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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艘国产万吨海警船整装待发 将部署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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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浪军事  来源:新浪微博

近日,网友拍摄到了在船厂里的中国海警万吨级执法船,该船已经完成建造,整装待发。其在海上航行画面也被上传网络。该船编号3901,另外还有一艘编号2901的同型号海警船也已完成建造。从编号来看,该海警船将部署到南海。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6/1/10   发布时间:2016/1/8

旧文章ID:8305

展望2016的中国——《中美印象》周报总第8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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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参馆(China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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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第87期 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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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已然来到,新的一年里,研究中国的学者们最应关注什么?哪些方面的发展最有意义?我们又能做出哪些合理预测呢?亚洲协会旗下的网络杂志《中参馆》为我们呈上了几位资深美国学者的观点,五位学者中有些关注劳工状况,有些强调南海危机,但都持相对悲观的态度。

中国的走向,并不只在研究中国学者们的眼里,更在每位耕耘劳作的中国人脚下。展望2016,亲爱的读者,你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吗?你自己的看法如何?欢迎和我们交流(电邮:uscnpm@163.com),我们将择出优秀来稿选登在官方网页,并酌情付出一定稿费作为答谢。

借此机会,小编和卡特中心中国项目团队一起恭贺您阖家欢乐,万事如意。——编者按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


我担心习近平大量集权之举让中国不稳定。他此举意在何为?是反映他对其他中国领导人——如李克强等人能力的不信任吗?也许。急于完成某些社会改革?也有可能。习确有改革的计划,虽然并非西方喜闻乐见的自由主义改革模式。正相反,习貌似要给大型国企更多权利,用法律更有效地进行政治镇压,让学术界和艺术家们就范,把腐败从现有系统中压榨出来,改变官僚主义的行事风格,并从根本上进化军队的操作管理。这些都是改革,即使我们不喜欢。实施这些改革引起许多利益集团的不满,并需要大量政治影响力。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习的改革动力部分源于他自身的性格:自信、控制欲强,缺乏耐心。他好像看见了一个失控的社会及官僚系统,而且他无法忍受放权后等待他人完成任务。


这些做法让习削弱了了邓小平苦心诣旨为中国政治体系建立的组织规则。这些规则包括:集体领导及最高领导层的权力分化,建立退休制度并有序地栽培继任者,一定程度上包容社会和知识层面多样化。如今习大权在握的程度史无前例。毛泽东曾可以干涉任一政策领域,他的言论皆为律例,但他并未事无巨细地不断管控每一政策领域。邓小平想要做主时总有决定权,但他也尽量避免事必躬亲。并总在做出重大决策前咨询其他高层领导人如陈云等。同样地,江泽民和胡景涛在职期间大量咨询其同事和退休长辈,并放手让高层同侪独立管理重要政策领域,也允许行政系统内不同机构很大程度上的自治。


我担心习正给中国带来很大危险。通过削弱邓小平建立的政治体系,他将中共政权的幸存与否孤注一掷,赌在自己能日理万机,总是做出正确决定而不犯任何大的决策错误之上。习正严密封锁国内必将更为蓬勃发展的新兴社会力量和知识分子的多元思潮。他也许正在瓦解,而非巩固中国政府领导层及财经和知识精英们对于中国发展方向的共识。他好像也没有成功培养出任何能取而代之的接班人。当他偏离了邓小平改革道路的同时,习也面临着削弱中共政权适应性和修复能力的风险。

《外交政策》杂志中国栏目助理编辑,贝瑟尼·艾伦·芭拉西敏(Bethany Allen-Ebrahimian)

2016年,中国的劳工抗议很可能将成为一大"爆发点"。

随中国经济增长放缓,2014年劳工抗议事件数量比2013年翻了一倍。随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跌至20多年来谷底,据中国劳工通讯(中国一家非盈利,非政府组织)数据显示,,劳工抗议事件于2015年几乎再次翻番。2016年,中国的经济增速预期将下滑更多,这将给私企和国企都带来更大压力,尤其是煤炭、水泥与钢铁等曾是中国经济顶梁柱的行业。萧条部门的裁员及工人下岗意味着新一年里劳工罢工抗议事件将更为频仍。

 

劳资纠纷浪潮对任何社会都会造成挑战。而在中国,群体性事件有很深的政治内涵。长久以来,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经济增长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奠基石,并与老百姓达成某种“社会契约”——以有限政治自由换取经济繁荣。具体而言,以抗议为例的集体性表达受到紧密控制;那些未经政府授权的集群行为常被禁止,有时甚至被暴力镇压。然而,随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不同阶层收入差距增大,经济繁荣的前景不明,当局可能加深对劳工抗议的疑虑。他们害怕工人们在经济困境中对那些其实对劳工并无利益可言的“社会契约”幻想破灭。


一直以来,共产党为维稳和防止群体性事件,将保持低失业率作为当务之急。在经济疾速腾飞的那几年,有时甚至达到两位数增长。那时中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一直保持在百分之四左右。但现在,随着以政府主导、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旧经济模式逐渐衰退,而向服务业和创新企业的转型还未完成,数百万低薪劳工面临着愈发不稳定的未来。工厂倒闭意味着那些背井离乡打拼多年却被解雇的工人们将陷于绝境。但是官方工会不一定会介入或真地协助。中国唯一—也是全球最大的工会是中华全国总工会。根据新华社消息,工会拥有2亿8千万员工。然而,作为一个政府控制的组织,总工会被批评把政府目标——维稳和经济发展——置于工人利益之上。

中国繁荣发展的服务业可能通过提供经济增长机遇和新的工作岗位而缓解产业更新带来的阵痛。 但在短期内,中国当局面临着一个抉择。裁员虽让人痛苦但却是市场经济的健康组成部分,正如游行示威虽激烈却是健康社会的重要元素。因此,中国当局若介入并支援就业市场以防止动荡局面,其亟需的经济再平衡有可能会被打破。另一方面,如果当局允许企业裁员却镇压裁员引发的劳工抗议,工人被压抑的不满有可能爆发并引发更大的社会或政治危机。因此,2016年我会紧密关注中国的劳工状况。


杜克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張泰苏(Taisu Zhang)


“哪些方面的发展最有意义?”对于这个问题,显然标准答案且在诸多层面也是正确的答案是“经济发展”。这种常见回应反映了一种信念:中共的党国执政合法性及其维持的社会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经济表现。学者和记者们常谈及中共在90年代同老百姓达成不成文的“社会契约”:“我们保证快速经济增长和高生活水平,作为交换,你们要遵守我们的威权规则。” 对许多研究中国的学者而言,这份社会契约的存在及重要意义都是不言自明的。


这种“面包契约”或许行得通,但还能持续多久呢?近几年随中国经济增速减缓,中共领导层不遗余力地巩固和多方面拓展其执政合法性。这些尝试包括几年前政府三心二意地开始推广以民众“幸福感”作为另一种衡量社会进程的模式;政府不断发起各种宣传活动,旨在从“中国历史传统”中挖掘出那些对其执政有效性有用的哲学道德内容;以及政府持续默许甚至偶尔支持的那些公开自封名号之社会主义者和民族主义浓厚的“新左派”。现在中国政治议程上充斥着大量倡议,包括采用更为平等和加强再分配的社会议程,发展地方民主和可信的政治机构,发展根植于儒家政治道德的文化国家主义,通过强硬外交政策和所谓“地缘政治安全”论调赢取国内政治支持等等(某些圈子也称“普京的选择”)。


普遍观点认为这些尝试都注定失败。因为中国民众经历了文革的政治动荡后已疲惫不堪,变得太现实和物质主义以至于不在乎了。但为什么这种观点就是真的呢?这种观点跟苏联解体时某些知识分子们作出的“历史终结”之不加思索甚至傲慢的论断不谋而合。事实上,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会持续对国民造成影响。尤其在中国,两者接下来很可能会帮助定义,或重塑中国执政的合法性。而且,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都在发展变化,有时甚至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度。如果我们把2005年的主流中国知识分子原封不动地穿越到今天,他或她很可能会对2008年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左派”和“新儒家主义”表示震惊。过去两三年内,中国国内知识分子和决策层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和讨论之多是自1980年代末以来前所未有的。我们有预感接下来几年,各种思想碰撞的紧张局面将到达一个爆发点。研究中国的学者们若忽略这些意识形态的纷争很可能会悔之不及。


前哈佛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现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Jerome A. Cohen)


我赞同以上三位作者所指出的中国国内日益加剧的紧张局面。在此我也想提出,中国南海的局势很可能演变至史无前例地凶险。迄今为止,美国已采取军事手段挑战了中国关于国际法之笼统而模棱两可的解读方式,以及中国快速把珊瑚海域转为具重要战略意义的人工岛之行为。由于这些挑战意图背后的法律指向不够清晰,此类军事手段暂告无效。与此同时,很少有人关注另一个可能的解决方式:援引国际机构的协助来和平仲裁和判决这一系列复杂且互相冲突的矛盾。


只有菲律宾在无法以其他方式自卫的情况下,向《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提起针对中国的诉讼。这让中国受惊的同时也测试了其对公约的尊重,因为中国曾参与制定此公约且是签约国之一。由独立无党派专家组成的仲裁法庭预计将于今年五月或六月公布其裁决。最终裁决若驳斥了部分中国政府的主张——尤其是中国政府若继续无视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其所需承担的义务情况下——将加剧本已紧张的局面。


另一个逐渐演变但无法预知的角色是台湾。台湾一方面被夹在既要尊重美国偏好但又无法追随《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洋法规的困境,另一方面,台湾既要顾及国民党政府想要保留代表“中国”的发言权的意愿又要设法不冒犯北京政府。呼声很高将就任总统的蔡英文及其领导的新民进党就任后面临的最直接挑战就是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我个人希望台湾会把其占有的太平岛(有争议的南沙群岛领域中最大的自然岛)转化为与邻国和平合作的典范,以此让北京政府见贤思齐并将其新建的人工岛也转化为类似的与邻国和平相处的模式。但我们别期望太高!

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中国商务与政治经济研究项目主任甘思德(Scott Kennedy)


2016年研究中国的学者们最应关注什么?当今中国的所有其他领域都走势低迷,唯有经济一直是人们还能找到乐观和希望之所。然而2016年中国的经济走向及经济政策像北京空气一样雾气重重。


2015年,中国进行了一系列金融和财政改革,其中不含大量经济刺激举措,服务业和消费的持续增长继续成为整体经济活动的一部分。但这些积极指标被大量的负面信号淹没。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指数似乎远超于现实可见的的经济表现。中国股市监管和人民币汇率机制的拙劣表现及其不冷不热的国企改革计划都让人觉得:显而易见习近平的目标并非实现根本上的市场自由主义,而是巩固现有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然而,大多数国内外中国学者们都认为:增强生产力和创新能力才是未来经济增长之正道,而加强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举措已失去活力且不适合“新常态”。2016年的中国有五个值得关注的地方,并以此判断新一年的改革究竟大同小异还是会带来惊喜:


1. 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将于今年三月公布。一个真正决心改革的计划将强调生产力、资源节约、创新目标,并植根于短时间内推动彻底市场自由化(尤其在服务业)的政策。


2. 减少过剩的产能是2016年的首要目标。这一目标可通过行政架构扁平化达成,政府官员可挑选留存企业及指定企业进行合并。或者中国政府也可通过借贷等组合方式允许企业自我筛选:如债券贷款、申请破产、市场引导的并购协议及将投资转移到供应不够充足的产业等。


3. 同时,政府肯定会实行更多刺激经济的举措。问题是:这些举措会是给传统基础设施产业提供“高热量低营养”的资金呢?还是覆盖城村医疗服务及社保中其他内容的大幅度投资?


4. 如果中国经济在近期内不见起色,要求人民币贬值的呼声会卷土重来并将变得更为有理有据,并非促进出口而是防止进一步资金外流。美联储加息只会强化对人民币贬值的压力。问题关键是北京政府将如何应对这一局面。中国政府会勇猛地把人民币和美元汇率脱钩好让人民币找到其自由浮动的汇率吗?还是说北京会将汇率一次性重设为更低值?两种方案都不被看好,但后者将爆发国际社会的激烈争议。


5. 中国是2016年G20领导人峰会的主办方,会议将于九月初在杭州举行。北京可以借此机会提倡包容性增长,减少贸易投资壁垒,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透明度与合作。更为保守的动议则是倡导增加基建开支的全球浪潮,推动G20政府共同合作以缓解金融和能源市场的不稳及震动幅度。


翻译:佳音 遇安 原文链接:www.chinafile.com/conversation/china-2016

来源时间:2016/1/10   发布时间:2016/1/10

旧文章ID:8304

张敬伟:2016年中美关系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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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敬伟  来源:南华早报中文网

  过去的2015年,中美关系既有博弈也有合作。

  博弈集中在网络、南海和对台军售上。但是去年9月份的“习奥会”给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定下了理性化解分歧的主调,因此两国关系波澜不惊。网络战得以机制化谅解;两国军机和舰船在南海区域的近距离接触,并未演化为擦枪走火,两军交流机制化,并且就可能发生的误判达成协议。对台军售让中国不安和恼火,中国首次操起经济制裁的武器。尽管如此,这也属于两国传统的博弈议题。

  中美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巴黎气候大会上均有卓有成效的合作。前者,美国国会批准了迁延5年的IMF改革方案,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增加。人民币并成功纳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后者,中美两强在节能减排上的合作与承诺,为巴黎气候大会达成全球约束性协议做出了贡献。

  2016年,中美关系还会有诸多波折——老的矛盾会继续存在,新的冲突也会冒出来。但是,合作依然是中美两国的主流,困扰两国关系的一揽子风险总体是可控的。

  受制于美国大选,中美关系面临着波折。

  2016年是美国大选年,两党内部的参选进入白热化。民主党内希拉里胜出几无悬念,共和党内却一团乱战。因而,只有两党候选人明确之后,才能更清晰地评析大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共和党内,地产大亨特朗普一直民意领先,这对共和党形成了困扰。在14位参选人中,特朗普属于无厘头、不靠谱的参选人,如果此人最终代表共和党角逐总统大位,不仅是共和党的耻辱,也是美国民主体制的讽刺。特朗普的大嘴巴、反移民和种族歧视宣示,堪比法国极右势力的玛丽-勒庞。不出意外,此人可能会被共和党最后时刻用正常规则清除出去。

  不管如何,美国大选年总是会拿中国作为靶子。

  两党候选人习惯于打击中国来获得更多选票。美国两党参选人已经这么做了,希拉里批评中国不遗余力,共和党人对华指责也是争先恐后。由于中国的战略实力较之以往更强,美国已经将中国视为全球首要对手。因而,两党候选人对华议题是没有最强硬只有更强硬。这种强硬的政策宣示,会通过南海、对台关系和网络战上体现出来。然而这只是美国的选战策略,两党候选人不论谁当选,对华政策依然会回归理性。

  对于美国大选伤及中国的大戏,中国除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回应,也不必太过在意。

  中美南海博弈有了新变局。

  随着东盟共同体在2015年最后一天成立,美国在亚太又有了一个“可攥紧拳头”的盟友。这个由东盟10国、近7亿人、经济总量2.8万亿美元的共同体,虽然着眼于经济合作。但是由于相关国家和中国存在岛屿主权冲突,美国也会利用这一矛盾,在南海地区搅起阵阵风浪。在共同体没有成立之前,除了对华有主权争议的国家,其他国家对于南海冲突相对中立。但有了东盟共同体这个平台,东盟国家可能会发出同一个声音。这意味着,东盟共同体将可能以打包的方式成为美国的盟友。

  从趋势看,中美南海博弈,美国对华战略力量更强了,中国相对更弱了。在此情势下,中美关系能否维持相对平衡,值得关注。尽管如此,美国也不会冒风险和中国“一战”。

  中美地缘经济博弈激烈但不会对抗。伴随着美国主导的12国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生效实施,亚太地区多边自贸区博弈,将会变得更为激烈。TPP也好,中国主导的REC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也罢,区域双边和多边的自贸协定纵横交错,地缘经济的卡位战不可持续。

  世界进入太平洋时间,中美两国无论如何相争,但两国都不会追求零和博弈。走出“修昔底德陷阱”,太平洋才真的太平。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本文观点不代表署名机构立场)

来源时间:2016/1/10   发布时间:2016/1/7

旧文章ID:8303

回首2015,中美关系进入博弈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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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敬伟  来源:中国网

  2015年,新世界的舞台从大西洋两岸转移到亚太区域。虽然中东反恐看上去很热闹,但是亚太区域才是世界真的焦点。在亚太大舞台上的领衔主演,是美国和中国。

  这一年,中美关系进入博弈新常态。博弈点有三:网络战、南海冲突和对台军售。

  网络战是中美两国面临的新矛盾、新命题。确切讲,这是美国强加给中国的难题–一向是美国指责中国黑客窃取美国商业机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今年6月份,美国联邦人事局2000多万在职和卸任官员信息泄露,美国直指中‍国是“头号嫌疑”。美国甚至威胁要对中国相关企业和个人进行制裁。不过,“棱镜门”丑闻令美国对华指责失去道义。而且,信息时代的监管缺位也是世界性的,美国随意的指责和制裁,并不利于中美关系在网络治理方面的合作。

  因而,2015年9月份“习奥会”,中美两国达成互不进行和支持网络商业窃密行动、建立打击网络犯罪高级对话机制的协议。12月1日,中美两国相关职能机构达成《中美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指导原则》并同意建立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的热线。

  中美网络战并未画上休止符。但可预料的是,由于两国有解决问题的机制存在。两国网络战不会发展到无可控制的乱战地步。由于中国在乌镇举行第二次全球互联网大会,中国在互联网领域的话语权提升。中美两国在互联网规则制定方面还会有更长久的博弈,但两国在互联网治理方面也有长远的共同利益。

  南海冲突,伴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而激化。美国亚太再平衡自然是为了制衡中国,而且聚集了从日本到东南亚的一帮小伙伴。南海岛屿主权争议,美国是不大情愿公开表态的。但是为了安抚东南亚盟友,航海安全和不改变南海地区现状,成为美国指责中国的借口。中国岛礁造地和建造灯塔,引得美国军机和舰船抵近中国岛礁12海里进行巡逻。这扩大了中美两国军机舰船近距离接触的风险,但中美言辞越激烈,对峙越紧张,也只是表象上的热闹而已。这是美国为了给东南亚盟国打气之举,要表现得像亚太区域的领导者,而且还要靠一众小伙伴为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服务,美国对华总是要作出姿态的。

  在南海,中美两国可以口水战,可以舰船对峙,但两军不会擦枪走火。毕竟,开战不符合两国利益。更值一提的是,一边是中美两国激烈的博弈,另一方面却是中美两军交流的密切。“习奥会”期间,中美两军就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新增签署“军事危机通报”和海空相遇两个附件,避免了两军发生突发性危机的可能性。此外,中国军舰还实现了首次访问美国东海岸。两军对峙是热闹,两军交流才是门道。

  2015年12月16日,美国重启18.3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对台军售并不新鲜,过去20年美国对台军售近500亿美元。但此次军售在奥巴马总统任期之末,且岛内面临2016年大选。当此时刻,美国对太军售有搅扰两岸关系和干涉岛内大选之意。更要者,美国动用传统的制华手段,也凸显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不顺利。值得注意的,中国的应对举措从以往的抗议,开始变得强硬。中国决定对参与军售的美国公司实施经济制裁。以往,都是美国对中国和其他国家实施经济制裁,这次反过来了。一方面凸显中国在核心国益上的寸步不让,另一方面也折射中美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中国对美博弈增强,也成为中美关系的新常态之一。

  两强博弈新常态,并未给中美带来新危机。这意味着两强在进行着风险可控的磨合和相互适应。

  除了博弈,也有合作。

  一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升了新内涵。9月份习近平主席访美,达成49项重要成果。尤其是两国元首近10个小时的“白宫絮语”,两国元首达成了重要共识–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推动中美关系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向前发展。

  二是中美经贸合作提升新水平。伴随着人民币“入篮”–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美国国会通过了拖了5年之久的IMF改革方案。这意味着,美国不仅承认了人民币的准全球货币地位,也给提升中国在IMF的话语权开了绿灯。此外,2015年中美贸易仍保持显幅增长。2015年1-11月,中美贸易总额为3.15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9%。而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1至9月,美国对华贸易额同比上升3.7%,达4416亿美元。目前,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则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这意味着,中美双核不仅是维持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两国经贸利益攸关,也是化解两国分歧的润滑剂。

  三是中美气候合作为巴黎气候大会最终达成协议作出贡献。作为世界上碳排放最大的两个国家,2014年11月份的北京APEC峰会和2015年9月份的“习奥会”两次达成节能减排共识。巴黎气候大会期间和随后,两国元首通过面对面会晤和热线电话方式,就节能减排达成共识,促成了全球有约束性的气候变化协议。这说明,在攸关全球未来和地球家园的核心命题上,中美两强表现出来了领袖全球的大国责任感。

  此外,两国在反恐、伊朗核问题等方面也有卓有成效的合作。

  2015年,中美两强在博弈中合作,在合作中博弈。经过磨合,两国完全可以突破“修昔底德陷阱”,开创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合作共赢的新时代。

来源时间:2016/1/10   发布时间:2016/1/4

旧文章ID:8302

奥巴马借行政措施控枪 离“新帝王总统”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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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安德鲁·路德维格  来源:观察者网

  【5日,为赶在卸任前兑现竞选承诺,奥巴马欲绕过国会,用行政手段强行控枪。演讲间的眼泪、对手们愤怒的回击、支持者的喝彩……这场新年大战步步体现出美国枪支管理问题的复杂与艰难。奥巴马这次真强硬了一回?他的举措有何进步之处?这次,能成功吗?】

  从表面上看,奥巴马打包推出的10条控枪举措,掷地有声、干脆利落,是一次替代立法的完美单边行动。自然,他的对手们会指责他违背法律的基本精神,大嘴特朗普还在推特上咋呼道,“很快,你们就再也不能用枪了。”

  而在那个“令人动容”的周二下午,奥巴马似乎也明确表达了这样的决心,他在演讲中说,“在国会采取与大多数美国人意见一致的行动之前,我可以在我的权力范围内采取措施,以帮助减少枪支暴力事件,挽救更多生命。”

  不过,仔细一看奥巴马这周发布的各种政令,似乎却依然只是为国会决议做些补充的按章办事,既没达到他对手们批评的“咄咄逼人”,也不是奥巴马支持者们为之掌声雷动的那种丰功伟绩。

  一方面,虽然杰布·布什在推特上信誓旦旦说“会撤销奥巴马的总统行政命令(观察者网注:executive order),保护宪法第二修正案。”但周二宣布的系列措施里,根本就不含行政命令。

  这些政策,一半属行政行动,一半是加强对现存法律的执行。其中一些像是把2013年的政令重新打包推出,比如,美国联邦烟酒枪械与爆炸物管理局(ATF)2013年8月就宣布,禁止通过以“将枪暂交他人保管的方式”逃避背景检查。其他则是对政府现有组织的一些改组,比如在ATF再创建一个网络调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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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巴马自称常在戴维营进行飞碟射击

  从积极的方面来讲,司法部长林奇将会要求检察官们协调一致,“聪明而有效地落实枪支管理法案”,州检察长也将确保收集精确的数据以供持枪人背景调查。

  而总统本人,在发给司法部、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的一份名为“推动智能枪械技术”的备忘录中,只是要求这些部门研究上述技术阻止违规使用枪支的潜力。

  这份备忘录充满了限制性语言,诸如“在现实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不违背现存法律”等等。而且,尽管政府的律师们的确相当慷慨地判定,总统优先权恰好“不违背现存法律”,但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外交政策上,备忘录都没有强烈支持使用政府购买的力量来鼓励“智能枪械”的发展。

  备忘录中有一项内容倒是接近于总统优先权,试图利用政府部门权力来改变现行法令的面貌。这是一份由ATF发布的指导性文件,想要“澄清”(也就是扩大)对于“武器经营行业”的模糊法律定义。由此,需要联邦政府执照的强制贩卖者,以及需要接受背景调查的购买者的数量都将增加。其理由是,如今一些商人声称自己是在互联网上或者枪展上进行私人买卖,以避免背景调查。ATF希望堵住这些漏洞。

  然而ATF的文件正如它试图澄清的法令一样晦涩。它并没有说明一个人要卖多少枪,才需要获得联邦执照;它只是强调了每种执照申请的“具体事实和情况”。这可能是为了让将来不可避免的法庭大战,只能就具体的案例推翻ATF的决定,而难以推翻整个新规定。

  但这已经是最大的单边改动了。这套厚度不菲的单边行政措施显示,奥巴马正在推动的最核心的改变,必须得到立法批准。他需要新增5亿美元用于“精神和行为健康项目”,230名FBI的“审查及其他岗位员工”,200名ATF的新增办案人员。简而言之,他需要预算修正案。

  从前,总统曾经使用行政措施来刺激国会——他们改变现行法令,让国会不敢改回去;或者是以此作为谈判筹码。比如,1980年代,卡特政府曾经在阿拉斯加划出数百万公顷的保留地,以此来要挟国会立法,批准数量更少但足以满足卡特胃口的面积。在这样的案例中,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总统就赢了;如果行动,总统仍然有可能赢。

  但是除非奥巴马的政策包(或者演讲)能够激发公众的支持,让支持持枪的议员们担忧自己的政治生命,否则这些微小的改变似乎不足以推动任何立法行动。以其温和程度来看,这不过是一次浮夸的刺激而已。

  这的确清晰地展示了国会有多么不愿意采取行动,但这样的行为,也凸显出美国总统对于控制枪支暴力,所能采取的单边行动是多么的有限。

  (观察者网隆洋编译自《华盛顿邮报》,原标题:Is Obama’s executive action on gun control a step toward a ‘New Imperial Presidency?’)

来源时间:2016/1/10   发布时间:2016/1/8

旧文章ID:8301

对华预言一直未停,习近平主政中国三年一举击碎国外流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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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国青年网

  中国青年网1月9日消息,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一举一动都牵动着世界神经。几十年来,关于中国的各种流言从来也没有停息过。有时候莫名其妙夸大,有时候一本正经唱衰,有时候又“义正言辞”指责中国威胁……习近平主政中国三年,用改革、内政和外交的一系列事实,将这些关于中国的各种流言一举击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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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1月4日下午,习近平来到重庆果园港考察。

  “四个没有变”释疑中国经济 击溃“中国经济崩溃论”

  2015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刚开完没多久,美籍华裔律师章家敦(Gordon G. Chang)一篇题为“中国经济会在2016年崩溃吗?(Will 2016 Bring the Collapse of China’s Economy?)”的文章就随即出炉,这篇挂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头条的文章反复提及一个名词——中国经济崩溃。

  这样的论调我们并不陌生,早在2000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教授托马斯·罗斯基就曾发表论文,否定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章家敦在2001年也出版了《中国经济将崩溃》一书,十多年来,每逢经济转型期,形形色色的“中国经济崩溃论”便会抬头。

  自2013年以来,中国致力于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调整经济结构,有意识地降低了经济增速,更注重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升,但这也使得“中国经济崩溃论”再有“风靡”国际舆论之势;而去年中国股市经历的一轮暴跌也使得中国“经济崩溃”、“股市崩盘”的言论甚嚣尘上,组成了新常态下又一版本的“中国经济崩溃论”。

  2015年9月刊的日本《金融财政商贸》周双刊提出了“中国经济还行吗?”的疑问。文章指出,在中国股市暴跌后,有人认为中国正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不稳定因素。法国《回声报》也通过“经济增长‘停滞’、股市暴跌、“人民币贬值引发恐慌”等“现象总结”,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甚至拉低全球经济增长。

  一时之间,国外舆论对中国经济持悲观态度。

  面对这种论调,习近平多次对外强调,“中国经济运行始终保持在合理区间,不会硬着陆”。在去年11月的APEC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用“四个没有变”释疑中国经济形势。“四个没有变”是针对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的基本情况作出的准确概述,根据国家统计局去年10月份发布的中国经济“三季报”,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48777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9%。

  虽然GDP数据6年来首次破7,但经济运行的总体面依然向好。首先,经济运行仍在合理区间。增长指标虽有所回落,但还在7%左右;前三季度新增就业超额完成全年的计划目标;居民消费价格前三季度只上涨1.4%,且居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增速高于GDP。经济达到超大规模之后,增速势必有所下降。一个实例:我们一年的增量,就相当于许多国家GDP的总量。

  其次,产业结构在继续优化,由原来的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的趋势更加明确。数据显示,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达到51.4%,比上半年49.5%高出近两个百分点,比去年同期高出2.3个百分点。因为产业结构的变化,如果用电量、燃煤量来考量中国经济,来唱衰中国发展,那才叫盲人骑瞎马。

  第三,转型升级势头非常好。在中央一系列“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推动下,新产业、新业态、新产品、新经济、新动力加快孕育。去年1-9月份,网上零售额增长在36%左右,将近40%,新产品像新能源汽车都在翻倍增长。在工业结构中,去年1-9月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仍然达到10.4%,比规模以上工业增长速度高出4.2个百分点。

  面对世界经济下行的新常态,中国不再一味地追求高增长,而是追求在经济增长速度合理下的结构优化,中国经济转为中高速增长,这是一种结构更优化、质量更优良的中高速增长,且实际增量依然可观,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仍是世界经济重要动力源。“四个没有变”和中国经济的平稳运行,是对“中国经济崩溃论”的响亮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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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1月8日,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对话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新华社记者王晔摄

  “一带一路”见证中国朋友圈 打破“中国威胁论”

  在“中国经济崩溃论”兴起的同时,针对中国的对外政策,“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等论调也接连出现。新时期的“中国威胁论”出现在冷战后,随着中国经济、军事逐渐强大,“中国威胁论”开始在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泛滥起来。而进入21世纪后,“中国威胁论”涉及的范围日益扩大,网络安全、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都出现了各式“威胁”论。

  比如,美国国防部自2000年始每年一次的《中国军力报告》都会将“中国威胁论”带至风口浪尖,2013年以来也从未停歇。同时,中国威胁论还衍生出了“中国责任论”——“汇率责任”、“顺差国责任”、“债权国责任”、“储蓄国责任”、“能源消费大国责任”、“碳排放大国责任”……斥责中国“不负责任”。

  事实上,永不称霸永不搞扩张是中国一向的承诺。中国也一直秉持着“负责任大国”的态度,为人类做更大贡献是老一辈领袖的期望。我们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讨论与解决,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未来十年中国将设立总额10亿美元的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以支持联合国工作。索马里护航,全球维和,援助困难国家,以及最近的朝鲜核试事件,以及斡旋中东危机,中国从未推脱。

  就像习近平说的,“中国的发展不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我赢你输的发展”,中国越发展,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就越有利”。

  习近平主席主政的三年来,从周边外交新理念,到亚洲新安全观,再到新型大国关系,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

  可以看到的是,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57国共同筹建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于1月16日开张,金砖银行已于2015年7月开业,“一带一路”联接欧亚非助力中国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从2013年倡议提到2015年“一带一路”的落地,“一带一路”成为友好共赢的代名词。 独行近,众行远。习近平引用别国的谚语再讲给别人,这叫语重心长。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这是中国不变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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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庞兴雷 摄

  带领各族人民奋力实现“中国梦” 终结“中国模式垮台论”

  而自建国以来,中国承受的质疑和流言,以及各种“预言”一直未停。影响最深远的,应当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杜勒斯预言。当时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新中国的第三代或第四代人身上。按照他的预言,我们现在应该已经换了旗、改了路。其实,类似杜勒斯预言的各种预言从来没有停歇过。不管中国经济还是政治出现一点波动,都会有人宣扬中国模式即将垮台,共产主义道路走不通。

  三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用中国梦的伟大实践,彻底击碎了一些人对中国发展模式的预言或者妄言。中国梦深入人心,面对外界的质疑和多元价值观的冲突,中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十八大以来,提出了24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成为我国重要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会上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2014年年底,习近平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四个全面”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经验结晶,是实现“中国梦”的行动指南。

  习近平对中国青年提出了殷切要求,指出广大青年一定要坚定理想信念,练就过硬本领,勇于创新创造,矢志艰苦奋斗,锤炼高尚品格。在价值观的培育上,要求青年勤学、修德、明辨、笃实,树立并坚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青年铭记历史,勇敢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回首习近平主政这三年,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大国形象彻底树立,人民对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有着充分的信心。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模式垮台论被中国的发展、外交的成功、道路的坚持一一打破。习近平正在努力构建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着力打造中国模式的2.0版——实现发展,保持稳定,存有变革的张力。

来源时间:2016/1/10   发布时间:20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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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前防长:对华外交若不管事 就要用大棒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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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军事

  日本《读卖新闻》1月6日刊登题为《对美军的支援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的文章,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在文中称,日本于2015年9月通过了允许有限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安保法案。支援美军也符合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

  他说,美国向南海地区派遣军舰的举措不是对中国进行威胁,而是非常克制的,只是明确和强调了维护航行自由的原则。只有保证整个南海的航行自由,美国舰队才能完成保障贸易和交通安全的任务。美国不会削弱这一职能。

  文章称,在西太平洋,特别是在南海的美军舰队部署,是该地区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之一。历史上该地区纷争不断,相关国家都疲惫至极。但在过去50年中,该地区保持了和平,中国、韩国、日本以及菲律宾都通过自由贸易发展了经济。他认为,中国的一部分人也理解这一点。但缺乏信赖是南中国海地区的一大问题。

  作者认为在那之前中国没有领会美国采取实际行动维护该地区稳定的决心。当外交努力不奏效时,就必须挥舞“大棒”,让行动来说话。

来源时间:2016/1/10   发布时间:20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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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邮件:美国为黄金石油军事干预利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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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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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10月,希拉里与利比亚战士一起比出胜利的“V”字手势

  原标题:希拉里解密邮件:美国为黄金和石油军事干预利比亚

  近日,两位欧美前领导人关于利比亚的机密文档遭到曝光。美方最新解密的希拉里邮件显示,西方国家军事干预利比亚的一个重要而不曾明说的原因是,利比亚丰富的黄金和石油储备。

  而7日公布的两段通话记录则显示,早在2011年,利比亚已故前领导人卡扎菲就在电话中警告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如果自己丢掉政权,恐怖集团未来将在中东崛起并必将攻击欧洲。

  希拉里电子邮件:美国为黄金、石油干涉利比亚

  据央视今日(9日)报道,近日,美国国务院解密了部分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邮件(观察者网注:点击查看希拉里“邮件门”),其中包含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政府对美国形成威胁的内容。邮件称,卡扎菲执政时,利比亚政府持有143吨黄金储备,卡扎菲欲借此创建一个泛非货币,与全球现行的美元系统相对抗。

  邮件还显示,利比亚巨大的石油产量,也是美国军事干涉利比亚内政的原因。“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指出,2011年,西方领导人把卡扎菲赶下台的时候,争相宣布这是“民主的胜利”,压根没有提到黄金、石油这些真实的原因。

  然而,西方国家的军事干预,却让利比亚陷入了一片混乱,极端组织趁机借此坐大。2016年第一周,利比亚就弥漫血腥。据新华社消息,利比亚西部城市兹利坦一处军营7日遭汽车炸弹袭击,已导致70人死亡。当天晚些时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该国的分支通过社交网站承认制造了这次袭击。

  政治分析师阿里埃尔·本·所罗门在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希拉里的电子邮件证实,利比亚石油产量较高是西方干预的重要原因,“想想看,非洲有那么多所谓的独裁者统治的国家,但西方并没有干预。哪些需要干预、哪些不需要,一开始就被奥巴马政府误导了。”

  据观察者网此前报道,2011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两天后,法英美等多个北约国家及部分阿拉伯国家开始对利比亚实施空中打击。同年10月,卡扎菲被俘身亡,利比亚分崩离析。

  卡扎菲布莱尔通话曝光:政权垮台基地组织必攻击欧洲

  在希拉里邮件被公开的同时,7日,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和卡扎菲的通话记录首次公诸于世。卡扎菲曾预言说,如果自己丢掉政权,恐怖集团未来将在中东崛起。时至今日,卡扎菲的预言已然成真。

  据中国日报援引英国《每日邮报》7日报道,2011年2月25日,布莱尔曾两次给卡扎菲打电话。

  当天上午11点15分,两人第一次打电话,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卡扎菲告诉布莱尔,利比亚内战的背后势力其实是基地组织恐怖分子。这些人当时正试图控制北非的海岸线。卡扎菲说:“恐怖分子拥有武器,街上还有他们的人。他们正在北非给他(奥萨马·本拉登)做铺垫。他们(恐怖分子)想要控制地中海,接着他们还要攻打欧洲。”

  卡扎菲还说,如果自己丢掉政权,恐怖分子将控制整个地区,他敦促布莱尔“向国际社会作出解释”。卡扎菲说:“我们没有跟他们作战。他们在攻击我们。故事很简单,有一个叫做北非基地组织的集团在北非部署了据点。利比亚的这些据点和9·11 之前美国的那些据点很相似。”

  通话最后,布莱尔告诉卡扎菲说,他会联络自己在欧洲和美国的人脉。布莱尔还说,会打电话回来。

  到了下午3点45分,布莱尔又向卡扎菲拨通了电话。此时的卡扎菲情绪激动,强烈要求布莱尔亲自过来,看一看真相。卡扎菲还反复询问,布莱尔是否“曾经支持过”基地组织等恐怖集团。

  不过,布莱尔回应说:“如果你有个安全的地方,你就应该去那里。否则,这件事情不可能平静收场。你必须离开这个国家。”卡扎菲对此并不买账,表示布莱尔的提议简直就是“殖民化”。卡扎菲明确表示,将率领自己的人民武装起来,应对任何外国入侵。卡扎菲说:“这里没有血战。非常安静。但是如果你想要入侵利比亚,我们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情况和伊拉克差不多。”

  接着,布莱尔也强硬回应了卡扎菲,说局势在几天之内就会进入“无可挽回”的境地,这已经是卡扎菲“和平解决问题的最后机会了”。布莱尔说:“暴力需要停止,新宪法需要成型。”卡扎菲接着反问布莱尔:“你支持基地组织吗……你这是在支持恐怖主义吗?”到了最后,随着卡扎菲的一句“别招惹我们”,这次通话不欢而散。

  短短三周之后,北约——包括英国——的军队就对利比亚发起了进攻。卡扎菲随即垮台,并于10月身死。因为这两通电话,布莱尔被指曾经暗中帮助卡扎菲。布莱尔2007年卸任英国首相,后来主要负责斡旋中东事务。

来源时间:2016/1/10   发布时间:201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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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由主义,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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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田力  来源:《读书》2015年第10期

  作者简介:保罗·卡恩(Paul W.Kahn),耶鲁大学法学院罗伯特·W.温纳(Robert W.Winner)“法律与人文”讲席教授,耶鲁大学法学院小奥威尔·H.谢尔(Orville H. Schell, Jr.)国际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卡恩教授先后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与耶鲁大学,研究领域为宪法学、国际法学、文化理论与哲学。近期代表作品还有《走出伊甸园:亚当夏娃与恶的问题》(Out of Eden: Adam and Eve and the Problem of Evil, 2006)、《神圣暴力:酷刑、恐怖与主权》(Sacred Violence:Torture, Terror and Sovereignty, 2008)、《政治神学:新主权四论》(Political Theology:Four New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 2011)、《影片中的自我:新生代的哲学》(Finding Ourselves at the Movies: Philosophy for a New Generation, 2013)。

  译者简介:田力,湖北武穴人,山东大学法学院法学学士,现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法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清华法律评论》编辑,研究领域包括法理学与宪法学。

  一、宽容的悖论: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美国的政治理念,或许首先进入人们脑海的就是自由主义。然而,自由主义在美国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在美国的政治想象和实践当中究竟处于何种地位?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法学家保罗·卡恩(Paul W. Kahn)在《摆正自由主义的位置》(Putting Liberalism in Its Place)一书即着力回答这些问题。虽然作者一再强调自己无比珍视自由主义的价值,但这部作品并不是在提供另一种自由主义的政治理论。

  卡恩试图从文化的视角出发对美国自由主义作出批判性的审视。在流行的观念中,文化多元主义往往被视为自由主义的题中之义:维持社会群体的多元性就是自由主义的切实体现。然而,卡恩在导论中就极富洞见地点明了文化多元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张力。他通过一个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点明了这种紧张关系。在威斯康星州诉尤德案(Wisconsin v. Yoder)中,恪守宗教传统、远离现代文明的阿米什人(Amish)建立了自己的教区学校,只许他们的子女接受为期八年的基础教育(通常只到十四岁)。但是,美国义务教育法要求所有公民十六岁之前必须接受教育。阿米什人尤德由于拒绝送其子女进入高中而被威斯康星州起诉。最后,联邦最高法院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宗教自由活动条款,判决阿米什人享有义务教育的豁免权。支持这一判决的人自然认为,这是文化多元主义的胜利:作为宗教少数群体的阿米什人的信仰自由得到了国家的尊重。批评者却认为这是国家对宗教的无理迁就,会让自由主义的精神蒙羞,试想:作为阿米什人的子女,难道不应有权选择自己是否接受国家规定的教育么?对宗教信仰的宽容,是否构成对未成年阿米什人的不宽容?

  问题毋宁在于,自由主义究竟应当如何对待文化差异。自由主义者往往宣称,他们处理文化差异的策略是宽容。然而,这种宽容往往陷入悖论之中:对文化少数群体的宽容,或许是对群体中具体个人的不宽容;强迫他们接受自由主义信念,又似乎是对这种少数文化的不宽容。在尤德案中,如果要保护阿米什学龄儿童自由选择的权利,必然意味着对宗教信仰的侵犯。也就是说,当面对某些少数群体时,自由主义的主流文化根本无法做到对所有人宽容:如果要宽容某种实践,就必然意味着对其他实践的不宽容。在此,文化多元主义构成了对自由主义的挑战。

  正如卡恩所说,宽容某种宗教或文化,“并非就像在博物馆里新增一个特别展厅那样容易,也并非如同习惯某种新的烹饪风味那样简单”。对任何文化的接受或拒斥,都可能引发群体怨恨,这种怨恨甚至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尤其在“9·11”事件之后,这个问题突然变得紧迫起来:在某些自由主义者对“9·11”的理解中,世贸中心的哀嚎竟成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冲锋号。卡恩在书中就反复提及“9·11”事件,或许已经透露出本书潜在的对话者:自由普世主义者(liberal universalists)。自由主义本身乃一种普遍性的话语,但卡恩希望澄清的是,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自由主义是如何在美国落地生根并产生思想后果的。也就是说,卡恩试图超越当下的意识形态纷争,而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cultural phenomenon)来进行外在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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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些自由主义者的眼中,世贸中心的哀嚎竟成了文化多元主义的冲锋号。(图为9·11事件遗址)

  也许,这种研究进路令政法学界颇感新奇,但这正是本书在方法论上的高妙之处。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研究大多将自由主义作为一组规范性命题,因而只是从内部视角出发改善其论证。这难免会陷入立场的争斗,而鲜有学术上的贡献。卡恩则将自由主义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作为政治理论的自由主义,它甚至同时包括了自由意志主义与社会福利学说;二是作为政党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它往往与保守主义相互对立;三是作为文化的自由主义,此种自由主义是卡恩这本书关注的对象。这里所谓的文化指的是蕴藏于法律、宗教、政治、哲学甚至文学中的意义体系,是人们对意义世界的理解与表达,它是前两个层次自由主义得以存在的前提。自由主义的宽容所包含的悖论已经表明,前两个层次上的争论根本无法回应文化多元主义的挑战。卡恩提醒学术界的同仁们:学术研究不是为了开各种理论药方,既不应该,也没有用。学者首先应当悬置自身对自由主义的好恶之情,这样才能从意识形态争论中抽身而出,转而以冷酷但不冷漠的眼光重新审视美国的自由主义文化。

  二、信仰与理想:自由主义在美国

  阿米什人的例子体现了美国自由主义矛盾性的方面:它一方面与文化多元主义存在着亲和性,另一方面又与文化多元主义发生着冲突。自由主义的这种内在张力究竟源自何处?卡恩发现,美国的自由主义其实拥有两张迥异的面孔:信仰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of faith)与言论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of speech)。它们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思想基础,前者指向宗教宽容,后者指向哲学思辩。前者意味着孜孜追求超越国家的终极价值领域,并借助它对国家进行约束,使多元的宗教或文化实践能够得以保存;后者则意味着对任何终极价值不抱信奉的立场,因为只有理性才是自由的根基,除了理性本身,我们应当怀疑一切。

  美国自由主义的这两张面孔有着特定的历史渊源与当下体现。一方面,欧洲的宗教少数群体跨越大西洋来到北美新大陆,就是为了摆脱国家干涉、追求信仰自由。另一方面,来到北美的欧洲人也诉诸理性的启蒙理想,试图通过社会契约论来建立国家,即把国家建立在公民之间通过理性对话所达成共识之上。如今,这两者也清晰地体现在关于宗教自由活动的宪法争议中。通过梳理相关的宪法判例,卡恩勾勒出一幅信仰的自由主义与言论的自由主义相生相克的宪政历程。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西弗吉尼亚州教育委员会诉伯纳特案(West Virgini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v. Barnette)。在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选择了诉诸言论的自由主义,以此保护与国家要求相冲突的宗教活动,并确立了以言论的自由主义原则来处理类似案件的先例。然而,在前述的尤德案中,最高法院又站到了信仰的自由主义那边,认为使阿米什人儿童暴露在理性的世俗化言论中,可能破坏他们的宗教信仰:“强制八年级以上的学生接受正式教育的要求一旦实施,如果不是摧毁的话,至少也会严重危害被告人自由的宗教信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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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弗吉尼亚州教育为会员会诉伯纳特案中,联邦最高法院选择了诉诸言论的自由主义。

  不难发现,文化多元主义与信仰的自由主义存在着天然的亲和关系。“上帝死了”,文化登上了神坛。它占据了上帝原来的位置,成为人们新的意义渊源,从而造就了不可调和的“诸神之争”。也就是说,文化多元主义借助了信仰的因素:任何一种文化(哪怕是少数人的),对于信奉它的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意义渊源。它超越了国家的世俗存在,并且不应受到国家政治的侵犯。然而,在言论的自由主义看来,任何宗教信仰或文化立场,只是诸多平等言论中的一种罢了,甚至大多数宗教或文化言论都是非理性的。这种非理性的言论即使不应被直接压制,也应当在开放而充分的辩论中被逐渐淘汰出去,而不该得到任何偏袒。

  卡恩不无无奈地说:“我们似乎不得不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要么宽容一种无法宽容理性的信仰,要么宽容一种无法宽容信仰的理性。”言论的自由主义所提倡的理性对话,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消解任何对宗教的信仰或对文化的热衷的效果。可以发现,美国自由主义的这两张面孔分别对应着两项完全不同的思想原则:信仰与理性。信仰的自由主义与言论的自由主义之间无休无止的冲突,背后其实是信仰与理性之间的争锋,也是古典政治与基督教政治之间的争执在现代美国的延续。它是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根本难题,只不过两者在美国都披上了自由主义的外衣而已。

  卡恩指出了自由主义这两张面孔的失败之处:它们在不同的方面忽略了关于国家的理论(theory of state),因此无法刻画出美国政治生活的完整图景。那么,在信仰与理性这两张面孔背后,自由主义究竟如何看待国家?在信仰的自由主义看来,国家是信仰的对立面。信仰的自由主义继承了国家与教会之冲突中教会的立场,从而将国家视为应当抵制的危险对象,认为国家随时可能侵犯信仰共同体或文化共同体。面对信仰的自由主义将国家置于教会的阴影之下,言论的自由主义虽然根本拒绝,但也未曾作出有力的回应。在言论的自由主义看来,国家本身是理性思辩的产物。然而,那不过是社会契约所造就的虚拟物而已,根本无助于我们真正理解国家。如果理性本身难以为现代国家提供证成,那么言论的自由主义就无法让国家摆脱教会的阴影。

  美国诗人奥登(W. H.Auden)曾经写道:“诗无济于事”(poetry makes nothing happen)。或许,自由主义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诗,因而它不能让任何事情发生。显然,无论是信仰的自由主义还是言论的自由主义,都未曾把握美国政治生活中关乎终极意义的独特体验。换言之,自由主义理论与实际政治体验并不能匹配。卡恩指出,美国的政治生活其实在实践着一种爱国信仰的宗教。它其实是用政治的宗教取代了信仰的宗教。卡恩在2011年出版的《政治神学:新主权四论》(Political Theology: Four New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中进一步阐发了这一命题。正如卡尔·施米特所说:“现代国家理论中的所有重要概念都是世俗化了的神学概念。”在现代世界中,民族国家被投入了新的终极价值,占据了意义世界的核心位置。然而,对于人民主权政治中的信仰特性,信仰的自由主义或许不愿承认,而言论的自由主义似乎压根没有意识到。那么,如何才能理解美国政治中的这种信仰特性?自由主义倾向于将政治理解为一种话语,然而,政治远远不止是一种话语。作为政治共同体的国家自身的延续性存在,是理论话语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因此,只有重新回到作为新的信仰对象的国家,才能理解美国政治生活中被自由主义遮蔽的信仰因素。诚如卡恩所言,“国家已经从教会手中夺走了为公民提供终极意义的功能”,因此“自由主义如今必须在国家内部找到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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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恩认为,美国是用政治的宗教取代了信仰的宗教。(图为奥巴马手按《圣经》宣誓)

  三、爱与牺牲:重新发现国家

  本书最后一章题为“民族国家的未来”,这似乎是在提醒我们,国家问题是整本书都在思考的潜在主题。卡恩在为中译本撰写的序言当中,更加直接地表露出对国家在自由主义视野中的缺席的担忧:“如果自由主义确实是一种没有国家的理论,那它就是一种失败的政治理论。”未有理论之前,国家依旧存在。无论哪张面孔的自由主义都必须依附现代国家而存在,但它们都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国家,也忽略了人民作为主权者的政治体验,以至于无法提供一种融贯且具有充分解释力的政治理论。卡恩指出,任何国家(哪怕是自由主义国家)都必须面对爱与牺牲的问题,但自由主义对此却显得“犹抱琵琶半遮面”。在本书下篇,卡恩通过考察爱与牺牲的政治现象,试图从自由主义的遮蔽下重新发现国家。

  卡恩认为,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信仰的要素已经从宗教转移到了国家身上。信仰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早已由对立关系转变成了同一关系。从虚拟的理性对话中寻找国家的根基,终将一无所获。这是因为建立在虚拟对话之上的现代国家犹如泥足巨人,很难得到足够的认同。事实上,公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的真正来源是爱。现实中的人都具有真实的爱恨情仇,他们生活在各种意义世界之中,并会向具有终极意义的世界投入爱。然而,在自由主义理论中,他们只是没有情感的虚拟主体。然而,现代政治恰恰源于国家对公民的爱欲的驯化。国家通过取代宗教而成为终极意义的承载者,从而将公民的爱引向自身,这种对国家的爱是国家本身存在的条件。美国政治生活中的种种规范,更多的是源于爱的体验,而不是来源于理性的思辩。即使是一个自由主义的国家,同样依赖着公民对国家作为历史共同体的爱,才得以立国。几乎所有现代国家,如果处在关乎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必定能够征召它的公民。在这些情况下,公民也必须为国捐躯。这种“死了都要爱”的精神是其他任何共同体都无法比拟的。

  然而,自由主义者很难理解牺牲的正当性。在自由主义思想的鼻祖霍布斯那里,牺牲是不正当的,甚至是对人的自然权利的侵犯。对于霍布斯来说,建立政治秩序的出发点恰恰是对死亡的恐惧以及对自我保全的期望。死亡被理解为对生命意义的否定,是所有可能性的终结。之所以要建立政治秩序,就是为了终结所有人都可能杀死所有人的自然状态,订立社会契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摆脱这种自然状态。因此,在自由主义政治当中,生命权是所有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不过,现代国家也天然地反对“好死不如赖着活”的奴隶道德。在现代政治中,国家对所有公民都拥有潜在的征召的权利,这是在公民出生那一刻就已经决定了的。这一事实是我们可以掩藏,但无法消除的命运。并非所有死亡都是牺牲,但为国牺牲的死亡是现代政治的基础。卡恩认为,“牺牲是一种爱的行动”。牺牲依赖于爱,它是对爱的验证:人们只会为了他们所爱的对象而牺牲,如果不愿付出生命,那就表明他已经离开了爱的关系。对待牺牲,自由主义陷入了失语状态。事实上,作为牺牲的死亡并非像霍布斯设想的那样是一片虚无——所有可能性的终结,反倒是一个内容丰富的意义世界。例如,在美国内战中,战士用牺牲为美国换来了“自由的新生”,从而重新奠定了美利坚共和国的信念基础,因此他们的牺牲具有神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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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葛底斯堡演说中,林肯认为,战士用牺牲为美国换来了“自由的新生”

  卡恩对爱与牺牲的解读再次展现了他始终关心的问题:在自由主义式宽容失效的情况下,美国应当如何应对他者,尤其是当他者不是爱人而是敌人的时候。他给出的答案是求诸己身(self-exploration):从美国人自身的政治体验出发,探究美国的政治信念与实践。因此,卡恩试图从古典与基督教的丰富思想资源中发现美国的国性,因为这关乎美国人最根本的爱与认同。这种爱与认同是任何现代国家的基石,因为这决定了人民是否愿意将统治者理解为人民主权的代表,是否愿意为国家的历史存续而献出自己的生命。不过,我们仍然需要追问的是:谁是他者?换言之,卡恩所焦虑的问题,或许还是亨廷顿那记振聋发聩的发问:我们是谁?(《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它至今萦绕在美国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耳际。卡恩在书中有句意味深长的话:“因为我们是美国人,所以我们是自由主义者;并不是因为我们是自由主义者,所以我们是美国人。”作为中国读者,我们不妨带着这个问题从头阅读这本书:美国人是谁?这意味着究竟应当将自由主义摆到何种思想基础之上。显然,卡恩已经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来源时间:2016/1/10   发布时间:20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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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解决朝核问题的钥匙不在中国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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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灿荣  来源:环球时报

  自朝鲜宣布“成功”进行氢弹试验后,国际舆论极为关注,各国政府也纷纷表示谴责。联合国安理会的态度是,强烈谴责朝鲜并将采取进一步措施。而在有关各方表态中,美国方面显得尤为突出。美国国务卿克里称,他7日在与中国外长王毅通话时表示,美方尊重中方处理朝核问题的办法,但不能再按惯例行事。一些美国媒体在报道这一消息时甚至夸大为“中国对朝策略失败”。中国外交部8日对美方的这一看法给予了回应。

  克里说对待朝核问题不能再按惯例行事,要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这其实只是美国方面的观点而已。这时候中国应该做的恰恰是坚持自己的立场。无论是着眼于维护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还是维护中国自身良好周边环境,中国一直都坚持推进半岛无核化目标,这符合有关各方共同利益。中方长期以来为此做出巨大努力,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

  过去7年来,由于国力相对衰减、财力十分有限,美国处于战略收缩的状态,所以在朝核问题上华盛顿一直采取战略忍耐的姿态。由于华盛顿认为朝鲜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还不会威胁到自己,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把朝核问题的主要“调解权”扔给中国。现在朝核出现了问题,于是美国又把主要责任归咎于中国。

  但我们深入来看,朝核问题的矛盾主要还是朝美之间的,即问题的由来和症结不在中国,解决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中国。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只是扮演了“促和”的角色,不应该也不可能承担太多的责任。此外,美国及其他一些国家夸大了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这也是他们希望把责任推给中国的借口。在朝核问题上,如果说失败,那也是整个地区的失败。因为朝核问题发展到今天这个状况,对大家都没有好处。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已经付出最大努力,一方面帮助有关各方建立对话,推动六方会谈重新启动;一方面推动、帮助朝鲜走向经济开放的道路。美国及一些西方媒体应该看到中国的努力。

  接下来,美国可能会对朝鲜更加强硬。经济制裁只是面上的,军事威慑则是质的。有消息称,美国一些官员和议员已经提出要在韩国部署更多的武器,包括轰炸机和核潜艇,目的是威慑朝鲜。对日韩来说,美国借朝核问题加强军事部署、强化军事同盟,都是这两个国家愿意看到的。但这样做也会让朝核问题的矛盾更加激化。而且,这些武器的部署也给中国带来了客观上的“不舒服感”。

  对朝核问题出现的新状况,中国的应对还是要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密切关注事态发展,谨慎行事。毕竟中国是朝鲜半岛近邻,朝鲜的稳定以及地区稳定十分重要,营造一个积极的环境也十分重要。至于此次朝鲜核试验对地区安全环境是否带来新的冲击?这个问题尚不能急于下结论。解决这次核试验引发的新一轮朝核危机,还是需要有关各方坐下来谈一谈。拿出解决问题的诚意,认真考虑对方的底线。中国外长王毅已经表态,中方敦促朝方信守并回到无核化的承诺上来,停止采取任何恶化局势的行动,同时其他各方也要冷静行事,坚持和平解决大方向,避免采取激化矛盾、导致局势紧张升级的行动。(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来源时间:2016/1/10   发布时间:2016/1/9

旧文章ID:8296

崔天凯大使看望大熊猫幼崽贝贝 寄语新一年中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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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中国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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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大使观看熊猫幼崽贝贝体检后,与工作人员合影。中国经济网记者高伟东 摄

  中国经济网华盛顿1月7日讯(记者 高伟东)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当日上午前往华盛顿国家动物园,看望即将与美国公众见面的大熊猫幼崽贝贝。在华盛顿动物园园长凯利陪同下,崔大使观看了贝贝接受体检,并听取了园方关于贝贝成长情况的介绍。

  在接受现场媒体采访时,崔大使说,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习主席夫人彭丽媛教授与奥巴马总统夫人米歇尔女士共同为大熊猫幼崽命名“贝贝”。今天看到贝贝很健康、很有活力,我非常高兴,希望它继续健康成长。贝贝和它的姐姐宝宝这两只大熊猫幼崽都在美国出生,深受美国人民喜爱,拉近了两国人民的感情,促进了两国人民的友谊,起到了“熊猫大使”的作用。

  崔大使表示,新的一年,希望中美关系能够更加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而且一年比一年好,这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我们很快将迎来农历猴年。说起猴年,中国人第一个想起的就是美猴王孙悟空。孙悟空代表的是一个善恶分明的形象,勇敢智慧,不怕困难、不怕妖魔鬼怪,坚持向自己的目标前进。这样的精神我们也可以用到中美关系中来。中美双方要共同努力,克服艰难险阻,排除各种干扰,运用所有的智慧和勇敢去实现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神话中的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而现在每天有一万多人通过空中航线往返于中美之间。2016年是中美旅游年,相信将对推进两国人文交流和人民之间的友好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贝贝出生于2015年8月,是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出生的第三只大熊猫幼仔,深受美国民众的喜爱,其父母是于2000年抵美的大熊猫添添和美香。目前,贝贝健康状况良好,正在茁壮成长,将于1月16日正式与公众见面。

来源时间:2016/1/10   发布时间:201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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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官:南海局势紧张 美需维持强大海军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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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军事

  据路透社1月7日报道称,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1月7日表示,南中国海紧张态势凸显,美国有必要维持强大的海军以发挥威慑力。

  外媒称,他还对奥巴马政府的提议提出批评,称那会缩减美国海军舰队规模。瑞安在一次记者会上说:“这恰恰表明,我们需要一支强大的海军。作为总统就不该提议将我们的舰只数量降至一战前的水平。我们需要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和海军。”

  报道称,五角大楼发言人彼得·库克1月7日说,近日,中国民航客机降落在南中国海某岛屿的一条新建跑道上。“我们对中方当前在南中国海争议岛屿上进行的所有这些活动表示关切。”

  报道称,美国海军规模处于一战后最低水平这一说法成了备受共和党人欢迎的有利论据,但这种说法被大打折扣了,因为现役舰船的先进程度和规模已远超100年前使用的舰船。

来源时间:2016/1/10   发布时间:201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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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媒:美中停止争斗是解决朝核问题唯一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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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对于朝鲜第四次核试验,联合国安理会6日召开紧急会议后发布声明称,“安理会已经决定,如果朝鲜继续开展核试验,将采取进一步重大追加举措,并将立即着手让新决议案中包含此种举措”。“进一步重大追加举措”到底是什么,是否包含对朝新制裁,成为近几天各相关国家外交磋商的重点内容,也为世界各大媒体关注。

  日本共同社8日称,日美韩三国防务部门官员当天上午举行电视会议,就朝鲜核试验进行了讨论。三国一致认为,朝鲜核试验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对朝鲜半岛的稳定构成威胁,三国均不承认朝鲜是拥核国家。三方还就今后的信息共享等进行了协商。

  《纽约时报》8日称,以前,朝鲜每次进行核试验之后,北京都仅仅同意对朝鲜禁运武器,以及针对与核计划有关的具体公司和个人进行制裁。据了解美国及联合国安理会相关讨论的两名官员表示,他们正在考虑其他几项制裁措施。这其中包括,禁止朝鲜船只进出世界各国港口——这基本上会阻断朝鲜的绝大部分贸易。另外是限制或切断出口到朝鲜的石油。该国高度依赖中国供应的石油。此外,还应切断朝鲜的银行业务往来。按美国官员的说法,这三项计划组成了“一张心愿大单”。目前还不清楚其中有多少能出现在安理会制裁决议中,因为必须先与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协商,中俄均在安理会拥有否决权。

  韩国纽西斯通讯社称,联合国对朝鲜核试验的制裁措施很有可能影响中朝民间贸易。多数专家认为,此次中国会严格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制定的新对朝制裁措施,除了强化中朝边境口岸的日常检查等常规措施外,中朝之间的经济合作项目也可能中断。但也有分析认为,由于担心朝鲜政权崩溃,即使中方强化对朝制裁,也不会中断对朝供应能源和粮食,以防止“制裁过度”。

  韩国《中央日报》8日题为“美中在亚太停止争斗是解决朝核问题唯一答案”的文章称,近来美国和日本联手不断收紧从朝鲜半岛到印度洋的对华包围网,正是“美中摩擦以及束缚奥巴马的叙利亚、伊拉克问题向金正恩亮起了核试验的绿灯”。文章称,美中只有协调一致,制裁才能最大程度收到成效,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此外,还需要成立一个东北亚和平合作机构,同时重启六方会谈。最重要的是,应该关注朝鲜的诉求,促进朝美关系正常化。如果一味强强相碰,朝鲜必然会更加专注于开发核、导弹等武器。

  【环球时报驻外特约记者 王伟 李勇 纪双城 青木 陶短房 环球时报记者 郭媛丹】

来源时间:2016/1/10   发布时间:20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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