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来辉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导读：近期，中美之间是否有可能重建，双方矛盾应当如何认知的话题成为热门。在现实中，亚洲地区安全问题、经济自主性等问题，几乎是不可能妥协和让步的领域，在这些议题之外，气候似乎成为少有的双方可以合作，而且必须合作的领域。那么，中美气候合作目前是怎样的局面?有保留了多少合作空间?本文从美国外交方式转变的角度，阐述了对双方在这一领域的关系。

在拜登当选之后，美国政府忽视气候问题的总体立场有所转变，但采取了一种“照单点菜”式的对外合作方式，即不讨论国际秩序问题，而在具体问题上进行探讨。但即使是讨论具体项目，美国也并没有改变维护主导地位的行为方式，而是一直有所选择地动用政策工具，运用多边机制和单边制裁等。从美国当前的竞争框架来看，这一手段可以说是美国应对霸权衰退的一种权宜之计。

当前在环境领域，美国存在一些理性的声音，他们指出，在环境问题上，西方不可能放弃与中国合作，而中国也并非是在美国的推动下才能完成气候承诺，新兴国家在气候问题上也应当得到更多的尊重和平等对待。因此，气候问题与其他问题一样，只有实现“真正的多边主义”，才可能释放各国的合作潜力，实现减碳目标。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本文原刊于《国外理论动态》，仅代表作者观点。

中美气候博弈中的权力与责任

1 引言

中美关系对于全球治理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中美作为两个经济大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全球治理进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气候议题合作曾经是中美双边关系中的一个突出亮点，两国对于引领全球气候治理作出了突出贡献。尤其是2014年11月12日签署的《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对于推动达成《巴黎协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拜登领导的民主党政府上台后，纠正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否定气候科学以及退出《巴黎协定》的政策。拜登政府大力倡导美国减排，还试图充当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推动者，中美在气候领域的合作有所进展。2021年4月15日至16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上海与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举行会谈，会谈后双方发表了《中美应对气候危机联合声明》，表示两国将在应对气候危机问题上“致力于相互合作”。2021年8月31日至9月3日，克里再度访华，中美两国就中美气候变化合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文简称《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等交换意见。2021年11月10日，《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期间，中美双方发布《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承诺双方将在未来10年“根据不同国情，各自、携手并与其他国家一道加强并加速旨在缩小差距的气候行动与合作”。2021年11月16日，习近平主席在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视频会晤时明确表示，“气候变化完全可以成为中美新的合作亮点”。

虽然从表面上看，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气候合作似乎迎来了新机遇，但是实际上依然存在巨大的挑战。尽管拜登政府一再表示要在气候议题上与中国开展合作，但是在整体战略上却一直把中国视为“国际秩序的挑战者”。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强调，气候变化是美中关系的一个“独立问题”，尽管美国同中国存在许多严重分歧，但美方不会用这些问题同中国就气候变化议题做交易。然而，这是不现实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出，中美在具体领域的合作“必然与整体的中美关系息息相关”，“希望美方能够为中美在重要领域的协调与合作创造有利条件”。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文章认为，这意味着中国不会区别对待气候合作：其参与减缓全球变暖努力的行动将视其外国对话者在其他领域所采取的立场和行动而定。2022年8月5日，针对美国国会众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的挑衅，中国外交部发布了八项反制措施，其中第八项就是不得不“暂停中美气候变化商谈”。如何理解中美气候合作与中美关系存在分歧的这种状况?中美气候合作的障碍到底是什么?导致这一障碍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2 关于中美气候合作的两种观点

从目前文献的观点来看，中美气候合作的前景确实不尽乐观。关于是何种因素构成了合作的主要阻碍，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观点认为，在全面战略竞争的框架下，美国拜登政府当前的政策更多是为了追求国际气候政治方面的权力，而不是与中国共同履行全球气候治理的责任。这种观点强调，随着大国竞争的态势日益明显，大国之间会出现围绕气候变化开展竞争与合作的复杂局面。有国内学者认为，拜登政府的主要动力还是在于争夺气候治理的领导权，而不是积极履行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还有学者认为，美国采取的是“限制性气候合作”策略，中美在气候治理领导权、全球低碳标准领域存在竞争。美国学者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则进一步提出，中美不可能在环境和气候变化领域实现合作，因为美国不会容忍中国在新能源技术上获得优势。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新能源技术优势对于中美两国而言都很重要。上述观点的核心在于，因为中美在气候议题上的竞争性因素超过了合作性因素，所以中美气候合作不可能走得太远。

目前来看，中美气候博弈的主要矛盾似乎并不是对所谓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的竞争。其中突出的例子是拜登政府上台后不久，就在2021年4月主持召开领导人气候峰会，宣示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领导地位。此前，中国和欧盟在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的背景下一直坚持引领全球气候合作向前发展。面对拜登政府的气候主张，尽管中国同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在参加此次峰会之前专门举行视频会议重申并协调了中欧的气候政策立场，但是依然都参加了美国主导的此次峰会。另外，中美两国尽管在低碳产业政策和技术标准竞争上存在一些摩擦，但是目前并未构成影响中美合作的主要障碍。

第二种观点认为，当前国际秩序正处于转型期，大国竞争日趋激烈，因此不大可能形成有效的全球治理。比如，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在2020年7月发布访谈报告认为，当前国际制度和全球治理陷入低谷，国际机构日益陷入困境。人们对国际机构的信心受到削弱，主要大国的政府都倾向于限制国际机构的作用，并对国际合作持悲观预期。

具体到中美关系，有学者认为中美之间存在一种所谓的“全球治理武器化”(weaponiza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倾向，这给全球治理带来了挑战。比如，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教授安德鲁·埃里克森(Andrew S.Erickson)和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加布里埃尔·柯林斯(Gabriel Collins)于2021年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题为《与中国竞争可以拯救地球——压力而非伙伴关系将激励在气候变化上的进步》的文章认为，在拜登政府希望开展气候合作的背景下，中国试图将气候议题与其他问题进行捆绑，从而获得更大回报，“中国知道自己对于任何遏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全面国际努力至关重要，因此尝试利用这种影响力来推进自身在其他领域的利益”。埃里克森和柯林斯关注到欧盟自2021年2月以来在碳边境税等问题上的态度转变，认为“中国已经在引导美国的主要伙伴在同中国的气候互动中有所保留”，进而推测中国“很可能想要得到美国及其盟友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妥协”。基于上述逻辑，他们认为美国对华气候合作不可能取得积极成果，相反还可能对全球气候治理有害，因此建议美国在气候议题上采取对华强硬施压的做法，而不是一味寻求合作。实际上，这种观点片面地认为，在中美竞争背景下，中国是在利用“排放权力”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美国不应当支持这一做法，相反，美国应将中美气候合作独立于其他领域予以推进。

上述两种观点都认为中美气候博弈中显然存在权力与责任的失衡，只是对于中美各自在失衡方面的表现有不同的认识。基于对上述观点的考察，本文试图发展一种新的观点，以此解释拜登政府上台后中美气候博弈所面临的主要障碍。本文认为，随着美国的霸权地位发生变化，美国的外交政策逻辑也发生了重要改变，“照单点菜式”外交成为其在秩序转型过程中暂时维持秩序的选择。“照单点菜式”外交具体表现为美国政府只是在某些议题上选择性地与他国进行对话和接触，但在其他议题上则保持强硬和对抗，拒绝在整体上将对方视为平等的合作伙伴。这种外交政策在中美气候博弈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也一度发挥过作用。尽管拜登政府多次强调在气候议题上与中国开展双边合作的必要性，但在整体上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强硬态度，导致中美关系不断恶化。在当前的形势下，尽管中美气候合作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美国政府的选择性合作逻辑日益成为阻碍双方气候合作向前发展的主要因素。

3 中美气候合作的主要障碍：照单点菜式外交

(一)气候合作与美国对华政策的内在矛盾性

在特朗普执政时期，美国政府开始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推动全方位对华强硬政策，甚至提出与中国“脱钩”的政策理念。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国内有不少理性的声音表示，如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美国还需要与中国合作，那么中美就不能完全脱钩，在脱钩政策与气候政策之间存在一种“两难困境”。但是，特朗普代表的美国共和党历来是“气候怀疑论”的大本营，特朗普政府不仅退出了《巴黎协定》，而且在2017年12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删除了此前一直保留的气候变化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等相关表述。

2021年1月拜登就任总统后，他领导美国政府重新回归了此前民主党对待气候议题的政策传统。正因为如此，2021年3月，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J.Blinken)在对华外交问题上明确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政策方向：“该合作的时候合作，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该对抗的时候对抗。”

其实早在2016年7月，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的竞选党纲，就要求将“管控中国崛起”列为下届民主党政府所要面临的复杂挑战之一，同时也寻求与中国在气候变化等领域进行合作，表示“我们也将寻求在一些领域进行合作，包括抗击气候变化和防止核扩散”。正因为如此，拜登政府继续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将中国界定为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2021年3月，美国政府发布《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指出：“中国是唯一可能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相结合，以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提出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继续强调“大国竞争”，认为中国是唯一既有实力又有意图重塑国际秩序的国家。

在遏制“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挑战”的总体框架下又试图在气候等少数领域寻求与中国合作，这已经成为拜登政府当前对华政策的突出特点。这一点在拜登政府的战略文件中得到了显著体现，比如，美国政府2022年2月发布的《美国印太战略》文件强调：“中国对印太地区稳定、繁荣构成挑战。未来10年，美国及其盟友的集体行动将决定‘中国是否能成功改变规则规范’，……美国还寻求与中国展开负责任的竞争，将进一步密切与盟友、伙伴合作，但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等领域也同时寻求与中国合作。美国认为，任何国家都不能因为双边分歧而拒绝在重大全球性问题上进行合作，因为这不符合印太地区和更广泛的全球利益。”2022年5月，布林肯在发表对华政策演讲中，一方面声称“中国是唯一不仅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其日益增强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又使之具备这样做的能力的国家”，另一方面又强调“中国是全球经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我们应对从气候到新冠疫情等各种挑战的能力的一部分。简言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美国和中国都不得不与对方打交道”。

在对华气候合作问题上体现的这种矛盾性，并不局限于美国，而是普遍存在于整个西方世界之中。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曾经指出，西方国家在与中国开展气候合作时必然将是充满矛盾的，因为西方国家与中国在人权和地缘政治等许多方面还存在分歧。

(二)“照单点菜式多边主义”的提出及其影响

从理论上看，拜登政府这种显然充满矛盾的对华政策，背后有着更加深刻的思想根源，反映了美国部分精英在面对美国失去霸权地位之后为应对世界事务所采取的一种整体性的办法。这种观点认为，美国可以根据不同问题领域开展国际合作，而不必形成一个全面的主导机制或者关于秩序的概念。

上述思想出自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前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在2008年《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无极化的世界：美国主导之后的将是什么》的文章。哈斯认为，在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之后将出现一个无极化的世界，而无极性会使外交事务变得非常复杂。一个无极性的世界不仅涉及更多的参与者，而且缺乏更可预测的固定结构和关系。此时的国际关系将变得更具选择性和情境性，将其他国家归类为盟友或对手将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其他国家会在一些问题上选择合作，而在另一些问题上选择抵制。总之，美国将不再享受之前那种要求其他国家“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的外交政策特权。因此，哈斯认为，除了协商和联盟建设，美国还应该重视“在可能的情况下鼓励合作并保护这种合作免受不可避免的分歧的影响的外交方式”。正因为如此，哈斯总结认为：“照单点菜式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 à la carte)很可能将成为当前的秩序。”

在2016年出版的《失序时代：全球旧秩序的崩溃与新秩序的重塑》一书中，哈斯继续坚持了这一观点。他提出，中国“做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意味着“中美两国政府共同制定规则、确定协议，充实这个时代合法性的内容，设定现实的具体目标”。但是这一方法需要“相当耗时的相互磋商”，也需要放弃冷战时期议题关联的做法。哈斯的建议是：“将外交目标确定为，在分歧不可避免之处，保持甚至扩大合作领域。”

“照单点菜式多边主义”概念在美国得到了进一步传播。在美国评论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的畅销书《后美国世界：大国崛起的经济新秩序时代》中，这被认为是“新时代新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扎卡利亚说道：“任何制度或组织都不可能永远恰当，也没有一种框架是完美无缺的。有的问题要由联合国来解决，有的问题则也许离不开北约，有的问题则可能要由美洲国家组织出面才行。在气候变化等新问题上，也许组成一个包括私有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的新同盟最管用。”

这种按照逐个问题展开、建立具有临时性质的伙伴关系的“照单点菜式多边主义”，本质上是美国拒绝与新兴国家共同构建新时期世界秩序，以期维护其日渐式微的霸权地位的权宜之计。美国试图继续维持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排斥新兴国家获得权力与合法性的机会，但是又希望通过自身的优势地位要求各方参与功能性的合作。

哈斯指出，除了“照单点菜式多边主义”，在理论上还存在两种可能促进合作的路径：其一，形成全面的新秩序安排;其二，采取“议题关联”的手段，即同时将分歧少和分歧大的不同议题捆绑起来谈判。但是，哈斯否定了这两种方案。一方面，他认为在处理像气候变化这样的急迫议题时无法等待形成一个全面的新秩序安排，因为这样“太耗时间了”。另一方面，哈斯也反对“议题关联”的做法，认为这样会导致“孤注一掷”、全盘皆输的局面。哈斯的想法是明确将“照单点菜式多边主义”只作为暂时性的做法，先选择性地开展并巩固合作，确保国际社会能够及时应对地区和全球的共同挑战。此外，他更多的是从美国外交政策的角度展开分析，认为美国要对自身的行为有所约束，控制其制裁的范围，比如不对他国的人权问题实施经济制裁。显然，在哈斯看来，真正具备这种“议题关联”谈判能力的是在政治经济方面都有优势地位的美国，而不是其他国家，所以他认为应该克制的是美国。

值得注意的是，哈斯明确反对美国采取对华遏制政策，这应该是在“照单点菜式”外交政策下促进合作的前提条件。哈斯认为，“当今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须齐心协力阻止大国间的对抗与竞争”;“美国在塑造与中国、俄罗斯的关系中所面临的挑战是，要阻止其谋求走一条会导致新冷战甚至更糟糕局势的道路，同时不能产生对抗关系，以免妨碍开展选择性合作和其他合作，影响共同应对全球性和区域性挑战”。然而，从当前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实践来看，哈斯的意见显然没有得到全面和充分的重视。

(三)美国霸权与全球气候治理

从拜登政府的角度来看，中美之间的这种“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状态似乎并无矛盾之处。美国认定中国对于美式价值观以及国际秩序是“严重的挑战者”，因此必须予以遏制，与此同时，美国基于自身对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判断，又不得不与中国在气候变化领域开展合作，这似乎又是理性的做法。

首先，在拜登政府的“大国竞争”战略框架下，所谓的竞争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竞争，而是大国在秩序混乱的状态下关系生死存亡的较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当前拜登政府的这种战略框架可以被视为美国在三种不同历史时期认知的混合体，它们分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关于生死存亡的恐惧感、二战后立即开始建立秩序的傲慢情绪，以及在冷战时期的普遍焦虑情绪。但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时代背景是气候变化对人类整体构成生存挑战，并不是地缘政治冲突构成首要的生存危机。基于错误的历史类比建立起来的宏观战略框架，注定会产生病态的政策结果，其中最重要的是产生无限敌对的前景。正因为如此，美国所谓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状态，其中的“竞争”充满对立与对抗色彩，有着压倒性优势，而“合作”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根本无法在“大国竞争”的战略框架中占据主要地位。

其次，美国的这种外交思维方式本身就是霸权的体现。从历史上看，美国霸权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是随着不同政党交替上台而在领导者与否决者角色之间摇摆的。这具体取决于美国国内如何看待相关的议题以及国际制度的形式，进而评估其对美国国内利益的影响。即使在拥护全球环境合作的时期，美国也因为自身长期占据的优势地位，可以任意地使用权力手段来实现目标。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者罗伯特·福克纳(Robert Falkner)认为，自1972年第一次联合国环境会议以来，美国就一直采取“照单点菜”方式选择政策工具来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具体表现为综合使用多边环境政策的制定以及单边威胁和制裁的手段。而且，福克纳认为，随着美国霸权地位的增强，这种政策倾向将更加明显。

拜登政府承担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角色有一个潜在假定：世界需要美国来提供选择性激励，对其他国家的搭便车行为进行惩罚。但是，从历史上看，美国恰恰是严重存在搭便车行为的国家，而其他大多数国家都在美国退出的情况下坚持行动。在国际气候谈判的进程中，美国政府对多边主义的态度多次发生剧烈摇摆，造成了巨大的破坏。1990年代，美国一度发挥了积极的领导作用，与其他发达国家一起有力推动了《京都议定书》谈判的成功。但是，进入21世纪以后，小布什政府以中国和印度等国未承担减排义务为由退出了《京都议定书》，受此影响，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也跟随美国退出。在2009年奥巴马总统上台后，美国重新回归克林顿政府的政策，与中国和欧盟一道成为国际气候谈判进程的推动者。但是，在2017至2020年期间，特朗普政府使得美国彻底沦为“不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在气候领域的不作为是其最为典型的表现。美国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斯图尔特·帕特里克(Stewart Patrick)曾经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提出了非常严厉的批评：“特朗普政府在气候变化领域的‘鸵鸟政策’，集中体现了美国从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向不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转变。2017年6月，这位否认气候变化的美国总统宣布将退出《巴黎协定》。此后，他取消了100多项奥巴马时代的环保规定，包括汽车能效标准和发电厂排放限制，同时加紧推广化石燃料。……相反，中国则正在带头发展清洁能源技术。”当然，无论是小布什还是特朗普，美国共和党政府在气候政策方面的保守立场归根结底是基于老布什总统在1992年曾经表达的观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不容谈判。”

当前中美在气候领域无法取得有效进展，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拜登政府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华政策并没有走向全面对抗和竞争，所以中美在气候领域的合作能够取得积极的进展。但是，到了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对华遏制政策日益凸显，中美气候合作的基本前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此观之，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与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出现了本质上的区别。所以，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将当前中美气候合作遇阻的原因简单归咎于中方，显然是未能意识到问题的本质。随着美国霸权的持续衰落，中美实力对比不断发生变化，美国若要继续维持原有的外交政策，必将遭到越来越强大的抵制。

4 跨越中美气候合作的障碍

(一)中美气候合作是全球治理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

气候变化问题在国际社会引起关注恰逢冷战即将结束之际，与全球治理概念的兴起几乎处于同一时期。气候变化问题的全球性和复杂性也推动了人们对全球治理必要性的认识。关于环境问题的大量著作都认为，全球气候和生态危机必将推动“一场政治空间的重新布局”，“开启人们对全球政治秩序性质的新认识”。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全球气候治理长期迟滞不前，无论是在有效性还是公平性方面，都未能取得预期的进展。

正如两位西方学者在2013年所指出的那样，当前围绕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展开的博弈，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被认为是中美两个大国关于全球秩序性质(nature of global order)的一场超级大较量。气候变化谈判进展缓慢“不仅是因为气候问题本身的政治因素，也是因为大国之间在物质权力结构、规范信仰和秩序管理方面缺乏新的政治谈判。如果不开展一个宏大的政治谈判，全球气候治理永远只能以零敲碎打的方式取得进展”。

当前，拜登政府如果认为可以避免发生权力转移和秩序转型，同时又避免气候危机，那显然是过于自信和乐观了。意大利左翼政治经济学家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曾经警告，如果当前的国际体系最终面临灾难性崩溃，那首先是因为美国拒绝调整和包容，相反，美国对东亚地区新兴经济大国的调整和包容是实现向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转型从而避免灾难的关键条件。加拿大约克大学学者陈宗翼认为，特朗普政府时期，中美关系以及全球治理陷入了僵局，如果说从这个僵局中可以实现某种关键的变化的话，那么其前景也是不确定的：要么陷入危机与崩溃，要么实现根本性的秩序转型。

“照单点菜式多边主义”存在明显的工具主义特征，没有对新兴国家给予必要的承认和尊重，最终必然遭到反对。2009年，布鲁金斯学会的布鲁斯·琼斯(Bruce Jones)等人就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在《权力与责任：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一书中，他们明确写道：“将新兴国家排除在更大的全球治理的主导机制之外，已经导致它们在解决各种问题的论坛中减少了合作。它们在个案基础上的临时参与，并不是一个有效的替代办法。在解决我们面对的全球问题上，这些国家必须成为解决办法的一部分，因为它们拥有解决这些问题所需要的资源和能力。”而且，在琼斯等人看来，新兴国家使用自身的权力资源进行合理的反应是可以预期到的，因为“新兴国家在许多问题上拥有阻断的权力。对它们的全面承认和给予更多的尊重，将会减少它们使用这种阻断权力的动机”。既然拜登政府否定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积极作用，那么两国在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中的合作显然就并不被美国认为是国际秩序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对于拜登政府“照单点菜式”外交方式提出抵制，显然是合理与正当的。

(二)中国通过主动提出“双碳”目标摆脱传统博弈模式

自1997年美国国会通过《伯德—哈格尔决议》(“Byrd-Hagel Resolution”)以来，美国一直流行一种宣称气候变化问题是“中国问题”的观点，这一观点推断，美欧等西方国家必须采取某种政治或经济手段，通过向中国施加压力来促使后者采取行动。当前，拜登政府对华气候政策的一个潜在假定是，只有美国才能提供必要的激励来推动中国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

但是，美国主导全球气候治理的能力和地位已经明显下降。随着美国在国内行动方面的政治体制缺陷日益凸显，美国正逐渐失去在气候议题上塑造领导权的能力。正如英国学者巴里·布赞(Barry Buzan)所认为的那样，美国内部在气候政策问题上四分五裂，两大主要政党意见分歧严重，无法在民主党政府与共和党政府之间制定或维持连续性政策，导致当前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实际上仍然处于领导力真空状态。

特别重要的是，《巴黎协定》的达成，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巴黎协定》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大国行动的新合作框架，主要大国都应该各自采取无条件的行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通过主动提出“双碳”目标已经确立了自身行动的责任。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提出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目标。中国作出的承诺，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图兹对此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就凭这不算长的两句话，中国领导人有可能改变了人类未来发展的前景”，因为“气候模型专家做出计算并得出结论：如果中国全面落实承诺，这一新承诺就能把全球气温的预期升幅减少0.2至0.3℃。这是自模型出现以来最大幅度的向好变化”。更重要的是，图兹认为，与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时相比，2020年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美国不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正如习近平在9月22日明确指出的，就人类面临的最重要的集体问题而言，主要参与者不再等待。如果美国加入脱碳列车，那当然好。美国对联合国气候外交的建设性贡献将是最受欢迎的。但是，美国是决定性声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中国和欧洲正在(与美国)脱钩”。

但是，在美国方面看来，如果没有美国在其中发挥某种作用，中国不大可能兑现目前的承诺。比如，有美国学者就怀疑中国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可能性，认为这个承诺其实“根本无法实现、在国内强大利益集团的反对下无法实现或者——可能性更小的是——仅仅在其经济增长速度比普遍预期更迅速地放慢时才会自动实现”。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美国的外在强硬施压，中国才有可能兑现承诺。在其他国家的学者看来，这显然是一种明显的傲慢与自负。布赞认为，国际社会应该对中国现有的推动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气候承诺充满信心。他指出：“中国有充分优势将代际责任构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能够使之成为全人类共享的价值观。”此外，图兹也强调，西方应该认识到，中国目前采取了“最严肃的态度来解决气候危机。可以毫不夸大地说，人类的未来取决于北京气候政策的成功”。图兹认为：“历史表明，除了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他们别无选择。面对气候危机的生存威胁，合作的可能性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在图兹看来，西方世界不仅除了与中国进行气候合作以外别无选择，而且在合作中的地位只会日益降低。他这样写道：“今天，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和欧洲的总和。无论北京和其他亚洲新兴国家能够接受什么样的集体气候解决方案，西方都是次要的合作伙伴。”

5 结语

当前，中美之间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权力与责任问题依然存在明显的分歧，拜登政府的“照单点菜式”外交构成了当前中美气候合作的主要障碍。其中，美国气候合作策略的根源是所谓的“照单点菜式多边主义”。但是，与哈斯最初提出的概念不同，美国当前更加缺乏实施这一合作的条件，而且拜登政府又是在所谓“大国战略竞争”框架下将其与遏制中国的战略同时实施，最终必然遭到强烈反对。中方因为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而不得不暂停中美气候传统合作的做法，以及认为气候合作不能与双边关系大局分开的观点，并不是博弈论的“议题关联”做法，而是对美国拜登政府气候合作策略的合理反应。

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当前中美气候博弈中的权力与责任失衡非常重要的现实。“照单点菜式多边主义”只是美国在后单极时代维护自身日益消失的霸权地位的临时安排，其本质是拒绝与新兴国家共同构建适应时代需要的世界新秩序。相比之下，中国一直倡导奉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强调“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由于中美双方在全球气候治理中的权力与责任方面存在认识上的根本差异，中美气候合作要想取得有长远意义的进展仍然面临巨大的障碍。

当前，国际社会对中美气候合作抱有很高的预期。应该看到，美国正在日益失去对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领导力，尽管拜登政府正在努力对其加以修复。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领导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气候合作的前景。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大国，对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日益增强。其中，中国通过提出并积极采取行动实现“双碳”目标，体现出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全球领导力。中美之间只有实现真正的平等和尊重，走向真正的多边主义，两国气候合作的潜力才能够得到真正的释放，从而推动世界各国一道摆脱全球气候危机。

*文章原载《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1期。

来源时间：2023/4/12   发布时间：2023/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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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法意观天下

法意导言

产业政策已经成为拜登政府的一项重大议程。这似乎意味着，拜登试图扭转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评论记者亚历克斯·亚布隆于2023年4月5日在VOX网站上撰写《产业政策：拜登如何修复经济?》一文(原题为The origins of Biden’s most important policy, Explained)指出产业政策的历史由来已久，美国从未真正放弃产业政策。在作者看来，产业政策不仅是始终存在的事实，也是值得被提倡的一种做法。把经济全部交给资本家管理只会把资本都带向金融业而非实体产业，而后者恰恰是经济增长的真实源泉。拜登的经济团队押注于汉密尔顿早已阐明的事情：对实体经济的长期投资是必不可少的，但私人投资者可能不会提供这种投资。这就是政府可以——也应该——介入的地方。

在整个政治领域，人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乔·拜登总统正在做出一个急转弯，开始一个大胆的实验，并转向一个经济主流之外的治理框架：他正在接受产业政策，要求政府积极鼓励在公共和私营部门对新兴产业、新工厂、设备和研究进行投资。

通过一系列立法和行政部门的举措，拜登政府强调，它愿意卷起袖子，负责实体经济的投资决策：港口和货运扩张计划;清洁能源税收抵免和贷款;推动落后地区的制造业;以及为重建整个国内微芯片生态系统提供大量补贴;等等。

他的支持者们接受了诸如供给侧进步主义(supply-side progressivism)之类的标签，他们认为拜登的议程是一个大胆的新愿景，纠正了美国人在制定明确的国家经济战略方面的先天失败。批评者们则认为，与市场相比，政府无法更好地进行投资决策。根据意识形态或战略考虑而不是纯粹的经济因素来选择赢家和输家，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低效率。

那么，这个“实验”究竟有多新颖呢?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质疑以前的美国是否真的放弃了产业政策，也有理由怀疑拜登是否真的开始着手制定美国资本主义自由放任规则的一个例外。

产业政策可以说是美国对经济思想的贡献。政府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指导自由市场的进程——而不是让市场不受约束地运行;或者，在另一个极端，将市场置于国家的完全控制之下——这种想法在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所谓“黄金时代”达到了顶峰。尽管从20世纪70年代到2020年这数十年间，新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事实证明，产业政策是许多总统不愿放弃的强大工具——即使他们避免直接说出它的名字。

产业政策一直是美国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这并不是因为产业政策往往是通过经济发展重塑社会的有效手段，而是因为产业政策本身。

极其悠久的产业政策历史

拜登政府认为，产业政策不仅是一项合理的经济战略，也是一种缓解美国人对经济衰退焦虑的良方。

美国人的焦虑源于一种认识，即中国在一些关键的高科技领域已经超过了美国，而美国在去工业化过程中遭受了严重的痛苦。尽管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但在保持领先地位和确保广泛繁荣等方面，它发现自己正在遭受严重的挑战。甚至，美国在某些领域需要去追赶它的竞争对手。

稍微细看一下，美国建国时的情况与此类似。尽管当时13个殖民地的殖民者享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但工业革命的轰鸣不是在这里，而是在英国。这意味着昂贵的制成品绝大多数都是进口的，给国家财政造成了巨大的负担。

英国的经济实力是与其海军霸权相辅相成的，海军霸权威胁着新独立的美国与法国等主要经济体进行贸易的能力，而这些经济体往往对英国怀有敌意。资本投资所需的融资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政府债券市场，使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金融体系的中心。

因此，为了进行贸易，美国不仅要与一个刚刚进行过血腥独立战争的国家搞好关系，而且还要依赖这个国家提供贷款，以便在几乎任何领域进行投资。

美国开国元勋中的联邦党人阵营中有许多人(尤其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认为国家的道路不能完全由自由市场来决定。相反，他们认为，如果美国想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生存下去，政府就必须有意识地引发一场美国工业革命。

因此，他们创造了所谓的美国(或国家)系统(American System)。它包括高关税以促进国内制造业;以及举债资助的公共支出项目，如建设海军。海军不仅能保护国家安全，还保证了造船业和康涅狄格州早期军火工业等先进行业的收入。

如伊利运河(Erie Canal)这类的国内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了国内公司的运输和配送成本，同时也使得将独立的州合并为一个国家的努力成为可能。中央银行鼓励长期固定投资，而不是短期投机。

美国在这一基本的轨道上运行了两个世纪。这也是继英国之后几乎所有成功的工业化国家所采取的模式：19世纪的德国、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二战后的西欧和东亚，以及后改革开放后的中国。

正如经济记者乔·史塔威尔(Joe Studwell)在他的著作《亚洲大趋势：中国和新兴经济体的未来》(How Asia Works)中所写的那样，经济学家经常讲述一个把自由市场作为繁荣基础的故事。但在现实世界中，事实证明，汉密尔顿式的干预主义方法是实现持续增长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唯一正确途径。

从20世纪70年代到2008年，在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时代，产业政策明显失宠。在那个时期，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不寻求刺激工业增长，而是试图驯服让价格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上涨而过热的增长机器。

因此，两大党派的中央银行家、立法者和监管者没有推动大公司建造更多的工厂、生产更多的小部件，而是追求提高资本所有者回报率的改革：提高利率;降低最高所得税税率;放松金融管制;将曾经不断扩张的国有资产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的想法是，如果投资者确信他们能获得丰厚的回报，他们就会继续投资。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政策解决了20世纪70年代的大通胀，但这些政策在奖励积累私人财富的投资者方面做得太好了：正如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他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所证明的那样，新自由主义鼓励财富囤积，而不是生产性投资。

资本主义不能由资本家管理

博古睿研究院资本主义未来项目主任、经济史学家雅科夫·费金(Yakov Feygin)说，产业政策的核心是努力解决一个“经典凯恩斯主义的政治问题”：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最终是通过提高生产率的投资——但建设新工厂或购买新设备的前期成本巨大(尤其是在技术创新的阶段)，而回报即使最终到来，也是多年以后的事。

如果只有资本家才能决定何时投资，他们可能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由于未来需求和信贷状况的不可预测性，即使在价格飙升的情况下，也很难证明在关键行业扩大产能是合理的。他们担心出现“牛鞭效应”(bullwhip effect)，即投资者可能会为新工厂或设备投入资金，以应对价格上涨;但在真正开始新的生产之前，价格会下跌。

我们看到了这种动态的一个例子，即在2021年和2022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轻率的“资本纪律”将天然气和石油价格推得如此之高。我们通常认为，生产商将以增加产量来应对价格上涨，这最终应该会使价格回落。

但投资新产能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需要时间，而且在受战争和流行病影响的环境下，投资者可能不确定目前推动价格上涨的需求是否能持续足够长时间，以抵消新设备或新工厂的成本，因为新设备或工厂在几个月或几年之后才开始产生收入。

以出人意料的高价攫取利润则要安全得多，这正是公司股东去年大部分时间对能源公司的要求。换言之，就像费金所说：瓶颈是被激励的。

无论是好是坏，政府具有稳定投资周期的独特能力，并刺激厌恶风险的私人资本进行迫切需要但代价巨大的长期投资。

产业政策始终伴随我们

尽管拜登把重点放在了重建受损的供应链上，但正如费金所说的那样，“美国一直在做投资战略”(尽管在最近几年，这种冲动本应该消失)。

不妨以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领导下的曲速行动(Operation Warp Speed)为例，该行动保证了新冠病毒mRNA疫苗制造商的巨额收入：如果没有这项政策，辉瑞公司和莫德纳公司可能无法证明建立新工厂和分销网络的巨大成本是合理的。

在此之前，奥巴马政府的汽车业救助计划将整个美国汽车业从华尔街的短期清算主义的冲动中拯救了出来。布什政府支持房屋所有权的政策将新房建设推至数十年来的高点，而随着这些政策在2008年的危机中崩溃，住宅建筑业不得不承受十余年的低迷。

克林顿总统推动了高科技行业的发展，使工业从冷战结束的武器制造繁荣向民用经济平稳过渡。

产业政策的未来

拜登政府最近决定，如果半导体工厂想要获得联邦补贴，就必须提供儿童保育服务，许多经济评论人士对此进行了抨击。对一个旨在保护重要供应链的项目的儿童保育要求，似乎是一个被政治关切扭曲的产业政策的经典例子，是对民主党利益集团的无关安抚，甚至是伪装的社会工程。

但产业政策之所以对政策制定者有吸引力，恰恰是因为它可以为制定特别的社会愿景提供手段。正如历史学家蒂姆·巴克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所写的那样，二战后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以及美国大规模繁荣和郊区消费的生活方式应当更多地归功于一种特殊形式的产业政策——冷战军备建设和太空竞赛的军事凯恩斯主义——而不是被压抑的消费需求的激增推动了经济增长(这是一种主流叙事)。

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经济繁荣的顶峰时期，最大的制造业雇主不是以民用为重点的汽车行业，而是几乎完全由政府补贴的航空航天行业，该行业80%的业务是与国防部合作的。

通过观察宏观经济数据，巴克发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并没有像主流叙事所暗示的那样，显示出从投资密集的二战时代向私人消费的繁荣时期的过渡。相反，消费在经济中的份额停滞不前，而繁荣和萧条几乎完全与国防开支的增加相对应。

巴克的著作表明，美国梦建立在彻底军事化经济的基础之上。虽然经济学家通常将社会福利和国防开支视为相互竞争的宏观经济优先事项——枪炮对黄油(guns versus butter)——但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制造枪支的工作提供了大部分的黄油。想想典型的战后加州郊区的核心家庭：家庭中的父亲很可能是一名航空航天或国防工程师。

这可能会导致政客们做出一些愤世嫉俗的选择。当资本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初陷入危机时，尼克松告诉他的内阁成员，“私营部门最能推动经济，政府则要靠军队获得收入”。他敦促军事规划者寻找能够促进国内经济增长的战争开支形式。

战争开支帮助尼克松奖励和扩大了他的“沉默的大多数”(silent majority)的政治基础，这些人生活在郊区和阳光地带(Sunbelt)，那里的国防和航空航天工业蓬勃发展。当然，尼克松意识到，为维持国内繁荣而在一场不得人心的越南战争上增加开支在政治上具有爆炸性，他说：“不要在这个房间外讨论就业问题……不要就此写任何备忘录。”

费金认为，此时此刻，拜登可以“更明确地”使用投资支出来实现社会目标：美国的福利制度非常薄弱，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国家很弱。

政府通过推动对主导行业的投资，创造了福利国家中提供福利的工作岗位，比如儿童保育。这样做的目的是，其他行业的雇主会觉得有必要提供类似的福利来争夺劳动力。

工业支出也会产生巨大的区域影响，就像冷战时期的国防支出在加州或长岛等地所发挥的作用那样，也与拜登试图在以前因去工业化而遭受破坏的地区实施“基于地方”的“电池带”项目产生的影响类似。

拜登的产业政策只有在与新自由主义时代(当然，新自由主义时代也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相比较时才构成了一个明显的偏差。另一种看待它的方式是回归早期美国经济的根源或这些政策最终培育的20世纪中期的美国经济。

拜登的经济团队押注于汉密尔顿早已阐明的事情：对实体经济的长期投资是必不可少的，但私人投资者可能不会提供这种投资。这就是政府可以——也应该——介入的地方。

文章来源：

The origins of Biden’s most important policy, Explained，Vox, 2023.04.05

网络链接：

https://www.vox.com/policy/2023/4/5/23668755/industrial-policy-biden-chips

译者介绍：

邱劭文，华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2021级本科生，现为法意观天下编译组成员。

来源时间：2023/4/12   发布时间：2023/4/11

旧文章ID：29659

作者：李东辰 陈佳骏  来源：上海美国研究

4月4日，两场地方选举引发全美广泛关注。一场是芝加哥市市长选举，在两位民主党人的内斗中，进步派候选人布兰登·约翰逊(Brandon Johnson)出人意料地以近3个百分点的优势击败了立场更为保守的保罗·瓦拉斯(Paul Vallas)。尽管3个百分点的优势并7算大，但在选前，选举舆论环境明显不利于约翰逊，包括声誉堪忧的进步派现任市长萝莉·莱福特在首轮选举中遭淘汰;莱福特治下芝加哥治安混乱，以及瓦拉斯在犯罪问题上长期占优等等。因此，约翰逊能够获胜对于民主党来说绝对是意外之喜。

另一场是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法官选举，自由派法官候选人珍妮特·普罗塔塞维茨(Janet Protasiewicz)以11个百分点的巨大优势击败保守派对手丹尼尔·凯利(Daniel Kelly)，使该州最高法院15年来首次朝着进步的方向倾斜。长期以来，威斯康辛州都是一个被个位数百分比优势所决定的。普罗塔塞维茨的获胜是民主党近年来在威斯康辛州全州选举的最佳战绩。不过，该场选举也是美国历史上最昂贵的州司法机构竞选，支出超过4200万美元，民主党为普罗塔塞维茨付出了不少代价。普罗塔塞维茨声称要比其保守派对手凯利多600万美元竞选资金的优势。选举结果出炉后，美国自由派主流舆论不仅“惊讶”于进步派的全面胜出，更是“欢呼”民主党走对了竞选路线。

一、两场选举，四大议题

尽管是地方性选举，但应当说这两场选举体现了当下美国选举政治的重要议题及其作用，既对民主党来说给2024开了一个好头，也警示共和党需调整选举策略。

一是堕胎议题“长驱直入”。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民主党在全国民调中曾一度落后于共和党。然而，在“罗伊案”被推翻后，民主党在民调中迅速实现了反超，并在最终的选举中获得了20年来执政党在中期选举中的最佳战绩，足见堕胎议题对民主党的重要性。在这次威斯康辛州法官选举中，堕胎议题仍是核心。在“罗伊案”被推翻后，威斯康辛州1849年堕胎禁令得以生效，该禁令禁止除危及母亲生命外的一切情况下的堕胎。普罗塔塞维茨将堕胎设定为竞选主轴，声称选举自己作为法官是在威斯康辛州维护女性堕胎权的唯一途径。尽管她的对手凯利拒绝透露在1849堕胎禁令问题上的具体立场，但是他在过去却长期以反堕胎者的形象示人，并且在本次选举中受到反堕胎团体资助。普罗塔塞维茨对堕胎问题的聚焦和她近日的决定性胜利具有重要指标意义，意味着堕胎权仍然在激励民主党选民的投票热情，堕胎议题在“后罗伊”时代仍然具有持续性。

二是选区重划议题不容小觑。在威斯康辛州法官选举中，重划选区议题似乎更神秘，但正如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的那样，它具有巨大的后果。威斯康辛州拥有全美最不公正的选举地图之一。2011年，共和党州议员颁布了一项激进的选区重划法案，巩固了共和党的权力。威斯康辛州是一个严重分裂的州，然而共和党人十多年来一直不间断地控制着州立法机构的两院。2012年，共和党仅以48.6%的选票赢得了州议会99个席位中的60个。2014年，共和党只赢得了52%的选票，但获得了63个席位。威斯康辛州选区划分的党派偏向性如此极端，以至于一家联邦法院裁定它违反美国宪法。不过，2019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联邦法院无权干预威斯康辛州的不公正地图。2021年，威斯康辛州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多数认为，制定新的选区地图最重要的因素是使其尽可能与现有选区地图相似，即“最小变化”原则。这对共和党巩固州权力意义重大。在上述背景下，普罗塔塞维茨和凯利因不公正选区重划争吵了几个月。自由派谴责现有地图“不公平”，而保守派凯利则坚持认为，选区重划从根本上是一个不受司法干预的政治过程。可以说，不公正的选区划分话题很少像今次这般成为如此争夺激烈的公共政治主题。

三是教育议题差异显著。在芝加哥市长选举中，教育议题是重中之重。特别是约翰逊，他的竞选活动最主要资助来源便是芝加哥教师工会(CTU)。CTU在2012年和2019年领导了两次全市范围的罢课，并一再阻止疫情期间的线下教学，迫使父母(特别是无法远程工作的父母)争先恐后地寻找托儿服务机构。在批评者看来，CTU已经成为一个阻止改革、阻碍学生的利益集团。但约翰逊坚称，他们是在捍卫公立学校和依赖这些学校的社区。最终，CTU赢得了对学生家长的争论。2019年1月进行的一项民调发现，CTU在可能的选民中有62%的支持率。虽然CTU在疫情期间对学校重新开放的僵化态度损害了它的声誉，特别是在白人和拉丁裔居民中，但选前在一份IZQ Strategy的民调中，仍有48%的受访者对CTU有好感，且比支持瓦拉斯的芝加哥警察兄弟会38%的支持率要好，最终的选举结果也印证了这点。不过，芝加哥选民关注的教育问题与当下激起共和党选民敏感神经的教育相关问题还是有很大差别。在芝加哥这座“深蓝”城市，竞选双方都没有讨论学校里以LGBTQ+为主题的书籍，或者跨性别学生应该使用哪个卫生间，这些问题现在都是共和党经营的州议会和保守派媒体的中心议题。

四是犯罪议题扑朔迷离。在这两场选举中，犯罪问题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如堕胎议题那样鲜明。在芝加哥市长选举中，犯罪问题本是竞选的主线，且瓦拉斯也作为犯罪强硬派掌握主动。然而，犯罪问题最终没有决定选举的结果，约翰逊这个犯罪“软弱派”却获得了选举的胜利。在威斯康辛法官选举中，凯利和共和党人在堕胎问题上避而不谈，但是却试图将这场选举定义为关于犯罪的选举，从而利用凯利在犯罪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博得选民的支持。然而，他们的尝试最终失败，这场选举最后同样未被犯罪问题所决定。

二、未来走向

在堕胎议题上，去年11月中期选举加上此次威斯康辛州法官选举，将使民主党进步派和温和派更坚定地把该议题置于2024战略的首要位置达成一致。近期拜登称有意连任，但他最近在移民、犯罪和气候等问题上转向中间立场引起了党内左翼的不满，他需要左翼的支持才能重建他在2020年建立的反对共和党的联盟。在堕胎问题上统一立场使进步温和两派步调一致，对拜登连任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但也要考虑到堕胎议题再度“引爆”的可能。根据NBC新闻的出口民调，去年，27%的选民表示堕胎是决定投票的最重要问题，仅次于32%的通货膨胀率。近来无论是得克萨斯州联邦法院和华盛顿州联邦法院围绕是否限制堕胎药米非司酮的裁定争议、还是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州长罗恩·德桑蒂斯推动禁止怀孕六周后堕胎都使堕胎议题成为热议焦点。红州和摇摆州也可能会出台更多限制堕胎的措施，甚至全面禁止，这些都有可能使堕胎议题再度成为“引爆点”。

在犯罪议题上，对于民主党而言，他们读出的信息是可以在犯罪问题上采取进步立场，但绝不能过火。在芝加哥市长选举中，曾经表态支持撤资警察的约翰逊在竞选过程中改口称这从不是自己的立场。这样的改口使他的犯罪观的激进色彩大大降低，他恐怕也是因为在这一关键问题上的辩白才及时止损，最终获得了选举的胜利。

因此，对民主党来说，从根本上解决犯罪问题的价值观或许在骨子里还会继续坚持，但是在撤资警察的问题上却将是无重要异议的集体后撤。随着共和党人对犯罪问题的利用和选民对进步犯罪观消极态度的不断显现，无论是民主党进步派还是温和派，在未来都将会试图对撤资警察等过于激进的口号敬而远之，在犯罪问题上“从良”。

对于共和党来说，他们读出的信息则是对犯罪问题的使用还要继续加码。尽管瓦拉斯这个“DINO”(名义上的民主党人)在芝加哥市长选举中失败，但是瓦拉斯的选举成绩已经非常亮眼了。在2019年芝加哥市长选举中，进步派莱福特囊括了七成的选票，但在今年的选举中，民主党进步派和温和派却基本平分秋色。所以说，尽管犯罪问题的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但几乎帮助瓦拉斯取得了胜利。在芝加哥这样一个民主党大本营，选民尚且如此关注犯罪问题并且被共和党的犯罪观所吸引，共和党的犯罪观在全国的效果就可以想见了。因此，共和党在2024年仍然会成为法律与秩序的忠实拥趸，与民主党展开唇枪舌剑。

三、候选人质量：永恒的话题

候选人质量，指候选人的选举能力，包含品质、魅力、政治光谱、从政履历、选举成绩、特定选民吸引力等要素。选举是围绕候选人的选举，候选人的质量显然是至关重要的，这两场选举也彰显出了候选人质量的重要作用，引发两党的思考。

首先是特定身份。在芝加哥市长选举中，获胜的约翰逊是非洲裔美国人。在威斯康辛州法官选举中，获胜的普罗塔塞维茨是女性。两个赢家都属于传统的“弱势群体”，也都是民主党的重要选民目标群体。约翰逊的胜利离不开芝加哥中数量庞大的黑人选民，普罗塔塞维茨的胜利也离不开女性选民的支持。他们的胜利再次证明了同等条件下具有特定身份的候选人会对特定选民群体产生巨大的投票激励作用。因此，在2024年，民主党所推出的候选人将会继续呈现多元代表性的特征，旨在通过独特身份联结吸引特定选民的支持。

其次是政治光谱。长期以来，民主党内温和派被视为更具有候选人质量。然而，在本次选举中，进步派候选人约翰逊当选了市长，进步派可谓找到了证明自身选举能力的重要证据。甚至有人表示瓦拉斯对犯罪的渲染并没有让选民丧失“理智”，约翰逊更为“长远”得解决犯罪方案更有吸引力。不过，进步派的这种想法却是对选举所释放信号的错误解读。约翰逊确实是进步派，也确实当选了市长。但是，他们忽视了这场选举的发生地点是在芝加哥。约翰逊惊险的胜利与其说是其进步派价值获得了选民的支持，不如说是芝加哥的民主党惯性帮了约翰逊。因此，芝加哥市长选举所暴露出的不是进步派政治光谱的强大，反而是进步派价值的薄弱和瓦拉斯所代表的温和派政治光谱的强大。所以说，温和依然是“高质量”的代名词。因此，民主党如果想要在未来的选举中获胜，恐怕还是要选择政治光谱更为温和的候选人。

最后是整体候选人质量。在威斯康辛州法官选举中，恰恰出现了一个从各方面看都非上乘的候选人，那就是凯利。在品质上，凯利在法官任内多次在存在利益冲突的案件中没有选择回避;在政治光谱上，凯利支持特朗普的选举被盗论，将社会保障比喻为奴隶制;在选举成绩上，他在2020年刚刚在法官选举中以10个百分点的劣势连任失败。从各方面看，凯利都不是一个优秀的候选人，他最终也确实大败。凯利的失败再次暴露出共和党在候选人质量上存在的严重问题。自2016年以来，共和党在特朗普的裹挟下，长期挑选立场更亲特朗普的候选人而非更加优秀的候选人，导致共和党在多次关键选举中表现不佳。这些特朗普式候选人的一败再败已经使共和党建制派人士开始思考如何提升候选人质量的问题，不过这一问题的思考由于有特朗普的存在而大多不具备实际的意义和成效。恐怕，共和党在未来还是会继续“扶阿斗”。

本文作者：

李东辰，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研究助理，现就读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陈佳骏，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来源时间：2023/4/12   发布时间：2023/4/12

旧文章ID：29657

作者：PAUL GOLDMAN  来源：尚道战略

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伊朗人质危机，普京肯定研究过二战后的三次大僵局。古巴导弹危机、阿富汗、柏林墙的倒塌。当然，拜登和西方盟友已经研究了俄罗斯最近三次最引人注目的国际失败。

现在是俄乌战争。如果这场冲突在2024年11月5日陷入僵局会发生什么?那是下一届美国总统选举的日期。顶级军事专家预测，俄罗斯可以让战争持续到那时。按照目前的速度，将有40万乌克兰人伤亡，其中包括大约10万名无辜平民。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5000亿美元的致命武器和继续战斗所需的经济援助。重建这个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可能需要超过1万亿美元。拜登知道美国将承担大部分费用。

杜鲁门总统在朝鲜战争期间走的是拜登的老路;越战期间的约翰逊总统;卡特总统在伊朗人质危机期间。和拜登一样，这三位民主党人都表示，数千英里之外的这些危机挑战了美国捍卫理想的决心。

这三人都寻求再次提名。但是中国希望杜鲁门失败。俄国人希望约翰逊输。阿亚图拉希望卡特输。因此，敌人拒绝结束每一次冲突。杜鲁门和约翰逊被党内领导人视为稳赢的赢家，但在第一次总统初选中遭到了选民的惩罚。两人很快都放弃了竞选。卡特赢得了第二次总统提名，但遭遇了美国历史上民主党在任总统中最严重的失败。

目前的民意调查显示，前总统特朗普可能会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似乎是普京的粉丝。

在任的七任总统都曾与这种僵局作斗争。

内战：共和党人亚伯拉罕·林肯的战争政策只产生了血腥的僵局。林肯告诉同事，他连任的希望破灭了。但在投票前两个月，联邦军开始大获全胜。林肯赢得了连任。

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了赢得连任，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打出了“他让我们远离战争”的竞选口号。过去时是用来愚弄选民的。威尔逊一直想把我们的士兵派到欧洲的大熔炉里去。到了下一届总统选举，美国人发现威尔逊的胜利是一场空洞的胜利。民主党推选一位威尔逊的崇拜者当总统;他被痛打了一顿。

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诺曼底登陆失败，民主党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担心他可能会在即将到来的1944年总统选举中失败。但艾克的手下占领了诺曼底海滩。希特勒的命运现在似乎已经注定了。罗斯福赢得了史无前例的第四任期。

朝鲜战争：尽管杜鲁门在新罕布什尔州战败，但民主党推选了一位杜鲁门的盟友和仰慕者担任总统。他在共和党的压倒性胜利中落败。

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总统告诉他的兄弟，除非他轰炸古巴或让苏联撤除导弹，否则他将永远不会再次当选。他迫使俄罗斯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拆除了导弹。一年后，赫鲁晓夫被迫辞职。

第一次越南战争：与杜鲁门一样，民主党建制派支持林登·约翰逊和战争政策。但是只有不到一半的新罕布什尔州初选选民投票支持僵持战争政策。在约翰逊退出后，共和党领导人坚持提名忠于他的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

第二次越南战争：尼克松总统在连任日前宣布“和平在握”。他赢得了历史上最大的压倒性胜利。

伊朗人质：尽管根据国际法解决针对美国公民的战争行为陷入僵局，卡特还是成功赢得了提名。伊朗领导人知道他们需要释放人质。但他们阻止了谈判。卡特输了。当他的共和党继任者宣誓就职时，阿亚图拉释放了人质。

9·11：乔治·布什总统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上撒谎，以赢得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布什勉强取得了在任共和党总统中最微弱的胜利。

俄乌战争：在越南战争期间，乌克兰的人口是美国的六分之一。按人均计算，乌克兰在一年内死亡和受伤的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直接武装干预越南8年的伤亡人数。

作者认为，美国像在其他冲突中帮助盟友一样帮助乌克兰是正确的。但“帮助”并不是一项政策。这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概念。然而，战争是一种冷酷的收集行为。良好的意愿往往是第一个牺牲品。美国历史很清楚：我们不希望自己被视为失败者。

“在战争中，胜利是不可替代的，”陆军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宣称。当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失败者时，他们就会造反。

历史告诉我们，如果美国陷入乌克兰僵局，拜登将输给他的共和党挑战者。如果特朗普获得党内提名的话，那他就有当选总统的可能。

转自：https://thehill.com/opinion/white-house/3917008-would-a-ukraine-stalemate-elect-trump-president/

来源时间：2023/4/12   发布时间：2023/4/10

旧文章ID：29655

作者：翻译：任平生  来源：爱思想

萨拉·弗朗德斯 (Sara Flounders)，美国著名社会活动家，长期以来致力于维护社会正义的事业。本文原载International Action Center网站。

在美国与北约对俄罗斯的战争在乌克兰不断升级的同时，美国正以台湾为借口，以极快的速度准备与中国开战。台湾和乌克兰一样，是一颗棋子。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和经济威胁是为了阻止多极世界的出现而孤注一掷。

美帝国主义霸权正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全球南方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去美元化是中国、俄罗斯、伊朗、巴西、印度、马来西亚和南非等强大的新兴经济体之间贸易协定的组成部分。即使是美国统治西亚的堡垒沙特阿拉伯，也愿意寻求与伊朗达成新协议，并有兴趣用人民币交易石油，而不是完全依赖美元。

对美国资本家更具威胁的是，中国正在与华盛顿制裁的 40 个国家发展贸易关系，而它们是通过易货贸易和直接货币兑换来实现的。这围绕万能的美元运作，美元是主导全球贸易和资本流动 100 年的国际储备货币。

这些并不是第一次寻找替代美元统治地位的努力。美帝国主义为了维护美元，无所不用其极。石油资源丰富的伊拉克曾在1990年提议以第纳尔为基础发行货币，利比亚曾在2010年尝试发行一种非洲货币，但两国都发现，它们即便拥有丰富的资源，却无法抵御美国的轰炸。他们争取主权的努力导致了美帝国主义对他们的残酷破坏。

如今，更多国家正挑战去摆脱美国资本的控制。中国是一个更强大的对手。中国在国内生产总值(gdp)和经济发展方面正在超越美国。中国是12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欧盟最大的对外贸易伙伴。

中国有能力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数万亿美元的发展资金。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现在可以在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苛刻条件下，拥有更有利的贸易关系。这种倡议对每家美国银行和美国控制的金融机构都是一种威胁。

中国和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抵制美国的不平等要求方面越来越占据强大的地位，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国家都不支持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他们是否还愿意接受美国对中国的制裁?

这一切都对世界帝国主义中心美国的霸权构成了威胁。资本主义制度被无情地推向扩张或消亡——现在它正在萎缩。对于亿万富翁和企业首席执行官来说，这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危机。

挑起争端以保持霸权

美国的战略是通过制造冲突和实施制裁来破坏台湾及其与中国的贸易。这些为扭转华盛顿日益下滑的全球地位而做出的孤注一掷的努力将扰乱全球经济。

目前台湾与中国大陆的贸易规模远远大于与美国的贸易规模。台湾官方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占台湾出口的42%，而美国只占15%。

在台湾的进口方面，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以22%的份额再次位居第一。美国仅占10%的份额，排在日本、欧洲和东南亚之后。韩国和日本与中国的贸易水平同样高于与美国的贸易水平(cnbc.com)

美帝国主义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扭转这一局面，即如何迫使亚太地区国家违背自己的经济利益行事。

美国与北约在乌克兰的战争是对俄罗斯实施制裁并打破欧盟与俄罗斯贸易的战略。2020 年，欧盟是俄罗斯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俄罗斯36.5%的进口来自欧盟，37.9%的出口到欧盟。欧盟是俄罗斯最大的投资者。俄罗斯与欧盟的贸易额目前已降至 5.8%。(tinyurl.com/55fh6j6f)

美国和北约在乌克兰的战争并没有像美国所希望的那样：动摇并瓦解俄罗斯。但是这场战争摧毁了乌克兰的经济，也扰乱了欧盟，欧盟也跟着美国要求的制裁行动一起行动。欧洲的经济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制裁导致的通货膨胀、经济衰退和供应链混乱，严重削弱了欧盟自身的市场，增加了欧洲对美国的依赖。

美国威胁和不断升级的制裁中国的要求将严重损害台湾、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经济。

为了迫使高科技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脱钩，美帝国主义需要与中国发生政治军事危机。美国对中国的每一个制裁计划都是从对台湾制造危机开始的。

美国正疯狂地寻求通过军事包围来阻止中国的经济崛起。美国的战略是利用台湾、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建立一个亚洲版的北约，一个破坏亚洲经济合作的军事联盟。这对台湾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可怕的危险。在整个地区，各国人民面临着美国制造的危机，这场危机可能摧毁他们的生活和未来，并摧毁他们的经济。

美国的穷人和劳动人民将被迫为这场战争付出代价，就像他们为每一场战争付出代价一样，生存条件不断恶化。

只有一个中国！

为了寻找发动战争的借口，美国政府正在推翻华盛顿50多年前认同并与中国签署的立场。

中国大陆花了几十年时间发展与台湾的经济关系;随着政治和文化关系的发展，该岛与中国大陆之间的贸易也在增长。为了对抗这种和平统一的努力，五角大楼正在把台湾变成一头豪猪，身上布满了数十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另外 100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刚刚得到承诺。

华盛顿公然违反三项不同的已签署协议——1972 年、1979 年和 1982 年与中国达成的联合公报——确认中国是一个国家，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这些承诺是中国与美国和所有国家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国大陆没有威胁台湾。中国只是宣称美国和其他181个国家以及联合国和所有国际机构都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自己的宪法确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是美国违背了不干扰中国和平统一台湾努力的承诺。

危险的动员正在军事和政治层面上进行，而不是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最近因中国热气球制造的危机以及国会听证会对 TikTok 首席执行官的盘问代表了心理战宣传的新水平，旨在让美国民众相信中国是敌人和威胁。

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在谴责中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鲍勃·梅嫩德斯(Bob Menendez)将台湾称为“我们印度-太平洋战略的跳动心脏”。(foreign.senate.gov)

美国针对中国的军事准备包括向日本施压，要求日本将军费预算增加一倍，成为世界第三大军队，这违反了日本宪法。

2月2日宣布的一项新协议允许美军使用菲律宾的9个基地来对抗中国。外国基地直接违反了菲律宾宪法。1992年，一场大规模的人民运动迫使美国关闭了在菲律宾的基地。

更糟糕的是，2月初，五角大楼空中机动司令部司令、四星空军上将迈克尔·米尼汉在一份“泄露的备忘录”中预测，两年后美国将因台湾问题与中国开战。米尼汉将指挥10.7万名飞行员和1100架货机、加油机和运输机。这份备忘录包括2025年战争的训练、演习和准备工作，以及“击败中国”和“随时准备部署”等具体命令。”(tinyurl.com/2a7ctjae)

另一个威胁是 1 月 5 日从美国基地公布的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大型 C-17 运输机，来作为对中国进行海上封锁的训练。这是对中国大陆进行大规模导弹空袭的第一轮——五角大楼的空海一体战战略。

美国太平洋舰队由大约 200 艘舰艇和潜艇、近 1.200 架飞机以及超过 130.000 名水手和文职人员组成。美国定期派遣海军巡逻队和驱逐舰穿越 180 公里宽的台湾海峡(约 112 英里)。

中国谴责美国这些傲慢的军事实力展示是鲁莽的、挑衅性的，是为了施加压力。

台湾“总统”访问美国

媒体对所谓的台湾“总统”蔡英文(Tsai Ing-wen)访问纽约进行了夸大报道。(“总统”一词加引号是因为联合国和181个国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岛屿省份，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反对台湾代表团的访问和为蔡英文举行的招待会，认为这违反了一个中国政策:“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和台湾之间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毛宁说，美国正在进行破坏双边关系政治基础的危险活动。”(abcnews.go.com)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徐学渊表示，中国不接受美国关于蔡英文此行只是“过境”的说法，称“所谓的‘过境’只是她寻求突破和鼓吹台独的真实意图的伪装”，还指责美国允许蔡英文“大出风头”，并安排她与众议院议长凯文·麦卡锡会面。(nbcnews.com)

在纽约期间，蔡英文受到了哈德逊研究所的宴请和“全球领袖”奖，哈德逊研究所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右翼智库，一部分是由台湾资助。布鲁金斯学会、美国进步中心、新美国安全中心、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和哈德逊研究所，都积极推动扩大对台军售和贸易协议以及反华宣传。这五个著名的智库从台湾获得了大量资金。

在蔡英文的政治地位严重削弱之际，此次访问巩固了她的地位。民进党在去年11月的地方选举中遭遇重大挫折，这是民进党自1986年成立以来的最差表现，她被迫辞去执政的民进党党首一职。选举失败证实了民进党激进的台独立场正在失去支持。

在仅存的13个承认台湾的国家中，危地马拉和伯利兹是其中两个。蔡英文对这两个国家的访问被洪都拉斯外交部的声明蒙上了阴影，洪都拉斯外交部宣布其政府现在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北京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声明中还表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截至今天，洪都拉斯政府已通知台湾断绝外交关系，承诺不和台湾建立任何官方关系或接触。”洪都拉斯是自支持台独的蔡英文2016年5月上台以来，台湾失去的第九个外交盟友。

中国在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立场是一以贯之的、有理有据的，国际上所有国际机构都承认这一立场。中国一再主张自己有权解决这一尚未完成的国家统一问题。中国一贯主张，合作、贸易、发展可以克服分歧;这是唯一的出路。

美帝国主义为可能与中国的战争做准备——在中国周围建立军事基地、核武器和军舰——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挑衅。美国的战争是为了资本的利益。

我们必须动员起来!美国放开中国!

来源时间：2023/4/11   发布时间：20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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