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荣剑的《美国为何‘失去’了中国–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费正清》2024年作为《当代华语世界思想者丛书》之一由纽约的博登书屋出版。经作者授权，本站特发别该书的“引言：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美国在中国的失败”和第一章“重问‘谁丢失了中国'”。如有兴趣购买此书，请点击【这里】。
延伸阅读：
美国“失去”中国的政治和思想之源
1949年4月20日，中共百万大军发起渡江战役，仅用两天时间便突破国民党军队精心设防的长江天险，于4月23日占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战役发动之前，国军高级指挥官和美军顾问们都认为，长江是缺乏海空军、缺乏两栖作战经验的共军向前推进的难以逾越的障碍。曾经担任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认为，国军用扫帚柄都能守住长江，如果他们有决心的话。[1]但是，“决心”这个假设条件并不存在，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尽管还有两百多万人，但从军官到士兵都普遍沉陷在失败主义的绝望情绪中，通过战争一决胜负的决心已经丧失殆尽。国共内战自1946年全面爆发以来，战局变化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在双方军事力量四比一的悬殊情况下，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共军在战场上势如破竹，国军节节败退，以致中共领导人也没有想到，取得全国性胜利的日子会到得这么快。[2]毛泽东收到占领南京的捷报后欣然赋诗一首——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首诗是胜利者的宣言，是对中国沧桑巨变的预言，也是对失败的国民党政权的终极审判。在中国三千年的成文历史中，成王败寇历来是新旧王朝盛衰更替的内在逻辑，中共用武力推翻国民政府，夺取全国政权，是开创了一个新的王朝时代？还是如毛泽东向世界承诺的那样：“建设一个崭新的强盛的人民共和国”？[3]不管如何评价中共新政权的性质，至少在费正清看来：“1949年没有一个人能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公公正正地征服了中国。”[4]所谓“公公正正”，或许就是指的司徒雷登所看到的情况，国民党是在拥有远比中共更好的物质和精神条件下——“政府占有各方面的优势。首先，它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在百姓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又掌握全国的各种物资。政府又占有更广大的土地和人数更多、装备更好的军队，海军和空军虽然装备差，但是也比根本一无所有的共产党强多了”[5]——失去了全国政权。虽然有史家认为中共在抗战胜利之后迅速进入东北地区获得了苏军赠送的大量军事装备，对其后来战胜国民党军队具有决定性意义，但邹谠的研究表明，中共军队接受苏联提供的武器并不是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的决定性因素。[6]纯粹从战争决胜的角度来看，中共战胜国民党既符合中国历史上新旧王朝更替的规则：天命的意外襄助（费正清语），民意的支持，道义的正当性，胜者为王的合法性；也符合现代战争的胜利规则：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实行严明的纪律，形成团结一致的领导集团和骁勇善战的军事指挥团队。
事实上，当中共在1946年预言自己终将赢得全国政权时，早在这10年前已有人作出了相同的预言。1937年6月18日，四个美国人：托马斯·亚瑟·毕森（T.A.Bisson），当时的身份是“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一位研究亚洲边疆史的卓越历史学家；菲立浦·贾菲（Philip Jaffe），美国著名的《美亚》杂志主编；贾菲的妻子艾格尼丝（Agnes）；以及他们雇佣的司机，瑞典机械师艾飞·希尔（Effie Hill）；共同奔赴延安，开启了为期三天的“陕北考察”（6月22日至24日）。期间他们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徐向前等中共领导人，就红军现状、西安事变后的抗日形势，中共的抗战准备、国共关系、统一战线、中国的民主前景、国际关系与世界形势、青年学生与知识分子的前途、中共与美国、英国的关系等话题，进行了广泛的对话。同时，他们还走访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在剧院欣赏了“红小鬼”表演的活报剧、芭蕾舞选段和高尔基的话剧《母亲》的选场，临走那天还在朱德亲自主持的一个演讲会上面向数百名战士与群众发表演讲。按照毕森的记载：“在延安度过的那几个日夜，我们几乎自始至终都被所看到的一幕又一幕场景所深深吸引，充满了兴奋之情。”他据此给予中共领导人以极高的评价： “往昔的经验，当今的形势，未来的局面，古今中外，纵览全球，一切的一切，均在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运筹帷幄之中。一切的一切，都承载着充满希望的神秘的预言。”[7]
拉铁摩尔在当时做出了一个远比毕森更大胆的预测，他在当时为伦敦《泰晤士报》所撰写的一篇文章的最后一段中这样写道：
“当我回味那次延安之行，认真思索时，在我看来，假如当初日本没有发起那场战争，共产党可能会以合法政党的面貌重新浮现，在全中国发挥其影响，并在他们已经控制的地区，拥有一个类似省政府的地位。如果日本人开仗了，假设共产党关于半殖民地国家的军民关系的理论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军队和人民就都会站到共产党一方来。”[8]
1973年，毕森的《1937：延安对话》被尘封了近40年后在美国首次公开出版，拉铁摩尔在该书序言中专门补充了艾飞·希尔对毛泽东的看法，他特别介绍了这位曾经长时期跟随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游历中国的司机的政治立场：一个“游民小资产者”，对政治的了解泛善可陈，知识面极其有限，并不赞同共产主义，但就是这样一个政治素人对毛泽东的政治前景的判断被拉铁摩尔称之为“真知灼见”： “我曾经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富商、军阀、知识分子、国民党高官。但毛泽东却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能够统一全中国的人。”[9]
在毕森、拉铁摩尔和艾飞·希尔从中共领导人的身上展望未来中国统治者的英明形象时，中共占据的陕甘宁边区仅仅控制着约二十九个县、一百四十万人口，拥有军队约八万人。[10]而且陕北地处荒凉，资源贫乏，交通不便。基于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实难想象中共创建的这个“微型要塞”会在未来十几年的时间里成为颠覆国民党政权的总策源地，当然也难以想象毛泽东会成为一个新的统一中国的开国君主。日本侵略中国和随后发生的“西安事变”的确为中共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使得陕甘宁边区得以幸存下来并在联合抗日的名义下争取到了政治合法性。在八年抗战时期，中共军队迅速扩大到一百万正规军、二百万民兵的规模，“解放区”控制了一亿人口。[11]但是，机会并非完全向中共这边倾斜。胡素珊关于“中国内战”的研究就试图证明：“不管日本侵略对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胜利起了多大的作用，日本人在1937年留给共产党和国民党相同的机会。”两者的重大差别在于，共产党充分抓住了机会，从城市转向农村，集中发展游击战和农民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而国民党则没做什么事情来利用这一机遇，“在壮大国内政治力量和争取大众支持方面鲜有建树”。[12]她批驳了这样的说法：“日本侵略阻止了蒋介石的军队在1936—1937年给予失败的共产党军队致命一击，使得共产党的胜利成为可能”，认为“这么说等于承认了国民党在以后几年中无法在一个更平等的基础上与共产党竞争”。[13]胡素珊的这个看法无异于支持了费正清关于中共“公公正正”夺取了全国政权的合理性判断：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确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中共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实力和智慧打下了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说，毕森、拉铁摩尔和艾飞·希尔，作为最早预言中共胜利的预言家，不愧为先知般的人物，他们在1937年的延安所看到的这一群人——“他们的胸中，充满着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理念折腰。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奋斗，大家分享着这种精神追求所带来的充实感”，[14]在后来的十几年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的理解与支持。
从美国对华政策的角度来看，毕森以“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问题专家的身份所形成的关于中共的初步认识，在整个1930年代实际上根本不会动摇美国政府对中国国民政府的基本立场。按照《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的作者迈克尔·沙勒的说法，“在三十年代末期以前，美国的外交官对于中国的社会力量似乎基本上不感兴趣或毫无所知。他们住在北京、南京或其他几个西方化的城市，对中国广大内地的情况不甚了了。他们所关心的只不过是保护美国公民的生命安全和商业利益。”[15]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反应，美国政府只限于“不承认主义”，从政治上和道义上反对日本侵占满洲（中国东北地区）的所有行动，但不主张通过战争方式来介入中日的领土争端。改变这种状况的直接动因来自于战争范围和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化。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将美国和中国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美国总统罗斯福不仅将中国视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重要盟国，而且力主将中国重新塑造为世界“四大国”之一，与美国、苏联、英国平起平坐，共同决定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此时，美国的对华政策，一方面是从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全面支持蒋介石政府，竭力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其标志是1943年11月举行的“开罗会议”，实现了罗斯福总统、丘吉尔首相和蒋介石委员长“三巨头”的会晤，他们的合影照片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国作为与美国、英国并列的世界性大国的横空出世。由美、英、中三国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明确宣布，将把日本从中国窃取的一切领土（最重要的是东北和台湾）归还给中国。蒋介石为此深感欣慰，在日记中写下“全世界视开罗为中国一大胜利”，认为开罗会议是他一生“革命事业”的“重大成就”。[16]另一方面，美国政府认为中国要承担起世界性大国的责任，必须进行民主化的政治改革，荡平各级官僚中普遍蔓延的腐败现象，结束内战和地方割据，加强军事力量的整合与现代化改造，建立由各党派共同组成的联合政府，其中的关键性环节是重新建立起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全面合作关系，因为中共此时已经拥有了一支数十万的军队和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根据地。[17]一如芭芭拉·W·塔奇曼的概括：“美国对联合政府的希望是基于一种普遍的想法，那就是认为共产党的目标并不是想统治整个中国，而是希望跟重庆达成政治解决办法，从而可以一致对日。”[18]基于这个基本判断，积极推动国民党与中共建立联合政府，便成为美国这一时期对华政策的主要关切。[19]而建立联合政府的前提，是美国人首先相信，同时也要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相信，中国共产党并非是苏联式的共产党组织，它毋宁是“所谓的共产党人”，是“农民民主派”和“农民自由主义者”，或者是一群铁托式的民族主义者，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不接受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赫尔利在使华的最初阶段，甚至把中共视为像是俄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人，国民党更像是民主党人，国共之争类似于美国的两党之争。[20]苏联人似乎也在配合美国人对中共一厢情愿的想象，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赫尔利访问苏联时告诉他，苏联不会支持中共而是支持蒋介石。斯大林也对来访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说，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他们是“人造黄油的共产党”，也就是冒牌的共产党。[21]苏联人的话让美国人深信不疑，华莱士把斯大林的话转告蒋介石，试图说服后者选择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在中国建立一个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但是，在蒋介石看来，美国人根本就没有搞清楚他的国民党、毛泽东的共产党与苏联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苏联对中国东北地区的图谋和中共夺取全国政权的计划高度相关，他提醒华莱士：中国共产党“比苏俄共产党更共产党”。[22] 美国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全力推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试图通过建立多党合作的联合政府来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政治腐败状况，由此形成一支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和国民政府统一指挥的中国战区，以对抗日本侵略，这个战略设想不可谓不对。但是，基于美国和国民党对中共的不同认识所产生的深刻分歧，使得这个战略设想始终无法实现。1944年10月，在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下，美国总统罗斯福召回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以魏德迈将军取而代之。蒋介石之所以这么做，一是无法容忍史迪威架空了他的军事指挥权，二是不能接受史迪威的“联共”立场。在史迪威将军改造中国军队的计划中，他提议根据美国租借法案装备60个国民党师和5个共产党师，甚至表示自己愿意亲赴延安说服共产党人承认蒋介石政权。[23]对于蒋介石来说，史迪威通过“联共”改造国军的计划无异于是一场针对他本人的“兵变”（史迪威的判断），他坚持认为，承认共产党的条件是他们放弃在北方建立政府，并将他们的部队接受中央政府的控制。在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冲突中，罗斯福总统面临着两难选择，他在内心是站在史迪威一边，认可他的“联共”主张，但他不得不接受赫尔利的建议：美国失去蒋介石就是失去中国，因此，必须解除史迪威将军的职务，“任命另一位美国将军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指挥在中国的一切陆空部队。”[24]
事实上，史迪威从来没有接触过周恩来或者其他共产党人，也禁止他手下的军事参谋与中共建立联系，他关于中共的基本认识实际上主要来源于他的两个政治顾问——约翰·戴维斯和约翰·谢伟思。按照邹谠的说法，这两位是国务院制定对华政策最重要的人物。1943年8月，谢伟思被史迪威亲自点名，与戴维斯一起在美军中印缅战区司令部当文职人员。正是在为史迪威工作期间，他们启动了美军观察组（“迪克西使团”）赴延安考察的行动，在考察中撰写的一系列关于中共的报告，不仅获得了国务院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所有与中国政府打交道的人都必须“从头到尾”阅读的文件；而且通过史迪威直接影响了诸如马歇尔、魏特迈这样的军方高层，并且通过总统顾问霍普金斯这个渠道将这些报告送达罗斯福总统的办公桌上。霍普金斯在把谢伟思第一份延安报告转给罗斯福时曾在报告上写了一个批注：“此为约翰·谢伟思先生就华北中共情况所写的初步报告……所见所闻令人眼前一亮。”[25]很显然，总统顾问应该是基本同意报告中所提出一些基本判断：鉴于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和无能，鉴于延安体现出来的朝气蓬勃的生气，美国援助中共将有效促进抗战，并对中央政府施加压力，让它着手推行民众期待已久的政治改革。[26]1944年10月10日，谢伟思在致史迪威将军的一封报告中明确建议：
“我认为现在时机已到，我们应该对蒋介石和中央政府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我们的对华政策应该以两项论据为指针，第一，不持强硬态度，就不能期望与蒋打交道会成功。其次，不考虑反对派力量——共产党、地方势力和自由派，我们就不能期望解决中国的问题（现在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
“我们不应被中国有崩溃的危险这种呼吁所左右。这是蒋的一贯的阴谋。国民党政府可能垮台，但中国的抵抗运动不会垮。”[27]
上述建议对于史迪威将军形成关于联共抗日的战略构想无疑具有直接的影响，当然也会影响到罗斯福总统的对华政策。在美军观察组考察延安期间，中共领导人充分意识到争取美国人的理解和支持是一个重大机遇，中共将由此获得美国背书的政治合法性和来自美国的军械装备。周恩来不失时机地向谢伟思保证，如国民政府批准，共产党愿意听从美国盟军最高司令的指挥。谢伟思打电报给驻新德里的戴维斯：“我们相信这些人对此事是认真的。”他建议与中共军队的合作必须马上开始。[28]1944年10月，史迪威将军被蒋介石赶出中国，但是，以谢伟思和戴维斯为代表的“中国通”（China Hands）们所形成的联共抗日的设想并没有因此被中止，按照迈克尔·沙勒的说法：“单是史迪威去职这件事并没有削弱中国国内影响共产党和美国采取联合行动的逐渐增强的声势。迪克西使团、使馆工作人员、战略情报局官员以及美国驻华武装人员中的一些人继续大力要求把共产党人纳入美国阵营。”[29]1944年12月16日，戴维斯陪同包瑞德上校和威利斯·伯德中校访问延安，双方交流期间，中共向美方保证其旗下的65万武装及250万民兵将听从“魏德迈将军的战略调遣”；而美方则向中共承诺“派专人培训他们使用多种现代武器、爆破装置、无线电通信，为25000名游击队员提供装备。”[30]正是在这次延安考察中，戴维斯得出了与谢伟思相同的结论：共产党人是灵活可靠的政治派别，准备在许多方面与美国合作，而合作的前提是，美国必须放弃它对蒋介石公开承担的义务；抗战结束后，中国的内战是不可避免，共产党的胜利几乎是必然的；美国应该立即做出决定，在即将到来的争取中国的斗争中“倾向”共产党人。[31]
在邹谠看来，美国在史迪威危机中失败的真正的悲剧是这个失败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果蒋介石接受史迪威作为他的战地总司令，以换来美国对援助国民党政府作出更深的承诺，美国对处理中国的局势承担更直接的责任，国民党的整个军事力量获得更多的美国军需品，并在史迪威的军队改革计划中得到加强。但是，事态并未按这个方向发展，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决裂，严重削弱了罗斯福总统原来对蒋介石的良好印象，开始接受史迪威从谢伟思、戴维斯报告中得到的建议：蒋介石并非不可取代。[32]蒋介石在战争期间失去了罗斯福的充分信任和史迪威的军队现代化改革计划，导致的后果正如邹谠所言：“在战争结束时，国民党中国既没有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军队，也没有给作战部队提供给养的能力。”[33]邹谠深信，装备完善的精锐部队在遏制中国的共产主义扩张时是军事和政治解决方法的组合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
尽管史迪威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尽管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在是否联共问题上存在着重大分歧，但美国政府在抗战结束后仍然在努力推动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政府。这一方面是因为决定美国对华政策的人，从总统到将军再到国务院的外交官，仍然普遍相信中共不是纯粹的共产党人，相信中共是可以参与中国的和平民主改革进程。另一方面，美国人经由延安的考察确信共产党人更加富于活力和战斗力，如果国共发生内战，中共大概率会赢得战争。因此，在中共赢得战争前建立国共联合政府，以避免中国最终落入俄国人的怀抱，被美国政府认为是避免在中国出现不可控的灾难性后果的唯一正确选择。为推动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政府，美国政府在1944年6月至1945年12月，先后派出罗斯福的副总统华莱士、罗斯福总统特使赫尔利和杜鲁门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停国共矛盾，说服两党放弃意识形态偏见，与其他党派一起和平建国，完成中国的民主化改革进程，建立各党派共同参与的联合政府。但是，他们的访华使命全部失败。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将军正式宣布停止国共两党的调节工作，他在离开中国时发表声明称：
“和平的最大障碍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彼此之间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完全的怀疑和不信任。一方面，国民政府领导人强烈反对共产主义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共产党直言不讳地声明他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要为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政治制度而努力，虽然先要经过美英式的民主政治形式。”[34]
在这份声明中，马歇尔将军强烈谴责了国民党政府一方存在着“一个由反动分子组成的统治集团”，“他们几乎反对我为促使成立一个真正的联合政府而进行的一切努力”，同时也谴责“纯粹的共产党人”“毫不犹豫地采取激烈的措施以达到他们的目的……而不顾被波及的人民直接承受的苦难”。[35]最后，对于挽救时局的出路，他还是希望政府内部和其他小党派的自由主义分子掌握领导权，他们在蒋介石委员长领导下采取成功的行动，通过建立良好的政府以实现中国统一。
马歇尔使华失败，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按照牛军所述，“杜鲁门政府在1945年底调整对华政策时有两个基本的原则：一是无论如何要维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二是无论如何要避免美军直接卷入中国内战。”[36]当马歇尔离开中国时，美国政府拒绝了魏德迈将军提出的扩大军事援助的计划，同时也对司徒雷登大使提出的由美国政府出面劝告最高统帅蒋介石退休的建议持否定态度。[37]问题在于，正是这两个基本原则构成的内在矛盾让美国政府在中国陷入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如果不大规模支持蒋介石政府，它必定被共产党军队所推翻，1947年以来的战场形势证明了谢伟思等对国共军事力量的判断是准确的，国民党军队要避免彻底失败的唯一可能性是获得美国的大规模支持；而美国的大规模支持则意味着美军要直接介入中国的内战，由此产生的后果有可能是美苏两国在中国战场上的直接对抗，这是美国政府绝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因此，从1947年起，美国的对华政策实际上处在一种停顿状态。司徒雷登在马歇尔回国那天向他提出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三种可能的方案：“第一，积极支持国民政府，尤其在军事顾问方面，推动改革，按推进阶段配备援助资金；第二，美国不提供明确的计划，只是采取观望政策，伺机而动；第三，从中国内部事务中完全退出。”[38]司徒雷登倾向于实行第一方案，如第一方案不行，则倾向于实行第三方案。马歇尔回国担任国务卿后执行的对华政策与司徒雷登的第二方案相近：支持蒋介石政府，却拒绝向它提供大规模经济和军事援助。到了1948年，美国的对华政策被当时的国防部长佛洛斯特称之为是“没有政策”。[39]用顾维钧的话来说，美国这一时期的对华外交是“政治才略的空白时期”，美国外交由少数几位私怨满腹的领导人所左右，看不到美国在中国和远东真正的和根本的利益所在。[40]该年4月，美国政府勉强通过了援华法案，拨出一亿二千五百万美元“供中国政府随意使用”。马歇尔为通过此项法案与两院有关委员会讨论时指出：“看来美国不得不准备在实质上接管中国政府，管理它的经济、军事和行政事务……”。可是到了11月，中国的局势让美国政府感到绝望，马歇尔在内阁会议上转变口风，称国民党政府“很快就要消亡，我们没有办法挽救它。”[41]此时，美国政府在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溃败后不得不执行司徒雷登的第三方案：从中国内部事务中完全退出。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美国大使馆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及眷属都已经提前撤离到广州，而司徒雷登决定留守南京，以便近距离观察中共军队官兵的实际表现，更主要的是，期待与中共继续保持一种政治联系。4月27日，司徒雷登开始在家里起草承认中共的备忘录；5月13日，司徒雷登与中共代表黄华在大使官邸见面；6月6日，司徒雷登与黄华在中共军管会外事处第二次会晤；6月12日，司徒雷登在上海通过民主人士罗隆基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转达一个信息：今后如中美之间消除敌意，中国保持独立而不成为苏联的附庸，美国愿意提供不少于20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帮助中共恢复和发展经济；6月28日，司徒雷登收到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邀请他访问北京的信函，黄华亦在同日告知他：中共中央同意司徒雷登回燕京大学，并可安排与中共领导人会面。郝平认为：“这是中共中央愿意与美国政府接触、联系的正式的官方的表态。”[42]6月29日，司徒雷登将中共欢迎他访问北京的消息传回华盛顿，等待国务院的批准指令一到便立即动身。但是，令美国人没有想到的是，在美国力图与中共重建政治关系的前夜，也就是在6月30日，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在这篇宣战式文章中，毛明确提出了“一边倒”的政策主张：
“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43]
毛在文章中还首次向全世界公开宣示了中共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立场：
“‘你们独裁。’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中国人民在几十年中积累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叫我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或曰人民民主独裁，总之是一样的，就是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44]
正是这篇主张“一边倒”和“专政”的文章，对美国政府犹如醍醐灌顶，长期以来它的各级官员普遍抱有中共在夺取政权后会走上一条铁托式的“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毛的文章让他们猛然醒悟：中共政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共产主义政权。7月2日，国务卿艾奇逊来电，指示司徒雷登必须于7月25日前返回华盛顿。此时，司徒雷登对中共仍心存幻想，他于7月20日再次致电国务院，要求允许他去北京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7月21日，司徒雷登从黄华处得知中共领导人仍希望他去一趟北京，便随即做好了北上的准备。7月25日，美国国务院打电报催促司徒雷登务必于8月2日之前离开中国。于是，司徒雷登在这一天乘使馆的一架小型客机离开南京前往美国，他说“很高兴踏上这段旅程。在中国的最后几个星期是一段难受、无常、烦恼、沮丧甚至是恐惧的日子”。[45]就在司徒雷登回国后没几天，毛泽东专门为他撰写了一篇“欢送词”——《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旷世奇文作为毛批判艾奇逊“白皮书”的系列文章之一，将司徒雷登视为是马歇尔系统中“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的“风云人物之一”，断言他是在没有人去理他时，“只好挟起皮包走人”。[46]毛的辛辣尖刻的文风让司徒雷登感到又好气又好笑，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直被认为是美国自由派中的典型人物，也是美国对中华民族友好情谊的代表，现在我却是一个被说成是代表了‘帝国主义的美国政府的代表，也是美帝援助煽动蒋介石的反动封建又没落无望的政权的主要代理人’。”[47]与他有着同样感受的是马歇尔，他对自己被毛划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并被公开点名批判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对他的肆无忌惮的攻击，以及把美帝国主义说成是已经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而成为世界性的侵略者和全人类的公敌，实在是无法理喻。如果说在国共内战期间美国国务院有一个“亲共派”，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应在其列，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共批判美帝国主义者的名单中，他们首当其冲，比其他那些力主支持蒋介石政府的美国人受到更多的羞辱与攻击。[48]
马歇尔在退出中国时最终认识到了，要在中国共产党的行为所表现的纯中国特点和世界各地共产党共同采取的手段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是困难的，中国只有在出现一个自由主义反对派集团的情况下，清明的政治和迈向稳定的进步才会获得保证。司徒雷登则在离开中国后许多年才对中国共产党本质的认识出现了一个“巨大转变”：
“越来越可以确定的是，从全世界暴力革命出发，各国的共产党都受克里姆林宫控制，所以苏联会支配任何联合政府，也会利用这个力量来实行集权体制下的各种恶行。共产主义简单来说就是对自由体制的可怕威胁，无耻地运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在各条阵线上都带来恐惧和斗争。”[49]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不仅标志着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大陆的终结，也标志着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从而构成了今天重新认识和总结美国20世纪外交政策最惨重的一次失败的历史前提。按照胡素珊的说法：“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告成立引发了美国政坛持续四分之一世纪的激烈争论和相互指责”，[50]但通过这些激烈争论和相互指责是否形成了关于中共及其政权夺取和统治中国大陆的正确认识，则需要谨慎对待。美国 “失去”中国的终极原因何在？美国后来是否又重新“得到”了中国？以及美国在当下是否又再次“失去”了中国？这些问题需要在新的理论视野和历史视野中重新加以检视，否则，历史的教训是不会自动转化为历史的真理。诚如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言：“历史始终是一门正在形成、正在被超越和需要从头开始的科学。”[51]中美关系史显然也需要重新开始书写。从1784年2月28日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抵达广州，到二战后美国政府调停国共内战失败为止；从1949年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司徒雷登黯然返国，到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外交关系；从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并在美国支持下加入世贸组织从而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中美两国再次面临制度、价值观的全面冲突；中美两国关系在持续两百多年时间里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变化，意味着既往的相关历史叙事需要重新认识。从“批判的思想史”出发，重问“谁丢失了中国”？或许就是重新建构中美关系史的开始。
正是这篇主张“一边倒”和“专政”的文章，对美国政府犹如醍醐灌顶，长期以来它的各级官员普遍抱有中共在夺取政权后会走上一条铁托式的“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毛的文章让他们猛然醒悟：中共政权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共产主义政权。7月2日，国务卿艾奇逊来电，指示司徒雷登必须于7月25日前返回华盛顿。此时，司徒雷登对中共仍心存幻想，他于7月20日再次致电国务院，要求允许他去北京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7月21日，司徒雷登从黄华处得知中共领导人仍希望他去一趟北京，便随即做好了北上的准备。7月25日，美国国务院打电报催促司徒雷登务必于8月2日之前离开中国。于是，司徒雷登在这一天乘使馆的一架小型客机离开南京前往美国，他说“很高兴踏上这段旅程。在中国的最后几个星期是一段难受、无常、烦恼、沮丧甚至是恐惧的日子”。[45]就在司徒雷登回国后没几天，毛泽东专门为他撰写了一篇“欢送词”——《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旷世奇文作为毛批判艾奇逊“白皮书”的系列文章之一，将司徒雷登视为是马歇尔系统中“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的“风云人物之一”，断言他是在没有人去理他时，“只好挟起皮包走人”。[46]毛的辛辣尖刻的文风让司徒雷登感到又好气又好笑，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一直被认为是美国自由派中的典型人物，也是美国对中华民族友好情谊的代表，现在我却是一个被说成是代表了‘帝国主义的美国政府的代表，也是美帝援助煽动蒋介石的反动封建又没落无望的政权的主要代理人’。”[47]与他有着同样感受的是马歇尔，他对自己被毛划为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表并被公开点名批判一直耿耿于怀，认为对他的肆无忌惮的攻击，以及把美帝国主义说成是已经代替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而成为世界性的侵略者和全人类的公敌，实在是无法理喻。如果说在国共内战期间美国国务院有一个“亲共派”，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应在其列，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中共批判美帝国主义者的名单中，他们首当其冲，比其他那些力主支持蒋介石政府的美国人受到更多的羞辱与攻击。[48]
马歇尔在退出中国时最终认识到了，要在中国共产党的行为所表现的纯中国特点和世界各地共产党共同采取的手段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是困难的，中国只有在出现一个自由主义反对派集团的情况下，清明的政治和迈向稳定的进步才会获得保证。司徒雷登则在离开中国后许多年才对中国共产党本质的认识出现了一个“巨大转变”：
“越来越可以确定的是，从全世界暴力革命出发，各国的共产党都受克里姆林宫控制，所以苏联会支配任何联合政府，也会利用这个力量来实行集权体制下的各种恶行。共产主义简单来说就是对自由体制的可怕威胁，无耻地运用各种手段来达到目的，在各条阵线上都带来恐惧和斗争。”[49]
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作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不仅标志着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大陆的终结，也标志着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从而构成了今天重新认识和总结美国20世纪外交政策最惨重的一次失败的历史前提。按照胡素珊的说法：“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告成立引发了美国政坛持续四分之一世纪的激烈争论和相互指责”，[50]但通过这些激烈争论和相互指责是否形成了关于中共及其政权夺取和统治中国大陆的正确认识，则需要谨慎对待。美国 “失去”中国的终极原因何在？美国后来是否又重新“得到”了中国？以及美国在当下是否又再次“失去”了中国？这些问题需要在新的理论视野和历史视野中重新加以检视，否则，历史的教训是不会自动转化为历史的真理。诚如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言：“历史始终是一门正在形成、正在被超越和需要从头开始的科学。”[51]中美关系史显然也需要重新开始书写。从1784年2月28日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抵达广州，到二战后美国政府调停国共内战失败为止；从1949年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司徒雷登黯然返国，到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外交关系；从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并在美国支持下加入世贸组织从而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中美两国再次面临制度、价值观的全面冲突；中美两国关系在持续两百多年时间里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变化，意味着既往的相关历史叙事需要重新认识。从“批判的思想史”出发，重问“谁丢失了中国”？或许就是重新建构中美关系史的开始。
本文注释：
[1] 参阅[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王宁、周先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96页。
[2] 毛泽东在1948年11月14日为新华社写的一篇题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的评论中写道：“原来预计，从一九四六年七月起，大约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361页。
[3]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同上书，第1467页。
[4] [美]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刘尊棋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第321页。
[5] [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陈丽颖译，东方出版中心，2012年，第143页。
[6] 邹谠提供的数据证明，国民党军队从驻华日军中接受的军用品的数量，远远超过中共军队在东北接受的日本军火武器，数量差距在3倍至10倍，比如火炮，国军接受了12446门，共军接受了1436门，机关枪，国军接受了30961挺，共军接受了8989挺，国军接受了1068架飞机，共军只接受了少量飞机。“这些数字表明，落入共军手中的日本军火武器本身并不能使共军在军事上强过国民党军，它们本身并不能构成共产主义在中国胜利的原因。”参阅氏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第275-276页，注释18。
[7] [美]托马斯·亚瑟·毕森：《1937，延安对话》，李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第137页。
[8] 同上书，第147页。
[9] 同上书，第12页。拉铁摩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过这段往事，表明艾飞·希尔的这个话始终留在了他的记忆中。参阅[日]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6页。
[10] 费正清在他的著作中认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大概只剩下了四千人。参阅氏著：《伟大的中国革命》，第280页。哈里斯·福尔曼在其《北行漫记》中认为，1937年，中共在陕北的军事人员大概有八万人。参阅氏著：《北行漫记》，陶岱译，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是122页。关于中共在陕北统治区域及人口，参阅马克·赛尔登：《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魏晓明、冯崇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151页。
[11] 参阅毛泽东：《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58页。
[12] 参阅[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启蒙编译所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8年，第381页。
[13] 同上书，第381页。日本侵略中国是否给国民党和共产党创造了相同的发展机会，显然不能一概而论。在邹谠看来：“中日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政府，这种打击最终被认为是致命的打击。首先，它极大地摧毁了国民党的军队，将国民党政府逐出家园，使中国政治中的离心倾向达到新的高潮。第二，它使共产党人有机会在中国最重要的地区扩大他们的控制。第三，它极大地削弱了曾经是国民党政府坚定的和有力的支持者——上层阶级，为中产阶级脱离政府创造了条件。最后，艰苦的战争导致官僚机构和军队士气低落。”参阅氏著：《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第42页。邹谠的看法尽管言之有理，但是，应该看到，在抗战结束时，国共军事力量是四比一，国民党占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主要还是形成于抗战之后的一系列错误政策，包括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失误。
[14] [美]托马斯·亚瑟·毕森：《1937，延安对话》，第148页。
[15] [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郭济祖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7-8页。
[16] 参阅[美]陶涵：《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林添贵译，中信出版集团，2012年，187页。
[17] 按照美国人的统计，自1937年以来，在七年的时间里（到1944年），中共控制的领土从3.5万平方英里增加到了15.5万平方英里，人口从150万增加到了5400万，武装力量从10万增加到了47.5万，在苏北、湖北、广州周围以及海南岛的日军占领区均有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参阅[美]芭芭拉·W·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万里新译，新星出版社，2007年，第470页。
[18] 同上书，第470页。
[19] 牛军认为，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向蒋介石提出组织联合政府的建议，可以确定其逻辑中包含两个基本前提：第一，罗斯福政府实际上认为中共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第二，国民政府需要实行民主化改革，对中共作出必要的让步。牛军为此用“压蒋与联共”为标题来概括罗斯福政府对华政策的这一重要特点。参阅氏著：《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第21页。
[20] 参阅[美]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新华出版社，1980年，第170页。
[21] 参阅[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张大川译，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第54页。
[22] 参阅同上书，第54页。
[23] 参阅[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第98页。
[24] 参阅[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172页。
[25] 参阅[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第93-94页。
[26] 参阅同上书，第71页。
[27] [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罗清、赵仲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163页，164页，166页。
[28] 参阅[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第71页。
[29] [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189页。
[30] 参阅[美]琳·乔伊纳：《为中国蒙难——美国外交官谢伟思传》，第102页。
[31] 参阅[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192页。
[32] 按照陶涵的记述，在开罗会议期间，史迪威与罗斯福总统简单讨论过取代蒋介石的可能性问题，当时他们主要考虑的是蒋介石政府未必能顶得住日本的军事进攻，如果蒋介石失败，就需要寻找“别人或一群人来顶替。”在史迪威的心目中，可以顶替蒋介石的人应该包括共产党人。参阅氏著：《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第190页。
[33] [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第72页。
[34] [美]马歇尔：《国共内战与中美关系：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华文出版社，2012年，第356页。
[35] 同上书，第256-357页。
[36] 牛军：《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第389页。
[37] 参阅[美]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年）》，第279页。
[38] [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第122页。
[39] 参阅吴昆财：《美国人眼中的国共内战》，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106页。
[40] 参阅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六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92-93页。
[41] 参阅[美]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年）》，第300页。
[42] 郝平：《无言的结局：司徒雷登与中国》（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58页。
[43]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2-1473页。
[44] 同上书，第1475页。
[45] [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第179页。
[46]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98页。
[47] [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第168-169页。
[48] 美国“亲共”派受到中共羞辱的另一个典型人物是美军上校包瑞德，此人在1945年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对他非常热情，多次长谈，而包瑞德也高度评价八路军的优良作风，力主美军与中共合作。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共在建政之后的1951年夏季，由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布破获了一个企图谋杀毛主席的美国间谍网，特别提到“戴维·迪安·包瑞德”在这个间谍网中扮演了主使和特别凶恶的角色，共产党人用漫画的形式，绘声绘色地叙述了包瑞德如何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国庆活动时用迫击炮谋杀毛泽东。包瑞德对这个臆造的侮辱性的诽谤感到好笑，他尤其感到恼怒的是，共产党人把他描写成一个抽着雪茄、穿着鞋罩的人。参阅[美]伊·卡恩：《中国通：美国一代外交官的悲剧》，第180页。
[49] [美]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从传教士到大使——司徒雷登回忆录》，第151页。
[50] [美]胡素珊：《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第3页。
[51]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第11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