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近日发表了一篇在美国政策界备受争议的文章：是否应该允许并支持美国盟友发展核武器。这篇题为《“友好型”核扩散及其不满》的文章，作者为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的高级研究员，核政策项目的联合主任托比·达尔顿（Toby Dalton），系统反思了是否应容忍甚至支持部分盟友发展核武器。文章以冷战时期美国推动不扩散政策的历史为起点，对比当下国际安全环境恶化、同盟关系趋于交易化的背景，分析德国、日本、韩国等美国盟友重新讨论拥核的动因。作者指出，所谓“友好型扩散”看似可以增强盟友自保能力、减轻美国负担，但实际上将加剧核风险、削弱美国对冲突的控制能力，并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全球扩散连锁反应。文章进一步从美国和盟友两个视角，深入探讨拥核可能带来的战略、经济与政治代价，强调核扩散不仅不会提升安全，反而会制造更多不稳定因素。最终，作者认为，“友好型扩散”并非不可避免，美国及其盟友仍应通过强化安全承诺与多边合作，寻找避免扩散的替代路径。阅读英语原文，请点击。
“友好型”核扩散及其不满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于1970年生效之前，法国和中国进行的核爆炸试验打破了一种既有假设：核武器俱乐部只对少数国家开放——当时仅包括美国、英国和苏联。
这些事件在华盛顿引发了激烈的争论：美国应该如何应对？华盛顿是应该致力于阻止所有未来的扩散，还是尝试将扩散限制在少数盟友之间，抑或是学会在一个拥有更多核武国家的世界中生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美国官员和专家主张，应当对某些特定的美国盟友作出例外安排，因为这些国家拥有核武器被认为要么是不可避免的，要么可能有助于增强美国的安全。
1965年，美国军控与裁军署署长、前国防部副部长威廉·C·福斯特在《外交事务》上发表文章，对这种观点提出了直接反驳：
“‘有限扩散’的论点在我看来建立在两个既不可信又相互矛盾的前提之上……第一，扩散可以像我们希望的那样被选择性地控制；第二，一个在全球承担广泛责任的国家，如美国，可以避免卷入任何规模足以使核能力变得重要的冲突。”
福斯特文章中体现的逻辑自此成为美国政策的核心动力。此后的历届政府致力于建立国际机制、加强安全同盟，并制定国内法律框架，以抑制或阻止其他国家获取核武器的兴趣，这些努力往往还与苏联合作推进。
除了一些显著的例外——例如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些国家的核武计划大多早于国际不扩散机制——这些努力在限制核武扩散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他美国盟友和伙伴，如意大利和瑞典，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期间曾探索核武项目，但最终放弃了这些计划。这是一项不容小觑的成就。
然而，今天，一些官员、政客以及非政府分析人士再次在华盛顿以及首尔、东京、华沙等盟友首都，鼓吹所谓“友好型”核扩散的潜在益处。
这些观点通常以轻描淡写的假设形式出现：“如果盟友X、Y或Z拥有核武器，真的会那么糟吗？”然而，随着多个地区的安全环境持续恶化——来自俄罗斯、中国和朝鲜的威胁不断上升——这些假设正变得越来越严肃。
一些支持扩散的人甚至认为，让更多盟友拥有核武器可能符合美国利益，因为这可以增强盟友自我防卫的能力。
这些想法当然并不新鲜，而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并未让它们变得更有说服力。认为核武器的拥有能够为美国及其盟友解决在全球秩序快速变化背景下、延伸威慑同盟中固有的那些棘手安全挑战与紧张关系，这本质上是一种战略上的一厢情愿。
因此，与其重新讨论支持“友好型扩散”的论点，本文转而设想这样一种世界：如果核武器扩散格局发生如此根本性的变化，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文章将探讨那些“接下来会怎样”的棘手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扩散支持者往往回避深入讨论的——从而揭示一个更加核武化世界的后果。
本文首先考察“友好型扩散”在当今国内政治与地缘政治驱动因素下的背景，这些因素正推动美国及其盟友关系趋向更加交易化。随后分析如果美国选择接受盟友获取核武器，将对美国安全产生哪些广泛影响。接着，文章从相反角度出发，评估那些可能选择发展核武器的美国盟友所面临的后果，包括对欧洲和亚洲现有同盟体系的影响。之后，文章评估如果美国及其核武化盟友放弃不扩散体系，多边机制全面瓦解将带来的全球影响。基于这些分析，文章认为，一个更加扩散的世界将显著增加核危机、军备竞赛以及核武器使用的风险，从而对美国、其盟友以及整个世界的利益造成严重损害。鉴于“友好型扩散”带来的代价，文章最后主张，美国应在该问题上采取清晰立场，作为寻找避免盟友拥核这一“虚假必然性”的第一步。
“带核武的朋友”？
当今最有可能寻求核武器的国家，许多正处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与过去几十年扩散担忧主要集中在所谓“流氓国家”（如朝鲜、伊拉克、利比亚和伊朗）形成鲜明对比，这种转变令人震惊。
如今，一些美国的朋友——这些国家都是国际不扩散机制的合规成员——却在认真考虑核武器选项，这反映出盟友国家安全焦虑的程度之深。目前，在德国、日本、波兰、韩国、瑞典以及乌克兰等国，核武器问题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进入公共讨论。
过去，支持拥核的论调常被视为例行的安全焦虑表达或谈判筹码，但如今这种讨论的普遍化和常态化意味着必须认真对待。
来自核武对手的威胁早已是美国及其盟友安全考量中的既定因素。因此，真正的不确定性在于：现有将美国核威慑延伸至欧洲和亚洲的防御同盟，未来是会持续、演变，还是瓦解。
在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情绪推动下，特朗普政府倾向于将盟友视为“搭便车者”，并在安全与贸易政策上对长期盟友采取更具交易性的方式。
与此同时，许多美国盟友已不再将美国视为可靠的安全保障者，甚至不再认为其“友好”。尽管双方仍可能在某些领域存在利益交集，但这些交集可能只是偶然的，而非持久的。
美国与盟友关系未来的不确定性，使“友好型扩散”这一概念本身也变得值得质疑：华盛顿是否会为了维持友谊而接受扩散？某些盟友的核扩散行为，是否真的符合美国利益？
如果某个现有盟友决定发展核武器，华盛顿将面临一个关键抉择：要么容忍其拥核并维持同盟关系（这将违背过去60年相对成功的不扩散政策），要么依据法律实施制裁并主动疏远甚至放弃该同盟（这将是美国安全战略的重大转变）。
美国领导人必须判断：一个拥有核武的盟友（假设其在未来冲突中会与美国并肩作战）所带来的潜在利益，是否大于其拥核所带来的风险。无论选择容忍还是放弃，都会产生深远的安全影响。
支持“友好型扩散”的人显然倾向于前者，并提出了一些看似吸引人但彼此之间并不完全一致的理由。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可以减少美国在低烈度地区冲突中的卷入，提高集体防御和威慑的可信度，赋予盟友更大的防务自主性，减轻美国负担，或者使美国能够集中精力应对主要威胁（尤其是中国）。
核扩散并不符合美国利益
这种愿景无疑具有吸引力。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现实很可能与美国利益背道而驰。接受“友好型扩散”将增加美国面临的风险，并削弱其对未来可能升级为核冲突的局势的影响能力。
只要美国以任何形式维持在欧洲或亚洲的同盟关系，它就仍将被卷入未来的各种突发事态之中。正如华盛顿期望盟友在其与对手发生冲突时提供支持一样，这些盟友也会在自身与对手发生冲突时期待美国支持。
拥有更多核武盟友并不会消除——甚至不太可能降低——美国所面临的风险暴露，反而可能增加核危机发生的频率和概率。
例如，如果一个拥有核武的日本因领土争端与中国或俄罗斯发生冲突，东京仍会期待华盛顿支持——包括动用部署在该地区的美军力量，甚至最终使用美国的核武器。无论美军是否真正参战，北京或莫斯科都会作出同样的预期。
虽然中俄可能希望避免激怒美国，但它们仍会为打击该地区的美军力量甚至美国本土做准备。即使华盛顿明确表示不支持盟友的战争目标（这很可能意味着同盟关系终结），美国及其地区驻军仍可能遭到报复性打击，从而被卷入其原本不愿参与的冲突。
此外，拥有核武的盟友可能更有底气在违背华盛顿意愿的情况下推进甚至升级冲突。
美国与盟友之间一直存在一定程度的“道德风险”。虽然英美“特殊关系”常被视为核武盟友密切协调的典范，但值得回顾的是，在1956年苏伊士危机期间，美国曾强烈反对英国、法国和以色列入侵埃及的行动。该行动引发了苏联的核威胁，美国最终通过经济手段迫使盟友撤军。
更近期的例子是，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在2024年决定派遣无人机飞越平壤，试图挑衅朝鲜作出军事回应，以便借机宣布戒严。这一举动本已极具危险性；如果韩国当时拥有核武器，其风险将更加严重。
因此，核武盟友不仅不会减少美国卷入冲突的风险，反而可能增加影响美国的核危机发生次数。而正如苏伊士危机所示，美国在仍需承担巨大风险的同时，反而可能更难控制事态发展。
一个拥有更多核武盟友的世界，其威慑关系也将更加复杂。本就已经复杂的美俄中三方核博弈，还因朝鲜核能力的提升而变得更加棘手。如果韩国或日本获得核武器，亚洲很可能出现更激烈的军备竞赛和更不稳定的危机态势。
例如，朝鲜可能会寻求发展对冲能力，并更加担心遭受协同“先发制人打击”。中国也很可能进一步加强其战区核力量，这反过来会被认为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威慑能力。
指挥与控制问题也将更加突出，尤其是对处于前沿的核武盟友而言。在冲突中，这些国家面临的决策时间极其短暂，从而承受巨大的“先用核武”的压力。因此，它们可能倾向于预先下放核武发射权限，这将增加未经授权或意外使用核武器的风险。
类似的压力也会作用于其核武对手，可能促使对方采取更激进但极其危险的“预警即发射”（launch on warning）姿态。
要通过军控措施来稳定这样一个体系将异常困难，因为其中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美国的核武盟友之间需要在打击目标、作战行动、政策声明以及使用决策等方面进行更紧密的协调。同时，美国政策制定者很可能会选择扩大美国的常规和核武库，以维持对不断演变的对手威胁的威慑。换句话说，新增核武盟友不仅不会降低美国的防务负担，反而可能增加这一负担，并带来更高的军费开支，以维持军事优势。最后，还必须指出一个基本事实：核武器的拥有几乎是永久性的，而国家之间的友谊却可能是短暂的。
今天的核武盟友未来未必仍是盟友，尤其是如果它们发展核武的初衷本就是为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争取巴基斯坦在对抗苏联入侵阿富汗中的合作，美国对其核武计划采取了默许态度。但后来，巴基斯坦的核计划却成为朝鲜、伊朗和利比亚核项目技术来源之一，也引发了核材料落入恐怖分子之手的严重担忧。如今，据报道，巴基斯坦还在发展远程导弹，一些美国官员担心这些导弹可能用于威慑美国。
苏联领导人当年向中国提供核技术援助，在中苏分裂以及1969年边境冲突之后，想必也深感后悔。因此，即便波兰如今是一个可靠的美国盟友，假设其未来始终会以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式行事、并永远保持亲密关系，仍是一种巨大的赌注。从长远来看，将新获得核武的盟友“抱得更紧”，很可能无法带来明显超过其安全成本的持久利益。
核武对盟友的“好处”？
从大西洋和太平洋彼岸的角度来看，情况可能截然不同，这一点不难理解。随着美国将经济与安全合作“武器化”，许多盟友感受到被进一步束缚。
正如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在2026年1月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中所说：“盟友将通过多元化来对冲不确定性。他们会购买保险、增加选择，以重建主权——这种主权过去建立在规则之上，但未来将越来越依赖于抵御压力的能力。”
在这种深刻不确定性之下，核武器可能看起来是一种有吸引力的安全“保险”和对冲手段。也许，一些盟友会等到2028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再观察美国是否会回归更传统的安全与经济政策。如果没有，那么核武器——或者至少核武选项——相较于在日益加剧的外部威胁与同盟不确定性中继续观望，将更具吸引力。
选择发展核武器的盟友，可能希望与美国建立类似英国或法国那样的关系。尽管美国最初反对这些国家发展核武，但那发生在不扩散机制建立之前，并不直接违反美国的法律与政策。如今，美国与英国在核武技术方面保持高度合作，这对英国维持其核潜艇力量至关重要。同时，美英法之间在核信息和核计划方面也有相当程度的共享。
不过，这些国家并非前线国家，因此它们拥有核武对美国所带来的风险一直相对较低。
另一种可能是，一些美国盟友会寻求一种更具交易性的安全关系，以自身核武能力作为支撑——类似于美国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这些国家可能认为，拥有核武所带来的自主防御能力，是抵御大国压力的最佳方式，同时也可以说服美国领导人相信，这种安排同样符合美国利益。
这种关系仍可能包含一定程度的防务合作，但可能会伴随着美国常规与核力量部署的调整，甚至削弱原有的全面防御承诺。
对美国盟友而言，核武器可能越来越被视为更优的安全对冲手段，是“自助安全”的终极形式。然而，在真正走上这条道路之前，这些国家需要全面评估其后果。它们很可能会得出结论：核武器并不是治愈安全困境的良药，而是以更高成本带来更大冲突风险的选择。
追求核武带来的“后果”
一旦某个美国盟友选择走上核武化道路，其所面临的风险可能会在非常早期就开始显现。正如德黑兰的领导人过去几十年来反复经历的那样——包括最近一次发生在去年夏天——即便只是核活动可能走向武器化的担忧，也可能引发外部的暴力“预防性打击”。
由于核武器的研发、测试和部署需要数年时间，任何试图获得核武的国家都必须经历一段“脆弱期”。在这一时期，其对手、盟友乃至国内反对力量都可能试图阻止其进程。这种阻止行动甚至可能在最高领导层尚未公开或秘密作出明确决策之前就已开始。
在整个核武发展过程中，一个国家始终处于被反扩散行动打击的风险之中，包括：生产足够数量的核材料（高浓铀或钚）、将这些材料制成经过验证和测试的核弹头、将核弹头整合进可靠的运载系统以打击对手关键目标，以及将核武器部署到专门执行核任务的部队中。一般而言，只有当一个国家拥有大约100枚以上、具备生存能力的核武库时，这种脆弱性才会有所缓解，但即便如此，对遭受“去核化打击”或“限制性打击”的担忧仍然存在。
“预防性行动”可能采取多种形式。最激烈的方式是直接军事打击，目标是摧毁或瘫痪关键核设施——例如以色列在2007年对叙利亚阿尔基巴核反应堆的轰炸。军事行动也可能以推翻或削弱一个被认为正在发展核武的政府为目标——例如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尽管这一行动基于错误情报，并造成灾难性后果）。此外，暗杀参与核武项目的关键人员也是一种可能手段。
对于美国盟友而言，阻止其核武发展的行动未必采取直接军事打击，而可能更多依赖非动能手段，例如破坏核设施（如美以对伊朗核设施实施的“奥林匹克行动”网络攻击）、干扰供应链，或破坏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系统。
经济制裁及其他贸易或金融惩罚措施也是常见工具。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十年中，韩国和日本都曾因触及中国敏感利益而遭受经济报复，例如限制旅游、打击特定企业或中断关键矿产供应。
这些措施对两国经济造成了显著影响，而它们所做的事情，可能远没有获取核武器那样触及中国核心利益。此外，还可能通过多边机构施加外交压力，或扰乱与关键国家和地区伙伴的关系。
最后，在这一“脆弱期”中，还必须应对国内反对力量。在民主国家，政府很可能需要经历至少一次选举考验，而核武问题将成为公众争论的焦点，这可能威胁到核计划的持续推进。
有这样的“朋友”，还需要敌人吗……那些选择发展核武器的美国盟友，其领导人可能会认为上述风险是值得承担的，并且可以在物质和政治层面上承受下来。他们甚至可能希望在核武发展过程中获得美国的保护。
然而，这种期待本身就揭示了一个尴尬的现实：美国领导人是否会选择在盟友制造核武器的过程中为其提供保护，即便这意味着有可能被卷入该盟友试图借助核武来避免的那场冲突？还是说，美国政界（尤其是在“美国优先”的政治氛围下）更可能会说：“抱歉，现在你只能靠自己了”，从而使盟友对“被抛弃”的担忧变成自我实现的预言？
即便某位美国领导人愿意承担这些风险，这也并不意味着美国会在长期维持同盟关系，特别是在核武扩散对美国安全产生负面影响的情况下。因此，一个正在发展核武的盟友，实际上是在押注：即使失去美国支持，它未来仍有能力独立实现有效威慑。
美国领导人完全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盟友已经拥有核武器，就应该有能力自我防卫，美国的核保护伞或在该国部署的前沿军事力量不再必要。事实上，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接受盟友拥核的一个主要结果，可能正是同盟关系的“脱钩”。
至少，美国盟友在权衡是否发展核武时，必须将这种可能性纳入考量。对于北欧国家、德国或韩国等正在考虑核选项的领导人而言，他们需要进行一个关键比较：是在当前虽然复杂且不完美、但仍存在的美国核保护伞之下获得安全，还是在未来独自面对俄罗斯，或中国与朝鲜的核威胁？换句话说，一个不完全可靠的保护者所提供的延伸威慑，其潜在效用，是否仍然大于“单打独斗”所带来的风险？（对于欧洲而言，这还可能意味着依赖某种规模较小的区域核威慑体系，而其可信度本身也存在诸多疑问。）
这个问题本身就值得深入讨论。此外，考虑到俄罗斯、中国和朝鲜的军事与核能力，美国盟友如果要建立并维持足以实现有效威慑的核力量和常规军事力量，其防务开支将是巨大的。
人们往往倾向于认为核武器可以替代常规武器，但迄今为止大多数拥核国家的经验恰恰相反。简单来说，核武器通常无法在冲突的低强度阶段或早期阶段发挥威慑作用。因此，各国领导人往往不得不同时加强常规军事力量，以威慑低烈度冲突并提高核武使用的门槛。这意味着，一个国家不仅要发展核武，还必须持续投入巨额资源建设常规军力，这在政治和操作层面上都极具挑战，而且需要长期维持。
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在2026年1月对欧洲听众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一问题：“如果你真的想单干——那些主张这么做的人——那就别幻想5%的国防开支就够了，实际需要的是10%。你还必须建立自己的核能力，这将花费数以十亿计的欧元。同时，在这种情况下，你将失去我们自由的最终保障——美国的核保护伞。所以，好自为之。”
总而言之，尽管独立核武能力的吸引力可以理解，但美国盟友如果选择这条道路，将面临巨大的风险。这使得“友好型核扩散”更像是一种国家安全上的“幻象”，而非解决方案。无论是美国还是其盟友，最终都可能因此陷入更不安全的境地。
超越“朋友圈”的风险
“友好型扩散”讨论中一个关键但往往未被明说的前提是：再多几个国家拥有核武器，并不会对国际安全造成根本性改变。支持者往往假设，例如，从9个核武国家增加到10个或11个，并不会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拥有核武的国家数量上升到20个甚至更多。
也许，日本发展核武不一定会促使越南等国家跟进（尽管很可能会推动韩国走向同样道路），但这种情况并非可以理所当然地排除。
目前，真正存在严肃核武讨论的国家仍然不多。但如果核武器越来越被视为权力、地位和安全的象征——尤其是在一个更加民族主义化的时代，面对具有“新帝国主义”倾向的核大国——那么更多国家选择拥核是合乎逻辑的。
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2025年12月，巴西众议院否决了该国批准《禁止核武器条约》的决定，而巴西曾是该条约的倡导者之一，并且是首个签署国。议员们明确表示，核武国家正在加强和扩展其核武库，这使得巴西有必要保留自身的核选项。
然而，更多国家拥有核武器最直接的后果，是核武器被使用的可能性上升。即便美国能够将扩散限制在少数“精选盟友”范围内——这些国家或许是制度稳定、领导人理性的民主国家——核武器被使用的概率仍然会上升。事故、误判或无意行为本就可能引发升级风险，更不用说在极短决策时间内维持核指挥与控制的困难，以及防止核材料落入非国家行为体之手的挑战。简单来说，更多核武器、更多核材料、更多持有者，就意味着更多出错的可能。
围绕核武国家领导人是否理性的争论，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担忧。例如，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H.R.麦克马斯特曾质疑：“经典威慑理论，如何适用于像朝鲜这样的政权？一个对本国人民实施难以想象暴行的政权？”如果一个对手被认为是不理性的，或者认为“无所顾忌”，这可能会激励他国发动预防性打击；反过来，这又会促使对手在核力量被摧毁之前抢先使用核武器。自1945年以来，世界在避免核武使用方面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运气”。如果核武国家更多，那么这种“运气”的需求也将更大。
另一个紧密相关的问题是：核扩散是否真的可以被“选择性控制”，只发生在美国希望其拥有核武的少数盟友之间？这一点极具争议，而且可能从两个方向失控：第一，如果美国容忍德国拥核，那么波兰是否也会随之跟进？这种连锁效应在东亚尤为明显，因为韩国与日本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历史矛盾，关系复杂。第二，如果美国帮助盟友发展核武，以加强对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的对抗，那么这些对手为何不会反过来帮助它们的伙伴发展核武？
事实上，俄罗斯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朝这一方向迈进，例如在白俄罗斯部署核武器。此外，如果美国推动“友好型扩散”，也可能促使中国和俄罗斯加强核合作，从而形成对美国的协调核威胁。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如果容忍甚至支持盟友拥核，将对国际不扩散体系造成根本性破坏。
这些长期存在的制度，很可能无法承受其主要创建者之一公然违反其核心原则所带来的冲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第一条明确规定：不得协助或鼓励其他国家获得核武器。
如果美国为了对抗中国和俄罗斯而违反这一承诺，那么该体系赖以运作的合作基础——包括中俄的配合——也将不复存在。有人可能会用“那又怎样”的论调来淡化这种风险，指出大国过去也曾多次违背规则，但不扩散体系仍然存在。例如，美国在2005年推动美印核协议，使印度在核供应体系中获得例外待遇，实际上接受了其核武国家地位；中国曾支持巴基斯坦核项目；俄罗斯也被怀疑向朝鲜提供相关技术。
这些行为确实削弱了不扩散努力，但之所以未造成体系崩溃，是因为这些案例主要涉及NPT之外的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和退出条约的朝鲜），并未代表大国整体放弃遏制扩散的基本承诺。然而，在当前地缘政治环境下，“友好型扩散”更可能直接侵蚀这一基本承诺，从而对体系造成致命打击。一旦这些制度和规范被削弱，而核武器的“效用”被进一步强化，国际社会将更难阻止不希望发生的扩散。
多边机制的削弱甚至崩溃，加上联合国执行能力的下降，将迫使美国及其盟友更多依赖单边或小范围联盟的“反扩散行动”。这可能意味着更多使用武力，例如2025年美国对伊朗地下核设施使用的“大型钻地炸弹”。尽管这种武器造成了巨大破坏，但并未彻底消除伊朗的核武选项。
缺乏国际协调机制、出口管制体系以及核查制度，将使防止扩散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成本更高，同时战争风险更大。
最后，在一个拥有更多核武国家或潜在核武国家的世界中，核能的和平利用也可能受到冲击。由于核技术具有“双重用途”，当前的核供应体系依赖严格的规则与信任。如果这种信任被破坏，各国可能减少核技术合作。回顾历史，正是因为印度利用加拿大提供的核技术进行1974年“和平核爆炸”，才促使国际社会建立更严格的核供应规则。
如果各国不再相信他国会遵守NPT第四条关于和平利用核能的承诺，那么在许多国家希望发展核能以实现能源安全、减排和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核技术合作可能会受到严重限制。例如，对韩国而言，这不仅意味着其国内能源体系受影响，也会打击其核电出口产业，形成“双重经济打击”。
总的来说，少数美国盟友通过发展核武来追求安全，将产生广泛的全球连锁反应。即便NPT体系在核武国家扩军和部分国家“核对冲”的背景下显得日益脆弱，各国仍然有充分理由反对进一步扩散。
“友好型扩散”并非不可避免
当约翰逊政府在1965年推动全面不扩散政策时，其成功远非必然。事实上，当时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盟友之间的进一步扩散是不可避免的。
例如，在1963年《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中，后来成为国务卿的亨利·基辛格曾写道：“如果欧洲希望拥有核能力，我们无力阻止。”
然而，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时期，基辛格却成为推动美苏双边军控以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的关键人物之一。这些政策，加上美国对欧洲和亚洲盟友强化的延伸核威慑承诺，有效削弱了“友好型扩散”的动因达数十年之久。换句话说，这并非不可避免。西德、意大利、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美国盟友，以及瑞典、瑞士和台湾等非盟友的核武追求，最终都被遏制或逆转。
今天，“友好型扩散”同样不是命中注定的。美国及其盟友仍然拥有多种选择，可以在不发展核武的前提下应对当前的安全挑战。鉴于核扩散将给各方带来的严重风险，当务之急是探索各种替代路径，以同时回应盟友的安全关切和美国的政治利益。
盟友对核武的兴趣，并非孤立产生，而是同时源于两方面：一方面是来自中国、俄罗斯和朝鲜的威胁；另一方面是对美国可能“弃盟”的担忧。因此，要遏制“友好型扩散”，政策必须同时应对这两个方向的问题，最好通过更全面的经济、能源、信息与安全合作战略来实现。
在当前美国主导的欧洲与亚洲同盟体系趋于动摇、交易性关系逐渐成为替代模式的背景下，这样的建议或许听起来理想化，甚至像是对过去政策的简单重复——这种质疑不无道理。
过去，美国曾通过威胁撤回安全保护或实施经济制裁，成功迫使盟友放弃核武计划。但如今，美国的这种影响力已经减弱；而且在美国对盟友采取越来越多经济与安全施压的背景下，盟友对美国“可能退出”的担忧，可能早已被纳入其核决策的考量之中。
尽管如此，美国与盟友仍应努力寻找避免走向“拥核分叉路口”的出路。
实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双方需要就未来安全安排展开坦诚、明确且透明的讨论，厘清美国安全承诺、经济合作以及盟友不扩散义务之间的相互关系。
各国领导人与公众都需要重新确认这种“交换关系”（quid pro quo）以及各自应承担的责任。
目前，对于“友好型扩散”的后果仍存在明显认知缺口，这些问题亟需弥补。例如，2023年4月《华盛顿宣言》中，韩国总统尹锡悦重申韩国将继续履行其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下的长期承诺，却遭到国内保守媒体批评，称其“在朝鲜不断发出核威胁的背景下，放弃了韩国保护自身主权和人民的权利”。
这种批评基于一种观点：韩国“有权”拥有核武器，尽管这与其国际与国内法律义务相冲突。这正说明了“友好型扩散”所滋生的那种一厢情愿的思维问题。因此，为了促使各方更现实地认识其后果，并打破“盟友必然拥核”的假设，美国有必要明确、坚定地说明：如果盟友选择发展核武，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结论
“友好型扩散”并不能解决美国同盟体系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无法治愈当今的安全困境。
如果美国默许盟友拥核，那么产生的世界将不只是“多了几个友好核国家的今天”，而是一个对美国及其盟友而言更加危险、性质根本不同的世界。
从长远来看，发展核武器不符合美国盟友的利益；同样，让盟友这样做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早在1965年，福斯特就曾总结道：“鉴于核扩散可能带来的后果，我们似乎有理由为阻止其发生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当然，即便竭尽全力，我们也未必能够成功。”
这一判断在今天依然成立：失败的可能性确实存在，但这并不削弱努力阻止扩散的战略必要性。美国及其盟友必须探索一种更加现实的集体安全路径，既能应对对手威胁，又能降低美国“弃盟”的风险。这种努力未必完全成功，但与接受核武进一步扩散相比，它将更加安全、成本更低，也更符合长远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