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吾楼  来源：中美聚焦

美韩领导人4月26日发表的“华盛顿宣言”(Washington Declaration)，重申同盟关系及对朝威慑，本质上还是美国对朝核威慑的延伸，以美国强化核保护伞换取韩国不发展核武器，促使后者继续遵守其《核不扩散条约》(Non-Proliferation Treaty)签署国地位的所有条件。美韩媒体将其包装为尹锡悦访美的一大成果。但实际上，即便没有尹锡悦此次访美，美国也会扩大核威慑，只不过，由于韩总统尹锡悦访美前多次发表拥核言论试水，美国不得不以“宣言”的方式应付和约束韩国。

美国以尹锡悦访美求助为借口，进一步强化了美军在半岛的核姿态。根据“宣言”，两国将建立美韩核磋商小组(NCG)，定期就核与战略规划问题举行磋商。尹锡悦26日表示，在成立该小组后，韩国和美国将实施核共享，享受美国的核保护，同时分享核情报信息，以及共同规划核演习，演练和实施核计划。对于该小组运作的内容，尹锡悦称不便公开具体细节。不过，拜登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了美韩在NCG框架下开展协商的一个底线：美国不会在朝鲜半岛部署核武器，但是美国将派遣核潜艇定期到访韩国港口。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核潜艇从未访问过韩国。根据“宣言”，美国“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将在40年来首次开到朝鲜半岛。白宫做出这一承诺，既是为了安抚韩国保守政府的强硬派，也是美国借朝鲜核威胁强化在印太地区的核威慑姿态。这和美国同澳大利亚和英国签署“奥库斯”协议异曲同工，计划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美国如要利用核潜艇威慑朝鲜，可以选择远程秘密部署而无需公开部署于韩国港口。所以，“宣言”这一内容的象征意义更大。但是，美国这一姿态必然冲击朝鲜半岛安全形势，影响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安全利益。

根据韩联社引述尹锡悦幕僚官员的话称，美国在“宣言”发表前一两天曾向中方说明了宣言的大致内容，即不包含与中方直接冲突的因素，以免中国对韩美同盟应对“朝核导弹威胁”的安排产生忧虑。另外，尹锡悦此行也不会承诺加入“芯片联盟”。尹锡悦不希望该联盟损害韩国企业的在华利益，美国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正如文章《一边是龙一边是鹰：亚太国家的中美选择》所说，与日本相比，韩国的情况更为复杂。虽然中国是它的重要市场，但它与美国的非经济关系造成了艰难的选择。

但美国此举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已成事实。美国借尹锡悦到访扩大在半岛的核威慑，意味着美国基本上放弃了半岛无核化的努力。

尹锡悦此次访美，拜登给予其国宴待遇，彰显了两国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但美朝关系却处于糟糕状态。拜登执政两年多来，基本上没有在外交层面寻求和朝鲜对话，尤其在尹锡悦保守政府上台后，反而和韩国保守派一道加大军事威慑，排斥外交对话。

拜登还在记者会上公开升级对朝鲜的核恐吓，称“朝鲜对美国和其盟国、伙伴的核攻击是不可接受的，将导致朝鲜政权的终结”。这是拜登上台以来首次提及“终结朝鲜政权”。对于刚刚宣布参加竞选连任的拜登来说，他的这种表态实际上是为了在国内民众面前树立强硬形象。卡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道格·班多(Doug Bandow)4月26日在《外交政策》刊文称，美国发展美韩关系的同时，也应该和朝鲜对话。朝鲜挑战美国是因为美军驻扎半岛并且以战争威胁朝鲜，朝鲜发展核武也是驻韩美军存在以及美领导人频频发表政权更迭言论导致的自然结果。

综合来看，美韩“华盛顿宣言”主要服务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核战略实施。从朝鲜的视角看，被迫发展核能力，也是一种威慑和自我防卫。如果美国拒绝与之对话，彼此的威慑只会让半岛军事和核安全风险不断上升。整个东北亚安全形势也会不断恶化，这不符合该地区所有利益攸关方的利益。

来源时间：2023/5/1   发布时间：2023/5/1

旧文章ID：29735

作者：苏庆义  来源：《世界知识》2023年第5期

2018年中美经贸摩擦以来，中美经贸正在进行趋势性的脱钩已成为国内外的共识。贸易、投资、科技、供应链等领域的现实情况也支持脱钩的判断。即便从脱钩最缓慢的贸易领域来看，脱钩的趋势似乎也难以避免。虽然在2022年，中美货物贸易额依然有7594.27万亿美元的规模，但自2017年以来，中美双边贸易对各自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根据中方统计，中国对美贸易占自身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17年的14.21%下降到2022年的12.04%。根据美方统计，美国对华贸易占自身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17年的16.34%下降到2022年的13.08%。总的来看，在经贸领域，中美对彼此的相互依赖程度在下降。那么，2023年，中美经贸关系是否依然会延续脱钩的趋势呢?

中美经贸关系受制于整个中美关系，与其说中美经贸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不如说中美经贸是中美关系的晴雨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主要取决于美国的抉择。当美国愿意发展对华关系时，中国也愿意对接;当美国调整对华关系战略时，中国也会试图应对。应该将美国在中美经贸关系领域的对华战略放到其整个对华战略中来理解。美国往往在制定整个对华战略之后，在此指引下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中国建国后，由于美国支持台湾地区的蒋介石政权，中国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中美没有建交的情况下，美国不愿意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中美经贸关系接近冰点。中美建交后，美国奉行对华的接触战略，美国主动发展对华经贸关系，中美经贸关系快速发展，并在2001年中国入世之后经历了几年的黄金发展时期。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开始调整对华战略，特朗普政府更是直接将中国定位于战略竞争对手。美国奉行“战略竞争”或“遏制”的对华战略。中美经贸关系也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由此可以看出，中美经贸反映了中美关系的变化，是双边关系的晴雨表。如果美国对华战略发生深刻调整，中美之间的对抗或冲突会波及经贸领域。中美经贸只能在双边关系不发生深刻变化的情况下，在一定程度内起到压舱石的作用。在中美关系难以改善的情况下，中美经贸关系改善的空间也有限。

拜登政府延续了奥巴马政府时期启动的以重构为主的对华经贸战略。2021年10月，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阐述拜登政府对中美经贸的愿景时，认为recoupling是比decoupling更合适的表达。Decoupling和中文的“脱钩”对应，但普遍将recoupling翻译为“再挂钩”却值得商榷。“再挂钩”有强化中美经贸关系的意思，但拜登政府显然不会这么做。“重构”是与recoupling对应的最合适的中文词汇。重构意在对中美经贸关系做出结构性调整，不再追求量的增长，试图调整已有的存量。重构的内涵很丰富，其原因在于美国对中美经贸的现状不满，试图做出实质性改变。很显然，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重构中美经贸关系，只不过当时重构的节奏比较缓慢、意愿不那么强烈。特朗普政府希望能够在短期快速重构中美经贸关系，其重构的节奏快、意愿强。拜登政府重构的意愿依然很强，但在总结经验教训之后，放缓了重构的节奏。拜登之后的美国政府将会延续重构对华经贸关系的战略，但节奏和手段可能会有不同。

拜登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在手段上有所区别。特朗普政府主要采取针锋相对的双边行动，希望在短期通过迫使中国屈服和改变、满足自身的诉求来取得成效。所以出现了2018-2019年中美关税战的激烈交锋。虽然中美关税战很激烈，但是为了达到其目的，特朗普政府需要和中国进行频繁的双边对话和谈判。拜登政府意识到无法通过单边施压的手段达到重构的目的，调整为采取区域和多边的围剿行动，意在塑造中国周边和整个国际范围的经贸环境。所以拜登政府在中美双边层面采取的行动有限。拜登政府一方面默认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加征的关税，既不取消也不升级，也不重视中美签署的一阶段经贸协议;另一方面在区域层面搭建印太经济框架协议、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等框架。从拜登政府的手段来看，美国不需要与中国建立经贸对话，因为它已不对改变中国抱希望，只希望通过构建“排华供应链”分工体系来重构中美经贸关系。

2023年，美国将会继续重构中美经贸关系，中美经贸的脱钩趋势也难以逆转。如前所述，美国重构中美经贸关系的战略不会改变，只是手段会有所调整。但无论什么样的手段，都会造成中美之间脱钩的结果，只不过脱钩的范围和速度会有所不同。首先，中美之间的关系变化会导致经贸领域的合作弱化;其次，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单边的施压手段和中国的反制会导致双边经贸大范围、快速度的脱钩;再次，拜登政府时期区域和多边围剿式的手段会使得双边进行精准的、缓慢的脱钩。拜登政府很难取消特朗普政府时期加征的关税，使得关税继续成为中美贸易运行的障碍。投资和科技领域的快速脱钩将得以延续。拜登政府还会通过不同的排华框架在重点产业加紧打造“排华供应链”。

中美经贸仍是中国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的突破口。中美存在诸多难以相让、非常敏感的分歧，但经贸不在此之列。经贸是可以谈经济利益、交换经济利益，也能取得共赢的领域。经贸不仅涉及政府之间的交往，还包括企业界、普通民众。企业界、普通民众之间的商业往来支撑了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经贸关系虽然难以实质性地改变双边关系，但是可以降低双边对抗和冲突的烈度和速度。因此，中国仍尽可能地从经贸领域着手改善中美关系或者降低中美关系恶化的程度。正如在格雷厄姆·艾利森在其《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所说，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奉行的“既接触又提防”(engage but hedge)策略“允许每个政府部门都遵循其自然倾向”。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国防部与情报界的利益和行为是有区别的。中美两国经贸部门积极展开对话和磋商是可行的。

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主要取决于美国的选择，但中国的应对可以更加主动。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和目标考虑，维护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至关重要。因此，中国可以更加主动地发展中美经贸关系。一方面，努力对冲美国的重构战略，让中美经贸关系在重构的过程中尽量保持稳定;另一方面，不主动与美国脱钩，降低美国脱钩的程度和速度。事实上，即便美国不奉行主动重构的战略，中美经贸关系也会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大而客观地重构。即便中美在经贸领域陷入“萨缪尔森陷阱”，其紧密的经贸关系也会让双方避免滑入“修昔底德陷阱”。中国需要思考的是，中国需要什么样的中美经贸关系，中国希望如何重构中美经贸关系。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1949年以来，中美经贸有过冰点、有过热恋，如今则处于对抗与冲突的境地。虽然中美都有各自的利益，但是双方在经贸领域都需要彼此。美国前财长保尔森2023年1月在《外交》杂志撰文称，美国试图与中国脱钩的行为损害了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在美国试图与中国弱化经贸联系时，其他国家正在强化与中国的经贸往来。对于中国而言，一个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有利于自身的发展利益。对于整个世界而言，稳定的中美经贸关系有助于推动疫后世界经济复苏。各方都希望中美经贸关系能够在2023年有所改善。

来源时间：2023/5/1   发布时间：2023/4/30

旧文章ID：29734

作者：吾楼  来源：中美聚焦

导 语

美国中期选举以来，中美关系正陷入僵局状态，两国在各自外交领域的布局仍在持续。美国继续借对乌援助巩固与欧洲盟邦的“团结”，中国则在中东、欧洲和东南亚地区集中发力。欧洲领导人接踵访华的热络，和美国对华外交的冷淡形成对比。虽然白宫和美国国务院展现了外交对话的意愿，但在经贸与科技投资层面，仍在酝酿针对中国的各种限制举措，导致双边外交一直未能重启。

中美如何走出这种僵局，其中难点是什么?对此，我们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倪峰、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时殷弘以及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全球经济和发展项目高级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以下内容根据采访文字整理：

影响中美关系的最大问题依然是台湾问题。近来，马克龙访华后发表了在台海问题上不做美国“追随者”的言论，在西方内部引发争议。日本、韩国对台海局势的表态更加公开化，菲律宾姿态的变化，都是美国背后施压的结果。如何看待中国周边这些新变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时殷弘教授认为，马克龙的谈话没有新意，只是在蔡英文会晤麦卡锡和中国强硬反制的境况中格外被人注意。随后，马克龙又在荷兰表态说，法国政策没有改变，仍是维护台海现状，主张和平处理。法国近年来的台湾问题政策行为与美国及其核心盟国大致合拍。而且，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支持下，日本4月17日至18日主持G7外长会时主动把台海局势提上重要议程，促使G7坚定表达了“反对单方面武力改变现状”的立场。这也是为了消除马克龙访华后就台海问题强调“战略自主”后引发的困惑。

倪峰所长认为，日韩和解，菲律宾向美军开放至9个基地，这是中国周边近来两件大事，是美国推动的结果。美国就是通过炒作台湾问题制造恐慌，加上乌克兰危机的存在，试图在东北亚制造紧张氛围，以此推动日韩改善关系。菲律宾新增美军基地也是美国制造危机后达成的成果。

倪峰所长总结道，当前中美关系的局面主要受到两大事件的影响，一是气球事件导致去年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达成的共识无法落实。其中最基本的共识就是推动对话，包括之前安排好的布林肯访华。美方对气球事件的处理手法，导致这一安排无法落实。而且，美国中期选举后，新一届国会共和党控制了众议院，对华强硬派也借气球事件在国内炒作，使得两国关系氛围进一步恶化，将原来存在的对话窗口关闭了;二是美国允许蔡英文“过境”窜美，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与她会面，导致台湾问题又一次出现比较剧烈的波动。从双边关系角度来说，这两件事情对中美关系带来特别大的影响。

另外，中国外交的积极出击也使得两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博弈有所激化。比如，中国在北京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和解、中方提出《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以及欧洲领导人接踵访华等，使得美国在外交层面也有一些“反向行动”。所以，综合以上三个因素，导致中美关系出现今日局面，其实还是朝着继续恶化的方向发展。

耶伦2023年4月21日霍普金斯大学演讲强调不会和中国脱钩，但将价值观和国家安全放在第一位。她的这次演讲释放了什么信号?

时殷弘教授认为，耶伦演讲释放了糟糕的信号。她在演讲中提到，美国正在、也须以对华经济关系为代价维护自身国家安全。这是2022年5月拜登在访问韩日两国时宣告的“老国策”，因为美国政府从未宣告过要与中国经济脱钩。从2019年5月特朗普签署华为制裁令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宣告和实施步步升级的高技术脱钩，早已基本完成，而且此后一直在实施步步升级的对华高技术遏止。目前也没有任何迹象显示拜登政府会对已经持续四年多的对华高关税战进行“显著和持久地”降级。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认为，耶伦财长演讲有多重目标群众，中国是其中之一。她释放的信息是两大经济体需要开展合作，从贸易关系中彼此获益。但另一个主要听众还是美国国内，也就是在拜登参选前消除美国听众的疑虑，拜登政府会继续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

就经贸层面的合作，近年有声音认为经贸关系的压舱石地位似乎不那么重要了。对此，杜大伟表示，中美关系的主要压舱石是“全球公共商品”。作为世界两大经济体，两国需要合作应对全球挑战，尤其是全球通胀、减少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以及碳减排等。

倪峰所长认为，耶伦的口吻比布林肯稍微软一些，因为她聚焦的是经济问题，总体还是以竞争为主，但她有些话两头都说了，一是提到和中国沟通，另一方面又把国家安全放第一位。她提到了反对脱钩，这是关键的一点。从地缘战略和意识形态角度看，双方几乎没有空间。但从经济角度谈中美关系，双方空间相对大一些，因为两国之间还有很多共同利益。现在就看两国能否在双边关系不断恶化的趋势下展现止损的意愿，促成一些对话，使得双边关系企稳一些。

拜登本周已宣布竞选连任，白宫也同时宣布拜登5月下旬访问日本和澳大利亚，出席G7和Quad峰会。下半年，印度将主办G20峰会，美国主办旧金山APEC峰会。从美方的外交安排来看，两国在双边和多边外交层面重启接触与对话的机会窗口究竟有多大?在俄乌冲突这一国际问题上，中乌领导人举行了通话，白宫对此持欢迎态度。这一动态对中美外交会有何种影响?

倪峰所长认为，两国对话窗口被延迟了。现在两国围绕气球事件和蔡英文窜美这两大问题的博弈基本上已经告一段落。他注意到，美方方面已有呼吁对话的声音，也有想要接触的一些迹象。比如，美国气候问题特使克里(John Kerry)可能很快会访华。美国财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也想访华。一方面，双边关系确实在恶化，但另一方面双方也需要一些接触与互动，管控一些苗头，包括类似于气球事件这样的意外事件。

对于耶伦、布林肯和国防部长奥斯汀之间在对华问题上是否存在分歧，倪峰认为，拜登内阁成员仍各司其职，主要分歧还是集中在经贸团队内部，也就是耶伦和贸易代表戴琪之间。戴琪的立场和前任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相似，她听从了莱特希泽离任时的建议，基本上不想和中国对话。

就俄乌问题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关键看俄罗斯的真实态度。时殷弘教授认为，习主席3月底访问莫斯科，主要目的之一是促进俄乌走向和平进程。但俄罗斯总统除报以有限的口惠外，真实立场非常清楚。克宫发言人也在中俄领导人会晤后公开说，“此刻”在乌克兰没有任何实现和平的有利条件。之后，俄罗斯还轰炸了基辅和扎波罗热，并宣布将在白俄部署战术核武器。所以，俄乌双方都未在实质上呼应中国的倡议，也不会让中国在任何可能的未来谈判中起一种关键的调停作用。

不过，倪峰所长认为，中乌互动是一个有助于促进中美开展对话的“外部因素”。其实，布林肯之前访华想要谈的首个问题就是俄乌冲突。现在美国最关心的议题也是俄乌。所以，中国和乌克兰的外交互动，也有助于中美之间“有话可说”。

来源时间：2023/5/1   发布时间：2023/4/30

旧文章ID：29733

作者：陆一  来源：香港01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4月27日在布鲁金斯学会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与欧洲领导人寻求对华贸易「去风险化」，但美国不打算与中国经济脱钩，美国也「不会切断贸易」。

沙利文并非近期抛出类似论调的首位美方官员。美国财政部长耶4月20日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发表讲话表示，美国不会对华妥协，但同时她表示美国与中国「脱钩」的后果是灾难性的。耶伦在讲话中呼吁，中美之间建立的经济关系应当是「建设性和公平的」，美国做出任何与中国「脱钩」的努力都将是「灾难性的」。此外，演讲最后还强调希望自己能在适当的时机访华。同日，美贸易代表戴琪访问日本时再次表示，华盛顿并不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

更早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月11日表示，希望在条件成熟时访华，称美国的目标不是遏制中国，不是为了卷入新冷战，强调中美沟通的重要性。

事实上，就在沙利文发表讲话几小时后，五角大楼情报主管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听证会上排除了中美爆发全面军事冲突的必然性。「我们不认为与中国的冲突迫在眉睫或不可避免。」负责情报和安全的国防部副部长罗纳德·莫尔特里(Ronald Moultrie)说。

白宫官员的话术基本都如出一辙。

耶伦在讲话中还称，美方针对中方的所谓「国家安全措施」并非旨在扼杀中国经济和获取竞争优势，拜登政府不寻求「赢者通吃」的竞争。

据路透社、《南华早报》报道，沙利文在讲话中也提到，拜登政府的政策是在对华贸易中「去风险化」，但不意味着「脱钩」，这是为了达成国际经济秩序的新共识。他说，「从根本上说，去风险意味着拥有弹性、有效的供应链，并确保我们不会受到任何其他国家的胁迫。」

沙利文称，拜登政府将继续根据「小院子、高围栏」战略，对向中国出口的最先进半导体技术「量身定制」限制措施。他辩称，这些措施不是针对新兴经济体，所涉及到的也只是小部分技术和少数国家，是以保护国家安全为前提的，并不是为了伤害中国。

美国的说一套做一套早就见怪不怪了，充满了矛盾与虚伪。

白宫官员这边大谈反对「脱钩」、希望加强对华沟通的同时，另一边又无视国际经贸规则，大搞贸易保护主义。拜登政府签署的「芯片法案」向在美芯片制造企业提供巨额补贴的同时，要求这些企业必须同意「不在中国发展精密芯片的制造」，试图以行政令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关键经济领域的投资。

汪文斌在4月2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指出，美方惯于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大搞「小院高墙」，强推「脱钩断链」，甚至不惜损友自肥，对盟国进行经济胁迫。美方的真实目的是剥夺中国发展权利，维护一己霸权私利，是赤裸裸的经济胁迫和科技霸凌，严重违反市场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扰乱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损害的是整个世界的利益。中方将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坚决维护自身权益。

说白了，美国要建立所谓「更公平、更持久的国际经济秩序」，其实只不过是要继续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继续做全世界的「老大」，继续剥削全世界，继续薅全世界的羊毛。

一定程度上来说，中美已经越来越表现出「各说各话」「各行各事」。各自政治诉求存在极大鸿沟，中方态度也很明确——底线不可破，但不关上「谈话」的窗口。但这个「谈话」也是需要有诚意的。

比如说，自从2月份以来，美国反覆要求与中国对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多次要求访华，但是都遭到了拒绝。这在美国外交史，乃至中美关系史上，都是罕见的。有件事美国如今也必须明白，如今的中美博弈，美国已不再占据主导权。正如汪文斌表示，「美方应当停止一边声称要为中美关系加装『护栏』，一边又破坏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言下之意就是，美国一天不清醒，就别指望中国搭腔。中国也不是没给过美国机会，当初面对布林肯的访华要求，北京是欣然答应的。但美国反而在那个当口大肆炒作，渲染中国「间谍气球」威胁，导致中美关系降至冰点，这就是没有诚意。

总而言之，不管美国怎么做，白宫官员们如何发声，中国都会保持强硬态度。今天美国主导不了中美博弈。事实上的情况也是脱钩脱不动，而中美如今的平衡关系，是北京「斗争」出来的，可不是美国定义出来的。归根结底，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继续增强自身发展，对于如何看美国，怎么说没有意义，怎么做才有意义。

来源时间：2023/4/29   发布时间：2023/4/28

旧文章ID：29732

作者：  来源：大湾区评论

导读

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开庭审理了两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件，一是“冈萨雷斯诉谷歌”(Gozalez v. Google)诉讼，二是“推特诉塔梅”(Twitter v. Taamneh)。两起案件的共同处在于双方当事人都是恐怖袭击遇难者家属和社交媒体平台，诉讼请求都在于社交媒体是否应当对其平台内容具有监管职责或者附带责任?届时美国科技行业和政界再次重启一些经典讨论：互联网的基石要倒了吗?美国互联网行业过去几十年繁荣昌盛的保护伞是否还会继续存在?互联网公司是否要为自己平台上用户发布的内容承担责任?本文将对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从过去几年美国政府在社交媒体平台监管上的政策推动来看，美国政府已就必须推动230条款改革以抑制非法言论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但从实质意义上来看，美国共和、民主两党更为关心的是互联网平台的内容审核(content moderation)政策。其中两个比较核心的争论点是：第一，社交媒体作为新媒体，是否是广泛媒体的一支，那么其内容的审查究竟应当是谁来进行?其言论究竟是用户负责还是平台负责?其争论基础是什么?第二，社交媒体的内容审查其标准应当是什么?具体考量点究竟应该有哪些?

谁来对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内容审核?

就目前美国社交媒体监管实质运行来看，自从沙利文起诉《纽约时报》诽谤其名誉案败诉以来，媒体公司(包括社交媒体)被认定有对平台内容管控的权力(即编辑、审查或者删除某些发布内容)，而不必担心诽谤诉讼。230条款也是为社交平台提供了编辑、删除或保留用户生成内容的空间[1]。例如2021年1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极大的号召力也被认为是对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袭击的重要推动，对此推特和脸书迅速封禁了特朗普的账号，亚马逊更是下架了保守派聚集的社交软件Parler。目前，内容审核作为自由编辑权利(editorial discretion)的行使，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护，国会不能将其废除。

社交媒体是否应当实行内容监管的重点讨论在于这是否违背美国长期执行的言论自由原则，这包括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社交媒体平台究竟是否受言论自由的保护?这主要牵扯到社交媒体平台的定位问题。根据美国第一修正案原则，谷歌、推特、脸书等巨头科技公司拒绝用户访问的权力是巨大的。它们既可以被视为媒体(具有广泛的第一修正案保护)，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中间媒体”(如有线电视公司，主张言论自由权)。对此，言论自由法的专家认为，巨头科技公司是一个私营性机构，其本身应当是言论的发出者而非监管者。

但事实上，社交媒体最终可以达到对传统国家权力的冲击。在传统大众传播时代，政府一般作为“守门人”(gate keeper)对社会舆论进行引导和控制，然而社交媒体的出现促使更多的网络表达和网络民意消解了政府信息的垄断地位。这就造成了“权力流散”(diffusion of power)现象产生，促使包括跨国公司、恐怖组织等在内的多样化网络行为体作为社会力量可以稀释政府权力的中心地位，从而进一步与国家共同分享权力。当参与的行为体越来越多时，行为体之间的权力差异也被缩小。而网络媒体中的意见领袖开始在国家权力主体和公众之间形成一个新的权力阶层，成为网络权威。相对于传统政治权威的强制性，网络权威的实现则是自动跟随型，这也在消解政治权威[2]。对此，社交媒体平台的公共性应当被放在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而美国在内的西方主要世界都基本认定了社交媒体应当承担起社会责任。

第二，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言论自由是否应当有界限?这其实也牵扯到美国长期以来的言论自由本身是否应当有界限这个问题，也是美国内部正在热议的一个问题。长期以来，美国右翼(以及一些公民自由主义者)的长期诉讼和公共关系项目逐渐扩大了对第一修正案的解释。社交媒体平台更是通过强调言论自由的精神，被部分理解为是人们行使言论自由的手段。但这种毫不受控的言论自由面临着新的风险，社交媒体的特性所带来的信息操控的可能性以及这种操控可能带来新的治理问题。

目前，大部分美国人都是基于社交媒体获取新闻，而部分社交媒体又都依赖于一种容易被外界操纵的商业模式，被不法分子所利用。第一个是新技术工具造成的“假新闻”。目前，“假新闻”在西方已成为一项政治术语。调查显示，耸人听闻的虚假新闻比真实新闻更能吸引观众，虚假新闻的传播速度更是明显高于后者。第二个是对草根群体的操控。通过操纵和影响草根群体来制造混乱，引发社会冲突，扰乱政治进程。如调查发现，总部设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的组织“互联网研究机构”(IRA)由2013年起，操控社交平台账户，针对非裔、拉丁裔、年轻人、性小众等不同选民群组，再“投其所好”发挥影响力。第三个是容易导致政治极化(Political Polarization)。关于社交平台非常容易将有相同观点的人聚集在一起，减少个体去接触同自己持有不同观点的人群，而个体在与自己持相同观点的人讨论完后，其立场会比讨论前更极端，因此互联网更容易导致或加剧对社会的离心作用以及极化政治。

在现实社会里，由这些原因所密切交织的复杂政治社会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后果，而一些由社交媒体传达出来的极具煽动性的、毫无根据的和强制的政治诉求也正在引起社会恐慌和网络暴力。对此，希望这种虚假新闻的操控者可以放弃其言论，相信不受约束和限制的自由言论市场可以实现自我纠正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或者说目前这种泛滥的假新闻背后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它们也会阻碍自由言论市场自我纠正的能力。对此，部分学者认为，民主政治话语是有界限的。关于这些界限的辩论不仅仅是“第一修正专家”的领域，而是如诸多思想家所强调的那样，还需要维护民主、反种族主义和国家安全框架[3]。

第三，政府是否应当干涉社交媒体的自我监管?基本上，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对于言论自由的政策基本上基于米尔顿(John Milton)的三大原则[4]：(1)政府不能干涉;(2)自由竞争;(3)明显有害的言论得以抑制。其中，政府之所以不干涉主要是美国认为自由市场言论可以进行自我纠正。但社交媒体的巨大影响力更是加大了第一条与第三条之间的冲突。事实上，网络平台进行自身监管有两种主要的驱动力，一是激烈竞争下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二是政府强制性的法律制约。而在目前互联网公司开始呈现巨头、寡头的形势下，言论是否有害本身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定的争议(例如基于意识形态、政党倾向的言论是否为有害)，那么政府强制性的法律制约就成为一个选择。也就是说，平台作为一个巨大的力量，应当有排除虚假新闻、威胁的义务。同时，政府也应当用以实现同样目标而对其监管的权力。

社交媒体平台内容监管究竟应当采用什么标准?

社交媒体内容审核的另一主要讨论集中在这种内容审查的标准问题。目前看来，似乎美欧正在国家政府的干涉下，社交媒体平台开始担负起“有限”内容监管的责任，而这种“有限”不仅仅体现在对于内容本身存在选择性的监控，也包括对于内容监管标准的选择性认可。引发的问题是：巨头科技平台究竟基于什么理由对某一类内容进行审查?这是否与言论自由的主张有所违背?同时这种理由是否针对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国家(社会)存在着统一的标准?

这里涉及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与经济利益挂钩的流量控制。当某些巨头科技公司已经开始掌握海量的重要数据时，这就意味着它们开始掌握了对一定社会资源的分配权，一些公司可以基于排除竞争的考虑而禁止第三方的进入[5]，也有一些平台公司为了增加流量、增加收入等利益方面的考虑，有时甚至会容许甚至推动某些煽动性言论，或者对某一类型言论进行限流、控制。更为严重的是，某些超级平台已经在实际意义上形成了信息基础设施和公共机构的地位，有差别的对待也会造成在公共服务、基础资源等方面的问题。

对于流量管控，美国基本采取“网络中立”原则[6]。该原则由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吴修铭(Tim Wu)于2003年提出，是指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所有互联网用户都可以按自己的选择访问网络内容、运行应用程序、接入设备、选择服务提供商。根据该原则，网络接入服务商必须平等对待所有互联网内容和访问，防止运营商从商业利益出发控制传输数据的优先级，保证网络数据传输的“中立性”——不能收取额外费用，不得创建快速通道。互联网提供商(ISP)应当被视为公用设施, 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与内容不应被区别对待。

网络中立原则在美国近年来曲折发展且存在争议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互联网对制度文化问题带来冲击;二是传统运营商和互联网公司双方利益不同;三是民主、共和两党的政治博弈。而这三个原因在现实政治制度层面的推动又都集中在第三点的政治博弈上。美国过去两届政府执政下美国是否要秉持网络中立已成为一场拉锯战，并进一步演化为各州各自为政的分裂情形。网络中立性这一议题已经是美国两党政治博弈的要点之一。

奥巴马政府及民主党代表的硅谷新兴行业的利益是网络中立原则在美国得以确立和执行的重要推手。其在任期间颁布《美国复兴和再投资法》(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承诺设立“无差别对待”的互联网政策，一度使网络中立原则成为管制互联网的新趋势。但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任命了原美国电信运营商巨头威瑞森(Verizon)高管阿基特·帕伊(Ajit Pai)为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主席，代表的是电信等传统行业的利益，网络中立性原则被逐步放宽管制。2017年12月，由共和党控制的FCC投票放弃了全面的网络中立性命令，允许宽带提供商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屏蔽或限制内容，除非国会或法院阻止该机构的决定。2018年施行的《恢复互联网自由法案》将宽带供应商归类为第一类服务(Title I services)，并正式废除了奥巴马时代的网络中立规则，使得电信运营商可以为用户提供差异化服务而无须担责。

目前，拜登政府已经明确表明要支持恢复联邦网络中立规则，并对科技巨头采取包括反垄断执法在内的更强硬的打击措施[7]。一是民主党在FCC以3:2的多数优势领先;二是 2021年3月5日，拜登任命吴修铭(Tim Wu)为国家经济委员会(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成员，担任总统的技术和竞争政策特别助理，这也表明白宫正在试图扭转网络中立原则的不利趋势;三是民主党主导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已经在2020年完成了对四大科技巨头公司的反垄断调查报告，认定他们滥用优势地位实施对竞争对手的打压，且在2021年批准了6项反垄断法案，例如同意增加反垄断执法机构的预算，并提高对大型合并案的收费等，这也表明接下来的反垄断调查将在互联网科技领域更为严厉。虽然中期选举之后美国出现了新的政治局面，但两党在反垄断问题上却出奇一致的统一，且针对科技巨头监管改革的呼声也已经得到两党在众议院实权人物的赞同。

第二个问题，除了上文所说的非法性的、有害性的、虚假性的新闻内容审查以外，这里重点讨论一类内容审查，就是隐含的基于意识形态的、有政治意味的内容审查，这也是美国两党交锋的重要部分。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保守派看来，巨头科技公司对于其平台内容的审查并非是无条件或无关意识形态的，而是选择性的言论审查，尤其是保守派的言论被审查的概率极大。标志性事件是2020年5月2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的关于邮寄投票涉及潜在选民欺诈的言论被推特打上需“事实核查(Fact Checker)”的标签。特朗普在两天后(5月28日)就发布《关于防止网络审查的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on Preventing online Censorship)，并在29日发布了一条内容为“REVOKE 230!”的推文，指责大型互联网平台审核言论的行为违宪，要求对社交媒体的该免责条款做出限制。6月，五位共和党参议院共同起草提出了《限制第230免责条款法案》(Limiting Section 230 Immunity to Good Samaritans Act)，提议取消大型互联网公司在第230条下的免责待遇，授权公民起诉那些有选择性的审查政治言论、恶意删除竞争对手内容的网络平台公司。从事实意义上来说，这一点很难进行明确的辩论。Lawrence Lessig(2018)曾经就指出，互联网的本质定位是“社会控制工具”，网络的本质是“信息独裁”，这种独裁和控制首先来自于私营企业和国际利益集团通过技术手段对互联网进行的无形控制。私营企业和国际利益集团在美国就已经与政治或多或少的挂钩，与价值观等也有关联。这不仅仅是美国的情况，也是全球互联网公司的状况。在此次俄乌事件当中，科技巨头公司纷纷站队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1] 部分平台公司将自身定位为传媒互联网市场中的基础设施，而非具有编辑权力和内容决定权的媒体，这也是科技巨头公司利用230条款进行免责的重要理由。

[2] 蔡翠红. (2015). 社交媒体时代的政治秩序安全.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2), 33-54.

[3] See Keats Citron, D., & Franks, M. A. (2020). The Internet as a Speech Machine and Other Myths Confounding Section 230 Reform. U. Chi. Legal F., 45. Park, K-Sue, Race and Property Law (August 19, 2021). The Oxford Handbook of Race and Law in the United States (Devon Carbado, Khiara Bridges & Emily Houh e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rthcoming. (2021). Georgetown Law Faculty Publications and Other Works. 2405. Geltzer, J. A. (2009). US counter-terrorism strategy and al-Qaeda: Signalling and the terrorist world-view. Routledge. Singer, P. W., & Friedman, A. (2014). Cybersecurity: 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 约翰·米尔顿(John Milton)于1644年出版反对审查制度著作《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 A speech of Mr. John Milton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c’d Printing, to the Parlament of England )

[5] 随着包括社交网络、通信平台、互联网接入提供商和基础设施运营商在内的互联网相关市场越来越集中，个人接收到的信息以及个人沟通这些信息的能力掌握在越来越少的人群手中。互联网巨头和科技垄断企业能够利用其主导地位获取信息，以各种方式淘汰竞争对手。对互联网巨头的反垄断措施也包括更大范围的制止反竞争的合并、收购单一公司等行为，结束大型科技公司为消灭竞争对手而进行的反竞争诉讼等。

[6] 具体网络中立表述、分析：Wu, T. (2003). Network neutrality, broadband discrimination. J. on Telecomm. & High Tech. L., 2, 141.

[7] 白起, "’网络中立’与互联网平台监管：拜登政府的新动向", 复旦发展研究院，发布于2021年4月1日.

https://fddi.fudan.edu.cn/_t2515/51/e0/c21253a283104/page.htm

来源时间：2023/4/29   发布时间：202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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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美学者智库

到访美国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周四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明确表示韩国将与美国一道维护和伸张自由价值，强调美韩同盟应全方位“升级”。与此同时，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关系不断成长壮大，亚太“小北约”正逐渐成形。

尹锡悦在美国表示，70多年前结成的美韩同盟今天已发展成为守护世界自由与和平的全球同盟。而前一天，美韩两国发表了《华盛顿宣言》，美国对韩国提供核保护伞的“延伸威慑”机制进一步升级是该宣言的重要部分。

分析认为：美韩《华盛顿宣言》重申两国关系牢不可破，是巩固美韩同盟的必要之举，但升级版的美国延伸威慑战略要想有效遏制朝鲜的核威胁，还需日后的强化和巩固。

美国曾于1958年开始向韩国部署战术核武器，并在1991年撤出。随着朝鲜核问题的出现和半岛核危机升级，在美国战略安全和军事领域，越来越多的呼声建议美国重新向韩国部署战略核武器。但美国目前拒绝向韩国重新部署战术核武器，《华盛顿宣言》并没有提及战术核武器。

韩国历来不触碰台湾问题、在台海问题上保持沉默，但尹锡悦此前提出将台湾海峡的安全问题视为全球问题。美韩联合声明也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是该地区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因素。韩国在台湾问题上向美国愈加靠拢，部分原因被认为是台海和平对韩国出口贸易的重要性。

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韩国总统尹锡悦的价值观与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有着深刻认同，尹锡悦4月27日应邀在美国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时，以林肯总统的葛底斯堡演说中的一句话开讲，即“一个新生的国家，孕育于自由之中，奉献于人人生而平等的命题。”

2022年当选为韩国总统后，尹锡悦一再强调民主与自由，这也是他在美国国会演讲的核心主题。在纪念韩美同盟建立70周年之际。尹锡悦强调：用血汗打造的韩美同盟是为了正义、和平与繁荣，是一个普世价值的联盟。他认为韩美两国的同盟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预言韩美两国将进一步扩展这一联盟，并开启成功的新篇章。

日本海洋政策5年基本计划

韩国的邻邦日本，在周五(4月28日)批准一项未来五年海洋政策基本计划，强调要强化海上安全，增强海上保安厅的能力以及加强与海上自卫队的合作，加速研发自主水下无人艇以及远端操控的机器人，以加强日本的监控能力，更好应对中国在日本周边海域越来越强势的作为。

文件列举了多项日本必须这么做的理由，其中包括中国海警船一再入侵日本领海，“外国调查船”未经许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中国与俄罗斯越来越多的联合军事演习，以及朝鲜一再进行导弹试射。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首相周五表示：日本周边海域的局势越来越紧张，已经到了我们在海洋政策改革或海洋变革方要结合产业、学界以及政府智慧的时候了。

澳大利亚制定新国防策略，“防御”变“进攻”

澳大利亚政府4月24日公布一份《国防战略评估》(Defense Strategic Review)报告，内容包括澳大利亚国防军(Australian Defence Force)正在制定新的国防策略，从“防御型”变为“进攻型”，以应对正在变化的地缘政治。整篇评估中，直接提及中国 9 次。

报告指出：“中国的军事扩张目前是二战结束以来规模最大且最具野心的国际威胁。这种军事扩张是在没有透明度的情况下发生，北京也未向印太地区国家说清楚其战略意图。”

美台大力推进在台预设武器库存

美国2023年《国防授权法》有关强化美台军事合作及加强台湾防卫能力的条款中，除了规定今后五年美国将提供台湾每年20亿美元军事财政援助外，还提出，“总统可以为台湾建立一个主要由军火构成的战备储备库”。美国众议院今年6月初讨论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时，还将提出一系列有关台湾的修正案。

台湾最近也再次证实，美台双方目前仍在就在台湾建立武器弹药库存进行谈判。该战略构想可能会大大加强台湾在中国武力犯台时的防御能力，也会引起北京的强烈反弹。

25家美国国防承包商下周访台湾 台湾对无人航行器感兴趣

25家美国国防承包商预定下周访问台湾，参加5月3日在台北举行的“台美国防产业合作论坛”(Taiwan-US Defense Industry Forum)，美国退役太平洋海军陆战队中将斯蒂夫·鲁德尔(Steve Rudder)将率领数十家美国知名国防工业厂商代表参加。日经新闻说：“台湾方面对无人航行器——空中、地面和海底的——以及弹药表达了兴趣。”

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已对此提出警告。

来源时间：2023/4/29   发布时间：202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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