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那小兵  来源：凤凰博报

　　有中国学者提及“美国奥巴马搞社会主义”，的确，美国人不少也这么认为。这些政策中包括了美国全民健保和一系列的社会福利保障政策，这些开支占了美国财政收入的的一大半。与欧洲那些福利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美国人同时也十分看重减税对促进经济的作用，而不是依赖税收制度搞平均主义国民收入再分配，这点是许多人忽略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绝然不同，它是建立在国有制为主的经济基础上的体制，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全国人民为了这一共同目标奋斗，人成为了经济中的生产资料一部分，但人本身不是经济发展的目的。

　　美国政府从来不宣传“以人为本”，这本来就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理念，而中国一再强调“要以人为本”，这让不少人感到陌生，马克思们把具体的人都变成了抽象的“劳动时间”，然后把“劳动时间”这个概念当成了“中国人口红利”，随之推出了一系列利用挖掘人口资源的政策，包括计划生育，教育，医保，商品房等等，国家财政担子逐步传递给了个人，结果形成了巨大消费紧缩作用，大家都怕自己没钱，于是拼命存钱，形成了世界国民中最高的储蓄比例。

　　中国有了这么一笔巨大的国民储蓄，让美国那些一屁股债的家庭感到羞愧了吗?没有，因为这笔巨大储蓄放到银行里被用来作为增发货币的“锚”，增发的货币被用来国家投资拉动经济，当然主要是拉动那些僵化的国企。这些国企是国家的嫡系部队，有的是垄断利润的独占者，也有的是烧钱大户，他们撑起了中国经济的大框架。他们存在的意义在于为国家机器提供财源，但他们也通过巨大的产能占据了很大一部分市场，通过政策优先占据了很大一笔生产资源，大大压缩了私人企业的生存发展空间。这种体制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但没有促进国民企业发展，反而造成了其发展的沉重负担。

　　大家都熟悉两个故事：在美国的一个地方发现了煤矿，当地政府举行了听证会，让选民投票表决，通过把开发权给了一个矿业主。条件是开一处煤矿必须填平一个山坳，同时种满树木。矿主一想那有何难，就答应了。挖出煤了，矿主收入一亿美元，很多人都移民到了这个矿区，大家要求升工资，政府提高了最低工资水平，矿主把收入的一半发了工资，其余的再投入到环保和生产中。最后，煤矿挖完了，矿主一家人也在这个地方住习惯了，他投资了一所中学，一所电影院，一所银行，一所医疗器材企业，这个城市就是他的命根所在，这里的工人家庭也纷纷改行，但都继续留在这里养家生息。这个故事是典型的现代美国经济模式。

　　另个故事是这样的：在中国一个地方发现了一个煤矿，当地政府招商开始，许多官员到处搞权力寻租，纷纷占据要职。一位官员的朋友凭借关系要到了一笔银行贷款，吸收了大笔官员入股，终于拿到了开发权。矿主和官员都急于回本，尽力降低环保和人力成本，收入六亿人民币，只拿出一亿发工人工资，工人都是从各省来到临工，单身打工，于是到处都是工棚和临时机械，甚至娼妓出没。后来官员们都很快捞回了本钱，还赚到了红利，矿主干脆用煤矿做抵押，借入一笔更大的银行贷款，搞房地产开发，一是为当地官员朋友提升政绩，二是当地的确有需求。最后楼房价格炒的很高，但煤矿却挖完了，那些临工根本没有钱买房，更不会把家庭带来住，反而都因为没有工作离开了这个地方，矿主一看不妙，把手中现金带到国外和老婆孩子团圆了，结果，这个地方变成了一座鬼城。

　　这两个故事说明了民主对于自由市场经济的关键促进作用，它限制了资本家的权力，更限制了官员的权力，把权力分给了所以人，让所有人利益均沾，各得其所，大大提高了消费者信心。表面上看，国有制可以搞集中力量办大事，但却没有提升社会整体消费能力，暴富的人最后会把钱带走到国外消费，贫穷的人会另寻活路，一场轰轰烈烈的开发偃旗息鼓。

　　值得一提的是南美民粹式经济模式(也包括俄罗斯模式)。故事是这样的：阿根廷的一个地方发现了一处煤矿，于是各地工会，农会，党派竞选人，国内外企业老板一起涌入，开始了投标。最后一位外地老板中标，答应给工人高达一半利润的工资。挖出了煤，老板硬说成本太高，没赚钱，不肯提高工资，达不到许诺要求，结果工人投票选择罢工。老板说你罢工我就把厂停掉，政府官员就来压制工人，双方僵持了几个月，结果工人都离开另谋生路了，老板把煤矿低价卖给了一个外国企业，外国企业老板从其他地方找来工人，分批来分批走，直到把煤挖完，把利润汇往国外，收买税务官，欠下一屁股税没有交，最后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去退休了。阿根廷继续在中等收入陷阱中挣扎。

来源时间：2016/1/12   发布时间：201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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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MTWB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中国和美国分别是当今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也是全球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可以毫不讳言说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两边关系。从二战后的冷战历史可以看出，中美两国关系的好坏，不但决定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甚至还决定着世界格局走向。新中国刚成立时，就加入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联盟，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战略围堵和经济封锁。此后，中国相继和美国打了一场直接战争——朝鲜战争，一场间接战争——越南战争，直接导致美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实力大损，中国也为此付出巨大的人员牺牲和惨重的经济代价，而前苏联却趁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六十年代末中苏分裂，毛泽东审时度势借兵兵球外交实现中美和解。在邓小平上台执政后，中美关系更上一层楼，中美形成准同盟状态，共同对抗前苏联的威胁。中国的转变直接打破了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力量平衡，有学者就认为这是华约集团和前苏联解体的最重要因素之一。笔者曾经在网上看过一篇不知名的作者文章，作者详细论述了1979年的中越战争和上世纪80年代的中越边境战争是压垮华约和前苏联的最后那根稻草。该文的结论虽然貌似过于夸大中越战争影响，但该文却有着严密论证和清晰的逻辑，读后让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觉。随着前苏联退出历史舞台，世界格局发生重大转变，作为拥有世界第一多人口、第三大国土面积的中国已经前所未有地接近于世界舞台的中心。同时随着中国经济近三十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跃居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中国的经济规模还有短期内超越美国的可能。到了现在，中国已经毫无疑问的和美国一道站在世界舞台中心。未来中美关系的好坏不但会决定着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且还会影响亚太地区，甚至全球的和平与稳定。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先生曾经说：“中美关系的未来，将是我们这个时代巨大的变革和挑战之一”。当今世界，可以说没有哪两个国家的相互关系像中美关系这样牵动整个国际关系，影响人类社会进程。如果中美之间再次发生全面对抗或战争，其对地区和平，甚至世界和平的影响将远超冷战时期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中美关系不但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而且是当今世界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中国作为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二千多年来一直就是东亚的中心。中国的天下观，实际上就是把东亚看为天下，而所谓中国从字面理解就是位居于天下中心的国家。东亚的秩序和格局历史上就是由中国来主导和决定，这就是历史上所谓“朝贡体制”。用基辛格的话来说，中国的崛起不过是历史的回归。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要回归到以中国为中心和主导的传统东亚秩序中。中国替代美国成为东亚绝大部分国家第一大贸易对象国，实际上已经在反映了这种历史的回归。而对于美国而言，美国在亚太和东亚的主导地位是经历了一百多年的耕耘和付出巨大代价得来的。近百年来，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取得菲律宾殖民地，其后又打败了近代以来崛起的东亚军事强国日本。二战后为了维持美国在西太平洋和东亚的霸主地位，又和新中国打了一场直接战争和一场间接战争。所以美国是不会轻易放弃其在西太平洋和东亚的主导权，更不会轻易甘心被中国从西太平洋和东亚挤出去。过去中国还极为孱弱时，美国尚不把中国视为威胁，当中国已经成长为美国政客和学者所称的“躲大树后的大象”时，中美两国在东亚的主导权之争就无可避免，也正如中国在亚信会议所说的“亚洲的未来终归要由亚洲人民来决定”。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今天中美两国在东亚的竞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这是人类历史和地缘政治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它不会以中美两国的任何政治家和学者的良好意愿而发生变化，今天中美两国在南海的争端就清楚反映这一竞争的开始。

　　另外，中美两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社会主义国家和最大所谓民主国家，中国政府把维护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的最核心的利益，而美国政府也把推广所谓民主价值观作为其世界第一强国的主要责任，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上都有着强烈使命感和自信心，这不是中国单方面倡导“和而不同”和“求同存异”所能消除的。所以中美两国之间除了地缘政治矛盾外，还存在无法回避的意识形态对立，这就决定中美两国在处理双边关系时都很难完全摒弃冷战思维。当然，由于当今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和平与发展已经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和最大发达国家，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存在巨大互补性，合作共赢仍是中美两国最大的共同利益，所以今天的中美关系又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中美两国之间这种“既合作又对抗”的关系，就构成当今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之所以多年来一直摩擦不断，又斗而不破，实际上就以这种“既合作又对抗”的复杂关系的现实反映。

　　如何定义今天中美关系的基调，一直是困扰中美两国政府和两国战略学界的首要问题。虽然中美两国大部分学者都认同中美关系既存在合作，也存在对抗。可今天中美关系的基调是什么?是合作大于对抗，还是对抗大于合作，中美两国的学者对此都存在很大争议。不可否认的是，过去三十年里，中美两国之间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矛盾，但一直是合作大于对抗。并且中国领导人也多次向美国人阐明，中国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虽然中国有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秩序的呼吁，但中国不会主动挑战美国所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最近两年中国领导人向美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及不断对外宣示“和平发展”和“永不称霸”，不但是向周边国家展示和平发展决心，也是向美国表明中国愿意继续和美国维持既往的“合作大于对抗”的两国关系。

　　在冷战结束和前苏联解体后，可以说今天的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霸权，美国的实力和其影响力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而中国作为一个拥有世界第一的人口大国，中国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用三十年的时间走完历史上传统强国用一百年时间才能完成的事。虽然目前中国与美国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巨大差距，但以中国目前的发展速度，中国在经济规模上超越美国仅仅是时间问题，并且中国在文化、科技、军事等各个方面都在快速缩小和美国的差距。中国宣扬的“和平发展”理念，不但是一种道义的宣示，也是一种客观的需要，更是一种中国实现大国崛起和民族复兴的捷径。过去十年，中国利用美国陷于反恐战争，无暇顾及东亚地区的机会，加快推行东亚一体化进程。虽然中国主观上没有将美国排挤出东亚地区的企图，但客观上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完成，美国必将在东亚被边缘化。而鉴于中国在东亚的超强实力，中国必将成为东亚一体化的主导者。对于付出巨大代价才确立在东亚霸权的美国，显然无法继续容忍中国的大国崛起和中国主导的东亚一体化进程。站在美国的角度，奥巴马政府极力推行的遏制中国的“亚太再平衡”和排除中国的“TPP”有着美国自身的逻辑，可惜我们过去忽略从美国角度来审视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虽然我们并不轻信奥巴马政府多次保证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是针对中国宣示，但我们实际上希望中美关系继续维持合作大于对抗的关系，而轻视了“亚太再平衡”战略和“TPP”对中国的冲击，以至于在处理周边关系存在一定失误，让美国得以渔翁得利。

　　过去三十年，美国历届政府在对华关系上一直采取接触加遏制的两手政策，但客观说上美国在对华关系上主要还是以合作为主，最明显的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一直站在中国政府一边压制台独势力的发展。但从2009年希拉里国务卿提出“重返亚太战略”后，中美两国关系中的对抗成分开始凸显出来。在美国的鼓动和炒作下，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被有意放大，这些被故意挑起的争端有效地配合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2015年5月美国头号中国问题专家戴维·蓝普顿教授提出中美关系已经接近临界点的观点，认为中美两国关系将发生质的变化，中美之间的对抗因素将超过合作因素。戴维·蓝普顿教授的观点在中美学术界引起一遍哗然，中美两国大部分学者并不赞同戴维·蓝普顿教授的观点，特别是中国学者认为其对中美关系过于悲观。但仅仅几个月后，中国非主流学者美国卡特中心-西安交通大学国际和平与发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丁咚先生则认为：中美关系不是越来越接近临界点，而是已经跨越了临界点，中美遏制和反遏制已成为一个既定事实，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次冷战”时代。当时笔者在《“一带一路”与“东守、西进和南进”战略》一文中明确表明并不同意丁咚先生的观点，认为只要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继续存在，中美关系仍然是合作大于对抗。不过，当时笔者也指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还处于造势和布局阶段，目前尚处于“防范”和“制衡”中国阶段，但随着和中国冲突加剧，其随时可以转换到“遏制”和“围堵”中国的模式中。当时笔者之所以还对中美关系抱有希望，主要还是企望习近平主席的访美能力挽狂澜，希望美国能接受习主席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消减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继续维持中美之间合作大于对抗的两国关系。可惜，习近平主席访美后，“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 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简称TPP)达成初步协议，当时笔者就在“选举与治理网”留言道，TPP协议达成标志着中美关系进入准冷战状态。笔者认为TPP协议达成，动摇了中美两国关系斗而不破的基础——经贸关系，其标志美国不但在政治、军事上围堵中国，在经济上也开始遏制中国。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就直言不讳的说，达成TPP协议远比几艘航空母舰更重要。卡特国防部长的话清楚表明：中美关系在TPP协议达成后，对抗因素将超越合作因素，中美关系开始发生质的变化，进入一种近似冷战时期美苏关系的状态中。只不过由于中美之间毕竟还保持着巨大经贸关系，中国还是美国第一大债权国。同时中国无意愿和无能力在政治和军事上公开挑战美国为首西方世界，所以目前中美关系又不完全等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两大政治集团的对抗关系。因此学界有人把中美目前这种对抗大于合作关系称为“次冷战”、“新冷战”或者“准冷战”关系，笔者反复权衡后认为“准冷战”一词可能更为准确些，现在中美关系应该是一种近似冷战的对抗大于合作的大国关系。

　　笔者之所以在TPP协议达成后迟迟未动笔，也是在等待美国叫嚣已久的对华军事挑衅计划——巡航中国南沙岛礁。笔者认为美舰巡航中国南沙岛礁，将是中美进入准冷战状态的标志和起点。众所周知的是，对于巡航中国南沙岛礁的军事挑衅计划，美国国务院和美国国防部一直存在分歧。外文曾经披露，在习主席访美期间，奥巴马曾经强烈要求中国终止南沙岛礁修建计划。奥巴马总统建议被习主席当面拒绝后，奥巴马总统恼羞成怒的下令实施巡航南沙岛礁计划。虽然笔者无法验证这一说法，但笔者认为真正促使奥巴马总统下决心在南中国海和中国公开摊牌的，应该是TPP协议的达成。TPP协议达成给了奥巴马总统和中国公开摊牌的底气和决心，从美国正式做出南中国海挑衅性巡航的时间和TPP达成时间的先后顺序看，也多少证实笔者的观点。

　　中美关系是否真的进入准冷战状态，笔者认为有三大标志。一是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判断发生了重大改变。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前苏联的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易帜，给当时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最大的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当时的社会主义中国既无实力、也无雄心挑战美国，也不足以成为美国的对手，不得不在对美关系中保持极大克制。这个时期最典型的事件就是1996年的台海危机、银河号事件、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但从2010年开始，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却因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和金融危机而实力大损，中美两国的实力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变化。如果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实际购买力计算，中国2015年在GDP上就已经超过美国。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但美国的亚洲盟国日本在心理不适应，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判断也发生重大改变。最典型的就是美国的亚洲问题专家白邦瑞的《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的秘密战略》，白邦瑞认为中国几乎让美国所有美好的期待都落空了;美国和中国近几十年的接触给华盛顿带来了一个危险的敌人，而不是合作伙伴;并且后悔曾经建议美国对中国实行友好的接触政策。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布莱克威尔和小布什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阿什利·特利斯更是提出一项新的对华战略战略：减少接触，增加“平衡”以确保美国全球主导地位的“核心目标”。以此同时，2009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会议上首次提出“重返亚太”的构想。2012年6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新加坡出席第1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议”将“重返亚太战略”改称为“亚太再平衡战略”，把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从理论上升为行动。

　　二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公开在军事上针对中国进行重新部署，并开始在政治上打造针对中国的亚洲版北约。从政治上说，正如笔者在《“一带一路”与“东守、西进和南进”战略》中所述的，当我们把“天安舰事件”、 “钓鱼岛国有化事件”、“黄岩岛事件”、“981钻井平台事件”，甚至明年台湾民进党可能胜选的一系列事件串联起来，我们将发现美国通过有意制造和利用这一系列事件，将曾经在冷战时期遏制和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重新强化了起来。美国利用中国和周边国家固有矛盾，除了为美国传统盟友日本、菲律宾撑腰打气外，还极力拉拢和中国存在矛盾的越南、缅甸、印度等国家。并且美国还有意不断炒作南海问题，破坏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美国这一系列高调的行为，就是企图破坏中国和周边邻国的关系，在政治上打造针对中国的亚洲版新北约。从军事上说，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战略调整含义就是，欧洲不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亚洲已经取而代之。美国通过鼓励和支持安倍政府通过《新安保法案》，让中国的宿敌日本打破和平宪法约束，走到遏制中国的第一线。另外，美国通过频繁和菲律宾进行军事演习，鼓动阿基诺政府不断炒热南海争端，来实现美国军事上的重返菲律宾和南中国海。随着明年主张台湾独立的民进党可能代替国民党重新执政，台海关系很有可能在美国默许和支持下急剧恶化。以此同时，美国不断强化第二岛链关岛和澳大利亚达尔文港的军事基地建设，已经非常清楚看出美国针对中国近海军事优势的两线军事部署。有美国学者就认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军事上就是以‘维护地区安全与和平’‘保证公域航行权不被改变’等为旗号，整合海基、空基、天基等力量构建‘联合打击特遣队’;既用政治胁迫、经济拉拢、外交施压等手段巩固原有军事联盟，还以军援、联演等方式威逼利诱一些国家成为军事联盟准成员，对中国进行全方位的遏制和围堵。过去中国著名鹰派人物戴旭上校，提出了美国包围中国的“C型”包围圈，曾经为此受到中国主流战略学界的漠视和嘲笑。可今天，美国不但要把中国的军事力量围困在第一岛链之内，甚至还利用中国的南海争端和中国的岛礁建设，冒着擦枪走火的风险，从幕后跳到前台，对中国底线进行战略试探，更试图将中国军事力量挤压到中国近海内。

　　三是TPP协议达成动摇中美关系基础——经贸关系，标志着中美关系开始跨越对抗大于合作的临界点。就在习近平主席结束访美后不久，以美国为首的十二个国家达成TPP协议。关于TPP协议对中国的影响，国内有两种不同评价，一种是以民间舆论为主的声音，认为认为TPP是美日联合遏制中国的协议，可能重塑世界经济格局，会削弱中国经济在东亚的影响力。另外一种是官方和主流媒体的声音，认为TPP对中国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可怕，任何一种国际性贸易框架，缺了中国就是不完美的，只要中国认认真真做好自己的事情，把经济稳住，进不进都没关系。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认为，TPP影响力有限，除了加拿大和墨西哥两个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美国2013年和另外9个参与TPP谈判的成员之间的贸易额在4100亿美元，而中美2013年贸易额就超过了5200亿美元，还赶不上中美的贸易额。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沈逸副教授认为，TPP目前看到的要点主要体现美国、日本等国之间的货物贸易条件的变化和改善，并没有太多改变全球产业链分布的内容。可以看出官方主流媒体和国内主流学者都在极力淡化TPP对中国的不利影响。

　　笔者认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货物贸易国，仅凭一个区域性的自贸协议就想完全遏制住中国经济发展，显然是不太现实的。更何况达成协议不等于生效，TPP在很多成员国内部仍饱受争议，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就公开反对TPP协议。从短期看，TPP协议对中国的影响确实不大;但长期看，TPP协议对中国的影响可能极为深远。首先，TPP 完成谈判之后，将极大促进“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简称TTIP) 谈判。一旦TTIP也谈判成功，TPP 与TTIP将构成美国对外经济发展的两翼。在 WTO 这个多边贸易体制失去发展动力的当下，美国将一步增强其对于国际经济体系的主导权力，必将会对WTO现有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以及各类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形成一种“颠覆性”冲击。TPP所涵盖环境保护、劳工权利、知识产权等有利于美国的新规则一旦建立起来，美国必将成为最大的获益者，中国从已有的WTO等传统贸易自由化机制中获取的红利就有可能逐渐缩减，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也可能被取代。其次，美国力推的TPP协议就是要挫败中国主导的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也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核心部分。TPP 现有成员中有多个国家一直是东亚经济一体化实践中的重要参与者，在成为 TPP 成员后，它们很难再继续对东亚的这方面努力保持强烈兴趣。并且随着韩国、泰国、印尼、台湾等更多东亚国家和经济体加入TPP，中国目前力推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也许会半途而废。再者，在TPP协议达成后，可能会进一步加急中国目前已经存在的产业和贸易转移，对于增速明显减缓的中国经济，无疑将是雪上加霜。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举步维艰、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新的国际竞争力尚未形成的时刻，中低端制造业的加速流失很可能会加速中国的产业空心化问题。根据经济学家的模型计算，在TPP的12个成员国间关税水平一次性降至零的情况下，中国的GDP、就业、价格、进出口等经济指标预将出现“冲击情形”。 由于产业和贸易转移效应的存在，不仅可以强化美国主导的亚太合作，而且会使中国经济受损的程度增大。

　　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积极参与推动东亚经济合作，也就是“10+3”模式，即东盟十国加上中国、日本和韩国成立一个东亚自贸区(EAFTA)，实现东亚(包括东南亚和东北亚)的经济一体化，但TPP协议成功签署，使得中国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影响力的遭到明显削弱。并且TPP协议效果必将会从经济领域扩散到政治、军事领域，TPP协议将会进一步巩固和强化美国与东亚国家的政治安全同盟关系，为东亚国家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了另一条路径，导致中国处理好与这些国家关系和矛盾的难度加大。短期内TPP协议必将导致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复杂化，长期看则可能造成中国与周边大国关系的重构。如果前几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仅仅是敲响围堵和遏制中国的战鼓，TPP协议达成则是美国人已经将刀架在中国的脖子上。这个时候再一厢情愿的幻想中美之间继续维持合作大于对抗的传统关系，就很可能会犯了战略性错误，必将导致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关系处理上处处碰壁。这几年，中国在周边外交上屡屡进退失据，已经清楚反映了中国对中美关系和地缘政治关系的改变缺乏足够认识

　　如果美国愿意和中国建立中国主张的新型大国关系，中国在各个方面赶上和超过美国也许仅仅是时间问题，中国的发展必将动摇美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霸主地位。中国虽然想和美国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避免和美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但中国的良好意愿还得美国的认同和合作。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说的，中国搭了美国人三十年的顺风车。当今天中国已经成长为躲在“大树后的大象”，中国是应该下车的时候了。

　　明确中美关系进入准冷战状态，有利于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南海问题等方面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有效反制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围堵。笔者认为，明确中美关系已经发生质的变化，对今天的中国并非完全是件坏事。一旦中国做出正确战略判断，将有助于中国采取正确、有效的措施对抗美国的全方位的围堵和遏制。另外，明确中美关系进入准冷战状态，会使中美两国的有识之士充分认识到中美关系正处于危险之中，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避免中美两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在政治上，中国要改变把中美关系视为重中之重传统外交思维，不妨冷处理中美关系，把外交重点转到对欧洲、对非洲、对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外交上。从习近平主席访美、访英的不同效果已经充分说明这一点。中国为了确保习近平主席访美成功付出巨大努力，但并没有遏制住中美关系继续下滑的趋势，而中国在对英外交上着力不多，却收获巨大。在对俄关系上，中国要敢于向结盟方向发展，中俄两国都不断宣传中俄是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中俄之间的隔阂和不信任还是明显存在的，中俄两国内部都有反对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的声音。虽然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国家实力受到很大损失，但美、中、俄仍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三角关系。俄、中、美的国土面积排名世界前四，美、俄、中也是当今世界军事实力最强的三个国家。美国和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大国，俄罗斯的经济实力虽然远不及美中两国，但俄罗斯却拥有的全世界最丰富的自然资源。目前中俄两国都面临美国及其盟友不断强化的战略挤压和经济遏制的压力，只要中俄团结起来才可以对抗美国及其盟国的压力。另外，中俄团结起来，不但可以有效防止美国染指亚洲大陆，也可以在美国和其盟国的关系中打入楔子。这次乌克兰危机始作俑者正是美国，美国通过煽动和支持乌克兰反俄势力颠覆乌克兰的亲俄合法政府，从而引起俄罗斯的绝地反击。这次乌克兰危机几乎将欧洲带到战争边缘，美国在此次危机中的作用，已经引起了欧洲内部不少国家的反感。如果笔者所倡议的中俄为主导，包括白俄罗斯、伊朗、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的亚欧自贸区能成立，将可以和欧盟进行有效对接，形成全球最大的欧亚自由贸易区。同时这也有助于化解俄欧间矛盾，加深俄欧间的合作，确保欧洲大陆的和平。同样在东北亚，只要中俄联合起来，必将对日本形成夹击和震慑，也有助于打破目前美日同盟全方位围堵和遏制中国的态势。如果中俄单独在欧洲和亚洲对抗美国，由于美国仍是当今世界的头号超级大国，在中美、俄美的对抗中，中国和俄罗斯的周边国家必然在关键时刻倒向美国。中国最近几年花费很大精力和资源来发展和东南亚国家，以及日、韩、台关系，除了对韩关系有所收获外，其它关系处理效果并不太好。在明确中美关系进入对抗大于合作的准冷战状态后，中国应该把主要精力和资源放在“西进和南进战略”，避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给中国东部带来地缘政治压力。所谓“西进和南进战略”就是通过向中亚和印度洋发展的“一带一路”战略，加深中国和欧洲、非洲的经贸联系，并为中国被美国排除在新的亚太经贸圈的最坏可能做好准备。

　　在军事上，明确中美已经进入对抗大于合作的准冷战状态，有助于明确中国军事改革的目标。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海湾战争，以俄式装备为主，又打了八年两伊战争的伊拉克军队，竟然在美国为首的联军面前不堪一击。海湾战争充分展示了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威力，在拥有质量优势的部队面前，单纯的数量对比已失去了意义。海湾战争不仅震惊世界，也震动和伊拉克相同军事体制和装备的中俄两国。此后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成了中国军队多年来奋斗的目标，俄罗斯也在普京的领导下对军队体制进行大幅度改革。虽然中国在海湾战争后，对原有老旧装备进行重大改造，也增加大量信息化高新技术，但军队体制仍然沿袭前苏联时期的苏军体制。2010年1月16日笔者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上发表了《kmtwb：中国下一步如何改革的几点建议》，笔者明确提出：冻结军费增长，借鉴美国模式，对军队、武警进行重大改革。以美国数字化师为蓝本，将目前我们国家的所有集团军改造为数字化师，更加提升军队的作战能力和机动能力。将节省下来的军费，用于加强海空军建设，并加强对南海控制。借鉴美国的国民警卫队制度，将我国的目前预备役制度和武警制度合二为一。在社会矛盾缓解后，彻底取消武警编制，以预备役制度为主。2012年6月26日笔者发表在《共识网》的《南进!南进!——中国未来的国家战略》一文中又提出：将目前七大军区合并为东部、南部、西北部三大军区，东部军区主要应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的威胁，包括防止台独，并以专守防御为主，并为可能出现朝鲜现政权崩溃做好准备。目前中国针对美国海军优势，大力发展的“区域阻止计划”，就是这种战略体现。南部军区主要应对来自印度、南海和越南的威胁，以进攻为主，御敌于国门之外，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鉴于目前中俄已经形成战略伙伴关系，西北军区可作为战略总预备队，在东部和南部有战事时进行支援，平时主要固守北方和西北边防。如果能对中国庞大陆军进行重大军事改革，必然将节省大量军费可用于海空军建设，并加强中国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和西沙、南沙的前进军事基地的建设。笔者在几年前提出军事改革建议和南海方略，同今天中国政府提出的军事改革意见和在南海采取的措施都非常近似。

　　但在中美进入准冷战的新形势下，笔者认为仅采取上述改革措施是远远不够的，进入准冷战的中美关系可能比冷战期间的美苏关系更容易发生战争。根据中国军事科学院报告，美军为了应对未来所谓“混合威胁”，提出新的“一体化军事战略”、“海空一体化战略”和“全球一体化作战”概念。美军将着力打造一支规模更小、战备水平和现代化程度更高、执行任务能力更强的军事力量。在适度削减陆军兵力同时，将增大海、空军比重。陆军重点发展陆航、特种作战、网络作战能力。海军重点发展航母、攻击型核潜艇和水面作战舰艇，强化海上封锁、海空一体、依海制陆能力。空军重点发展新一代远程轰炸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力量，着力提升制空、对地攻击和远程快速机动等核心作战能力。笔者认为，从美军新的军事改革措施看，美军军事改革的目标主要就是针对中俄两国。所谓“混合威胁”就是传统大国对抗上升为主要位置，地区威胁和恐怖主义下降到次要位置。美军已经放弃和中俄打一场陆上大规模战争的战略。因为美国在陆军方面已经和中俄没有太大优势，所以美国转而利用美军的海空优势对中俄进行战略威慑，这点从美国在乌克兰冲突和南海争端中的不同态度也可以清楚看出。乌克兰危机以来，俄罗斯不但在北约的眼皮子底下公然吞并克里米亚，而且又利用乌东部亲俄武装和美国支持的乌克兰政府进行军事对抗。而美国仅仅是联合欧盟对俄罗斯进行经济制裁，却一再明言不会和俄罗斯军事对抗。因为美国已经意识到不能在东欧与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那里与俄罗斯展开陆地战争，美国和北约没有任何优势。

　　但在南中国海的争端上，美国却是另一种态度，虽然中国长期在南海问题上保持克制，美军却不断联合菲律宾进行高频度的军演，并以各种理由重返菲律宾。在美国全球军事重心转向西太平洋和南中国海的态势下，菲越两国也开始不断挑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在菲律宾提出南海仲裁案后，为了维护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已有海洋权益，中国不得已才在中国控制的岛礁上进行大规模的填海造地工程。为了打消美国和周边邻国疑虑，中国一再承诺所建设岛礁只是民事用途，并不准备将其军事化，更无意以此控制南中国海及其航线，干扰美军在南中国海的巡航自由。可是美国却借机大肆炒作南海问题，并冒着擦枪走火风险，公然军事挑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和海洋权益。正如韩国庆熙大学副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贝一明所说的，美国政界和军方有一群“军国主义者”，他们并不害怕引发全球战争，甚至决心使用军事力量达成他们想要达成的目标，推动军事手段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小布什政府就曾经不顾全世界反对，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老布什在最近回忆录中严厉批评了当时误导和鼓动小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切尼和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今天我们又在奥巴马政府的新任国防部长卡特和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哈里斯身上看到同样的身影。美国的卡特国防部长和哈里斯总司令之所以不惧怕擦枪走火的危险，敢于公然挑衅中国在南海的底线，就在于他们认为，在南中国海美国可以利用海空优势，打一仗就走，既显示自己的实力，又不会陷入长期持久的战争，还可以重挫中国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中国海军。美国新的军事变革，对于俄罗斯只是一种战略威慑，而对于中国却是一种现实的战争威胁。其根本在于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足于毁灭美国的核武库，而中国的核力量还不足以对美国构成毁灭性的威胁。美国不但今天在南海问题上故意挑战中国，而且早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上，奥巴马政府就改变过去不选边站的模糊政策，公开在军事上支持日本，做好军事介入可能发生的中日钓鱼岛战争的准备。过去美国在陆上战争中曾经吃过中国的亏，但在美国拥有绝对优势的海上冲突中，美国不但不惧怕冲突，甚至还有故意挑起战争的冲动。当然像卡特国防部长和哈里斯总司令这样渴望挑起战争的美国“军国主义分子”毕竟是少数，但美国政坛和学界众多对华强硬派的危险也不容小视。美国战争学院的金莱尔教授就认为，美国的许多鹰派人士常常抱有一种误导性的观念，认为在恫吓的非军事化方式(如在’灰色地带’开展军事行动)和实际战斗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界限。他们主观地认为北京和华盛顿的理性领导人们当然不会跨越这条线。金莱尔认为，这种简单化的看法带来的风险在于，对危机产生的烟雾和真正可能升级为战争的潜在风险估计不足。所以在准冷战状态下的中美关系，战争风险或许会高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笔者过去多次呼吁，中国要加强海空军建设，但要审慎对待耗资巨大航母战略。中国和美国在海军方面，不论数量和质量有着很大差距，特别是在质量和人员素质方面，中国海军没几十年的发展和沉淀，是无法赶上美国的。在面对美国越来越咄咄逼人的军事威胁前，中国应该站在战略高度考量中国未来的军事战略，应该将目前的军队体制改革和中国目前所面临战争风险有机结合起来。

　　在战略层面，中国应该不惧怕世界舆论压力，加强战略核力量建设，只要中国具备美俄一半的战略核打击力量，就足以遏制美国国内好战分子的军事冒险计划，也可以让美国国内的众多鹰派们头脑冷静下来。就在笔者2016年元旦修订本文之时，传来了“第二炮兵”更名为’火箭军”的正式消息，有评论就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加快战略核打击力量建设的标志，笔者多年的呼吁终于有了希望。在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之时，再和美国进行全方位的军备竞赛，不但容易重蹈前苏联覆辙，也容易使中美之间业已存在的战略互疑呈螺旋式上升。而集中力量发展战略核力量，不但是遏制美国军事霸权的捷径，也可达到事半功倍之效。因为中国现有的军事实力已经足于应对除美国之外的其它任何国家军事威胁，但如果中国在军备方面全方位追赶美国，实以己之短击人之长。

　　在南海问题，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军事挑衅巡航，中国既需要保持冷静和克制，又要绝不后退。如果说TPP协议达成，拉开了中美进入准冷战状态大幕，而美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挑衅性进至中国扩建岛礁(渚碧礁和美济礁)的12海里范围内，则标志中美之间围堵和反围堵，遏制和反遏制的准冷战大戏正式上演。美国海军高调的南海巡航，不但鼓舞国际上的反华势力，也打击了中国国内的亲美派。国内国外上就流行着一种悲观说法，称美国和东南亚各国的举动表明，中国正在“失去”南海。美军巡航南海岛礁后，一些外媒就劝中国放弃南海算了 ，别把“中国梦”变“中国噩梦”。国内一些学者和媒体也被美军挑衅性巡航吓破胆，也在明里暗里的建议放弃南沙岛礁。目前南海争端之所以难于平息和越演越烈，就在于和陆地地缘政治不同的是，如果中国和美国关系处理不好，中国周边海洋地缘政治环境就难于稳定。美国不但是世界上唯一的海洋霸主，而且围绕着中国东海和南海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大部分是美国的盟国。如果说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环境天然处于弱势，而美国则天然处于强势。所以笔者在《一带一路与西进、南进战略》一文中就提出，在两岸统一前，中国的海洋强国梦还为时过早。笔者认为，如果将南海争端放在中美进入准冷战的大背景下，美军拉森号导弹驱逐舰挑衅性巡航不过是个开场曲。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所言的，南海不仅涉及到中国的主权问题，更是中国的生命线。一旦失去南海，中国的海洋地缘优势可能不再存在，会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个内陆国家，因为中国的东边已经有牢固的美、日、韩同盟，中国海军要向西挺近西太平洋是很困难的。现在每次中国海军穿越日本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总是迎来日本的紧逼式跟踪。并且美日还不断在宫古海峡周边强化军事存，更企图把中国海军封死在第一岛链内。

　　鉴于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和周边国家一直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主权和海洋权益纠纷。特别是菲律宾在美国鼓动下提出的国际仲裁，直指中国南海“九段线”在国际法上的漏洞。笔者在云南电视台组织的一期关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是否存在国际法困境》节目中就留言道：中国在南海的“九段线”是继承1948年当时国民党政府宣布的“十一段线”，1948年国民党政府宣布的“十一段线”和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存在天然的矛盾，这也是中国多年来在“九段线”的法律界定上刻意保持模糊的原因之一。中国虽然在参加《联合国海洋法》时，对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做了保留性声明，但对“九段线”所主张权益和周边国家大陆架等的海洋权益纠纷的严重性还是认识不足。一旦菲律宾提起仲裁胜诉，很可能会动摇中国基于南海“九段线”所宣布拥有的海洋权益。同时，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可能会鼓动南海周边国家进一步侵占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使中国和南海周边国家关系复杂化，也给美日进一步介入南海争端提供借口。站在东亚地缘政治的大格局看，南中国海可以说是中国的战略软肋。美国现在不断的在南海问题上大肆炒作，也是因为清楚看到这一点。但从南中国海的局部看，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控制着西沙、东沙、中沙群岛，同时也控制着南沙群岛的主要岛礁。也就说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控制着大半个南中国海，南中国海正是中国大国崛起和锻造中国海军的最佳演练场。中国要和美国在东亚进行遏制和反遏制、围堵和反围堵的较量，南中国海显然比东海对中国更有利。一是南沙岛礁远离中国大陆，不像东海钓鱼岛离中国东部发达地区太近，而使中国海军投鼠忌器，放不开手脚。二是中国正好可借美国炒作南海问题和挑衅性巡航，不断强化在南海的军事存在。三是南海周边国家实力并不强，基本上是美国在唱独角戏，不像在东海中国要直接面对美日两大海洋强国。随着中美在南中国海的军事较量不断升级，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存在和控制能力必将得到不断强化。正如笔者在《“一带一路”与东守、西进和南进战略》一文中指出的，笔者的“东守西进”战略实为“陆进海守”战略，是积极防御战略，而非消极防御战略。中国在两岸统一前，应该慎重对待建设海洋强国的梦想，在大规模发展海军和挺进西太平洋方面应该保持克制，不过度刺激美日两国。但在南中国海方面，中国要不惧美国威胁，敢于寸土必争。

　　在经济上，中国一方面要从战略高度重视TPP对中国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要加快中国所参与的区域性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中国现在不但要加强“一带一路”的西进和南进战略，对冲美国“亚太再平衡”带来的东海、台海、南海方向的战略压力。中国更要说服俄罗斯，放弃对中国疑虑，同中国共同构建囊括东亚、中亚、南亚大部分地区的亚欧自由贸易区。另一方面，中国也要加快东亚已有的自由贸易区谈判，特别是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虽然目前中国经济面临很大下行压力，但中国的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正在初见成效，中国经济的发展引擎正向服务业转换，中国市场开放程度会越来越大。随着中韩、中澳自由贸易区的正式生效，必将对日本构成巨大压力，倒逼日本更加积极参与中日韩自由贸区的谈判。2015年10月在韩国釜山召开的东盟10国加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六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会议，使得排除美国的东亚和大洋洲自贸区初见曙光。由于RCEP比TPP要求要低，并且RCEP强调渐进性和开放性，目前看RCEP达成的可能性也很高。一旦RCEP谈判能够成功，将可使中国更加自信面对美国主导的TPP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TPP协议达成后，奥巴马毫不讳言地宣称，未来世界贸易规则不能让中国这样国家来制定。由此而看，TPP协议的达成，标志中美之间经济角力的大戏正式开演。对于中国来说，中美之间的经济较量主要还在于日本。如果中国同时对抗美日两国，中国所面临的政治、军事、经济压力就会比较大。目前的日本正处于十字路口上，是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同中国一道共建东亚经济共同体;还是铁了心跟随美国，从政治、军事和经济上全方位遏制中国的崛起。笔者发表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的《从中国梦高度重审中日关系》一文中，对中日关系提出三种对策：一是以政斗促经合，在和安倍为代表的日本右翼集团做坚决斗争的同时，还是要努力维持中日之间的经贸关系，努力将中日关系拉回中日友好的正确轨道上来。二是以经斗促和平，如果日本在经济上也铁了心跟随美国遏制中国，中国就要不惜代价和日本打经济战，不但将日本产品从中国市场排挤出去，而且要将日本孤立在中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区外，最终逼迫日本回到中日友好和共同开创高水平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的轨道上来。当然中日之间经济战，必然会使得中日两国鹬蚌相争，美国得利。但我们也要看到，中日之间打经济战比中日之间发生军事冲突强;和日本打经济战，比和美国打经济战好。由于日本是美国东亚强权的基石，一旦日本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美国在东亚的优势也必将大幅度消减。如果日本还拒不妥协，中国也只能把日本作为中国大国崛起的磨刀石，和日本进行全方位对抗。日本虽然已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日本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六十五岁以上的老年人已经占到总人口的25%，并且每年还以0.5%速度递增。不论日本有多少优势，老龄化和少子化已经成为日本的基本国情。正如日本著名媒体人近藤大介在感叹日本制造代表索尼的衰败时，曾这样说道：如果把索尼换成日本，日本已经是东亚福利制度最完善发达国家，应该像北欧一样，安心让国民安居乐业，没必要处处和正在崛起中国对抗。所以，只要我们把握中强日衰的大势，就应该对赢得中日之间全面对抗的胜利充满信心。

　　如果中日韩自由贸区能达成协议，或者以中日韩为主的RCEP能达成协议，中国就能改变目前被美国主导的TPP协议排除在外的孤立状态。中美之间的竞争，就会从中国单方面受损，或者中国损失大于美国损失，变为中美经济同时受损，变为中美相争他国受益的状态。对于奉行实用主义的美国，面对中美两败俱伤的前景，由此很可能一定程度改变目前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围堵和经济遏制的政策。届时，未来的中美经贸关系也许会出现以来几种情况：一是中国加入美国主导的TPP，美国也相应调整TPP针对中国的一些规则;二是在TPP和RCEP的基础上加快成立亚太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Pacific)简称FTAAP;三是面对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准备抛开WTO，自建一套自由贸易体系的压力，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达成重大妥协，维持和完善既有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

　　笔者之所以在本文中不厌其烦从历史、地缘政治、意识形态来论述中美关系，就想从战略高度阐明中美关系中固有的对抗性。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和开放所取得巨大成就多少得益于合作大于对抗的中美关系。在中国已经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时，中美关系中固有对抗关系开始凸显出来。这几年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海洋争端中的摩擦和对抗越来越多，就是这种固有对抗性的反映。明确中美关系进入准冷战状态，并不是鼓动中国和美国进行全方位对抗，而是希望中美两国有识之士能够直面中美关系不断下滑的严重现实，避免中美两国重蹈美苏冷战的覆辙。和平崛起不但是中华民族的良好愿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捷径和坦途，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可以不付出代价而轻易崛起。明确中美关系已经进入准冷战状态，就是要明白中国的大国崛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是一条曲折和艰辛的道路。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崛起，是要做好面对各种困难和应对各种危机的充分准备。对于中国而言，既要放弃对美国幻想，从政治、军事、经济和海洋争端等方面上全方位应对美国的打压和遏制;又要在战略层面努力维持和美国的政治、经济上的合作关系。笔者过去提出的“东守、西进和南进战略”就是这种原则的具体战略，中国既要在核心利益上和美国进行坚决的斗争，又要从战略层面上避开美国锋芒，比如中国重审建设海洋强国的梦想。在中美两国关系中，还在存在中美俄和中美日两个三角关系的变量。中国既要加强和俄罗斯的战略协作或者战略同盟关系，又要努力争取日本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如果实在无法争取日本，中国也只有先和日本进行全面对抗，日本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必须从现实和心理上跨越的一道坎。

　　KMTWB

　　2015年岁末

来源时间：2016/1/11   发布时间：201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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