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若受侵害，中国可退出海洋法公约

【德】斯特凡·塔尔蒙

　　多年以来，中国一直都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坚定支持者。可是最近，中国却体会到，《公约》、尤其是其中有关强制性争端解决的条款，可能会被其他国家出于政治目的而利用。尽管完全知晓领土主权和海洋边界争端并不在《公约》争端解决机制管辖范围之内，但菲律宾依然挑起一场“法律战争”，将与中国之间的南海领土争议提交给了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设立的仲裁法庭，要求进行强制仲裁。

　　在上世纪70年代围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进行谈判的过程中，中国就对其中的争端解决条款提出关切，认为这些条款“并不适当”，不应被纳入公约。当时中国建议，应将这些条款单列成文，以便各国自行决定是否接受这种强制性的争端解决机制。经过妥协和折中，谈判最终达成的协议规定，某些争端将不被包括在《公约》的强制性争端解决机制框架内;对于其他争端，各签约国则可发表声明宣示不予接受。而后者中主要包括与海洋划界、历史性所有权、主权或有关陆地或海岛领土的其他权利、军事活动以及执法行为有关的争端。2006年8月25日，中国正是依据这一规定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书面声明，表示不接受针对上述这些争端的任何国际司法或仲裁管辖。也就是说，对于与中国之间存在的海洋问题争端，将不再适用裁判制度，而直接由中国与相关国家通过协商解决。

　　但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88条第4款的规定，对于法院或法庭是否具有管辖权如果发生争端，这一问题应由该法院或法庭以裁定解决，而非由争端双方决定。这就为相关缔约国带来了很大风险和不确定性，尤其是在遇到坚持“司法能动主义”的仲裁法庭时。这方面的一个现实例子就是：2015年10月29日，应菲律宾单方面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做出关于管辖权和可受理性问题的裁决，裁定该案继续开庭审理。尽管国际法中定义的争端要求相关方之间存在“真实对立”，但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实际上并不能确定这种对立真实与否，而是通过“推论”确立了争端的存在。而且如此一来，原本属于领土主权和海洋边界争端，也被该仲裁庭重新定义成了有关海洋地形地貌和海洋权益来源的争端。正如该仲裁庭指出的那样，中国还未在这些问题中阐明过详细立场。

　　如果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在可能于2016年下半年做出的裁决中，以侵害中国对南沙岛屿领土主权的方式判决这一被其“再定义”了的争端，那么中国不无考虑退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可能。根据《公约》第317条规定，缔约国可给联合国秘书长书面通知退出本公约，并可说明其理由，未说明理由应不影响退出的效力。退出应自接到通知之日起后一年生效。尽管不能以退出为理由解除其作为缔约国时已经产生的义务，但中国未来却可以不再受越南、印度尼西亚或马来西亚有关南海以及日本有关东海的类似诉求的约束。

　　如果退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国是否会因此面临什么严重不利影响呢?简单来说不会。中国将会继续享有《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带来的大多数有利条件，因为现在该公约的绝大多数条款都已被视作习惯国际法的组成部分。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公约》中有关“区域”的条款，比如深海采矿(第XI部分)、海洋技术的开发与转让(第XIV部分)以及关于强制性争端解决的条款(第XV部分)。以美国为例，虽然过去33年来一直不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但它从未遇到过什么严重问题。正好相反，美国享受到了《公约》框架下的大部分有利条件(例如航行和飞跃自由、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权益等)，而无需承担任何《公约》所要求的责任。如果退出《公约》，中国将不再享有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法官席位，不再向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派驻代表，也不再是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成员国。中国可能根据习惯国际法来主张对外大陆架及其资源的权益，但其能源公司会被排除在该“区域”的勘探和开发活动之外(除非它们是由另一缔约国注册和资助)。

　　中国最终是否想要继续成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将取决于司法和政治领域的“成本收益”分析结果。《公约》本身为中国提供了退出途径，若其领土主权受到根据《公约》设立的仲裁法庭所作裁决的侵害，则其就有理由退出。

　　作者是德国波恩大学国际公法研究所所长、牛津大学圣安妮学院兼职研究员，本文由王晓雄翻译

来源时间：2016/3/3   发布时间：20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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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范辰言  来源：环球网

　　近些日子，关于南海的新闻非常多，有不少国家针对中国的南海权益蠢蠢欲动。然而作为南海域外国家的美国也摩拳擦掌，据美国“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3月2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2日指责中国南海的行为，并警告中国在外太空的威胁。

　　文章称，卡特表示五角大楼未来几个月面临着中国在南海活动和太空武器的安全威胁。他称亚太地区是美国未来最重要的地区，但在这一地区中国正在崛起。我们欢迎中国的崛起，但是中国必须在一个结构体系之内，中国已经成为五角大楼认定的美国头号安全挑战。

　　卡特表示，五角大楼正通过使用4.25亿美元来在未来四年达成东南亚海上安全倡议，近30%的世界贸易需要通过南海，包括约1.2万亿美元的货物将通过这片海域运往美国。所以美国担心中国的行为会增加误判的风险或导致国家之间的冲突。卡特还表示，为了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五角大楼已经花费了80亿美元来在2017年增加海底和反潜力量，包括部署新型的无人潜航器和水面舰艇。

　　除了南海问题，太空也成为了美国挤兑中国的空间。卡特表示中国在2007年一次试验中摧毁一颗气象卫星带来了3000多片的碎片，这些碎片破坏了空间的环境。而且中国正在研发的反卫星武器很可能在未来加剧太空垃圾的增多，所以美国在2017财年预算220亿美元来寻求空中威胁的解决方案。美国表示，在太空武器领域，中国已经发展处了包括地面发射的反卫星导弹、地面激光武器、电子干扰器、可以捕捉其他卫星的小型飞船等。美国将推动民间资本来进行太空的研发和投资。

　　从卡特的言论中，美国霸道的霸权主义思想已经显露无疑。称亚太是美国未来最重要的区域，然而亚太更是亚太人民最重要的区域，美国希望再此建立符合他利益的规则，并要求中国接受他的规则，否则这就是不受欢迎的。但实际上，美国作为域外国家，在亚太顶多算是“外人”，哪有“外人”在“主人”的家里说“主人”不受欢迎的?其次，美国表示南海是美国重要的航运通道，为了保证航运自由，所以派出军舰进行“自由航行”。这个从逻辑上就有问题，既然是航运通道，却让军舰“自由航行”，军舰并非货轮，货轮对周边国家的威胁和军舰无法相提并论，适用的航行范围自然也不应该一致。美国的自由航行纯属借题发挥，向中国炫耀武力，搅乱南海的和平稳定大局，是不折不扣的南海军事化行为，而美国却指责中国对南海的开发，实在是毫无道理。而在太空领域竞争方面，美国对太空反卫星武器的研发更是比中国早了很多年，甚至在很多年中是太空反卫星武器的主要试验国家，美国一边热火朝天反卫星研究，却指责中国太空活动破坏环境，实在是匪夷所思。

来源时间：2016/3/3   发布时间：20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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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开盛  来源：凤凰网博客

　　在朝鲜接连核试射星、美韩加紧军事部署之际，半岛形势正在变得剑拔弩张，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努力似乎正在变得更为艰难。

　　但是，大危机也可能意味着大转变。这次核试之所以不同于以前三次，关键并不在于朝鲜的核以及导弹能力有了本质性的提高，而是各方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韩对朝鲜弃核似乎完全失去了信心，而中国也倍感失败。

　　在这种情况下，朝核问题不大可能再重复以往。大危机之后往往有大转变，而这些大转变的可能性不外乎包括：

　　第一，美韩以武力打击朝鲜核设施，甚至是推翻金正恩政权。但是，这点受到中国的强烈反对，就连美国自己可能也无法自信应对武力所导致的各种不确定性。另外，今年是奥巴马任期的最后一年，不太可能开启一场上规模的战争。

　　第二，美韩以高强度的制裁施压朝鲜，并从政治、经济、外交上全力打压，推动其政权逐步走向崩溃。这正是美韩在致力于做的事情，美国推出的单独制裁措施，韩国无限期中断开城工业园这一南北合作的桥梁与标志，就是其明显体现。但是，这一政策也不可能得到中国的支持，因为维系朝鲜作为战略缓冲区仍然是中国的重大利益。即使中国目前允许安理会施加更加有力的制裁，但也不会放任朝鲜在制裁的压力下崩溃。

　　更重要的是，即使美韩达到目标，面临崩溃的朝鲜为自保也可能采取极端性的举措，从而使整个半岛甚至周边都陷入危险的局面。所以，这种大转变也是不值得期待的。

　　第三，美韩与朝鲜之间实现有中国参与的“大交易”，半岛实现停战机制向和平机制的转变，美韩与朝鲜实现关系正常化，而朝鲜则“永久性冻结核武器”(也可以说弃核，看你怎么根据政治需要使用这个词)。以前六方会谈是推动相关各方逐步朝弃核、建立和平机制方面努力，但事实证明过程漫长反而更容易遭受破坏，因此还不如一步到位的“大交易”。

　　在第一、二种“大转变”不太可能或不值得期待，我们应该推动第三种“大转变”即“大交易”的实现。这种“大交易”，虽然并非任何一方的最佳追求，但在最大程度上汇集了中韩美韩的利益。国际政治必定是妥协的结果，要实现半岛的和平稳定，各方就必须以理性而非感性主导自己的决策，追求各方利益之间的大妥协、大交易。

　　依笔者浅见，目前也依然存在实现“大交易”的可能：

　　对朝鲜来说，尽管拥核已被列为国策，但毕竟核武器是作为国家安全的工具。如果它意识到拥核只能越来越安全，而“大交易”可以保证其政权的持续安全时，“永久性冻结核武器”未必不是它能接受的选择。

　　对美国来说，最大的挑战的是和平机制建立后能否继续驻军以及维持美韩同盟的问题。这就需要中朝作出适当的妥协，通过某种新的安全架构允许美国以适当形式维护其在半岛的安全利益。如果这种忧虑缓解，美国也可能接受“大交易”。

　　对韩国来说，虽然“大交易”可能意味着朝鲜政权会实现持续的稳定，但考虑到核威胁解除以及以后仍然存在“和平演变”朝鲜进而实现统一的可能，这一选择对其国家利益仍然是利远大于弊。

　　中国就更不用说。目前的关键是，要实现“大交易”，中国就必须在朝核问题中承担更大的作用，特别是能够在“大交易”中能够起到斡旋者、进而是“保证人”的角色。王毅外长提出的无核化与停和机制转换并行推进的思路，可视为这方面作用的一个勇敢尝试，个人期待中国在这方面加大努力，也各方也能够以现实、理性的态度支持这一努力，最终促成“大交易”以及半岛持久和平的实现。

　　当然，在国际社会特别是美韩正因朝鲜核试而气愤填膺、力推制裁的时候，达成“大交易”看起来不大可能，而且也需要通过有力的制裁使朝鲜意识到拥核的得不偿失。但等到情绪的风潮过了以后，也等到朝鲜意识到制裁的痛感时，理性与现实的政治决策就应该浮上台面。中国以及相关各方今天应该做的，就是为这一时刻的到来做好努力与准备。

　　朝核问题：制裁之后怎么办?

　　作者博客

　　正在联合国讨论的对朝制裁方案被广泛认为是过去20多年来最强综合性制裁方案，从限制为朝鲜提供外汇来源的矿产品出口，到对其进出货物进行义务检查，再对近30个个人、机构进行制裁，等等。力度确实前所未有，相信朝鲜会深刻地感受到“疼痛”。

　　但就解决朝核问题而言，制裁即使有效，也只是一个开始。朝核问题之所以产生，源于两个相互联系的根源：一是被孤立于冷战结构之下的朝鲜感到不安全，停战多年之后仍未与美国等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二是朝鲜政权对这种不安全形势的病态反应，即它不是选择发展经济壮大综合国力来确保自己安全，而是选择了发展核武器这一极端的方式。

　　制裁主要是针对第二个根源的，即希望通过高强度的制裁使朝鲜改弦更张，不再通过极端的方式维护其安全。但是，考虑到朝鲜政权的特殊性，即使面对高强度的制裁，它继续选择这种病态式的反应的概率很大。因为它要发展经济，就必须要实现改革开放，而一旦搞改革开放，其世袭政权的合法性与延续性都会遇到极大的挑战。当然，高强度的制裁也可能损害到其政权安全，但其影响往往是长期的、潜在的，而且朝鲜政权有可能通过集中资源、强化控制的方式将其损害将到降小。

　　所以，寄希望于在不改变冷战结构的同时去促使朝鲜改变以核武器寻求安全的病态逻辑，基本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只要不可能推翻这一政权，要促使朝鲜弃核就必须在加强制裁的同时，通过某种合适的途径与方式，消除半岛残存的冷战结构，建立起半岛和平机制。

　　这就需要国际社会在推出制裁措施的同时，向朝鲜敞开谈判的大门。如果仅仅制裁，而不推动谈判，甚至堵上谈判的大门，对半岛局势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目前朝鲜就向一个充足了气的气球，制裁就如同向它施压，与此同时如果不能提供一个释放压力的出口，那么结果就只能是“气球”爆炸(朝鲜崩溃)或爆发(进行新的挑衅行动)。

　　特别是在当下，联合国制裁决议出台后，朝鲜的不满反应几乎是肯定的。关键是，这种反应是一种程序式的表面反应，还是一种绝望之后的狗急跳墙?真正负责任的国家都不愿看到后者，尽管在那种情景下可能会看到朝鲜政权的崩溃，但要以严重的冲突甚至战争、人道主义危机以及不可预测的地缘政治后果为代价。

　　要避免这种情况，就需要国际社会特别是美韩等关键国家，在制裁通过的同时释放出有的人信息，给朝鲜留一条出路。而且，同样关键的是，这个出路的大门上，不必也不应设置过高的门槛，不能对朝鲜说你必须先弃核才能谈判。在各方互信依然脆弱的情况下，人为设置门槛只会把朝鲜挡在大门之外，迫使其采取更加极端的措施。无核化当然是目标，谈判所设定的目标同时包括无核化与和平机制，这是一开始就可以而且应该言明的。关键的是，在通向无核化的过程中，应该以制裁为推力，以和平机制为引力，在其中设置门槛有害无利。

　　制裁之后将是朝核问题如何演变的关键时期，希望美国和朝鲜都能积极响应中国提出的无核化与和平机制并进的谈判方式。危机同时也是机遇，如果相关各方能够抓住这一危中之机，朝核问题是有可能向积极方面转化的。

　　但笔者特别希望，这种新谈判应该是一种体现战略决断力的大交易，最好不要变成耗时良久的谈判。因为如谈判时间过长，难免不产生一些影响各方脆弱互信的因素，从而导致的中断。另外，冗长的谈判也容易使人产生对问题的麻木感，逐渐失去解决问题的意志，直至到另一次朝鲜核试或导弹发射出现。以上种种，正是以前的六方会谈之所以失败的原因。而国际社会如果真的要重启谈判，当然不是为了重蹈六方会谈的覆辙。

　　一直为生存而挣扎的朝鲜，在利用朝核问题强化军事存在与推动朝鲜无核化之间徘徊的美国，以及被半岛形势长期困扰的中国，当然还有受核武器直接威胁的韩国，都应该体现出这种战略决断力。

来源时间：2016/3/3   发布时间：20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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