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上个月中美元首通电话，强调要“让2026年成为中美两个大国迈向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年”。在您看来，从2月的元首通话，到特朗普可能在本月底的对华访问，再到APEC和G20峰会，这样高频的元首互动对于塑造两国关系的预期和实际议程，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达巍：毋庸置疑，元首会晤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无论是在中美关系还是国际关系的演变上，都可以观察到各国领导人——无论是中国、美国还是俄罗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力正日益凸显。我们正处在一个“领导力是关键”的时代。相较于传统讨论中领导人、官僚机构、社会群体或经济界共同塑造国际关系的模式，如今领导人的个人作用尤其重要。

在此背景下，中美两国元首会晤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别是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重要节点，确实面临着一个机遇窗口。经历了前一段时期的波折后，现在两国关系可能有一些新的机遇。而这正需要两国领导人通过见面来碰撞出可能性。

澎湃新闻：您刚才提及领导人的个人影响力越来越大。我们注意到，您在近期访美后谈到，美国国内对华存在至少四五种不同观点，而特朗普的观点相对来说是“比较有利”的。您会如何评估特朗普这种“有利观点”的可持续性？

达巍：就个人层面而言，我认为特朗普对中国并不持有特别敌视的看法。他对中国的看法相对中性，且愿意做一些“交易”。无论是对中国领导人还是对中国这一国家本身，特朗普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尊重。这些因素构成了特朗普对华看法的有利方面。

我认为，特朗普个人对华态度大概率是具有可持续性的。回顾其第一任期，他的基本立场已有所体现。然而，尽管我之前强调领导人的个人作用，但任何领导人都无法脱离其所处的环境。他的决策与影响力会受到多重因素的制约，包括团队成员、政府机构内部的立场差异，以及更宏观的国际格局演变。

因此，我们也不能将特朗普的作用简单地理解为凭个人意志能改变外部环境。比如，若他有意推动中美关系向积极方向发展，而整体大环境却指向消极，他个人的行动就会被打折扣。不过我认为，在总统任期内，特朗普大概率能对局面保持一定的控制力。

另外我想特别强调，许多举措一旦落地，后续想要推翻并不容易。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内对中国加征的关税，即便在拜登政府上台、政党轮替之后，不仅没有被撤销，反而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码。这说明环境、政策都具有相当的连续性，并不是一换人，此前的政策都会被推翻。一旦开启某个先例、打开方向，它便有可能超越具体执政者的任期，具有相当的延续性。

澎湃新闻：追问一个问题，基于刚才讨论的两个要点，一是今年中美元首可能会有的高频会晤，二是特朗普本人对华态度，您认为这些因素能否帮助两国构建一种更具延续性的关系框架？

达巍：我们预测不了未来，但是我觉得这会打开一个新的可能性。

澎湃新闻：从中国的角度出发，中国应如何在这种不确定性较高的美国国内政治环境中维护中美关系的基本稳定？

达巍：一方面，我们当然希望通过双边途径，借助高层交往与各层级互动，在经贸、两军等具体领域构建更多制度性安排，以推动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另一方面，越来越多人也认识到，中美关系的稳定不能寄望于美方的善意，亦不能依赖于运气偶然因素。中美关系想要稳定，首先应建立在中美两国，特别是中国的实力基础之上。

这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与科技创新能力的持续提升尤为关键。军事领域中国已具备相当实力。在目前的大国竞争中，若中国能够在经济和科技这两个领域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使对方认识到无法形成对华压倒性优势，只能接受共存的现实。如果建立这样一种关系，我认为中美关系会更稳定。

澎湃新闻：您去年曾探讨美国的关税政策反而让全球贸易形成了一种“WTO-1”格局。然后，随着美国越来越多的“退群”举措，有分析认为当前正呈现出“world-minus-one/世界减一”的现象，您认为这是一种暂时的过渡现象，还是会演变为“新常态”？

达巍：当前国际格局并非简单的所谓“世界减一”状态。现实情况是，世界正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分崩离析，多极化、区域化发展。这些趋势不是“世界团结一致将美国踢出去”的所谓“世界减一”状态。

事实上，美国往外退以后，世界其他主要力量之间也在经历着持续的分化与重组。各方内部既有矛盾，但新的合作契机也在同步涌现。例如，欧洲与南美、印度之间正在推进自贸协议谈判；中国与欧洲、俄罗斯与欧洲之间也有分歧。这都是一些新的形势变化，所以我认为“世界减一”并不准确。

但确实，美国政府的现行政策冲击了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导致美国和全世界有些脱钩。“减一”的说法不完全准确，因为其他方面也在裂解和重组，也是我们常说的“多极化”。

澎湃新闻：中国应如何应对？

达巍：一方面，与美国的关系需要保持稳定，维持合作；另一方面，发展与世界其他主要行为体的关系同样至关重要。这涉及到一个问题：中国应秉持何种原则，拥护何种理念来指导这些关系？简而言之，目标应是不断扩大中国的“朋友圈”，实现与各方关系的总体稳定，包括美国、欧洲、印度以及广大的全球南方国家。

但是，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面对这一客观事实，我们应当坚定地拥抱多边主义和全球化。关键在于，如何在具体的双边关系中，比如中国与欧洲、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关系中，将这些原则落到实处。以经济关系为例，若单纯遵循绝对的自由贸易原则，中国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可能导致巨大的贸易盈余，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去年的贸易顺差已达到人类历史上的峰值。

所以，怎样同其他国家构建普惠包容的全球化，以及平等有序的多极化，是我们要考虑的，在双边关系中要考虑如何再平衡。原则容易说，但在具体实践中，各方利益的协调与平衡才是确保合作关系可持续的关键。

澎湃新闻：近期包括法国、韩国、加拿大、英国、德国等国家领导人密集访华，有评论认为这是在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不确定性下的“对冲性外交”。您如何看待这股访华潮背后的战略自主与平衡选择？这一趋势对中国外交意味着什么？

达巍：这也反映出相关国家寻求多元化选择的考量。长期以来，欧洲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美国，而当前形势下，欧洲希望拓展对外关系的空间。中国的发展机遇同样能为这些国家带来合作红利。但是，无论是与德国、法国等具体国家，还是在欧盟整体层面，中国与欧洲之间存在分歧是事实。中国难以完全绕开欧盟这一整体机制，去发展与个别成员国的关系。

我认为，中欧关系理应变得更好一些。但目前主要受制于两大障碍，一是乌克兰问题，二是经贸领域的结构性矛盾。这两大问题都不是短期内能够轻易解决。

因此，欧洲国家领导人访华体现了双方改善关系的共同意愿，但高层互访本身并非终点，而是推动问题解决的重要契机。访问的成效取决于双方能否有效管控分歧、务实推进合作，这仍需持续观察与努力。

双方固然都抱有改善关系的良好愿望，但高层互访的意义在于为解决问题提供契机，而非访问本身直接带来关系提升。能否通过对话缓和、管控矛盾，将决定中欧关系的实际走向。

澎湃新闻：有观点认为，美国在国际组织的“退群潮”为中国填补全球治理创造了契机，您是否认同“真空”这一说法？中国是否应主动填补这一“真空”？

达巍：中国既不会也没有意愿去代替美国填补所谓的“真空”，更不应被期待扮演这样的角色。中国不是霸权国家，也不追求成为那种传统意义上的超级大国。中国始终将自己定位为世界主要国家之一，主张世界多极化，强调国际事务应由各国共同商量、共同参与。

中国的国力也没有达到可以单靠一己之力去填补全球治理空白的程度。世界是多极化的，应该大家一起商量着做。对于全球治理的空白、赤字，我们主张的是让联合国等现有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并通过改革使其更加适应时代需求，而不是去填补所谓美国留下的空间。

最后，针对西方舆论中出现的“中国填补真空可能会建立新霸权”的论调，我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既不符合中国的政策实际，也属于将西方传统国际关系逻辑生搬硬套到中国身上，这是不可取的。中国的发展方向是融入并完善多边体系，而非寻求霸权更替。

澎湃新闻：您认为世界对中国在2026年的外交有何具体期待？尤其是在处理与美国及其盟友关系，参与联合国、世贸组织改革等具体的多边议程上。

达巍：我想可以主要归纳为以下几个层面。第一，期待中国能够与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实现关系的稳定。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利益，更能为整个世界提供重要的确定性。

其次，在当前全球乱局下，许多国家确实期待中国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一种合理的期待，相信中国也会在全球治理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做出实质性的贡献。这既包括在具体议题上深度参与，也包括在国际事务中更加鲜明地坚持我们一贯倡导的基本原则。

现在的世界有点“礼崩乐坏”，世界秩序、原则都受到冲击。某些国家动辄对他国使用武力，危及他国领导人生命安全，这类行为严重打破国际秩序与规则。面对这种局面，需要更多国家站出来，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与国际法治。中国应当在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采取鲜明的立场。

总的来说，世界对中国外交的主要期待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希望中国能够给世界提供更多的确定性。

本文转发自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中心微信公众号

（图片来源：作者提供）

2026年才仅仅过去了三个月，特朗普政府已接连制造两起震动国际社会的重大事件：先是突袭委内瑞拉并抓捕该国总统马杜罗，随后又对伊朗发动斩首行动和军事打击。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中，特朗普计划于三月底四月初对北京进行访问，这次行程是否能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以及中美关系带来某种程度的稳定，成为外界备受关注的问题。

就此话题，我们专门采访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政治学教授、资深国际问题学者、英文期刊《中国与世界》(China and the World) 主编朱志群。朱教授从国际关系理论和现实政策两个层面，对当前中美关系的总体态势、特朗普访华可能取得的成果、台海风险以及中美之间的认知差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特朗普即将访华，这是他第二个任期中最受关注的外交举动之一。一些观察人士认为，与他第一任期以及拜登政府时期相比，目前中美关系的整体紧张程度似乎有所缓和。您是否认同这种观察？

朱志群：从整体上看，目前的中美关系确实可以说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大家都记得，前几年美国在对华政策上呈现出一种“全政府、全社会” 的对抗态势，在很多问题上还联合盟友共同对中国施压。但现在的情况与那时明显不同。

在这一点上，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政策取向发挥了很大作用。特朗普本人比较重视最高层之间的直接沟通与对话，也倾向于通过领导人之间的接触来推动一些大的交易或安排。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的中美关系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相比之下，拜登政府时期虽然也强调领导人沟通，拜登本人甚至曾表示他与中国领导人相处时间最多，但这种个人关系并没有真正转化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的机会，非常可惜。

另外，从政策运作的角度看，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蓬佩奥等对华强硬派的影响。而在第二任期中，特朗普本人在对华事务中的主导性更强，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亲自抓”中国事务，比较务实，不受意识形态制约。

第二个因素是特朗普提出的“美国优先”政策，造成国际环境的一些变化。美国在关税问题上基本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引起盟友反感和不安，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与传统盟友之间的关系。这也导致一些美国盟友开始主动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最近一段时间，包括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韩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国的领导人都纷纷访问中国，积极推动双边关系改善。从中国的角度看，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整体的国际环境，对中美关系的相对稳定产生了间接影响。

第三个因素是当前国际局势对美国外交资源形成了明显的牵制和分散。例如俄乌战争、委内瑞拉问题，以及最近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都占据了美国大量外交与战略资源。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亚太地区投入的注意力相对减少。像朝鲜问题，目前华盛顿似乎没有精力去处理，更不用说去全力对抗中国了。

综合来看，在这些因素作用下，中美关系目前处在一个相对缓和的阶段，而且这种状态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仍会持续。不过，人们不应该过于乐观，因为中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大国竞争的基本格局仍然存在。因此可以说，当前是阶段性的稳定，但深层次问题并没有消失。

如果从现实角度来看，这次元首会见中，双方需要达成哪些具体成果或默契，才可能使中美关系在未来一段时间维持目前这种相对稳定的状态？

朱志群：关于特朗普此次访问中国，我个人认为这次元首会晤的准备时间相对比较仓促，目标不是很明确，因此外界整体的期待值并不是特别高。我觉得各方确实不必抱过高的期望。当然，中美双方都希望这次访问能够取得成功，并维持当前相对稳定的关系。

如果从现实角度来看，我认为达成几个方面的共识或默契是比较重要的。

第一，在关税问题上继续保持“休战”。双方应避免进一步升级关税战，确保不再互相增加新的关税措施。因为关税战实际上对双方都没有好处，因此维持目前的暂停状态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第二，扩大经贸合作，特别是中国增加对美国产品的购买。例如农产品、飞机以及能源产品，包括石油等。最近美国方面提出希望中国减少从俄罗斯进口石油，如果条件合适，中国完全可能增加从美国进口能源。双方在稀土和高科技等“卡脖子”领域做些调整，在此基础上，双方未来可以逐步减除不必要的关税和出口限制。

第三，扩大民间交流。例如中国可以考虑给予美国公民30天免签入境，鼓励更多美国人到中国旅游、学习和交流。这实际上是一举多得：既可以活络中国经济，又增进双方民众之间的了解，同时改善彼此的社会舆论环境，还可以展现中国的自信与软实力。

此外，民间交流还包括一些制度层面的恢复。例如美国可以考虑恢复富布赖特项目等教育交流机制。另外，此前关闭的休斯敦和成都领事馆，如果能够恢复，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关闭领事馆对两国的经贸和文化社会交流都造成了损害。休斯敦和成都分别代表两国的重要内陆地区，对于经贸和社会往来都非常重要。

第四，就是台湾问题，双方需要形成一定程度的默契。美国的利益决定了它不会放弃打台湾牌，中方期盼美国反对台独并支持中国统一是不切实际的，但在对台军售以及提升美台官方关系等方面，美国可以保持一定克制，避免使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军事冲突的导火索。

与此同时，中国方面也可以采取一些降低紧张的举措。例如最近解放军在台海周边的军事活动有所减少，外媒也有相关报道。此外，中国驻中东的一些使领馆最近协助台湾游客通过上海中转返回台湾，这些都是善意的信号，有助于缓和局势。

如果在以上几个方面中美能够形成一些共识，那么我认为这次访问就可以算是成功的，也有助于未来一段时间双边关系的稳定。

您早期研究“权力转移”（power transition）理论。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上升，一些西方学者担心会出现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您认为这一理论框架是否仍然适用于解释当前的中美关系？许多分析把当前中美关系定义为“大国竞争”，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看，您认为今天的中美竞争是否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竞争形态？

朱志群：如果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看，今天的中美竞争与冷战时期的美苏竞争存在明显不同。冷战时期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军事和意识形态领域，而今天的中美竞争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方位大国竞争。它不仅涉及军事与安全，还包括经济贸易、国际秩序、发展模式、国家治理、外交与文化等多个层面。

与此同时，中美之间又存在很强的相互依赖。尽管处于高度竞争状态，在某些领域，两国仍需继续合作，例如打击毒品走私、应对气候变化、食品安全等问题。两国经济也难以完全脱钩。因此当前的中美关系是竞争与合作并存。

关于“权力转移“理论，我2005年第一本英文专著就是探讨权力转移与中美关系，比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 这个概念的出现早了好多年。 二十多年后，我认为它仍然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分析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潜在冲突的根源。但在今天的时代背景下，这一理论研究也需要与时俱进。未来二三十年，中美关系很可能是一种长期竞争、有限合作、避免冲突的状态。

与历史上的权力转移不同，今天的世界处在核武器时代，中美是可以摧毁对方的两个核大国。 核威慑是过去权力转移过程中没有的现象。 另外，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与社会连结极为紧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结构性矛盾带来的冲击。因此现在研究重点不仅仅是 “权力转移是否会导致战争”，更重要的是研究如何避免冲突、实现和平共处。冲突的根源与和平的条件也正是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最主要的两大课题。

随着中美竞争加剧，台湾问题在美国政治中的关注度明显上升。一些分析认为，台海问题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最具潜在冲突风险的议题。在您看来，未来几年台海局势最需要警惕的风险是什么？

朱志群：确实，美国一些政客和国会议员在台湾问题上的积极程度，似乎超过他们对国内事务的关注，这一点是需要警惕的。在台湾问题上，我认为未来几年最需要警惕的是误判带来的风险。

错误的判断包括，比如说美国前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曾提出所谓的“2027窗口期”，认为中国可能在2027年前后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这一说法是戴维森在2021年一次国会听证会上提出的，但实际上并没有经过充分论证，只是一家之言，然而现在不少美国政客甚至一些学者都把2027年当作是中国对台动武的“最后期限”。

台湾民进党当局也以此为由加紧并扩大对美军购。如果在这样的判断基础上制定政策，就很容易导致误判甚至擦枪走火。

实际上，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政策长期以来并没有改变，即以和平统一为目标。除非在极端情况下，否则中国并不会轻易使用武力解决问题。

目前的问题是，各方似乎都在为战争做准备，却很少认真讨论如何避免战争。美国继续根据《台湾关系法》向台湾出售武器，而两岸当局之间由于政治分歧又缺乏对话与信任，这种局面确实存在很大的风险。因此，对两岸而言，对话而不是对抗应该成为当务之急。

同时，各方都应避免使用挑衅性或侮辱性的语言刺激对方。美国方面也不应“拱火”，而应鼓励两岸之间恢复交流。单纯通过武装台湾，搞所谓的“豪猪战略”，是否真的能够带来台海和平，或是适得其反，值得认真反思。

您的研究重点之一是中国在不同阶段外交思维的变化，特别是所谓的“新外交”（New Diplomacy）的理念与实践。您如何看待中国从过去较为“反应式、意识形态色彩较强”的外交模式，逐渐转向更加主动、务实并广泛参与全球事务的大国外交？在过去十年中美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您如何评价这种外交思维转变的效果？

朱志群：关于中国外交理念的转型，我认为这是时代变化和中国自身发展带来的必然结果。

首先，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体之一，海外利益也日益扩大，包括海外投资以及在国外工作和生活的中国公民数量都大幅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过去那种相对低调、被动的、以反应为主、甚至带有较强意识形态色彩的外交方式显然已经不再适应新的形势。中国外交因此必须更加主动、更加务实。

其次，大国竞争也促使中国逐渐从过去强调“韬光养晦”的外交思路，转向更加积极主动，更强调“有所作为”。当然，当中国外交更为高调时，有些人会说“中国外交更强硬”，甚至搞“战狼外交”。但从中国的角度看，当中国面临外部压力和竞争时，采取更积极的外交回应是一种必然选择，也是对外部压力的一种必然反应。

总体来看，我认为中国外交转型是成功的。无论是中美关系、中欧关系，还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以及亚洲邻国的关系，大体上保持友好与稳定。当然，与少数国家如日本、菲律宾之间仍存在一些问题，中国需要继续努力改善这些周边关系。

同时，中国在国际形象方面仍有提升空间，要广交朋友，包括对中国有误解甚至敌视的外国人。正如王毅所说，“拳头硬不等于道理硬”。随着硬实力上升，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软实力，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展现更加自信、开放、包容的大国形象。

此外，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也可以更加鲜明，发挥更大作用。例如在俄乌战争或中东冲突等重大问题上，仅仅派特使去斡旋可能不够，可以在更高层级上发挥作用，例如通过高层对话、领导人沟通或多边高层外交努力推动停火与谈判，使外界更清楚地看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角色。

您长期在美国从事有关中国的研究和教学，并创建了巴克内尔大学中国研究所，同时也密切关注中国内部社会的发展。在您看来，目前中美之间最大的误解或认知差异是什么？如果双方希望稳定关系，最需要改变的是什么？

朱志群：关于中美之间的认知差异，大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双方确实存在一些误解。美国方面最大的认知偏差之一，是认为中国的发展目标是要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主。在这种认知下，美国很容易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式”的对抗政策，压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而中国方面的一种较为普遍的认知偏差，则是过于强调所谓 “东升西降”，这种叙事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盲目自信。中国的发展确实取得了巨大成就，有目共睹，但仍然面临不少问题，例如贫富差距、经济发展放缓、地区发展不平衡、人口老化、以及软实力不足等等，因此仍需要保持谦逊和清醒。

此外，美国社会中也有一种看法认为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没有自由的国家。但如果中国真的没有自由和创新的空间，那就很难解释中国近年来在科技和创新方面取得的突破。因此这种认知本身也需要重新审视。反过来，中国社会中也存在一种误解，认为美国社会普遍反华 、歧视华人，包括华人学者和学生。实际上，美国媒体和部分政客的负面叙事确实影响了公众舆论，美国有些政策对华也不友好，但普通美国民众中并不存在所谓“天然的反华情绪”，不少美国人惊叹中国的发展，觉得中国在基础建设等方面值得美国学习。

我认为在大国竞争过程中，扩大民间交流非常重要。所以我建议中国可以给予美国公民更长时间的免签政策，让更多美国人实地客观了解中国的发展变化。同时，中国游客到美国时，也不妨多去一些中小城市甚至乡村地区看看。大部分美国普通民众其实非常淳朴友好。只有通过更多直接的接触和交流，双方社会之间的误解才有可能逐渐减少，才能欣赏对方，和平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