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仁伟，傅勇  来源：《国际关系研究》2015年06期

　　内容提要

　　在中国正在崛起成为全球大国，深度参与国际事务的背景下，中国智库建设也进入快速发展期，中国特色智库面临空前发展的历史机遇。借鉴国际智库经验有利于扩大智库的开放性，提升智库的专业化，开拓智库的多样性，强化智库的行动力。中国智库的突出问题是脱离社会需求、脱离政策实践，与政府决策缺乏联接机制。中国智库应进一步融入社会实践、融入决策进程，推动政府、社会和企业三位一体的共生发展。中国智库应确立核心价值准则，并具有开放性、系统性、批判性、逆向性思维，鼓励创新性和形式和内涵的多样性。中国智库还应加快国际化进程，走出一条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际竞争力的智库发展道路。

　　2015年以来，中国智库建设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国外学术界对中国智库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展开深度分析，国内智库圈也对国际智库经验借鉴展开讨论，提出一系列建设方案。

　　当今主要大国智库面临同样挑战，亦处在转型发展阶段。中国智库抓住时机，启动转型，必将产生一批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高端智库。

　　1 必须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智库面临空前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变革之中，这是造就中国特色智库的最佳时机。

　　展望前景，中国智库将保持中国特色，适合中国需求，走自己道路。中国智库发展要抓住这个历史机遇，从中国核心利益出发，满足中国整体发展的需要，呼应国内外大局，回应紧迫复杂的战略问题。

　　中国智库的转型发展是一个积少成多、由浅入深的渐进过程，既要考虑中国国情，也要借鉴国际发展经验。中国智库可以借鉴，但不会复制别国智库模式，只能在中国环境中产生中国智库模式。

　　中国智库发展优势明显，发展空间巨大。中国机遇很多，挑战也复杂，没有等待时间，只有尽快应对。决策对于前瞻性研究的需求迫切且巨大。党中央已确定智库改革和发展的路线图，采取措施推动智库发展，整体发展形势非常好。

　　智库和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越来越通畅，智库研究不断接近决策需要，针对性和操作性明显增强。体制内智库既做长期战略研究，又做应急对策研究，逐渐形成智库分工协作体系。

　　体制外智库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显示出活力和潜力。重点大学纷纷设立政策导向的研究中心，形成学术研究与现实研究结合、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结合、人文学科与工程学科结合的新优势。

　　智库研究条件明显改善，对年轻一代国内外专家越来越具有吸引力。中国素有长袖善舞、纵横捭阖的智囊传统。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人文情怀，有天人合一、知行合一的思维模式，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战略谋略。

　　只要提供适当机会和平台，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潜能激发出来，当代中国智库就有取之不竭的智慧来源。中国具有产生世界一流智库的沃土。

　　国际智库界人士认为，在全球任何区域都不具备像中国这样有利于智库发展的环境。中国是当今世界最振奋人心的国家，到处都可以看到耳目一新的场景。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的实践更具有创意性，智库在中国大有用武之地。

　　各国智库都急于了解中国发展的秘诀，这需要中国智库用新的理论加以说明。这些需求都是外国智库无法满足的。中国智库应坚持本土性和开放性相结合。

　　当下北京的思维开放度、话题多样性、思维创新性、学术、政府、企业的互动，决不亚于华盛顿。中国智库并不需要照搬照抄外国智库模式，而是要创造适合中国发展方式的智库文化。

　　中国智库和西方智库的体制不同，发展路径上有一些悖论。只要把本国特点和开放势头结合，就可以形成既有自己特点又有国际兼容性的新型中国智库。

　　不要迷信西方的智库评估体系，要防止陷入西方的“思想殖民地”。只有坚持从中国实践中发展起来，才能成为世界一流智库。

　　中国智库不仅要研究世界，而且要引领世界。中国正在崛起成为全球大国，深度参与国际事务，这是中国新的大环境。在此背景下，中国智库需要深入思考和研究重大战略问题，不仅要为中国发展排除战略障碍，而且要以自己的方式影响和引领世界。

　　2 建设一流中国智库必须借鉴国际智库经验

　　概言之，国际智库经验值得中国借鉴之处，在于扩大智库的开放性，提升智库的专业化，开拓智库的多样性，强化智库的行动力。

　　高端智库的多样性和全球化趋势。尽管美国有几万家智库，但顶尖战略智库只有10家左右。美国智库影响决策的优势在于其研究成果的战略性、多元性、创新性和灵活性。

　　但是，我们不能照搬美国智库模式，各国智库的结构和功能取决于各国的发展道路和战略目标。宾州大学智库研究中心麦甘考察了96个国家的几千个智库，发现每个智库都有所不同。

　　智库的地域化和全球化同步发展。例一，大西洋(600558,股吧)理事会原本代表着北约和美国利益，现在开始制定全球目标，在世界各地区设立代表处和研究中心。

　　例二，美国智库GO2作为一个全球智库联盟，为各国决策者提供重要指数和政策建议。例三，全球基金会是一个无国界组织，聚集各国政界、商界、金融界、研究界领导人展开智库活动。智库与政府应紧密合作又相对独立。

　　智库与政府的合作关系体现在，它们对政府提供思想性支持和批评性建议;得到来自政府和政府以外的经济支持;具有良好的公信力和多元化的业务来源。在任何国家都有权力极化趋势，这就更需要智库保持多元性的运作机制。

　　英国政府把智库功能分为三类：一是对政府政策进行测试并发现政策漏洞;二是制定创新性的政策并评估其价值;三是研究长期战略问题。美

　　国政府影响智库的方式就是给智库出题目，让智库知道政府想要的(want)和政府需要的(need)的。政府的政策越来越需要智库评估政策的价值和有效性，如果智库对于国家发展没有参考价值，就没有其发展空间。

　　坚实的科学支撑非常重要。智库和政府的有利于推动智库研究的进步，并进而促进国家的发展。智库应构建跨领域、跨国、跨学科的研究机制和人才结构，致力于解决系统问题。当前全球问题，不仅跨国、跨境，也是跨学科的。

　　如果不打破各学科界限以跨学科方法进行研究，就无法了解全球，无法解决复杂问题。智库群体必须打通政府部门界限和学科界限面对共同挑战，通力合作，学会使用政策工具，运用各种媒体和出版物，把各种要素整合起来，致力于解决非常复杂、相互交织的系统问题。

　　当代世界面临的危机特点就是系统性风险。例如整体政治流程与整体气候变化的系统风险，需要在区域和全球层面建立跨学科的智库组织框架，需要具有公共事业和民营企业双重经验的高级人员参与整个研究过程。这就需要以特殊方式挑选高资质、高水平的各领域专长人才，整合成为跨学科的智库能力。

　　“旋转门”在许多国家已成智库通行机制，官员、学者、企业家、媒体之间交流轮换，使智库能力具有更大的适应性。传统智库工作机制正在发生变化。

　　传统智库主要是进行政策分析并提出建议，一般采用各自为战的方法，这种研究方式已经不适合当前应对挑战和政策分析的需要。智库工作模式的变化，在于把不同的价值、思维模式和工作模式整合起来。

　　新型智库要在区域、国家和全球层面上，建立科学家、分析师和政界之间的沟通合作机制。新型智库要与大学建立合作研究机制，大学的学科方法创新但政策实践不足。

　　可以设想，对前5～10年的政策设计进行复审，判断其利弊得失，检验智库成果的绩效，以便采取新的手段来激励传统智库转型。智库首先要完成紧急而且重要的事。为此需要进行智库的议程设置、分类评级和项目管理。

　　英国对智库研究重要性的分类评级：一是紧急而重要;二是不紧急但重要;三是紧急但不重要;四是不紧急也不重要。例如对国家安全事务的应急反应，要区别紧急而重要的任务和不紧急但重要的任务，评估两者的时间差。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有些任务必须在5分钟内完成，有些问题在10年内才会出现。智库需要衡量问题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要决定先处理哪些紧急任务，还是研究不紧急但重要的战略任务，作出合理的研究规划。

　　智库应具有全球视野，做全球智库。全球化背景给智库带来挑战。智库面临着更多不同种类的问题，每个国家内部以及各国之间事务都变得复杂化，一个因素会影响其他很多因素，这对智库提出更高的要求。

　　智库背景不同，对世界理解有所不同，提出的政策建议不同。中国智库应努力了解全球智库群体，实现智库的全球化过程。智库只有超越某个国家和地区，才能在全球化过程中发挥决策作用。

　　不同国家的智库之间应建立合作研究机制。智库应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非常重要，对全球动向了如指掌，才能减少误判误解，做出更明智的战略设计，成为全球智库。智库竞争力体现在研究成果的创新性和可检测性。

　　通过测试智库和政府的接触频率、智库网站点击率等数据，可以衡量智库的影响力和产品质量，得出各智库的组织框架和工作方式。

　　智库运用一系列决策工具，体现在对紧急问题的快速回应，对疑难问题的对症下药，对未来几十年的战略预测等。智库要深入政府事务内部，不只是关注表面文章，对国家发展的作用要有可见度，并且将政策建议记录在案。

　　智库要反应敏捷，要从媒体角度反映其高效，要通过不同类型的智库产品证明其存在价值。智库要推出新的思想和理念。智库必须要有创新精神，酝酿新的理念和想法，提出新的思维方式，打造新的模型来创造经济增长。

　　例如，以GDP衡量增长的传统模式忽略很多主要问题，智库要以新的理念来设计新的指标体系。又如，气候变化不仅仅是环境问题，还带来难民、水源等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智库需要提出与气候变化相适应的全球治理模式。

　　问题集中的年代更能体现智库的创造性、原创性、开放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和90年代，英国智库出现一大批学者展开争论，产生原创思想，形成知名刊物，保持浓厚创新氛围。智库应获得多种资金来源渠道。首先，政府应加强对智库的投资。

　　政府对智库的主要经费支持应投向未来5～10年中长期战略研究，要求智库对未来政策提出建议。政府要对重要研究成果建立项目基金，对有成效的政策建议建立激励机制，对突出专家给予奖励。

　　新加坡智库与国立大学结合，在公共政策和国际事务方面获得政府的巨大投资，使新加坡智库取得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其次，智库可以尝试引入国外资金。

　　例如，印度政府已出台政策，允许外国政府资金支持印度智库发展，特别在能源和经济政策方面。外资支持对于智库发展的必要性，即使美国智库也不例外。再次，智库要有独立的资金来源。智库经费来源越多，越具有独立性和多元性，才有更好声誉和更多合作机构。

　　有远见的智库才能找到更多的有效资源，要以智库理念和愿景目标吸引资金合作伙伴。智库不仅是“思想库”，更要成为“行动库”。面对新的、不断变化发展的环境，智库要走在世界前列，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

　　智库有多少资源、有多少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确定智库的阶段目标，以此界定智库的行动方案。行动库不仅要参与设计政策，更要思考的是如何执行政策，要从整个运作层面和实施流程上设计。

　　智库行动力的关键在于对政策需求保持敏感性并迅速作出反应，产生出好的行动方案。这种行动力应深入整合媒体、NGO、网络、数据库等多种手段，推动社会整体发展。

　　3 面对挑战、跨越障碍，建设新型中国智库

　　进一步融入社会实践、融入决策进程。当前，中国智库的突出问题是脱离社会需求，脱离政策实践，与政府决策缺乏联接机制。

　　中国智库过于重视学术标准，依然把学术论文作为主要评判指标，而没有把政策的可操作性作为第一标准，对智库的学术标准超过智库的社会效用标准。智库要有研究成果，但不一定是多产学术论文。

　　伴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如何加强与公众尤其是青年人的沟通，也是智库社会性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智库的政策研究有两大缺陷：一是反应迟缓、对策不灵;二是笼而统之、大而化之。

　　与国际先进智库相比，中国智库在研究水平和体制机制方面有明显差距。体制机制障碍严重束缚着中国智库的社会化、国际化和专业化发展，制约着智库产品质量的提高。

　　很多“智库”并不具备政策咨询能力，资金来源、智库规划和管理现代化等方面良莠不齐，需要实行准入和退出机制。

　　中国智库应鼓励形式和内涵的多样性。中国智库总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体制内的智库群体;另一类是政府体制外的民间智库群体，目前正在产生介于两者之间的第三类。例如，出现媒体型智库和智库型媒体。

　　媒体功能不再限于新闻报道，而是发挥其学术积累、专家资源、社会网络、广开言路等优势，实现新型智库功能。

　　又如，企业智库大量涌现，各种咨询公司、金融机构、跨国集团都有研究机构，其调研分析能力甚至超过部分官方智库。近年来，民间资本进入智库领域的势头方兴未艾，在总体上符合社会进步的方向，同时需要引导和监督。

　　总之，要从不同侧面形成多样性的资金来源和研究机制。中国智库是政府、社会和企业三位一体的共生发展。目前中国智库作为新兴行业，不可避免地出现某些“乱像”。政府应为不同智库群体的竞争创造条件。

　　不同智库的视角不同，对同一政策问题可能提出不同答案和选择。不要简单否定某些不同于主流的智库政策设计，而应鼓励各类智库的多样性和政策创新性

　　未来5～10年中国智库的数量可能增加数倍，并形成智库产业群或智库产业链。为此，需要建立提供全国智库指标体系;全国范围的公共政策智库网络以及智库出版物网络;跨学科、多学科的智库群体;

　　专门从事长期战略研究的“中国2040智库联合体”;关键领域和重大问题的专门智库中心;官方和半官方、体制内和体制外智库之间的竞争与合作机制;支持和鼓励民间智库和高校智库的成长;

　　以推动中国智库的多样性和多元化发展，奠定国家政策创新体系的基础。中国智库应提高研究的创新性。

　　中国政治体制是党管智库，这是不可动摇的。在此体制之下，如何保持和提高智库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如何在与中央决策保持一致的同时，对智库研究进行细化分类，提高度政策建议的专业化水准。

　　政策研究与突发事件脱节的状况，说明中国智库缺乏预案研究。战略预测和预案研究是智库独立性的集中反映。思想需要通过不同观点碰撞，才能不断接近真理。

　　中国智库绝大部分在政府体制内，往往按照垂直系统和上级意图进行研究。智库作用只能锦上添花，很难雪中送炭，更难对政策失误发生纠偏作用，这又是中国智库缺乏创新性的突出表现。

　　智库需要舆论、法律、资金、人事等配套措施，来发挥其主动能动性。中国智库的创新性应体现在发现现行政策的不足、失误和空白并提出纠偏措施。

　　智库研究不是空洞的抱怨和非理性的对抗，而是科学分析、战略预测、基层调研、制度设计等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高度结合。智库的创新性与其国际声望、公信力、多元化服务成正比，应在与中央的政治一致性和智库研究的独创性之间找到平衡点，成为战略决策的思想来源和技术支撑。

　　中国智库应具有开放性、系统性、批判性、逆向性思维。智库生命力的核心在于战略设计的创新性。应在综合考虑国情世情的前提下进行批判性思考，创造适合中国发展需要的战略研究模式。

　　目前的问题在于智库的观察和思考角度单一，特别是对政策失误和突发事件没有准确预测。官方部门不鼓励负面研究，“报喜不报忧”，是导致中国智库预测风险和危机反应能力低下的重要原因。

　　中国智库思维的系统性来自风险的系统性，如人民币国际化的系统风险，中美网络争端的系统性等。问题的系统性将改变研究的系统性，智库的系统性、逆向性研究有助于弥补政府部门易于产生的封闭性、单向性思维。

　　中国智库应加快国际化进程。当前国际上主要智库一般都有外籍专家参与研究团队，包括长期、短期、专职、兼职、团队、个体等多种形式。中国智库与政府决策机制联结，在引入外籍人员方面受到限制。

　　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探索建设全球化智库，智库需要适当增加国际研究人员比例。中国智库研究主要通过外语文献和网上搜索进行战略研究，缺乏与外国研究人员组成共同研究团队的机会。这也是中国智库国际影响力不足的原因之一。中国智库的国际化变革，将提升中国的战略透明度与战略影响力。

　　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应分区域分国别地吸收对象国专家参加研究，可以大大提高其可操作性。

　　少数中国智库开始聘请中外高官担任兼职研究员，有助于拓展和提高智库的国际合作研究能力。在这个交流过程中，中国智库得以吸取世界顶尖智库经验，提升中国智库人员的专业研究水平。

　　中国智库发展不应限于一地，可到更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代表处和研究中心，聚集更多不同背景的专家，产生更全面深入的观点。

　　全面提高国际沟通能力，促进中国和全球发展目标的一致性。一是中国智库应进一步用好英语及其他主要语种作为国际沟通工具。

　　目前大多数中国智库特别是国内问题研究的智库需要提高外语沟通能力，在研讨、翻译和交流等方面都比较生硬，使国际社会难以理解。

　　二是沟通中国和世界的相互理解。各国智库研究中国项目和中国智库研究各国项目不断增多，双向融合越来越必要。中国智库的国际研究往往不是根据对象国的实际情况，而是基于中国对这个国家的长期看法，这样难以反映外部的最新变化。

　　三是中国智库应更好地向外部解释和传播的中国战略理念，使外国智库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战略。中国智库可与外国智库共同设计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这可能比中国智库的单向设计要有效得多，可补充官方渠道的不足。

　　四是中国智库不仅要研究和引领中国未来，也要研究和引领全球未来，与有关大国和国际组织共同规划G20、联合国体系和全球治理的未来。

　　中国智库应拓展融资来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新型智库的资金来源应该主要是社会捐款，这需要税制和财富再分配方式的相应改革，使社会资金合理合法地进入智库，并与企业免税额度挂钩。

　　目前中国智库过多依赖政府财政拨款，其用途受到严格限制，且不能跨年度使用，使智库转型受到阻碍。

　　智库应组成由企业、政府、媒体成员构成的独立董事会和多元资金来源构成的基金会，以此作为传统智库和新型智库的主要体制区别。为了确保各类资金不被滥用，应设定一系列专业评估标准，对智库进行专业审计。

　　智库应精简机构，减少闲置人员，使关键项目和领军人才的资金投入达到国际智库水平。中国智库应创造“生智”的有利环境。

　　现在中国称为智库者2500多家，“有库无智”或“库多智少”是普遍问题。智库的“智”不同于一般学术上的“智”，而是能够直接为国家决策服务的“好点子”

　　目前存在着忽视和阻碍“生智”的体制机制，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国家财政主要用于“建库”(硬件投入)却很少用于“生智”(人力和软件投入)。

　　“智”从何来?应考虑以下措施培养“生智”环境：引进国内外高端智库专家;学习先进智库管理方法;对新一代智库人员进行政策分析方法训练;提高智库准入标准;研究中国智囊的历史案例;等等。更关键的是对“智”不吝投入。

　　一份好的战略研究或政策分析报告，其价值难以估量。目前高端研究报告不仅缺乏经济回报，甚至难有政治回报，即使领导批示也较少得到反馈。

　　这种状态对于智库的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难以“生智”的其他因素，还包括智库人员与实践经验的脱节，这需要一大批拥有决策经验的官员进入智库。

　　智库要整合各领域细化分类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宏观战略研究体系。中国智库应强化和优化人力资源。目前中国许多智库留不住人才，研究人员改行和青黄不接现象相当普遍。解决这个问题可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提高智库人员的收入水平和准入标准，一流人才须配置一流收入和研究环境。高端智库应配置优质资源，集中国际国内一流的战略分析家、政策设计者和媒体评论人，具有超常思维能力、组织能力、游说能力和写作能力。

　　二是打破人员的部门单位所有制，按照研究领域分为若干专题小组，或承担长期项目，或从事快速反应;时而集中研讨，时而分散钻研;形成“大部队”和“小分队”结合的灵活体制。

　　三是建立中国智库的旋转门制度，准备提升和转行的官员应进入智库从事一段研究工作，以强化其战略意识;智库人员应在相近领域的政府部门、企业和社会组织中从事一段管理工作，以强化其政策意识。

　　“旋转门”可以成为智库战略储备和人才储备的蓄水池。四是逐步增加海外专家参与中国智库的研究项目，所谓“海外”，包括外国、海外华人和台港澳智库人士。其来源和领域应根据我们的研究需要加以选择，其理念既要符合中国利益，也要反映国际潮流。

　　智库既要通过人员构成转变来推进智库功能转变，更应增加人员投入以稳定和吸引高端智库专家。五是挑选和培养新一代智库人才，通过各种途径增强其专业化智库能力。中国智库应建立共享数据库和共享网站。

　　中国智库在国际战略和国内政策研究方面可以提出很多观点，但是缺乏一个各方认可的数据库基础，尤其是政府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可靠性。

　　政府应为各类智库提供高质量的数据库以及收集数据的全球网络通道，建立可供智库进入的数据网，加强政府信息的公开性和便捷性，使相关数据变为智库政策研究的有力支撑。

　　通过相关信数据的互动交流，提高智库的网络信息获取能力。智库网络建设和网站建设需要加大投资力度，要提供多语种的网络页面和出版物。

　　对于网络和微信中的“智库信息”要加大搜索力度，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形成中国智库的新研究平台。制定长期规划，实现全国智库的均衡发展。应集中全国智库高端专家讨论制定未来5～10年智库发展规划和跨学科智库研究规划。

　　这两项规划将围绕中国未来10～20年发展的核心战略问题，每年设立5～10项，可分为A、B两种报告甚至A、B、C三种报告，加以比较互补。

　　智库规划应增加与高科技结合的跨学科项目，提高新型智库对未来趋势的把握能力。智库要出高精尖产品，同时又要解决具体问题;要有深刻的理论内涵，更要有可操作、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

　　智库规划应加强对各类智库发展的关注和引导，及时指出发展方向，避免错位发展。应注意全国智库发展的均衡性问题，不仅在北京和上海重点建设一批高端智库，在各省也应加强智库建设，鼓励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形成不同特长的政策分析学派。

　　尽快建立智库联盟，在不同的战略领域内聚集数十个顶尖智库，避免重复研究，有效组织分工，及时沟通信息，赶超国际同行。智库要对其研究成果负责，提高其严肃性和科学性。

　　政府应设计长期重大课题，为智库重要项目提供过程支持和成果购买;要建立智库的评价机制、竞争机制、淘汰机制和监督机制，制定智库安全保密守则，明确权责。中国智库应确立核心价值准则。

　　中国智库是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代言者，应自觉以国家核心利益和核心价值观作为研究成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尽力防止内外利益集团的渗透和控制。发展战略问题并不只是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更是一个道德和价值观问题。

　　例如，气候变化问题将引起道德伦理的变化。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涉及如何解决贫富悬殊等深层次问题。

　　智库产业化可能导致忽略智库的人文关怀发展初衷。随着中国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从区域大国向全球大国崛起，中美智库可能犯同样错误。

　　智库研究重点应从硬实力为主转向软硬实力结合，需要深入考虑国家战略的社会、道德、伦理、价值等人文前景。

来源时间：2016/2/18   发布时间：2015/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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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储殷  来源：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

　　近日来，有关于智库排名的讨论引起了中国社会与政府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这里面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在最近一两年内，中国的确出现了智库建设的大跃进，一些机构换块牌子就自称智库，几个人攒个草台班子就自称智库的事情，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这的确带来了中国社会对于判断智库质量良莠、高下的焦虑。如果没有合适的判断标准，那么很有可能到了最后，中国的智库建设就会成为不比内容比声势的浮夸作秀。另一方面，中国目前的智库排名尝试，仍然体现出强烈的官本位色彩。有关部门公布的一些重量级智库排名，基本上都局限于官方研究机构的体制内，甚至这些官方机构之间的排名，也遵循着其行政级别的高低秩序。这样的智库建设，其实不过是把体制内的套路换个名词，只是概念的重叠而缺乏改革的新意。

　　当然，有关方面之所以对体制内的研究机构高度重视而对体制外智库相对轻视也并非全无根据。相比于大多数社会智库重炒作、无内容、甚至流于草台班子相比，体制内的智库的确在专家质量、研究持续性与专注度上具有显著的优势。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一刀切式的判断，显然对一些个别的优秀的社会智库是高度不公正的。从最近公布的全球智库排名最权威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排名来看，它不仅充分认识到了中国体制内智库的重要性，而且也高度重视了中国社会智库在近几年中取得的长足进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榜单当中，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为代表的中国顶尖社会智库已经成为了中国当代智库建设中最为重要的领先者之一。

　　相比于传统的体制内智库，优秀的社会智库具有自己独到的竞争优势与功能定位。其一，在运营机制上，社会智库更加灵活，更加能够紧扣时代主题，反映社会需求。衡量一家社会智库成功与否，很直观的一点在于看它能否搭建起官产学的研究平台。一家社会智库的理事单位中好公司、好单位越多，它的顾问团队中顶尖学者、顶尖专家、顶尖企业家越多，这家社会智库的实力与影响力自然就越强。因为像龙永图、郑永年、薛澜这样的专家学者，像曹德旺、沈南鹏、张磊、张懿宸、汪潮涌这样的企业家，像陈启宗、徐小平、毛大庆、刘科这样的社会精英，很难会同时对一件事情判断失误。相比于国内许多独立性不强、人际关系为重的评比，这种社会精英的认可更具备权威性与真实性。

　　其二，在国际传播上，社会智库更加具有生命力。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正在由官方渠道为主，演变为官方-民间的全面交流。国际化强的社会智库能够在这个交流过程中，更加准确、生动地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并成为外宣、外联的最佳平台。判断一家社会智库的质量优劣，关键在于看看这家智库的国际化水平到底如何?这个国际化水平不取决于所谓的课题是否洋气，而是取决于国际交往的质量与层次。如果一家智库，能够成为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政府高层来华访问时发表讲话的首选，能够成为赖斯表达观点的平台，那么它无疑是为世界公认，也最具备国际影响力的高端智库。

　　其三，在人脉经营上，社会智库更加高效。智库不只是做事的，更是做人的。不做好人的工作，智慧就缺乏真正深入的交流与碰撞，国际间的对话就更容易成为僵硬、乏味的各自表述。智库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人的联合。这种人的联合为习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命运共同体，提供了一种智慧上的共同体与人脉上的共同体。只局限于一个小圈子或是学术界里的几个小池塘的智库，纵然在专业上能够保证质量，也很难切实满足当代中国建立全球人脉的这样一种宏大任务。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与建设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决定了中国的社会智库，谁具备了更多的人脉、更高端的人脉，谁就更可能也更应该成为中国智库建设中的领先者。中国的社会智库应该更好的与海外华人精英、留学人员、欧美同学会等高端人脉资源建立联系，成为一种人脉之上的智慧集成之所，而不仅仅是完成狭义课题的小作坊。

　　在社会智库如过江之鲫，草台班子层出不穷，哗众取宠的炒作不绝于耳的情况下，如何衡量中国社会智库的质量，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尤其是有关机构所必须重视的问题。在这个评价的过程当中，智库人员的质量与多元化程度、国际化程度与国际影响力以及在全球高端人才中的人脉，应该是最重要的三个要素。

来源时间：2016/2/18   发布时间：2016/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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