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衰退是一个恶性循环：人口老龄化加剧，养老负担随之增加；养老负担增加，生育意愿进一步减弱；低出生率反过来又加剧了人口老龄化与衰退。
尽管人口老龄化并非中国特有，但中国人口转型的速度之快使其情况尤为严峻——其后果已经波及经济、社会制度以及个人体验。耶鲁大学的 Emma Zang（曾一帆）教授形容道：“中国是在实现富裕之前先进入了老龄化，这种先后顺序正是处理这一难题的核心症结所在。”
曾一帆接受了《中美印象》（U.S.-China Perception Monitor）的采访，阐明了中国快速老龄化社会的宏观图景，包括经济幻灭感、政策对城乡和性别造成的差异化影响，以及北京在尝试鼓励生育干预措施时所面临的历史讽刺。
曾一帆是耶鲁大学社会学、生物统计学和全球事务副教授。她还是该校多个研究机构的教员研究员和附属成员。她的研究聚焦于健康与老龄化、家庭人口学和不平等的交叉领域。其作品发表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人口学》等权威期刊，并受到美、中、韩、印、新等国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
Isobel Li(IL)：中国正迅速接近“超高龄社会”的认定。您能否概述一下这一局面的形成过程？首先从当初推行“独生子女政策”的动因谈起，它带来了哪些后果？
Emma Zang(EZ)： “独生子女政策”并非由人口学家设计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位火箭专家塑造的。1980年，航天工程师宋健访问欧洲后阅读了《增长的限制》，并利用系统控制数学进行计算，得出中国理想人口应在6.5亿到7亿之间，约为当时实际人口的一半。由于他的硬科学背景，该提案在党内极具权威。令人惊讶的是，真正了解人口动态的人在设计该政策时几乎没有参与。
我研究中强调的一点是，人们常低估了在“独生子女政策”生效前，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在大幅下降。20世纪70年代曾发起过规模巨大的“晚、稀、少”运动，推迟结婚、延长生育间隔并缩减家庭规模。在其他与中国70年代初期生育水平相似的国家，即便没有极端措施，生育率也下降到了相近水平。因此，独生子女政策是加速并制度化了一个本已存在的趋势，但它额外增加了一套庞大的强制机器。
其后果令人震惊。中国现在有超过3.2亿60岁以上的老人。长达数十年的重男轻女思想在生育限制下导致了严重的性别比失调。而支持这一切的劳动年龄人口正在快速萎缩。
中国案例的特殊之处在于转型的速度。法国从“老龄化”社会转变为“高龄”社会用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而中国只用了22年。而且，中国是在变富之前完成这一过程的。日韩虽也面临压力，但它们拥有更发达的经济基础。“未富先老”是管理这一挑战的核心困难所在。
IL：我们还可以参考哪些过去或现在的社会，来更好地理解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或者接受并适应——人口衰退？
EZ： 如果你想了解中国的未来，别看中国，看日本，特别是看日本三十年来失败的鼓励生育政策。日本尝试了几乎所有手段：现金补贴、产假、育儿津贴。2024年日本生育率降至1.15的历史新低，出生人数首次跌破70万。我从日本经验中学到的是：一旦生育的经济和社会逻辑发生转变，就极难逆转；而且现金补贴虽受欢迎，但证据显示其实效有限，育儿基础设施的建设远比发钱重要。
东欧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像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人口衰退因大规模移民而加剧；生育率下降加上年轻劳动力外流，使得许多社区被“掏空”。中国内部的迁徙动态（特别是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也产生了类似的区域性效应。
不过，我认为最有用的参考是东亚模式（韩国、台湾、新加坡）：传统的儒家性别角色期待与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严苛的劳动力市场发生碰撞，产生了世界上最低的生育率。在这些地方，女性受教育程度很高，但在平衡工作与母亲角色时面临巨大的结构性惩罚。中国完全符合这一区域模式，且还背负着自身政策史的包袱。
纵观这些案例，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如果驱动生育率下降的结构性条件不解决，政策干预往往收效甚微。现金奖励无法补偿职业生涯受到的惩罚，生育宣传也无法消解经济焦虑。真正能起作用的，是改变育儿的成本效益格局，包括建设育儿基础设施、实现职场真正的性别平等，以及为年轻家庭提供经济安全感。这比仅仅开一张支票要难得多。
IL：您在之前的分析中写道，北京只能在以下三个目标中实现两个：维持经济增长、扩大福利，或重建中国日益萎缩的人口。目前在这些方面采取了哪些行动？它们具有怎样的国内或国际影响？中国“十五五”规划（2026-2030）最值得关注的要点是什么？
EZ： 这个“三难困境”实际上是我撰写新书的动力，因为我发现标准的人口分析往往忽略了底层的政治经济学。财政压力是真实存在的：具规模且有实际意义的鼓励生育财政补贴非常昂贵；同样，为快速老龄化的人口扩大老年护理和养老金覆盖范围也耗资巨大。在维持定义了中国发展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同时，想要兼顾上述两者，如果不进行重大的结构性调整，几乎是不可能的。总要有所取舍，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调整以及由谁来承担成本。书中的核心观点是，北京在结构上无法同时解决这三个问题，理解它牺牲了三难困境中的哪一个角，比看任何单一的政策发布更能告诉我们中国的未来。
目前我们从北京看到的是一种试图同时兼顾三个目标的姿态，但并未明确做出艰难的权衡。从二孩到三孩，再到实际上取消生育限制，是最显著的举动，但其人口效应微乎其微。各地发放的生育现金奖励极度不均，富裕的沿海政府提供的方案远比贫困的内陆地区丰厚。养老金改革也在缓慢推进，包括我们可以单独讨论的退休年龄变更。
“十五五”规划释放了向国内消费和社会投资重新调整的信号，这非常值得观察，尽管我对这种辞令持谨慎态度。在研究中，我一直在思考：这究竟反映了政府将资源向家庭福利倾斜的真实意愿，还是主要为了应对外部压力（如美中脱钩）而不得不刺激内需？这两者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不同，对于普通家庭——尤其是底层家庭——能否获得实质性的救助，其影响也大相径庭。
IL：中国已经开始逐步提高退休年龄。您认为这一变化会带来什么后果或改善，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健康方面的？
EZ： 提高退休年龄在理论上是合理的：更多的劳动力参与年限、更多的养老金缴费、更轻的抚养负担。但宏观逻辑往往掩盖了实际承担成本的人。
上海的白领和甘肃的建筑工人之间的差异清晰地说明了这一点。对于前者，多工作几年可能完全可以接受，甚至受到欢迎。但对于后者，这意味着要在身体机能已经无法维持的岁数里，继续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这项改革对健康的影响可能是深度“累退制”的，即对那些在养老体系中待遇本就最差的工人打击最大。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的养老覆盖远低于城镇职工，而这项改革并没有填补这一差距。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代际维度。青年失业在中国已经是一个政治敏感问题。当老年劳动者留任时间更长时，对初级岗位会产生一定的排挤效应。虽然就业市场并非简单的“一进一出”固定数额，但这种影响绝非为零。北京实质上是在要求已经对经济前景感到怀疑的年轻人再多等一等，让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继续留在岗位上。在青年人幻灭感已经催生出某些文化趋势的当下（注：如“躺平”等），这是一个很难传达的政治信号。北京可以称之为必要的改革，但这并不能使其变得公平。
IL：韩国的生育率全球最低，一些韩国公司开始为生育孩子的员工提供巨额奖金——其金额往往远超中国的补贴。您认为非政府层面的针对性行动（如企业行为）在中国是否有发挥空间？
EZ： 富荣集团（Booyoung）的案例是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人口故事之一。这家总部位于首尔的建筑公司为每生育一个孩子的员工发放 7.5 万美元（约合 54 万人民币），甚至追溯发放给政策出台前已组建家庭的员工。值得注意的是，自该计划开始以来，员工的生育率增加了约 60%，求职申请也翻了五倍。因此，在企业层面，这似乎是有效的。
然而，这种模式的推广面临挑战。2024 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为 0.75，全球最低，而这是政府在投入巨额资金试图逆转趋势后的结果。育儿成本主要不是现金流问题，而是时间、职业和文化问题。一次性奖金无法补偿多年的职业惩罚、持续落在女性身上的不成比例的家务负担，以及更广泛的经济不安全感。此外，企业的鼓励生育行为只能触及参与公司的雇员，这完全排除了那些经济状况最不稳定的年轻人。
尽管如此，我不认为企业方的行动无足轻重。更有趣的问题是，公司能否超越金钱，转向结构性变革：如真正的灵活性、父亲会真正使用的带薪产假、工作场所内或受资助的托育服务。我个人对职场灵活性的研究表明，工作组织方式与生育决策深度相关。中国的企业文化却反其道而行之——在“996”的背景下，家庭组建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北京是否能或是否愿意推动企业改变这种计算逻辑，是目前中国人口政策中最值得关注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
IL：您的研究经常强调政策影响的不均衡性，并深入探讨了特定群体面临的不平等。宏观的平均数据往往会掩盖性别层面或城乡差距中的真实体验。您能进一步分享不同社群是如何受到中国人口危机影响的吗？
EZ： 我的许多研究动力来自于一种挫败感，即总量统计数据平推了那些真正塑造行为的不平等现象。当你观察平均生育率或平均养老金福利时，你看到的数字几乎无法告诉你谁在真正承担人口转型的重量。这正是我在关于职场灵活性和父母福祉的研究中所尝试捕捉的：标题数字背后的分配问题。
以城乡差距为例。中国的户口制度在历史上将社会权益与出生地挂钩。即便在城市劳动力中占据巨大比例，农村户籍的流动人口在城市获得公共服务（包括子女入学）的机会仍受到严重限制。当北京推出通过城市福利系统发放的育儿补贴或托育计划时，这些政策实际上绕过了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最经济拮据的群体。
性别维度的分析则更具揭示性。中国生育率的下降不仅仅是偏好的转变或文化情绪，它反映了受过教育的女性（尤其是她们）对母亲身份实际成本的一种非常理性的计算。中国继续期望女性承担家庭和照顾劳动的主要负担，同时又让她们在生育或被认为可能生育时，立即遭受劳动力市场的歧视。“躺平”话语、生育率下降、退缩婚姻：这些是对受限现实的理性反应，而非一代人的冷漠症状。我关于职场灵活性的研究不断回到同一个发现：当工作结构让兼顾就业与母亲身份感到不可能时，女性就会做出相应的反应。任何将性别平等视为“事后补充”而非“核心机制”的人口政策都注定会失败。
IL：探讨中国青年面临的困境会非常有意义，尤其是考虑到自动化如何动摇了初级岗位的职业前景。年轻人对这种情况有何反应？
EZ： 在我为《南华早报》撰写的文章中，我提到决策者正将这视为两个独立的危机，而实际上它们是同一场危机的两面。自动化正在精准地消除制造业和常规服务业中的初级工作，而这些工作在历史上曾吸纳了没有精英学历的年轻工人，并为他们立足生活提供了支点。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的扩张产生的学位持有者远多于知识经济所能吸收的人数。其结果是一种结构性的挤压：年轻人对于现有的岗位来说“学历过剩”，但如果他们向下走一步，又会面临巨大的社会污名。学位变得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充分的。
我并不认同“文化悲观主义”的框架。我们真正面对的是“结构性悲观”：一代人在进行理性的成本效益分析后，得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答案。前几代人内化的社会契约——努力工作、获得晋升、买房、成家——已经不再能可靠地兑现。中国主要城市的房价让年轻毕业生几乎不可能拥有住房。在快速自动化的经济中，工作保障确实充满变数。年轻人做出的婚姻和生育决定直接反映了这些现实。更有趣且迫切的问题不是为什么中国青年会有这种反应，而是究竟需要什么才能改变产生这些反应的底层激励结构。这是一个困难得多的对话，我怀疑北京尚未完全准备好开启这一话题。
IL：请描述一下越来越多中国青年正在经历的这种“文化悲观主义”以及对婚姻和育儿的疏离感。要恢复中国青年的希望和目标感需要什么？
EZ： 让我们先从字面意思来理解这个框架，因为即使文化悲观主义是物质条件的下游产物，它确实会产生自己的惯性，这在政策上非常重要。当不结婚、不生子成为社会常态时，曾经推动人们组建家庭的无形社会压力就会减弱，替代方案不仅变得可以接受，甚至受到积极推崇。韩国的“4B”运动、中国的“躺平”和“摆烂”：这些不仅是个人选择，更是相互增强的文化潮流。这类观念上的转变在逆转起来确实非常缓慢，即使在物质条件改善之后也是如此。这种滞后性实际上是常被低估的人口风险之一——你可能明天就修复了房产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但仍需等待十年才能看到生育率的回升。
那么，究竟需要什么才能恢复所谓的“人口希望”？物质基础必须放在首位：住房的可负担性、劳动力市场的保障、真正的职场灵活性，以及男女之间更公平的家务分配。而那些证据表明无效的，是那种要求年轻人将母亲身份视为爱国义务的自上而下的宣传。年轻人并不天真，他们能看到国家对他们的要求与国家实际给予的回报之间的差距。这个缺口正是幻灭感的燃料，而口号无法弥补它。
IL：公众对政府扩大介入个人生活（从鼓励生育宣传到作为激励手段的集体婚礼）有何反应？这种增加的介入是否会损害机构信任，或更广泛地加剧文化上的疏离感？
EZ： 这个问题中心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历史讽刺，我认为这一点被忽视了。独生子女政策花费了四十年时间来训练中国公民，让他们理解生育决策是受国家控制和约束的。现在，北京基本上掉转了船头，要求同样的公民及其子女相信，国家对其生育生活的干预现在是仁慈且赋能的，而非限制性的。这是一项重大的合法性索求，我不确定政府是否充分估计了其在独生子女政策时代消耗了多少信用。
近年来激增的集体婚礼和鼓励生育宣传生动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当年轻人对组建家庭的实际焦虑根植于房价、职业不确定性以及女性生育后的职场惩罚时，一场国家赞助的婚礼仪式读起来不仅毫无帮助，甚至带有一丝侮辱感。它释放了一个信号，即政府将问题理解为一种“态度”问题而非“结构”问题。年轻人既不缺乏智力，也并非无法上网，他们能立刻识别出这种错位。调查研究一致显示，中国年轻一代对机构的信任度低于年长一代，而这类表演性的鼓励生育政策更有可能加深这种愤世嫉俗的情绪，而非化解它。
真正起作用的（如果还有什么起作用的话），是改变育儿物质现实的基础设施，而非围绕其进行的象征性包装。可负担且可获取的托育服务。设计的初衷是让父亲真正休假的育儿假政策，而不只是纸面政策。解决家庭组建前期成本的住房补贴，而非在顶级城市房价面前微不足道的现金奖金。这些干预措施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们直面人们的生活现状。它们不要求任何人忽视自己对处境的理性评估，而是改变了处境本身。这是一个比搞宣传活动更困难、更昂贵的工程，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政府总是习惯先抓宣传。
IL：这种幻灭感加剧了中国的人口危机，但悲观情绪未必是中国特有的。此外，随着全球各地的社会都面临着抑制生育欲望的经济或社会条件，如果包括美国在内的多个国家都出现剧烈的生育率下降，我们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EZ： 中国的案例在速度和规模上是极端的，但其背后的逻辑绝非中国独有。在城市化、高生活成本环境下的受教育人群都在得出同一个结论：生养孩子在财务和职业上，与他们想要建立的生活是不兼容的；这是一个全球性现象。目前，人口更替水平以下的低生育率已成为大多数欧洲国家、东亚以及日益增加的拉美国家的特征。美国在人口结构上保持了相对较强的韧性，部分归功于移民，但美国本土出生人口的生育率在几乎所有族群中都在大幅下降。
主要经济体同时出现人口收缩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有些影响并不像新闻标题描述的那样令人恐慌。劳动力稀缺往往会推动生产率增长，并产生工资上涨的压力。过去那种认为“人口规模直接等同于经济或军事实力”的旧地缘政治假设，正日益受到自动化的冲击。人口减少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会变得虚弱或贫穷。
但转型成本是真实存在的，不应被低估。在缴费人口基数不断缩减的情况下，维持养老金体系、老年护理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是一项真正的财政挑战，需要深思熟虑的政策选择。
更重要的问题是，社会选择如何管理人口衰退，因为这种选择揭示了他们愿意维持何种社会契约的一切信息。那些投资于自动化辅助生产力、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严肃对待移民融合的国家，可能会以相对较强的韧性渡过这一转型期。而那些以紧缩政策作为回应——削减福利并把更多无偿劳动推向家庭（尤其是推向女性）的国家，则面临着加剧底层问题的风险。低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悲观主义的产物。那些增加年轻家庭负担的政策会加剧这种悲观情绪，进而进一步抑制生育率，恶化财政状况，并导致更严重的紧缩。人口问题归根结底是社会契约问题。各国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定义本世纪下半叶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