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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镇涛：越美关系的几大动向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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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司镇涛  来源：环球时报

应越南外长的邀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4月14日到16日对越南进行访问，将与越方就共同纪念全面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双边关系发展与升级、未来合作方向、地区安全和国际问题等议题进行会谈。布林肯此访，与不久前的美国大型商贸代表团访越、两国领导人电话会谈等事件加在一起，形成两国关系的一波“小高潮”，也引发外界对越美关系的热议，有的人甚至将其与美国当前对华无理打压和遏制的政策联系在了一起。

笔者认为，布林肯访越也好，越美关系进一步升温、抑或升级也好，短期看都不会对地区安全环境产生重大影响，这是由越南内外政策长期稳定的特点所决定的。但是，不变中仍然隐藏着变化，我们在对近期越美关系的观察中，有三个方向值得关注。

一是看越美的“伙伴关系”会被如何炒作。美西方炒作越美全面伙伴关系升级的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越南与中国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与俄罗斯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英法日等十几个国家也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因此有不少人认为，越美关系未来由全面伙伴升格为战略伙伴将是大概率事件。

对于越南而言，它从越美关系中得到好处并不是靠这个名头，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并不着急。然而，对于美国而言，这个名头还是有一定价值的。越南近年来在东盟的影响力日益上升，因此提升美越关系对拜登政府来说是一张不错的外交成绩单;最关键的是提升美越关系有利于美方的“遏华事业”，因此华盛顿相较而言显得更加迫切。近年来，美西方不仅不断催促越方要在这方面“尽快有所作为”，而且还时不时把这个美越双边问题炒作成中越关系问题，说什么越南迟迟不表态是因为“担心激怒中国”，挑拨中越关系的意图十分明显。

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也尊重越南独立自主发展对外关系。但笔者估计，不久后若越美关系有所升级，西方媒体又会制造出诸如“美国外交胜利”“中国更加孤立”以及“越南不惧胁迫”等新的话题，借机对中国形成一波外交和舆论压力。

二是看美国拉拢越南有什么新招。美近年来利用中国周边国家对华进行牵制和施压，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华盛顿不断加大对相关国家拉拢的力度，具体到越南而言，美国更是下了大功夫。过去一段时间，美对越拉拢主要是从经济和安全两方面开展的。经济上，美国利用自己是越南第一大出口市场这一点，让越南对美国的一些全球战略采取了配合的姿态(如TPP和“印太经济框架”)，而前不久美大型商贸代表团访越，也让一些人对越美关系充满期待。在安全上就不用多说了，美近年来在南海问题上没少为越南抬声势，拉偏架。

除经济和安全外，华盛顿还有意“帮助”越南提升“地区及国际影响力”，如2019年就将美朝领导人的会面放在河内;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还一度想让越南在反俄问题上“发挥”一下，最终因越南不愿伤及对俄关系而作罢。前些时候，今年G7的轮值主席国日本表示要邀请越南领导人参会，这背后大概率又是美国在使力。美国在对越关系上如此上心，估计日后还有不少花样，值得关注。

三是看越南如何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对于美国的拉拢及其背后的图谋，越南始终保持着战略清醒，越南政府在各种场合反复表示，不选边站队，不介入大国竞争，希望同时与美中两国保持稳定与合作关系，争取越南利益最大化。这一政策取向近年来在越南国内广为社会各界所接受，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更是如此。

不过，越南不介入大国竞争，并不表明它不会利用大国博弈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未来，越美在全球产业链等问题上的合作能走多远，对地区经济环境及对中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另外，近年来越方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具体矛盾和分歧时，呈现出“在政治、安全上稳定和克制，在外交、舆论上强硬”的特点，在美不断升级对华围堵、打压的背景下，越是否会进一步突出这一特点，以及这种情况对其处理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分歧会产生何种影响，也值得关注。(作者是越南问题学者)

来源时间：2023/4/15   发布时间：202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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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林肯展开3日访越行 美中越关系将如何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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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柏宏  来源：美国之音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于4月14日至16日访问越南，会晤越南总理范明正、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并庆祝两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10周年。专家表示，布林肯访越对美越关系意义重大，但预料双方将不会立即将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同时河内也仍将越中关系置于越美关系之上，避免惹怒北京。

周五(4月14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抵达越南首都河内，开启对当地为期3天的访问行程。

据美国国务院官网消息，在美国与越南庆祝建立全面伙伴关系10周年之际，布林肯的访越行将 “推进与越南合作伙伴的重要讨论…讨论我们对一个相互联系、繁荣、和平和具备韧性的印太区域的共同愿景”。越南官媒《越南之声》(VOV)则报道，布林肯访越期间，与越南总理范明正(Pham Minh Chinh)和越共总书记阮富仲(Nguyen Phu Trong)举行会谈，讨论巩固和促进两国在包含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的措施。

这是布林肯担任美国国务卿以来首次访越，除了与河内高层讨论多项议题，是否将成功推动美越关系升级，也是各界关注焦点。今年3月底，美国总统拜登与阮富仲举行电话会谈，双方在会后各自发布声明，表示同意推动双边关系进一步深化发展。

对此，观察人士认为，布林肯的河内行会让美越实质合作更上一层楼，甚至促成两国最高领导人于近期互访，但越南也忧心美越立即升级双边关系将挑动北京敏感神经，因此两国可能仍将暂时维持目前的“全面伙伴关系”。

美越关系会立即升级吗?

新加坡智库“东南亚研究所”(ISEAS)越南研究项目访问学者阮克江(Nguyen Khac Giang)告诉美国之音：“我认为安东尼·布林肯的河内行，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次访问，毫无疑问，这将强力推动越南和华盛顿升级双边关系。不过，我不认为他们会在布林肯在河内时宣布升级成‘战略伙伴关系’，但布林肯的访问可能促成拜登访问河内，或是(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访问华盛顿，双边关系可能在那时候获得升级。”

越南目前与美国的“全面伙伴关系”，仅是越南对外的第三层级外交关系，这比越南与中国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低了两个档次。不过，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又译卡马拉·哈里斯)于2021年访问越南时，已提议双边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但贺锦丽访问行程结束后，两国关系仍未变。

不过，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系博士候选人武春康(Khang Vu)说，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Daniel Kritenbrink)在布林肯前往越南前曾表示，无论美越名义上的关系为何，双方目前的合作稳固且广泛，因此越南是否将在布林肯访问越南期间升级双方关系，并非美方最为关注的部分，而是聚焦双方的实质互动。

武春康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可能认为，如果越南不升级关系，但若美越仍沿着相同的道路前进，双方仍将维持良好互动。更重要的是，这次布林肯访问越南，意味着他将参加河内新美国大使馆的动土典礼，这表明(美国对越南)有着长期承诺，因为新大使馆租期至少为99年。我想说的是，我们需要更关注美越实际的互动，而不只是关系上的称号。”

中越关系是否将受到冲击?

就在布林肯访问越南的同时，据马来西亚《光明日报》报道，位于中国海南的洋浦海事局稍早宣布，于4月13日至15日在邻近越南的北部海湾进行实弹射击训练。

对此，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特聘教授、专注东南亚研究的宋镇照表示，此举和近期北京宣布在台湾北部划设禁航区的行径，很有可能就是在对布林肯的河内行、以及之后将前往日本参加七大工业国集团(G7)的外长会议行程表达不满，但依目前的国际情势来看，即便中国对美国示强，也不会对包含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采取强硬作法，特别是在南中国海进行激进的扩张行动，否则有可能过度刺激东盟部分国家，更给予美国积极介入的机会，不利于中国与东盟的合作与发展。

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海域拥有主权，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台湾、文莱及印尼也是此片海域的主权声索国，使得这片海域近年来争议不断。

宋镇照告诉美国之音：“中越之间的外交关系都不希望碰触到南海(南中国海)主权议题，但却常常成为越南强硬抗中的理由。若是中国对于南海岛礁的填海造岛、军事化，势必激起越南、菲律宾、印尼与马来西亚等国的激愤，这将给美国更深入插手南海机会，甚至与这一些国家建立军事联盟合作关系。 因此，中国深谙对于东协(东盟)国家的外交只有拉拢，没有强硬反制的筹码。”

美国波士顿学院的武春康则说，尽管目前不清楚布林肯的河内行后，中国是否将对美国甚至越南采取其他反制措施，不过越共总书记阮富仲去年10月前往北京，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已为美越可能的关系升级起了缓冲作用，因此即便此次布林肯访越进一步深化美越关系，中越关系并不见得因此受到大幅度冲击。

武春康说：“美越关系从来都不仅是美越之间，还关于第三方，也就是中国。实际上，中国不仅是目前、也将永远是越南最重要的安全伙伴，中国是越南的邻居、也比越南强大许多，但美国却离越南很遥远。这就是为什么(越共)阮总书记去年访问中国非常重要，因为他有机会实际告知他的中国伙伴，越南可能升级与美国的关系，但这对中国不是坏事，因为越南将持续关注中国的担忧及利益，而阮总书记是先访问中国，才可能于今年访问华府，这表明越南始终高度尊重中国。"

专家：越南避险策略仍不变

东南亚研究所越南研究项目访问学者阮克江表示，越南被视为美国印太战略中的重要成员，而越南若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也将为其带来许多政治和经济利益，甚至是长期的安全保证。不过，阮克江也说，即便美越关系因布林肯的访越行获得升级，越南仍不会放弃采取避险(hedging)，也就是避免将所有筹码全放在某一个强权上的策略，以致力在美中两大国中取得平衡。

阮克江说：“你永远不知道谁会在这场大国竞争中获胜，所以对于像越南或东南亚其他的国家来说，不选边站可能更明智。此外，放弃目前相对成功的避险策略，去与美国或与别的强权结盟以抗衡中国，绝对会为越南带来风险，因此越南将持续作为美中之间的摇摆国，以长期从中获得利益。”

东南亚专家宋镇照也与阮克江看法一致，认为即便美中在未来竞争更加激烈，河内仍不会轻易从两大强权之间选边站，将努力秉持“亲美且亲中”的路线。

宋镇照说：“整体而言，越南政府不会、也不愿意去承担‘舍中’、‘就美’的选边站风险。对越南政府来说，只有在中美之间采取避险外交的两手策略，在既亲中、也亲美的格局下，越南可以在美中之间获得国家最大利益。基于此，面对未来美中越三角关系发展，基本上越南不会干预、涉及或陷入在中美之间选边站扈从关系的困境，只有中美两强之间的较劲会增强。而此种三角关系，说穿了便成为跷跷板的平衡对峙关系，只是以越南为支柱而已。”

来源时间：2023/4/15   发布时间：2023/4/15

旧文章ID：29669

弗里德曼：“我不相信中美注定发生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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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丁雨晴译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纽约时报》4月14日文章，原题：美国和中国到底在争什么?

我刚从疫情暴发以来的首次中国之行中回来。重回北京使我想起我的新闻业的首要规则：不去就不知道。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恶化得如此严重、如此之快，以至于严重减少了我们之间的接触点。就在信任在中美之间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之际，它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稀缺，这是不好的趋势。

我开始问中美投资者、分析师和官员一个困扰了我一段时间的问题：美中两国到底在争什么?此次中国之行的最佳部分，就是解开该问题的真正答案。因为真正的答案通常要比回答“台湾”或“民主对抗威权”深刻且复杂得多。

美中关系遭受侵蚀是一些古老而明显的原因所致，即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竞争，但其中存在许多并非肉眼可见的新变化。其中之一是，如今这种大国竞争发生在这样两个大国之间：它们在经济上相互交织在一起。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对手。

另一个新变化与信任及其缺失有很大关系。这是我们新技术生态系统的副产品之一，当更多产品或服务实现数字化和相互连接时，更多事物都拥有双重用途。技术能被轻易地从民用工具转化为军用武器，反之亦然。

而且，变化并不仅限于此。在中国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向世界开放贸易后的前30年左右，中国主要向美国出售我所说的“浅层商品”，如鞋、袜、衬衫和光伏板等。与此同时，美国和西方向中国出售“深层商品”，即那些深入中国系统内部的双重用途商品，如软件、芯片、智能手机和机器人等。

但是大约8年前，有人敲我们的门，那是一名中国推销员。他说：“你好，我的名字是‘华为先生’，我制造的5G电话设备比你拥有的任何东西都要好。我希望为美国提供服务。”美国从根本上告诉这位华为推销员和其他新兴中国高科技公司：我们没有足够的信任来购买，因此我们将禁止它们。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希望生活在一个中国人民与所有其他人民都共同繁荣的世界上。我并不相信我们注定要发生战争的说法。我认为我们注定将相互竞争、相互合作，并找到平衡二者的方式。在当今这个相互融合的世界中，认为中国可以在经济上崩溃而美国仍然繁荣的想法完全是幻想。美国政治家乔治·舒尔茨(二战后任职时间最长的美国国务卿——编者注)的外交和生活基本原则之一是：“信任是王国的硬币”。这一说法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在理。

来源时间：2023/4/15   发布时间：2023/4/14

旧文章ID：29668

美媒：美国对抗中国，盟友越发感到不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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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新华社

美国《政治报》网站近日刊文说，几乎没有一个美国盟友真正全心支持对华冷战的观点。美国政府采取对抗中国的政策，这让其盟友越发感到不适。

该网站4月10日发表题为《美国“孤身”与中国对抗》的报道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本周举行春季年会，世界经济正面临通胀居高不下，银行业危机蔓延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冲击。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的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此次会议“令人不适的背景”。

报道说，中国在国际多边组织中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美国的盟友直言不讳地表示，如果美国政府进一步采取企图孤立中国的行动，这可能会带来潜在的经济上的“痛苦”，令盟友感到不适。

报道引述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的话说，几乎没有一个美国盟友真正全心支持对华冷战的观点。每当涉及对华关系，美国国内政治气氛便充满“惊人的恶意和敌意”，但对任何一个美国盟友来说，通常情况并非如此。

来源时间：2023/4/15   发布时间：202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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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学家：美国的贫困问题都在政府！他们帮富人、害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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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海客范

据官方2021年的统计，美国仅有大约九分之一(占总人口11%)的人生活在联邦贫困线以下。

但普林斯顿大学的社会学家 Matthew Desmond 告诉我们，无论是这个统计数字，还是联邦贫困线本身的设置门槛，都无法完全概括出美国经济危机的全貌。

政府的政策在帮助富人，伤害穷人。

Matthew Desmond的观点

Matthew Desmond 说：

“有很多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人生活在年收入少于 5.5 万美元的家庭中，但这其中的许多人却并不被官方认为是穷人。依照现在的生活水平，你敢说自己能用 5.5 万美元来抚养三个孩子吗?”

Matthew Desmond 在亚利桑那州的一个小镇长大，他亲身体会到经济不稳定会如何影响一个家庭的生活水平乃至家庭氛围。

他记得最窘迫的时候，家里煤气被停掉，房子也被没收了。这些童年遭遇后来推动了他的研究，特别是在一个像美国这样富裕的国家里如何也会存在如此多的贫困问题。

Matthew Desmond 在 2017 年出版的书籍获得了普利策奖，书籍从那些失去家园的人的角度出发，用别样的镜头审视了美国的经济适用房危机。

他的新书阐述了造成美国经济不平等的各种因素，包括住房隔离、掠夺性贷款、工会的衰落以及有利于富人的税收政策等。

他认为，富裕的美国人，包括许多持进步政治观点的人，受益于企业和政府的政策，因此并不会对现行法律、政策提出异议，而实际上这些政策使大多数普通人生活贫困。

Matthew Desmond 说：

“大多数政府援助都给了最不需要援助的家庭。如果你把政府用于税收减免的资金加起来抵押贷款利息扣除，财富转移税收减免，仔细思索我们在退休账户、健康保险、大学储蓄账户上得到的税收减免，你会发现，我们所做的更多的是补贴富裕，而不是减轻贫困。”

尽管统计数字令人生畏，但 Matthew Desmond 仍然乐观地认为，美国能够在消除贫困的斗争中取得进展。

如何以牺牲穷人利益为代价帮助富人的?

Matthew Desmond 是如何认为房主税收减免政策是以牺牲穷人利益为代价帮助富人的?

他说：

“如果我们是房主，那么从税单中扣除抵押贷款的利息，这就是政府给我们的福利。许多人说‘这和住房补贴或食品券有很大的不同’。但我不同意。这两件事都是需要政府花钱的。二者都同样提高了国家经济的赤字水平，这两样东西都能让我们有钱赚。政府可以直接邮寄支票给你，而不是采取抵押贷款利息扣除，因此二者我认为无异。”

“如果你看看我们花在房主税收补贴上的金额，比如抵押贷款利息扣除，大约是每年 1900 亿美元。那么，我们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了多少住房援助呢?每年大约 500 亿美元。这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家庭需要支付他们收入的 50%、60% 甚至 70% 在住房上，也许我们可以忍受这种不平等。但是，如果发生一场巨大的租房危机，把这么多钱花在那些收入 6 位数的家庭身上，最终这些家庭才是抵押贷款扣除的最大受益者，既得到了房租，又在贷款扣除上占到了便宜，政策的偏向性显而易见。”

“很多时候，当我们提出一个稳定人民住房状况或将儿童贫困减半的建议时，我们却会一遍又一遍地听到，我们怎么负担得起?答案就在眼前，如果我们中的许多富人能从政府那里少拿一点钱，那么我们就能负担得起。”

论公共服务投资比例的下降

Matthew Desmond 是如何认为公共服务投资比例的下降?

他认为，如果你是一个有收入的家庭，你就有动力越来越少地依赖公共部门。

你将不坐公交车改开私家车，不想让自己的孩子在公立学校系统挤破头注册转去上私立院校。不需要在公共公园玩耍或在公共游泳池游泳，而是在自家俱乐部、私人泳池中嬉戏……当人们作为富裕者的状态时，投资公共服务的动力就会越来越小。

论政府援助的政治化

Matthew Desmond 认为很多美国人都得到了这些税收减免，但并不认为这是政府在帮助人们。

随着越来越多地保留本应属于人民的东西，这往往会导致一种态度，一种政治态度，人民会不认为政府在生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因此，那些更倾向于采取抵押贷款利息扣除的人也更倾向于投票反对经济适用房的提案。已经有雇主买健康保险的人更加不愿意国家出台援助型医疗保险制度。这些与政治相关的奇怪现象，一直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极具讽刺意味。

对富人的减税政策

这一数据让 Matthew Desmond 大吃一惊。

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如果最富有的 1% 的美国人但凡能够缴纳他们所欠的税，美国每年可以额外筹集 1750 亿美元。这足以让每个人，每个父母，每个孩子，每个祖父母摆脱贫困。

简单的干预如何产生巨大的影响?

很多人认为，人们不申请食品券或工资补贴，是因为如此会使自己污名化，显得很尴尬很窘迫。但 Matthew Desmond 认为，证据充分表明，人们不接受援助的原因是因为它令人为难，条件苛刻，很难申请。通常每年都要一次又一次地申请，人们往往在不经意间失去援助，仅仅是因为他们无法预约或者忘记了需要重新申请而错过了补贴和援助。

因此，有一些小规模的干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例如，申请界面的字体更大更清晰，话术更简洁，就可以帮助更多人申请收入所得税抵免或其他的一些什么政策，这些福利都旨在帮助贫困的工薪家庭摆脱贫困。如果把老年人和其他人联系起来，让他们在申请食品券的过程中得到帮助，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获得更多的食物安全保障。尽管看起来这些干预措施极其简单，但却能让人们与援助相联系，应该立即将这些措施落实到位。

以上就是专家 Matthew Desmond 的意见和建议，您认同他的观点吗?

来源时间：2023/4/15   发布时间：2023/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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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保刚：美国第117届国会关于美中关系立法的趋势分析

仝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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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保刚：美国第117届国会关于美中关系立法的趋势分析

本文作者郭保刚，美国乔治亚州道尔顿州立学院终身教授，及该校国际教育中心主任，兼任亚特兰大地区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旅美中国政治学研究会会长。

【作者注】作者对Penny Prime和Zhihong Run在本文初稿中的建议表示感谢。

【编者注】近年来，美国国会对华政策展现出愈发强硬的态势，具体表现在贸易、人权、安全等多个领域，并对中国政府施加了一系列法律层面的限制和制裁措施，如特朗普时期通过立法手段限制中国在美市场的进口额度和中企在美上市与投资、通过《香港自治法》、《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对涉港、涉疆事务进行金融制裁和进出口管制，以及制定法规禁止美政府采购华为和中兴产品以遏制网络安全威胁和知识产权侵犯。近期，美国第117届国会完成了针对美中关系的立法。美国国会关于美中关系的最新立法趋势是什么？本轮立法与之前对华政策相比有何变与不变？其将对美中关系和全球政治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期编译特选郭保刚教授的文章“第117届美国会对华关系的立法趋势”（“Legislative Trends of the 117th U.S. Congress on U.S.-China Relations”），帮助读者近距离认识和理解美国会对华关系的最新立法趋势及其细节分析。本文对原文部分内容有删改。本文观点不代表本站的立场，文责自负。

美国第117届国会（2021-2022）已经结束。这期间发生了许多不同寻常的事件，如1月6日国会山遭袭事件、特朗普遭二次弹劾，以及通过重要立法如《2021年美国救援计划议案》、《科技创新合作保障议案》、《2022年通胀降低议案》。这些事件展现出这届国会的性质，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入理解美国国会对华立法的相关背景信息。

美第117届国会延续了在特朗普时期便已开始的涉及中国的立法行动。该行动试图加速削弱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之间曾缔结的紧密联系。国会提出和通过了更多与中国有关的议案和决议。本文将对第117届国会对美中关系的影响进行评估。笔者认为，国会中的鹰派成功地扭转了局面，对双边关系新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中国国内政治和突发事件，如新冠疫情大流行，对美中关系迅速恶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将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在共和党立法者为推动美中关系“分道扬镳”所施加的强压下，受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和白宫是否改变了对华政策方向？国会中主张打压中国的关键人物都是谁？国会和政府内的鹰派力量如何塑造了对华法律和政策？

潮势逆转：美政府反华情绪上升

毫无疑问，近年来在中国事务方面，美国国会的反华情绪不断飙升。【注1】在国会议员发布于社交媒体上的“外国事务”推文中，提到中国的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最近一项研究也证实了反华情绪的存在。自2018年开始，两党对中国的态度都变得十分负面。在2019年和2020年，关于中国的推文数量已经超过了位列其后的两个热门国家——墨西哥和俄罗斯——推文数量的总和。共和党立法者是负面情绪的先锋。相关数据表明，共和党涉及中国的“外国事务”推文占其总推文数量的25%，而民主党仅为7％。【注2】大多数推文将安全和人权问题置于讨论首位，贸易问题紧随其后。在国会中，共和党强调安全问题，而民主党则关注美国国内事务，两者都强调人权。【注3】

国会最新达成的共识是：美国政府应停止与北京接触，转而采取对抗性政策。国会仍是左右对华关系的核心。【注4】当前国会对北京的敌对态度和行为始于奥巴马时期。随着中国变得更具攻击性，奥巴马政府提出“亚洲再平衡”战略。作为回应，国会退出了其一贯秉持的“间歇性和反应性”的参与对华政策议定，采取了更为全面与覆盖两党的方式。该方式在第116届和第117届国会中得以延续。

以下事件加快了华盛顿重塑对华政策的进程：

  • 中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快速崛起，包括其雄心勃勃的“中国制造2025”，该计划旨在令中国在全球高科技制造业中占据主导地位。【注5】
  • 对中国所谓的“新疆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的发现。
  • 2019年香港的政治动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的通过。
  • 2019年底在武汉爆发的新冠疫情。

这些事件引发了华盛顿政治家和智库的危机感，随后不久，第116届国会中便出现了反华立法活动的浪潮。

引发国会山反华情绪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出愈发充分的自信和积极行动。在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带领下，中国政府开始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上表现出更加坚定自信的态度，相关政策包括“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在中国南海建设数个大型军事基地。另外，自2012年以来，中国国内的政治变化使其与许多中国精英和西方亲自由派政治家渐行渐远。【注6】

2020年4月17日，美国共和党全国参议员竞选委员会向该党的政治候选人发布了一份长达57页的备忘录，该备忘录要求其候选人解决新冠疫情危机并将疫情归咎于中国。这份名为“新冠全书”的备忘录称“中国隐瞒、谎报、囤积医疗用品和设备导致了全球新冠大流行”，且“中国并非美国的盟友，更遑论竞争对手——而是敌人。CCP是美国政府的敌人。”【注7】众议院成立了一个新的中国工作组（CFT），由15名共和党成员组成，没有民主党成员。在2020年9月发布的最终报告中，该工作组将中国和CCP描述为“本时代面临的最大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挑战”。【注8】

同时，特朗普政府发布了针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这份文件将中国定性为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生存威胁”的国家，并要求美国举全政府之力与之较量。该报告提出的手段与之前历届美国政府的接触和遏制策略背道而驰，转而采取了更具对抗性和敌对的对华政策。【注9】特朗普政府对中美关系定性从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会在处理美中关系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变。

狂风暴雨：美国会三管齐下制衡中国

长期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的专家甘思德（Scott Kennedy）指出，自第116届国会以来，该机构已重新确立了其对美中政策的影响力。甘思德预计第117届国会的召开将带来“狂风暴雨”。【注10】在2020年总统选举中，拜登击败特朗普当选为新一任总统，但这一变化和民主党掌控的国会并未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总体方向。2022年10月，拜登政府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该战略延续了特朗普时期对中国的强硬立场，但寻求建立一个安全护栏以防两国之间的对抗升级为直接冲突。

美国对华新手段主要表现在限制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及强化其与中国在经济上的竞争实力。同时，美国政府将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等全球性问题上继续寻求与中国的合作。该手段还包括促进美国与其盟友和民主国家之间更为紧密的联系，以削弱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注11】通过这一三管齐下的方式，拜登政府逐步淘汰了前几届美国政府所采用的针对中国的接触和遏制齐头并进的政策。

风暴来袭：美国国会围堵中国

在第117届美国国会中，与中国相关的议案数量远超往昔。据统计，在15，066项议案中，共有681项与中国相关的议案，占总数的4.5%，比上届国会增加30%（476项）。同时，众议院与参议院中与中国相关的决议也比上届会议增加了12%。【注12】（图1）

图1：美国国会提出的中国议案数量｜来源：Congress.gov.

共和党议员仍站在针对中国的各类立法活动的前沿。他们支持了441项与中国有关的议案，而民主党支持的则只有239项。不过，与上届国会相比，两党对中国相关的议案数量的支持均有所增加，分别为37%和14%（n=183）。在这些议案中，仅有97项通过了全部委员会审查，82项议案在第116届国会中接受了委员会审议，但在第117届国会上，这一数字达到了118项，增加了24%。其中，仅有14项议案或联合议案成为法律，略低于第116届国会（16项）（图2）。此外，涉藏、涉港、涉疆的议案数量大幅增加。（图3）

图2：成为法律的中国议案数量｜来源：Congress.gov
图3：涉藏、涉港、涉疆的议案数量｜来源：Congress.gov

在国内事务方面，国会2022年投入更多努力保护美国的半导体产业，以应对与中国之间不断增长的竞争。2022年7月，国会通过了《芯片与科学法》。该议案提供520亿美元的联邦资金为美国制造的芯片提供补贴和研究支持。此外，该议案禁止向中国出售高级计算机芯片，进一步加剧了美中之间的贸易战和经济竞争。

同以往的国会进程一样，议员们提出的大多数议案并没有机会成为法律。然而，议员们仍提出诸多议案，这么做不但可令议员们宣传特定议题并提升知名度，更能够取悦特定利益团体、游说者、捐赠者，以及选民。【注13】这些议案的关注点多与过去的议案密切相连，包括贸易、人权、出口配额、西藏、香港。不过，第117届国会议案亦对新出现的挑战表现出关切，这些挑战包括能源、教育、健康、投资。（表1）

表1：第117届国会中国议案分类
（来源：Congress.gov.｜数据收集于2023年2月12日）

分类

 （与上届国会相比）的数量变化比 数量

主要议案

美中关系

 65% 306 《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2022台湾政策法》、《制裁中共法》、《打击中国对基督徒迫害法案》

军事和国家安全

 22% 54 《制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合作的漏洞法》、《台湾伙伴法案》

国际贸易与金融

 -5% 38 《2022中国贸易关系法》、《公平对华贸易外交法案》、《2021揭露中国“一带一路”对美投资法案》、《2022中国石油出口禁令法案》

能源

 69% 36 《阻止中共参与电网法案》、《防止中国太阳能经济投资法案》

健康

 25% 32 《2021保护美国制药供应链免收中国威胁法》、《禁止使用税收购买中国新冠病毒检测试剂法案》

商业

 15% 27 《防止SBA援助流向中国法案》、《TELL法案》（包括在中国的数据存储）

教育

 55% 22 《DHS限制孔子学院和中国相关实体法案》、《揭露孔子学院透明度法案》、《孔子法案》

金融与金融行业

 18% 22 《打击中国企业腐败法案》、《美国金融市场诚信和安全法案》

科学、技术、传媒

 17% 23

《中国研究资金会计法案》、《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

然而，特定议案未能通过国会并不意味着该议案或与之相似的议案不会在随后的国会中通过。许多议案有在接下来几届国会中被反复立案的历史。例如，由参议员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发起的《无尽前沿法案》在更名和更新内容后于第117届国会上被重新引入，成为《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其在第116届国会中未得委员会审议通过。

近年来，国会愈发频繁地加快或使用“快车道”立法程序，以防延迟或长时间的辩论拉锯战阻碍法律通过。其中，“一致同意”属于“快车道”立法程序之一。令人惊讶的是，许多重要的中国议案均由该程序通过。例如，国会通过“一致同意”通过的中国法案包括H.R. 3919《安全设备法案》和S. 812《恢复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地位及其他目的法案》。

一般性的立法程序包括动议、辩论、投票等，这些正式程序均非常耗时且无法保证立法顺利通过。相比之下，“一致同意”并不意味着每位众议院或参议院成员均投出赞成票，而是指成员们认为反对某件事是无意义的，因为默许该议案通过。【注14】“一致同意”程序下的议案审核方式较为简单，比如并不要求在场代表记录投票或验证法定人数。

另一个以非常手段利用“一致同意”程序的例子见于第116届国会中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议员提出的S.3471《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在第116届国会上，该议案未得通过。然而，卢比奥在2021年1月27日再次提出同一议案，最终该议案于同年7月14日通过“一致同意”程序获得参议院通过。众议院詹姆斯·麦戈文（Jim McGovern）议员在调整H.R. 1155议案后于2021年12月14日推出H.R. 6256议案并通过了无记名投票。这项法案最终于12月16日通过“一致同意”程序在参议院未经修正而得以通过。拜登于12月23日签署了该法案。国会仅用10天时间便通过了这一损害中国经济的综合性立法。该法律对商界影响甚巨，因自其成为法律那刻起，新疆生产的棉花不再被允许进入美国市场。

巨浪滔天：美国迎来针对中国的“鹰派时代”

据美国华盛顿州民主党众议员、两党美中工作组（USCWG）的联合主席里克·拉森（Rick Larsen）所说：“在针对中国的问题上，有国家安全鹰派、贸易鹰派，和人权鹰派。只要他们不互相交流，便不会意识到他们都憎恨中国。”这些鹰派立法者主张美国政府采取更加强硬的对华政策，包括加强制裁、关税和军事部署。

近年来，这三大鹰派立法者已经结盟，并在国会中形成了不同的共识，并转移了其重心。【注15】在中国事务上，国会与拜登政府国家安全委员内部的鹰派成员结成联盟，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长期博弈：中国战略取代美国秩序》（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的作者杜如松（Rush Doshi）、《永不回头：中国八十年代的禁忌历史》（Never Turn Back: China and the Forbidden History of the 1980s）的作者朱利安·格维茨（Julian Gewirtz）、高级技术和国家安全主任塔伦·查布拉（Tarun Chhabra），以及高级国际经济和劳动主任珍·哈里斯（Jen Harris）。【注16】根据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Bonnie Glaser）所述，美国已迎来针对中国的“鹰派时代”，并将驻足于此。【注17】表2列出了国会中鹰派立法者及其提出的中国议案数量。

值得注意的是，在参众两院提出的中国议案上，共和党赞助者数量仍远超民主党。在第116届和第117届国会上，前五位参议院和众议院赞助者的情况相似。来自阿肯色州的汤姆·科顿（Tom Cotton）参议员、佛罗里达州的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参议员和密苏里州的乔西·霍利（Josh Hawley）参议员早在新冠疫情肆虐之前便被视为针对中国的鹰派成员。【注18】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田纳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Marsha Blackburn）、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以及来自民主党强势州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爱德华·马基（Edward Markey）也属参议院中的鹰派成员。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沃纳（Mark Warner）去年在一次讲话中警告称，美国正面临着现代版的“斯普特尼克时刻”（指1957年苏联率先将人造卫星送入地球轨道给美国带来的巨大震撼）。【注19】

表2：最高级别的中国议案赞助者
（来源：Congress.gov.｜数据收集于2023年2月12日）

第116届国会

第117届国会

众议院赞助者
排序 姓名 党派/州/ACU评分* 议案数量 姓名 党派/州/ACU评分 议案数量
1 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共和党-威斯康辛州） 80% 13 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共和党-威斯康辛州） 80% 18
2 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McCaul）（共和党-得克萨斯州） 84% 13 吉姆·班克斯（Jim Banks）（共和党-印第安纳州） 96% 16
3 克里斯托弗·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共和党-新泽西州） 59% 10 斯科特·佩里（Scott Perry）（共和党-宾夕法尼亚州） 96% 11
4 吉姆·班克斯（Jim Banks）（共和党-印第安纳州 96% 7 迈克尔·麦考尔（Michael McCaul）（共和党-得克萨斯州） 84% 10
5 特德·约霍（Ted Yoho）（共和党-佛罗里达州） 91% 8 阿米·贝拉（Ami Bera）（民主党-加利福尼亚州） 6% 6

参议院赞助者
1 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共和党-佛罗里达州） 89% 21 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共和党-佛罗里达州） 89% 45
2 汤姆·科顿（Tom Cotton）（共和党-阿肯色州） 86% 17 罗伯特·梅南德斯（Robert Menendez）（民主党-新泽西州） 9% 20
3 爱德华·马基（Edward Markey）（民主党-马萨诸塞州） 3.3% 16 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共和党-佛罗里达州） 90% 18
4 特德·克鲁兹（Ted Cruz）（共和党·得克萨斯州） 86% 13 汤姆·科顿（Tom Cotton）（共和党-阿肯色州） 86% 16
5 罗伯特·梅南德斯（Robert Menendez）（民主党-新泽西州） 9% 12

詹姆斯·瑞斯（James Risch）（共和党-爱达荷州）

 91% 13
*ACU评分每年由美国立法问责中心和美国保守派联盟基金会编纂。表中数据来自该评分第49版（2020年）和第50版（2021年）。

国会中的鹰派立法者将拜登公开表态维护台湾视作积极信号，因为这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其长期持有的战略模糊立场。他们认为拜登将成为推动《2022台湾政策法》的助力，该法案将彻底改变美国与台湾的关系。2022年8月2日，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台再次引发台海紧张局势升级。越来越多的众议员和参议员纷纷仿效佩洛西之举，以示其对北京对台施加政策压力的抗议。紧随佩洛西脚步的包括由参议员爱德华·马基（Edward Markey）率领的五人代表团，其于2022年8月15日访台，以及由佛罗里达州民主党人斯蒂芬妮·墨菲（Stephanie Murphy）领导的八人代表团，其于同年9月访台。

暗潮汹涌：美国国会鹰派立法者的背景

如果深入国会中鹰派人物的政治和基本背景，我们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实：即拥有军事背景、古巴血统、天主教或福音派宗教背景的成员更倾向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

首先，许多反华鹰派立法者拥有军事或情报背景。迈克·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自国家情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于2006年至2013年间担任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情报官员。吉姆·班克斯（Jim Banks）曾随美国海军陆战队预备役部队远征阿富汗。汤姆·科顿（Tom Cotton）则在美国陆军担任步兵军官近五年。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曾供职于海军部队，在服役期间担任护卫舰格雷佛（USS Glover）的雷达操作员。

其次，许多国会反华鹰派成员是古巴人后裔，包括特德·克鲁兹（Ted Cruz）、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罗伯特·梅南德斯（Robert Menendez ）等。由于家庭背景的原因，很多古巴移民对共产主义满怀厌恶。一位评论员指出，古巴政治极端分子轻而易举便可在人群中散布有关共产主义、恐怖主义、社会主义及其他“阳光下的邪恶”的恐惧。【注20】对中国的妖魔化可能受到古巴裔美国人反共文化的影响。卢比奥自称为“流亡者之子”，并将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称为“暴徒”。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古巴流亡者已成为美国国会中至关重要的反华中坚。实际上，自1976年起，5名当选为参议员的西班牙裔中，有4名为古巴裔美国人。【注21】梅南德斯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卢比奥曾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国会研究服务处*成员、外交委员会成员，以及东亚、太平洋和国际网络安全政策小组委员会成员。古巴美国人利用这些国会领导职位，将美中关系推向冲突之路。（编者注：*美国国务院研究服务处，即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简称CRS，是美国国会智库机构之一，主要提供美国国会现行政策的深度研究与建议。）

信奉天主教和福音派的议员也更有可能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出强硬立场，因为他们的关注重点与人权及堕胎问题息息相关。例如，克里斯托弗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和詹姆斯·麦戈文（James McGovern）便是众议院中两位长期致力于反华的天主教鹰派立法者。卢比奥（Rubio）、梅南德斯（Menendez）、爱德华·马基（Edward Markey）和詹姆斯·里什（James Risch）均为信奉天主教的参议员；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和乔西·霍利（Josh Hawley）则为福音派教徒。

最后，大多数与中国有关的立法都是由来自极端保守派的众议员和参议员领导。例如，在表2中可以看到，美国保守派联盟对卢比奥议员的终身保守评分为87.9%；斯科特为90%；克鲁兹为97%；里什为91%；科顿为86%。

凛冬将至：美鹰派议员联手打压中国

受立法工作范围所限，多数美国立法者对中国的认知止于表面。他们所获取的与中国相关的信息多来自于美国媒体带有偏见性的报道、国会研究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的信息简报，以及呈交国会的各类年度报告，他们的观点受到这些文件的强烈影响。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The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美国总统机密办公室（Office of the Secrecy to the President），以及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例行向国会提交五分年度报告，这些报告对国会的对华政立法议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于几位国会中的鹰派立法者担任了CECC主席、联合主席或成员，他们的意见对听证会的召开方式、涵盖主题、以及所制定的年度报告具有关键影响。同时，这些成员也可以对其他议员对中国的认知和立法偏好产生深远影响。例如，克鲁兹、科顿、卢比奥、克里斯托弗·史密斯均曾为CECC成员。他们积极参与调查中国涉嫌违法的领域。大多数CECC听证会均对中国持极度谴责的立场。2022年，CECC举行了九次听证会，其中主题涵盖了“香港公民社会的瓦解”、“西藏：通向和解之路的障碍”、“数字独裁控制下的中国宗教”。

大多数被传唤作证的证人给出的证词都是单方面的。虽然这些人的个人经历可能属实，但听证会并未给持不同意见的证人提供任何作证的机会。在传统的国会听证会上，支持者和反对者均会受到邀请，而议员们会听取正反两方观点。相比之下，CECC举办的与中国相关的听证会倾向于证实立法者的偏好和偏见，并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例如，在2019年和2021年分别举办了两场与新疆有关的听证会后，CECC在两年内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创造了一个“可反驳的推定”，即要求企业证明其从新疆进口的货物并非是强制劳动的产物。【注22】

总结

在对国会关于美中关系的立法趋势进行较为彻底的回顾后，可以发现其在重塑美中关系未来发展趋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第117届国会通过了几项重要立法，这将深刻影响美中两国关系。“一致同意”程序作为一种快速立法途径，阻止了国会进行有意义和实质性的政策讨论。在这一程序下，立法者脱离了知识、逻辑或国家治理策略的引导，而是为激情和政治所控制。从2023年2月中国“间谍气球”被击落，到新一届众议院处于共和党控制之下，这些境况都将推动美国国会和公众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和态度。这一变化使得设置美中关系“护栏”——这一表述由拜登提出——变得尤为重要。如果美中之间“凛冬”将至，设置“护栏”可以预防双边关系如自由落体般滑向危险的深渊。

【脚注】

注1：Baogang Guo, “Sino-U.S. Decoupling: The Roles of Congres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27, No. 3, (2022) pp. 543-565. Robert Sutter, “Congress and Trump Administration China Policy: Overlapping Priorities, Uneasy Adjustments and Hardening toward Beij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9, Vol. 28, No. 118, pp. 519-537.

注2：U.C. San Diego, the China Data Lab, Congress Tweetsproject report, Part I “Who in The U.S. Congress Tweets About China?” Authored by Lei Guang, Harris Doshay, Zeyu Li, Bailey Marsheck, Molly Roberts, and Young Yang, available online, https://chinadatalab.ucsd.edu/viz-blog/who-in-the-us-congress -tweets-about-china/.

注3：Ibid, Part II, What Do Members of Congress Tweet About China? Authored by Bailey Marsheck, Harris Doshay, Lei Guang, Zeyu Li, Molly Roberts, and Young Yang, Available online, https://chinadatalab.ucsd.edu/viz-blog/what-do-members-of-congress-tweet-about-china/.

注4：Robert Sutter, “Congres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in U.S. China Policy,” The Diplomat, January 11, 2022, Available online, https://thediplomat.com/2022/01/congress-is-more-important-than-ever-in-us-china-policy/

注5：James McBride and Andrew Chatzky, “Is ‘Made in China 2025’ a Threat to Global Trad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May 13, 2019, Available online,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made-china-2025-threat-global-trade

注6：Baogang Guo, “A Partocr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overnance System Reform under Xi Jinp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29, No. 126 (2020), pp. 809-823.

注7：O’Donnell & Associates, “Corona Big Book,” Available online, https://static.politico.com/80/54/2f3219384e01833b0a0ddf95181c/corona-virus-big-book-4.17.20.pdf

注8：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hina Task Force Report, September 11, 20202, Available online, https://gop-foreignaffairs.house.gov/blog/china-task-force-report/.

注9：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020, Available online,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20/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4v1.pdf.

注10：Thunder Out of Congress on China | Trustee China Hand | CSIS

注11：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available online,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0/Biden-Harris-Administration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10.2022.pdf. Antony J. Blinken, Secretary of State,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y 26, 2022, Available online, 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注12：This increase includes House and Senate Resolutions as well as Joint Resolutions. Data are drawn from Congress.org.

注13：Tao Xie, op cit, p. 147.

注14：Robert, Henry M.; et al. Robert’s Rules of Order Newly Revised (11th ed.) I Philadelphia, PA: Da Capo Press, 2011), p. 55.

注15：Girard, B. 2019. A bipartisan congressional group supports Trump’s tough-on-China approach. The Diplomat. April 5. Available 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9/04/a-bipartisan-congressional-group- supports-trumps-tough-on-china-approach/.

注16：Alex Thompson, Phelim Kine and Max Tani, “Jake’s nest of China hawks,” Politico, April 13, 2022, available online, https://www.politico.com/newsletters/west-wing-playbook/2022/04/13/jakes-nest-of-china-hawks-00024976

注17：Matthew Knott, “’A New Cold War:’ China Hawks Have Built a Cozy Nest in White House.” The Age, March 7, 2020, https://www.theage.com.au/

注18：Evie Fordham, “Who are the China hawks?” Foxbusiness.com, June 29, 2020, Available online, https://www.foxbusiness.com/politics/china-united-states-rubio-hawley-cotton.

注19：Jordain Carney, “China Hawks Flex Muscle amid Fallout, “The Hill, April 15, 2020.

注20：Arturo Dominguez, “Confronting Cuban American Propaganda Head On,” Latino Rebels, January 14, 2022. Available online, https://www.latinorebels.com/2022/01/14/cubanamprop/

注21：Ann Louis Bardach, “Prodigal Son” Marco Rubio’s Complicated Cuban Legacy,” Politico, Available online,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5/10/marco-rubio-profile-213275/

注22：2021 Annual Report, 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 Available online, https://www.cecc.gov/sites/chinacommission.house.gov/files/documents/2021CECC_AnnualReportExecutiveSummary_FINAL.pdf.

美国政治分歧新体现—俄亥俄州“毒列车”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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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治分歧新体现—俄亥俄州“毒列车”事故

作者：黄泓远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美国东部标准时间2023年2月3日晚上8点55分左右，俄亥俄州一列由诺福克南方铁路(Norfolk Southern Railway)运营的火车脱轨并引发火灾。列车的脱轨引发了一场大火，剧烈的燃烧点燃了化学物质，毒气进入到大气中，笼罩了城镇。俄亥俄州州长麦克·德文(Mike DeWine)发布命令，撤离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边界两侧的居民。现场处理人员对剩余化学物质进行了“受控燃烧”，周边地区在四五天后才恢复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在事故发生的这二十几天内，当地居民身体感觉异样，小镇上还有一股浓烈刺鼻的化学物品气味。事发后，尽管包括美国环保局在内的美国政府相关部门一直声称当地空气、水质在经测试后均处于安全水平，但许多居民并不认可相关检测结果。当地生态系统遭到极大破坏，大量当地生物死亡。

一、两党的不同反应——民主党的沉默和共和党的“穷追猛打”

这次事故充满了疑点。首先，这次重大的有毒化学物品泄露事件在美国各大媒体平台上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较于同时期发生的所谓“流浪气球”事件，它的热度则要低很多。其次，拜登政府和俄亥俄州政府都对此事保持了异常的沉默。州长麦克·德怀恩(Mike DeWine)14日表示该地区并没有遭受严重的污染，甚至直到20日才来到实地调查;联邦应急管理局(Federal Emergency Management Agency)也认为此次危机并不严重，拒绝为该小镇提供援助。2月24日，也就是事故发生近20天后，美国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才姗姗来迟，前往事发当地加以调查处理。同样在24日，美国总统乔·拜登(Joe Biden)更是向媒体表示，他目前并无访问俄亥俄州有毒化学品运载列车脱轨事故现场的计划。不论是美国的主流媒体还是拜登政都府对此事保持了高度的缄默，将公众舆论置于一侧。政府一反常态地回避该事件，并没有积极表态对事故加以妥善处理，也没有施以联邦救济，连最基本的饮用水等物资都没有向当地居民发放。

反观共和党一侧则是“火力全开”的姿态。共和党俄亥俄州参议员JD·万斯(JD Vance)在俄亥俄州列车脱轨事发地拍摄了视频，他用树枝拨开了河道下的泥土，泛起一阵“化学彩虹”。他还表示，他会选择喝瓶装水而非自来水。多名共和党参、众议员更是直接对拜登手下的红人—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发起抨击。共和党籍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当地时间16日致信美国总统拜登,要求他解除布蒂吉格的职务;2月24日，美国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21名共和党人当天联名致信布蒂吉格，指责他在事故发生后解决问题“速度缓慢”;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沃伦·戴维森(Warren Davidson)甚至直接提议弹劾布蒂吉格;参议员特德·克鲁兹(R-Texas)在福克斯商业频道上也说“部长布蒂吉格在这个问题上无处可寻。他没有去东巴勒斯坦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这真的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布蒂吉格也回击称，该事故的隐患早在特朗普当政时期就埋下了，2018年废除的一项要求运载易燃液体的列车必须使用电控空气(ECP)制动系统的法律规定，导致交通部在列车行驶安全问题上难有抓手。

由此可见，该列车倾覆事件已经超越了事件本身，蔓延至两党范围内的相互抨击。总结来看，民主党一方，政府试图通过掩盖或回避的方法来淡化危机，或许是因为此次事故威胁性确实不大，也或许是事故背后牵扯的各方利益太多，政府不便表态;共和党议员结成一派，利用该事故大做文章攻击拜登和他的“得力干将”布蒂吉格，在美国政坛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在2022年中期选举过后，大选已经提前拉开序幕。两党人士开始围绕各种议题和事件拉派别、站队，都在努力增添自己的政治筹码，巩固拉拢选民。这一列车侧翻导致的化学品泄漏事件，也就此成为两党各派人士互相攻讦诋毁、进行政治争斗的新阵地。

二、来自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的反击

事故发生后，共和党人士对拜登领导下的民主党政府的不作为进行了大规模抨击。民众舆论也呈现一边倒的态势，质疑政府的不发声与不作为。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宣布自己会参加下一届总统竞选后，一直在美国各地奔走演说，巩固自己的选民阵地，争取更多的民众支持，为自己未来的“卷土重来”积极造势。特朗普和拜登政府的“骂战”一直未曾停歇，两方在各种热点问题上互相抨击指责对方。同样得益于特朗普的个人影响力，他的所作所为一直是各大媒体头条关注的焦点。特朗普很敏感地抓住了这次有毒化学物质泄漏事件大做文章，攻击现任民主党政府和拜登本人的不作为，指责拜登“冷漠”、“背叛了民众的善良之心”，把事件推向了风口浪尖，把舆论升级为政治战场。

特朗普还在用实际行动抨击拜登政府。2月22日，他访问了东巴勒斯坦，在距离残骸半英里的地方发表了讲话。他批评了联邦政府对灾难的反应，并提供了物质上的救济。特朗普为当地提供了数加仑的瓶装“特朗普矿泉水”，并在儿子和参议员万斯的陪同下步行穿越了该地区。面对媒体的提问，特朗普更是直呼，让拜登“到这里来!”矛头直指向自己的政治老对手。

不可否认，特朗普为当地灾区的人民带去了必需的生活物资，缓解了他们的生存压力。但是，他作为美国最顶级的政客之一，也很巧妙地利用了这一次危机树立起自己爱民亲民的形象，从而壮大了自己的影响力。同时，特朗普和前文所提及的诸多共和党议员步调一致，通过社交媒体和实际行动抨击总统和交通部长，积极向拜登政府施压，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党内的威望和选民阵地，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政治筹码，可谓一箭双雕。

面对特朗普咄咄逼人的姿态，拜登政府的反应则显得被动疲软。拜登本人到现在也没有直接对事故做出说明，只是在特朗普发表公开演说后跟进表态自己没有到访东巴勒斯坦的计划。在这回合的角逐中，拜登明显落于特朗普下风。

三、同时期政策的偏颇——对俄亥俄州的“零经济”与对乌克兰的“5亿支援”

俄亥俄州东巴勒斯坦人民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时，美国总统拜登不仅没有到访事发地，反而于本月20日突访乌克兰，同泽连斯基会晤，并宣布了美国政府新的5亿美元一揽子援乌计划，包括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和反坦克导弹在内的武器。俄亥俄州大部分人民对此当然感到强烈的不满。一直对援助乌克兰持反对态度的共和党人士更是不遗余力的攻击拜登政府，指责政府居然把乌克兰战场的局势置于美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之上。

可以看出，现在的拜登政府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被其对外政策，尤其是被俄乌冲突上的政策束缚住了手脚，没有对国内局势加以足够的关注，导致对内政策不佳，民众满意度急剧下滑。在中期选举过后参、众两院被两党分别占据的情况下，出于对未来的考量，总统通常会将对外事务作为突破口。对拜登而言，此时再推进国内政治议题必然遭到来自共和党的阻挠，因此若是他仍向在政绩上有一番作为，或者争取到更多连任的筹码，他的目光必须更多投向对外政策。同时，民主党掌握多数的国会参议院在对外事务上更具影响，这也会促进拜登转向对外事务的选择。拜登政府需要保证乌克兰不会输掉这场战争，就必须源源不断的为乌克兰提供资金和武器，导致现在陷于俄乌战争的泥沼里难以自拔。对于国内出现的这种具有重大威胁性的有毒化学物质泄漏，政府或许只能通过消极应对来避免更大的消耗，把资源统一集中于对外政策上。

共和党人对于拜登政府行为的指责也体现了美国政坛百年来一直存在的“孤立主义”和“理想主义”之争。共和党内部极端派，包括特朗普，或与特朗普理念更相近的反建制派倾向于反对几乎无条件对乌援助，对经济援助持高度怀疑，要求把美国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强调要将更多资源投入美国自身，就是当今美国新孤立主义思潮—民粹保守主义的最好体现。一方面，民粹保守派反对移民、种族平等、全球化、多元文化主义;另一方面，民粹保守派又主张政府适度干预市场经济以保护中产阶级的核心利益，变相支持“美国第一”。这种文化上的民族主义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构成了21世纪美国的新孤立主义思潮。另一边，拜登政府积极贯彻对外政策，把美国在全世界推行自由民主的任务、输出自己的价值观放在较重要的位置，追求“自由、和谐、平等、民主的”世界免受其他势力的染指，就是典型的带有扩张色彩的理想主义。这种思想往往把国家在国际上的目标放在第一位，而有所忽视民生、社会的发展。而拜登政府着力于对乌政策而在列车侧翻事故上有所怠慢，恰似对于这一思想最好的印证。当化学品泄露事件和乌克兰危机交织在一起，当国家的利益又一次出现了不同的分歧，两种主义主导下的派别也不可避免地再次碰撞出激烈的火花，在美国政局上掀起新的波澜。

当然，使拜登政府对此事故保持沉默的原因并不止于新时期的理想主义思想。除此之外，事故本身的严重性难以界定、民主党为应对2024年的大选而注重维护党派名誉抓牢选民阵地、交通利益大集团对政府的裹挟乃至操纵等都是可能的原因。理想主义色彩不过是决定性因素之一。

四、结论

美国政府认为，2月3日的化学品泄露事件不过是意外的危机，实质性影响并不严重。部分民众和专家则在推特上说，“这次事故可以说是俄亥俄州的切尔诺贝利。”描述差异之大，不禁令人深思。

一石激起千层浪，两指弹出万般音。在事故发生后，人们焦点自然转向了交通安全，美国境内频发的列车侧翻事故也被放在了聚光灯下。谴责美国政府在交通安全方面工作不力的声音也越来越多，奇怪的是，政府的回应却依然寥寥无几。

此次有毒化学物质泄露事件的影响早已超出了事件本身，它体现了当下美国拜登政府重心置于外交，内政和对外政策处理明显不均衡;它成为美国两党之间相互攻讦的新阵地、顶级政治人物的新秀场、政坛舆论新的风向标;它代表着民粹保守主义和新时期理想主义不可调和的矛盾，反映着现任政府和其背后利益集团难以琢磨透的关系。

来源时间：2023/4/13   发布时间：202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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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的游戏：债务风险下的美国两党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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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门易安  来源：海国图智研究院

2023年1月19日美国触及本财年的债务上限(31.46万亿美元)。促使美国财政部开始使用一系列的经济手段以确保联邦政府在争取到提高债务上限(Debt Ceiling)前继续支付其账单。在致国会的一封信中，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表示，如果国会最终无法提高债务上限，政府将不得不采取一系列的非常措施以支付一月以后所产生的开支。届时，政府或将限制投资活动，并优先支付部分债务以避免超过法定债务上限。为避免政府陷入技术性违约和政府停摆的风险，耶伦还向国会提议暂停执行现行的上限标准。

一、后果严重的债务违约

由于预算计划存在赤字，美国政府需要通过借入资金来支付其所产生的费用。根据美国宪法，国会授权白宫发行债券进行借款。早在一战时期，为了支持盟军的战斗，美国政府便推出了自由债券(Liberty Bond)以向公众筹集资金。根据《第二自由债券法案》，美国政府可以发行最高150亿美元的债券，并在25年内以4%的利息再发行30亿美元的债券，10年后赎回。在不超过此数额的情况下，财政部可以自行掌握发债节奏，这也是美国第一次规定政府的债务上限。在2021年，国会将债务上限提升至了31.4亿美元。即使债务上限不断提高，但政府一旦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或者超出了债务上限而无力偿还，便会对宏观经济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

与此次危机相似，2011年奥巴马政府便面临了债务危机，也同样是民主党政府同共和党所控制的国会谈判增加债务上限。随着政府接近债务上限并可能存在债务违约的风险，股市会出现下跌，市场波动加剧。企业的借贷成本随着经济风险加大而增长，抵押贷款的利率更高，房地产交易量下降。信用评级机构标普(S&P)在当时首次下调了美国的信用评级，变为AA+级。

同时，在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时，政府将不得不采取如停止支付其他款项以继续支付债务利息。根据高盛研究团队(GS Research)的预测，这将使得经济每个月受到约2250亿美元的打击，占据年度GDP的10%。而根据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全球战略咨询部门的首席经济学家格雷戈里·达科(Gregory Daco)估计，如果国会在政府一系列非常措施用尽之前，不增加或暂停执行债务上限，美国的经济产出可能会减少5%。这样的经济收缩将会对今年预计温和增长的经济造成重大的打击。

尽管正如高盛研究团队所说：一旦涉及到社会保障资金的延迟付款，国会都不得不提高债务限额，拜登政府很难真正债务违约。但是，随着债务截止日期的临近，这种违约风险将会对市场释放出消极信号，进而引发消极的影响。正如2011年民主党政府与国会谈判期间，在短短22个交易日内标普500指数便从峰值下跌了17%。此外，投资者在未来也有可能向政府要求更高的贷款利率，政府所需支付的利息便会大大增加，白宫预计未来十年的利息支出将相当于美国经济总量的2.6%，联邦预算将被进一步挤压。民主党智库第三条道路(Third Way)也表示这将导致300万个工作岗位丧失，平均30年期抵押贷款成本增加130,000美元，并使国债额外增加8,500亿美元。

可见，不管债务违约行为是否真的会从风险变为现实，市场都会对潜在的风险作出反应，从而产生股票下跌、政府信用下降等一系列风险，进而带来经济衰退的可能性。因此，债务违约的后果对于美国经济来说无疑是严重的。

二、指责的游戏

在政府面临债务违约的风险下，民主党与共和党都试图指责对方，使对方为债务违约所带来的风险、包括潜在的政府关门的可能性负责。

民主党人认为：相对于美国的经济规模来说，拜登政府的借贷成本是可以控制的，并认为没有必要削减支出。财政部长耶伦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加息确实导致了联邦债务利息预算的成本缓慢上涨。但是，政府的预测表明，从长期来看，利率将回到正常的水平之上(如下图)。那么导致债务风险的一个重要诱因将会消失，因此是没有必要削减政府的财务支出的。共和党如此坚持削减政府开支无疑是为了和民主党唱反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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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发言人安德鲁·贝茨(Andrew Bates)也表示，共和党一直在“试图破坏美国的经济”。如果国会无法就提高债务上限与政府达成一致，拜登政府将强制违约。并且民主党知晓导致政府关门的后果：2018年1月共和党政府因民主党人坚持保护儿童时期被带到美国的无签证移民而关门，但公众并没有站在民主党一边，他们面临了强烈的反对，最终此事以民主党退让而告终。而根据2018年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认为美国合法移民应当增加或保持不变的占60%。尽管民众在移民问题上倾向于或最起码不反对民主党，但是民众对于政府关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反应大过了其对其他议题的偏好。因此，此次若共和党因为党派利益试图阻碍政府，从而最终导致债务违约以及政府停摆，其可能同样会面临民众的反对，毕竟政府关门意味着公营服务与保障的减少。

拜登总统嘲笑共和党人在“财政上痴呆”，由于经济逐渐走出疫情的负面影响并减少了应对疫情的紧急支出，他的政府将财政赤字减少了3500亿美元，并有望在2023财年中削减1.3万亿美元。美联储官员也对民主党的立场表示了支持。美联储官员奈尔·卡什卡里(Neel Kashkari)在2月7日重申了对于美国迫在眉睫的债务上限的担忧。其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采访时表示：尽管他不确定潜在的违约的可能性有多大，但是他绝对同意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的观点：如果国会未能在6月前提高或暂停债务限额，美国的债务违约将会是“灾难性的”，将会危及政府的基本职能(如国防)，并削弱美元和股票。

与民主党相似，共和党一方同样试图将债务违约风险以及其后果归咎于民主党的财政政策之上，并试图以此减少政府财政支出。印第安纳州共和党众议员吉姆·班克斯(Jim Banks)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将美国政府的债务风险归咎于拜登政府的过度支出。班克斯认为正是由于民主党过度印钞、过度开支，才导致了美国的32万亿美元国债和创纪录的高通胀。拜登才是真正在财政上痴呆的人。共和党党内的战略家表示：许多选民都认为拜登政府应当对经济不稳定负责，拜登政府的财政政策导致了通货膨胀、储蓄贬值等经济不稳定。

尽管从整体角度来看，共和党主张减少政府支出才能暂停或增加债务上限，但是其内部也对具体要减少哪部分的政府支出产生分歧，具体体现在退休计划、医疗保险等领域之上。在中期选举前夕，拜登便警告选民称如果共和党赢得国会的控制权，那么其便会寻求削减社会保障基金。这也使得共和党在这一议题上面临守势。但如果不削减这部分支出，财政支出的削减便很难被达成。特朗普也警告共和党人，在债务上限的谈判之中不要触及医疗保险或社会保障议题。其表示：“在很多领域我们都能减少资金浪费、欺诈以及滥用。但不要削减老年人一生为之工作与支付的福利。节省社会保障开支，但是不要破坏它。”

但并非所有共和党人都这样认为。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众议员马特·盖茨 (Matt Gaetz)对一些同僚放弃改革医疗补助计划和提供食品的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等感到失望。他呼吁进行改革，减少享受福利的人数。拉塞尔·沃特(Russell Vought)是特朗普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他计划削减卫生和公共服务部的 220 亿美元资金，以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 260 亿美元资金。其还主张还将冻结医疗补助计划，取消平价医疗法案的覆盖范围扩大并减少退伍军人的残疾福利。

然而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的民调显示，63%的民众认为医疗保险应当通过单一政府医保方案或者政府与私人保险公司的结合的方案实现覆盖。尽管66%的共和党人或共和党倾向者表示全民医保不是政府的责任，但其中约54%的受访者表示政府也应当为老年人等弱视群体提供医疗保险覆盖，仅11%的受访者表示政府不应当提供任何医疗保险。因此，如果共和党决定削减医保支出，对其党派本身利益也是不利的。

三、结论

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Mark Zandi)上个月在给客户的一份说明中认为人们倾向于无视不断发展的债务限额问题。大众都认为这次的债务危机也将像之前几次一样由国会与政府及时达成协议并最终签署法案而结束。“但是鉴于国会不断极化，如此认为将是一个错误。国会出于党派利益或无能而犯错的几率高得令人不安”他写道。

美国银行首席执行官布莱恩·莫伊尼汉(Brian Moynihan)也指出美国银行已经开始通过为获得政府付款的客户设置付款豁免权等方式来为潜在的违约行为做准备。他承认两党的国会议员都不想在关于债务限额的谈判中冒债务违约的风险，但是其仍然为两党采取的边缘主义政策而感到担忧。

在美国政府再一次逼近债务上限时，民主党与共和党再次产生纷争。比之前更为糟糕的是：现在的共和党内部自身甚至都无法形成同一个声音——是应当激进地降低政府支出还是如同特朗普所说的避免触及医保等领域。麦卡锡在前段时间通过向党内极端派妥协取得议长的地位，在此关键议题上共和党的抉择必当受到共和党内极端右翼人士的影响。加之拜登政府也声称不会在提升债务上限议题上有任何的附加条件谈判。在如此反复与推诿之中，美国很有可能真正面临债务违约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后果。马克·赞迪的分析很有可能成为现实。因此，民主党与共和党究竟能否达成协议、解决危机，还是为了党派利益不断采取极化的边缘政策，导致危机不断加剧，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

参考文献

1. Description of the Extraordinary Measures, August 2, 2021.

https://home.treasury.gov/system/files/136/Description-of-Extraordinary-Measures-Aug2021.pdf

2.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Janet L. Yellen Sends Letter to Congressional Leadership on the Debt Limit

https://home.treasury.gov/news/press-releases/jy1188

3. United States – Credit Rating

https://tradingeconomics.com/united-states/rating

4. The Dominoes of Debt Limit Default

https://www.thirdway.org/report/the-dominoes-of-debt-limit-default

5. In Debt Limit Fight, Republicans Won’t Say What Spending Cuts They Want

https://www.nytimes.com/2023/01/31/us/politics/republicans-spending-debt-ceiling.html?action=click&pgtype=Article&state=default&module=styln-debt-ceiling&variant=show®ion=MAIN_CONTENT_3&block=storyline_top_links_recirc

6. Months Before a Potential Crisis, Both Parties Kick Off a Fiscal Blame Game

https://www.nytimes.com/2023/01/19/us/politics/republicans-democrats-debt-ceiling.html?action=click&pgtype=Article&state=default&module=styln-debt-ceiling&variant=show®ion=MAIN_CONTENT_3&block=storyline_top_links_recirc

7. Rep. Chip Roy Press Office, Tweet, Jan 9, 2023.

https://twitter.com/RepChipRoy/status/1612300123073036288?ref_src=twsrc%5Etfw%7Ctwcamp%5Etweetembed%7Ctwterm%5E1612300123073036288%7Ctwgr%5E%7Ctwcon%5Es1_c10&ref_url=notion%3A%2F%2Fwww.notion.so%2F8c948c1a00d74ff0bb6a54ec88d08ca1

8. Matt Gaetz and Geraldo Rivera spar on the progress of the new GOP congres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ltwkoCzCb8

9. Increasing share of Americans favor a single government program to provide health care coverage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20/09/29/increasing-share-of-americans-favor-a-single-government-program-to-provide-health-care-coverage/

10. Shifting Public Views on Legal Immigration into the U.S.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18/06/28/shifting-public-views-on-legal-immigration-into-the-u-s/

11. Fed Official Warns U.S. Debt Default Would Be ‘Catastrophe’ As Bank of America Gears Up for The Worst

https://www.forbes.com/sites/jonathanponciano/2023/02/07/fed-official-warns-us-debt-default-would-be-catastrophe-as-bank-of-america-gears-up-for-the-worst/?sh=4d2745f8d75a

12. Fed’s Inflation Fight Pushes Up Cost of U.S. Debt

https://www.wsj.com/articles/u-s-government-borrowing-costs-rise-as-debt-ceiling-fuels-partisan-clash-a4b8cbe2

13. Trump to GOP: Don’t touch Medicare or Social Security in debt ceiling fight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3/01/20/trump-gop-medicare-social-security-debt-ceiling-00078731

14. A deal on the debt limit is likely—but not without a lot of uncertainty

https://www.goldmansachs.com/insights/pages/a-deal-on-the-debt-ceiling-is-likely-but-not-without-uncertainty.html

来源时间：2023/4/13   发布时间：2023/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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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对非基建援助：美国优先嵌入非洲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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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臧婕妤  来源：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

2022年10月12日，延期已久的《2022年国家安全战略》由白宫正式发布，其中，21世纪美国—非洲伙伴关系的提出引人注目，这意味着非洲已经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不可或缺的版图之一。非洲的实力和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日益上升，加之中非关系蓬勃发展，美国不得不重视非洲发挥的地缘政治作用。《国家安全战略》中提到美国将继续加强对非投资援助力度，包括数字经济、能源安全、应对气候挑战、公共卫生安全系统等方面的基础设施。随后在12月14日举办的美非峰会上，拜登重申改善非洲的基础设施对双方开展贸易、确保供应链的可靠与韧性至关重要。美对非基建援助已成为美进一步修复与非洲关系的重要抓手。

对非基建援助的重点关切领域

拜登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强调在长期合作的基础上，致力于投资卫生安全和卫生系统基础设施，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措施，这是对此前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简称PGII)倡议[2]的持续回应。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U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inance Corporation，简称 USIDFC)在卫生服务和基础设施、卫生商品生产和供应链、数字卫生以及水、环境卫生和营养等卫生体系项目上投资2.53亿美元来改善非洲卫生基础设施。

为展示“大国形象”，美国与非洲在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合作仍被其视为重要战略推进点。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美国对尼日利亚卫生体系的投资总额达300万美元，包括收购、修缮及运营的10家医疗机构;使用无人驾驶飞行器扩大医疗保健及相关部门物流的研究等[3]。

随着气候危机紧迫性日益增加，非洲在解决集体安全、经济和健康方面的重要性突显。同时，鉴于拜登政府在外交理念上重拾多边主义，在对非关系上似乎有意通过加强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基建援助打下“自身烙印”。美国承诺到2024年每年投资30亿美元，为全世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提供资金，其中包括对非洲各国发起的旨在规划、资助节能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设施建设。为减少排放，美国通过“电力非洲”计划来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此外，USIDFC的“绿色技术”合作，包括尼日利亚的太阳能项目、肯尼亚和塞内加尔的风电场项目，均表明在与非洲基建设施合作中美国将持续关注气候变化并加大对此议题的支持力度[4]。

另一项对非基建援助重点领域是数字化转型。在12月举行的美非峰会上，拜登宣布启动“与非洲进行数字化转型”(DTA)倡议，根据非洲联盟的数字化转型战略为非洲投资超过3.5亿美元，加强整个非洲大陆的数字环境。逐步扩大非洲大陆对开放、可靠、安全的互联网访问程度，以实现包括数字连通性在内的推进“全球基础投资和投资伙伴关系”下投资全球基础设施的承诺。例如，“电力非洲”倡议通过私营部门参与将实现数字互联网的接入，来改善农村卫生诊所和区域卫生设施[5]。

对非基建援助的特征

(一)对非政策延续性

相比于国内政策分歧频出，在对非政策倾向上，共和党和民主党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美国对非政策延续性，即通过政府投资基建创造美国资本进入非洲市场的“美国优先”原则。

特朗普时期对非政策主要体现在“繁荣非洲倡议”，并成立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USIDFC)，旨在转变美国企业对投资非洲风险的错误认知，为美国企业和产品更便捷进入非洲提供条件，通过技术支持实现双边贸易与投资规模的扩大。在“倡议”推动下，特朗普政府以将美国企业作为设备与服务的提供方为条件，提供支持非洲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贷款，本质上是为了增加美国对非出口、创造更多国内就业机会。

相较于前政府进展缓慢、成效甚微，拜登执政后对非动作频频，更显活跃与积极。拜登政府在两年间发起“重建美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简称B3W)和“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PGII)两项聚焦发展中国家投资缺口的全球基建倡议。从公布的计划投资金额大幅减少以及投资项目的细化上可以看到B3W到PGII更加务实具体。与特朗普政府对非洲的忽视甚至蔑视不同，拜登上任后便加强与非洲的互动，且尽力显示出美非是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下进行双向基建投资、开展外交，但B3W和PGII实质上依然延续前政府通过撬动私人资产，推动非洲公共基础设施私有化的做法，为美国企业制造更多就业和收入。

总体上，USIDFC为B3W和PGII的实施提供制度保障，PGII是美国对外援助的主要抓手[6]，美国两届政府对非基建援助政策呈现出一定的延续性。

(二)瞄准对华竞争

近年来，拜登政府在美非关系上的努力越来越表明非洲地区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当前，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拜登政府史无前例地把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直接明确地指向中国，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美国将把中国视为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美国政府将持续强调对华竞争这一主要战略目标[7]。

尽管拜登政府在修复美非关系时意欲削弱“中国因素”，防止出现前政府对非战略中因强烈反华情绪而引起非洲国家反感，更强调美非是相互尊重的伙伴，但对非政策的目的不可避免地指向大国竞争，且针对性越来越强[8]。连续出台的B3W和PGII为发展中国家提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以加强双方的伙伴关系，但本质上是在基础设施援助背后注入其民主价值观，从而达到制衡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目的，或尽可能地在基建投资甚至外交关系上起到补充作用，进一步干涉“一带一路”项目落地的速度与效果，离间中非关系，在对华竞争博弈中占据更有利地位。

拜登政府承诺B3W倡议将投入40万亿美元，然而事实却是美国在全球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仅约600万美元，与此前的承诺数额相去甚远，可见其对非援助是假，制衡中国是真[9]。

拜登政府的战略意图

当前，国际战略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以及非洲经济安全动荡，美非关系在历经两届政府的不断调整下，逐渐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延伸。随着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加剧，非洲成为美国全球战略框架内不可忽视的一部分，提升非洲的全球战略地位已经是拜登政府持续考虑的优先事项之一。

不论是前政府的“繁荣非洲倡议”，还是拜登B3W和PGII计划，大国竞争始终是美国试图主导全球基础建设、重塑全球格局的主旋律。美国对非政策不仅要将非洲的利益需求考虑在内，还要在“美国优先”理念的基础上来形成其所谓的“民主同盟”，从而加强其全球战略目标，更逐渐明确了在非洲大陆上要实现制衡中国的对华政策，围堵中国在非洲已经形成的外交实践的战略意图。时隔八年重启的美非峰会也彰显了美国对非工作不仅有基于拓展非洲商业经济价值的现实考虑，更重要的是，拜登政府担心非洲成为美国全球战略布局中最先受到冲击的突破口。拜登政府通过基建投资援助来改善非洲发展状况以及做出的修复美非关系的努力，已经充分显现出以美国为首的一部分西方国家在以国际合作为幌子的背后，将意识形态对抗作为真实意图，使得对非援助政策逐渐偏离轨道。

此外，作为美国一直以来拉拢的重要合作伙伴，欧盟“全球门户”计划也是拜登政府在非洲实施大国竞争态势下重要的考虑点。长期以来，欧盟将非洲视为“后院”，在启动“全球门户”计划后，更宣布投资1500亿欧元用于非洲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这是欧盟的首个区域性计划。然而，欧洲的数字化水平相较于中美有所落后，“全球门户”计划正是欧盟试图加强在非洲的数字互联布局的新出路，以谋求地区权力空间和推进地区战略，借非洲之力增加在中美间的筹码。这势必会和美国在非洲的布局上形成“挤出效应”[10]，与“美国优先”理念形成对冲。

目前看，拜登政府已将非洲视作大国博弈的“竞技场”，通过基建援助、“画饼充饥”式的对非基建投资承诺在内的对非战略来遏制和对抗他国与非洲的合作与友好关系往来。然而，大国博弈已不可能回到冷战时期，非洲也不需要非美即中的“选边站”式的援助。美国的对非政策能否取得其预计的效果，还将取决于后续美国对非的投入力度、非洲国家对大国在非洲博弈的反应等多重因素。

来源时间：2023/4/12   发布时间：202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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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锋：当下中美关系已发生质变 “春寒料峭”恐将持续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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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何王子彧  来源：“直新闻”微信公众号

编者按

当下乌克兰危机持续延宕，渴望理性和平的声音愈发嘹亮。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朱锋在今年初提出了一个观点——“后乌克兰危机”时代的美、欧、俄的三方较量和角力仍将长期持续，三方长期处于地缘战略对峙的 “后-后冷战时代”事实上已难以避免。在他看来，乌克兰危机意味着“后冷战时代”的终结，大国关系重回对话与合作轨道的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

世界是否真的在进入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时代?朱锋对此给出的是否定答案。

值得一提的是，专访朱锋是在“东西桥线下对话会”后。3月下旬的北京，春寒料峭。而这一本是形容季节温感的成语，也出现在3月25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集体会见美国友好团体和工商界人士时的对话中。秦刚指出，目前中美关系依旧春寒料峭。

在东西桥线下对话会上，当被问及对于当下中美关系的感受时，朱锋说了一句“sad(悲伤)”。在和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的交谈中，他做了进一步的延伸。在朱锋看来，中美关系不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更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不过，当下中美关系已发生质变，没有5到10年的时间，难以有实质性改善。而经贸也已不再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西方炒作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也出现在此次专访中。“修昔底德陷阱”指的是快速崛起的大国遇上守成大国，可能会爆发战争的情况。对此，朱锋提出一个疑问——中美两国如果不能展示负责任的眼光和智慧，那未来的世界随着中美对抗的升级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

不过，朱锋对中美关系依然持有相对乐观的态度——因为当下已进入21世纪，中美两国如果像以往历史所上演的那样陷入无休止的大国冲突争斗中，那便是完全否认了这个时代发展进步的意义和影响。

以上编者按转自“直新闻”，以下是专访实录。


深圳卫视直新闻记者 何王子彧：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访问俄罗斯。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强调通过和谈解决乌克兰危机。您如何解读习近平总书记此次访问俄罗斯的意义?此次中俄间达成的一系列重要共识和成果，美方乐见吗?

朱锋：首先，习近平总书记这次对俄罗斯的访问，在整个国际形势处于动荡变革期的今天，向国际社会非常清晰地展示了中国声音，而且中俄战略合作能够为世界和平发展提供重大积极贡献。双方领导人签署的联合声明，我觉得对今天的世界而言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

第一个意义就是，中俄两国领袖非常旗帜鲜明地强调，现在乌克兰危机不管冲突各方有怎样的不同诉求，都须要尽快劝和促谈，尽快地重启和平对话，尽快地来结束现在灾难性的战争进程，是中俄两国领导人共同发出的一个强烈声音。

当然，第二个很重要的也是你刚才谈到的，比如美国到底会怎么看?现在来看，美国确实对于中国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所扮演的建设性积极劝和促谈的作用，采取了非常犹豫、怀疑、甚至拒绝的态度。我觉得这里面的根本原因就是，美国领导人或者美国外交官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装傻，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故意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因为我们都知道乌克兰危机已经进行了一年多，这场危机起因当然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直接的军事行动。但是乌克兰危机延续到今天，乌克兰危机的基本性质就是大国代理人战争。表面上，乌克兰危机双方是俄军和乌军。但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乌克兰危机背后真正较量的是美俄双方。如果这种大国代理人战争不能有效地控制和尽快地结束，它有可能进一步上升为，比如说不能排除未来会不会变成俄罗斯和北约包括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那如果说美国和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真的走到直接的军事冲突，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引发核战争?欧洲哪怕是爆发一场有限的核战争，那对于世界而言都会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另外一方面，如果美国继续想让这场乌克兰危机变成对俄罗斯——这个美国传统的战略对手，一个长期的消耗战、削弱战，它只会使得大国代理人性质的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加剧今天世界政治中的大国对抗，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的稳定安全都将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性事件。

这次习近平总书记访问莫斯科，我觉得中俄双方领导人强调和平解决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不仅表明了中国对世界和平发展的责任，更重要的是相信中俄联合声明同样也是要告诉世界，你不能因为冲突争起因可能存在的，比如违背联合国宪章等一系列问题，而一定要把它变成所谓的美国在人权、自由的名义下，长期削弱、打击俄罗斯(的理由)。这样一个残酷的大国代理人战争，对世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积极意义，反而会对未来世界政治的走向带来新的、巨大的大国冲突升级的阴影。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中俄双方的声音不仅清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直指美国——今天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你到底要干什么?你美国的声音，你美国的立场，不能简单的用反战、人权来掩盖。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美国想要达到干掉俄罗斯这个美国长期战略对手的真实目的。

这次习近平总书记访问俄罗斯的第三个非常重要的成果，那就是中俄两国，作为搬不走的邻国、重要的经济贸易合作方，也作为在今天这样一个动荡变革时代的国际关系中一种正能量的合作关系，我们应该进一步推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引领下，两国的经济合作，两国的社会交往。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也是希望中俄的建设性的这种合作能够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带来中俄两国的共同的贡献。


记者：中方在沙伊和解过程中扮演了“斡旋者”的角色。借由此事，外界其实也存在中方应该去成为乌克兰危机的斡旋者的声音。您对此怎么看?

朱锋：中国现在就是在劝和促谈。我们积极提出了乌克兰危机走向和平的12点和平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就是一个积极的斡旋者，一个积极的促谈者。更重要的是在乌克兰问题上，我们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一个崛起的中国，我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和平、稳定、安全的贡献者、建设者。所以，我觉得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是非常清晰的。而美国这么长时间在乌克兰问题上一再对中国施压，希望中国能够站在美西方一边，公开地指责批评包括制裁俄罗斯。但是中国的立场非常明确，我们一方面坚持坚守联合国宪章，另外一方面我们要顾及国际舆论、世界各国的主流立场和主张，所以我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态度是非常明确的。中国的立场就是，对于整个乌克兰的危机，包括这次危机给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带来的任何损伤、损害，其实我们都是坚决反对的。

我们不接受俄罗斯通过强制的军事行动，对乌克兰作为主权国家的瓦解。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现在就是想要让中国所谓站到美国的战车上，继续把乌克兰危机长期化，来变成打压、削弱俄罗斯的一个重要的战略筹码。这样的大国代理人战争持续的越长，对整个欧洲和世界政治经济的消极的冲击风险会越大。

因此，我们已经尽到了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及国际和平合作的重要建设者、工作者、贡献者的责任和义务。乌克兰危机问题上，有关美俄之间的较量，美国现在还是要不断的想要把中国拉到美国的战车上。但是我们的立场很明显，一方面要坚持联合国宪章，另外一方面要坚持问题背后是非曲直的客观准确判断。

第三个方面，我们还要延续中俄战略协作关系和作为邻国之间的这种合作。这对世界推动多极化，反对霸权、霸凌、霸道，可以发挥积极贡献。所以，我觉得这次习近平总书记访问莫斯科，确实中国声音前所未有的嘹亮清晰。


记者：我记得您今年初曾提出一个观点，那就是乌克兰危机实际上使美俄欧陷入了“后-后冷战时代”。对于这个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

朱锋：所谓“后冷战时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世界政治阶段性特征。因为我们都知道1991年12月苏联解体之后，冷战的对抗彻底瓦解，阵营的冲突被全球化的开放合作所取代。但问题是美国始终没有放弃北约东扩，对俄罗斯基本的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安全需求也常常采取进一步打压的措施。所以这也迫使普京想要通过所谓“某种俄罗斯的方式”来对北约东扩进行回应，发动乌克兰危机来进一步地强化俄罗斯的地缘政策、地缘战略安全需求。然而俄罗斯做了一个错误决定，因为国际社会不能容忍这种悍然的军事侵略行动。但是问题就在于，这场乌克兰危机背后有着复杂的大国竞争冲突对抗的因素，所以乌克兰危机持续到现在，而且还有可能进一步的长期化。

这就是今天美国在欧洲地缘政治问题上，想要利用乌克兰危机进一步强化美西方的主导地位，削弱、打击俄罗斯的这种战略目标的延续和表现。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不管乌克兰危机最后的结果怎么样，在相当程度上“冷战的铁幕”又在欧洲重新降临，原来的开放合作全球化的态势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

尤其是我们都知道冷战结束以后，欧洲主要国家的油气资源45%都是从俄罗斯进口，这也是进一步加强拉近欧俄关系的重要的市场和经济的力量。但我们也都知道“北溪-2”号管线是谁炸的。现在国际媒体的爆料，清楚的把“北溪-2”号管线被炸的执行者和幕后的操控者就是美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危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国对抗又重新回来了。所以“后冷战时代”是全球化开放，既有地缘战略的竞争，但是彼此开放，经济市场的相互依存，是国家间关系的非常重要的纽带。但是一场乌克兰危机，美国欧洲已经对俄罗斯进行了10次制裁，而且甚至悍然去炸毁“北溪-2”号管线。在这种情况下，“后-后冷战”就是我刚才讲的大国冲突对抗的时代，尤其是大国冲突对抗的欧洲时代又重新回来了。这就是“后-后冷战”的关键的性质。


记者：那您为何认为世界不会进入一种“战略竞争”时代?

朱锋：“战略竞争”就是，现在美国要把它的所谓“战略竞争”的概念强加给中国，美国现在就是已经认定中国是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而且中国是一个所谓英语当中叫“pressing threat”，就是对美国来说可能是不断紧逼加剧的这样一种威胁。现在美国就是要把所谓的一个实力有可能接近于美国的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威胁，但是这完全不是事实。

第一，美国的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从冷战结束以后的美国政府长期对中国推行的接触政策。而接触政策就是中美两国市场开放，经贸交流、文教社会人员往来，进一步提升中美经济利益的相互包容、相互依存。中美两国共同推进了世界经济的进步和世界的稳定和平，包括2001年的“9·11”事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事件，中美的合作对于国际社会战胜这些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恐怖主义的危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什么是今天美国的“中国政策”呢?美国现在已经对中国“变脸”，而这种“变脸”甚至现在是毫不遮掩地对华动用霸权、霸道、霸凌。在高科技问题上试图“封锁”中国，在产业链问题上“去中国化”，想要进一步地组织和拼凑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团伙，来共同孤立和围堵中国。所以，美国现在的对华战略竞争政策很简单，就是对中国的战略打压，甚至是高科技、市场和经济发展的战略遏制政策。

这对世界意味着什么?中美两国经济体量占世界经济GDP总量的43%左右。你让中美两个世界第一大、第二大经济体，因为你美国的自私偏执的霸权主义，而陷入我们所说的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对抗，甚至对世界产业链造成巨大的冲击和伤害，甚至不惜破坏全球化这个使得世界走向合作繁荣的重要的国际规则。那毫无疑问，美国今天的对华打压、遏制的政策，不仅对中国的发展造成了非常严峻、尖锐的国际环境的恶化，而且对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的未来都是一种灾难。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包括这次的乌克兰危机，还有现在的中美关系，中国领导人不断地跟美国人讲，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你输我赢”这种“零和”游戏，美国需要正确地解读中国的国际和国内政策，不能说中国实力发展快，美国就要把中国当威胁。我个人认为，现在的地缘战略竞争就是美国霸权、霸道、霸凌的这种心态、战略和政策的丑恶表现。

但问题是我们如何应对。因此现在在乌克兰问题上，中国劝和促谈。同时这次习近平总书记访问俄罗斯也强调中俄要共同推进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反对霸权主义。我们同样也给出了非常清晰、明确的中国声音。

记者：在可预见的未来里，您对中美关系持何种态度?以及中美间是否还存在以往的，也就是上世纪70年代的所谓“小球拨动大球”的这种领域?

朱锋：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已经发生质变。作为一个美国问题专家，我也非常坦率地说，没有5年、10年，中美关系难以有实质性的改善。因为美国作为长期的这样一个霸权主义国家，它的对华政策机器一旦转过头，基于国内政治利益的各种考虑，轻易是不讲道理的，轻易也是不讲理性的。所以在美国对华政策中，现在只有两大所谓的驱动因素，一个是美国国内政治的利益需要，第二个是美国霸权心态的所谓维护霸权地位和利益的需要。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对中国来说，我们确实要作好准备。美国对华的打压将会是长期化的，而且这种长期化的美国对华打压，是中国今天所面临的艰巨复杂的国际形势的最重要来源。而我们国内现在的经济发展改革，也在面临着沉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的压力，所以如何统筹国内、国际，统筹发展和安全，确实是我们现在新时代国家治理的核心的目标。但是不管美国现在怎么样打压中国。对我们来说，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进行长期的规划。我相信我们将会再度向美国体现中华民族的智慧和不屈的斗志。

记者：相信您也注意到了，近几天，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集体会见了美方工商界代表。消息稿中有一句话令我印象蛮深刻的，秦刚指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个表态跟之前我们强调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有所不同。您如何看待这种不同?

朱锋：秦刚国务委员这句话说得非常的精确。中美关系不仅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更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因为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43%。中美的工业产值占世界工业制造业产值总额的将近30%以上。在这种情况下，中美两国关系对整个世界的发展合作具有决定性意义。

我们都知道有个叫“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那就是“老大”永远非常自私地认为对它构成最大挑战威胁的，一定是和它实力最接近的国家，那就是“老二”。但是我们中国的发展战略，这么多年来已非常清晰地告诉美国——我们是“发展是第一要务”，我们整个国家的崛起是为了实现民族复兴，是为了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而不是跟你美国争“老大”“老二”。但是目前来看，我们的一番苦口婆心，并没有真正的打动美国。

所以，秦刚外长强调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就是因为三个原因——第一是我们(中美两国)的体量对世界经济影响太大;第二，从历史到理论，老大和老二的关系又最复杂，往往具有很强的冲突性，对于整个世界秩序和权力财富、利益结构的分配，具有最直接的影响力;当然还有第三，如果今天中美关系在“修昔底德陷阱”面前，不能展示两国的负责任的眼光和智慧，那未来的世界随着中美对抗的升级会出现什么样的情景?在很大程度上，中美关系未来的演变方式会决定世界秩序的变化的形态和结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关系绝对是今天也是今后世界政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记者：您刚刚其实也提到了中美经济体量的重要性。那么您认为经贸还能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吗?

朱锋：经贸关系早已不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美国现在就是要跟中国“脱钩”“去中国化”，减少对中国的所谓商品进口的依赖，要进一步推动美国高科技(企业)从中国的投资撤资。

现在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我们两国对于世界和两国人民的未来和平幸福生活，两国领袖和政治家们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更是两国领导人应该向世界和两国人民展示的眼光和智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美关系的未来演进过程确实对两国人民和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都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未来10年也是中美关系的演变的关键周期。

但是，我同样还是相对乐观，因为今天已经是21世纪了，中美两国如果像以往历史一样，陷入无休止的大国冲突争斗中，我觉得就完全否认了这个时代发展进步的意义和影响。


记者：今年初发生的所谓“气球事件”，有不少的学者甚至是官员，认为这个事件也凸显出中美关系的脆弱性。您对此怎么看?

朱锋：美国在今年1月28日发现所谓从同温层飘来的“中国飞艇”。我们跟美国非常直接地表示，这是一艘民用飞艇，是我们在同温层进行气象数据收集，而且我们也其实低调地向美国表示这艘飞艇因为不可抗拒力进入美国的上空。但是，美国国内反华舆论在“飞艇问题”上进一步发酵。2月4日。拜登政府不顾中方的严正声明和解释，使用飞机导弹击中飞艇，而且还在2月8日召集40个国家的外交官，向他们解读“飞艇”背后的所谓军事间谍的性质。我们觉得这是美国在国内政治繁华喧嚣下，就是要炒热“飞艇”作为中国对美国的一种冲击，完全把中国的诚心坦率的解释置于一边。

我觉得“飞艇事件”对于今后的中美关系是一个非常及时的提醒。如果出现任何不可测的因素，难以有效预知的因素，本来是可以通过对话、通过有效的沟通就可以平静去解决的问题，但变成国内政治炒作的一个新的对抗性的情绪化问题。这对中美关系未来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这次“飞艇事件”对两国的警醒就是中美关系不能“始于小球，毁于大球”。我们都知道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在很大程度上重启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但是尼克松访华的重要背景就是1971年5月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所以我们叫“小球拨动大球”。但是这次的“飞艇事件”让中美关系的这种脆弱性又暴露无遗。

在今天已经进入“修昔底德陷阱”的中美关系，确实，一个偶发性的事件如果控制不好，刻意煽动情绪化的处理，对抗性的对待，结果只会使得中美冲突的风险越升越高。所以，这次“飞艇事件”确实给了双方一个及时的警醒。


记者：从沙伊和解到洪都拉斯与中国建交。您如何看今年以来中国外交所取得的突破?

朱锋：今年以来，我觉得中国外交一方面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不断地稳中求进，向世界来展示中国的声音，中国的力量，中国的方案。当然另外一方面其实也非常重要，那就是今天的世界正处在新的动荡变革期，所以中国外交的建设性以及中国外交的发展，对于整个世界如何加强各国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全球治理的效率，让世界能够更好地跨越动荡变革期，其实都具有重要意义。

尤其是今年全国两会的举行，我相信中国新的外交团队同样也是使世界眼前一亮。今年中国外交在新团队的带领下，正在不断地向世界展示中国外交的新气象。包括最近我们沟通、斡旋沙特和伊朗重新恢复外交关系，对于中东的和平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又提出了乌克兰问题的12点和平计划，习近平总书记也再度在全球和平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

我相信，一个崛起的中国面对今天一方面大国关系空前严峻和紧张，而另外一方面世界又在进入新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化的这样一个动荡变革期。中国力量、中国方案、中国声音对于塑造和引导世界能够跨越现在的各种冲突、纠纷问题，真正的走向可持续的和平发展和繁荣，我觉得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来源时间：2023/4/12   发布时间：2023/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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