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玮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凤凰大参考

　　2015年剩下的最后几天里，世界正忙于各种各样的盘点。12月28日，美国《纽约时报》的一则消息令人尤为关注：韩国去年进口78亿美元武器，排名世界第一。报道称，首尔成为美国武器的主要买家，购买开支超过70亿美元。

　　韩国在担心什么?答案显而易见。

　　韩国对面的朝鲜是世界上最封闭的国家之一，但却拥有世界上最高超的外交谋略。从2003年六方会谈启动，朝核问题始终全球瞩目。12年过去了，人们看到的几乎是与当初会谈目标相反的结果。韩国除了斥巨资购买武器，能做的确实不多。

　　外交姿态转变 看似对外在缓和

　　2015年朝鲜的对外行为总体趋于和缓。在年初的元旦讲话中，金正恩就提出与美国展开有条件对话的方案：“若美国暂停在韩国及其周边的联合军演，朝鲜将暂停‘美方所关心的核试验’，并就有关问题同美展开对话。”在这之后，朝鲜多次表示愿与美国对话。2015年8月朝韩非军事区韩方一侧发生爆炸事件，外界一度猜测事件将逐步升级并由此引发半岛严重对抗，结果朝鲜主动提出与韩国进行高级别会谈，并达成了包括六项协议内容在内的共同声明。12月11日，韩朝政府间首次副部长级政府间会谈如期举行。

　　事实上，朝鲜外交姿态的转变并非始于2015年。早在2014年，除外相李洙墉频繁出访外，金永南、玄永哲、崔龙海、姜锡柱等朝鲜高官也密集出访国外。正是由于当时朝鲜政府官员高密度的外交攻势，使得外界开始大胆预测金正恩的外交首秀，有分析人士就曾预测金正恩极有可能于2015年首次出访国外，虽然预测未能成功，但鉴于朝鲜近两年外交姿态上的变化，有学者依然对重启六方会谈持乐观态度。

　　然而，与2015年整体趋于和缓的外交风格相比，12月份的一个重磅消息却让人再次对朝鲜感到一头雾水。据朝中社12月10日的报道，金正恩在视察平川革命史迹地时强调，朝鲜是拥有核弹和氢弹的核强国。金正恩的这一表态意味着什么?究竟现在的朝鲜是想缓和还是想强硬?

　　“愿望思维”导致外界对朝猜测一错再错

　　面对朝鲜外交姿态从2014年开始出现缓和这一现象，不少学者将其归因为金正恩个人因素，认为金正恩年少时的留学经历，使其具有比乃父更为开放的理念，愿意与他国打交道。但问题是，金正恩早在2011年12月就已接替政权，如果按照这种解释，朝鲜应该早在2012年就应表现出积极与外界接触的倾向。但事实上，2012年朝鲜却表现出了十分强烈的强硬姿态。2012年4月13日，朝鲜在东仓里新建的西海卫星发射场尝试发射“光明星3号”卫星。12月再次发射卫星并获得成功。这一发射卫星的举动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在试射远程导弹。

　　2013年2月，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宣称实现了核武器的小型化和轻型化。随后，朝鲜修宪宣称自己为“拥核国”，并通过了进一步强化拥核国地位的立法。

　　2014年以前的朝鲜对外表现非常强硬，外交手段在其对外战略中仍处于非常边缘的位置。可见，以金正恩个人早年经历来解释朝鲜近年来外交变化的观点是有问题的。

　　另外，也有观点认为，2014年朝鲜外交的变化源于此时金正恩政权已经巩固，使其得以腾出手来营造有利于国内发展的外部环境。这种看法同样有问题：首先，朝鲜现行体制已经运转了半个多世纪，已非常稳定，西方出于金氏政权垮台的愿望思维(wishful thinking)而往往倾向于夸大朝鲜内部的不稳定性。其次，即使金正恩政权的确于2014年前后才得以稳固，也很难解释其对外姿态为何一定会和缓。毕竟历史上很多独裁国家在其政权稳固后走的都是对外强硬和扩张的道路。

　　看懂朝鲜国家利益排序 外交手段高超令人惊叹

　　就在大家还在为朝鲜为什么会趋于温和而争论不定之时，朝鲜突然又打出军事牌，高调宣称已拥有比原子弹威力更大的氢弹。从表面看，朝鲜的行为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朝鲜国家利益的排序，就能理解朝鲜行为背后的逻辑。

　　朝鲜的国家利益排序依次是：拥有核武器、获得国际社会对其有核身份的认可、谋求国家发展。随着2013年第三次核试验的成功，朝鲜已经确定成为事实上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拥有核武器”这个自上世纪60年代就已确定的压倒一切的首要国家目标已经实现。在此之后，朝鲜的对外战略就会很自然地转向后两个目标。

　　要使国际社会接受其核国家身份，同时为国内经济发展寻求更多的外部援助，最直观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外交。

　　事实上，外交作为实现既定国家利益的手段，此前已不止一次地被朝鲜所使用，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从2003年开始，朝鲜先加入又退出六方会谈。由于成为有核国家是朝鲜的最高国策，因此朝鲜参与核谈判并非如伊朗那样，是以威胁发展核武器为筹码以换取更多的国家发展利益，而是为发展核武器而争取较好的外部环境。在这里，外交只是朝鲜为获得核武器而采取的一种策略性手段。而在其成功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之后，朝鲜就宣布彻底退出六方会谈，因为其“获得核武器”的目标已经阶段性实现。

　　50多年来，朝鲜对拥有核武器的追求一直没有停止。

　　今年7月伊核谈判达成，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的人士表示可以借鉴伊核谈判经验解决朝核问题，朝中社立即对此表达了鲜明的立场：“朝鲜与伊朗的情况非常不同，朝鲜方面完全没有兴趣进行类似的核谈判。”正如参加六方会谈是朝鲜实现“拥有核武器”这个目标的一种手段一样，如今朝鲜寻求与美国单独会谈，与韩国谋求对话，甚至声称可以考虑重返六方会谈，这些外交手段同样是为了实现另外两个国家目标——获得核国家身份和国家发展——服务的。

　　铁了心要核国身份 坐等国际社会慢慢接受

　　首先，获得核国家身份。2014年以来，无论是朝中社的声明还是在双边或多边场合，朝鲜都在有意无意地强调其核国家的身份，要求国际社会接受这一事实。2015年年初朝鲜提出美朝会谈的提议，对此美方表示，谈判是无条件的，而且必须在朝鲜承诺弃核的情况下才同意会谈。朝鲜对此完全拒绝，坚持与军演挂钩，只谈再次核试验问题，不谈销毁核武器。

　　由此也可预见，即使朝鲜今后真的重返六方会谈，那时的六方会谈也会与之前的六方会谈存在本质的不同。之前六方会谈的焦点是朝鲜无核化，而今后六方会谈的焦点则将转变为其他国家是否承认朝鲜核国家地位。

　　其次，谋求国家发展。朝鲜经济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一直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虽然先后有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对其进行人道主义援助，但由于2006年核试验遭到国际社会制裁，粮食援助减少，朝鲜经济依然持续困难。直到2015年6月，朝鲜仍然因遭遇大旱而不得不主动向伊朗、印度等国家寻求粮食援助。除了粮食问题，朝鲜的石油等战略资源也严重依赖他国。中国是朝鲜的主要石油来源国，这也是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国对朝鲜拥有影响力的重要依据。

　　朝鲜半岛危机让美国武器销售额创新高。

　　既然其他国家能意识到这一点，朝鲜同样也能意识到这一点，它深知石油等战略资源过度依赖中国对其国家自主性所存在的潜在危险。正是为了摆脱或至少削弱这种潜在危险，朝鲜才于2014年以来着力加强外交工作，努力改善与美国、日本、俄罗斯、韩国等多个国家的关系，同时有意避开与其长期关系密切的中国。此次旱灾寻求粮食援助的对象不包括中国，也是朝鲜这种战略心态的很好体现。

　　对已经拥有核武器的朝鲜而言，既积极谋求国内发展又有意减少对中国的过度依赖，是近来朝鲜选择与多国走近的重要原因。

　　既然目前朝鲜的主要目标是获得国际社会对其核地位的认可，以及推动国内经济发展，而实现这两个目标最好是诉诸外交这种和平方式，那么朝鲜为何又会在2015年12月10日高调宣布拥有氢弹呢?

　　朝鲜是否真正拥有氢弹目前尚无确切信息，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一做法与朝鲜既定的目标是一致的——既要拥核，又要被承认拥核。由最高统帅亲自宣称拥有氢弹，显然是朝鲜为实现这两个目标而开展的各项工作中很自然的组成部分。当然，此举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近两年朝鲜已相对有所缓和的外交局面。2013年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安理会五国就通过了2094号决议，一致认为应对朝鲜进行制裁。朝鲜宣称拥有氢弹的举动进一步挑战了该决议。朝鲜功勋合唱团、牡丹峰乐团原定于2015年12月12日至14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演出，但却在12日突然离开。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就是与两天前朝鲜宣布氢弹的消息有关。

　　尽管如此，从长期看，朝鲜的外交更为开放和灵活这一趋势不会改变。朝鲜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坐等国际社会慢慢消化其已拥有核武器这一事实。

　　让朝鲜半岛无核流传四方案 每个都缺后劲

　　面对已经拥有原子弹朝鲜，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坚持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二是默认朝鲜的核国家身份。

　　如果是第一种选择，从目前学界的讨论来看，实现朝鲜无核化无外乎四种方案：一是中国向朝鲜提供核保护伞，换取朝鲜弃核;二是利用朝鲜对中国能源的不对称性依赖，切断能源供应，迫使朝鲜弃核;三是实行外科手术式打击，摧毁朝鲜的核设施;四是尝试重启六方会谈，谈判弃核。

　　第一种方案误解了朝鲜发展核武器的动机。朝鲜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就确立了主体思想，该思想的一项重要精神就是清除朝鲜历史上长期奉行的“事大主义”，其实质就是清除中国对朝鲜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朝鲜坚持发展核武器，固然有反对美国霸权、谋求国际地位、维护本国生存安全等诸多考量，而其中同时也包含了摆脱对中国的依赖这一重要动机。因此，即使中国愿意明确承诺为朝鲜提供核保护伞，朝鲜接受这一承诺并放弃核武器的可能性也为零。

　　第二种方案的实际效果值得怀疑。从以往国际政治的经验看，一国很少因其他国家的经济制裁而轻易改变其安全政策，更何况是要朝鲜因此而放弃对其国家安全、政权安全都极其重要的核武器。更重要的是，随着朝鲜外交局面的打开，其获得石油等资源的途径将逐渐多元化，对中国在资源方面的依赖程度将随之降低，能源制裁的战略效力将进一步弱化。

　　第三种方案的安全风险太高。一旦对朝鲜核设施实施的“外科手术”式打击引发核泄漏，作为其邻国的中国就将承受其他国家所无法承受的巨大灾难，其放射性物质的辐射范围将至少覆盖整个东北地区。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2011年日本福岛核泄漏，已经向我们充分展示了这种灾难的可怕，这种风险是任何国家都无法承受的。此外，通过武力强行摧毁朝鲜核设施，还将引起朝鲜国内局势向不可控方向发展，从而危及东北亚和平与稳定。

　　第四种方案有效的可能性极低。如上所述，拥有核武器是朝鲜压倒一切的最高国策，此前参加六方会谈不过是朝鲜为更顺利地发展核武器而采取的一种策略。在缺乏外部强制力量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凭借谈判说服朝鲜放弃已经拥有的核武器。即使朝鲜愿意与相关国家坐下来谈，谈判的焦点也已经不再是朝鲜是否发展核武器的问题，而是是否承认朝鲜核地位的问题。

　　由此可见，现有的方案都很难实现朝鲜无核化这一目标。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可以考虑默认朝鲜的有核国家身份呢?

　　默认有核朝鲜恐是最终选项 朝美2016过招是焦点

　　在12月10日朝鲜宣布拥有氢弹的当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回应称：“中方一直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和磋商来解决问题。”如前所述，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在短期内缺乏可行性。不过，朝鲜不放弃核武器，并不意味着“维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这次一级目标就一定不能实现。

　　首先，拥有核武器并不必然导致战乱。一国拥核武器既不是地区动乱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没有核武器的阿拉伯世界，战争长年不断。1998年印巴相继进行核试验后，印巴两国之间却维持了长时间的和平。保持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是中国的一贯立场。

　　12月12日，牡丹峰乐突然取消原定演出，离开北京。

　　既然朝鲜拥核本身并不必然与半岛和平挂钩，那么在朝鲜业已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积极引导朝鲜避免其选择战争边缘政策，应当成为中方今后对朝政策的重点。其次，朝鲜已经展示出和谈的意愿。如上所述，自2014年开始，朝鲜已经通过密集的外交出访和多次呼吁和谈，展示了其愿意沟通的意愿。在朝鲜自身有和谈意愿的情况下，适当的外部回应会发挥更好的效果。如果说2003年到2009年朝鲜参加核谈判仅仅是其发展核武器的掩饰，那么如今朝鲜主动提出与美国、与韩国会谈，其目的则真的是出于改善其外部环境的意愿。

　　在朝鲜已经展示出和谈意愿，同时实现朝鲜无核化的现有方案都不可行的情况下，默认朝鲜的有核地位，并与朝鲜就核武器的管理问题进行谈判，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最不坏的政策选项。朝鲜拥有核武器后的一个最直接的风险是发生核武器的扩散，如果对朝鲜施压过大引发其激烈反弹，或者导致朝鲜国内动荡，都将极大地增加朝鲜核武器外流的风险，一旦流入恐怖组织手中，其危害将不堪设想。因此，现在摆在国际社会面前的一个无奈但又明智的选择是，利用朝鲜急于得到国际社会对其有核国家身份认可的心理，通过谈判建立朝鲜核武器管理的相应协议和机制。

　　通俗地讲，即以默认朝鲜的有核国家身份为代价，换取朝鲜核武器的可控性，防止其发生进一步的水平和垂直扩散。

　　可以预见的是，2016年朝鲜的外交风格将会更趋温和，密集出访将成为常态。但和谈能否实现，则主要取决于朝鲜和美国的选择。一方面，朝鲜一直坚持与美国单独会谈;另一方面，美国仍然不肯承认朝鲜有核国家地位。双方的这一分歧将有可能长期延续。

　　作者简介

　　曹玮，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师，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公共外交、朝鲜半岛问题。现担任英文期刊《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和《国际政治科学》编审。

来源时间：2016/1/10   发布时间：2016/1/9

旧文章ID：8314

作者：国关前沿通讯  来源：国关前沿通讯

　　2016年1月6日(今天)上午，朝鲜宣布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自称“已经拥有氢弹”。中国对朝鲜的政策应该如何进行调整?这是未来一段时间政府、学者、网民都关心的话题。朝鲜核问题关系到中国的切身利益，而且具有高度特殊敏感性。

　　“国关前沿通讯”微信号总结了2013年2月12日朝鲜第三次核试验之后中国一些最著名的朝鲜问题专家对中国对朝政策的看法。当时，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对朝鲜核问题、东北亚局势以及中国的政策进行了深刻的讨论和反思，但到5月份，这种讨论基本上结束，媒体很少再进行分析，官方进行了一定的“舆论引导”，包括杂志、期刊均受到了影响。“国关前沿通讯”微信号注意到，对于中国的朝鲜政策，中国学界有几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简单总结一下，可以分为六种主张，而且相互进行争论。但是，这只是各位学者在2013年2月—5月之间的公开看法，三年后他们可能会有观点的调整，尤其是今天第四次“核爆”之后更有可能改变某些看法。

　　中国学者关于对朝政策的六种看法

　　简单总结一下，关于东北亚局势的判断，以及中国应该如何调整对朝政策，中国存在六种差别很大的声音，可以区分为六类学者：无条件支持朝鲜论者、现状维持论者、有限制裁论者、严厉制裁论者、现实主义论者、弃朝论者。

　　其中，无条件支持朝鲜论者，即主张中国在任何情况下下都应该支持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权利，支持朝鲜以核武器来对抗美国，这以中国最著名的红色网站乌有之乡为代表。他们认为朝鲜之所以发展核武器，完全是因为美国的威胁所致，中国应该完全支持朝鲜。

　　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弃朝论者，即主张中国应该彻底抛弃朝鲜，完全断绝对朝鲜的援助，同美韩站在一条战线上制裁朝鲜，甚至明确支持韩国统一朝鲜。这主要是中国极端的自由派学者的观点，这种观点在网络上有很多支持者。其中，赵楚的一篇文章非常著名，很具有代表性。赵楚认为中国的对朝政策已经彻底失败，中国自身的战略思维和政策存在重大失误，应该进行检讨。朝鲜对中国已经起不到任何战略缓冲作用，中国不要再以虚假的意识形态和陈旧的冷战式地缘战略思维来指导中国外交。他还提到，中国的职业外交思维和战略，一直让位于意识形态的对抗措施，并且中共的外联部门出于自身利益排斥了职业外交官的专业思维。邓聿文的观点比赵楚要温和，认为中国应该考虑放弃朝鲜，促成半岛统一有利瓦解美日韩的战略同盟关系，缓解中国东北亚的地缘政治压力，并有利台湾问题的解决，中国也可以在朝鲜培植一个亲华政权，并对其承诺安全保障。

　　尽管无条件支持朝鲜论者、弃朝论者的观点截然相反，处于政治光谱的两个极端，但是二者有一些相似之处。一是语言非常激进，二是他们都是以某种意识形态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国际关系学者考虑问题的基点，应该是国家利益，而非单纯的意识形态，不能过于极端、要保持冷静。国家利益没有阶级性，分析国家利益时不能带有意识形态色彩。当然，这两种极端观点，也缺乏政策影响力，不会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过多地进行讨论没有意义。

　　因此，中国学界的辩论，主要集中体现在现状维持论者、有限制裁论者、积极制裁论者、现实主义论者四类学者之间的争论。官方认为，中国的对朝政策主要有三大目标：维护朝鲜半岛无核化、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争端、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这三点也是中国在东北亚的基本国家利益所在。“反对朝鲜搞核武器”这肯定是官方与学者的共识，但问题在于如何反对?朝鲜第三次核试验后，引发的是中国学界对于如下两个问题的争论：一是上述三点中国是否做到了，或者说中国的对朝政策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二是在上述三点无法同时实现的情况下，哪个是最重要的，或者说应该优先努力实现哪一点。上述四类学者之间的分歧，主要体现在这两个问题上。

　　第一类是现状维持论者，其主要代表学者有阮宗泽、彭光谦，后来刘江永、陶文钊也曾经撰写文章对这种观点表示某种支持。大体上看，这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对朝政策并未失败，“失败论”的提出者是别有用心的，是“泼脏水”。彭光谦认为，导致朝鲜发展核武器的责任在于美韩，而不在于中国，所以中国对朝政策的框架不必做大的调整，中国也不必太过自责。刘江永认为，美韩对朝鲜的敌对政策导致了朝鲜的不安全感，应该反思的是美韩，而不是中国，而且制裁和高压不能让朝鲜就范，应该给朝鲜安全的国际环境的开放的经济政策。陶文钊认为，中国不必在制裁问题上有什么调整，中国已经严格遵守联合国决议，联合国决议并不要求切断与朝鲜的任何经济往来，中朝之间的经贸关系是两个邻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他们认为，中国的作用应该是继续扮演劝和促谈的角色，继续推动发挥六方会谈的作用。他们大多认为，在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和稳定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中国还是应该优先考虑半岛的稳定问题，应该尽量地支持朝鲜政权，防止朝鲜内部发生混乱。

　　第二类是有限制裁论者，其主要代表学者有时殷弘、朱锋、沈丁立、薛理泰，等等。此外广受民众欢迎的报纸《环球时报》，这次也持类似观点。这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对朝政策不需打破原有的架构，但应该做一些调整，放纵朝鲜与压垮朝鲜都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应该表明立场，坚决反对朝鲜核试验，对朝鲜给以必要的警告，但警告应该是友好的。中国不能再无条件地袒护朝鲜，未来中国既有可能严厉制裁朝鲜，也有可能对朝鲜释放善意，但这取决于朝鲜的做法。如果朝鲜继续一意孤行，那么中国就应该逐渐加紧制裁，但仅制裁又不一定能够起作用，中国还是应该以劝和促谈的方式为主。同时，中国应该加强与美韩的合作，但不能加入美韩阵营，同时注意美国利用朝核问题继续遏制中国的企图。总之，这些学者并不认为中国对朝政策是失败的，朝鲜依然是中国的一张牌，中国的对朝政策应该进行积极调整，但应继续保持友好关系。时殷弘尤其强调，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单边制裁”，但严厉制裁朝鲜是极其不明智的，不到万不得已不能抛弃朝鲜。薛理泰认为现在中国面对的是一个有核的朝鲜，想制裁的话务必要“慎而又慎”。

　　第三类是积极制裁论者，代表学者有张琏瑰、贾庆国、李开盛，他们的观点大体相似，都是从朝鲜拥核对中国的负面作用来要求中国进行积极反省。张琏瑰认为，中国对朝政策虽然不能说失败，但也不是很成功，因为中国的三大目标无核化、和平、稳定一个都没有实现。目前时代已经发生变化，朝鲜对中国的战略缓冲地价值已大不如前，甚至已经成为了中国的战略负资产，而且朝鲜也正在试图排除中国对其影响力。在无核化、稳定二者不能兼得的情况下，我们对无核化的考虑要优先于稳定。朝鲜发展核武器是一个既定政策，不是美国“刺激”出来的，朝鲜会不遗余力地发展核武器，而不是将其作为谈判筹码。朝鲜的第三轮核试验对中国来说是很大的威胁，可能会导致环境污染，也有可能会导致韩、日走上拥核道路，因此中国应该对朝鲜施加压力。中国的制裁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应该比较严厉、严格地制裁，但可以只将制裁范围限制在军用物资(如石油)，而暂时不减少民用物资的援助。张琏瑰在2013年甚至预测朝鲜半岛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是80%，中国不可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中国应该未雨绸缪。贾庆国分析了朝鲜核武器对中国的环境、地缘政治、国际安全造成的威胁，认为朝鲜对中国的地缘政治价值已经很小，中国应该坚决反对朝鲜发展核武器。甚至贾庆国告诫韩国要扩充军事力量、做好战斗准备，一旦朝鲜挑衅韩国，美国或中国应该给以韩国援助。李开盛认为，朝鲜只会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一步蒙羞，崩溃的可能性存在，这将导致中国丧失持续数十年的地理缓冲空间，并给东北亚局势以及中国外交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与严峻挑战，因此中国应在核问题、对朝援助方面采取更加坚决的态度，在意识形态方面与朝鲜进行切割，并通过发展对韩关系在东北亚建立新的战略支点。上述观点似乎在网络上有较多的支持者，但目前中国政府尚未完全按照这种主张来调整其政策。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观点非常独特，就是以阎学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阎学通认为，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和国际社会根本就没办法阻止朝鲜拥核，2013年阎学通预测朝鲜肯定会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当朝鲜完成弹头小型化的试验之后，很可能以停止核试验为砝码与有关国家进行一次政治交易。朝鲜可能会把一次本不需要进行的核试验拿出来与有关国家进行交换，即通报有关国家将进行核试验，如果各国解除制裁就不进行那次核试验。明知这是朝鲜的策略，但为了政治上的正确，不承担朝鲜进行核试验的责任，有些国家将只好接受朝鲜的要求。不过，在最后一次不必要的核试验来临之前，朝鲜显然还得进行核试验。日本是受益者，显然会利用朝鲜核实验增强其修改和平宪法的合法性，美国获益虽不大但也有一点，美国宁愿让朝鲜有核武器也不会与朝鲜签订和平协定。俄罗斯、中国和韩国又怎么能变害为利呢?换句话说，将朝鲜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敌人对我国有利，还是让朝鲜成为一个拥核但不反华的国家对我有利?我们应该分析中国领导人、决策者面临的两难是什么，然后才能得出什么策略对中国相对更为有利。阎学通认为，上述几种观点主张虽然对立，但立论逻辑都是以绝对损失角度为分析基础。我们需要相对损失较小的角度进行分析，如果没有获得绝对收益的选择，什么政策才是损失最小的选择?可行性是政策研究与理论研究的重大区别，有用政策建议不是逻辑完整，而是有操作性。

　　以上是各位学者在2013年2月—5月之间的公开观点，朝鲜第四次核试验之后，或许他们又会发生某些变化。中国政府可能也会微妙地调整政策，以下是可能的转变。

　　1. 中国政府不太可能根本性地调整对朝政策，不会加大制裁力度，不会减少粮食援助。从外交部发言人今天的表态中就可以看出，中国的语气要弱于2009年第二次、2013年第三次朝鲜核试验。一旦朝鲜政权面临崩溃，对中国的危害更大，因此中国肯定会继续援助和支持。

　　2. 目前中国政府的政策是介于“维持现状”与“有限制裁”之间。尽管进行了制裁，但基本上是表面性的。中国制订了一些军事预案，防止朝鲜半岛局势发生突变。第四次核试验之后，可能会进一步向“有限制裁”转变，但不会有较大转变，不会进行“积极制裁”。

　　3. 朝鲜核试验并非导致中朝关系变坏的原因，中朝关系变坏也未必是导致朝鲜进行核试验的原因。中朝关系变坏，主要是因为2012年初金正恩上台，以及2013年底朝鲜内政动荡(张成泽)被处死，与朝鲜二、三次核试验的节点距离很远。同时，朝鲜发展核武器是既定政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阻止，无论中国对朝鲜采取何种政策，朝鲜都会那样做，因此中朝关系变坏也不一定是导致朝鲜进行核试验的原因。换句话说，未来中朝关系改善的可能性依然是有的，中国表面上谴责，但实际上还是会支持的，至少要有粮食援助。

　　4. 中国现在的对朝政策，并非基于意识形态与政权合法性，完全是基于地缘政治现实主义。朝鲜发展核武器对中国安全环境有影响，但朝鲜内政动荡和政权崩溃，危害更大。

　　5. 在中国没有能力阻止朝鲜继续开发核能力的情况下，口头上“坚决反对”已经无法奏效的前提下，中国的政策重心应该是减少对中国的损失，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使得中国利益最大化。

来源时间：2016/1/10   发布时间：2016/1/9

旧文章ID：8313

作者：于洪君  来源：察哈尔学会

　　中国外交同以往相比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和活跃，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于洪君指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近年来在外交方面做出一系列重大创新。过去相当一段时期，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世界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差异性、矛盾性甚至是对立性，现在则更多着眼于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相关性，即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包括利益的共同性，文明的互补性，制度的兼容性，这是我们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一个重大突破。

　　「合作共赢」理念更符国际诉求

　　于洪君认为，当代中国外交，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方面，都已超越了一般意义的「和平友好」和传统概念中的「和平共处」，开始突出更符合当今世界潮流、更符合人类社会共同诉求的「合作共赢」理念，并与此相适应提出「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系列概念。以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奋力高举和平与合作的大旗，提倡「新安全观」、「新秩序观」、「新合作观」和「新义利观」，「这些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将指导我们的对外关系，成为我们处理国际事务的重要准则。」

　　一些人看到中国外交积极进取，主动活跃，质疑中国咄咄逼人，要挑战国际秩序，要跟美国争夺世界事务主导权。于洪君认为，这些猜测是一种偏见。「我们的真实意图是要通过我们自身的发展带动周边国家的发展，『一带一路』计划就是要动员相关国家共同努力，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和共同进步。」

　　避免重蹈二战后美苏对抗覆辙

　　于洪君认为，当今国际格局和力量对比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美、俄、欧四大力量中心并存格局已经形成。「从历史角度看，国际关系中的四边形结构最不稳固，最容易扭曲为两极对立和选边站队。如何避免历史上的两极对抗或两大阵营对垒，已成为当下需要充分关注和认真思索的新问题。」这位资深外交官提醒道：「事实上，目前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已经出现两极分化迹象。国际局势越是复杂越要保持高度警惕，越要汲取历史教训，越要引导国际关系健康发展。

　　国际社会一定要避免重蹈一战前协约国与同盟国分庭抗礼的旧辙，避免重走二战后美苏两大阵营相互对抗的老路。中国在强劲崛起，既要处理好与美、俄、欧的双边关系，也要把握好中美俄、中美欧和中俄欧几组三角关系，勇于担当维护世界安全和稳定的历史责任。」

　　「总的看，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国际感召力持续增大，外交任务更加繁重和艰巨，机遇与压力、风险与挑战同时存在，须以更具建设性、更有责任感的新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在维护自身安全发展利益方面，要毫不犹豫，毫不退缩，毫不妥协，在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时，要敢于担当，敢于作为，敢于负责，作出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于洪君，吉林省农安县人。先后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曾在俄罗斯顿河罗斯托夫大学做过高级访问学者。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暨南大学、广西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

　　于洪君为国际问题专家，过去长期主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问题，目前重点研究现代国际关系，世界政党政治，当代中国外交。

　　于洪君同时又是职业外交官，曾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兼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并担任过中国驻哈萨克斯坦大使馆一等秘书，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现为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同时出任国际金融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国家行政学院国家战略研究中心顾问。

来源时间：2016/1/10   发布时间：2016/1/9

旧文章ID：8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