过的最大的军事力量，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和经济援助”，他的失败是因为共产党拥有比国民党更强大的精神力量。7杜鲁门总统完全同意国务卿的这个判断，他认为腐败的国民党政府是中国灾难的原因，他告诉“杜鲁门主义”的积极推手、参议员阿瑟·范登堡说：“我们选中了一匹坏马。”8

美国国务院发表白皮书，是力求帮助美国人民理解中国艰难、混乱的处境及其原因，然而，令杜鲁门政府没有想到的是，白皮书在美国政坛引发了比来自中共更加严厉的批判浪潮。杜鲁门的传记作者大卫·麦可洛夫记载了围绕着白皮书所展开的激烈争论：“这份报告并未如杜鲁门和艾奇逊所希望的那样成为一份辩解的材料，反而引起了一场争论。”例如，《纽约时报》称这份文件是“好心犯错误的令人遗憾的记录”；更为激烈的批评则把它称作是一份掩盖和有意歪曲事实真相的文件；还有更难听的，说它是“一份为那些……协助共产党征服中国的……国务院中的亲共分子所做的圆滑的辩解”。9美国《时代》和《生活》杂志出版人亨利·卢斯——蒋介石在美国最重要的支持者，自中国内战爆发以来一直指责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把国民党政府局势的恶化归咎于杜鲁门总统和他的“半个面包”（half-a-loaf）政策，即没有支持中国到最后，认为美国政府背弃蒋介石，背弃这位与共产党斗争了20年的亲美的政治家，必将继续把美国引向最大的外交灾难。10《时代》周刊在白皮书发表后发表评论文章，明确提出美国“失去”了中国——“中国，除西欧之外美国最重要的联盟，失去了”。11失去中国的原因是美国没有和其在中国的代言人通力合作，杜鲁门政府没有拿出像对待欧洲共产主义那样的热情与亚洲的共产主义斗争，而是“申请破产，似乎是不顾一切地用陈词滥调和揭丑指责来寻求偿还。”12卢斯的夫人，莱克尔·布斯·卢斯在一个题为《美国对华政策的神秘面纱》的演讲中，批驳了二战以来美国国务院的各种对华政策，她强调说美国人民的确对中国很感兴趣，但美国国务院从来不利用民众这种潜在的支持，推动增加对国民党的援助。她反对认为腐败是国民党失败根源的说法，指出腐败在美国政界司空见惯，腐败是任何社会都难以避免的，美国对国民党腐败的先入为主的看法导致了看待中国形势的短视行为。她最后认定：“国务院的自大和幼稚结合在一起，导致了灾难性的政策，使美国抛弃了中国。”13

新闻媒体掀起的关于白皮书的争论当然不会孤立进行，它必然引发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政治斗争。在民主党的杜鲁门和共和党的杜威进行总统竞选时，两党的对华政策存在着重大差异，后者远比前者承诺更加积极和全面地支持蒋介石政府用武力统一中国。但杜鲁门出人意料的获胜不仅打破了蒋介石期待杜威掌权的幻想，而且让民主党政府得以继续延续罗斯福总统所确立的对华政策：支持国民政府，但拒绝对国民政府进行大规模军事援助。因此，当国民党失去在中国大陆的统治权时，美国共和党人士必然认为国民党的失败就是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失败。赫尔利谴责白皮书的文献记录是“为国务院的亲共分子策划搞垮我们的盟友提供了顺当的借口”。国民党在国会的院外援华团（China Lobby），联合共和党参议员周以德等，掀起了对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批判，认为秘密文件能确凿证明中国是被出卖的，“丢掉”中国的人犯下了足够吃官司的罪行，但国务院却将那些密件扣住不公布。14 1951年，美国国会举行了一次轰动一时的听证会，该听证会调查涉及从1944年华莱士代表团访华到1951年麦克阿瑟被召回国这一时期的美中关系，共和党人的质询表达了一个基本看法：没有从美国获得充分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导致蒋介石失去了中国——“美国没有向中华民国及时提供足够的武器弹药，这是后者后来败于共产党的主要原因”。他们为此特别强调：“支持中华民国应该成为美国始终不渝的政策。蒋介石总统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亚洲一位杰出的反共领袖。我们在亚洲和全世界的敌人是俄国共产主义。”15在两党政治斗争的形势下，由共和党主导掀起的政治问责——“谁丢失了中国”，很快成为美苏冷战以来的一个重大问题，国务院那些决定美国对华政策的人自然首当其冲地成为质疑和批判的对象。

在关于“谁丢失了中国”的讨论中，有一个说法传播甚久，那就是有人把国民党中国的覆亡归咎于四个“约翰”，即约翰·谢伟思、约翰·戴维斯、约翰·费尔班克（费正清）和“约翰”介石（“约翰”的英文发音与“蒋”的发音近似）。16事实上，在美国国务院决定美国对华政策的名单中还有好几个“约翰”，如约翰·卡特·文森特，约翰·肯尼思·埃默森，包括美国驻华大使约翰·司徒雷登。这些“约翰”提供给国务院的关于中共的报告和文件，对于从罗斯福总统到杜鲁门总统确立美国对华政策，的确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从主张“联共”、“限蒋”到主张建立国共“联合政府”，以及基于清廉的共产党和腐败的国民党的基本判断而主张限制对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军事援助，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基调，也成为白皮书为这一政策辩护的主要依据。赫尔利在1945年11月26日辞去美国驻中国大使一职时发表声明，指控美国的对华政策已经让职业外交官“给败坏了”，他们公开给中国共产党“出主意”，反对将国共军队合二为一。他控诉道：“在战争中，我们为美国的民主和理想而战”，而现在却派美军“维护同美国的民主、理想迥异的意识形态”，有些外交人员和军官甚至想把美国武器、物质提供给共产党。他在参议院作证时进一步指控国务院内部的“亲共产主义”阴谋十分猖獗，特别强调谢伟思等外交官企图毁掉蒋介石政府。17

赫尔利对谢伟思等人的指控没有被坐实，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并未发现支持这类指控的证据；时任国务卿伯恩斯亦亲自为谢伟思作证，证明一个外交官通过正常渠道向上级递交一份讲真话、实话的报告或建议，恰恰是国务院所需要的精髓所在。18至此，赫尔利发起的对国务院的攻势以失败而告终，谢伟思等“中国通”提出的“联共”、“限蒋”的主张依然是杜鲁门政府对华政策的主要选择。从这个意义上看，将谢伟思这几个“约翰”列入美国“丢失中国的人”的名单，似乎并不为过。尽管也有人为他们作出辩护：“丢失中国的并不是他们。他们当时的权限既丢不了也保不住中国。中国是经历了一场剧烈的也许是无法制止的革命之后被蒋介石丢掉而被毛泽东得去的。”19后来接替艾奇逊担任国务卿的杜勒斯，在1950年出版的《战争乎，和平乎》一书，进一步为国务院提供辩护：中国发生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中国的丢失，“主要是中国局势本身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国务院的什么人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的结果。”他甚至认为：“要是事实证明中国的共产党政府有能力治理中国，而不会在国内遇到严重的抵抗，那样，也就应当接纳它进入联合国。”20这些情况表明，“谁丢失了中国”这个问题一旦陷入两党之争，从民主党政府这边必然会形成从总统到国务卿再到制定具体对华政策的外交官们的统一战线，包括联合左翼媒体和左翼学者形成更大范围的舆论情势，最终是要证明美国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是“我们外交史上伟大的文件之一”（费正清语）。

在美国白皮书即将发表的前夜，国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叶公超曾召见美国驻华公使蓝钦，要他转告国务院勿于此时发表这份文件，以免影响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国民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也向国务院要求推迟白皮书的发表。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中表达了对白皮书的强烈愤怒和沮丧之情：“对美国‘白皮书’可痛可叹，对美国国务院此种措置，不仅为其美国痛惜，不能不认其主持者缺乏远虑，自断其臂而已。”他还写道：“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毁灭中、美两国传统之友谊，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认为这个“失信于世”的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之污点。”21尽管如此，按照陶涵的记述，蒋介石本人并没有完全否定白皮书中的主要结论，他曾公开承认他的政府不可解决的失败，是自身战败的主因。惟有和美国国务院不同的是，“他深信若非苏联支持共产党，这些失败也不致导致国民党的覆灭。”22

美国发表美中关系白皮书，招致了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共和党的共同批判，用迈克尔·沙勒的话说，这是“一份谁都会忍不住表示深恶痛绝的文件”，23这不能不说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大奇观。问题在于，谁的批判更接近于事实？从中共批判的角度来看，新华社社论将美国白皮书称之为“无可奈何的供状”，是美国帝国主义反动政策在中国惨败的史册，这一论断从国民党失去中国大陆政权而言，并没有违背事实；从美国一直致力于维护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地位而言，国民党的失败无疑是美国外交政策在20世纪最惨重的一次失败，这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美国白皮书力图推卸美国政府对于制造国民党失败应该承担的责任，而共和党人则把“丢失中国”的责任归咎于几个“约翰”，显然都与事实真相相去甚远。白皮书发表之后兴起的两党之争，纠缠于政党理念和意识形态的互相攻击，尤其是“麦卡锡主义”的崛起与泛滥，让严肃的历史追责沦为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运动，使得“谁丢失了中国”这个问题被党派斗争严重扭曲，身陷政治旋涡中的代表性人物因时势变迁而难以被准确臧否，以致今天关于美国“失去”中国的深远意义依然被严重遮蔽。

本文注释：

1 参阅新华社编《参考消息》第469期，1949年8月8日。

2 新华社1949年8月12日社论：《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人民日报，1949年8月13日刊印。

3 参阅《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83页，脚注。

4 参阅[美]马歇尔：《国共内战与中美关系：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第364-376页。

5 参阅同上书，第377-378页。

6 参阅同上书，第352页。

7 参阅[美]迪安·艾奇逊：《艾奇逊回忆录》上册，上海《国际问题资料》编辑组、伍协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第230-231页。

8 [美]大卫·麦可洛夫：《杜鲁门》，王秋海等译，新世纪出版社，2015年，第875页。

9 同上书，第876页。

10参阅[美]T·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姜智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3-234页。

11同上书，第256页。

12转引自同上书，第256页。

13参阅同上书，第261页。

14转引自[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家谢伟思传》，第212页。

15参阅[美]罗斯·Y·凯恩：《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张晓贝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21页。

16参阅[美]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第5-6页。

17参阅[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第191-192页。

18参阅同上书，第193页。

19[美]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第2页。

20参阅同上书，第265页。

21转引自陆卫明：《蒋介石的外交秘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2页。

22[美]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第364页。

23[美]迈克尔·沙勒：《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301页。

荣剑的《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费正清》2024年作为《当代华语世界思想者丛书》之一由纽约的博登书屋出版。经作者授权，本站特发别该书的“引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和第一章“重问‘谁丢失了中国'”。如有兴趣购买此书，请点击【这里】。

延伸阅读：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一）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二）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三）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四）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五）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六）

麦卡锡主义：罔顾政治问责的政治迫害

麦卡锡主义及其制造的大规模政治迫害运动，毫无疑问地属于美国战后冷战史上最臭名昭著的一页。它在反对“共产主义的侵略和颠覆阴谋”的幌子下，用“假设的罪名，露骨的偏见，轰动的宣传，非法查没文件，依赖不可信的证人，拒绝交互询问，对个人的不公平的对待”，以及“歪曲证据，断章取义，忽略有利证词”等方式，1蓄意在美国政坛制造共产主义恐慌，以此围剿政敌、科学家和各种无辜人士。费正清由此认为，从1950年至1954年，美国进入了“麦卡锡时代”的非常时期，它所带来的“大恐慌”，首先“是一场由普遍存在的缺少安全感引起的，这是美国人民本身的一种病态心理。这种不安全感体现在对国家安全、美国价值观以及自由主义体制脆弱性的担忧上。”其次是美国共产党自1935年以来不断改变策略，开始利用统一战线蛊惑、怂恿自由主义者，声称“共产主义就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导致共产党基层组织、研究会和间谍组织开始出现在许多部门和机关。最后是两党制政治体系中的“正常”轮替开始出现不平衡时，因民主党长期执政达20年而引发了剧烈的两党之争，杜威没能在1948年总统大选中战胜杜鲁门让许多共和党人难以接受。2正是基于对上述主客观情势的判断，关于“失去中国”的争论在费正清看来，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失去中国’的原因在于美国支援不力，而这正是由于‘国务院中的共产党分子’操纵所致。于是麦卡锡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机会。”3

确如费正清所概括的那样，麦卡锡主义作为美国共和党内极端右翼势力的代表，它所发动的肆无忌惮的政治迫害运动，既是对苏联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所作出的变态式反应，也是挑战民主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以便为1952年的总统大选制造声势，当然也有麦卡锡本人力图通过一鸣惊人的壮举使自己从默默无闻的状态中崛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麦卡锡参议员原来对中国问题一无所知，他是在准备1952年连任竞选纲要时，非常偶然地发现共产党人渗入国务院这一传说在公众中有重要影响，于是，他决定抓住“谁失去中国”这个话题而展开对民主党人的攻击。1950年2月20日，麦卡锡在参议院作了长达三小时的关于“共产主义渗入政府”的发言，在发言中提出了81名国务院过去和现在的有共产主义倾向的雇员的情报，并把他们编成号。其中第一号是拉铁摩尔，第二号是文森特，第三号是谢伟思。虽然拉铁摩尔从未在国务院担任公职，但麦卡锡认为拉铁摩尔“曾是我国远东政策的主要设计师之一”，并且为国务院担任了“数不清的职务”，指控其是“危害安全的极危险分子”，是一个“俄国的大特务”。麦卡锡也把谢伟思视为是“整个国务院制定远东政策的十来个最高决策人之一”，认为其“跟共产党的亲密关系是尽人皆知的”，是“共产党人和亲共分子的有名的同伙和合作者”。对于文森特，麦卡锡则直接将其定罪为国务院特务圈的“三巨头”之一，认为他应该“不仅被立即解雇，而且还要立即被起诉”。4麦卡锡指控的名单中还包括史迪威将军和马歇尔将军，他在发言中特别强调，是马歇尔制定了灾难性的对华政策，认为这位“神秘的和有权势的”将军和迪安·艾奇逊成为共产主义阴谋集团的一部分，这个阴谋集团臭名昭著到了如此巨大的程度，以致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冒险行动”。5 

正是通过对美国国务院对华政策的“尸体解剖”，麦卡锡将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向了杜鲁门总统，声称已穿透了“杜鲁门的秘密铁幕”，指责杜鲁门是“一帮狡猾的知识分子的俘虏”，他们只对他讲他们想要他知道的事情；认为杜鲁门已不再是白宫的主人，他正在受到一场“更大的阴谋，即已在莫斯科编织起来的世界规模的网”的操纵。在攻击总统的同时，麦卡锡用近乎羞辱般的语言对艾奇逊国务卿进行了人身攻击：“当这个穿着条纹裤、装着英国腔的自负的外交家对美国人民宣称，橄榄山上的基督赞成共产主义时，这种对一个神圣的可信赖的人物的严重不忠和背叛，这种亵渎神明的说法如此的可悲，以致它唤醒了美国人民沉睡的义愤。”6为了彻底批倒批臭艾奇逊，麦卡锡在1952年专门撰写和出版了《麦卡锡主义：为美国而战》一书，该书称艾奇逊是“红色迪安”、“时髦的红色教长”，指责他在亚洲遵循共产党路线，“出卖中国”，强烈要求艾奇逊辞去国务卿一职。7国务院的最高官员遭受一个参议员如此人身攻击，在美国政治史上极为罕见，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对此发表评论说：“没有一个在重大事务上在国外代表这个政府的官员曾在国内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即使1918年的威尔逊也没有这样。”8

麦卡锡在参议院发表的“疯狂的训斥性的”讲话，不仅震惊了民主党人，而且也让许多共和党人难以置信，据说在他讲话的最后一个小时里，会议厅除了三名参议员外所有人都走光了。共和党领袖塔夫脱觉得麦卡锡一定是疯了，将其演说斥之为一次完全不顾后果的表演。尼克松在读到有关麦卡锡演讲的消息时“感到很大的震动”，他认为“乔·麦卡锡过去从未参加过对共产党的斗争，我禁不住十分怀疑，他是否懂得在追索共产党人时必须绝对准确和公正。”他为此提请此人“特别注意一定要弄清事实”，但这并没有挡住麦卡锡“仍然不分青红皂白地对人胡乱攻击”。9在两党斗争的形势下，麦卡锡对民主党政府的前所未有的指控很快就演变为一场政治风暴。参议院在第二天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根据麦卡锡的指控，调查“国务院里是否有对美国不忠诚的雇员”，并指定一个以民主党保守派参议员米勒德·泰丁斯为主席的小组委员会来进行这项调查。这个委员会原来力图揭穿麦卡锡的骗局，但它举行的一系列听证会反而为麦卡锡提供了诽谤和中伤民主党人的讲台，扩大了他的政治影响，使他一举成为一个敢于揭露政府中的共产党人的反共“英雄”，他的言论借助于舆论传播的力量迅速演变为共和党内的一个最强大的声音，越来越多的共和党人不得不借助于麦卡锡的影响力在政党竞选中占据有利位置。

1952年，艾森豪威尔代表共和党竞选美国总统，他从内心里极不认可麦卡锡对马歇尔将军的无端攻击，他自己的助手和许多支持者都相信他会最终抛弃麦卡锡而大声为马歇尔辩护，但令众人都没有想到的是，艾森豪威尔在麦卡锡家乡所在的威斯康星州拉票时，与麦卡锡同时登上讲台，他向听众指出，他与麦卡锡的分歧只是在方法上而不是在目标上，国家对共产主义的容忍“已经毒害了我们的国家生活整个20年”，从而造成了“一个由那些自己的脑袋被这一欺骗行为的麻醉剂弄糊涂的人所把持的政府”。他还指控说，中国的陷落以及东欧“所有国家的投降”该归咎于华盛顿的赤色分子。讲话稿本中本来有对马歇尔的称颂，但这些字眼在他讲演时被删得一干二净。10为了充分利用麦卡锡的重要政治影响力，艾森豪威尔不惜抛弃与马歇尔的深厚友谊——马歇尔是把艾森豪威尔从中校越级提拔为将军的伯乐，拒绝为他说上几句公道话。杜鲁门总统认为这一事件“十分悲哀可怜”，他在一篇演讲稿中愤怒地写道：“我从未想到现在是共和党候选人的这个人会堕落到如此地步。我百思不得其解……。”11由此可见，麦卡锡在195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成了共和党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即使总统候选人对他心怀不满甚至恨之入骨，但从选情考虑也不得不屈从于党内这位“第一先生”所裹挟的巨大民意支持率。

“泰丁斯委员会”召开了数十次听证会并通过听证会证明，麦卡锡所指控的国务院81名雇员具有共产主义倾向，纯属子虚乌有，缺乏基本的事实和证据支持。该委员会提出一份调查报告，报告认为：“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实拉铁摩尔是‘最高级的俄国间谍’或从事此类事情。”其他案件也没有充分证据表明麦卡锡的指控真实可靠。报告指责麦卡锡“玩弄欺诈，设骗局”，有意弄虚作假；他的一系列指控是个“大谎言”。这份调查报告最终在参议院表决时以四十五票赞成、三十七票反对获得通过，反对票都来自于共和党人。泰丁斯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被共和党人一致指责为是“向美国红色第五纵队开绿灯”，是“参议院的耻辱”。12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局势愈益向有利于共和党的方向发展，美国军队在战争初期阶段被中共军队打退到三八线以南，让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相信，麦卡锡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反击是拯救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的必要行动；而在民主党人看来，朝鲜战争则进一步加剧了麦卡锡主义对民主政治所制造的恐惧。用曾经担任罗斯福总统和杜鲁门总统首席俄语翻译的外交家查尔斯·波伦的话来说：

“我们在朝鲜战争中的军事挫败——这一场战争引来了‘黄祸’的幽灵，是我们同一个共产党国家的第一次武装冲突——和蛮不讲理的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R·麦卡锡的恶意颠倒黑白相结合，产生了一种真正的惊恐状态。……许多美国人开始相信，共产党的军事扩张有殃及全球的危险。此外，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美国发现自己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之中——这是一个使得麦卡锡主义者把原因归之于政府中有共产党间谍的论据。”13

正是在朝鲜战争给美国人民带来的对共产主义的全国性焦虑中，麦卡锡对共产党间谍组织渗透国务院的所有指控，尽管均被证明是毫无证据的闹剧，但美国明摆着受到了苏联和中国的强大外部压力这一事实，让美国政坛的钟摆明显摆向右边。不仅大多数国民选择相信麦卡锡呼吁的共产主义在美国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而且杜鲁门政府也迅速作出了从国务院彻底清除“中国通”的决定。“中国通”的头号人物谢伟思本来已经在1950年10月6日通过了国务院忠诚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该委员会宣布了对谢伟思忠诚案的裁决，认为指控谢伟思外交官不忠“没有正当理由”，确认他“未对国务院构成安全隐患”，谢伟思“既不是共产党，也不亲共”。副国务卿胡梅尔辛还专门向谢伟思保证他可以重返外交官岗位。14但是，到了1951年5月，该委员会再度启动对谢伟思的忠诚调查；12月13日，调查形成了新的结论：“鉴于他有意或未经授权就把机密级和非公开文件泄露出去”，忠诚审查委员会确实在谢伟思忠诚一案中找到了“合理的怀疑”。艾奇逊于是下令：“将此人从国务院人员名册里清除出去。”15随后是国务院所有“中国通”的集体出局，他们是约翰·戴维斯、雷·卢登（曾随美军观察组赴延安考察）、埃德蒙·克拉布（曾任美国驻华外交官）和约翰·文森特（美国国务院负责亚洲事务的最高官员），他们均被赶出了国务院。16多年后费正清在评述约翰逊总统让美国深陷越战泥潭时认为，如果谢伟思、戴维斯和克拉布这三位中的任何一位能够代替那些毫无亚洲背景知识的官员担任东亚地区的助理国务卿的话，美国人民的命运可能会比实际情况要好得多，“关键的原因在于这些人从他们在中国的经历中了解到了共产主义利用民族主义的能力以及民族主义影响共产主义的能力，而越南也有某些和中国非常相似的特征。”17

杜鲁门政府在麦卡锡的攻势下与国务院“中国通”的主动切割，并没有及时止损，反而造成了国务院政治信用的自我毁坏，伊·卡恩描述了当时国务院处于的混乱状态：“这是一个混乱的时期。国务院里有点权的人们大抵同情那些当众受辱的外交官，但是国务院本身也受外来如此剧烈的袭击，以致它为了巴结敌人，不得不定期献出它的人员作牺牲。”18更严重的后果在于，麦卡锡主义的冲击最终造成了民主党雪崩式的溃败。先是在1950年国会中期选举中，共和党增加了5个参议院席位，在众议院增加了28个席位，这个选举结果尽管没有改变共和党的少数党地位，但民主党遭遇重大挫折是显而易见的。接着是1952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在48个州的选举中，赢得了39个州，包括民主党候选人史蒂文森的家乡伊利诺伊州和杜鲁门总统的家乡密苏里州，他获得民众选票的百分比大于罗斯福在1936年当选总统以来的任何一次民主党所获得的比例。共和党在参、众两院均成为多数党，控制了第八十三届国会。19共和党结束了民主党连续执政20年的历史，既是归功于艾森豪威尔无可匹敌的声望，也是得益于麦卡锡在大选期间发挥的几乎是所向披靡的作用，经他助选而成为国会议员的共和党候选人至少有8人。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沃尔特·拉菲伯与他的合作者在他们的共同著作《美国世纪》一书中特别提到，艾森豪威尔当选总统之后“拒绝公开批评麦卡锡”，尽管他私下里“不想同那个家伙扯到一起”，甚至承认“有时候在我们公共发行的印刷品中读到无理的、不道德的煽动言辞时几乎要羞愧得低下头来。”20在共和党人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之际，麦卡锡主义却成了他们想摆脱而一时无法摆脱的梦魇。

共和党执掌政权之后，麦卡锡的权势达到了他一生中的顶峰，有人称他是美国第二号最有权力的人物，他的民意支持率也超过了百分之五十。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政坛成了一种政治正确，也成了共和党的一柄双刃剑：既刺向政敌，也刺向自己，出现了时任副总统尼克松所担忧的那种情况：“乔·麦卡锡的得势，实际上更加深了共和党内部的分裂。”21民主党把他们无法解决的“麦卡锡问题”交给共和党去处理，这也是一部分民主党人把票投给了艾森豪威尔的一个原因，他们很清楚，麦卡锡同样会在共和党内部制造麻烦和混乱。果不其然，为了搜寻可能受到共产党渗透的新的领域，麦卡锡开始对陆军进行调查。1954年1月，麦卡锡揭发了陆军牙医欧文·佩雷斯是极左的美国劳工党成员，传讯此人出席他的小组委员会的一个秘密听证会，并试图通过此案追究陆军部部长史蒂文斯批准让佩雷斯体面退役的政治责任，指控陆军高层包庇共产党。面对麦卡锡咄咄逼人的进攻，曾是陆军五星上将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为了维护陆军的荣誉不得不发起反击，他本来想发表声明称：“调查共产党的那些人也同共产党本身一样危险，他们所使用的调查手段也同共产党使用的一模一样。”但是，考虑到麦卡锡在当时仍然如日中天，他采用了尼克松副总统的一个折中方案，将声明用语调整为：“在反对共产主义时，不论我们是有意还是由于疏忽使用了一些不符合美国关于正义和公正的观念的方法，那我们就是全然违背了自己的目的。”22共和党人开始切身体验到麦卡锡主义给本党所带来的祸害，而民主党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嘲笑共和党政府拒绝面对和管住麦卡锡的软弱无能现象。正是在麦卡锡和民主党制造的双重压力下，艾森豪威尔总统终于意识到他执政两年来一直有意回避的一个问题——决定政府对麦卡锡的政策，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按尼克松的说法：“我们显然再不能从容不迫地躲在幕后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去对付麦卡锡制造的每一个危机了。”23公众舆论在此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3月底进行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坚决拥护麦卡锡的足有46%，反对的为36%；到了8月，已有51%的人反对他，而继续支持他的人下降到36%。当公众对他的支持出现裂缝时，惊人的崩溃随之就开始了。7月30日，共和党佛蒙特州参议员拉尔夫·弗兰德斯提出参议院第301号决议案：“兹决议，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先生的行为，越来越不符合美国参议院成员的身份，违背参议院传统，且有损于参议院之声誉，对此种行动特在此予以谴责。”24 8月2日，参议院以75票对12票通过了决议，指派一个小型特别委员会审议弗兰德斯议案，该委员会在开了差不多一个月的听证会后一致通过，建议对麦卡锡进行不信任投票。12月2日，进行投票时，每个民主党人都对麦卡锡投了反对票，共和党正好一分为二，22票赞成，22票反对。最后的投票结果是67票对22票，麦卡锡由此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三个被他的同事投不信任票的参议员。这标志着笼罩了美国政界达四年之久的麦卡锡主义终于像垃圾一样被两党共同扫入到历史的垃圾箱里，艾森豪威尔总统也终于说出心里话：“麦卡锡可能是马林科夫在美国最好的助手。”25

麦卡锡主义已被所有历史学家共同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它掀起的政治迫害运动对美国自由和民主传统的破坏是怎么估量也不会过的，它以反对共产主义名义所实行的白色恐怖与共产党国家以反对资本主义名义所实行的红色恐怖如出一辙，它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所制造的所有案件后来均被证明是冤假错案。与此同时，它也完全败坏了对共产主义在远东地区的扩张进行深刻理论反思的思想氛围，以致使得对“谁失去了中国”这类重大问题的拷问沦为党派斗争的工具；它对那些“亲共”的“中国通”和左翼历史学家的大肆围剿，并没有从中挖掘出一些真正对美国人民富有教育和警示意义的经验教训，反而是把严肃的政治追责扩大化为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运动。随着麦卡锡主义的土崩瓦解，人们不再追问“谁失去了中国”？谁该对美国“失去”中国承担责任？进而追问共产主义为什么能在1949年的中国取得胜利？一个红色中国的崛起究竟对美国和世界意味着什么？诚如邹谠在总结麦卡锡主义的兴起和中国政策的相关性时所指出的那样：

“麦卡锡主义本质上是对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的阴险攻击。由于美国社会道德上的一致性，对占统治地位的精神气质的疯狂进攻，当然会带有否定一切的性质——攻击那些公认的价值、制度和政策，但对社会的迫切问题却并不做出正面的答复。”26

查尔斯·波伦也有相同的认识，他在20年后回顾麦卡锡主义所制造的“恐惧和怀疑的毒雾”对美国政治生活的影响时，坚决不同意曾经流行过的一种看法：麦卡锡的行径虽然粗鲁，在某些方面或许有点不公道，但对于唤起美国公众注意共产主义的危险性来说却是必要的。麦卡锡主义掀起的对共产主义的病态式攻击，在波伦看来，反而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当共产党的行动确实威胁到美国安全的时候可能得不到公众的支持。……在七十年代，当共产主义的危险确实存在的时候，就很难使许多美国人对这种危险多少有所注意了。”27

因此，可以确定，美国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在共同携手葬送了麦卡锡主义的同时，也葬送了人们对美国当时面临的社会迫切问题的应有关切与深度思考，他们泼掉了麦卡锡主义这盆脏水，也把脏水中那些需要持续讨论的问题也一并抛弃了，在很长时期内没有谁会重新捡起“谁丢掉中国”这个老问题而大做文章。尤其是在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弗朗西斯·福山鼓吹的“历史终结”论让许多美国人相信，共产主义已经结束，共产主义带来的所有挑战，包括中共革命胜利给美国人民留下的痛苦和复杂的记忆，都是另一个时代的事情，中共领导的改革开放进程也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离共产主义目标越来越远。经过时间之流的清洗，美国人已经完全忘掉了麦卡锡主义的梦魇，也忘掉了麦卡锡主义曾经面对的共产主义幽灵一直在中国大地上空游荡。不管美国以前是否“失去”过中国还是后来以自己想象的方式“改造”过中国，红色中国迄今根本没有改变它的本色。麦卡锡主义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留下来的一系列被混淆或被搁置的问题，在长时期里没有被人们去重新思考，以致难以对一直陷入在政治党派及意识形态斗争迷雾中的历史真相作出准确的判断。

本文注释：

1 参阅[美]费正清：《费正清中国回忆录》，闫亚婷、熊文霞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334页。

2 参阅同上书，第329-331页。

3 同上书，第332页。

4 参阅[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第428-429页。

5 参阅[美]大卫·麦可洛夫：《杜鲁门》，第1027页。

6 转引自[美]大卫·麦可洛夫：《杜鲁门》，第902页。

7 参阅张红路：《麦卡锡主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63页。

8 转引自同上书，第63页。

9  [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上卷，伍仁等译，天地出版社，2019年，第148页。

10参阅[美]大卫·麦可洛夫：《杜鲁门》，第1089页。

11[美]大卫·麦可洛夫：《杜鲁门》，第1090页。杜鲁门原来对艾森豪威尔期待很高，他曾反复劝说后者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参加1952年总统大选，但艾森豪威尔拒绝了杜鲁门的邀请，他的回复是：“你不能仅仅为了竞选就加入一个党。什么原因使你认为我曾经加入过民主党呢？你知道我终生都是共和党人，我的家人也一直都是共和党人。”参阅同上书，第1060页。

12参阅张红路：《麦卡锡主义》，第56页。

13[美]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年）》，刘裘、金胡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第385-386页。

14[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第264页。

15同上书，第284页。

16忠诚审查委员会对文森特的主要指控是：1、“在一段为时数年的时间内，文森特是太平洋关系研究会在国务院内施加压力和影响的主要支柱。2、“1945年，在使美国政策发生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变化方面，拉铁摩尔和文森特都发挥了影响。”“在美国政府已经宣布支持蒋介石政府是它的既定政策的整个时期中，文森特还是故意赞扬中国共产党人而同样故意地批评蒋介石政府。”戴维斯是最后一个被清除出国务院的“中国通”（1953年12月），他被指控的罪名是：“积极地反对并千方百计地损害美国的对华政策”，“他是国务院里最起劲地主张中国共产党人跟莫斯科分开的人；他同中国共产党保持关系，他从中国发来的报告有些是没有充分的根据。”埃德蒙·克拉布受到了10项“确凿”指控，审查结束后忠诚审查委员会声称，虽然没有理由怀疑他的忠诚，但是已经断定他是一个危险人物，因此强迫他提前退休（1952年2月）。克拉布自己说：“我终于面临不可避免的结局：这个忠诚诉讼案虽然结果是我无罪，但它还是严重地毁了我在外交界的前程。”参阅[美]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第326-327页，第335-336页，第315-317页。

17[美]费正清：《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348页。

18[美]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第317页。

191952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以多得650万票获胜，获胜比例是55.1%对民主党的44.4%，共和党和民主党在众议院的席位是221对213，共和党在参议院比民主党多出一席。参阅[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上卷，第123页。

20[美]沃尔特·拉菲伯、理查德·波伦堡、南希·沃洛奇：《美国世纪：一个超级大国的崛起与兴盛》（第五版），黄磷译，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369页。

21同上书，第171页。

22参阅同上书，第154页。

23同上书，第155页。

24参阅同上书，第159页。

25转引自同上书，第161页。

26[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第427页。

27[美]查尔斯·波伦：《历史的见证（1929—1969年）》，第386页。

荣剑的《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费正清》2024年作为《当代华语世界思想者丛书》之一由纽约的博登书屋出版。经作者授权，本站特发别该书的“引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和第一章“重问‘谁丢失了中国'”。如有兴趣购买此书，请点击【这里】。

延伸阅读：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一）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二）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三）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四）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五）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六）

谢伟思的反思：在中国失去的机会

在美国国务院被麦卡锡指控“亲共”的外交官名单中，约翰·谢伟思并非居于第一位置——这一位置被拉铁摩尔占据了，但就个人对罗斯福政府和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产生直接而重大的影响而言，谢伟思无疑居于首要位置，他提供的关于中共的调查报告是民主党的两届政府主张“联共”和建立“联合政府”的主要依据，而他对国民党的腐败指控则促使美国政府在最后关头决定放弃大规模军事支援蒋介石政府。因此，“他在‘丢失中国的人’的名单上始终名列前茅”，也是“所有老中国通中被搞得最臭的”一个。1 他由此被传记作家琳·乔伊纳称之为“为中国蒙难”的美国外交官，一个遭遇麦卡锡主义迫害的主要受害者。

1951年12月13日，谢伟思在正式被赶出国务院之后，不得不去一家制造蒸汽疏水阀的公司打零工，后来负责该公司的出口业务，起步年薪是9000美元，比他干外交官挣的工资少了1/5多。在为这家公司工作期间，他遭遇了很大的政治歧视，一家保险公司以麦卡锡对他的忠诚指控而拒绝了他的租房申请。为了恢复自己的政治名誉和经济待遇，谢伟思于1952年10月31日委托律师对美国政府官员提起民事诉讼，要求法院判决国务院忠诚审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无效，从档案记录中删除有关谢伟思个人安全问题的叙述，恢复其工作并补发全部工资。此案审理持续了近三年时间，到1955年终于有了突破，华盛顿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裁定：忠诚审查委员会的行为是违法的，责令所有政府档案记录撤除该委员会对他“忠诚可疑”所做的结论，但是，并没有责令国务院为谢伟思复职，法官认为“国务卿依据《麦卡伦法案》赋予的自由裁量权将其开除属于合法行为”。谢伟思不服这一判决，上诉到最高法院要求终审裁定。1957年6月17日，美国最高法院以八票对零票裁决：恢复谢伟思1951年12月13日被艾奇逊开除时的职务。根据这个裁决，谢伟思回到国务院，因他的安全审批决定还在法院审理中，他只能在一个叫作运输管理处的机构工作，主要职责是为国务院驻世界各地的外交人员运送家具及办公用品。1958年，安全办公室主任贝利（Tomlin Bailey）提交了谢伟思的安全审查报告，认为谢伟思与左派、共产党接触，的确是受了影响：“他的判断力低下，但是并无意出卖国家安全利益。”贝利的结论是：“我也不认为他的行为对国家安全造成了损害。”贝利的上司罗德里克·奥康纳（Roderick O’Connor）却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共产党‘利用’谢伟思等人进一步实现其在中国的野心，而时至今日，（谢伟思）对他被共产党‘利用’的程度要么是认识不清，要么是不愿承认。”如果谢伟思的安检被评过关，那是对现行安全条例、法规的“嘲讽”，只会让人“对之前一整套裁决的正确性产生质疑。”因此，他建议立即停止谢伟思的工作。1959年8月11日，国务院负责行政事务的副国务卿洛伊·亨德森向谢伟思签发了安全许可，他在一份长篇备忘录里驳回了奥康纳的结论，强调谢伟思没有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故意泄露机密信息。2至此，在经历了长达8年的博弈之后，谢伟思终于通过了国务院的安全忠诚审查，可以重返外交官岗位。几个月后，国务院派谢伟思去英国主持美国驻利物浦的领事馆，但没有相应的头衔和薪酬等级，他成了一个非正式的总领事。因为谢伟思仍然面临着一些国会议员的质疑，国务院对他的留用仍然有内部的限制性规定——不能正常晋职。他的忠诚审查通过了，国家对他的政治信任却并没有得到相应恢复。

1962年，谢伟思心有不甘地从国务院驻外事务处提前退休，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研究生，两年后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他当了教师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共产主义中国研究资料图书馆办成了世界上最好的资料室”，他又重操旧业，研究“魅力无尽又十分重要的中国问题”。3谢伟思的学术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他在中国长期工作的经验，加上出色的研究能力和精通汉语，让他迅速在伯克利分校成为一个新的学术明星。1969年，该校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决定把谢伟思提升到非学术的最高一级——正式专家，这个职务相当于一个正教授。费正清特地为他向中心主任查默斯·约翰逊写了证明信：“我想向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推荐，但是我料想你会要他呆在伯克利。我私下却把他列入全国性的人才与文化上的英勇战士的一级。” 这项任命通过后，谢伟思对一个朋友说：“用中国话来说，我是得到一点面子了。”4费正清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夸赞谢伟思“在各个领域都是全能的人才”，进而认为“一些激进人士声称麦卡锡的年代毁掉了中国问题学术研究，击垮了我们的意志，使我们统统闭嘴。对此我持怀疑态度，中国问题专家并不是自发存在的公关人士，而是在有公共需求才出现的产物。”5他这么说就是要强调，以谢伟思为代表——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中国问题研究的重要性是不会被时代埋没的。

谢伟思在政治上获得了平反，从地区法院到最高法院的裁决证明了他并非如麦卡锡主义者所指控的那样，是国务院系统中的“亲共”分子。但是，恢复了他的政治清白的身份并没有阻挡人们继续追问，他关于中共的研究报告究竟应该为美国“失去”中国承当何种政治责任。1970年年初，美国政府印刷局印发了伊斯兰特内部安全小组委员会写的题为《美亚文件——中国灾难的线索》的报告，厚厚两大卷本，长达两千页，其宣传页的介绍语是：“这份文件读来像一部谍战小说，但比间谍小说更引人入胜，因为内容是真人实事。这套文件收录了几百份官方文件，其中许多为首次公开，它们充分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几个月美国政府在远东政策上犯下的悲剧性错误……文件均为官方报告，写于1943年至1945年间，主笔是六名被捕嫌犯之一的约翰·谢伟思。”6报告重提发生在1945年的“美亚”案，7达拉斯大学的安东尼·库比克博士（Anthony Kubek）作为报告编辑，在其长达113页的引言里写道：谢伟思“在离奇的政府文件失窃案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与文件被窃这一事实相较，文件内容作为历史记录的意义也许更为重要，因为它预见并赞成中国落入共产主义之手”。8

面对来自库比克报告的挑战，谢伟思决定反击，他不是向法院控告库比克诽谤，而是用了两个月时间撰写了一部题为《美亚文件：美中关系史上的若干问题》的著作。伯克利分校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支持出版此书，中心主任约翰逊在该书前言中对库比克报告提出严厉批评：“学风可耻……一看便知是出于宣传动机”，认为在谢伟思问题上，“美国重演了古代的波斯将领斩杀带来坏消息的信使的悲剧”，特别强调谢伟思的书是“不可不读的指南”，后世的历史学家一定从“他的前瞻之明、后见之清”中得到教益。9谢伟思决定动笔，从个人角度把文件涉及的那段时期发生的事情叙述一遍，是因为在他看来，库比克报告“除了没有抬举我当丢掉中国的主要责任人之外，直挺挺回归了赫尔利和麦卡锡时代”，“在不能提供丝毫新证据或新情况的条件下，随随便便就否定了一系列裁定的有效性……这些裁定是多年来由众多机构——包括评审小组、大陪审团、委员会，以及个人依据其掌握的全部材料，认真做出的。”10谢伟思引证历史记录，为自己提出的主要辩护意见是：美国战时对华政策是“尽一切可能支持蒋介石委员长的中央政府”，但并不是无条件的；从罗斯福总统到赫尔利大使，都曾经相信国共两党领导人通过政治协商解决争端不是什么难事，因为两党的目标实质上是一致的；后来赫尔利违背了罗斯福的“联共”和建立“联合政府”的对华政策，转而将“大使馆和国务院提出的直接同共产党进行军事合作的建议”搁置一边。正是赫尔利的不听劝告和固执己见，使美中双方一次次失去高贵的时间和机遇。谢伟思假设：如果美国按计划与毛泽东的力量合作，在1945年初送去物质，派教官、情报员、爆破专家和无线通讯小队，同游击队并肩作战，那么日本战败投降一定是另外一个样子，美中关系就会建立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而这个基础远比现在的更现实、更有利；或许就打不起内战，即便真的打内战，很可能也是短暂的，破坏力要小很多；美国“肯定不得不放弃家长式的、指教人的态度，即按照我们的意愿来塑造中国，但大概不会和倔犟自力的、民族主义的毛泽东弄得不共戴天，世界也不会那么复杂。”11因此，在谢伟思看来，美国对华政策的问题不是美国“失去”了中国，而是美国在中国失掉了“时间”和“机遇”：

“失去的时间就是战争结束之前，也是最关键的那10个月僵局。失去的机遇就是寻求更实际的避开内战、消解内战的办法，维持我们同中共的关系，即便不能如愿以偿地做好朋友、同盟军，起码比树为仇敌要好吧。”12

为了更加充分地阐述美国在中国失掉的机会，谢伟思在1974年将他的战时报告整理成书，题名为《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谢伟思电文稿汇编》（Lost Chance in China:The World War ll Despatches of John S.Service），交由著名的兰登书屋出版，该书编辑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序言中突出强调了“约翰·谢伟思的报告对40年代中国国、共两党地区的情况从深度和广度上做了最详尽的论述”，他引用曾经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高思的话说，谢伟思是“我国政府关于中国共产主义的权威”。重新发表他的报告是基于两点理由，一是“它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敏锐而有教养的观察员所亲眼看到的战时中国的一幅生动画面。画面之广令人惊叹，从农民生活的困苦到重庆的流言蜚语，共产党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的最清楚而清晰的谈话，以及他对中美关系的未来的希望。这是在东方转向赤化的紧要关头有关中国的生动的、第一手的观察。”二是这些报告和政策建议暗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并不一定要直接导致中美之间的一场冷战，“华盛顿的决策者哪怕仅仅是认识到国民党的致命弱点，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还在成长的力量和她明显希望在战后避免同美国发生冲突，那么，中美敌对的年代就可能避免了。”13这位编辑甚至认为，如果谢伟思的报告在当时全部转化为美国的对华政策，那么，不是尼克松总统1972年去北京，而是早在20年之前，艾森豪威尔可能就去了那里（而不是去朝鲜）。

谢伟思之所以在1972年与库比克就美国二战期间的对华政策进行论战，并在1974年向美国公众公开披露他的战时报告，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美关系再次出现了重大变化。1972年 2月28日，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上海公报》，美国政府在公报中明确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承诺将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中美建交只差最后一步。中美关系的改善迅速改变了中苏决裂之后所形成的美、苏、中三大国的地缘政治关系，中国再度成为美国的潜在盟友，而苏联则成了中美两国的共同敌人。在此形势下，谢伟思公开发表的战时报告不再被人们认为是“亲共”的证据和记录，毋宁被认为是美中早该建立一种战略性合作关系的先知般预言，他本人也被视为是缓和美中关系的先驱性人物。1971年7月15日，中美两国政府共同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后不到一周，美国国会邀请谢伟思到国会山就中国问题作证，第二天的报纸和电视对几个参会证人做了报道，称谢伟思、戴维斯和一个“挨整的老中国通费正清”，都是“麦卡锡时代追究‘失去中国’运动的牺牲品”，如今在“销声匿迹了25年之后”又回到公众的视野。谢伟思自称这是“大转机”的开始。14中共领导人也没有忘记谢伟思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周恩来总理通过《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向他发出访华邀请。于是，谢伟思在1971年9月26日再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接见了谢伟思夫妇，在近三个小时的对话中，周恩来对谢伟思所经历的艰难时刻表示关切，同时问候了他们的共同朋友——包瑞德、约翰·戴维斯、约翰·埃默森、约翰·文森特，并且向他们发出了访华的邀请。谢伟思回国后根据这次会谈纪要整理出一份11页的报告，及时寄给了国务院，他再一次履行了作为一个职业外交官的职责。 

1972年2月20日，尼克松总统抵达北京，他在机场和周恩来总理握手的照片，象征着中美两国在敌对了23年之后终于和解了，这个重大的历史性事件在某种意义上也为谢伟思撰写的战时报告提供了正当性背书，他曾经扼腕叹息的美国在中国失掉的机会是不是又重新来到了美国？历史是不是又重新证明了他的战时报告就是对中共的正确认识而不是误判？不管如何理解，谢伟思历经磨难之后终于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高光时刻，前所未有地站到了一个道德制高点，正如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对他所言：“从前的叛徒变成了民族英雄。如果当初美国接受了你在1945年写的报告……那这个世界会免去多少麻烦和痛苦啊。40年代，你是叛徒；70年代，你是爱国者和先知。”15这位《纽约时报》的戏剧评论员认为，谢伟思是活着享受了这部戏剧的高潮。

本文注释：

1 参阅[美]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第4页。

2 参阅[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第308-309页。

3 参阅同上书，第312页。

4 转引自[美]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第356页。

5 [美]费正清：《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348-349页。

6 转引自[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第313-314页。

7 1945年1月，菲立浦·贾菲主编的《美亚》杂志（具有明显的亲共色彩）刊登了一篇英国对泰国政策的文章，因该文与战略情报局提交的文件高度雷同，被南亚办公室主任肯尼斯·威尔斯举报到联邦调查局，联邦调查局随之展开对美亚杂志的秘密调查，后从《美亚》杂志办公室查获了几百份政府文件，其中包括谢伟思向菲立浦·贾菲提供的十几份由他撰写的关于延安的调查报告，谢伟思因此被捕，同时被捕的除了了贾菲，还有另外两名国务院官员和美亚杂志的两名记者。该案经审理，陪审团投票决定对贾菲等三名被告提出控诉，决定对以下三人不予起诉：《美亚》杂志副主编凯特·米切尔、自由记者马克·盖恩，还有外交官约翰·谢伟思——谢伟思是20位陪审员全票通过不予起诉的唯一被告。参阅同上书，第178页。

8 参阅同上书，第314页。安东尼·库比克在1963年就开始挑战谢伟思，发表了题为《远东是怎样丢掉的：论美国的政策和共产党中国的建立（1941—1949）》一书，该书认为“某些美国官员和外交官苦心孤诣地篡夺了制订美国对国民党中国政策的权力”，以及“亨利·华莱士是轻信左翼诡计的牺牲品，他在重庆时，就曾被戴维斯—谢伟思集团所利用。”参阅[美]伊·卡恩：《美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第368页。

9 参阅[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第314页。

10转引自[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第316页。

11参阅[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第316页。

12同上书，第316页。

13[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序言，第8-9页。

14参阅[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第317页。

15转引自同上书，第320页。

荣剑的《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费正清》2024年作为《当代华语世界思想者丛书》之一由纽约的博登书屋出版。经作者授权，本站特发别该书的“引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和第一章“重问‘谁丢失了中国'”。如有兴趣购买此书，请点击【这里】。

延伸阅读：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一）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二）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三）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四）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五）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六）

来自拉铁摩尔的自我辩护与反击

美国历史学家关于中国的认识对于美国政府制定对华政策所起到的具体的或潜移默化的影响，在欧文·拉铁摩尔的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这位在1930年代因为出版了《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而被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是美国最重要的研究中国和亚洲的历史学家，当时的声名远在费正清之上。1941年，经罗斯福总统的行政助理及经济顾问劳克林·居里（Lauchin Currie）的推荐并由总统亲自提名，拉铁摩尔担任了蒋介石的私人顾问。拉铁摩尔后来在回忆录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他的这个职务是由罗斯福“提名”而不是“任命”，以彰显其重要性。罗斯福在致蒋介石的介绍信中说：“拉铁摩尔了解并完全支持我的政策”。1由此可见拉铁摩尔在罗斯福总统心目中的重要性，他的首要工作是在中美两国首脑之间建立起“经常性联系”。在获得总统这项提名前，一个非正式的委员会对拉铁摩尔的政治立场进行了审查，认为他“在感情上既不偏袒蒋介石，也不偏袒共产党”。2而蒋介石之所以愿意接受此人担任自己的私人顾问，则是因为他对美国国务院极不信任，对时任美国驻中国大使高思心怀不满，尽管他也知道拉铁摩尔具有亲共立场，但后者显赫的学者身份让他产生一种希望：利用拉铁摩尔的学术专长为获取巨额美国贷款进行游说。然而，拉铁摩尔并未如蒋介石所愿完成这项任务，相反，他关于中国的许多政策建议与蒋介石的要求相去甚远。一个根本性的分歧在于，蒋介石始终坚持反共立场，认为美国人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将极大地助长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蔓延；而拉铁摩尔则强调国民政府改革的核心就是通过联合各党派在中国建立一个最广泛的“联合政府”，以此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已从自己在重庆的各种各样的接触中认识到，以为国共两党之间存在着绝对的分裂是完全错误的。有形形色色的团体，尽管彼此有分歧，却都赞成与共产党妥协以复活统一战线。它们对如何做到这一点有不同看法，但却一致认为，可以做点什么来改善同共产党的关系。”3

通过“联共”来建立“联合政府”，实际上是罗斯福政府这一时期对华政策的主要诉求，而并非仅仅是拉铁摩尔的个人立场。因此，当拉铁摩尔与蒋介石的私人合作关系在一年后无疾而终时，罗斯福总统并没有放弃拉铁摩尔而是继续让他深度介入中国事务。1944年5月，华莱士副总统访华，罗斯福再次提名拉铁摩尔担任随团顾问——“因为他了解中国情况”，4另一个顾问是国务院亚洲司司长约翰·文森特——国务院“联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正是在华莱士访华期间，促成了两个重要事件，一个是史迪威将军被解职回国，由此导致美国对国民党军队进行大规模现代化改造的计划搁浅；另一个是“迪克西使团”赴延安考察，由此产生了谢伟思等人关于中共的一系列调查报告，这些报告后来对美国对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华莱士回国后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一份述职报告，该报告据说是拉铁摩尔写的，它“鼓吹美国的对华政策应当改变”，即“把美国对中央政府的支持转向中国共产党人”。5 1951年，国会成立的麦卡伦委员会在一份关于“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听证报告中认为：“副总统华莱士的访华使命给中国政府带来了更多的美国压力，而这种压力又恰恰同中国共产党人的劝告不谋而合……华莱士的使命对共产党是一个支援，因为共产党有两个人在华莱士身边，即拉铁摩尔和文森特。他们按照共产党的路线来指导这次使命。”6 

麦卡伦委员会把拉铁摩尔和文森特说成是共产党人，以及麦卡锡把拉铁摩尔置于国务院“亲共”名单中的第一人，将其认定为美国“远东政策的主要设计师之一”，显然是夸大其词了。这样的指控并没有切中要害，反而是因为没有获得证据的支持而被人们普遍视为是一种政治构陷。拉铁摩尔对自己在中国的使命有个清醒的估计：“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是，我不认为自己是决策者，能够规划中国的命运，是阿拉伯的劳伦斯之类的人物”。7他仅限于从两个方面来看待自己的工作，首先是建立重庆和华盛顿之间的联系渠道，其次是“有机会学习而不是讲授有关中国的知识”，希望亲眼目睹一段非常重要的历史篇章。8拉铁摩尔的确不是一个纯粹为党派服务的政客，也不是一个具体制定对华政策的外交官，他参与中国事务更多地是源于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期待通过在场来见证中国的历史性变化。

泰丁斯委员会根据麦卡锡参议员和麦卡伦小组的指控展开了对拉铁摩尔的听证调查，调查最后形成的结论是：

“我们查明拉铁摩尔先生非但不是‘我们远东政策的制订者’，而且对于这个政策，甚至没有任何控制权或有效的影响力。他的见解仅仅是百川中的一支，与别人的见解一起汇集到一个思想库，这个思想库向我们国务院的政策制订者们提供原始材料，以便作出判断。”

“关于认为欧文·拉铁摩尔是‘最高级的俄国间谍’或因此而成为其他任何一类间谍的指控，我们没有找到可以使之成立的任何证据。”

“欧文·拉铁摩尔是一个被指控有多年亲共经历的作家和学者。在我们面前没有任何合法证据支持这种指控，而且以所有其他情报来衡量，也表明这种指控不符合事实。”9

上述调查结论澄清了两个关于拉铁摩尔神话般传说的基本真相：他既不是美国远东政策的主要设计师，也不是一个共产党人或俄国间谍。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拉铁摩尔的“亲共”倾向是不加掩饰的。从1937年与毕森、贾菲同赴延安考察开始，他对中共及其领导人就形成了一种历史观，认为延安的这些共产主义者“无比坚定地相信，自己此刻正站立在历史转折点的紧要关头上，并能清晰地展望到前景和未来”。10正是从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中，拉铁摩尔似乎看到了决定中国历史变化的真正力量，尽管中共当时的军事实力还非常弱小。在重庆担任蒋介石私人顾问期间，拉铁摩尔对国共两党领导人的评价大相径庭，他认为蒋介石是“一个脑子里半是封建和军国主义思想，半是现代思想的人”，而周恩来则“更了解现代世界”，他把周视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第二号人物”。11很显然，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不仅在思想信念上，而且也在人格魅力上彻底征服了拉铁摩尔。因此，拉铁摩尔的历史观不在于以共产党的标准来加以衡量，当他以看起来超然于政治党派立场的历史学家身份为中共说好话时，其潜在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那些共产党人的宣传。一位名叫约翰·T·弗林的作者对拉铁摩尔的质疑应该是说出了要害：

“为了造成今天折磨着整个远东的这场悲剧，他们当时还可能多做些什么呢？……简单的真相是，他们的灾难性错误之所以可能成为关键性成功，就在于他们不是共产党人，他们在历史悠久而受人尊敬的美国报刊杂志上，倾泻了大量虚假——假得愚蠢可笑的——宣传。”12

由于拉铁摩尔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他的“亲共”言论在美国言论自由的氛围中根本不足以成为其被麦卡锡指控为俄国间谍的证据，当然也不必为这样的言论承担任何法律或道德责任。因此，拉铁摩尔完全有理由为自己作出无罪辩护，对国务院安全小组委员会指控他的各项罪名，进行“有力的毫不客气的回击”。1950年，他专门撰写了《经得起诽谤》（Ordeal by Slander）一书，“以蔑视态度”责骂了国会中一股所谓的反共产主义势力，认为这股势力“把自由主义与不忠行为相提并论，而且不顾美国人关于正派与公道的一切传统观念。”其后他在麦卡伦小组委员会上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声明，“这份声明宣泄了长期抑制的怒火和怨恨不平的情绪”，“当众反驳那些公开对准他的指责”。13拉铁摩尔内心很清楚，控告他“通共”罪名的最大困难之一是缺乏证据，按照他自己说法：“我只是一个因自己的观点而出名的个人，从未在政府里担任任何有影响的职务；正是这一事实使麦卡锡得以对我的指控弄得更加耸人听闻。”14泰丁斯委员会最后不得不据实宣布麦卡锡对拉铁摩尔的所有指控都没有事实依据，麦卡锡本人犯下了“欺骗或对参议院和美国人民胡说八道的罪过”。15费正清后来在其回忆录中高度评价了拉铁摩尔对麦卡锡主义所进行的英勇斗争，称赞《经得起诽谤》一书“在今天仍然值得一读，拉铁摩尔一家勇敢地面对乔·麦卡锡，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坚持到底。”16

拉铁摩尔在为自己申辩的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最重要的观点是，究竟应该怎样理解“谁丢失了中国”这一问题，这一问题与对他的主要指控联系在一起——麦卡锡主义者认为他应为美国丢失中国负责。针对这项指控，拉铁摩尔的回应是：美国失去中国，是50年代的谬论之一，美国从未失去中国，因为“你怎么可能失去你从未拥有过的东西呢？”17这个回答看起来是如此简明有力，以致后来被许多重要人物或历史学家所引用。比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在为邹谠的历史性著作《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一书所写的序言中就认为：“‘我们丧失了中国’这种提法恰恰指明了我们对这个事件的解释的神话成分，因为人们只能丧失属于自己的占有物。”18T·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在他的著作中提到：“在讨论‘失去中国’时仍然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美国有所失去，那么到底失去了什么？根据一位知名学者的说法，什么也没有失去，因为首先亚洲不是美国的，所以谈不上什么失去不失去。1949年10月在讨论美国对华政策的一次圆桌会议上，欧文·拉铁摩尔问了一个恩抚主义者想当然的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谁把亚洲给了美国，并让美国去解决亚洲的所有问题？’。”19包括乔治·凯南也加入到质疑的队伍中，他认为没有比所谓“失去”中国更大的废话了，因为“美国政府从未拥有中国。既然如此，哪里谈得上什么‘失去’中国呢？”他认为这是麦卡锡主义制造的“我们公共生活中的可耻事件”。20费正清后来接过了这个话题，认为“‘失去中国’这个词从字面上来看十分可笑，但是它对于美国公众心理来说，是有着一定历史真实性。”他的依据是，美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每年大约有1000名到中国去的传教士回美国休假，他们持续地为美国人民制造了对中国的一种“领主式”的、有时是“屈尊俯就”的态度，由此造成的美国应该拯救中国的神话长久萦绕在人们的记忆中，以致到了国民党失败时，“人们越来越多地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失去中国’的原因在于美国援助不力，而这正是由于‘国务院中的共产党分子’操纵所致。于是麦卡锡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机会。”21在费正清看来，美国右翼共和党人为了在1952年总统竞选中胜出，才故意制造了“国务院中的共产党人导致了失去中国”这种说法以便狙击民主党赢得大选，“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搞定’欧文·拉铁摩尔”。22拉铁摩尔的名字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叛国罪”的代名词，成了被共和党大会上大力宣扬的三个标志性人名：拉铁摩尔、艾奇逊和杜鲁门，“失去中国”当然也就成了民主党的主要罪过。

拉铁摩尔在麦卡锡主义发起的狂风暴雨般的攻击中幸存下来，他以历史学家特有的尊重事实的精神证明自己并没有参与任何共产党组织或为共产党活动服务，国务院忠诚审查委员会对他展开的调查最终也确认了他的清白之身。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和谢伟思一样在美国国内遭遇了不公待遇，被迫辞去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工作，由他担任院长的佩奇学院（Page School）也被迫撤销。1961年，拉铁摩尔离开美国去了英国，在那里担任利兹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主任。美国“失去”了一个研究中国和亚洲问题的重要历史学家，正如费正清后来不无愤懑所言：

“在麦卡锡时代结束之后的一些年里，关于中国的话题再也引不起公众的注意。狗也许会对自己的排泄物感兴趣，但是麦卡锡时代给我们留下来的，只有重复炒作的狗屎，无论你相信哪一方，最终结果都是两个：不是叛国罪就是被诬陷。与此同时，平时吵吵嚷嚷的中国通们也因为不再受到关注而变得销声匿迹。当中国对我们关闭时，关于中国真实情况的问题则变成了猜测和争论。该是好好研究历史和发展新的学术领域的时候了，而这也正是我们当时所做的事情。”

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当然不会因为拉铁摩尔的去国而变成空白，费正清承担起了重新建构一个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中心的史学共同体的使命。但是，如何“开展中国问题研究”，恐怕不仅仅如费正清所期待的那样，通过运用知识和理性以取代暴力和恐惧就可以实现。回避对美国“失去”中国这类问题再探讨，显然将会使美国再次因为误判中国而“失去”中国。23

本文注释：
1 转引自[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93页。

2 参阅同上书，第80页。

3 同上书，第144页。

4 转引自同上书，第166页。

5 参阅[美]罗斯·Y·凯恩：《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第189页。该书同时提到，美国国务院发表的“白皮书”否认有华莱士这份报告，作者因为完全与拉铁摩尔持同一立场而驳斥“院外援华集团”对国务院“亲共”政策的指控。

6 转引自同上书，第160页。

7 [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93页。

8 参阅同上书，第93页。

9 转引自同上书，第144页。

10[美]托马斯·亚瑟·毕森：《1937，延安对话》，第10页。

11参阅[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132页，147-148页。

12转引自同上书，第137页。

13参阅[美]罗斯·Y·凯恩：《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第145页。

14[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213-214页。

15参阅[美]罗斯·Y·凯恩：《美国政治中的“院外援华集团”》，第214页。

16[美]费正清：《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333页。

17[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第213页。

18参阅[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序，第III页。

19[美] T·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第248-249页。

20[美]乔治·凯南：《美国大外交》，雷建锋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31页。

21[美]费正清：《费正清中国回忆录》，第332页。

22同上书，第335页。

23同上书，第350页。

荣剑的《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费正清》2024年作为《当代华语世界思想者丛书》之一由纽约的博登书屋出版。经作者授权，本站特发别该书的“引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和第一章“重问‘谁丢失了中国'”。如有兴趣购买此书，请点击【这里】。

延伸阅读：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一）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二）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三）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四）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五）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六）

尼克松访华：美国再次拥有中国？

1971年7月1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讲话只持续了三分半钟时间，却向全世界公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这次讲话被认为是20世纪最出人意料的外交新闻之一，亦是美国政府对华采取主动的最出人意料的历史事件之一，中美两国自1949年以来进行的长达22年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似乎在一夜之间得以化解，至少在尼克松总统看来，“我们在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努力中有了重大进展”。1

尼克松在共和党内被公认为是一位坚定的反共分子，按照玛格丽特·麦克米兰的说法，他“是通过诉诸恐共心理而登上总统大位的”。自1946年他与民主党自由派人士竞逐众议院席次开始，便严词贬抑竞争对手对共产主义的立场太过软弱，竭力将自己扮演成反共斗士的形象。通过这样的竞选策略，“美国人听信他叮嘱再三的严词示警，相信共产主义对美国和美国社会的威胁。”2尼克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说过：“我一生从不怀疑共产党人所说的这句话：他们的目标是要置全世界于共产主义控制之下。同样，我也从未忘掉惠特克·钱伯斯的令人寒心的讲话，他说在他放弃共产主义思想时，有一种离开了胜利者一方的感觉。”3但是，尼克松强调自己不同于那些认为与共产党人打交道就意味着在意识形态上承认他们的哲学和制度的反共分子，坚决主张“我们能够而且必须跟共产党国家交往”，他相信并遵循英国19世纪伟大的政治家巴麦尊爵士（Lord Palmerston）提出的格言：“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唯有利益是永恒。”1967年，尼克松在为《外交季刊》撰写的一篇文章中，首次提出了美国和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非常重要这一看法。1968年，尼克松赢得总统大选，他在就职演说中又间接提到了这一点：“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国家无论大小，它们的人民都不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4两个星期之后，他写了一个备忘录给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主张美国政府应竭尽全力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从1969年开始，尼克松总统着手认真寻求开始对话的途径；1970年，他向国会提出了第一个外交报告，其中关于中国问题部分是这样开始的：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富有生命力的人民，他们不应该继续孤立于国际大家庭之外……

指导我们同共产党中国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同指导我们对苏政策的原则相似的。美国的政策不大可能很快对中国的行为产生多少影响，更不用说对它的思想观点了。但是，我们采取力所能及的步骤来改善同北京的实际上的关系，这肯定是对我们有益的，同时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5

对于美国总统发出的信号，中共领导人迅速作出反应，中国驻华沙大使在和美国大使的会谈中，建议把两国断断续续持续了数年而毫无结果的谈判搬到北京去进行。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中美两国利用各种渠道进行沟通，包括通过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和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互相传话。1970年12月18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在北京会见了毛泽东之后向美国传达了重要的信息：主席将乐于同总统会面。1971年2月25日，尼克松总统向国会提出第二份外交政策报告，报告特别强调要对中美人民之间扩大交往的前景持“完全现实主义的态度”，即使北京政府继续把美国说成是“魔鬼”，“凡是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一定去做。”6同年3月，在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受到了中方发出的去中国访问以便进行几场表演赛的邀请，美国政府立即批准接受邀请，此事后来被称之为“乒乓球外交”——“小球推动了大球”，由此拉开了中美两国正常交往的序幕。5月，尼克松总统认为迈出更大的步子和提议进行总统访问的时候已经到来。7月9日，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博士奉命从巴基斯坦秘密飞往中国，在其后的两天时间里与中方达成了美国总统访华的所有安排，初步讨论了两国间的全部争论焦点的问题。基辛格发现“中国人是坚韧的、理想主义的、狂热的、专心致志的、卓越的，他们并非轻松愉快地意识到安排头号资本主义敌人来访所牵涉到的理论上的矛盾。”他为此提醒总统：“我们对将来不应抱有幻想……这些人具有自己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他们有强烈的信仰，近乎狂热。”一些保守派的共和党人也表达了反对总统访华的意见，认为这是“向国际共产主义投降”；乔治·华莱士则警告总统不要向中共“乞讨、哀求和卑躬屈膝”。7尼克松总统对于即将启程前往中国抱有很高的期待，他将其视为一次在哲学上争取有所发现的旅程，其意义就像以前在地理上发现新大陆的航行一样，既不可预卜，又充满着巨大的机会。因此，当他走下飞机舷梯首先把手伸向周恩来时，他深信自己访问中国的一周，将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尼克松总统访华是否开启了中美关系史上一个新的时代？至少从表面上看，“社会主义魔鬼”（毛的自嘲）与“资本主义魔鬼”（尼克松的自嘲）终于又握手言欢了，这不能不让人再次联想到美国在1949年“失去”了中国之后是否又再次拥有了中国？或者说，如果罗斯福总统在1945年答应并实现毛泽东访问美国的邀请，是否意味着美国根本就不会“失去”中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在1972年的《外交》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如果毛当初来到华盛顿》的文章，该文披露了一个以前从未公开过的信息：1945年1月9日，周恩来请在延安工作的战略情报局的老牌特工向美国政府捎信，说毛泽东和他想到美国与罗斯福总统面谈。这条非同寻常的请求只转到了魏特迈将军的美军司令部，却没有转给罗斯福总统，塔奇曼为此深感惋惜：如果是罗斯福而不是尼克松成为第一个和毛泽东握手的美国总统，那战后的世界格局该有怎样的不同啊。8事实上，尼克松总统在访华期间对中共领导人的认识与罗斯福总统具有许多相同之处，对“这些严肃和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发生了好感”，认为中国人与苏联人不同——“苏联人一本正经地坚持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好的。中国人几乎念念不忘自我批评，常常向人请教怎样改进自己。”尤其是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个人魅力和睿智，尼克松总统更是赞不绝口，认为毛有一种“非凡的幽默感”，“对战略概念有伟大的远见”；认为周“是一个有巨大内在力量的极其可爱的人”，“显示了渊博的历史知识”，具有“无与伦比的品格”，“不仅有中国人的细密，而且还有一位世界外交家的广泛经验”。9基辛格同样也是被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个人风采所迷倒，认为“毛泽东是人群中的巨人”，强调总理是他在60年来的公职生涯中遇到过的最有魅力的人。访华期间，尼克松总统观摩到的中国体育运动员和舞蹈演员的表演，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自始至终贯彻了一种巨大的献身精神和专一的目的性”，他由此联想到基辛格的警告：“随着岁月的推移，不仅我们而且各国人民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才能同中国人民的巨大能力、干劲和纪律性相匹敌。”10

尼克松访华所表现出来的与毛泽东、周恩来大有相见恨晚之势，在基辛格后来撰写的《论中国》（2011年）一书中仍有体现，作者以类似于谢伟思的方式提出美国在中国“是否失去一个机会”时这样写道：“抚今追昔，我们不禁要问：美国是否应该早10年就开始跟中国对话？中国的动乱是否本可以成为两国认真对话的契机？换言之，20世纪60年代，中美是否失去了一个和解的机会？向中国的开放是否应更早一些？”11提出这些问题时，基辛格不是没有认识到在1960年代中美两国根本不可能有和解的机会，因为毛泽东坚决反对赫鲁晓夫提出的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论，与莫斯科打得不可开交，在这个时候，中国绝无可能和头号资本主义敌人言归于好。在基辛格看来，当原本水火不相容的尼克松和毛泽东决定走到一起时，中美两国都陷于国内危机之中，中国被“文革”风暴搞得精疲力竭，美国则因为日益激烈的反越战运动而走向破裂。此外，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成为中美两国改善关系的重要外部条件，中苏交恶在客观上形成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激活了中国传统的“远交近攻”的外交策略，让中美两国领导人共同意识到忘记历史与选择和解是符合两国的战略利益。从这个视角看问题，尼克松总统访华并没有像基辛格所说的那样，“无异于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场革命”，因为它既没有改变世界——只是促使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重新组合，也没有让美国再次拥有中国——中国仍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国家。尼克松总统的对华政策不过是再次回到了罗斯福总统的起点：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合作。两者有所不同的是，前者推动美国直接与中国结成某种统一战线来反对它们的共同敌人——苏联，后者则是试图从幕后推动国民党与共产党建立联合政府来抗击它们的共同敌人——日本。基辛格基于美国现实主义外交理念，对尼克松与毛泽东历史性会面的性质还是作出了清醒的估计：“尼克松尽管是一位坚定不移的反共产主义者，但他认定，地缘政治平衡的迫切性超过了意识形态纯洁性的需要，这一认识与他的中国同行不谋而合。”12在他的心目中，尼克松和毛泽东都是现实主义外交大师，他们绝不会被既定的意识形态牵着鼻子走。 

从美国国内对尼克松访华的反应来看，尽管有来自于不同思想阵营和党派的批评——理想主义者批评尼克松按照地缘政治原则推行外交政策而完全放弃了美国的价值观，保守主义者批评尼克松恢复与红色中国的交往是在共产主义对西方文明的挑战面前畏缩退让，但是，社会公众和主流媒体还是普遍欢迎美国总统主动访问中国。20世纪60年代美国的民意调查显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在所有被调查的国家中支持率是最低的，比苏联、古巴甚至北越的支持率还要低。1968年，支持中国的美国人仅有5%，五年之后就上升到49%，比苏联要高出15个百分点。13这一惊人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带来的，包括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中国的传奇般故事，也极大地激发了公众对神秘的红色中国的政治想象，让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尼克松打“中国牌”是多么高明的外交策略，它至少让美国拥有一个潜在的同盟者，有助于提升美国抗衡苏联的主动地位和力量。

尼克松访华之后，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蜜月期，虽然两国关系如基辛格所概括的那样，并非有见诸文献的正式的相互保证，亦没有以各种非正式协议为基础的默契性约定，但基于两国最高领导人长达数小时对话所达成的相互理解，中美两国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准联盟关系”。在完成了这项前所未有的外交突破之后，从白宫、国务院到国会，政客们突然发现美国政府内部已经没有什么人在研究中国问题了，原来那批以谢伟思、戴维斯为核心的“中国通”们早已被麦卡锡主义驱除出国务院，现在是重新倾听他们声音的时候了，同时也是为他们作出彻底政治平反的时候了。1973年1月30日，美国外交协会举办一个大型集会，协会主席威廉·哈罗普在请柬中这样写道：

“总统的北京之行和他所开辟的中美关系的新时代，使人们注意到从1942年到1945年在中国工作的驻外处的同行们所写的许多报告的预见性。

历史学家赞扬在那个动乱时期驻在重庆使馆以及中国其他地方的外交官们所作分析的洞察力和直截了当。他们所报告的事不为国内所欢迎。许多这样的外交官在国内遭到粗暴的批评，不能继续他们的事业。

美国外交协会将于1973年1月30日（星期二）中午在国务院八楼举行午餐会，宴请四十年代初期在中国由于如实地报告情况而表现了他们的职业尊严和诚实正直的外交官……。”14

在这次特别午餐会上，轮到谢伟思发言时，全场人员起立为他长时间热烈鼓掌，以表示对他的尊重，承认他是美国的国家英雄和推动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先知。许多报纸就这次午餐会发表评论，《纽约时报》的文章说：“这实际上是为‘老中国通们’平反洗雪的最后一个步骤，这些‘老中国通们’的前程之所以被断送或被玷污，都只因为他们准确无误地预言了中国共产党人将会战胜蒋介石无能的国民党政府。”文章最后还提醒人们：“谁要是以为‘老中国通们’在战后时期遇到的事情今后决不会重演，那就太天真了。”15在这个时刻，众多公共媒体似乎恍然大悟，共产党中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封锁对共产党中国的真实报道。

在中美重新友好的舆论氛围中，谢伟思可以理直气壮地将他的战时报告以《在中国失去机会》为书名正式出版，该书将美国“失去中国”改写成“在中国失去机会”，以这个视角来看待尼克松总统访华，美国不能再在中国失去机会的警示意义就显得不言而喻。1976年，周恩来去世，谢伟思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纪念文章，文章称：“周恩来和毛泽东传递给我们的权威认识的重要意义，并没有被罗斯福总统和美国的决策者们所认同……相反，罗斯福和斯大林却发现他们对中国的不切实际的看法不谋而合，于是，美国签了《雅尔塔协定》。”这一协定在谢伟思看来，使中国内战不可避免，将美国和蒋介石牢牢地绑在一起，继而“决定了此后27年间美中关系的痛苦历程。”16

1978年，中美正式建交，谢伟思在一次聚会上深情地回忆起毛泽东对他所说的话：中美最终要建立友好关系。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是否意味着中美两国持续了数十年的恩怨情仇可以就此了结了？一个共产主义的中国和一个资本主义的美国是否就可以从此携手共创世界和平？尼克松总统曾从中国人民“既守纪律又激动得近乎狂热的令人生畏的景象”中，证实了自己的一个信念：“我们必须在今后几十年内在中国还在学习发展它的国家力量和潜力的时候，搞好同中国的关系，否则我们总有一天要面对世界历史上最可怕的强大敌人。”17这等愿望对美国人民来说是何等的现实，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态度又是何等的真诚！问题是，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在中国强大起来之后，中国难道就不会成为美国最可怕的强大敌人？

本文注释：

 1 [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下），伍仁等译，天地出版社，2019年，第575页。

2 [加]玛格雷特·沃里斯：《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改变世界的一周》，温洽溢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页。

3 [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上），第368页。

4 [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下），第575页。

5 同上书，第576页。

6 参阅同上书，第579页。

7 参阅同上书，第585-586页。

8 参阅[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第106页。

9 [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下），第603页。

10同上书，第603页。

11[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189-190页。

12[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第400页。

13参阅[美]T·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第264页。

14转引自[美]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第380页。

15参阅同上书，第390页。

16参阅[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第322页。

17[美]理查德·尼克松：《尼克松回忆录》（下），第608页。

荣剑的《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费正清》2024年作为《当代华语世界思想者丛书》之一由纽约的博登书屋出版。经作者授权，本站特发别该书的“引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和第一章“重问‘谁丢失了中国'”。如有兴趣购买此书，请点击【这里】。

延伸阅读：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一）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二）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三）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四）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五）
• 荣剑：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节选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