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me Blog Page 20

2026年中国公众国际关系观调研:中国公众眼中的“敌、友、邻”

图片来源

“中国脉搏”(China Pulse)是由卡特中心(The Carter Center)与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联合开展的每半年一次的调查研究项目,旨在衡量中国公众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本简报包含了两部分数据:一是 2025 年 7 月 7 日至 8 月 17 日期间进行的初步调查(1,428 名受访者);二是 2025 年 10 月 27 日至 2026 年 1 月 1 日期间进行的最终调查(2,506 名受访者)。

调查显示,台湾地区是中国公众最喜爱的邻近地区,领先于俄罗斯和新加坡。除新加坡外,中国公众对调查中涉及的所有邻国均持负面看法,包括东北亚大部分国家、东南亚大陆国家、菲律宾和印度。

多数中国公众认为,中国将从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的胜利中获益。大多数人支持政府加强与莫斯科的经济合作,但反对派遣人民解放军提供军事支持。相反,在朝鲜问题上,大多数人支持继续经济合作,同时也有多数人支持继续军事合作。

调查还指出,中国公众可能支持在南海问题上与菲律宾进行领土谈判,前提是马尼拉减少与美国的军事联系,这被视为缓解紧张局势的潜在路径。此外,结果显示,若日本和韩国进一步军事化,大多数中国人支持北京增加军费开支。在这两种情况下,外交抗议也是首选应对措施之一。这表明公众对于应对亚洲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持开放态度,既接受强硬手段也接受温和手段。

核心发现

  • 公众好感度: 中国公众对台湾地区(62分)、俄罗斯(56分)和新加坡(50分)持正面评价(总分为100分)。
  • 负面评价: 在10个邻国/地区中,中国公众对其中7个持负面看法,包括泰国(38分)、韩国(35分)、越南(30分)、菲律宾(27分)、印度(25分)、本边(22分)和日本(21分)。
  • 俄乌战争利益: 43%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将从俄罗斯的胜利中获益,约四分之一的人持反对意见。
  • 对俄经济合作: 大多数中国人认为,无论俄罗斯是否受到制裁(67%),或者中俄合作是否会导致中国受制裁(59%),政府都应加强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
  • 对俄军事支持: 44%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不应派兵支持俄罗斯,仅有 28% 支持派兵。
  • 对朝支持: 56% 的受访者支持向朝鲜提供经济援助;与俄罗斯不同的是,42% 的受访者支持继续提供军事支持。
  • 南海领土让步: 中国公众愿意在领土主张上进行权衡。若马尼拉减少与美国的军事合作(43%)或终止美菲共同防御条约(43%),受访者支持通过谈判让中国在南海主张上做出让步。
  • 日韩军事化反应: 针对日本修改宪法允许进攻性军事行动以及韩国开发核武器的情景,公众最支持的应对方式是增加军费(分别为 66% 和 63%)。在韩国情景下,增加军费与外交抗议并列首选(均为 63%)。

中国公众与其邻国

自 2020 年以来,邻国对中国的好感度发生了显著变化。根据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的数据,越南对中国的净好感度从 2020 年的 -44 上升到 2024 年的 +20,俄罗斯和柬埔寨也有类似增长。尽管印度对中国的好感度在 2024 年仍为负值,但较疫情期间的最低点已明显回升。泰国对中国的好感度保持稳定,而韩国、日本以及(程度稍轻的)菲律宾则持续保持高负面评价。

除了俄罗斯,中国公众对上述大部分国家也持有负面看法。中国公众对台湾地区(62分)、俄罗斯(56分)和新加坡(50分)评价积极。这反映了中国广泛的地缘政治格局:俄罗斯作为最密切的战略伙伴,以及被视为“省份”的台湾,是仅有的受到热烈对待的地区。

相比之下,拥有紧密美军联系的国家(尤其是日本、菲律宾和韩国)在中国公众心目中排名垫底。这表明,与华盛顿的结盟是驱动中国公众产生负面情绪的重要因素。这些发现与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和卡特中心在 2024 年进行的民调趋势保持一致。

俄罗斯与朝鲜:盟友

在主要大国中,俄罗斯是中国最亲密的伙伴。继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于2022年签署“无上限合作伙伴关系”后,中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在2023年和2024年达到创纪录水平,仅2023年就超过了2,400亿美元。两国定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尽管俄罗斯和朝鲜在整体实力上较弱,但为了支持中国的战略态势,两国似乎更愿意为彼此投入重大资源。中国仍然是朝鲜最重要的经济命脉和外交保护者。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与卡特中心的民调发现,在包含十个主要大国和邻国的名单中,俄罗斯和朝鲜被列为对中国最友好的国家。同一民调显示,中国公众认为共同的安全利益是中俄和中朝关系的核心。根据清华大学国际安全与战略研究中心(CISS)的数据,2024年仅有6%的中国人认为俄罗斯应对俄乌战争负主要责任,而42%的人认为“其他第三方”(既非俄罗斯也非乌克兰)应对冲突的爆发负责。本次调查发现,43%的中国公众认为中国将从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的胜利中获益(详见附录)。

然而,中国公众对俄乌战争的看法并未完全反映出北京与莫斯科之间的“无上限合作伙伴关系”。本次调查发现,公众广泛支持与俄罗斯进行经济合作,但对军事介入战争几乎没有兴趣。绝大多数中国人支持与莫斯科加强经济合作,无论西方是否对俄实施制裁(67%赞成,11%反对)。大多数人还支持加强中俄经济合作,即使是以中国遭受经济制裁为代价(59%赞成,18%反对)。然而,尽管有制裁风险仍维持贸易似乎是中国民意支持的极限。反对向俄罗斯派兵的人数(44%)几乎是支持派兵人数(28%)的两倍。

这一模式在对朝关系中并不适用。朝鲜与俄罗斯签署的防御协议使中朝关系承压,许多西方分析人士认为,朝鲜的核计划让北京难以维持地区稳定。尽管如此,中朝关系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支持朝鲜对抗美军。这种更长久的关系反映在中国公众对朝鲜比对俄罗斯更广泛的支持上。虽然56%的中国公众赞成在经济上支持平壤(即便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实施制裁),但也有多数人支持对该国提供军事支持。

在南海问题上,美菲关系的重要性超过了对台湾统一的支持

黄岩岛(Scarborough Shoal,中国称黄岩岛)距离菲律宾最大的岛屿约120英里,一直是南海争议最激烈的地形之一。自2012年两国发生对峙以来,中国在黄岩岛内部及周边海域保持了近乎常态化的海军、海警和海上民兵存在。2016年,海牙仲裁庭作出有利于菲律宾领土主张的裁决,否定了中国将其纳入“九段线”的法律依据。中国宣布该裁决无效并拒绝承认。

十多年后,中国海警船反复在黄岩岛周围海域巡逻,并对进行例行巡逻的菲律宾船只使用水炮。2025年9月,中国宣布计划将黄岩岛划定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菲律宾警告称,此举可能进一步巩固中国在该地区的军事立足点。中国分析人士指责马尼拉奉行国际化法律和军事施压策略,深化与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的防务联系,以在外交上孤立北京。

为了衡量北京在南海的领土主张相对于台湾主张的重要性,本调查询问了中国公众是否支持政府放弃对黄岩岛的主张,以换取马尼拉支持北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即使统一涉及使用武力)。多数受访者不同意这一提议(45%),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族群表示赞成(38%)。对中国公众更具吸引力的方案是马尼拉以放弃与美国的防务联系来换取北京放弃领土主张。如果马尼拉减少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并移除能瞄准北京的导弹,43%的人同意放弃领土主张(39%反对)。如果马尼拉结束与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并转向不结盟,同样有43%的人同意放弃领土主张(37%反对)。结果显示,中国公众会接受政府割让领土的协议,但协议的条件非常高。对于许多菲律宾人来说,这将要求他们放弃那些他们认为能保护自己免受中国军事胁迫的关系。

东北亚军事化引发的军事与外交应对措施获得大致相当的支持

2025年的中日关系在一个谨慎乐观的基调中开启。自石破茂首相于2024年底上任以来,受美国不确定性的共同担忧推动,双方通过高层交往和经济合作使关系有所回暖。这些交流在2025年3月东京举行的第六次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中达到顶峰。然而,这一势头在下半年戛然而止。随着高市首相在11月发表“东京可能军事干预台湾危机”的言论,中日关系陷入深度冻结,这导致中国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取消日本音乐会和电影,并引发中国游客(约占日本游客总数的四分之一)大规模取消行程。与此同时,安全紧张局势也在升级。中国海警船在尖阁诸岛/钓鱼岛附近航行,而日本宣布在距离台湾仅110公里的与那国岛部署导弹。中日关系的恶化不太可能迅速解决,因为它根植于双方的核心利益——日本的安全野心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本次调查询问了中国公众对日本军事化的首选政策应对方式。具体而言,北京应如何应对日本增加军费开支以及部分日本政客推动修改宪法以允许进攻性军事行动。最受欢迎的反应是增加中国的军费开支(66%),其次是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62%)和发起外交抗议(62%)。禁运日本文化进口产品的支持率较低(34%),对日本发动预防性军事打击的支持率同样较低(31%)。

韩国和中国公众对彼此的喜爱度都相对较低。与本次调查中对许多中国邻国的态度一样,韩美关系似乎是决定好感度的主要因素。2016年,当首尔同意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时,中韩关系出现了负面转折。在《2026年美国国防战略》中,对韩国的角色愿景从防御平壤扩展为应对中国的地区防御伙伴。尽管如此,根据2024年的数据,中国仍是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略领先于美国。

2026年,中韩关系在贸易领域似乎有所改善,两国签署了数十份新的谅解备忘录,并在北京举办了九年来的首场韩国商品博览会。与日本的高市政府相比,韩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也较为温和。韩国的电子入境卡将台湾列为“中国(台湾)”,这一做法近期得到了政府的重申。尽管如此,在韩国,抗议中国地区影响力的集会依然常见(尤其是年轻人),北京与首尔之间的贸易协议也必须在首尔近期与美国达成的核潜艇交易之间寻求平衡。

本次调查询问了中国公众,政府应如何应对韩国与美国及其盟友日益增强的军事合作、民间的反华情绪以及对开发核武器日益增长的公众支持。与日本的情况类似,最受推崇的应对措施是增加中国的军费开支(63%)、发起外交抗议(63%)以及实施经济制裁(58%)。

结论

中国公众对邻国的看法与该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紧密对应。中国人对台湾地区和俄罗斯持好感,一方面反映了民族主义和收复领土的论调,另一方面反映了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无上限”合作伙伴关系。泰国、韩国、菲律宾、印度和日本均被视为负面,且这些国家都与美国有着密切关系。在印度的问题上,近期及历史上的领土争端也可能是影响好感度的主要因素。同样,在解释对日态度时,必须始终考虑到20世纪上半叶日本对中国实施的暴力行为。对柬埔寨的好感度是地缘政治趋势中的一个例外。金边与北京之间的“铁杆友谊”近期在中国公众眼中蒙上阴影,主要是因为从柬埔寨运营、主要针对中国公民的诈骗集团。

本次调查显示,针对日本和韩国的军事化,中国公众愿意参与进一步的地区军事化竞争,但不愿意军事干预现有的冲突。与俄罗斯的经济合作拥有广泛支持,但派遣军队支持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则不然。在中国应对日益动荡的地缘政治世界时,中国公众对军事支持俄罗斯的反对意见具有重要意义。这表明中国政府在参与外国冲突方面并未获得公众支持。然而,本次调查关于菲律宾争端的发现表明,如果结果能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地位,中国公众可能愿意做出妥协。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重复横截面设计,与一家在中国设有大型受访者库的调查公司合作开展。我们于2025年7月和8月启动了试点调查(样本量N=1,428),以优化问题措辞并验证内部逻辑。其结果被视为主要研究的初步验证。

核心发现源于第一波正式调查,该调查于2025年10月27日至2026年1月1日期间对2,506名中国成年人进行了访问。通过配额抽样,受访者的人口特征在年龄、性别及地理分布(涵盖华北、华东、西南、东北、中南和西北地区)等关键变量上与中国人口相匹配。这50个问题的问卷完成时间中位数为16.75分钟。

关于作者

翟乐楠(Nick Zeller)是卡特中心“中国焦点”项目的高级项目经理,也是英文网站《中美印象》的编辑。在加入卡特中心之前,翟乐楠曾任肯尼索州立大学历史与哲学系世界历史客座助理教授、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亚洲历史客座助理教授,并曾作为NSEP博伦学者在北京清华大学进修。他拥有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中国近代史博士学位。

雷纳德·塞克斯顿(Renard Sexton)是一位研究冲突与发展的政治学家,重点关注亚洲和拉丁美洲。他的研究结合了定量方法、实地考察和实验,并发表在顶级学术期刊、政策论坛和公共媒体上。2022年至2023年,他通过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奖学金,在美国印太司令部中国/台湾组担任高级顾问。他目前是埃默里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也是安全与冲突实验室的主任。

刘亚伟(Yawei Liu)是卡特中心中国项目的资深顾问,也是埃默里大学政治学兼职教授。作为中美关系和中国基层民主领域的专家,他是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也是亚特兰大中国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他经常受邀就中国公众舆论发表演讲,曾参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布鲁金斯学会、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及中美研究中心等机构的活动。

美国今天打的是伊朗,明天会是朝鲜吗?

0

很多人不明白特朗普为什么要发动战争打击伊朗。特朗普说目的是政权更迭。但他为什么要冒“干涉别国内政”的骂名去更迭伊朗的哈梅内伊政权?

3月12日特朗普在“真相社交”网站上发帖(见下图)称:为了“停止伊朗这个妖魔国家拥有核武器……” 其实,去年美军对伊朗核基地发动的轰炸是为了核武,今年发动的更大规模空袭仍然是为了核武。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是国际核军控体系的基石。中国于在1992年正式加入NPT时,顺理成章地以五个“合法拥核国”(中美俄英法,即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一的身份加入。伊朗于1968年签署并于1970年批准了该条约,并且是以“非核武器国家”的身份加入的。

作为非核武器缔约国,伊朗在NPT下承担了最根本的义务:承诺不制造、也不以其他任何方式获取核武器或其他核爆炸装置。

为了确保“不扩散”承诺得到履行,NPT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缔结“全面保障监督协定”。伊朗必须向IAEA全面申报其境内所有的核材料、核设施以及相关核活动。允许IAEA核查人员进入伊朗的核设施进行定期或突击检查,安装监控设备(如摄像头、封条),以核实申报的真实性。确保其和平核计划中的核材料(如浓缩铀、钚)没有被秘密挪用去制造核武器。

NPT在制约的同时,也赋予了缔约国“为了和平目的发展核能”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也是伊核问题中最大的争议点所在:伊朗主张其有权进行铀浓缩以生产核电站燃料。然而,铀浓缩技术属于“双用途”技术——低丰度(约3%-5%)可用于发电,而高丰度(90%以上)则是可制造武器的核材料。

当IAEA发现伊朗存在未申报的核活动时,国际社会对其核计划的“和平性质”产生怀疑,认为其实际行动触碰了NPT的底线。

由于标准版的NPT保障监督协定在实际操作中被认为不足以发现“秘密”的核设施,国际社会对伊朗施加了NPT框架之外的补充制约:《附加议定书》(Additional Protocol), 赋予IAEA更大的权限,允许其对未申报的地点(包括军事基地)进行更广泛、更突击的检查。伊朗曾签署并一度自愿执行,但其执行状态随地缘政治局势波动。

2015年的《伊核协议》(JCPOA, 2015年),是在NPT基础之上的“定制版”严厉制约。它不仅要求核查,还直接限制了伊朗的技术能力(例如:限制离心机的数量和型号、规定浓缩铀的丰度上限不能超过3.67%、限制浓缩铀的总库存量等)。

伊朗官方至今都坚称其核计划完全是为了和平目的(如发电、医疗同位素),并且没有退出NPT,但这与其展现出的实际行动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伊朗在极其隐蔽的情况下在纳坦兹(Natanz)与福尔多(Fordow)秘密建造了两个关键的铀浓缩工厂,直到2002年和2009年,这些设施才被情报机构和伊朗反对派曝光,伊朗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才被迫向IAEA承认。这种“被抓包才承认”的行为,严重违反了申报义务。

核电站发电通常只需要丰度在 3% 到 5% 左右的低浓缩铀。伊朗目前已经公开提炼出丰度高达 60% 的浓缩铀。在核物理学上,从60%跨越到90%(武器级)所需的时间和技术难度非常小。IAEA总干事曾明确指出,没有任何一个没有军事核计划的国家,会将铀浓缩到60%的水平。 伊朗的这一行为在民用领域完全缺乏合理性。

IAEA核查人员在伊朗几个未申报的地点(如图尔库扎巴德 (Turquzabad) 等)采集环境样本时,发现了人造铀颗粒的痕迹。多年来,伊朗一直无法或拒绝向IAEA提供关于这些核材料来源和去向的、技术上可信的解释。这直接违反了NPT要求的“全面核查”与“防止核材料挪用”的承诺。

为了反制国际制裁(尤其是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伊朗采取了逐步“盲化”IAEA的策略,拆除或关闭了IAEA安装在敏感核设施内的监控摄像头,拒绝多名经验丰富的IAEA高级核查人员入境,停止执行《附加议定书》,大幅缩减了国际社会对其核计划的可见度。

美国对伊朗的武力制裁,是在联合国体系失灵时,超级大国依靠自身实力强行维持其所定义的世界秩序的行为。这种绕开联合国的单边军事行动,无疑会引起其他大国的强烈警惕。

支持这种行为的,认为国际体系本质上是无政府状态(联合国不是世界政府),必须由一个处于霸权地位的超级大国来提供“公共产品”——包括维持秩序、惩罚破坏规则的“流氓国家”。

反对这种行为的,认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没有获得安理会的决议授权,且不能证明美国本土或其驻军面临着“迫在眉睫、别无选择”的直接武装攻击,那么这种自封为“世界警察”的爆力干预,在国际法上就被定义为非法的侵略或单边武力行为。

朝鲜是联合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唯一“退约国”,NPT对朝鲜已经没有任何直接的法律制约力。

朝鲜于1985年作为“非核武器国家”加入NPT。然而,在经历了与IAEA关于核查其隐蔽核设施的激烈冲突后,朝鲜于1993年首次宣布退约(后暂停)。2003年1月,朝鲜利用NPT第十条规定的“国家最高利益受到危害时可退约”的条款,正式宣布退出NPT,并驱逐了IAEA的核查人员。

退出NPT后,朝鲜彻底摆脱了条约第二条(不获取核武器)和第三条(接受国际核查)的制约。随后,朝鲜在2006年进行了首次核试验,并在随后的十几年里通过多次核试验和导弹试射,成为了事实上的核武装国家。

既然NPT对朝鲜失效,国际社会对朝鲜核计划的制约已经完全转移到了联合国安理会框架下。目前的制约主要依靠安理会通过的一系列严厉的国际经济和军事制裁决议,而非NPT条款本身。

美国认为伊朗和朝鲜发展和拥有核武器,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尤其是朝鲜,更是毫不掩饰地对美国进行“核讹诈”。

在朝鲜看来,只有拥有了能够毁灭美国城市的实际能力,才能获得真正的不对称对等地位。朝鲜对美国的核讹诈,已经从早期的“政治姿态”演变成了如今具备高度实战化背景的战略强制。

朝鲜近年来不遗余力地突破了打击美国本土的物理限制,从“火星-15”到庞大的“火星-17”,再到最新的固体燃料洲际导弹“火星-18”,朝鲜已经向华盛顿证明,其导弹射程(超过1.3万公里)足以覆盖美国本土全境,包括华盛顿、纽约和洛杉矶。尤其是向固体燃料的过渡,意味着朝鲜发射洲际导弹所需的准备时间大幅缩短(从几小时缩短到十几分钟),这让美军的卫星极难提前预警并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

朝鲜通过展示能够携带核弹头突防美国反导系统的能力,向美国决策层和民众提出了这个经典的冷战式灵魂拷问:“你愿意用西雅图换平壤吗?”

朝鲜的目的是在美国和其盟友(韩国、日本)之间制造信任危机。如果美国总统为了避免本土城市遭到核报复,而在危机时刻放弃出兵保护韩国,那么美韩同盟就会不攻自破。朝鲜的终极目标是将美军驻军彻底赶出朝鲜半岛。

朝鲜深谙美国国内政治的运作规律,经常将核试验或洲际导弹试射作为一种“暴力沟通方式”:当美国政府将战略重心转移(例如转向中东或大国博弈),忽视了朝鲜时,朝鲜就会通过发射越过日本上空的导弹或试射ICBM,强行把自己拉回美国总统的办公桌前。

朝鲜通过不断提高危机的烈度(例如2017年的“火星”系列密集试射),迫使美国政府(如当时的特朗普政府)从“极限施压”转向最高级别的元首外交。这证明了核讹诈在促使超级大国让步方面是极其有效的。

这次美国发动了针对伊朗的大规模轰炸,核心目标就是伊朗的核武器和导弹基地,对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许最坐立不安的是金正恩。

在美伊冲突全面升级、美国调动全球军事资源的背景下,金正恩亲自指导了朝鲜海军最新型战舰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金正恩借机重申,要将战术核打击能力投入到“实际战争”的部署中。

在平壤看来,伊朗正是因为一直停留在“核门槛”上而没有实际拥有核弹,才会遭到美国和以色列如此无所顾忌的军事打击。中东的战火进一步证实了朝鲜将其核武库定性为“政权终极生存保障”的逻辑,彻底堵死了美国试图通过施压迫使朝鲜“去核化”的任何可能性。

在2月28日美国对伊朗发动突然袭击之前,很多专家学者都做出了美国“不想打、不敢打”的错误判断,他们都被打脸了。面对朝鲜日益升级的核讹诈,美国是否也会来一个突然袭击呢?也许美国“想打、但不敢打”,因为朝鲜有中国做后盾。但不要忘记:中国也反对朝鲜拥核,“半岛无核”同样对中国有利。

为什么伊朗被打得如此狼狈还能继续抵抗

0

–最新分析:美伊战场的战况和战术

美军入侵伊朗后的战场形势,虽然波及政治、经济和整个国际社会,但战场上的军事形势仍然处于影响全局的主导地位。

在这场被美军称为“史诗狂怒”的持续打击下,伊朗的正规国防军在常规作战层面上已经基本被打垮或瘫痪,而目前维持对美以联军及周边地区反击的主力,几乎全部依赖于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

在美以联军的“防空压制”(SEAD)和“防空摧毁”(DEAD)行动中,伊朗的常规空军基地是首轮打击的重点。美军使用了大量携带钻地弹头和反跑道集束炸弹的精确制导武器,对伊朗10个主要战术空军基地的起降跑道进行了密集的“切断式”轰炸。即使有战机完好,也无法滑行起飞。停放在露天停机坪、简易机库内的老旧战机(如F-4“幽灵”、F-5、苏-24等),以及16架被“圣城旅”用于运输武器和资金的军用运输机,均在首轮精确打击中被摧毁。

即使部分跑道被紧急抢修,伊朗空军也面临着残酷的现实:他们面临的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第五代隐形战机(F-22、F-35)集群。在美军E-3预警机(AWACS)和太空卫星的凝视下,伊朗空军的主力(如老旧的F-14“雄猫”、米格-29,甚至是新引进的少量苏-35战机)一旦启动发动机升空,就会立刻被美军锁定。

伊朗的正规海军也已经彻底丧失了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进行海战或舰队护航的能力。水面以上的大型舰艇已基本被“清零”。

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咽喉的阿巴斯港(Bandar Abbas)海军基地(也是其第一海防区司令部)和远洋舰队母港恰巴哈尔港(Chabahar)遭到多轮B-1B轰炸机和隐形战机的饱和打击。军港内的干船坞、起重机、弹药库和指挥大楼被彻底夷为平地。

伊朗引以为傲的国产“莫杰”级(Moudge)驱逐舰/护卫舰(如“贾马兰”号、“萨汉德”号等),在开战初期即遭到美军F/A-18E/F战机发射的AGM-158C(LRASM)隐身反舰导弹的重点“照顾”。绝大多数主力水面舰艇在港口内或刚驶出锚地便被击沉,几乎没有机会发射防空导弹进行有效拦截。

伊朗海军从俄罗斯引进的“基洛”级(Kilo)常规动力潜艇,由于体型较大(排水量超3000吨),且波斯湾周边水深较浅,极易被美军P-8A“波塞冬”反潜巡逻机和海底声纳阵列锁定。据评估,现役的3艘“基洛”级已有至少两艘在军港内被炸毁,或在试图潜入深水区时被美军核潜艇猎杀。

为了切断伊朗向也门胡塞武装等海外代理人输送武器的海上通道,美军清除了伊朗的“准军事”海上资产。伊朗近年来将多艘巨型油轮改装成了“海上远征基地舰”(如排水量超10万吨的“莫克兰”号,可起降多架直升机、发射无人机并作为特种部队母船)。由于其雷达截面积(RCS)极其庞大且航速缓慢,在冲突爆发的最初几个小时内,就在阿曼湾海域被美军弗吉尼亚级核潜艇发射的重型鱼雷击沉。

相比之下,革命卫队从建军之初,其假想敌就是拥有压倒性优势的美军。因此,他们的整个作战体系都是围绕“在极端火力劣势下如何生存并实施报复”来设计的。

在伊朗,真正具有战略威慑力的武器并不在正规军手里。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部队全部隶属于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IRGC-AF);而负责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水雷战、无人艇袭击和快艇狼群战术的,也是革命卫队海军(IRGCN)。革命卫队的资产高度隐蔽化、地下化、机动化。即使在开战首日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阵亡、高层指挥枢纽遭到严重物理摧毁的情况下,革命卫队基层的各个地下发射阵地依然能依靠预设的防卫授权和备份通信,各自为战,持续向外部署火力。

在最高领袖阵亡、德黑兰指挥中枢被严重摧毁的极端“斩首”打击下,任何常规军队都会迅速陷入混乱和瘫痪。但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能够继续维持运转并实施反击,是因为他们早在多年前就为这种“末日场景”量身定制了一套高度去中心化的指挥体系。

这套体系的核心逻辑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维度:

早在两伊战争之后,特别是吸取了2003年美军迅速摧毁伊拉克萨达姆政权指挥链的教训,革命卫队就提出了“马赛克防御”战略。伊朗全国被划分为数十个相对独立的防区(就像马赛克的碎片)。每个省的革命卫队指挥官不仅拥有自己的兵力、弹药库,甚至有独立的后勤和财政来源。在这种设计下,即使德黑兰的“大脑”(最高领袖和总指挥部)被摧毁,各个省份和防区的“神经节点”依然可以作为独立的作战单元继续战斗,美军无法通过摧毁一个中心来瘫痪全局。

在美军强大的电子战(EW)压制下,革命卫队深知战时通信必然会被切断。因此,他们采用了类似“任务式指挥”(Mission Command)的极端版本。深埋在“导弹城市”和霍尔木兹海峡沿岸洞库中的指挥官,在战前就已经拿到了预设的“目标清单”和“开火条件”。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无法与德黑兰高级指挥部取得加密联络(即确认指挥链已断裂),前线指挥官无需等待上级命令,即可根据战前授权,自动解锁武器并向预定目标(如美军驻科威特、卡塔尔的基地,或海上的高价值商船)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虽然地面的无线电天线、雷达和卫星通信设备被美军炸毁,但革命卫队拥有极其隐蔽的备用通信手段。革命卫队耗费巨资在全国山体和地下铺设了坚固的军用光纤网络,连接各个主要地下基地。只要山体不被彻底炸透,这些有线通信就很难被美军的电子战机群监听或干扰。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他们会回归最原始但也最可靠的方式——利用摩托车手或便衣信使在地下隧道或崎岖山区传递加密的物理指令(U盘或纸质命令),完全避开美军的电磁侦察。

伊朗的权力结构具有极强的韧性(resilience)。即使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阵亡,专家会议(Assembly of Experts)和革命卫队高层内部早已设定了明确的紧急继任者序列和危机管理委员会。幸存的革命卫队高级将领会迅速转移到位于扎格罗斯山脉深处、能抵御核打击的最核心地下指挥所(“影子指挥部”),通过残存的地下光缆,继续统筹大方向上的战略,特别是协调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拉克民兵等“抵抗之弧”代理人的外围策应行动。

总结来说,美军摧毁了革命卫队的“头脑”,但革命卫队依靠其去中心化的“神经节”和预先植入的“肌肉记忆”,依然在凭本能进行着剧烈的反击痉挛。

伊朗革命卫队发展了一套极具针对性的“快打快撤”与“盲盒式”发射体系:

早期的液体燃料导弹(如“流星”系列)需要在发射前加注燃料,耗时数小时,极易被美军红外卫星发现并摧毁。如今,伊朗的反击主力(如“法塔赫”系列、“海巴尔·谢坎”以及高超音速导弹)全部采用固体燃料,平时就已封装完毕,拉出来就能打。

导弹发射车在地下隧道内完成目标参数装订和起竖准备。隧道尽头是伪装成山体岩石的重型液压防爆门。接到指令后,防爆门滑开,发射车驶出洞口(或直接在洞口的垂直发射井内),在不到5分钟的时间内点火发射。导弹升空的同时,发射车迅速倒车退回隧道,防爆门关闭。

为了突破美军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网,伊朗不会逐枚发射,而是通过地下通信网络协调多个不同山头的“导弹城市”,在同一时间打开十几个伪装出口,进行齐射(salvo),让美军的拦截系统在瞬间过载。

美军战机常在空中盘旋,需寻找这些稍纵即逝的发射车。伊朗的应对手段是:在真正的发射口附近,部署大量的发热装置或点燃特定化学燃料,模拟导弹发动机启动的红外特征,诱骗美军战机投下昂贵的精确制导炸弹。在广袤的山区建造数以百计的假发射井罩,迫使美军的情报、监视与侦察(ISR)系统消耗极大的算力去甄别真伪。

对美军而言,打击这种目标被称为时间敏感目标打击。从发现地洞打开,到确认目标、分配战机、投下炸弹,整个“杀伤链”必须在发射车暴露的短短几分钟内完成,这在实战中极其困难,也是为什么美军虽然掌握绝对制空权,却始终无法彻底拔除伊朗导弹威胁的根本原因。

为了破解这种“地下盲盒”,美军现在越来越依赖将人工智能(AI)接入天基卫星星座和无人机群,利用机器视觉进行毫秒级的目标甄别和预测分析。

尽管革命卫队的顽强抵抗令美军十分头痛,但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CENTCOM)和多家军事智库的数据,自2月底冲突爆发以来,伊朗革命卫队的火力规模出现了“断崖式”下降:

在冲突爆发的首日(2月28日),伊朗发射了400多枚弹道导弹,但到了3月上旬,单日发射量已降至50枚以下,降幅达到80%至90%。无人机的单日发射规模同样大幅缩水(降幅超过70%)。美国国防部甚至评估认为,经过连日的打击,伊朗的总体导弹发射能力已被严重削弱。

导致数量递减的核心原因在于发射平台与基础设施被摧毁。据评估,已有数百个伊朗导弹机动发射车被摧毁或瘫痪,导致其硬性“发射能力”严重受限。

在冲突的最初几天,伊朗高强度发射了数千架无人机和上千枚弹道导弹。这种消耗速度远超其在长期制裁下的军工产能(此前预估月产仅数百枚),其高超音速导弹和中程弹道导弹的战略库存面临枯竭风险。面对可能长期化的战争,伊朗军方可能在主动“节流”。目前的战术已从初期的“大规模饱和攻击”转变为“增加攻击频次、但减少单次发射数量”,以维持长期的施压能力,并将剩余库存保留给关键阵线。

尽管正面空袭的火力在递减,但冲突正在向更复杂的多领域延伸。例如,伊朗正在增加对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航运、美军基地以及能源设施的非对称打击(如海上布雷等)。

在大型水面舰艇被摧毁殆尽的情况下,伊朗革命卫队依然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高度隐蔽、低成本且极具破坏力的非对称手段,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事实上的封锁:

隐蔽的水雷战(最致命的封锁工具)是穷人的原子弹,也是封锁狭窄海峡最具性价比的武器。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仅39公里,适合通航的深水航道只有几公里宽。伊朗不需要大型军舰来布雷。他们可以利用改装的传统木制单桅帆船、小型快艇甚至商船,在夜间或视线不佳时秘密投放。除了触摸雷,伊朗还拥有大量声磁复合引水雷和沉底雷。只要在主航道布设少量水雷,甚至只是宣布已经布雷,就足以让全球海上保险费率飙升至天价,迫使绝大多数商业航运公司主动停航。

传统水雷最大的弊端是“六亲不认”,容易误伤友军或民用船只。现代的智能水雷不仅可以遥控,还配备了复合传感器(声学、磁性、水压、电磁甚至地震波),其内置的人工智能算法可以实时分析这些多维数据,并与数据库中的舰船“特征声纹”进行比对。它可以精确区分出航空母舰、扫雷舰、常规潜艇或普通商船,并严格按照预设逻辑,仅对特定高价值目标发起攻击。

伊朗目前就有多种“智能水雷”,这也许是目前中国运油船还能特许通过海峡的技术原因,虽然数量不多。有些船企图冒充中方船只通过海峡。

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北岸及格什姆岛(Qeshm)等岛屿拥有极其复杂的多山地形。革命卫队将大量反舰巡航导弹(如“努尔”、“卡德尔”系列)安装在伪装的商用卡车上,隐蔽在海岸线密布的地下隧道和山洞工事中。当发现美军舰艇或高价值商船时,导弹车驶出洞库,发射后在几分钟内迅速撤回地下。美军的空中优势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肃清这些高度机动的陆基发射平台。

吸收了胡塞武装在红海的实战经验,伊朗在战损后将更加依赖无人系统:装载数百公斤高爆炸药的半潜式或隐身设计无人快艇。它们体积小、干舷低,很难被军舰的传统雷达在远距离发现。结合空中的“见证者”(Shahed)系列自杀式无人机,对单一目标(如落单的商船或美军护航驱逐舰)进行多方向、多批次的饱和式“自杀冲锋”,以消耗美军舰艇的防空弹药(如“标准”或“海麻雀”导弹),并在弹药耗尽后予以击沉。

波斯湾水深较浅(平均深度约50米),且海底地形复杂、水文噪音极大,这让美军先进的核潜艇和反潜声纳面临“龙游浅水”的困境。伊朗拥有数十艘排水量仅100多吨的微型潜艇。它们极难被声纳探测,可以长时间潜伏在海峡咽喉处,对过往船只发射重型鱼雷,或执行特种布雷任务。

革命卫队擅长将军事行动隐藏在民用活动之中。利用成百上千艘挂着民用舷号的玻璃钢快艇(FAC/FIAC),装备重机枪、火箭筒(RPG)和轻型反舰导弹。平时伪装成渔船或走私船,战时则可以迅速集结,对过境的油轮实施袭扰、登船扣押或直接攻击。

伊朗的非对称封锁逻辑并不是“在海上击败美军”,而是“制造不可控的风险”。 只要让波斯湾变成一个随时可能挨炸的雷区,全球能源供应链就会因为恐慌和天价运费而自行切断。

尽管美军在隐形战机、防区外打击和核潜艇等“高大上”的常规军事领域拥有压倒性优势,但面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非对称封锁,美军确实暴露出了一系列难以在短期内弥补的软肋。

极其糟糕的“成本交换比”是美军目前最头疼的账本。海峡封锁战本质上是一场消耗战。

伊朗发射一架“见证者-136”自杀式无人机成本不到2万美元,布设一枚老式触发水雷甚至只需几千美元。反观美军,一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发射一枚“标准-2”(SM-2)防空导弹的成本约为200万美元,如果是更先进的“标准-6”(SM-6)则高达400万美元以上。

如果伊朗持续释放廉价的无人机蜂群和微型快艇,美军不仅在经济上“大出血”,其驱逐舰垂直发射系统(VLS)内的防空弹药也会在几天内被打光。一旦弹药耗尽,造价数十亿美元的军舰就只能被迫撤离,从而失去对海峡的控制。

在美军的建军思路上,“航母打击群”和“核潜艇”历来是预算的大头,而扫雷/猎雷能力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美军目前专门执行扫雷任务的“复仇者”级(Avenger-class)扫雷舰大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服役的老舰,不仅设备老化,且数量严重不足(在中东仅部署了极少数)。原本被寄予厚望、用来替代老旧扫雷舰的濒海战斗舰(LCS)扫雷模块,在研发和测试中屡遭失败,导致美军在面对伊朗密集的智能水雷时,缺乏快速、安全的航道清理手段。清理一条几十公里的雷区,可能需要耗费数周甚至数月,在此期间海峡等于实质性瘫痪。

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仅39公里,适合大型油轮和军舰通航的深水航道更是只有几公里宽。美军十万吨级的核动力航母和大型两栖攻击舰在这种狭窄海域极易成为活靶子。它们庞大的身躯无法进行大范围的规避机动。

伊朗隐藏在海岸线山洞里的陆基反舰导弹(如“波斯湾”反舰弹道导弹),距离海峡主航道往往只有几十公里。导弹发射后留给美军神盾舰雷达的预警和反应时间通常只有不到两分钟。

伊朗其实不需要在军事上“全歼”美军第五舰队,也不需要炸沉所有的商船,他们只需要制造足够的恐慌。只要伊朗成功用无人艇或水雷炸伤一两艘巨型油轮,全球著名的海运保险机构(如伦敦劳合社)就会瞬间将该海域的战争险费率提升到天文数字,甚至直接拒保。

没有任何一家商业航运公司会冒着整船全损、人员伤亡且没有保险的风险强闯海峡。一旦商船主动停航,伊朗的战略目的——切断全球20%以上的原油供应、引爆全球经济危机——就已经实现了。美军纵使有千军万马,也无法逼迫民用商船驶入雷区。

美军的软肋在于:它必须做到100%的完美防御(拦截所有导弹、扫除所有水雷)才能保住海峡通航;而伊朗只需要做到1%的成功(漏网一架无人机或一枚水雷击中油轮),就能实质性完成封锁。

威慑不会在台湾海峡失效,而是会被规避

0

编者注:随着美国在中东展开军事行动,台湾安全与两岸突发冲突的风险再次成为公共讨论的焦点。相关讨论也不断提出两个关键问题:一旦突发事件发生,局势将如何演变?现有威慑战略能否继续奏效?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中美印象”网站(zmyx.net)特约编辑 Emerson Tsui 选取本篇安全分析文章,从一位美国国家安全实践者的视角,呈现关于中国在两岸博弈中运用“反威慑战略”的最新讨论。本文发表于 2026 年 2 月 9 日美国在线安全刊物《War on the Rocks》,作者为美国空军大学助理教授 J. William DeMarco。DeMarco 曾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并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在美国空军服役期间,他曾五次担任指挥职务,军衔为上校。请点击【此处】访问原文。点击文中下划线即可访问原文内超链接。

2025年12月29日,台湾国防部报告了近年来解放军在台海周边最为密集的一次单日军事活动。超过一百架次解放军军机在台岛周边活动,这不仅是军事示威,更是在持续压缩台湾的防御空间。其中有90架次越过台海中线,实质性削弱了这一维系数十年稳定的非正式边界。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空中力量还伴随着13艘解放军军舰,以及来自中国海警与海事安全局的14艘官方船只

事态升级并未止于围岛行动。12月30日,解放军从福建发射27枚火箭弹,其中10枚落入台湾西南方向海域,直接进入24海里毗连区。

这一前所未有的行动表明,北京可以利用成本低廉的火箭弹——而非昂贵的弹道导弹——对包括高雄在内的重要港口构成威胁。当中国驱逐舰指控台湾护卫舰“班超号”对其锁定火控雷达时,紧张局势达到顶点。双方既未开火,也未宣布正式危机。然而在数小时内,升级的机制已清晰可见。

这种刻意控制在公开冲突门槛之下的高强度军事活动模式,在台湾海峡已愈发常见。但与此同时,这一模式也常常被误解。

近年来,中国围绕台湾的军事行动常被解读为“武统”的预演。实弹演习、导弹发射、海空合围以及两栖登陆信号,表面上似乎印证了外界对于跨海峡战争迫在眉睫的长期担忧。这种解读并非毫无根据,但却并不完整。问题在于,人们容易将军事实力的展示误认为北京实现胜利的真正逻辑。

正如阅兵、航行自由行动以及其他引人注目的力量展示一样,大规模军事演习往往容易被误认为战略本身。它们看起来充满决定性。但在许多现代力量展示中,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这些行动展示了什么,而在于它们试图产生什么效果。倘若这些行动的重点并不在于演练如何夺取台湾,而是在于如何在战争爆发之前,使台湾及其潜在支援者陷入行动瘫痪呢?

从这一视角来看,中国近期的行动似乎体现出一种不同的“成功逻辑”。这种逻辑并不依赖决定性战役或领土征服,而是依赖持续压力、战略模糊以及时间拖延。与通过毁灭性打击取得胜利不同,北京越来越强调通过制造“瘫痪”来实现政治目标——拖慢决策过程、分化盟友关系,并重新塑造各方对于风险与不可避免性的认知。这种方法并未否定威慑理论,而是在利用其盲点。

这种逻辑在强制理论中并不陌生。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曾指出,强制战略通过讨价还价、风险操控以及“让事情带有不确定性”的威胁发挥作用。所谓“瘫痪战略”的独特之处在于,这种风险不仅被展示出来,而且被转移到市场、保险机构以及盟友政治体系之中。同样,丹尼尔·拜曼和马修·瓦克斯曼指出,强制战略的成败往往并不取决于战场力量对比,而取决于不确定性、国内政治约束以及联盟政治如何影响决策过程。在台湾海峡,这种“瘫痪逻辑”正是通过不断拉长时间,使克制逐渐成为一种自我强化的选择。

这种叙事逻辑也在中国领导人的新年贺词中得到强化。该讲话发表于最新一轮军事演习结束之后。在讲话中,中国领导人将台湾统一描述为“不可阻挡”,并将其呈现为一种历史必然,而非取决于政治选择的结果。这种时间顺序本身具有重要意义。当“历史必然”的叙事紧随军事包围演示之后出现时,其传递的信息不仅仅是决心,更是在暗示其他选项正在被逐渐关闭。其目的在于在中国国内、台湾社会以及外部行为体之间塑造一种预期:哪些结果应被视为自然与理性的选择,而哪些抵抗则显得徒劳无功。

从北京的视角来看,这种做法既非史无前例,也并非偶然。其逻辑根植于现代中国战略思想,尤其是毛泽东持久战理论。该理论将时间、耐力和政治凝聚力视为决定性变量。毛泽东强调通过逐步消耗对手意志来赢得战略优势,而非追求迅速的战场决胜。他将冲突视为一个塑造政治、心理与组织条件的过程,使对手的抵抗逐渐变得难以为继。真正重要的并非战斗本身,而是决策得以形成、受限并最终被排除的战略环境。这种逻辑随后被制度化并纳入中国军事理论之中。在这一框架下,胁迫越来越被视为一种在战争门槛以下塑造政治结果的工具。当代中国军事研究明确讨论了海上拒止、空域控制和经济施压等手段,作为在不立即引发大规模军事干预的情况下测试对手决心并改变其决策计算的工具。

然而,西方——包括日本澳大利亚——在台湾海峡问题上的威慑思维仍然高度以入侵情景为中心。战略辩论的核心问题始终是:中国能否在美国及其盟友实施有效干预之前,成功发动并维持一场大规模两栖登陆。从军力部署到武器采购,“拒止式威慑”基本围绕阻止或击败这种入侵展开。台湾强调不对称防御、机动火力、空海拒止以及具有韧性的指挥控制体系(C2),正体现了这一逻辑;美国不断演进的作战概念同样旨在使跨海峡登陆行动更加困难。

近期发表于 《岩石上的战争》 的分析指出,台海威慑体系正出现不断扩大的“威慑缺口”,其原因在于各方对风险、决心以及升级动机的认知日益分化。“瘫痪战略”框架进一步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威慑并非通过突破红线而被瓦解,而是通过利用联盟在判断红线是否已被突破时所需的时间而被绕过。

对拒止能力和不对称防御的投入是严肃且必要的,但以入侵为中心的威慑模式隐含着一个关键假设:如果战争爆发,它将以一种可识别的形式出现。这一假设认为战争将表现为清晰的阈值突破,从而触发统一的政治反应与快速军事行动,并假定战场结果是迫使政治决策发生变化的主要机制。然而,中国近期的演习似乎表明了一种不同的战略思路。

所谓“强制性隔离”(coercive quarantine)的战略效果,并不依赖于实际拦截船只,而是利用时间、风险承受能力以及决策速度上的不对称。北京无需阻止每一艘船只航行,只需将干扰的概率提高到足以使保险公司、航运企业和港口运营商认为该航线在商业上不再稳定即可。这一过程具有明显的累积性。中国首先以执法为由宣布临时检查区或排除措施,随后通过海警巡逻、选择性延误以及高度可见的执法事件进行不均衡执行。这些事件可能引发保险重新评估、保费上涨以及航线改道。随着航运放缓,台湾本就有限的能源储备——尤其是液化天然气——将迅速转化为以“天”而非“周”为单位的政治时间表。工业运转受阻、电网承压,一个海事问题很快可能演变为国内政治与治理危机。与此同时,盟国政府面临着一个更为缓慢的决策困境:是否实施护航、进行反隔离行动,还是在磋商过程中接受这种模糊局面。在市场反应速度与联盟决策速度之间的时间差中,“瘫痪”逐渐形成。在这种情境下,台湾的失败并不表现为被军事占领,而是随着经济压力不断增加,在外部支持迟缓、存在争议或附带条件的现实下被迫做出政治妥协。

从这一角度看,这些演习最引人注目的并非规模,而是性质。演习并未仅仅聚焦两栖登陆,而是强调包围、类似封锁的机动、导弹威慑展示以及海军、空军、火箭军和海警力量的协同运用。执法船只 (law enforcement vessles) 的显著参与并非偶然,而是表明战略重点正从传统的军事征服转向隔离式胁迫战略的演练。

封锁(blockade)与隔离(quarantine)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却常常被忽视。封锁在国际法上被视为战争行为,允许封锁方攻击违反封锁的船只,同时也触发中立法规则,迫使第三方明确自身立场。而隔离则运作于灰色地带。北京并不将其描述为军事行动,而是将其框定为由中国海警主导的国内执法活动,用以检查其所声称管辖水域内的船只是否存在违禁品或安全违规行为。这种以海警执法与选择性检查为核心的隔离机制极难应对,因为它模糊了军事与民事权力之间的界线,同时又具有法律上的可逆性。这既增加了集体回应的复杂性,也为胁迫压力逐步累积争取了时间。

这种法律模糊性本身就是一种战略工具。隔离措施可以随时收紧或放松,而不会像战争那样陷入“胜负”的二元困境。更重要的是,它将升级责任转移到美国一方。如果美国海军驱逐舰试图阻止中国海警检查商船,那么从法律上看,华盛顿反而可能被视为干涉中国国内执法并率先开火。北京正是希望利用这种犹豫。尽管其操作机制是法律模糊性,而其真正目标则是台湾能源安全的结构性脆弱性。台湾约98%的能源依赖进口,而其对液化天然气的依赖尤为关键。与可以储存数月的煤炭不同,液化天然气会自然蒸发,需要持续补充。目前估计台湾的有效液化天然气储备仅约11天。

当然,这一情景也存在两个重要限定条件。首先,台湾并非被动应对,而是通过扩大储备、分散供应线路以及制定应急方案来降低风险。其次,即便是有限的隔离行动也会给北京带来外交压力、经济扰动以及升级风险。但这些条件并不会消除脆弱性,反而进一步说明了胁迫战略的逻辑。瘫痪战略并不要求结果具有必然性,它只需要不确定性积累的速度快于政治共识形成的速度。胁迫行动也不必做到完全封锁,只需将风险认知提高到足以扰乱市场即可。如果保险费用飙升、航线被认定为不稳定,商业油轮即使未遭拦截也可能选择避开航线。在这种情况下,瘫痪并非始于能源耗尽,而是始于市场判断该航线不再可行。

现代中国军事理论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以压力取代直接碰撞”的偏好。几十年来,解放军一直强调“三种战术”:舆论战、心理战和法律战,通过协调运用信息塑造、心理施压与法律框架来影响战略环境。其目的并非狭义上的说服,而是逐步压缩对手所感知的选择空间。法律模糊性使阈值变得难以界定;心理压力——例如演习期间取消近900架航班——放大了孤立与不确定性的恐惧;公共叙事则将政治结果描绘为历史必然。三者共同作用,旨在在动用决定性军事力量之前就逐步耗尽对手的决策能力。

然而,对北京而言,“瘫痪战略”并非没有自身的结构性风险。保护台湾的“硅盾”同样在某种程度上约束着中国。一旦隔离行动导致台湾电网瘫痪,依赖台湾半导体供应的中国经济也将受到冲击,甚至可能引发中国制造业的严重收缩。此外,隔离行动本身也具有天然的“渗漏性”。如果台湾拒绝屈服,或美国与日本组织护航船队突破封锁,中国将面临一个危险的二元选择:要么后撤并承受政治羞辱,要么对外国船只开火,从而引发其本希望避免的战争。批评者正确指出,全面经济封锁将给中国带来沉重代价,并可能迅速升级为军事冲突。但这种批评主要针对公开、全面的封锁行为,而非旨在通过渐进式隔离制造商业停摆、却不正式宣战的灰色地带行动。

由此产生的是一种以“延迟本身成为决定性因素”的胜利理论。在这一框架下,“瘫痪战略”并非简单的犹豫,而是在不确定条件下对政治决策过程进行系统性放缓与分化。它表现为长期争论却无法形成决断,释放信号却缺乏承诺,以及不断推迟行动,寄希望于局势自行明朗。

因此,“瘫痪战略”并不是一种单独的战术,也不是新的作战领域,而是成功胁迫的结果。在这种情境中,战略环境本身被重新塑造,使得决定性行动在政治、经济或道义层面上随着时间推移变得越来越困难。胜利并非来自震撼性的军事行动,而是通过改变决策者对“何为可能、何为合法、何为值得冒险”的认知。以瘫痪战略为核心的战略并不追求立即迫使对手屈服,而是通过拉长时间,使压力的累积速度快于政治共识的形成速度。

应对这一挑战并不意味着放弃威慑,而是需要重新调整威慑,使其能够反映胁迫行动的真实运作方式。如果瘫痪是预期结果,那么威慑就必须不仅针对灾难性的军事行动,也针对那些通过累积压力、拖延决策并利用模糊性的灰色地带行为。韧性与拒止仍然必要,但仅靠它们并不足够。

在这一框架下,“预先对齐”(anticipatory alignment)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应仅仅意味着磋商或表达共同关切,而应包含针对特定灰色地带胁迫行为的预先约定应对措施。例如,如果中国以安全检查或执法为名宣布实施海上隔离或检查区,盟国的反应不应在事件发生后临时协调,而应事先明确授权、具备法律依据并自动启动——包括协调护航行动以及同步提供经济与保险保障,以确保延迟本身无法被武器化。

这种预先承诺并非没有代价。自动化回应机制会限制政治决策的灵活性,并可能暴露联盟内部在风险与升级问题上的分歧。但这些成本正是问题本身的一部分:一种以延迟取胜的战略,只有通过减少胁迫者可利用的时间空间才能被有效反制。

这一转变也反映出瘫痪框架更深层的含义:威慑不仅必须针对行动,也必须针对犹豫本身。如果模糊性和拖延是胁迫的主要工具,那么缩小长期不确定性的空间本身就成为一项战略目标。关键问题不再只是“什么会引发升级”,而是“什么能够阻止拖延”。

因此,美国及其盟友面临的真正问题并不仅仅是能否在战争爆发时击败一次入侵,而是能否避免一种更缓慢的失败——一种犹豫成为习惯、模糊成为庇护、拖延成为命运的失败。在这样的较量中,没有爆发战斗并不一定意味着成功,反而可能意味着瘫痪战略已经开始。

备注:本文所讨论的“quarantine”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全面封锁(blockade),而更接近近年来中国在灰色地带行动中所展示的“执法型封控”概念,即以海警或执法机构为主体,通过法律与行政框架实施对海空活动的限制。这一概念近年来在解放军与中国海警相关研究中逐渐出现。

特朗普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结束伊朗战争

本文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写的时评,3月9日上线,英文标题是“Trump Has No Idea How to End the War With Iran”。3月10日,该报中文网站发表了该文的中文译文,特转发供读者参考。他的观点其实跟本站专栏作者KS Liu的观点一致,即现在是结束冲突的最好时机。点击题目查看该文“如果今天美伊停火,双方都可以宣布胜利”。弗里德曼3月2日在《纽时》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如何思考特朗普对伊朗发动的战争”(How to Think About Trump’s War With Iran),该文没有中文翻译,我把英文原文附在本文之后。

1996年9月,我第一次访问德黑兰。我下榻在霍马酒店,之前是喜来登酒店。我当时在文章中写道,大堂门上方有一块标牌,上面用英文写着:“打倒美国”。盯着那块牌子时,我记得自己心里在想:哇,这可不是涂鸦!它是牢牢固定在那儿的。这玩意儿可不容易拆下来。

20世纪90年代末是伊朗的一段转瞬即逝的开放时期,我也因此拿到了签证。当时我满怀希望,认为伊朗年轻人想要加入世界经济的明显渴求最终能战胜那些把口号钉在墙上的领导人。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些文字根深蒂固,难以撼动。

如今,由特朗普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动的对伊战争已经打了一个多星期。我最大的疑问是:如果“必要之事”其实是“不可能之事”该怎么办?如果伊朗的转型确实如战争支持者所言那般重要,但其难度又远超战争策划者的理解,该怎么办?

诚然,没有什么比推翻德黑兰的伊斯兰政权更能改善伊朗、黎巴嫩、伊拉克、叙利亚、加沙、也门和以色列民众的前景了。

但如果这个政权已经如此深地嵌入社会——嵌入到市长办公室、学校、警察局、政府职员、银行系统、军队和基层准军事组织之中——以至于尽管它失去了大多数伊朗人的支持,却无法在不让这片约六分之一个美国大小、拥有9000万人口的土地陷入混乱的情况下被移除,该怎么办?如果伊朗伊斯兰威权政权唯一的快速替代品不是民主,而是史诗级的动荡,又该怎么办?

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能说明该政权的根深蒂固:战争之初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被杀死后,其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刚刚接替了他的位置——据称又是一名强硬派。

因为这场战争让我和许多人猝不及防,我正带着谦卑的心态摸索前行——试图思考最好和最坏的情况,因为我们谁也没有经历过这种局面。

在我思考时,时局告诉我现在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应该见好就收,至少目前如此。为什么?

首先,显而易见,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发动这场战争时,脑子里根本没有任何清晰的收尾计划。

我怀疑,内塔尼亚胡可能乐见伊朗变成一个大号的加沙,通过不断地“除草行动”来维持局面,即定期清除那里的威胁,就像他在加沙所做的那样。正如《国土报》军事分析家阿摩司·哈雷尔所言:“几个月前,内塔尼亚胡将以色列描述为现代斯巴达。但为了维持其军国主义身份,斯巴达需要永久的军事摩擦——这种摩擦也能让其统治者维持权力——不论国家为此付出多大代价。”

让以色列与伊朗、哈马斯和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能让内塔尼亚胡拖延他的腐败案审判,并躲避因未能阻止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入侵而设立的调查委员会。(如果你觉得这太阴谋论了,那说明你还不了解内塔尼亚胡。)

至于特朗普,在谈论伊朗的“次日计划”时,他的表态完全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他说的一些荒谬且自相矛盾的话,暴露出这位总司令完全是走一步看一步。今天说要政权更迭,明天又说不;今天说不在乎伊朗的未来,明天又说要对选择该国下一任领导人有发言权;今天对谈判持开放态度,明天又要求“无条件投降”。

中东分析师胡赛因·伊比什简洁地总结了特朗普的伊朗战略:“逻辑是这样的:美以负责轰炸和摧毁资产。然后(此处填入一些东西)伊朗人将确保(此处填入一些东西)政治变革,从而实现(此处填入一些东西)美国的战争目标。”

如果一家公司的领导者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开始了一项激进的新商业战略,然后在接下来的一周里用五种不同的方式描述了该战略的目标,你会投资这家公司吗?这是一个显眼的红色警报。

尽管如此,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似乎确实显著削弱了伊朗的核能力,以及通过海军、空军和导弹投射力量的能力。鉴于已有太多人死于掌控这些权力的政权之手,这对伊朗人民和该地区都是好事。现在的明智之举是暂停,看看我所说的“后天”会发生什么。

那才是真正的政治博弈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如果美以宣布已经实现了大部分军事目标,准备停止攻击——前提是伊朗也停手——那么活下来的伊朗领导层在“明天”肯定会向世界和国民宣布:“我们教训了他们——‘大撒旦’和‘小撒旦’联手也奈何不了我们。”

但到了“后天”,我敢打赌德黑兰统治精英内部会爆发激烈的争论和内斗。民众、商人和政权内部改革派的声音必将质问强硬派:“看看你们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灾难。如果这就是伊朗伟大的胜利,那失败长什么样?我们失去了积蓄、经济、环境、大部分军队以及所有邻国的友谊。我们还有什么未来?”

想想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发生在伊朗内部的争斗:伊朗总统与强硬派军方之间,正围绕伊朗是否应该攻击阿拉伯邻国、迫使这些国家向华盛顿施压停止战争而发生分歧。等到战争结束、伊朗为其极端行为付出真正代价的时候,伊朗人民与政权之间以及政权内部未来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谁也无法预料。

诚然,谁也不知道这种后天政治一定会以换将或者换旗告终。但这种方式成功的几率绝不亚于仅仅把德黑兰和贝鲁特炸成废墟,然后指望一场民众起义就此爆发。

我们已经看到伊朗的一座海水淡化厂遭到轰炸,而作为报复,伊朗袭击了巴林的一座海水淡化厂。如果这种趋势蔓延,人们很快就会面临缺水。伊朗变成比阿亚图拉政权已经造成的状况更严重的环境灾难的可能性是非常现实的;到那时,那里将变得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纽约时报》周一一篇文章中有一段关于德黑兰战争气氛的描述,令人不寒而栗。

“德黑兰的一位数字创业者佩曼担心,代价已经太高了。像许多接受采访的伊朗人一样,他说他整天呆在家里,无法工作,只能看着破坏不断加剧,心中越来越恐惧和不安。他想知道,在警察局被炸毁的情况下,当地人如何能防止哪怕是小规模犯罪——更不用说在如此严重的破坏之后,任何一个政府如何能接手管理这个国家。”

佩曼告诉时报:“如果我们将来还要生活在伊朗,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政府,我们仍然需要制度体系。”

伊朗政权是一个耻辱——对自己的人民、对邻国以及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言,它都是一种威胁。我祈祷它能够尽快成为历史,而且付出的代价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范围内,并释放伊朗人民为人类作出贡献的巨大潜力。

但是,无休止地轰炸,摧毁越来越多的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然后仅仅寄希望于追求民主的伊朗人——在几乎没有互联网沟通、在公路上移动都可能致命的情况下——靠自己推翻这个牢固的杀人政权……好吧,请告诉我历史上哪儿发生过这种事。

我的猜测是,这个政权只能从内部高层瓦解,而这个进程只有在停火之后才会开始。

特朗普—内塔尼亚胡“持续轰炸”的策略,最好的结果也许是启动这一进程;仅仅是让伊朗转入一个更好的轨道,使其对本国人民和邻国的威胁降低点,那就已经是一个重要成就。该战略最坏的结果则是:无休止的空袭把伊朗彻底摧毁,使其变成一个任何人都无法治理的烂摊子。那将是一场无法估量的灾难。

How to Think About Trump’s War With Iran

To think clearly about Middle East wars, you need to hold multiple thoughts in your head at the same time. It’s a complicated, kaleidoscopic region where religion, oil, tribal politics and great power politics interweave in every major story. If you are looking for a black-and-white narrative, you might want to take up checkers. So, here are my four thoughts on Iran — at least for today.

First, I hope this effort to topple the clerical regime in Tehran succeeds. It is a regime that murders its people, destabilizes its neighbors and has destroyed a great civilization. There is no single event that would do more to put the whole Middle East on a more decent, inclusive trajectory than the replacement of Tehran’s Islamic regime with a leadership focused exclusively on enabling the people of Iran to realize their full potential with a real voice in their own future.

Second, this will not be easy, because this regime is deeply entrenched and is hardly going to be toppled from the air alone. Israel has not been able to eliminate Hamas in Gaza after over two years of a merciless air and ground war — and Hamas is right next door. That said, even if this U.S.-Israeli attack on Iran does not lead to the uprising by the Iranian people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urged, it could have other, unanticipated, beneficial effects, like producing an Islamic Republic 2.0 that is much less threatening to its people and neighbors. But it just as easily could result in unanticipated dangers, like the disintegration of Iran as a single geographic entity.

Third, we must remember that the timing of the end of this war will be determined as much by the oil markets and the financial markets as by the military state of play inside Iran. Iran is on the edge of economic collapse, with a currency worth little more than wallpaper. Europe has become much more dependent on liquefied natural gas from the Persian Gulf to run its economies, since phasing out purchases of natural gas from Russia. A sustained burst of inflation caused by higher energy prices would anger Trump’s base, many of whom already don’t like being dragged into another Middle East war. There are a lot of people who will want this war to be short, and that will affect how and when Trump and Tehran negotiate.

Fourth, we must not let this war to bring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to Iran distract us from the threats to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posed by Trump in America and by Prime Minister Benjamin Netanyahu in Israel. Trump wants to promote those ideals in Tehran, even as his ICE agents operated for two months with limited regard for legal restraints in my home state of Minnesota and as he floats ideas about restricting who can vote in our next election. If the war in Iran enables Netanyahu to win the Israeli elections planned for this year, it will be a major propellant to his efforts to annex the West Bank, cripple the Israeli Supreme Court and make Israel an apartheid state, which would be a major blow to American interests in the region beyond Iran.

Life as an opinion columnist would be easy if every war you had to take a stand on were the American Civil War and every leader were Abraham Lincoln. But they are not, so let’s dig a little deeper into these four thoughts on Iran.

Sign up for the Opinion Today newsletter  Get expert analysis of the news and a guide to the big ideas shaping the world every weekday morning. Get it sent to your inbox.

While you’d never know it if you listened to the campus left in recent years,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has been the biggest imperialist power in the region since 1979, cultivating proxies to control four Arab states — Syria, Lebanon, Iraq and Yemen — and undermining liberal reformers in all four by promoting sectarian divisions.

Just the weakening of the Tehran regime, thanks to Israeli and American hammer blows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has led to the downfall of the Iranian-bolstered Assad regime in Syria and enabled Lebanon to escape the vise grip of the Iranian-backed Hezbollah militia, which in turn has given space for Lebanon’s most decent government in decades — one led by Prime Minister Nawaf Salam and President Joseph Aoun. That is why the death of Iran’s supreme leader, Ayatollah Ali Khamenei, is being quietly or loudly celebrated across the region.

Also, the Iranian people are among the most naturally pro-Western in the region. If that impulse is allowed to surface and spread, and replace the divisive, radical Islamist poison propagated by the Iranian regime, we have the possibility for a much more inclusive Middle East.

As the Lebanese Emirati strategist Nadim Koteich put it to me: It is not for nothing that one of the most popular chants of anti-regime protesters in Iran has been: “No Gaza, no Lebanon. My life for Iran.” Many Iranians have been sickened to watch their resources squandered on militias fighting Israel. It is also no accident, Koteich noted, that Iran has just launched rockets against airports, hotels and ports of the modernizing Arab Gulf states.

“They are attacking the infrastructure of openness and integration and the Abraham Accords — it was the old Middle East attacking the new Middle East,” Koteich added. Khamenei’s death, hopefully, “is the death of Khamenei’s idea that the Middle East should be defined by resistance and not inclusion and integration.”

Hopefully it will also end the double game practiced by Khamenei and his predecessors like Mahmoud Ahmadinejad — who served as Iran’s president from 2005 until 2013 and was also reported dead from an Israeli-U.S. airstrike — that Iran has the right to openly shout “Death to America” and “Death to Israel” and then claim that it also has the right to be treated like Denmark, or to enrich uranium for “peaceful” purposes.

Trump and Netanyahu finally called out that game.

As for the idea that the Iranian people will now come together and topple the regime, it is hard to see that happening anytime soon without a clear leader and a common agenda.

The Iranian analysts I speak to say the more likely outcome is a kind of Islamic Republic 2.0, in which leading regime reformers — like Hassan Rouhani, who served as the seventh president of Iran from 2013 to 2021, and has been an increasingly outspoken critic of Khamenei’s hard line, or the former foreign minister and nuclear negotiator Javad Zarif — press the surviving leadership to negotiate a deal with Trump. That deal could be one that gives up Iran’s nuclear program and accepts limits on its proxy wars and ballistic missiles — in other words, whatever Trump wants — in return for an end to economic sanctions and regime survival.

Such an Islamic Republic 2.0 regime might then be able to oversee a transition to a real Iranian democracy again. But Trump could also face accusations of throwing a life preserver to a dying regime that recently killed at least 6,800 protesters, according to the U.S.-based Human Rights Activists News Agency, and likely many more. In other words, starting this war was relatively easy. Ending it will not be.

Such a deal might be tempting to Trump, though, to avoid a prolonged war, a recession triggered by soaring oil prices or the disintegration of Iran. Which is why I was not surprised to hear Trump tell The Atlantic: “They want to talk, and I have agreed to talk, so I will be talking to them.”

As this column has noted before, in the Middle East the opposite of autocracy is not necessarily democracy. Often it is disorder. Because when Middle East dictatorships are decapitated, one of two things happens. They either implode, like Libya did, or they explode, like Syria did.

Persians are only around 60 percent of Iran’s population. The other 40 percent is a mosaic of minorities, mainly Azeris, Kurds, Lurs, Arabs and Baloch. Each has links with lands outside of Iran, especially Azeris with Azerbaijan and Kurds with Kurdistan. Prolonged chaos in Tehran could lead any of them to split off and for Iran to, in effect, explode.

Iran has witnessed the collapse of governments or the fall of rulers throughout its history. Every time, “Iran stayed intact,” said Koteich. “For the first time I am not sure it will stay intact.”

If you want to see $150-a-barrel oil, that kind of Iranian disintegration would take you there. Iran’s oil exports of 1.6 million barrels a day, which go mostly to China, would be taken completely off the global oil market. Some 20 percent of all global oil trade moves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which Iran can shut down. Insurance rates for oil shippers are already skyrocketing, and some 150 tankers in the Gulf are reportedly frozen in place.

Meanwhile, over in Beijing, 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to be wondering how his weapons systems would stack up against the U.S.-supplied ones to Taiwan, having seen U.S.-made fighter planes and smart missiles easily evade or destroy Iran’s Russian-supplied antiaircraft systems and assassinate much of Iran’s national security elite in their homes and offices. Maybe this is not the week to invade Taiwan — or even next week.

It might be a good week, though, for Beijing to look at all the Iranian people spontaneously dancing in the streets to celebrate the death of Khamenei and ask itself i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hould have been propping up his regime with oil purchases all these years. Maybe it should have been on the side of the Iranian people.

It is way too early to predict how this war will affect two critical 2026 elections — one in Israel and one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Trump it is simple. He does not want to see the word “quagmire” in any headline with his name in it ahead of the midterms in November. As for Netanyahu, I could imagine him calling for early elections to use the downfall of the Iranian regime to keep himself in power. But victory over Iran could also complicate his politics. Netanyahu has notched short-term military defeats over Hamas, Islamic Jihad, Hezbollah and Iran, but he has not translated a single one of them into long-term diplomatic or political gains. To do so would require him to agree to negotiate again with the Palestinians based on a framework of two states for two peoples.

The opportunity for Israel could be enormous: I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is either toppled or defanged, I have little doubt that Saudi Arabia, Lebanon, Syria, Oman, Qatar, Kuwait and maybe even Iraq would feel much more comfortable normalizing relations with Israel — on the condition that Netanyahu does not annex Gaza or the West Bank, but agrees instead to a plan for separation and a two-state solution. Would Netanyahu rise to that opportunity? Would Israeli voters punish him if he doesn’t?

But I get ahead of myself. I expect by Wednesday there will be at least three more points competing in my head to make sense of it all, because this is the most plastic, unpredictable moment in the Middle East since the Islamic Revolution in 1979. Everything — and its opposite — is possible.

朱志群: 特朗普访华 将寻求务实成果

0

尽管美国仍在对伊朗进行“史诗之怒行动”(Operation Epic Fury),此前还曾绑架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这些举动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国际秩序,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于2026年3月31日至4月2日访问中国的准备工作仍在推进之中。

特朗普上一次访问中国是在2017年11月,当时正值他第一任期。那次访问被视为成功之旅。根据白宫的说法,这次访问为美中之间的“建设性接触”奠定了基础。中国方面给予了特朗普前所未有的礼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紫禁城内为他举行了茶叙,这是此前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未曾享受过的待遇。更早之前,习近平曾于2017年4月受邀访问特朗普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海湖庄园。

然而,两国的“蜜月期”并没有持续太久。2018年7月6日,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正式开启了对华贸易战。此后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成为特朗普第一任期后期以及拜登政府时期美中关系的主要特征。

在特朗普赢得2024年11月大选之后,美中关系一度出现相对积极的开局。特朗普多次强调自己与习近平关系良好,并邀请习近平参加他的就职典礼。习近平则派副主席韩正赴华盛顿出席典礼,这是中国在此类场合派出的最高级别代表。

如今看来,在第二任期中,特朗普似乎亲自扮演起“对华事务主管”的角色,并倾向于采取相对温和的对华政策。最新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在谈及中国时措辞较为克制,没有再将中国称为美国的“步调威胁”(pacing threat)。特朗普现任内阁成员整体上也比过去对华立场更为温和。值得注意的是,国务卿马可·鲁比奥表现出相当务实的一面,主张与中国保持接触和对话,这与他在担任参议员时期的强硬立场有所不同。

不过,在2025年4月2日,特朗普仍然宣布实施所谓“解放日关税”,几乎对所有美国贸易伙伴加征关税,其中对中国的累计关税最高达到145%。中国则强硬反制,对美国商品加征125%的关税,并迅速对稀土实施出口限制,同时暂停进口美国大豆。这些措施对美国经济和农民造成冲击,而后者恰恰是特朗普的重要支持群体。

经过多轮谈判,两国最终达成所谓的关税“停战协议”。2025年10月30日,特朗普在韩国釜山与习近平会晤时称中国是“美国最大的伙伴”,并表示两国“始终拥有极好的关系”。也正是在那次会晤中,特朗普再次确认自己计划在2026年春季访华。

外界普遍关心,特朗普此行究竟希望与中国达成怎样的协议。有人猜测,他可能会以牺牲台湾利益为代价,换取中国增加购买美国商品。最近,特朗普政府暂缓了一项价值13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但这更像是一种战术调整,以避免影响特朗普访华行程。可以预料,在特朗普结束访华之后,这项军售仍然会继续推进。鉴于台湾在战略和经济上的重要价值,美国不太可能为了取悦北京而放弃台北。

面对台湾问题、国际秩序以及全球权力转移带来的结构性矛盾等一系列棘手问题,美中双方应降低对特朗普此次访问的期待,以更加现实的态度争取取得若干具体成果。

第一,延长当前的关税停战。
既然此次访问以经贸议题为重点,两国领导人应同意在找到更有效解决贸易问题的办法之前,不再相互加征新的关税。随着中国继续扩大从美国的采购,华盛顿应逐步降低对华关税并放松出口管制,中国则应作出相应回应。对美国而言,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是:2025年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降至2020亿美元,为二十多年来最低水平。如果政治氛围改善,中国显然愿意并有能力增加从美国购买商品,包括石油和波音飞机。

第二,同时重开休斯敦和成都的领事馆。
2020年7月,美国突然要求中国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并仅给予中国外交人员72小时撤离时间,这一仓促决定导致中国采取报复措施,关闭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使双边关系进一步紧张。休斯敦和成都分别代表两国的重要内陆地区。若能同时重开这两个外交机构,不仅有助于大幅扩大双方腹地地区之间的贸易和交流,也能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尽管存在分歧,美中仍愿意以理性和和平的方式开展接触。

第三,促进旅游和教育交流。
旅游和民间交流可以在政治和外交紧张时期发挥缓冲作用。中国可以考虑对美国游客实行30天免签政策。中国已经对包括加拿大和英国在内的几十个国家实施类似政策,而这些国家领导人最近都访问过中国。为了欢迎更多美国人赴华,并让访问中国更加便利,北京若能在特朗普访华期间宣布这一政策,将是一个恰当的时机。同时,美国方面也可以鼓励更多美国人赴中国旅游和留学。这类举措将有助于在两国民众之间积累善意。

美中关系面临诸多严峻挑战。特朗普和习近平都将领导人会晤视为阻止双边关系继续恶化的重要手段,并且双方都希望此次访问取得成功。

在台湾问题和全球秩序等高度敏感议题上,双方或许只能“求同存异”。因此,更现实的做法是把重点放在双方利益能够对接的领域,例如保持稳固的贸易关系以及推动更活跃的社会交流。一个以紧密经贸联系和广泛民间往来为纽带的关系,不太可能走向战争。

一次访问无法解决两大竞争性强国之间的所有问题,但采取务实态度、努力稳定双边关系,无疑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作者简介:
朱志群(Zhiqun Zhu)是美国巴克内尔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教授、中国研究所所长,也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成员。他长期研究中国外交政策和美中关系。2005年出版的《21世纪的中美关系:权力转移与和平》(Routledge)是最早将权力转移理论应用于分析中美竞争的学术著作之一。他同时是新加坡“端传媒·思考中国”(ThinkChina)的专栏作者,并担任学术期刊《China and the World》主编。本文转发自Toda Peace Institute网站。

伊朗最高领袖、政府和军队之间的“三权分立”

0

近40多年来,即原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后,伊朗的最高领袖,即从前的霍梅尼和后来的哈梅内伊,都掌握了统治国家的绝对权力,通过几个权力极大的特殊机构,例如“专家会议”、“宪法监护委员会”、“国家利益委员会”,实施最高领袖对政府和军队的完全控制。

哈梅内伊被击毙后,由88人组成的“专家会议”选出了新的最高领导人,即哈梅内伊的二儿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

问题来了,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核心诉求之一就是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世袭君主制,霍梅尼曾明确谴责世袭制。因此,“父传子”在当前的伊朗宪法精神和革命叙事中是极具争议的。如果强行让莫杰塔巴接班,将彻底违背1979年革命反帝制、反世袭的初衷,是对伊朗现有政治体制合法性的一次严重破坏。

伊朗的“专家会议”负责选举最高领袖,内部派系林立。许多资深教士对莫杰塔巴的宗教学识持怀疑态度,且极其反感将国家变成“哈梅内伊家族”的私产。

根据最新披露的消息,在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的强力施压和运作下,专家会议最终妥协并正式宣布了这一决定。这也直接印证了穆杰塔巴作为革命卫队紧密盟友及准军事组织“巴斯基”(Basij)幕后掌控者的强大影响力。

3月1日,美以联军发动攻击之初,哈梅内伊被杀之后,和新领导人产生之前,伊朗成立了一个“临时领导委员会”,由三人组成:总统佩泽希齐扬、司法总监埃杰耶、宪法监护委员会成员、专家会议副主席以及全国神学院院长阿拉菲。3月7日,属于相对温和派的总统佩泽希齐扬发表了电视讲话。他代表伊朗政府向因反击战火而受到波及的周边邻国(如海湾国家)公开致歉,并强调武装部队已接到指令,除非邻国领土被用作袭击伊朗的跳板,否则将停止攻击。他在讲话中明确表示,这是“临时领导委员会”的共同决定。

佩泽希齐扬的缓和表态立即遭到了伊朗国内强硬派(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高层)的强烈反弹。作为强硬派代表的司法总监埃杰耶随后公开反驳了这一立场。他指出,部分地区国家允许其领土被用于针对伊朗的攻击,并强硬宣告“对这些目标的沉重打击将继续”。这一矛盾直接将临时领导委员会内部在战时决策上的严重分歧公开化。

就在总统表态数小时后的3月7日至8日,完全不受政府控制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无视总统的讲话,向巴林、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沙特等海湾国家发射了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科威特的机场和政府大楼、巴林的海水淡化厂、阿联酋和沙特的基础设施等均遭到了袭击。这一事件确实向外界暴露了哈梅内伊死后,伊朗民选政府与军方(革命卫队)之间存在的严重撕裂和各自为政的局面。

在经历了最高领袖遇刺、短暂的权力真空、内部撕裂以及革命卫队向周边国家发射导弹的“武力立威”后,伊朗的最高权力确实已按军方的意志,正式交接到了穆杰塔巴的手中。与此同时,以色列军方目前也已公开表态,将这位新任的最高领袖列为继续打击的目标。

阿里·哈梅内伊的遇害和莫杰塔巴·哈梅内伊的仓促继任,标志着伊朗政治生态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结构转变。过去的伊朗是最高领袖凭借绝对的宗教与政治威望“一锤定音”,而在后哈梅内伊时代,伊朗的权力中心正在向新任最高领袖、民选政府(总统)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之间的“三足鼎立”或“三权博弈”演变。

作为第三任最高领袖,莫杰塔巴并非资深的大阿亚图拉,他在宗教层面的资历较浅。他的上位更多依赖于政治运作和其父亲生前的暗中铺垫,而非广泛的宗教共识。由于缺乏独立的基本盘,莫杰塔巴必须比他父亲更加依赖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情报机构来维持统治、压制国内的反对声音以及震慑神职系统内部的竞争对手。他不再是高高在上、能轻易调停各派矛盾的“绝对权威”,而更像是一个由军方和保守派共同推举出的“董事长”,需要不断在各方利益间寻找平衡。

佩泽希齐扬代表了伊朗国内的改革派和务实派力量,承载着民众对改善经济和放松社会管控的期望。政府面临着严厉的国际制裁、严重的通货膨胀和货币贬值。佩泽希齐扬的核心诉求是解除制裁、吸引外资、恢复经济。了拯救经济,民选政府倾向于在核问题和地区冲突上采取相对温和、降温的外交策略,试图与西方重新接触。政府掌握着国家的日常行政权和部分经济管理权,但在外交、国防和重大战略上缺乏决定权。他们的务实政策常常会被革命卫队的激进举动(如支持地区代理人)所打断或否决。

在最高领袖权威交替、威望下降的真空期,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是最大的政治赢家。它不仅是一支军队,它还控制着伊朗庞大的地下经济、边境走私、核心重工业以及国家战略命脉。过去,IRGC是听命于哈梅内伊的利剑;现在,由于莫杰塔巴需要IRGC的枪杆子来坐稳位置,IRGC在国家决策中的话语权呈指数级上升。伊朗正在实质上向一个披着宗教外衣的“军事独裁”国家过渡。IRGC的利益深度绑定在“抵抗经济”和地区对抗之中。与西方和解不仅会削弱他们的意识形态合法性,还会打破他们对制裁下黑市经济的垄断。

在这三股力量的碰撞中,未来的伊朗政局将围绕以下几个核心矛盾展开:

政府 vs. 革命卫队(经济与外交之争): 这是最激烈的对立面。佩泽希齐扬政府试图推动透明化改革和外交破冰,必将触碰IRGC的钱袋子(走私与垄断利益)和海外代理人网络。如果政府的经济政策失败,IRGC可能会趁机煽动民粹,进一步架空甚至替换民选政府。

领袖 vs. 革命卫队(主仆关系的微妙反转): 表面上,IRGC效忠于穆杰塔巴。但实际上,这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如果穆杰塔巴试图培养自己的独立势力或限制IRGC的扩张,双方的同盟随时可能破裂。长远来看,穆杰塔巴有被彻底“虚位化”,沦为军方橡皮图章的风险。

领袖 vs. 政府(责任的转嫁): 穆杰塔巴需要佩泽希齐扬政府作为“缓冲器”和“替罪羊”。当经济崩溃或民怨沸腾时,领袖可以指责政府无能;而当需要向国际社会释放缓和信号时,领袖又可以把具有温和色彩的总统推到台前。

总而言之,后哈梅内伊时代的伊朗不再是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铁板一块,而是一个由弱势领袖、受挫政府与强势军方组成的危险三角。

如果今天美伊停火,双方都可以宣布胜利

0

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虽然在军事层面明显占据优势,但伊朗的顽强反抗也使局势迅速升级。战争究竟会持续多久?特朗普的回答是:“很快就会结束。”然而真正的问题是,这场冲突是否一定要分出绝对胜负?

事实上,如果今天美伊停火,双方都完全可以宣布胜利并体面下台。在国际政治史上,“各自宣布胜利”并非罕见,而是一种经典而务实的危机管控方式。

对于美国而言,可以宣称的胜利并不少。首先,美军展示了压倒性的军事打击能力,证明美国仍然具备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动精确打击的能力。其次,美国可以宣称成功削弱了伊朗的军事设施和地区代理网络,并向中东盟友展示了安全承诺。更重要的是,美国政府可以向国内民众交代:美国既维护了威慑力,又避免陷入一场新的中东长期战争。

而伊朗同样可以构建自己的“胜利叙事”。在面对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的情况下,伊朗成功进行了反击,打破了“伊朗不敢动手”的印象。更关键的是,伊朗的政权结构、核设施核心能力以及主要军事力量并未被摧毁。对于伊朗国内政治而言,这足以证明国家并未被击垮,从而维持政权稳定和民族自尊。

从危机管理的角度看,这种“双赢叙事”往往是战争降级的现实出口。

停战通常需要双方签署协议,但在现实政治中,强势一方往往可以不通过正式协议而单方面宣布停火。如果美国宣布停止军事行动,而伊朗选择不再升级冲突,双方实际上就进入一种事实上的停战状态。

然而,即使停火,美国仍然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凭借全球军事基地网络、远程打击能力以及压倒性的情报侦察系统,美国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重新发动打击。对美国来说,停战可以是一种战术暂停,而不是战略结束。

这种主动权的不对称,使伊朗长期处于防御压力之下。美国可以在需要时实施精确打击,而伊朗却不得不维持全天候的高度戒备。持续的军事紧张不仅消耗军力,也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心理构成巨大压力。

在现代战争中,制空权几乎等同于国家安全的“屋顶”。美国及其盟友在隐身战机、电子战以及防空压制方面拥有明显优势,使伊朗在常规军事对抗中难以获得对等能力。这也是伊朗长期依赖不对称战略的重要原因,例如通过地区盟友和代理力量进行博弈。

即使停战,美国仍可以通过卫星、无人机和电子侦察持续监控伊朗。一旦发现伊朗试图重建被摧毁的军事设施或核能力,美国随时可以再次发动精确打击。这种“随时可打”的威慑,本身就是一种极具压力的战略工具。

与此同时,伊朗手中也并非没有筹码。霍尔木兹海峡一直被视为伊朗最重要的战略杠杆。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需要经过这条海上通道,一旦封锁,国际能源市场将受到巨大冲击。

但问题在于,这张牌的影响并非只针对美国。如今美国通过页岩油革命已经成为重要能源出口国,而欧洲、日本、韩国以及许多亚洲国家却高度依赖中东能源。如果伊朗真正封锁海峡,受到最大冲击的反而是这些国家。

因此,一旦美国宣布停战,国际舆论格局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美国可以向世界宣称已经停止军事行动,表现出“维护地区稳定”的姿态。如果伊朗继续封锁航道或攻击商船,其行为很容易被定义为破坏全球贸易秩序,从而招致更广泛的国际制裁。

对伊朗而言,这将形成一个艰难的战略选择。如果放弃封锁海峡,就等于承认美国打击后的现实,国内强硬派难以接受;如果继续封锁,则可能把欧洲、日韩等主要经济体推向美国一边,使自身陷入更加严重的国际孤立。

从战略角度看,美国如果在优势条件下主动宣布停战,其实是一种成本极低、收益极高的选择。既可以保持军事威慑,又能够把未来局势升级的责任转移给伊朗。

当然,现实政治从来不仅是理性计算。战争往往受到国内政治、领导人性格以及地区盟友因素的影响。占据优势的一方未必总能保持克制,而弱势一方也可能因为国内压力而采取冒险行动。

因此,美伊冲突的未来走向,既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对比,也取决于政治判断的智慧。

如果双方能够在当前阶段及时降级冲突,那么这场危机很可能以一种典型的国际政治方式收场:双方都宣布胜利,然后各自回到新的战略博弈之中。

王缉思:伊朗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0

(编者按:下文来自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特邀专家王缉思所著的《冷战的故事》节选,转自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基地公号。在文中,王缉思分析了伊朗的政治演变,尤其是1979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始末,以及哈梅内伊的上一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掌权过程。他认为眼前伊朗的危机并非偶然,而是历史反复作用的结果。)

1. 战后伊朗成为美国势力范围

波斯帝国是历史上第一个领土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在公元前550年就建立了,比奥斯曼帝国的历史要早得多。

公元7世纪中叶,波斯被阿拉伯帝国征服,开始伊斯兰化。近代的波斯帝国则被沦为大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势力范围。1925年,礼萨·汗·巴列维建立了巴列维王朝,力图推进现代化和世俗化。直到1935年波斯才改国名为伊朗。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伊朗与纳粹德国关系密切。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后,英国和苏联出兵伊朗,苏联占据了伊朗北方,英国占据了伊朗的中部和南方。同德国亲善的礼萨·汗国王被迫逊位,太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位。伊朗同苏联有16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成为二战期间美国向苏联提供物质援助的重要走廊。

1942年1月,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斡旋下,英国、苏联和伊朗订立了同盟条约,规定苏英两国军队应在战争结束后6个月内撤军。此后,英苏两国在伊朗境内各自鼓动不同的地方势力,企图分裂伊朗。

为了把英国和苏联势力挤出伊朗,巴列维国王加强了与美国的接触,而美国在此之前也一直觊觎伊朗丰富的石油资源和它的战略地位,反对英、苏瓜分伊朗,表示支持伊朗的独立地位。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美伊双方一拍即合。

二战后初期,英国和苏联仍然在伊朗有相当大的势力范围。伊朗北部有一个阿塞拜疆省(现在分成东西两个省),主体民族是阿塞拜疆人,和苏联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接壤,被苏军占领。

1945年11月,在斯大林、贝利亚等苏联领导人的精心策划下,亲苏的阿塞拜疆民主党和伊朗人民党(又译作“群众党”,即共产党)发动了一场反对中央政府的叛乱,很快宣告成立了“阿塞拜疆自治共和国”,首都是大不里士。

同年12月,伊朗库尔德民主党在苏联的支持下,宣布在库尔德斯坦成立“马哈巴德共和国”(即“库尔德共和国”)。在苏联占领区的其他少数民族也出现了要求民族自治的运动,伊朗面临分裂的重大危机。

于是,伊朗政府向美英求援。美国要求苏联停止支持叛乱运动,恢复伊朗对阿塞拜疆省的统治。苏联以维护当地秩序为由,拒不履行当初的撤军承诺。杜鲁门政府威胁要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

在各方压力之下,苏联被迫于1946年5月从伊朗撤军。随后,伊朗军队攻入大不里士和库尔德斯坦,取缔了阿塞拜疆民族自治政府和马哈巴德共和国。

伊朗危机以美国大获全胜而宣告结束,但是这一场危机却为中东地区的冷战拉开了序幕。

1949年,伊朗人民党暗杀巴列维国王未遂,导致人民党被取缔,巴列维的权力扩大。但是,人民党所推动的石油工业国有化运动得到了民众广泛支持,要求政治开放、新闻自由的呼声水涨船高。

1951年,伊朗议会通过决议,任命穆罕默德·摩萨台为新首相。摩萨台坚决执行石油生产国有化,排除英国公司对石油的垄断,要求捍卫国家主权、宪法权利和选举自由。巴列维国王被迫出国躲避。英国不甘利益受损,联合美国,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策划下,在1953年发动伊朗政变,推翻了摩萨台政府,将巴列维国王送回伊朗,重新执政。

国王的复位,标志着专制统治的回归,给伊朗的民主化试验画上了句号,开始了一个依靠美国支持实行高压统治的稳定时期。但是,1953年英美推翻摩萨台的政变,削弱了巴列维政权的正当性,为后来的伊斯兰革命埋下了伏笔。

2. “白色革命”

巴列维国王的统治逐渐稳固后,伴随着大量石油美元的流入,出现了伊朗经济一片繁荣的景象,德黑兰等大城市的面貌焕然一新。同时,通货膨胀加剧,贫富差距扩大,尤其是农村地区,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土地的分配不均使农民深受剥削,生活贫困。采取陈旧的生产和管理方式的在地主不愿意推动农村教育,拒绝使用先进的生产工具,严重阻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1954年以后,伊朗政府发现石油收入无法承担七年工业计划和不断攀升的军费开支,于是凭借赤字财政和高额外债来维持。赤字财政加上1959-1960年间的农业歉收导致民众生活费用激增,高额的外债耗尽了国家的外汇储备。因此,伊朗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政府寻求帮助。此时,伊朗各地罢工频发,政权稳定受到威胁。

1950-1960年代中东地区发生过风起云涌的反美浪潮。伊朗作为稳定发展的亲美国家,对美国防止共产主义扩张的战略价值更加突出。

美国一方面极力扶植反共的巴列维国王,另一方面也督促他尽快进行国内改革,缓和国内矛盾,防止激进革命的发生。

1961年上台的民主党总统肯尼迪,要求巴列维王朝削减军事开支,惩办贪官污吏,任用温和派官员,放松政治压制,进行土地改革,甚至以停止美援和让伊朗领导人“换马”相威胁。巴列维国王对美国的要求自然不敢怠慢,196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等事件也给巴列维敲响了警钟,迫使他考虑通过一些改革措施来缓解国内矛盾。

1963年1月9日,在德黑兰召开的全国农民大会上,巴列维宣布六点改革计划。最初这一计划是以国王敕令的形式颁布的。为了使计划合法化并得到更大的支持,国王举行全国公民投票。

根据政府统计,公投的结果是赞成票占投票总数的99.9%以上。尽管公投显然存在舞弊和造假现象,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和城市中产阶级支持国王的现代化改革计划,是不争的事实。国王仗着美国撑腰和公民投票的胜利,对反对改革的政治势力进行了严厉镇压。

从1963年到1978年,巴列维国王推行的一整套社会经济改革计划,被称为致力于现代化的所谓“白色革命”(即不流血的革命)

“白色革命”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土地改革。政府从地主手中收购土地,低价卖给佃农,使150万个佃农家庭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惠及的人口,占伊朗人口的40%。第二,推广现代农牧业技术,兴建水利设施,保护水力资源,大大提高了伊朗的农业产值。第三,森林与牧场的国有化。在干旱的伊朗国土上推行植树计划,创建了环抱城市和主要高速路的“绿色地带”。

第四,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将企业按股份出售给地主,并给私有企业员工分红。第五,给予妇女选举权。这项维护妇女权益的措施在当时引起了极大争议,受到伊斯兰教职人员的严厉批评,但却作为“白色革命”为数不多的遗产,至今被保留了下来。

第六,开展扫盲运动,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第七,推进国民卫生健康运动。第八,建立社会保障和国家保险制度。为所有伊朗公民提供社会保障,实行退休制度全民覆盖。

正像中国政治学者房宁和吴冰冰所指出的,从内容来看,伊朗的“白色革命”充分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四十多岁的巴列维国王当年发动“白色革命”时,曾经描述说:“我们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革命,一举结束一切社会对立和导致不公正、压迫和剥削的因素,消除一切妨碍前进、助长落后的反动势力,……尽快地使我们达到和赶上当代世界最先进社会前进步伐的目标”。

但是,巴列维倡导的改革超越了国情,使伊朗走上了一条畸形的发展道路。

在政治上,巴列维拒绝民主化,强化君主专制。他镇压政治反对派,设立秘密的警察机构。一些宗教领袖因反对国王的专权和世俗化政策,被监禁或者驱逐出境。

在经济上,巴列维盲目地实施超前的工业化战略,逐渐导致通货膨胀,农民破产,城市失业严重,上层奢侈腐败。

在精神生活上,民族传统文化和伊斯兰信仰遭受猛烈冲击,社会风尚败坏。在对外关系上,过度亲美的政策极大地伤害了伊朗的民族自尊心。比如,在伊朗的美国军人可以享受治外法权,犯罪不受伊朗法庭的审判,而是交给美方处理。这样一来,巴列维政权最终把自己推到了伊朗各阶层民众的对立面。

3. 伊斯兰革命(“黑色革命”)

正像政治学者房宁和吴冰冰所说,巴列维国王的理想不可谓不崇高,但“白色革命”的实践与其初衷完全是南辕北辙。“一个伟大的理想化的目标与伊朗社会现实完全脱节,终于演变成了一场剧烈的社会冲突。”

巴列维国王在“白色革命”过程中,严重低估了宗教集团的力量。土地改革不受什叶派教士的欢迎,因为许多什叶派教士本身是地主,土地改革侵害了他们的宗教遗产。而给予妇女选举权等政策,则触犯了宗教阶层的价值观。在这个背景下,什叶派宗教领袖阿亚图拉·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在伊朗的政治舞台上开始大放异彩。

霍梅尼1902年出生于一个拥有土地的教士家庭,自小熟悉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学问,后来转到圣城库姆深造,接受了伊斯兰教法教育。他将思想斗争的矛头指向巴列维王朝推行的世俗主义,将它描绘为神职人员堕落、新闻媒体腐化的罪魁祸首。他反对1963年2月进行的“白色革命”公投。

霍梅尼的支持者发动示威,演变为德黑兰和部分地方城市的流血骚乱。霍梅尼因此在六个月后被逮捕并驱逐出境,开始了15年的流亡生涯,曾辗转到过土耳其、伊拉克和法国。在这期间他保持写作和教学,他的追随者遍布伊朗各地并组成了政治网络,在伊朗国内广泛传播霍梅尼的宗教思想。

1976年,石油收入的下降和预算短缺,使伊朗政府过于激进的发展计划难以为继,多年来对不同意见的镇压行动,削弱了中产阶层甚至精英阶层对巴列维的支持。从1977年5月到1978年1月,伊朗接连发生反对巴列维国王和君主体制的大规模示威活动。

为了应对危机,巴列维国王做出妥协。1978年8月,他任命一位具有宗教背景的官员出任首相,采取了一些放宽管制的措施,承诺伊朗很快会变成一个“西方式民主国家”。然而这些措施为时已晚,无济于事。罢工及示威活动扩大,整个国家都瘫痪了。

1978年9月8日,大批群众聚集在首都德黑兰市中心的广场,与军警发生冲突,当天造成89位示威者丧生,被称为“黑色星期五”。10月,政府雇员和一些官员加入到由德黑兰炼油厂工人发起的罢工行动,罢工蔓延到各行各业和政府部门。权贵阶层纷纷开始向海外转移资产。

 此时,霍梅尼在流亡途中飞抵巴黎,大力鼓吹用革命手段推翻巴列维王朝。由于霍梅尼在巴黎可以不受限制地接触媒体和反对派,他的号召迅速传遍伊朗,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

到了1979年1月,尽管巴列维国王做出让步,同意在保留王权的前提下放弃一切主张和特权,但他的王朝大势已去。巴列维国王在1月16日离开伊朗前往开罗,而霍梅尼于2月1日回到首都德黑兰,受到两三百万伊朗民众的热烈欢迎。

支持霍梅尼的武装人员击败了忠于国王的部队,巴列维政权很快土崩瓦解了。由霍梅尼任命的临时总理巴扎尔甘进入首相府,正式接管权力,迅速建立新的内阁。至此,巴列维王朝彻底覆灭。巴列维被迫逃亡到美国,于1980年病死在埃及。

在霍梅尼领导下,伊朗民众掀起了一场惊天动地的“黑色革命”(“黑色”指穆斯林的黑色罩袍)。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后,伊朗经过全民公投,在1979年4月将国名改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过了新宪法。宪法规定伊斯兰教是共和国的基础,绝对主权属于真主。霍梅尼在1979年12月成为国家的最高领袖。

整个国家以伊斯兰教法为法律,女性被要求重新戴上面纱。国家的实际权力掌控在伊斯兰教士的手中,教士阶层成为新的权贵。

4. 伊斯兰人质危机和两伊战争

伊朗伊斯兰革命营造出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受伊斯兰激进思想的影响,伊朗自视为全球抗衡西方文化侵略和美国霸权的先驱和堡垒。这种观念在革命成功后的伊朗人质危机和两伊战争等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美国总统卡特在1979年10月批准巴列维到美国寻求庇护,让他在美国接受癌症治疗。巴列维抵达纽约后,与基辛格、洛克菲勒等“美国朋友”进行了接触。这一事件引发了霍梅尼和伊朗激进团体的强烈抗议。

11月4日,一群年轻的强硬派伊朗人攀越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的围墙,占领大使馆,扣押了66名美国外交官及工作人员作为人质,提出让美国把巴列维国王遣返伊朗的要求,在革命法庭上审判他。这些闯入大使馆的人士还声称美国大使馆是密谋反对革命、支持“偶像崇拜者”的“间谍老巢”。

事件发生后,立即有几名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在摄影机的拍摄下被迫游街,世界媒体对此进行了大量报道。被蒙住眼睛、颤抖不已的美国人的照片,很快变成伊朗的狂热复仇者手中羞辱美国的标志。

美国卡特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营救人质的行动。1979年11月19日和20日,13位女性和非洲裔美国人质获释。在美国使馆被占领时,有六名美国人成功逃脱,在加拿大和瑞典大使馆获得庇护。他们在美国中情局的帮助下获得了加拿大假护照,在1980年1月加拿大使馆关闭时安全地离开。

1980年7月,另一位人质因为疾病原因获释。卡特总统发誓将保护人质的生命,但他的营救行动收效甚微。1980年11月的美国大选后,当选总统的罗纳德·里根严厉谴责伊朗扣押人质的行为,对伊朗发出战争威胁。

伊朗政府感到有必要在卡特下台前了结人质危机。后来美伊双方同意由阿尔及利亚出面调解,终于在1981年1月19日达成协议,持续一年多的人质危机得以解决。

霍梅尼取得政权后,宣称伊朗是世界上唯一建立了“真主政府”的国家,负有神圣使命。他号召穆斯林世界发起伊斯兰革命,其中就包括伊朗的阿拉伯邻国、除伊朗以外唯一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伊拉克。

伊拉克的人口虽然以什叶派为主,但以总统萨达姆·侯赛因为首的统治集团却是逊尼派。在萨达姆眼里,伊朗伊斯兰革命既是威胁,又是机遇。

说它是威胁,是因为萨达姆担心伊朗什叶派革命浪潮会动摇他的统治,还会影响伊拉克作为逊尼派世俗国家的定位。说它是机遇,是因为伊朗内部局势混乱,和西方矛盾加剧,伊拉克也许可以借机推翻伊朗神权政府,夺取伊朗的领土和油田。

除了教派差异,霍梅尼和萨达姆还有个人恩怨。1978年,萨达姆怀疑霍梅尼煽动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独立,把他驱逐出境,两人自此反目成仇。

最终,两伊战争在1980年9月爆发,伊拉克大军入侵伊朗。萨达姆本以为可以轻易结束这场战事,却发现伊朗人把革命热情投入到战场,而德黑兰的伊斯兰教士也利用战争巩固内部,打压政敌。

不过,战争的走向逐渐有利于伊拉克。萨达姆并不是孤军作战,而是从盛产石油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获得慷慨的资助。海湾各国及西方国家都担心伊斯兰革命扩散。里根政府和撒切尔夫人的英国保守党政府秘密地通过各种方式,向伊拉克出售了用于生产化学武器的资料。

苏联过去一直是伊拉克主要的武器供应国,在最初短暂地遵守武器禁运的规定后,也从1986年开始重新向伊拉克提供武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伊朗和伊拉克双方都在使用苏联和美国武器,也在使用一个东亚大国的武器,各国军火商相互竞争,无所顾忌。

1988年,伊拉克重新掌握战场主动权,再次攻入伊朗境内。当年7月,伊朗接受了联合国的停火协议,两伊战争正式结束。

虽然人质危机损害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形象,而且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被证明是一场灾难,但这两个事件都强化了霍梅尼的坚定立场,巩固了他的伊斯兰秩序。1989年6月,霍梅尼在伊朗病逝。

5. “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

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后,最高领袖霍梅尼喊出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政治口号:“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

革命后的伊斯兰政体是一种独特、完整的全新政治体制。它既不同于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方社会主义政体,也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政体。同时,这个伊斯兰政体既采纳了东方社会主义的某些制度规则,也吸收了西方资本主义政体中的某些制度形式。

伊朗的正式国名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斯兰教义是衡量和判断一切社会事务的准则。

房宁和吴冰冰指出,“在现实中,伊斯兰是由伊斯兰教士直至大阿亚图拉及最高领袖为载体和代表的。”什叶派教士是分级别的。霍贾特伊斯兰、阿亚图拉、大阿亚图拉等各级教士,是伊斯兰教、古兰经的研习者、传授者、解释者、阐发者,是人格化的伊斯兰教。这就是说,伊朗政权合法性的一个来源,是全民信仰的什叶派伊斯兰教。

伊朗政权合法性的另一个来源,是人民选举和共和制。1979年制订的、宣称真主拥有绝对主权的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是全民公投通过的。经全民选举产生的伊斯兰教法学家,组成一个“专家委员会”,在高教阶的教法学家中,选举产生最高领袖。伊朗总统和议会都是经过竞争性的直接选举产生的。

显然,我们不能拿西方观念中的民主和独裁的两分法,套在伊朗的政体上。伊朗政体的两个合法性来源,是伊斯兰教义和人民选举。

伊朗的最高权力属于宗教权威,当然与民主无关。但伊朗的总统和立法机关是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又是典型的民主形式。甚至连最高领袖的产生,也要经由选举程序。

由此伊朗政体形成了宗教、世俗两套体系。具有双重权力结构——也就是伊斯兰教法学家和世俗政治家。

许多著述把伊朗政体说成是“政教合一”,我对这个说法持怀疑态度。

政教合一政体,是指政治领袖同时兼为宗教领袖,政权和教权合二为一。伊朗政体的政权和教权是分离的,最高领袖的权威很大,但不是国家元首。总统及其政府需要服从最高领袖,但并非事事听命于领袖,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

 

伊朗选出新最高领导人:更加强硬

0

特朗普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杀死了伊朗的最高领导人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目的是指望伊朗出现一个新的亲美政权。根据2026年3月8日的最新消息,哈梅内伊的儿子莫杰塔巴·哈梅内伊已被选为伊朗新一任最高领袖。

3月8日,一个88位神职人员组成的专家会议举行投票,负责选举阿里·哈梅内伊的继任者。伊朗安全局局长阿里·拉里贾尼在宣布选举结果后在国家电视台表示,尽管有威胁称专家会议将成为攻击目标,但专家会议还是在周日召开会议,选举了新的最高领袖。

拉里贾尼表示,在当前敏感的局势下,莫杰塔巴·哈梅内伊可以领导这个国家,他呼吁全国人民团结在新领导人周围。

莫杰塔巴是一位在伊朗安全部队和庞大的商业网络中拥有影响力的神职人员,他一直被视为其父的热门继任人选。在继任最高领袖之前,莫杰塔巴从未担任过任何民选职务或政府行政公职。但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他一直被视为最高领袖办公室内最具权势的幕僚。他控制着父亲的接触对象、信息渠道以及庞大的金融网络,是名副其实的幕后操盘手。

他的政治立场极为保守。在2009年伊朗总统大选(内贾德连任)引发的“绿色运动”抗议中,外界和反对派普遍指控穆杰塔巴在幕后调动安全部队和“巴斯基”(Basij)民兵进行了强力镇压。

由于其在幕后操控国家安全、支持强硬政策以及镇压异见方面的角色,美国政府于2019年对他实施了制裁。

莫杰塔巴的继任在伊朗国内外引发了巨大争议。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核心初衷之一就是推翻世袭君主制(沙阿)。如今最高权力实现了罕见的“父传子”交接,打破了伊斯兰共和国不搞世袭的政治传统,引发了外界关于伊朗建立“神权王朝”的质疑。但在国家面临空前战争危机的情况下,伊朗高层最终选择了让他来维持政权的连续性。其父在美以轰炸中死亡也许是他当选的原因之一。

莫杰塔巴于2026年3月上台前后,特朗普在接受多家媒体采访时发表了一系列措辞严厉的评论:

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贬低穆杰塔巴的能力和资历,称伊朗选他是在“浪费时间”,并形容他是一个“轻量级人物”或“无名小卒”。

他直言不讳地表示,“哈梅内伊的儿子对我来说是不可接受的”。特朗普警告说,他希望看到一个能为伊朗带来和谐与和平的人,如果伊朗选出一个延续其父亲路线的领导人,可能会迫使美国在未来几年内再次重返战争。

特朗普发出严厉威胁,声称任何伊朗的新领导人如果想要掌权,就必须得到美国的批准,如果未经他本人认可,这个领导人“就不会维持太久”。

特朗普强调,他必须亲自参与伊朗最高领导人的选定。他甚至将此与美国近期介入委内瑞拉政权更迭(安排亲美领导人)的操作相提并论,明确表达了要在伊朗建立亲美政权的意图。

总的来说,特朗普完全拒绝承认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合法性,并试图通过极度施压的言论来干预伊朗的政权交接。

以色列继续以伊朗高级官员为袭击目标,其中包括新近被任命为最高领袖军事办公室主任的阿布卡西姆·巴巴扬,并称他在周六的一次袭击中丧生。

到目前为止,特朗普仍然指望伊朗会投降。他在空军一号上告诉记者:他不寻求通过谈判结束这场冲突。他说:“我认为,到某个时候,即便有人想说‘我们投降’也找不到人了”。

尽管特朗普呼吁伊朗“无条件投降”,但德黑兰方面仍表示拒绝。伊朗议会议长穆罕默德·巴格尔·卡利巴夫此前曾表示,德黑兰甚至不寻求停火。

从伊朗在战火中按部就班地完成权力的交接可以看出,这个政权应该说还是相对稳定。至于哈梅内伊的儿子会把伊朗引向何方,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