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克里斯蒂安•谢泼德  来源：FT中文网

　　周三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正受到中国经济放缓的拖累，但他们最大的担忧是“不一致的监管解释和法律不清晰”。

　　中国美国商会(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对500家在华美国企业进行的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企业去年营收持平或者为负，这是过去5年来最高的比例。

　　尽管营收出现下降，但就在华经营的最大挑战而言，最频繁被提及的是不一致的监管解释和法律不清晰，这方面的担忧此前从未名列榜首。

　　大多数(77%)的受访企业表示，感觉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比以前有所下降。

　　中国美国商会会长詹姆斯•齐默尔曼(James Zimmerman)表示，经营方面的担忧仍是主要原因，但中国政府在刑事司法等领域的专断也是一个因素。

　　他说：“当人们读到有关监管调查或刑事调查的报道时，总会有这种担忧。”

　　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WilmerHale)管理合伙人、中国美国商会副会长莱斯特•罗斯(Lester Ross)表示，企业担心中国正在起草的反恐、国家安全等法律可能对他们在华经营的能力造成“严重影响”。

　　在中国政府打击在它看来非法的公民社会活动的过程中，外国非政府组织受到了尤为严重的冲击，包括最近一名瑞典人权活动人士遭到逮捕。

　　工业或资源行业几乎半数受访企业2015年营收增长为负。他们是最可能将在中国的产能迁至拥有更大增长潜力市场的企业。四分之一的中国美国商会成员企业过去三年间已做出此类决定。

　　译者/申凯

来源时间：2016/1/21   发布时间：2016/1/21

旧文章ID：8551

作者：夏逸平  来源：澎湃新闻翻书党

　　在美国，如同在中国，大学本科的录取过程受到公众的极大关注和热烈讨论。但与中国不同的是，美国的研究生(硕士、博士)录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学校、各院系的录取委员会对申请人材料的评估。而这个评估过程，相较本科录取显得神秘得多，申请人准备材料时往往不得不百般揣摩，多方问询。

　　近日，密歇根大学教授朱莉•波塞尔特(JuliePosselt)研究高等教育的专著《研究生录取内幕：优点、多样性和教师把关》(Inside Graduate Admissions: Merit, Diversity and Faculty Gatekeeping)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在现场观察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披露了美国各精英高校的研究生录取委员会究竟如何作出录取决定，并指出了录取过程中值得注意的问题，比如过分重视GRE考试(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是由私立的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主办的标准化考试，用来测验大学毕业生的知识技能掌握情况)、对亚洲学生的特殊对待、以及各种形式的偏见。美国媒体《Inside Higher Ed》刊文介绍了这本书。

　　文章称，为了开展这项研究，波塞尔特从三所研究型大学的六个院系获得授权，旁观他们对申请人作出评价的过程，并对另外四个院系的教授进行了采访。所有涉及院系都是各自学科领域的领跑者，但作者没有公开它们所属的高校。匿名采访使教授们表现得相当坦诚，告诉了作者诸多不适合向公众谈论的事。

　　GRE考试分数备受重视

　　波塞尔特在书中披露，精英大学的研究生录取委员会对于GRE分数“相当有兴趣”，并且每一个院系在实际录取操作中都设有GRE分数拦截线，尽管只有少量院系公开表示存在这种做法。多数院系对外声称采用“全面评估”来筛选申请人，即对于每一个申请人的能力都使用一系列标准来衡量，而非采纳单一标准(如GRE分数)。

　　许多录取委员会成员说，需要评估的申请实在太多了，他们需要一个简单的办法来比较各个申请人，并排除其中一些。除了GRE分数，申请人本科就读项目的声望也是有用的指标。但是平均绩点(GPA)不那么重要。波塞尔特引用了一位天体物理学教授的话：“绩点，大多数人说它不太会影响他们，主要是因为每个申请人——每个进入决选的申请人——都有着非常高的平均绩点，以至于它没有意义了。”

　　波塞尔特询问了委员会成员们为什么如此看重GRE分数和申请人是否来自精英本科院校。她得到的答复大多把研究生录取看作一场“赌博”。教授们依靠数量有限的研究生们在科研和其他任务上同他们一起工作，任何减员都是一场灾难，所以委员会成员们想要降低风险。

　　精于考试、面目难辨的亚洲学生

　　亚洲学生普遍的超高考试成绩给教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这也使得他们的决策变得困难。他们不得不弱化亚洲申请人的GRE分数的重要性，以免招收过多此类学生，因而看上去这些院系像在“扶助”来自其他地区的申请人。一位科学教授告诉波塞尔特，“他们(亚洲学生)的(标准考试)成绩个个超过90%的考生。美国国内学生在成绩表上分布比较均匀，所以你可以更多地用它来鉴别申请人。”一位哲学教授更为直白，“当然是有那种很典型的中国学生……考分都是天文数字。”

　　教授们坚称，他们对国际学生的考试成绩的观点不是歧视性的，而是基于有些国家的学生比美国学生更重视考试这个事实。

　　许多教授表达了对中国申请人通过作弊来为考试成绩注水的担忧，尤其是用来证明英语水平的考试。有录取委员会成员提到，过去曾有申请人的分数显示其英语熟练，但来美国后却表现出极其糟糕的英语水平，令他们很恼火。一些院系要求国际学生通过他们的面试，而对美国本土申请人没有这项要求。

　　此外，许多美国教授反映来自中国的申请人“千人一面”，难以从中择优录取。一位人文学教授甚至对波塞尔特说，“你怎么比较这六个中国学生呢?他们都姓一个姓。”(尽管是个玩笑，但作者在书中注明，中国最常见的100个姓氏被用于87%的人口，而在美国这一数字是17%，也就是说美国人“重姓”的概率确实比中国人低得多)。

　　“自由派偏见”贻害学术界?

　　波塞尔特发现，部分录取委员会在评估申请人时会施加个人或集体的偏见。她提及了一个涉及政治偏见的典型案例。某申请语言学博士项目的学生毕业于一个小型宗教大学，该校的价值观遭到了部分录取委员会成员的质疑。一个成员说，“(该校都是些)右翼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另一个人的说法引发了哄笑，他说该校“是由科赫兄弟赞助的。”(科赫兄弟两人均为美国富豪，以资助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闻名)

　　接下来，委员会花费了比平常更多的时间讨论她的GRE分数和教育背景(此人考分较高，上大学前在家里接受教育)。委员会主席说，“你们不觉得她是个奇葩吗?”其他委员会成员为她辩护，一个人说该校在人文学领域声誉良好，另一个说她的个人陈述显示出学识上的独立性和良好的批判性思维。

　　最后，委员会让该学生进入了下一轮评估，但在接下来的评估中将她淘汰。

　　这个案例激起了有关美国大学教育中“自由派偏见”的讨论。过去曾就此话题发表评论的《彭博评论》的专栏作家梅根•麦卡德尔针对这个案例撰文表示，“委员会身上体现的是赤裸裸的偏执。这不仅仅是保守派基督徒需要面对的问题，也是整个学术界需要面对的问题。”她表示，根据以往的研究，唯一在右倾程度上跟学术界的左倾程度可堪比拟的职业领域是南方浸会牧师。“左派倾向使学术界与它本应服务的社会切断了连接。磨人的‘文化战争’和日益严重的党派分歧标志着社会上的各个派系已经不再知道如何对话了。”

来源时间：2016/1/21   发布时间：2016/1/20

旧文章ID：8546

作者：  来源：澎湃新闻

去年6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一度达到1.2712万亿美元的高位。 视觉中国 资料

　　美国财政部1月19日发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报告(TIC)显示，去年11月中国增持美国国债97亿美元，日本减持美债43亿美元。这是日本连续第四个月削减美债持有量，日本所持美债规模降到至少2013年10月以来新低。

　　从投资角度分析，全球市场动荡不安，美国国债是不错的避风港，尤其是抢在美联储12月加息前买入。

　　TIC报告显示，截至11月末，中国持有的美债规模为1.2645万亿美元，较10月增加97亿美元。1.1449万亿美元，较10月减少43亿美元。不过，中国和日本依然稳居持有美债量的国家或地区的前二位。

　　从去年1月开始，中国连续两个月减持美国国债。此后，中国连续4个月增持美国国债。去年6月，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一度达到1.2712万亿美元的高位。在经历了7月和8月的小幅调整后，中国从去年9月开始减持美国国债。到去年10月，中国的持债总额降至1.2548万亿美元。

　　对于增持或减持美债，中国官方表示，美债市场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市场，不论增持还是减持都是正常投资操作，中国会根据市场上的各种变动进行动态优化和调整操作。

　　美国TIC报告是由美国财政部每月公布的国际资本流动数据，包括外国购买和出售美国国债、政府债券、企业债券和公司股票的动向，用以衡量外国对美国债务和资产的需求状况。

来源时间：2016/1/21   发布时间：2016/1/20

旧文章ID：8545

作者：高分子怪物  来源：澎湃新闻思想市场

　　这个星期美国最高法院审理了加州教师工会案：Friedrichs v. California Teachers Association。这个案子的案情很简单：以丽贝卡·弗雷德里克(Rebecca Friedrichs)为首的八位教师并非教师工会成员，但是根据加州的法律，这八位老师仍需要向工会交会费。整个美国政府雇员工会的历史，法律地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在判决出来之后我会写一篇详细的分析。在这里我想为朋友们，特别是关注此案的加州的朋友们先写个三言两语，给大家一个简略的介绍。

　　本案的被告弗雷德里克(左)和她的律师卡文站在最高法院前

　　假设你和我三年前一样对这个领域一无所知，光凭着你的常识，你可以想到工会往往有两个主要的功能：1)代表工会会员和资方谈判薪资待遇;2)工会往往有所政治诉求，在美国绝大多数的工会是民主党的铁杆支持者。

　　在美国25个州里(主要是加州、纽约州这样民主党主导的州)，州法规定工会有权向非成员征收会费。这样的问题就来了，不是所有的员工都是工会成员，即使是工会成员，也不见得你就一定认同工会的政治诉求。在相当多的非工会成员看来，自己被胁迫为一个政治团体提供资金以支持自己压根就不赞叹的政治立场。

　　可以想象的是，这样的法律很早就被挑战，美国最高法院在1977年的判例法，Abood v. Detroit Board of Education做了一个妥协性的判决。

　　四十年前最高法院的前辈们(当年的大法官们都已不在任，而且只有斯蒂文斯大法官还在世)直面这个困难的问题时，他们看到一个矛盾：一方面如果工会无权强迫非会员缴纳会费的话，那多半人都不会缴纳会费;另一方面工会往往参与党派政治，这样不支持工会的政治立场的非会员就觉得自己被绑架了。

　　于是他们达成了这么一个妥协：工会必须分清为员工集体谈判工资待遇的费用和参与政党政治的费用，前一种费用工会有权向非工会成员征收，但是后一种不允许。

　　最高法院近三十多年都没有再处理这方面的案子，但是最近十年，最高法院内的保守派在罗伯茨首席大法官的领导下，渐渐开始唤醒这一领域的习惯法。在保守派看来，政府公务员工会就是一个怪物。和私营企业的工会不同，政府公务员的薪水是老百姓的钱;如果私营企业的工会要求不实际的薪酬待遇，企业势必无法经营下去，最终工人和企业一起玩完，所以私营企业工会有其内在的自然约束。而政府公务员工会通过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支持的政客，把老百姓的税金当作自己薪酬待遇的空白支票，这是一个没有底的财政无底洞。从法律上讲，宪法第一修正案约束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行为，而不约束私人企业主和员工之间的关系，这使得政府公务员工会在法律上更加脆弱。

　　在两年前的Harris v. Quinn一案中，主笔5：4多数意见书的阿利托大法官第一次发出了最高法院有可能重新考虑Abood的信号。

　　高分子怪物注：Harris v. Quinn是一个很独特的案子。伊利诺伊州的法律规定残疾儿童的母亲可以在家中作为州政府的雇员照顾孩子，也就是说州里掏钱雇残疾儿童的母亲照顾自己的孩子。伊利诺伊州的政府公务员工会认为这样的母亲也是政府雇员，毕竟他们为所有的雇员争取来的薪资福利该母亲也享有，但是在母亲看来，自己和工会也没什么直接关系。最高法院两年前宣判伊利诺伊州的工会不能向这样的母亲征收会费，这是非常常见的诉讼策略，保守派诉讼团队拿一个很容易得到同情的母亲作为一个特例提起诉讼，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给了一个非常狭窄，适用性很小的判决，但是同时向保守派诉讼团队给了一个无比清晰的信号。

　　身在庙堂之上的大法官们给了信号，身处江湖之远的诉讼团队就开始组织下一个诉讼，加州教师工会势力庞大，正是一个绝好的目标，而他们只需要一个原告。实际上他们找到了八位不愿参加工会也不愿意缴纳会费的老师，其中领衔者就是丽贝卡·弗雷德里克。

　　挑战加州的法律，也就意味着挑战最高法院近四十年之久的判例法Abood，要求现在九位大法官反转他们的前任的判例。这是非常少见的情况。而且对所有的下级法院而言，最高法院1977年的Abood仍然是具有约束力的判例法。因为只有最高法院才能推翻自己的判决，所以诉讼团队在联邦地区法院直接就说：“法官大人您帮不了我，直接判我败诉吧。”地区法院也就照此办理。

　　在联邦第九上诉法院，原告也是直接说：“你们也帮不了我们，直接判我们败诉吧。”被告倒是表示双方应该好好地表述各自立场，上诉法院的法官心想原告都要求败诉了，还有什么好审理的，也判原告败诉。

　　因为原告一路表示自己应该败诉，这个案子就在快车道上一路狂飙，在2015年1月进入最高法院。原告向最高法院提出了两个问题：1)Abood是否应该被推翻，要求非工会成员缴纳会费是否侵犯原告的宪法第一修正案权力。2)如果Abood不被推翻，退一步，是不是应该要求会员主动要求缴纳和党派政治相关费用，而不是要求非会员要求不缴纳。

　　第二个问题可能听上去怪怪的，但实际上的意义是很大的。现在的员工不必交工会政党政治活动所需经费，但是在实践上需要员工向工会提出不交这个费用，如果你不提或者你不敢或者你不好意思，这笔费用还是照收不误。原告的诉求则是，如果最高法院不愿意推翻先例，那退而求其次，既然最高法院在Abood中提出工会不能强行征收政党政治活动所需经费，那实践上的做法应当是所有的人都不交该项费用，而愿意向工会提供政党政治活动经费的员工应当主动提出自己愿意。这样的做法可以有效地防止非工会成员被迫提供工会政党政治活动经费。

　　对加州工会而言，真正糟糕的是，所谓的“摇摆票”肯尼迪大法官在这个问题上非常地不摇摆。而唯一的希望居然在于斯卡利亚大法官!斯卡利亚大法官!如果你常读我的博客的话，这句话足以让任何加州工会的支持者倒吸一口凉气了。斯卡利亚大法官曾经在1991年一个案子里支持过Abood，可那毕竟是二十多年前了。在今年的传统基金会的最高法院2015-2016年度展望座谈会上，超级律师克莱门特就评论他的前老板说：“这是一个禁止州政府禁售暴力电子游戏和虐待动物录像的大法官，你要他同意州政府强迫公民为自己不支持的言论提供财政支持，谈何容易?”

　　在2016年1月11日的审理过程中，加州工会的形势凶险无比。罗伯茨、斯卡利亚、肯尼迪和阿利托一个接一个地向加州教师工会的律师，加州政府律师和支持工会的奥巴马政府律师开炮。保守派的核心论述是：因为政府公务员工会的特性，他们要求的任何薪资福利都必然是纳税人买单，所以他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和政治有关的(inherently political)。

　　一言以蔽之：在今天的保守派大法官们看来：Abood中区分的两种工会的功能在政府公务员工会这里是合二为一的，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一种政治诉求。

　　至于加州政府声称如果工会不能向非会员征收会费那工会就有崩溃的可能，斯卡利亚相当聪明地指出，也有二十五个州没有这样强力保护政府公务员工会的法律，也没听说那里的工会就解体了。

　　但是在法庭上对加州最危险的信号来自于四位自由派大法官，他们居然没有什么特别有效的论述来防御Abood，似乎他们只能强调推翻先例需要跨越很高的门槛。布雷耶大法官也表示了担心私营企业被殃及池鱼，但是原告律师卡文强调私营企业不受宪法第一修正案约束，这下把布雷耶的问题也封死了。保守派的大法官们甚至都没有怎么讨论原告退一步的诉求，很有可能他们已经看到五票在握了。

　　预测最高法院的判决永远是一个非常具有风险的事情，但是这个案子的潜在冲击非常巨大，如果这八位老师胜诉而Abood被推翻，那包括纽约三州的政府公务员工会就有可能被大幅削减。我的猜测是，这个案子的关键还是在于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对自己政治资本的计算，如果他觉得别的案子已经用掉了过多的政治资本了，他很有可能谨慎地把这个方面的诉讼向后再推几年，但是如果他觉得有足够的政治资本推翻Abood，他就很有可能出手。

　　毫无疑问的是，最高法院2015-2016年度注定又是一个波澜起伏的年度，有事关大学强制优待政策的Fisher案，有事关划分选区的Evenwel案，有加州教师工会案，有对奥巴马政府移民政策的诉讼案，有对奥巴马医疗改革法案的第四次挑战，在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让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原题《关于加州教师工会案的三言两语》，作者“高分子怪物”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u/2488313871。)

来源时间：2016/1/21   发布时间：2016/1/21

旧文章ID：8544

作者：莫小亮，刘文平  来源：《当代海军》杂志社微信公号

中央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应约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德森

　　《当代海军》杂志社微信公号1月20日消息，1月20日上午，中央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员吴胜利应约与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德森视频通话，就两国海军务实交流合作、南海岛礁建设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吴胜利指出，去年以来，在中美两国积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和新型军事关系的背景下，两国海军互访交流日益频繁，务实合作不断深化。要进一步丰富中美新型海军关系的实质和内涵，继续保持高层交流互访，推动舰队级领导互访机制化;加强一线指挥员和官兵间的交流合作;联合组织人道主义医疗服务;深入落实《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防止误解误判和危险接近的发生。

　　吴胜利强调，近期中国在南沙群岛永暑礁新建机场成功进行了校验试飞活动，目的是检验机场设施是否符合民用航空标准，以更好履行中方承担的国际责任和义务，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服务。我们在南沙岛礁建设必要的防御措施并不是军事化，但却引起个别国家和媒体的恶意炒作。岛礁是否军事化，关键在于岛礁建设的目的和建成后的用途。我们绝不会谋求岛礁军事化，但也绝不会不设防，防御设施的多少完全取决于我们受到威胁的程度。中国海军有决心有能力保卫南沙岛礁的主权和安全。

　　理查德森表示，2015年中美两国海军开展了深入务实的友好交流活动，是双边关系发展最富有成果的一年。希望继续保持这种良好势头，进一步加强务实交流合作，推动两国海军友好关系深入发展。美国海军将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继续在南海及世界其他地方进行自由航行和飞越。

来源时间：2016/1/21   发布时间：2016/1/21

旧文章ID：8543

作者：节大磊  来源：澎湃研究所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影响力的持续上升，近些年美国的对华政策辩论异常活跃。这些辩论在至少两个层面上展开：对华大战略以及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战略。在对华大战略层面，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是否需要以及如何修正美国长期以来的对华接触加对冲战略，而关于西太平洋的军事战略的争论则主要集中在如何应对美国所认为的中国日益增长的反介入/区域拒止(Anti-Access/Area Denial)能力上。本文主要讨论后者。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政府和军方从来没有正式使用或接受过“反介入/区域拒止”的概念，但是这并不妨碍此项概念成为美国官方和战略界的主流认知，并在此基础上思考中国应当如何应对。美国政府和军方认为，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的军事现代化的成果，尤其是中短程弹道导弹、各类巡航导弹、潜艇部队以及利用太空和网络攻击对手的能力对美国的前沿基地、水面舰艇和指挥控制系统造成了严重威胁，挑战了美国在西太平洋进行军事力量投射的能力。中国的这种日益提升的能力被其称作“反介入/区域拒止”。

　　顾名思义，反介入是指使得美国武装力量进入某个作战区域十分困难，而区域拒止是指美国武装力量进入某个作战区域后，自由行动十分困难。如何应对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这在美国战略界引发了广泛争论。

　　第一种选择也就是较为众人熟悉的所谓“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其目标是直接打击和挫败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2009年7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罗伯特•盖茨指示美军对“空海一体战”进行研究，以维持美国在全球公域进行力量投射的能力。2010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明确指出空军和海军正在研究一个“新的空海战法”，以击败拥有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对手。2012年的《国防战略指针》虽未直接提及“空海一体战”的概念，但特别指出了中国和伊朗拥有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对美国的挑战。

　　2012年初美国国防部出台的《联合作战介入概念》(Joint Operational Access Concept)进一步指出由于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扩散、美国海外基地的减少以及太空和网络空间重要性的增长，美国的军事投射能力受到巨大挑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跨域协同”(cross-domain synergy)，亦即升级版的陆海空天网的协同作战。正如其文件名所示，《联合作战介入概念》止于概念性的探讨，仅提出了一些宽泛的指导性原则，并没有对如何进行“空海一体战”进行具体的细节性探讨。

　　2013年5月美国国防部的“空海一体战”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公开版的“空海一体战”概念及其执行情况的文件。这份文件指出，“空海一体战”的核心是高度联动、深度融合以及纵深打击，目标是破坏、摧毁和击败对手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这份文件尽管稍显具体，但因为是公开版而仅有13页，依然流于表面。2015年1月，“空海一体战”的名字被正式弃用，新的所谓“全球公域介入与机动联合概念”(Joint Concept for Access and Maneuver for the Global Commons)，较之以往更加凸显了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角色和作用，创建于2011年的“空海一体战”办公室也随之并入联合参谋部的联合军力发展办公室(J-7)。

　　迄今为止，对于“空海一体战”讨论最为具体细致的报告来自于与美国国防部关系密切的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这份名为《空海一体战：一个作战概念的起点》(Air-Sea Battle: A Point-of-Departure Operational Concept)的报告中，“空海一体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核心首先是所谓“致盲”打击——瘫痪对手的太空、空中、陆基和水下的情报、监视和侦查系统，其次是摧毁对手的防空能力和陆基弹道导弹基地。第二阶段则着眼于维持一场可能的持久战，包括实施远海封锁、加强后勤保障等等。与美国官员和官方报告对“空海一体战”的假想敌闪烁其词不同，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此份报告毫不掩饰其设想的目标就是中国——中国在整篇报告中被提到一百多次。

　　“空海一体战”最为人诟病的一点是其对冲突升级的影响——其所设想的对对手领土内指挥控制系统、防空力量和导弹基地的密集打击很难不使冲突升级。尤其是对于中美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而言，冲突最终升级到核战争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其次，“空海一体战”所设想的“跨域协同”和纵深打击势必要求美军在武器装备、作战方针、人员训练、后勤设施、盟国关系等诸多方面进行提升和调整，殊为不易。其所设想的各环节的“加乘效应”固然理想，但是也意味着一旦某个环节没有达到预定效果，可能会产生负面的“加乘效应”，一招不慎，满盘皆输。

　　最后，“空海一体战”只是一个作战概念，而不是一个战略。目前美国国防部已经在争议中缓慢将其推进，但是它对美国的安全利益是至关重要还是仅仅是浪费资源，从根本上还取决于美国的战略目标及其与中国的战略关系。

　　第二种选择为海上封锁，包括远海封锁和近海封锁。以美国空军战争学院的道格拉斯•佩弗(Douglas C. Peifer)为代表的一些美国学者专家认为，由于中国严重依赖能源进口和对外贸易，切断中国海上通道——尤其是能源进口的海上通道，将可以迫使中国寻求妥协。远海封锁的实施完全在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的打击范围之外，尤其是在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龙目海峡等关键海上通道。显而易见，相对于“空海一体战”而言，远海封锁较不易使冲突升级，而且，中国目前尚不具备在远海成功挑战美国海上封锁的军事实力。

　　但是，要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远海封锁也面临一些挑战。首先，远海封锁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比如，如果想要实现对中国的原油禁运，就要查验每天经过这些海峡的数量巨大的油轮，甄别其目的地，并且确保获得许可通过的油轮不会改变航向驶向中国港口等等。此外，运油船也可以选择绕远路避开被封锁的海峡。其次，就算远海封锁本身相当成功，其对中国的影响还要取决于中国的战略储备、陆上能源通道的状况、军民能源消费的再分配、经济和社会对能源进口突然减少的承受程度等一系列其他因素。最后，海上封锁的效果需要时间。如果海上封锁在半年内没有迫使对方就范，需不需要持续到一年，或者更久?需不需要进一步升级采取其他军事行动?

　　近海封锁则在从日本群岛、琉球群岛、台湾岛、到菲律宾等的第一岛链内进行，甚至就在中国大陆的港口周边，其目的是使中国失去利用近海的能力，切断中国的能源进口及其他进出口贸易。这种观点以美国国防大学的黑姆斯(T.X. Hammes)以及海军研究生院的杰弗里•克莱恩(Jeffrey E. Kline)和韦恩•休斯(Wayne P. Hughes, Jr.)等人为代表。由于第一岛链之内大部分海域位于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打击范围以里，这些学者建议近海封锁应主要倚重潜艇、水雷和水下无人潜航器(UUVs)。鉴于中国的反潜能力较为薄弱以及近海不利于反潜作战，美国的潜艇会对中国的水面舰艇和商用船只造成较大威胁。相较于远海封锁，近海封锁的效果会较快显现。但是，它比远海封锁更易于造成冲突升级，是否有助于美国实现其战略目标也取决于中国的调整和应对。

　　无论是第一种选择的“空海一体战”，还是第二种选择的海上封锁，其前提假设都是认为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第一岛链以内的目标乃至关岛都处于这个威胁之下。最近，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两位军事战略专家史蒂芬•比德尔(Stephen Biddle)和伊万•奥尔里奇(Ivan Oelrich)对以上假定提出了挑战，由此形成了第三种看法。

　　两人的分析集中在对反介入/区域拒止至关重要的监视、侦查和目标锁定(RSTA)方面。其核心观点是，当前技术条件下，对移动目标的监视、侦查和目标锁定十分倚重机载雷达，而机载雷达的脆弱性决定了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对移动目标的威胁只能延伸到离海岸线400-600公里的范围。也就是说，包括日本、菲律宾、南沙群岛以远的移动目标都在中国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打击范围之外，但是台湾岛和钓鱼岛则位于其中。与此同时，美国的前沿基地及其盟国的地面固定目标依然面临来自中国的地对地导弹的威胁。因此，两位作者建议美国的盟国发展与中国类似的导弹力量，以此形成一定的报复打击能力。不过由于美国受到《中导条约》和“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MTCR)的限制，无法在不违反条约的情况下帮助其盟国发展导弹技术，因此需要其盟国自主开发。

　　如果用形象的语言将以上三种选择总结一下，“空海一体战”可称为“迎着打”——直接挫败、摧毁和击败对方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海上封锁则是“躲着打”——远海封锁是躲在反介入/区域拒止的打击范围之外，而近海封锁是躲在水下;第三种则是“学着打”——学习和发展自己的反介入/区域拒止能力。当然，三种方式并不必然相互排斥，也可以进行某种结合。比如，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报告就设想将“空海一体战”和远海封锁结合起来。

　　对于中国来说，思考和应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战略，需要厘清下面三对关系。

　　第一，常规军事战略与核战略。“空海一体战”目前只是一个概念并且面临诸多困难，但是其一旦成形会对中国造成很大威胁。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实质是一种在整体军事实力居于弱势地位时的非对称性战略，而“空海一体战”的目的则是挫败这种非对称性战略，那么对中国来说，重新建立某种不对称性的选择之一是考虑修正核战略。

　　长期以来，中国的核战略和常规军事战略相对分离。中国坚定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维持和发展核武器的目的也只是慑止敌人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并在必要时实施后发制人的核反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永远不容改变。事实上，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报告也承认，其对“空海一体战”讨论的主要前提假设之一就是冲突不会上升到核层面。这种假设似乎接受了冷战期间的“稳定-不稳定悖论”的说法——相互的核威慑使得常规战争变得更加“安全”，因为双方都不愿意冲突和战争升级。2013年的中国《国防白皮书》因为没有明确提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而在美国战略界引起了一番讨论，这说明此项政策的延续与否的确能传递某种战略信号。如果中国在必要时修正“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将使“空海一体战”的前提假设之一很难站得住脚。

　　第二，军事战略与外交战略。无论美国对反介入/区域拒止采取哪一种应对方式，其西太平洋盟国和友国的合作和支持都必不可少。尤其是对于海上封锁来说，没有陆上国家的配合，其效用将大打折扣。这也是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的联结所在。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的周边外交战略足够明智，或许可以以柔克刚，化美国的军事战略于无形。

　　第三，军事战略与大战略。以上美国对于如何应对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关于军事战略的讨论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维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传统支配地位的大战略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如果美国采取所谓“离岸制衡”(offshore balancing)的大战略，实施战略收缩，那么关于军事战略的讨论自然会呈现另一番面貌。

　　最后，中美双方都应当谨记，关于作战概念和军事战略的讨论，几乎都是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境，而并非双方希望的结果，将二者等同起来是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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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题“反介入/区域拒止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战略”，刊于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国际战略研究简报》第31期。

来源时间：2016/1/21   发布时间：201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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