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贾庆国  来源：瞭望智库整理自2015年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学术年会

　　最近几年，我觉得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个新的规律和一个新的趋势。

　　所谓新的规律就是，中美关系矛盾冲突不断、相互指责，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但是， 随着中美经济战略对话和习奥会临近，为了创造气氛双方都会做些努力，于是两国关系骤然改善。

　　但是习奥会一结束，中美关系又重新回到了矛盾冲突的常态，连续三年习奥会前后都出现过这种情况，好像已经形成一个新的规律。

　　新的趋势，和过去一样，中美关系仍然上下摇摆，一会儿好一会儿坏，但是现在这个关系总体发展的趋势好像在下滑。在这个问题上，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看法，但是到底滑到什么程度，各人有各人的观点。

　　1 中美关系处于临界点了吗?

　　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过去一年最引人瞩目的，是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的戴维.蓝普顿提出的看法，那就是，中美关系正在接近一个临界点。

　　他说，我们正在目睹，对一个总体上积极的美中关系来说，至关重要的某些支撑力受到了侵蚀。虽然中美关系的根基还没有坍塌，但是今天美国政策精英中的重要成员越来越倾向于把中国看作对美国主导权的威胁，而在中国，一部分精英和民众将美国视为中国取得正当国际地位的阻碍，并且无助于中国维持国内稳定。持这个观点的人数正在增加。他说令我担心的是，两国精英和大众讨论的重心，正在渐渐转向更加极端且相互呼应的分析模式和政策建议上。

　　蓝普顿教授的这个观点能受到重视，不是因为他个人的看法有多独特，更重要的是这一看法是由他提出的。

　　多年来，蓝普顿教授在在中美关系上，一直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但是这次他的看法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是因为他夸大了中美分歧和冲突呢，还是因为中美关系真的出现了大的问题呢?我觉得有可能两方面都有。

　　那么，中美是不是正转向冲突呢?我觉得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出一个判断。

　　在重视中美矛盾冲突的同时，我们需要看到中美正在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合作，而且前景很好，比如说在抑制气候变暖、双方投资协定谈判、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护海洋通道的安全、打击腐败、应对跨国传染性疾病传播等等，中美的合作实际上都在加强。

　　2 中美会爆发战争吗?

　　同时，和现在很多人看法相反，中美对抗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应该说是极低。最主要还是因为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对抗成本太高，中美两国经济高度依存。中美冲突都会对自己和对方造成巨大伤害。中美对抗也会导致国际秩序失控，而两国都在国际秩序上有重大利益，这会给双方带来巨大灾难。还有就是，中美都是核武器国家。自从核武器出现以来，很多国家之间不打仗了，由于伤害巨大，国家之间轻易开战可能性大大降低。

　　第二，中美完全可以通过武力对抗之外的方式，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利益。比如说，从事国际贸易和投资，还有扩大在世界各地进出的权利(美国叫“access”)。

　　我有一次问一个资深的美国东亚问题专家，请他用一句话概括美国对东亚的政策，他说不用一句话，就用一个词：access，要求进出的权利。后来我回过头来看美国对华的政策，好像也是这样，叫“门户开放”政策，从过去到现在，其实一直都是这样。

　　第三个就是，随着中国在国际体系中利益的增加，中国越来越不会挑战这个秩序。有人说，中国筹建亚洲基础建设银行(601939,股吧)是为了挑战现存的国际金融秩序，也许有的中国人确实会有这方面的想法。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不会去这么做，因为这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从现在的状况来看，这个银行，除了中国投资的份额比其他国家多一点，中国并没有把这个银行做成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不同性质的机构，也没有用这个银行来替代世界银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想法。

　　所以，与其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是对现在金融体系的替代，不如说它是对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有力的补充。

　　3 美国始终没有把中国当作敌人

　　中美两国未来合作的前景很广阔。第一，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和美国差不多，中国也是这个国际秩序的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在这方面，中美利益越来越接近，在维护国际秩序上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

　　再有就是根据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等提出的改革措施，中国将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多作用，将进一步推动司法改革，将更加重视国家治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将更加强调官员问责，等等。这些改革的结果将使中美之间的不同和分歧进一步缩小，使得中美合作有更坚实的基础。

　　此外，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可能越来越需要像美国一样通过维护国际秩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过去，中国是通过利用现有国际秩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就是搭便车。现在在很多方面，搭便车越来越难了，因为中国体量越来越大，搭便车的话车会垮。现在要学着去开车了，为了维护自己和大家的利益，还会要求其他国家上车买票。从中国的利益出发，中国可能越来越需要多做事情来维护国际秩序，比如维护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护网络安全等等，在这些方面，实际上和美国的分歧少了，共同利益多了。

　　所以，这些都可以说明：为什么尽管中国在快速崛起，中国又是那么大一个国家，中美又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但是美国始终没有把中国当作敌人，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很难想象中美之间会爆发军事冲突或对抗。

　　虽然没必要夸大冲突，但是也要关注中美关系下滑的趋势，需要做出努力，使得中美关系在健康发展的轨道上运行。

　　4 中美现在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

　　现在的中美关系，冲突和对抗在增加。比如说在南海问题上，美国高调挑战中国在南海的维权行动;在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支持日本对该岛的行政管辖权;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继续坚持对台出售武器的权利;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美国给中国施加了很大压力，包括指控中国五名军人攻击他们的网络系统;在亚投行问题上，美国反对其他国家加入，现在据说有点后悔;而且，据说美国在韩国部署中国认为威胁自身安全的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等，这是一些冲突。

　　在蓝普顿看来，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方面，使中美分歧、冲突与矛盾在加大，那就是中国国内在发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正在削弱中美关系的基础，比如说中国正在筹备《非政府组织法》，很多美国非政府组织觉得很担心，也影响美国官方的看法。还有中国叫停中国的官员用国外基金会的钱出国学习，中国原来每年往他所在的学院派两名外交部的官员去学习，用亚洲基金会的钱，他本人就是亚洲基金会的负责人。现在中国不再用这笔钱派人学习已经两年了，他感到很困惑，因为外交部的一些高官当年都是通过这个项目在他们学院学习过。

　　还有，中国加强管控，限制一些美国学者访华，把他们列入黑名单，而且这个黑名单越来越长。所以在兰普顿看来，这些做法都和长期以来中美关系发展的良好方向背道而驰。

　　当然，蓝普顿的上述观点不一定对，但是在美国很有市场，所以美国对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判断最近一段时期是趋于恶化的。除此之外，中美两国都有一些人把南海问题视为评判两国关系的试金石。

　　在一部分美国人看来，中国在南海怎么做，是判断中国崛起后是不是进行对外扩张的重要标志，是标记性行动，所以他们特别关心。当然，我们在南海问题上越来越主动，这就增加了他们的担心。在一些中国人看来，美国在南海问题上怎么做，直接表现出美国对中国到底在实行什么政策，是孤立和围堵还是接触和合作。

　　这两部分人的看法遥相呼应，相互印证对方对自己采取敌对的态度，这种看法正在不断蔓延。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中美关系的基础应该说被削弱，两国部分精英和民众开始从对抗的角度来讨论中美关系。两国民众对对方的看法，民调显示，也出现了下滑趋势。

　　两国关系就这样一步步走向对立，甚至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讲，蓝普顿的中美关系走向临界点的说法也没有错。未来两国关系的发展，我觉得面临的困难还是很大的。

　　我认为现在是中美关系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讲?

　　一是因为中国的崛起使得两国面临一个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也就是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作为一个守成大国，担心中国的崛起对美国带来威胁，于是要采取手段来应对，它采取的手段，两面下注也好，防范也好，必然会引起中国的警惕和反应。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双方特别容易过度负面解读对方意图，双方关系特别容易走进恶性互动的圈子。

　　第二个大的问题就是，对于崛起中的中国来说，它的身份和利益出现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和矛盾性。所谓崛起中的中国，既不是崛起前的中国，也不是崛起后的中国;既是崛起前的中国，又是崛起后的中国。因此，它的身份和利益在多方面是多重的和矛盾的。

　　崛起前的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弱国，是一个穷国，是一个普通的大国。崛起以后的中国，按照现在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来看，应该是一个发达国家，是一个强国，是一个富国，是一个超级大国。现在中国两边都不是，两边又都有一点。

　　5 中国到底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是一个发达国家?

　　我觉得现在真的很难判断。中国领导人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没错，的确如此，看我们有那么多贫困人口，收入发展水平总体上较低，科技发展水平也没有那么高。

　　但是说中国是发达国家的说法也没错，看看北京、上海、深圳，这些都市看起来都很发达。而且，可能上海浦东比世界上绝大多数都市都发达，看起来更都市化。所以，中国领导人和非洲领导人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他们都会笑，因为他们看到的都是这些地方。

　　身份决定利益，发展中国家有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发达国家有发达国家的利益。中国既是发展中国家也是发达国家，所以它很难判断自己的利益。比若说在气候问题上，我觉得中国就很难办。作为发展中国家，它的利益在于维护中国的发展权;作为发达国家，它的利益在于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要求中国政府花大力气解决pm2.5的问题，现在大家对这个问题都很敏感很关注。

　　那么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到底应该怎么干?我觉得中国政府也很困惑。比如说，前几年温家宝总理带队去参加哥本哈根气候峰会，去之前和去之后，他都在国内大力推动节能减排。但是在气候峰会上，他提出的中国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维护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让很多主张国家加大节能减排力度的国家很失望。

　　在其他问题上也是这样，中国也有不同的身份。比如说，中国作为一个强国和作为一个弱国。中国作为一个强国的时候，很多国家都觉得中国的航母、航天等都很发达。而且，我们在南海问题上的一些行动也展现出不同以往的态势。

　　与此同时，中国又是一个弱国。我们的互联网还有防火墙，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并不觉得自己有那么强，强大到可以放开所有浏览网页。

　　身份的双重性矛盾性导致利益的双重性矛盾性，从而使得中国政府在确定自己的利益方面常常陷入两难的境地，这就导致中国对外政策的这种矛盾性和不确定性。

　　恰恰在这种时候，国际社会特别希望了解中国政府干什么，中国的战略意图到底是什么?而恰恰是这个时候，中国很难传递一个连贯一致的声音。所以这个时候，就特别容易出现双方关系恶性互动的局面。因为外部世界搞不清楚我们的利益，所以它就会防范;它一防范，中国就会认为你在搞敌对，于是会采取进一步行动来应对这个防范;双方你来我往，关系容易越来越坏。

　　这是我认为近年来矛盾冲突多发的原因，很难控制。所以从这个角度讲，蓝普顿对中美关系的悲观也有有情可原的。在这个背景下，我觉得两国都需要特别妥善地处理与对方的关系。从中国的角度来说，首先要认真思考和权衡自己的利益;其次要重新认识自己和国际秩序的关系，不要老觉得国际秩序是别人的，它也是咱们自己的。第三，做更大努力去解释自己的对外政策和做法，减少美国的误判，处理好和美国的关系。我觉得崛起中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从美国的角度来说，美国要适应中国的崛起，给中国更大的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而不是处处去限制。第二是需要做更大的努力去解释，它涉及中国的政策和做法，减少中国误判的可能性。最后，美国也需要审慎处理与中国的关系。

　　基辛格在回答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时，说过这样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

　　美国应该学会适应中国的崛起，中国应该学会知道自己权力的限度。我觉得他对中国的忠告是他对美国经验的一个总结。美国什么时候它的对外行为超越了它的实力的限度，或者说权力的限度，它的利益就会受到伤害。比如说打越南，就超越了它的实力限度;第二次海湾战争也是这样，超过它应该做的限度，结果受到伤害。所以，在他看来，使用权力要适可而止，否则是事与愿违。

来源时间：2016/1/12   发布时间：2016/1/11

旧文章ID：8355

作者：王辉耀，苗绿  来源：《大国智库》

　　美国智库的规模有大有小，人员从几十人到上千人不等，但总体来看，美国智库还是以小型智库为主，这一特点带来的优点就是管理的灵活与研究的高效。此外，美国智库还在资金来源与用人管人方面形成了自己特点，保证了智库运营的稳定与影响力的提升。

　　组织扁平化

　　所谓组织扁平化是指组织通过减少管理层次、压缩职能机构，使组织的决策层和操作层之间的中间管理层变少，权力下放，从而提高组织效率。对于组织扁平化，管理大师德鲁克曾有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几百名音乐家能够与他们的首席执行官一起演奏，是因为大家共同使用着同一张总谱。组织扁平化的优点就在于优化了中间的管理层次，减少了决策层和操作层之间的环节，提高了效率。

　　美国智库既是企业扁平化的受益者，又是企业扁平化的推动者。美国智库的管理一般采用理事会的形式，理事会下设顾问委员会(或者其他，如所长制、办公室制等)、执行总裁。委员会根据需要和董事会的计划，合理确定每月开会的次数，监管智库的日常运行。执行总裁负责管理智库的日常项目。

　　美国智库保证其研究质量和管理效率主要表现在三点上：一是压缩决策层和操作层之间的距离，使智库高层和基层员工之间的距离尽量短，层级尽量少，保证信息的及时传递;二是秉承独立、自由、公正的研究精神，虽然美国智库的经费来源于政府和企业，但是智库的研究是独立的，不受政府和企业的限制和制约，甚至一些报告本身就是对政府的批评和职责;三是严谨和自由自主的研究环境，经理人、业务主管和总裁在得到研究项目和经费后，往往大胆让下面的人进行独立自主的研究，不会任意干涉，这被认为是智库获得高质量研究成果的重要保证之一。

　　资金来源多样化

　　资金是智库运营的生命线，强大的筹款能力是美国智库得以成长和发展的基石。美国智库的运作资金主要来源于创始人的专项资金、大公司和个人的捐助、政府的资助和拨款。创始人的专项资金虽然金额有限，但是相对稳定。而来自企业、个人和政府的捐助的多少则要视智库的影响力而定。智库影响力培养主要是通过其研究成果的质量来实现的。与大学学院式的研究不同，智库的研究都是来自现实需求，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现实需求和责任压力保证了智库研究的价值与质量，也为智库赢得了声誉，带来了利益，为智库的筹款能力打下了基础。

　　因为美国智库坚持独立、自主、公正的理念，输出科学的管理思想，很多大公司和政府机构对智库都非常仰仗，也乐于为智库提供捐款，但智库并非对捐款来者不拒。美国智库都声明不接受附加条件的捐款，不从事已经规定了结论或者限制自己独立性和自主性的研究，以维护智库自己的声誉和形象。

　　美国智库的资金来源比较多元化也比较的广泛，各种来源的资金在自主总经费中所占的比例也有较大差异。据2013年年报，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2013年总共筹得资金5596.23万美元，其中年度捐献占14.4%，企业会员及相关收入占15.2%，捐款和赠款为17.5%，出版收入占14.3%，当期投资回报占24.8%，租金收入占3.6%。

　　虽说美国智库的经费来源比较多元，但支出相对比较单一，主要用于研究。当代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历史学中的许多重要研究成果都来自智库的研究。这些成果是在有充足经费的支撑下做出来的，而这些研究成果引起的反响又提升了智库的声誉，为智库获得资金捐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除了有多元化的资金来源外，美国智库还在税收方面享受优惠待遇，这也为美国智库的发展壮大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根据美国国内税收法，非营利性科学研究组织，税收可被减免，智库享有这样的待遇。虽然受历史因素的影响，兰德公司的名字中带有“公司”两个字，但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人公司，而是属于独立的非营利性研究机构。根据美国国内税收法和加州法律的相关规定，兰德公司免征所得税。

　　秉持科学、灵活的用人原则

　　美国智库研究人员既有政府退休高官、大学教授，也有企业高管等，他们大都具有高学历，往往是某个领域的资深专家，享有较高的知名度。美国智库在强调研究队伍的专业化、多元化的同时，还特别注重人员搭配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美国智库的研究人员有三类：高级研究员(senior fellow)、研究员(research associate)和助理研究员(research assistant)。研究员是承担了智库的大部分工作，但单凭研究员的努力也难以完成智库的全部工作，因此，通过研究人员与辅助人员的合理配置来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方面兰德公司的经验是“两个研究员不如一个研究员加半个秘书的效率高”。而布鲁金斯学会专职研究员与辅助人员(秘书和研究助手等)的配置比例是1：2，这一比例在胡佛研究所更是高，为1：2.5。

　　美国智库在用人制度方面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灵活性。美国智库大多是通过合同制和聘任制录用研究人员的，合同制和聘任制的好处就是能够保持人员的流动性，避免人员和思想的固化。美国智库中人员的流动不仅限于一般员工，少数骨干也会有流动，一般是到其他研究机构交流、工作一段时间。在一些美国智库中，即使是业务主管或所长也会定期轮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许多知名智库坚持不拘一格用人才的原则，在录用人才的时候并不在意其党派、宗教信仰、观点异同等。比如兰德公司，其研究人员的党派倾向、宗教信仰、思想观点等各不相同，不管是亲共和党，还是亲民主党，支持以色列，还是倾向阿拉伯国家，都不妨碍他们在兰德共同工作。

来源时间：2016/1/12   发布时间：2016/1/11

旧文章ID：8354

作者：罗思义  来源：观察者网

　　【继上一篇《要完成6.5%的年增长率不能误读“供给主义”》之后，罗思义赐稿观察者网再论供给侧。文章称，他对国内一些学者提出的，中国供给侧改革应以‘里根经济学’为模板的建议，深感吃惊，因为里根的政策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永久性损害，它所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直接导致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大萧条以来最大经济灾难的发生。那么，里根经济学是如何为美国金融危机“添砖加瓦”的?看看数据帝罗思义是怎么说的……】

　　我曾在拙文《要完成6.5%的年增长率不能误读“供给主义”》中说过，我对中国进行中的“供给侧改革”持欢迎态度。

　　但我看到中国一些人提出 “中国‘供给侧改革’应以‘里根经济学’为模板”的建议时，深感吃惊，因为里根的政策对美国经济产生了永久性损害，它所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直接导致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灾难的发生。

　　引人注目的是，提出“中国的‘供给侧改革’应以‘里根经济学’为模板”说法的人，并没有提供严谨的美国经济数据以验证其结论。因此，下文将用数据阐明里根治下的美国经济趋势，以及里根开启美国经济衰退之路的原因，以揭示这种说法的错误本质。数据源自本人即将出版的新书《大超越:中美经济实力的最后博弈》。

　　从数据得出的结论显而易见：从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地缘政治层面来看，“里根经济学”是成功的;但从美国经济表现来看，“里根经济学”则是一场灾难，而且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仍在延续——从美国目前的总统选举来看，其所引发的社会紧张局势仍在持续。

　　简言之，“里根经济学”恰恰是“供给侧改革”的一种最糟糕的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

　　美国经济竞争力下降

　　里根时期美国经济的最大特点，是美国国际竞争力大幅下降。如图1所示，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前，尽管受到1973年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带来的负面影响，但美国国际收支(一国对外经济往来的货币记录，分为经常帐和资本帐，理想状态是收入与支出相抵，是一国经济竞争力的关键指标)大体平衡——1977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占GDP比重为0.7% 。

　　相反，里根当选总统后，美国国际收支平衡急剧恶化，即美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大幅下降。到1987年(里根任期的倒数第二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占GDP比重达到3.3%，显示二战后美国竞争力出现前现未有的恶化。

　　图1

　　鉴于美国国际收支平衡严重恶化，与随之而来的美元外流导致贸易逆差扩大，唯有借助大规模的外国借贷，才能避免美元汇率大幅下滑。

　　事实上，从图1可以看出，“里根经济学”仅能体现的真正的经济能力，是成功借入大量外债。下文将分析由此带来的后果。

　　毫无疑问，就地缘政治层面而言，里根取得了重大成功——利用无能并屈从于外国利益的戈尔巴乔夫摧毁了苏联和苏共(也许支持“里根经济学”的某些人是希望中国也产生同样的地缘政治结果?)。但就经济层面而言，里根治下的美国竞争力遭遇严重下滑。正如下文将要分析到的，里根的经济政策对美国经济的长期影响更大。

　　里根经济政策导致美国借入大量国际外债，就像另一种形式的“信用卡狂潮”。当信用卡账单持续飙升时，持卡人会因为他们花了很多而感觉良好。但当信用卡债务当还款期到来时，信用卡拥有者会感受到巨额债务所带来的巨大的破坏性影响——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正是拜当时的巨额赤字所赐，日积月累而触发危机的。

　　但里根经济学对美国经济的最直接伤害，是美国国际竞争力退化，从而对美国国内经济结构造成最持久而深远的伤害。2008年的美国经济灾难是“里根经济学”的直接体现。

　　美国经济放缓

　　要了解里根经济学对美国国内经济结构的损害程度，就有必要了解美国经济发展趋势：正如图2所示，二战后美国经济表现的基本特征是长期稳步放缓，特别是1980年后经济恶化明显减速。

　　图2

　　以能消除短期波动影响的20年移动平均线计算：

　　• 1967年，美国年均增长率为4.1%;

　　• 1977年，美国年均增长率降为3.7%;

　　• 1987年，美国年均增长率降为仅3.2%;

　　• 2014年，美国年均增长率降为2.5%。

　　由此可以看出，过去四十多年，美国经济增长呈放缓趋势。

　　美国经济减速的原因

　　美国经济增长逐渐放缓，特别是1980年后明显减速的的原因显而易见，也与增长核算方法所论述的基本的宏观经济分析相吻合。美国经济逐渐且持续放缓，是由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所决定：

　　• 二战后，美国经济对国际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即更多地参与国际劳动分工。因为劳动分工，包括国际劳动分工，是拉动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因此美国经济继续开放确保其免遭1929年那样的骤然崩溃。

　　• 但拉动美国经济增长的第二重要的杠杆——固定资产投资明显减速——起初是逐渐放缓，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后则加剧放缓。尤其如图3所示，1979年美国固定投资净额(新的固定投资额减去折旧)占 GDP比重从1979年的10.3%，降至1988年的7.5%。里根下台后，美国固定投资净额继续下降，2013年其占GDP比重降至仅3.6%。

　　因为固定投资是仅次于劳动分工的第二重要的增长动力，因此净投资下降必然会导致美国经济增长减速。

　　投资水平下降

　　里根时期经济恶化直接导致美国固定投资下降。正如表3所示，二战后初期，里根就任总统前，资本存量(净投资)占美国经济比重增速下降，主要是因为美国新增投资(固定投资总额)增长水平，跟不上现代经济中资本快速贬值的速度——美国固定资本消耗占GDP比重从1950年的11%升至2014年的16%。

　　图3

　　资本消耗增速加快与固定资本形成总值水平相对稳定，必然会导致美国投资率下降。1980年里根当选总统后，这种形势明显进一步恶化。

　　因为美国固定投资总额本身变得不稳定，然后其占GDP比重明显下降： 1979年美国固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为24%， 1988年这一比重则降至22%。里根下台后，这种趋势仍在继续， 2013年这一比重已降至19%。美国固定投资水平下降，必然导致美国经济放缓。

　　由于“里根经济学”造成固定投资放缓，导致美国经济长期减速，并持续到现在。经济增长放缓必然导致社会紧张局势加剧，正如当前正在进行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出现的政治纷争一样，这使得特朗普(Trump)等边缘化或者表现差强人意的总统候选人的影响力上升。

　　美国储蓄水平下降

　　美国固定投资水平下降的原因显而易见。投资必须由等额的储蓄提供资金，但如图4所示，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美国储蓄总额开始急剧下降。特别要指出的是，总储蓄并不仅仅指居民储蓄，而是指企业储蓄+居民储蓄+政府储蓄或负债。里根时期，这种趋势明显恶化。

　　图4

　　首先以里根时期为例，美国储蓄总额占GDP比重从1979年(里根当选总统的前一年)的23%，降至1988年(里根执政的最后一年)的21%。同期美国储蓄净额降幅更大，其占GDP比重从9.2% 降至5.7% 。

　　里根执政前，美国国内经济结构并没有恶化，因此是里根的经济政策恶化了这种趋势。这导致美国2008年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二战后的总体趋势如下：

　　• 美国储蓄总额占GDP比重从1965年的25%降至2013 年的18%，即下降7%;

　　• 同期美国固定资本消耗占GDP比重从12%升至16%;

　　• 由于受到储蓄总额下降与资本消耗增长的综合影响，美国储蓄净额占GDP比重从1965年的13%大幅下降至2013年的2%。

　　因此，截至2013年，美国资本形成净额 (net capital creation,等于资本形成总额减去折旧)占GDP比重已大幅下降。即便如此，2013年数据还是较2008-2010年水平有所提高。2008-2010年间，美国资本消耗增速快于资本形成的增速。也即是说，美国的资本形成净额为负。与此相矛盾的是，美国是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

　　图5

　　美国上一次资本形成净额为负的记录，还要追溯到1931-1934年的大萧条时期。图5所示的是美国资本形成净额的长期趋势：从大萧条时期的负水平上升至二战期间的峰值水平，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保持较高水平，然后开始下降，并在2008-2010年再次降至负水平。

　　美国对外国资本投资的依赖程度提高所带来的危机

　　美国储蓄稳步下降，造成固定投资与经济增速放缓，并在1980年后恶化，导致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影响美国，尤其阻碍美国经济增长再次加速。这种趋势从里根执政后开始并继续恶化，直接导政2008年的经济与金融灾难。

　　如图6所示，截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内储蓄总额一直呈下降趋势，到2008年时其降幅甚至大大超过美国固定资产投资的降幅水平。

　　图6

　　截止2008年，美国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21%，但美国储蓄总额占GDP比重仅为15%——两者相差六个百分点。也即是说，2008年美国国内储蓄不足以为美国国内投资提供资金，这必然意味着美国资本形成额增加的缺口只能借助国外融资(见图7)。

　　从2002年开始，美国储蓄以外的其他资金来源已经占到美国净投资的一半以上，到2008年，非美国储蓄来源的资金甚至超过美国净投资总额。也即是说，2002年的大部分及2008年的所有美国资本形成净额，均源于非美国储蓄融资(见图7)。

　　图7

　　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从数据显然可以看出，“里根经济学”直接导致美国发生2008年国际经济灾难。从资本积累融资的基本角度看，2008年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战略造成致命性影响，并进一步减缓其经济增速。

　　国际金融危机促使资本流动性重新分配，并且流动性趋紧，尤其是作为美国潜在国际融资来源的中国，其国际收支顺差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10.1%降至2012年的 2.3%。

　　由于全球资本流动性出现新变化，美国外债规模必然大幅下降：非美国来源的美国投资融资占GDP比重从2008年的6%降至2013年的1%。

　　为清楚地说明这一过程，笔者已在上文指出，2008年美国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21%，但美国储蓄总额占GDP比重仅为15%。也即是说，美国固定投资总额的逾四分之一(GDP的 6%)，是源自非美国储蓄融资。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这种来自海外的流动性在2008年后大幅减少，导致美国外国借贷亦随之下降。因此，美国别无选择，只能借助如下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要么选其中一种解决方法，要么两者兼而有之：

　　• 提高美国国内储蓄;

　　• 削减美国投资。

　　面对这一无法回避的过程，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8-2013年间，美国储蓄与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的差距从5.6%降至0.8%，即缩减了4.8%。但这种差距的缩小依赖于：

　　• 美国国内储蓄占GDP比重增加2.6%;

　　• 固定投资占美国GDP比重下降2.1%。

　　2013年，美国固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已从之前的21.0%年降至18.9%，固定资产投资净额占GDP比重则降至3.2%。

　　美国国内储蓄与固定投资的差距缩小一半以上，是源于美国国内储蓄有所提高。因为美国从国外获得的融资，已经不可能再达到从前的规模，因此美国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必然下降。

　　正如上文所述，固定投资是仅次于劳动分工的的第二重要的增长来源，因此美国增速会进一步下降。美国经济增速放缓反过来会加剧社会紧张局势。

　　结论：“里根经济学”不应是中国供给侧改革模板

　　“里根经济学”政策具有如下总体特征：

　　• “里根经济学”得益于戈尔巴乔夫的助力，在同苏共的地缘政治斗争中取得了重大成功，导致苏联解体的地缘政治灾难。但从经济角度来看，里根经济学从根本上损害了美国利益;

　　• “里根经济学”削弱了美国国际竞争地位;

　　• “里根经济学”造成美国国内经济结构严重恶化，导致储蓄与投资水平严重下滑;

　　• 美国国际地位恶化与国内储蓄下降，需要借入大量的外国债务，来弥补投资缺口。停止借入外债时必然引发危机，正如2008年所发生的一样;

　　• 这些趋势导致美国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

　　• 美国经济放缓反过来引发社会动荡，2016年总统选举体现了这一特征。

　　综上所述，可以明显看出，“里根经济学”不应是中国的“供给侧改革”的模板。相反，从政治和经济角度看，里根经济学是最恶劣的政策之一。

来源时间：2016/1/12   发布时间：201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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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保罗·克鲁格曼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中国的问题会引发全球危机吗?好消息是，在我看来，这些数据似乎不够糟糕。坏消息是，我也许会错，因为危机在全球蔓延的情况，似乎通常会比实在的数据反映的情况更糟糕。更坏的消息是，如果中国确实会给世界其他地方造成巨大冲击，那么我们还没准备好应对相关后果。

　　有些人刚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但很明显，中国经济遇到大麻烦已有一段时间了。很难说这个麻烦有多大，因为没人相信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

Fred R. Conrad/The New York Times保罗·克鲁格曼

　　主要问题在于中国高储蓄低消费的经济模式，只有在该国经济保持极快增长的情况下才能维持，这支持了高投资的合理性。当中国拥有大量未充分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储备时，这是可能实现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中国目前面临一个棘手的任务：过渡到增长率较低，但不至于陷入衰退的水平。

　　可以通过信贷扩张、增加基础设施开支来争取时间，同时改革经济以便增强家庭购买力，这原本是一个合理的策略。遗憾的是，中国只追求该策略的前半部分，争取到了时间，然后又浪费掉了时间。结果导致债务快速增加，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咎于欠缺监管的“影子银行”，可能会诱发金融崩盘。

　　因此，中国的情况看起来相当严峻，而新发布的数据加剧了人们对硬着陆的担忧，不仅导致中国股市下跌，还导致世界各地的股价大跌。

　　好吧，到目前为止情况就是这么糟糕。一些聪明人认为，这种全球性的影响真的很可怕;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将它与2008年金融危机相提并论。

　　但正如我上面说到的，我很难根据数字得出会出现这种灾难的论断。是的，中国是一个经济大国，大约占全球制造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因此中国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到我们所有人。中国每年从世界其他地方购买价值两万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但这个世界很大，除中国之外，其他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加起来超过60万亿美元。即便中国进口额大幅下降，也只会对全球消费造成有限的冲击。

　　那金融关联性呢?美国次贷危机在2008年蔓延至全球的一个原因是，外国人，特别是欧洲的银行，因持有美国证券而受到了严重冲击。但中国实行资本管制，也就是说不怎么对外国投资者开放，所以中国股市下跌甚至国内债务违约，几乎不会对其他国家造成直接影响。

　　这一切都说明，虽然中国自身面临大麻烦，其他国家受到的影响应该是可控的。但我必须承认，我没有上述分析说的那么放松。可以说，我没有勇气自鸣得意。为什么呢?

　　答案部分在于，各国的经济周期通常似乎比“应有水平”更加同步。例如，欧洲和美国相互出口的商品只占其产量的一小部分，但它们通常同时衰退和复苏。金融关联性可能是一部分原因，但有人也推测存在心理感染的问题：与主要经济体有关的好消息或坏消息，会影响其他经济体的“动物精神”(animal spirits)。

　　因此我担心，中国可能会以粗略的计算无法体现的方式，输出其面临的问题;担心中国的问题会以某种方式抑制美国、欧洲及其他新兴市场的投资支出。如果我的担心成为现实，那么我们并没有准备好应对这种冲击，这很糟糕。

　　归根结底，谁来应对中国的冲击，以及会如何应对呢?货币政策可能没有多大帮助。由于利率仍然处在接近零的水平，通胀仍然低于目标，美联储要抗击经济下滑问题，其能力无论如何都是有限的。而且美联储还表示，一有理由就会提高利率，这种信号可能进一步削弱了其动作的效果。与此同时，欧洲中央银行已经将政治权力用到极限，努力提高通胀水平，但迄今为止尚未成功。

　　虽然财政政策——实际上是通过增加开支来抵消中国减少的开支——肯定会发挥作用，但有多少人相信，共和党人会接受奥巴马提出的新刺激计划，或者德国政治人物会乐于看到相关提议导致欧洲背负更大赤字?

　　目前我仍然猜想，最大的可能性是情况不会那么糟糕——中国的局面会很严重，但其他地方只是出现一些波动。我真的，真的希望，我的猜测是正确的，因为目前任何地方似乎都没有B计划。

　　翻译：许欣

来源时间：2016/1/12   发布时间：2016/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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