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Oriana Skylar Mastro，斯坦福大学Freeman Spogli国际研究所的中心研究员，研究重点是中国军事和安全政策、亚太安全问题、战争终止、核动力以及胁迫外交。她同时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并曾在美国空军预备役服役，期间担任美国印太司令部的战略规划师。

来源：Oriana Skylar Mastro, “In the Shadow of the Thucydides Trap: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Prospects for Peace in U.S.-China Rela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24. 2019. pp. 25-45.

导读

大国崛起和随之而来的权力平衡变化早已被确定为对国际秩序的重大挑战。中美两国有多大可能性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即在潜在的权力交接期间大打出手?本文基于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格雷厄姆·艾利森的12条和平线索（12 clues for peace），创建了一个七变量的框架，预测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发生重大冲突的可能性。变量包括：经济相互依存程度、制度约束程度、国内政治制度、联盟性质、核武器、崛起大国增长的可持续性以及其不满程度。本文在中美关系的背景下评估这些变量的价值，以明确是否有理由对和平前景持悲观态度。相较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艾利森的12条和平线索，这种分析得出的关于和平前景的结论更加复杂。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当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实力差距减少时，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以此为据诞生了大量的研究，评估战争发生的原因以及是否可以避免。最近，艾利森认为，鉴于历史记录，中国和美国更有可能开战：16次大国崛起中有12次崛起大国积累了足够挑战霸主的实力，且以战争告终。他提出，正如修昔底德陷阱所说，守成大国的偏执多疑和崛起大国的狂妄自大会导致武装冲突。随着实力差距的缩小，中国和美国会开战吗?最有可能导致冲突的途径是什么?国际关系领域目前对中美关系的研究没有回答这些问题。作者创建了一个综合艾利森的12条和平线索以及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来评估中美和平的前景。

不满情绪上升

权力转移理论的主要前提是崛起大国对现行制度不满意并寻求对其有利的改变，因而冲突更有可能爆发。具体而言，国际体系中的利益分配与权力分配错位时，崛起大国可能会使用武力来实现平衡。随着国家的实力与国际体系规则、势力范围以及领土划分之间的不对等增加，强行改变这些规则的成本相对于遵循规则的潜在好处会下降。这并不是说霸权战争的罪魁祸首是崛起大国。即便有一个不满的崛起大国，守成大国也可以选择接纳其需求。带入到中美关系中，中国可能对现状的某些方面感到满意，尤其可能对领土分配不满，例如对南海诸岛的人工改造，权力转移理论认为这是最关键的方面。同样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23次提到中国，并将中国视为跨越政治、经济、军事和信息领域的“战略竞争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这表明接纳中国不大可能。这种程度中等但不断增加的不满程度对中美和平前景来说不是好兆头。

经济相互依存程度

多数情况下，牢固的双边经济关系可以使领导人保持谨慎，鼓励危机降级。当代国际关系学者认为，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全球化已经大大增加了相互依存程度，而且这种经济相互依存以一种积极的方式影响国际行为。具体来说，学者们认为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增加了冲突的机会成本，通过促进国家之间的开放和频繁接触增进理解，并降低战争的动机，因为贸易是一种更好的获得生产能力的方式。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经济相互依存程度越高，中美两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越低。虽然更密切的经济联系比缺乏相互依存更有希望促进和平，但这种联系并非灵丹妙药。如果国内安全处于危险之中，相比于让步的政治成本，领导人通常更愿意承担经济冲突的成本。此外，在美国和印太地区的关于中国不公平经济做法的传言造成了对中国不利的看法，从而削弱了经济联系促进和平的力量。然而，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抑制了冲突倾向。

制度约束（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国际关系的特点是无政府状态，这意味着没有类似世界政府的超国家权威。尽管如此，强大的跨国势力在历史上一直影响着大国之间的关系。艾利森认为，从历史上看，强大的第三方有时迫使国家采取接纳政策，从而防止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际制度可以促进国际合作，并通过多种机制（mechanism）减少纷争（discord）。第一种机制是物质奖励和惩罚：在追寻一系列利益的过程中，国家会对国际制度提供的积极和消极的制裁做出反应。第二个机制是与国内行为体互动，引发国内社会群体之间权力分配的变化，从而导致不同的国家偏好。第三是社会化，国际制度在与政策制定者的社会互动过程中导致规范的内化，这反过来又会产生新的利益与偏好。如果对危险行为的制度约束强，则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会大幅下降。即使制度约束较弱，这些国际制度也可以帮助各国说服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达成避免战争的相互谅解。

与许多早期崛起的大国相比，中国深深地融入了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虽然没有达到20世纪80、90年代德国和日本的程度)。20世纪90年代，中国取代印度成为世界银行最大贷款国和重大的成功案例，世界银行也成为中国长期外资的最大单一来源。但事实表明，国际制度最多只能说服两国服从超国家机构以及法律框架的限制和决定。两者都经常忽略这些第三方的需求。当超国家机构威胁要限制中国的主权时，中国倾向于拒绝他们的权威。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中国拒绝承认国际海洋法庭(ITLOS)的合法性。在ITLOS于2016年裁决支持菲律宾的南海主张后，中方声明该判决不具有约束力且无效。美国也经常忽视它自己主导建立的国际制度的一些核心原则。几十年来，美国经常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情况下进行军事行动，包括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美国对叙利亚的干预。在受到于己不利的决定后，美国也曾试图避免国际法律机构的管辖。

此外，15年前中国很大程度上遵守了这些制度的规范和规则，但中国正在逐渐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某些方面。具体而言，许多人担心中国正在建立属于自己的一套区域和国际秩序来削弱美国权威，例如“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因此，国际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国家行为，但其力量相对较弱，且在中美关系的现状下其力量会进一步下滑。

国内政治制度

当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共享一种政治文化时，守成大国可能会相对较少地担忧崛起大国的意图，因此可能接纳它，从而避免战争。不幸的是，中美两国没有可以在中国崛起时降低发生冲突可能性的共同的政治文化。相反，中美两国构成了混合的二元体。中国最为担忧的就是因为不同的国内政治制度，无论中国如何使用新增长的力量美国都不会适应。如果精英们一致认为这种担忧有根据，那么中国履行责任的动力就会减少。因此，政治文化方面的分歧预测发生大战的可能性相对较高。

联盟的性质

虽然联盟旨在创造权力平衡从而达到国际体系中的和平稳定，但存在两个联盟困境会阻碍有效的平衡。第一种是纠缠（entanglement），即联盟伙伴被拖入战争是因为其盟友的生存对其自身安全是必要的。因此，联盟承诺的性质决定了它是否会挑起大国战争。如果美国结盟的承诺是以盟国不挑起冲突为条件，则联盟可以有助于力量平衡，从而促进稳定与和平。但是，如果美国向其盟友表明，即使他们挑起与中国的冲突自己也愿意保卫他们，美国就有可能被拖入一场本可避免的与中国的大战。

虽然美国的结盟承诺可能会使美国与中国陷入战争，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小心翼翼地不给盟友们开空白支票。例如，美国没有明说如果中国占据了与菲律宾有领土争端的南海岛屿，美菲签订的1951年共同防御条约是否适用。美国还对于将在什么条件下武装协助台湾保持着“战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用以同时威慑中国大陆与台湾。不同于美日条约与美韩条约，台湾关系法并不保证军事保护。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南美洲和韩国的情况下纠缠的风险较小，因为这些国家与中美两国都有着相对积极的关系，且美国的承诺显然是防御性质的。中国有可能介入朝鲜半岛的冲突，但并没有完全致力于保卫朝鲜，且希望避免在这种突发情况下与美国或韩国军队交锋。总之，因为美国在亚洲的联盟承诺是有条件的，本质上也还是防御性的，不太可能意外引发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核武器

如果满足3个条件，拥有核武器可以降低常规战争的可能性：（1）过渡时期不发生预防性战争；（2）每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必须具备二次打击的能力，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害；（3）核武器库不能轻易发生意外或未经授权使用。中美关系最核心的问题是第二个条件。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都必须拥有二次打击能力，以至于两国领导人都认为相互确保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MAD)的逻辑适用。如果两国都有刀枪不入的核武器库，热战将不再是正当选择，因为领导人明白常规冲突可能会升级成核冲突。因此，鉴于战争的高昂代价，各国行事更加谨慎，不太可能为了小收益而冒大风险。

然而由于不确定中国是否有二次打击能力，核武器对于常规战争的威慑力相对较弱。MAD的概念是建立在美苏核关系的基础上，两国都有数千核武器以及相互之间的相对对等。中美的情况并非如此，前者选择了追求有限或最低限度的威慑态势。中国目前未必有足够的生存系统来构成二次打击。中美两国都拥有核武器的事实降低了常规冲突的可能性，但因为脆弱性的持续不对称，常规战争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尽管核武器的影响目前还不确定，中国的核现代化努力表明其正在越来越接近于拥有一支可靠的、能够在受袭击之后进行报复的生存力量。

国内增长的可持续性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当权力差距扩大、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差距缩小到接近均等时，霸权战争最有可能发生。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扩大的军事实力会鼓励修正主义和扩张主义行为。从逻辑上讲，如果一个崛起的大国未能保持挑战守成大国所必需的增长，霸权战争的可能性就会降低。在近期的历史中，由于国内政治和经济的挑战以及规范限制，许多有着令人瞩目经济增长的国家无法积累到成为大国所必需的力量——包括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统一后的德国和今天的印度。虽然苏联确实取得了大国地位，其经济崩溃使其无法维持地位并将统治范围扩张到亚洲。当崛起大国无法维持其崛起时，它无法威胁守成大国，从而避免了战争。

许多学者质疑中国的崛起是否可持续。中国的经济增速已经放缓，多项指标预示着困境将至。另外，中国经济繁荣所引起的环境破坏正在转移中国生产力的资源。随着新环境法规的实施，某些行业可能容易破产，例如住房和建筑行业。然而，有很多理由质疑这种逻辑。首先，一些经济学家表明，中国在经济增长来源再平衡方面取得了进展，走上了可持续的经济道路。而且即使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到2023年也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政府将创新作为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一项备受瞩目的倡议是“中国制造2025计划”，旨在通过政府援助升级十个领域的主要制造中心。简而言之，内部脆弱性可能会破坏中国的崛起，但迄今为止中国已经相对成功地处理了这些问题。

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关于和平的前景，本文的结论比自由主义国际关系和艾利森的12条和平线索还要悲观。对于大多数理论来说，存在一个阈值，在该阈值处变量开始发挥作用—例如最小程度的经济相互依存、某个特定数量的核武器或者经济增长的某个程度上的不可持续性。目前，只有经济相互依存程度达到了这个门槛，指向和平的可能性;国内政治制度，指向战争的可能性。那些可能有更大影响的因素却不足以超越其他因素，例如制度约束和核威慑。

那么，美国可以做什么来降低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呢?如果与中国的和平是首要任务，那么美国可以鼓励更大程度的经济相互依存，或者试图扩大对国际制度的参与。不幸的是，特朗普政府采取了相反的做法。特朗普表达了一种政治哲学，即安全与繁荣只能由对自己负责的个别国家实现，如果有必要，它们之间应该建起围墙，而非组建国际制度。此外，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多项可能降低双边依存程度且威胁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措施，例如贸易战。本文提出的框架为政策制定者和学者提供了一份清单。这七个因素在未来十年如何演变将决定亚太地区是否能够持续和平稳定。

译者：江若婵，国政学人编译员，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生，研究方向为亚太地区外交政策。

来源时间：2023/4/11   发布时间：2023/4/8

旧文章ID：29653

作者：  来源：国政学人

作者：Sung Eun Kim，韩国高丽大学政治科学和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Yotam Margalit，特拉维夫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

来源：Sung Eun Kim and Yotam Margalit, “Tariffs as Electoral Weapons: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the US–China Trade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5. No. 1. 2021. pp. 1-38.

内容提要

为回应特朗普总统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挑起的冲突，中国政府进行了反击，对价值超过1100亿美元的数千种美国出口产品征收关税。本文探讨中国的关税是否反映了一种战略，即通过损害对美国总统所在政党的政治支持来施加反向压力。文章评估了该举措对美国2018年中期选举的影响，并研究了由此产生的选举变化的内在机制。文章发现了强有力的证据表明，中国的关税系统地针对那些支持共和党地区生产的商品，尤其那些来自于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的。这一策略是成功的：目标地区更有可能转向反对共和党候选人。通过使用竞选新闻稿、本地在线搜索数据和一项全国性调查，本文发现，居住在受关税影响地区的选民更有可能了解贸易战，认识其不利影响，并将争端升级的责任归于共和党。这些发现表明，国内政治制度可以成为国家间争端中脆弱性的来源。

问题的提出：贸易政策、报复和反对现任投票行为

政府征收关税的决定通常被认为是政治家用来讨好当地利益集团或从购买保护的游说团体那里获得财政捐款的工具。然而，美国和中国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战展现了关税另一个方面的作用——中国对特定产品征收关税的策略不是为了迎合国内利益，而是为了对其贸易伙伴施加外部政治成本。近期一系列研究表明，贸易自由化的不利经济因素对选举有明显的影响。

选民问责的威胁有助于解释政治家们倾向于推进有利于其选民的贸易政策。这一逻辑的反面是，外国政府有可能通过威胁对政治上重要的行业和选区所生产的商品征收关税来寻求从其贸易伙伴那里获得让步。将外国经济压力强加于对手的支持基础，这与使用“聪明制裁”(smart sanctions)的逻辑相似——针对的是政府的支持者，同时将对更广泛社会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本文假设，由于与美国旷日持久的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代价巨大，为解决争端，中国试图对特朗普和他在国会的共和党盟友施加最大的政治压力。因此，文章预计中国会对以下地区生产的商品征收关税：支持特朗普选民比例高的地区和竞争激烈选区中的共和党重镇。文章分析了美国的选举政治如何影响中国关税战略的形成，并探讨了美国人关于贸易战的信息来源、他们的归责以及随后的投票行为。

背景和数据

文章提出了一个新的衡量标准，即中国报复性关税在美国县级层面的影响。结合这一衡量标准和选举数据，文章研究了中国征收关税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选举考虑，以及这一战略在对共和党候选人施加选举成本方面的成功程度。

（一）关税的影响

文章用每个县的工人在中国所针对的行业中的就业比例来衡量报复性关税的影响。目标行业的就业份额接近于易受报复性关税影响的劳动力规模，这反映了中国的战略希望影响的选举成本，第一轮报复性关税主要针对农业部门，从第二轮开始制造业部门成为目标。文章对每一轮关税以及所有轮次的关税都分别计算了工人就业比例。图1显示了关税影响的地理分布。左上图显示了2018年4月中国针对128种商品征收第一轮关税的影响程度。虽然每个县平均只有1.1%的工人受到关税的影响，但在71个县中有超过10%的工人受雇于受影响的行业(例如，华盛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相关县有大量的水果和树木种植行业)。其他三个图片累计增加了对同年6月、8月和9月征收的第二、第三和第四轮关税的影响。随着报复性关税的扩大，在6月和8月，县级受影响工人的平均比例分别增加到3.3%和5.6%。随着贸易战的急剧升级，到9月，这一数字已跃升至16.7%。图片显示，不同地区和各州内部的受影响程度的差异很大。

（二）选举地理

文章将受影响的地区与跨区和跨县的投票信息相结合，使用2014年和2016年众议院选举中共和党的平均得票率来衡量县级支持率。文章将摇摆区(swing district)定义为在两次选举中共和党得票率在40%至60%之间的地区。然后，文章需要考虑特定的县是否位于摇摆区的范畴内。由于县往往跨越多个区，因此文章在空间上合并了县和区的地图，并计算出某一县与摇摆区重叠的土地面积份额。当该县与一个摇摆区至少有20%的重叠时，就视作该县位于摇摆区之内。

文章研究中国的报复性关税对2018年中期选举的选举影响，即在2016年和2018年众议院选举之间每个地区的共和党候选人的选举支持率的变化。通过使用两次选举之间两党选票份额的差异，我们控制了任何与该县对共和党的支持程度相关却未观察到的县级特征。文章还通过控制前一个选举周期(即2014年和2016年众议院选举之间)的共和党选票份额的变化来说明县级投票的时间趋势。

中国报复性关税的政治目标

如果中国的报复性关税希望降低选民对共和党的支持，那么它的重点会放在摇摆区上，因为在这里，投票的微小变化也会对最终的结果产生巨大影响。图2显示了2014-16年众议院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的选举支持率的地理变化情况，摇摆区用粗黑线表示。文章预期，处于摇摆区的共和党县将更有可能成为中国的目标。例如，在第一轮的报复性关税中，中国将坚果列入了商品清单。坚果的种植主要集中在加州的几个县，其中克恩县(Kern)和弗雷斯科县(Fresco)——两个共和党的大本营——占美国整个坚果种植业就业人数的30%以上。因此，中国对坚果征收的关税对加州第21区共和党支持者密集的县的经济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

为了检验这一预期，文章估计了以下线性回归模型：

对这些结果的替代性解释可能是，生产大部分出口产品的行业恰好位于倾向于共和党的县，这样，上述关税和选举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证明中国反击策略有影响选举的意图。文章将通过使用产品(而不是行业)作为分析单位来分析中国的目标策略来检验这种可能。文章使用一个新的变量，即共和党的集中度(REPUBLICAN CONCENTRATION)，来反映相关行业的就业在共和党选区的集中程度，并估计了以下模型：

中国报复性关税对选举的影响

文章通过考察2016年和2018年众议院选举中共和党人的得票份额在县级地区的变化来评估中国报复性关税的选举后果。模型设定如下：

结果表明，中国的战略相当有效。在所有模型中，中国关税在县一级显著降低了共和党在众议院选举中的得票份额，而美国的关税保护只产生了轻微的积极影响。对周薪变化的控制表明，关税对共和党支持率的负面影响，不仅仅是由选民因贸易战而经历的经济变化所驱动。相反，这些投票模式反映了选民对贸易战未来影响的预期，是对支持总统贸易政策的共和党候选人的斥责。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后来的几轮关税的负面影响逐渐减弱，可能的解释首先是两国发起的关税有相当大的重叠，使得选民对贸易战潜在影响的评估变得模糊不清;其次，9月的几轮关税对选民产生的经济影响较小，因为它们是在选举前很短的时间内宣布的。

文章发现在中国关税的目标地区，民主党的得票率上升，这可能是由于以前的共和党的支持者将他们的选票转投给了民主党候选人。然而，这也可能是由于关税调动了新的选民去投票。表5反驳了这种替代性解释，将因变量更换为贸易战开始之前(2016年)和之后(2018年)的投票总数变化，结果显示受关税影响较大的县的投票率与受影响较小的县没有较大的不同。

中国的策略是独一无二的吗？

与中国不断升级的贸易战是迄今为止最突出的，但不是美国贸易争端的唯一战线。自特朗普总统当选以来，美国在贸易政策上与欧盟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中的贸易伙伴墨西哥和加拿大发生了冲突，这些贸易伙伴也通过对美国商品征收关税来反击。与中国相比，它们的反击策略有多大的相似性，这些关税是否对选举有类似的影响?

表6考察了欧盟(模型1-2)、加拿大(模型3-4)和墨西哥(模型5-6)的关税征收策略。如结果所示，这三个国家都把目标对准了共和党支持率较高的县。然而，与中国不同的是，欧盟、加拿大与墨西哥针对摇摆区与非摇摆区之间的区分并不明显。换句话说，中国的关税构成似乎特别针对给共和党人带来选举成本，而其他贸易伙伴所采取的反击策略则不然。

表7显示了关税的影响面与共和党得票份额之间的关联，分别分析了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影响(模型1-6)及其合并影响(模型7-8)。除加拿大外，关税的系数都是负的，但在所有模型中都接近于零。

机制：共和党候选人为何被惩罚

迄今为止的结果显示，中国报复性关税的地理影响与2018年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的支持率下降之间存在强烈关联。为了解中间的机制，文章研究了国会候选人的竞选新闻稿(campaign communications)、网络搜索数据和美国选民的调查数据。

（一）竞选宣传

文章发现了许多例子，显示民主党候选人利用贸易战作为一个关键的竞选问题，来抨击共和党候选人。通过构建民主党和共和党候选人在众议院选举中包含“贸易战”(trade war)这一短语的竞选出版物的比例作为因变量(范围从0到9.6)，来研究一个地区受关税的影响程度是否与候选人对贸易战的关注增加有关，特别是在民主党候选人中。表8中交互项为正且显著表明，民主党候选人不仅更有可能在与选民的沟通中讨论贸易战，而且当他们的选区受到中国报复性关税的影响时，他们会更频繁地讨论贸易战。

（二）网络搜索

具体而言，文章希望评估居住在受贸易战伤害风险较高地区的人是否更有可能积极寻求有关冲突的信息。为此，文章采用谷歌浏览器2018年 “贸易战”和 “中国(China)AND关税”这两个关键词在都市区层面的搜索量指数(index of the search volume)。该指数从0到100不等，反映了各地区搜索强度的相对程度。由于影响程度是在县一级构建的，文章将县一级的数据汇总到大都市地区一级，并重新计算影响程度。因为搜索指数是一个年度数据，我们使用在任何一轮征收的报复性关税所针对的就业人数比例。由于对新闻的关注和搜索强度可能与教育相关，文章控制了至少拥有学士学位或研究生学位的个体比例。

表9的结果为预期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综合来看，在受贸易战影响较大的地区，人们对了解有关情况的新信息的兴趣明显较高。这些发现表明，共和党人支持率的下降不仅仅是对经济状况恶化的一般反应，更是选民对贸易战本身知情后的反应。

（三）个体认知

为研究人们如何评估贸易战的影响，以及相关政治人物在导致贸易战升级中的作用，我们于2019年2月利用在线民意调查公司Lucid在全美国民众中进行了一次调查。如表10所示，我们发现就业行业的受影响程度与对美国作为一个整体受到与中国的贸易战伤害的看法之间没有关联，却与受访者认为贸易战对其居住地区产生不利影响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系;此外，受关税影响与受访者将责任归咎于国会中的共和党议员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他变量相对不显著表明，受访者对贸易战的看法更多的是由贸易战对他们的雇主和(可能)的工作前景的影响来决定的，而不是居住地区。

尽管如此，我们确实发现有明确的迹象表明，贸易战的个人损失在塑造人们的观点方面很重要。如表11所示，那些家庭因中国的反击而受到伤害的个体，更有可能认为贸易战对美国和他们居住的地区有害，并将这种伤害归咎于特朗普和共和党。重要的是，即使考虑到受访者的政治偏好，这种影响也是存在的，这表明，在那些直接受到关税伤害的人的归责超越了党派的影响。

结论

中美贸易战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案例，因为中国的关税策略必然会在两党候选人对贸易战的立场安插一个重要的楔子(wedge)。因此，通常制约分析家正确检验贸易对选举的影响的内生性问题——候选人调整贸易立场从而与选民对这一问题的偏好更加一致——在本案例中极少存在。

研究结果表明，选民确实对贸易政策问题很敏感，包括自己政府的和贸易伙伴的。正如我们的证据所示，在受关税影响地区竞争的政治家更有可能在竞选中谈论贸易战，而这些地区的居民更有可能寻求有关这一问题的更多信息，并将贸易战升级的责任归于执政党成员。这些发现表明，选民不仅仅是对经济状况的恶化做出反应，而且是对贸易战本身做出了有意识的反应。

本文为日后进一步研究关税对选举的影响铺垫了三个方向：首先是某些政治制度是否使政府更容易受到贸易伙伴征收关税的影响;其次是如果贸易战的冲击全部展现出来，选民会如何反应，执政党的选举命运可能取决于指责和聚旗效应的平衡;最后是个体获得贸易战有关信息的不同渠道如何塑造个体的看法，正如中美贸易战的发展所表明的那样，个体的看法对现任政治家和他们所追求的贸易政策可能影响巨大。

译者：罗洁，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生，研究兴趣为国际政治理论。

来源时间：2023/4/11   发布时间：2023/4/6

旧文章ID：29652

作者：王浩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

导读：近日，由于美国国内政治和金融体系震荡，美国内政的外溢效应及其内政、外交的相互影响再次成为各方密切关注的要点。美国的国内政治将迎来怎样的调整?这些调整又将怎样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当下流行的解释框架似乎很难对美国当下的政治现状进行一个较好的整体性梳理和解释，使得将不同事件放在一起观察时，会产生一定矛盾感。本文提出了一个“权力、政治、结构”三维框架，并对美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解读。

这一框架认为：美国的大战略周期以其国际权力为“一体”，其国内政治博弈和国际体系结构为“两翼”，权力下行阶段，美国国内政治需要整合，国际体系结构呈现收缩和现实主义形态。以此框架回看美国历史，1865年以前，美国处于弱势权利期，国内政治努力整合，国际事务上秉持孤立主义立场;之后，美国国际权力逐渐上升并达到巅峰，出现了一个自由主义巅峰时期。在巅峰时期，美国国内一致达成了扩张的共识，而这一周期的大战略，是建立在其之前周期内，共和党主导的国内政治整合基础之上的。到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国际权力开始出现领导力不足的现象，国内政治也发生了较大的分歧，美国政治进入收缩周期，国内需要进行政治整合、制度化，国际层面则必须转向更为现实主义的方向。因此，即使民主党和拜登提出了与特朗普截然不同的“中产阶级外交”等理念，其具体行动上也无法彻底摆脱大战略周期的影响，与特朗普进行彻底的分割。

这一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总体观察美国内政外交的视角，即美国未来一段时间的大战略，可能将被塑造为现实制度主义，而这是美国在总体周期之下的一种折中选择。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编发此文，供读者参考。

权力、政治、结构：

重释美国大战略的演化逻辑与历史逻辑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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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回来了，外交回来了……我们将修复与盟友的关系，重新参与世界事务……美国将再次处于领导地位。”2021年2月4日，宣誓就任两周的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国务院发表首次外交政策演讲时，提出了上述充满自由主义色彩的战略目标。实际上早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阶段，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拜登便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发表题为《为什么美国必须再次领导：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的文章，批评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包括削弱与盟友伙伴的关系、推行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破坏美国民主价值观以及推卸国际责任等——背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届政府形成的自由主义传统，损害了美国国际信誉，致使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显著下降。在拜登看来，要想重振美国霸权，就必须修复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其中盟友体系、多边主义和民主价值观是重要支柱。

上述演讲和文章反映出拜登政府对外战略的基本构想，即彻底修正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外交有悖于传统的“反常”做法，将美国大战略拉回到自由主义的“正轨”，维护美国核心利益和霸权地位。然而，通过观察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的外交实践可以发现，美国重振自由主义的努力并未取得满意成效。例如，在处理与盟友关系问题上，拜登政府不仅没能减少特朗普政府时期遗留的“信任赤字”，反而在不少领域制造了更多麻烦。其中，2021年8月美国从阿富汗单方面撤军的行为使之同英国和法国产生嫌隙，而美澳潜艇协议的签订更是给美法关系蒙上阴影。在重振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问题上，从阿富汗撤军到乌克兰危机、从罗马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到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美国的国际领导力无论在战略安全还是全球治理层面都未能得到彻底恢复，其一系列承诺的执行力和可信度备受国际社会质疑。在强化美国价值观影响力方面，由于国内政治极化、社会矛盾尖锐和国际领导力下降，拜登政府力推的所谓全球民主峰会、价值观联盟战略及“重建更好世界”倡议，在实践中都收效甚微、面临重重阻力。

自由主义经历的这些挑战引发了近年来美国学界对其悲观预期的形成。早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现实主义者便强化了对这一战略的批判立场，约翰·米尔斯海默甚至用“大幻想”形容该战略的“失败”。拜登政府执政以来自由主义重振乏力的事实，则导致部分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也对其前景信心不再。例如，弗朗西斯·福山在《经济学人》杂志的撰文就指出，阿富汗撤军标志着美国霸权的终结和自由主义的衰落。约瑟夫·奈在拜登当选总统后也提出，当前美国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是关于世界秩序的，即在特朗普成为1945年以来首位质疑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美国总统后，拜登究竟应尝试恢复这种秩序，还是将其作为一种遗迹存诸历史?

综上所述，如果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是对美国自由主义大战略传统的短期背离，那么为何其政策遗产影响如此之深？作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何拜登重振自由主义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出现了显著鸿沟？更进一步讲，究竟是特朗普政府背离了美国大战略的传统，还是美国国内外环境的重大变迁导致特朗普式的外交理念应运而生？在特朗普政府业已离任的当下，学界更需对此进行探讨，也更能运用历史后视镜，通过对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大战略走向的观察，客观评估“特朗普冲击”给美国外交带来的影响。毕竟，这一评估关乎对“当前美国大战略转型的性质”这一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的判断，即该转型究竟是对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美国自由主义大战略传统的终结，抑或仅仅是自由主义大战略周期内的一次小幅调整与波动?笔者认为，准确的判断需要建立在对美国大战略的演化逻辑进行再剖析与再梳理的基础上。为此，本文将反思既有相关研究，结合美国大战略的变迁历程，构建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以重新解释其演化逻辑与历史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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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战略的演化遵循着怎样的逻辑、表现出怎样的特征?长期以来，国际关系学界对这一重要问题的探索形成了分别基于宏观、中观和微观逻辑层次的三种研究范式：国际体系中心范式、新古典现实主义范式以及国内政治中心范式。

（一）宏观的国际体系中心范式

以国际体系为中心的宏观研究是大战略研究的主导范式，其原因在于国际体系蕴含着对任何国家的对外政策都无法回避的影响。该范式的基本特征是忽略了国内政治的作用，仅以国家间互动建立理论假设。它认为，任何一国对外战略演变的根本动力都是存在于国际体系的结构性压力。基于此，该范式从对主要国家行为目标与偏好——追求权力还是寻求安全——的不同理解出发形成了两大代表性理论，即基于权力假设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和基于安全假设的防御性现实主义，最终得出了大国战略行为模式的两种结论：权力最大化和安全最大化，并为此展开了长期的学术争论。这就表明，以国际体系为中心的研究范式对于体系性宏观因素的突显，导致其未能在国际体系与特定国家的对外战略间建立严格的因果机制。同时，这也揭示出该范式蕴含的一项悖论：一方面，国际体系结构性压力与国家对外政策间需要纳入更为微观的变量才能发展出分析国家战略行为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这种努力又必然会使国际体系中心范式应有的理论简约性及其普适性被破坏。这一悖论反映到美国大战略演化逻辑的研究上，便表现为分析外沿过于宽泛、以至于不同流派的研究结果伸缩性太大。

（二）中观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范式

为解决国际体系中心范式的上述问题，冷战后兴起的新古典现实主义尝试把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双层变量结合起来，成为中观研究范式的代表。该范式对美国大战略演化的探讨集中体现在科林·迪克的《不情愿的十字军战士：权力、文化与美国大战略的演化》中。迪克认为，美国大战略演化的驱动力除国际体系压力外，还有美国政治文化。因此，在考察宏观的体系因素外，还需分析微观的政治文化，才能理解美国大战略的演化。在实践中，有两类政治文化左右着美国大战略的走向，即“自由主义”和“有限责任”。作为美国政治文化的根本思想源流，自由主义在外交上表现为：相信各国能通过推广民主政体、自由贸易及多边合作实现世界和平。有限责任则强调美国应避免过多外交承诺和过高战略成本，这一认知的形成则是由美国独特的历史经验与所处的地缘环境决定的。基于此，国内政治对美国大战略的影响即体现为自由主义与有限责任间的相互制衡：一方面，自由主义要求美国将大量战略资源投射海外;另一方面，有限责任又抑制着美国改造世界的冲动。正是两者间的持续互动塑造着不同时期美国大战略的形态。

新古典现实主义对美国大战略演化的探讨突破了国际体系中心范式的一些制约，引入美国政治文化要素，从而增加了理论的变量和解释力。然而，该范式仍未能就美国大战略的演化逻辑给出令人满意的阐释。例如，新古典现实主义将政治文化作为国内政治因素的结果是错误地将现象视为原因，把政治博弈简单等同于观念较量，因而是典型的“非政治的政治观”。又如，新古典现实主义也未能从根本上跳出国际体系中心范式的框架，依然认为体系因素是美国大战略的首要变量，这就导致其在解释美国大战略演化方面欠缺具体和针对性。

（三）微观的国内政治中心范式

与上述两类范式相反，国内政治中心范式认为主要大国的对外战略都是各自国内政治的产物。因此，该范式将宏观的国际体系因素视为干预变量，将微观层面的国内政治博弈视作核心变量，从而弱化了体系因素的作用，更为精确地把握了美国大战略的变迁。此外，与中观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相比，该范式将理论假设建立在国内政治制度基础上，避免了观念因素不可证伪的缺陷，增强了理论分析力度。

然而，国内政治中心范式在理论构建和经验解释上的缺陷也很明显。无论是杰克·斯奈德的国内政体类型与对外扩张理论还是彼得·特鲁波维兹的国内区域间斗争与美国外交政策变迁理论，都受到美国政治制度的约束，认为权力制衡的制度安排必然引发国内围绕大战略制定的斗争。这种假设的问题在于将制度设计等同于政治实践，忽略了后者的能动性。尽管美国存在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但多元化政治力量在寻求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仍能构建关于大战略的稳定共识、抑制大战略形成中的政治冲突。例如，自由主义在二战后之所以成为美国大战略的长期主导思想，便得益于国内形成了坚实的跨党派战略共识。此外，国际体系在很多情况下也会制约美国国内围绕大战略制定的政治斗争。例如，在美国建国初期，尽管联邦党和反联邦党在内政、外交领域存在一系列纷争，但双方在奉行孤立主义大战略上却有迫于外部压力的跨党派共识。上述事实是用权力制衡的国内政治制度无从解释的。因此，我们从国内政治中心范式得到的启示是：一方面，对美国国内因素的分析要超越政治制度，挖掘其背后更深层和能动的利益因素;另一方面，不能机械地看待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在美国大战略演化中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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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中心范式、新古典现实主义与国内政治中心范式三种既有的代表性研究路径，分别从宏观(国际体系压力)、中观(国家政治文化)和微观(国内政治制度)三个层次探讨了美国大战略的演化逻辑，构成了一个相互补充、层层递进的研究体系。然而如前文所述，这些研究范式在变量选取、理论假定及经验解释上又都有着各自的问题，这就导致它们对美国大战略演化逻辑的理解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为此，本文致力于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构建一个新的框架，以实现重释美国大战略演化逻辑的学理目标。

首先，针对国际体系中心范式自变量选取过于宏观，使之与美国大战略的演化之间难以构建直接和明确的因果解释框架的问题，笔者在借鉴新古典现实主义和国内政治中心范式的做法、把美国国内政治变量纳入研究的基础上，对国际体系变量本身做进一步拆分，从中剥离出“权力”与“结构”两个更为具体的自变量，形成一个新的“权力—政治—结构”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经过拆分后，权力变量指的是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地位和影响力，其变化根本上决定了美国大战略的演化方向：当权力变迁处于崛起或强势阶段时，美国大战略底色是扩张;当权力变迁处于衰落或弱势阶段时，美国大战略底色则是收缩。结构变量是指国际体系中主要大国的力量对比格局——单极、两极或多极，其变化会在权力要素决定了美国大战略总体趋势的基础上对其具体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可以说，与国际体系相关的上述两个变量既彼此独立又紧密关联，这就使国际体系变迁与美国大战略演化间的逻辑关系链条更为精确，由此校正了国际体系中心范式中体系变量与美国大战略的演化不同步的逻辑偏差。例如，冷战的结束与两极结构的瓦解并未引发美国自由主义大战略的重大调整，其根源就在于美国权力的变迁趋势自二战起一直处于强势阶段，结构要素变化带来的影响只能从属于美国自身的权力要素。此外，将权力要素与结构要素分开处理还可跳出对国际体系性质紧张(还是温和)进行先验假定的局限，实现研究价值中立。例如，美国大战略的底色——收缩与扩张——仅仅取决于其权力变迁趋势，而与进攻性现实主义或防御性现实主义所预设的国际体系性质无关。

其次，新古典现实主义和国内政治中心范式在理论假定方面存在一个共同的逻辑缺陷，即在处理国际体系与国内政治对美国大战略演化的影响上，表现出一种非此即彼的单向化思维。在新古典现实主义看来，国际体系在任何情形下都比国内政治更重要，国内政治中心范式则相反。与两者相比，“权力—政治—结构”框架将不再把理论假定建立在国际体系或国内政治对美国大战略演化的影响孰轻孰重的争论上，而是把对各个自变量影响力的评估置于特定的权力变迁趋势前提下，这就实现了研究变量选取和定位的科学化。具体而言，在权力崛起/强势期，由于美国大战略底色是扩张，其形态主要由国内政治变量塑造，国际体系结构——无论多极、两极还是单极——居于从属地位。这一假定背后的逻辑为，权力变迁所处的崛起/强势阶段赋予美国大战略广阔的空间，国际体系结构随之难以对其战略选择形成强有力的外部制约。因此，国内政治变量的作用就会突显出来，往往会发挥美国大战略形态塑造者的角色，导致美国的大战略选择成为国内政治复杂博弈的产物。例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权力崛起阶段，美国基于现实主义原则的海外扩张主要是由国内共和党政治精英及其代表的政治联盟的利益决定的，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无法对此产生根本影响。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体系结构的深刻调整以及时任总统、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对于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设想和追求，都未能逆转美国大战略的现实主义取向。

另一方面，在权力衰落/弱势期，美国大战略的底色则转为收缩，国际体系结构将取代国内政治博弈成为塑造其战略形态的首要动力。这一假定背后的逻辑为，权力变迁所处的衰落/弱势阶段显著制约了美国大战略施展的空间，使美国对国际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体系结构进而得以抑制国内政治成为美国大战略形态的塑造者。例如，特朗普政府执政后，美国国内政治精英的对华战略共识之所以能超越日益分裂和极化的政治结构制约，就在于美国权力的衰落趋势(尤其是相对于中国)日益显著，其大战略选择的空间不断受限，只能在推进全球战略收缩的同时尽可能集中精力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结构性压力。

最后，针对国内政治中心范式将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尤其是权力制衡下的政治斗争视为其大战略演化决定性因素蕴含的逻辑缺陷，“权力—政治—结构”框架除在理论假定方面进行优化外，还致力于深化对国内政治变量本身的理解。正如前文指出的，政治制度只是提供了一个围绕美国大战略制定的国内博弈平台，这种博弈既有可能是合作导向的正和博弈，也有可能是竞争导向的零和博弈。如果按照国内政治中心范式的理论假定，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必然导致国内围绕大战略的制定产生零和竞争，那么无论是二战后跨越党派分歧的“冷战共识”、还是当前同样获得两党支持的对华战略竞争共识的出现，便都无法用该范式分析。本质上，国内政治中心范式将政治力量相互制衡视为美国大战略演化首要变量的做法，与新古典现实主义将政治文化视为干预变量的做法相同，是“非政治的政治观”，其对美国政治要素的理解过于机械，忽略了政治过程的能动性，没有意识到政治博弈背后的根源——多元化社会利益的实用主义本质。因此“权力—政治—结构”框架将超越美国国内政治要素分析的制度维度，将其对美国大战略演化的影响视为国内代表多元化社会利益的不同政治联盟间进行正和/零和博弈的结果。

按照这一逻辑，在美国大战略演化的过程中，国内政治的影响源于多元化社会利益在对外政策偏好上的共识与冲突，而它们又植根于美国在自身崛起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以国内不同区域、阶层和产业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发展的差异性。在这一过程中，多元化社会力量在大战略选择方面既可能形成相近的利益，也可能出现彼此冲突的诉求。因此，为了使美国大战略符合自身利益诉求，国内社会力量往往致力于构建以共同利益和偏好为基础的政治联盟。由于美国奉行代议制民主，总统和国会议员从竞选连任等理性选择视角下的个体利益出发，不得不在对外政策制定中将其代表的政治联盟利益纳入考量范畴，这就导致这些联盟具有了影响政治精英立场的渠道。最终，以国内政治制度为平台，美国大战略成为在决策过程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多数联盟意志的体现。这一逻辑在“权力—政治—结构”框架内最明显地体现在国内政治变量影响最大的权力崛起/强势阶段。例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权力的崛起阶段，共和党及其代表的政治联盟便主导了美国大战略的走向。无独有偶，二战后美国自由主义大战略的迅速生成和持续推进，同样根本上得益于国内支持这一战略的主导性政治联盟的出现，而非国际体系结构的变迁，否则我们很难解释为何这一大战略能够延续至后冷战时代。

总之，以权力、政治和结构三个核心变量彼此作用搭建的“权力—政治—结构”框架梳理出一条美国大战略演化逻辑的新线索，形成了一个“一体两翼”的解释架构，其中权力变迁为“一体”，是美国大战略演化的关键基础性因素，根本上决定了不同历史阶段美国以收缩和扩张为特征的大战略底色。在此基础上，国内政治博弈与国际体系结构则为“两翼”，在实践中交互驱动着美国大战略的演化、塑造了不同阶段的具体形态。正是以权力变迁这一基础性核心变量为指引、以国内政治博弈和国际体系结构两大具体核心变量的交互主导为动力，美国大战略才形成了立国两百余年来的周期性变化轨迹，为我们理解当前美国大战略转型的性质提供学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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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构美国大战略演化逻辑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本文还致力于运用“权力—政治—结构”框架重释美国大战略的变迁进程，从而一方面对该分析框架进行检验，另一方面为理解当下美国大战略转型的性质奠定基础。概言之，按照这一框架，美国大战略的演化将被重划为三个历史长周期，其中每个周期存续的时间恰好大约为75年，这就表明任何一项美国大战略都有着跨度相似的生命周期，这一规律的得出得益于对这一框架内权力、政治和结构三个核心变量互动逻辑的阐释，而其中最根本的是美国权力的变迁从弱势到崛起再到强势的生命周期历程(权力弱势期约75年、崛起及强势期合计约150年，这就解释了为何美国大战略在迄今为止的三分之二历史时期内呈现出扩张型的战略底色)。基于此，本文所重释的美国大战略演化历史周期分别为：(1)权力弱势—收缩底色下由国际体系多极结构塑造的孤立主义大战略周期(1789～1864);(2)权力崛起—扩张底色下由国内政治零和博弈塑造的现实主义大战略周期(1865～1940);(3)权力强势—扩张底色下由国内政治正和博弈塑造的自由主义大战略周期(1941～2016)。

（一）孤立主义大战略周期（1789～1864）

1789年，随着美国绝大多数州先后通过了1787年宪法并于当年4月支持乔治·华盛顿出任第一任总统，联邦政府正式成立，其内政外交政策也随之逐步形成。就当时美国的大战略选择而言，华盛顿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孤立主义原则。该原则意味着美国要避免卷入与其他国家的联盟，尤其要避免陷入欧洲大国纷争。在这一大战略取向看来，任何联盟都会将美国拖进不必要的战争，从而导致庞大的战争开支并极大损害这个新生国家的财力，甚至危及国家的生存。孤立主义的大战略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华盛顿的《告别演说》中：“我们处理外国事务的最重要原则，就是在与它们发展商务关系时尽量避免同它们产生政治联系……欧洲经常发生争执……与它们的政治兴衰人为地联系在一起是不明智的……我国独处一方、远离他国，这种地理位置允许并促使我们奉行一条超然的路线……依照自己的利益做出独立的选择。”

在华盛顿确立的这一大战略指引下，立国初期的美国始终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发展和大陆扩张上，谋求国家整合与民族认同。结果是，孤立主义原则在美国外交实践中的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南北战争结束。尽管在此期间美国国内党派政治逐渐兴起，不同派别的政治精英在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上意见纷纭，但这个年轻的合众国严格遵守着孤立主义大战略原则，极力避免由于联邦党人亲英或反联邦党人亲法等，而使美国走入与这些大国的同盟，最终卷入欧洲的地缘政治斗争。

上述史实表明，美国在其立国之初的权力弱势期内，处于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边缘的事实对其大战略选择造成了三方面重要影响：首先，权力要素的制约使美国大战略形成了收缩底色，其首要任务是国内发展和大陆扩张;其次，美国大战略的选择空间有限，只能在孤立主义与依附式地同欧洲大国结盟间进行权衡;第三，权力的弱势使国内政治因素对美国大战略选择的影响从属于国际体系压力，这成为国内不同政治派别能够就外交问题达成原则共识的根本原因。在国际体系结构塑造这一时期美国大战略形态的背景下，孤立主义而非与大国结盟之所以能成为美国的大战略选择，主要原因在于当时的世界正处于以欧洲为中心的多极格局之下，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等大国竞相角逐体系的主导权，这就赋予美国置身事外的有利条件，孤立主义因此成为其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基于此，这一阶段美国大战略演化的逻辑可以总结为：在权力弱势—收缩底色下由国际体系多极结构塑造出了孤立主义的大战略形态。

当然，为进一步厘清这一时期美国孤立主义大战略的逻辑，“权力—政治—结构”框架还需要回应两个重要问题。首先，历史学家在探讨该阶段美国外交的孤立主义取向时，往往会强调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殖民地的历史经历以及在独立过程中形成的摆脱宗主国统治的独立精神，连同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对于联盟的批判态度等给美国带来的深刻影响。毫无疑问，这些因素在孤立主义大战略生成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然而归根到底，这些因素得以产生影响的前提依然是“权力—政治—结构”框架强调的美国自身权力变迁所处的阶段以及相应的国际体系结构。在这两个核心变量决定了美国大战略底色并塑造了其形态后，上述因素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如果颠倒了这种逻辑关系，就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

其次，1823年“门罗主义”的提出是否违背孤立主义原则19世纪20年代初，由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组成的“神圣同盟”企图干涉拉丁美洲独立运动，英国也趁机向拉美扩张。1823年12月2日，时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在致国会咨文中提出“门罗主义”，即美国不干涉欧洲事务和欧洲在美洲的殖民地，欧洲也不能干涉美洲事务和在美洲进行新的殖民扩张，由此形成“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理念。然而“门罗主义”自提出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在外交上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美国也没有力量对此进行实践。在欧洲看来，“门罗主义”的内容“触怒了主要大国的国务家们……欧洲各国拒不承认其合法性。”在国内，门罗主义并未成为美国外交的指导原则。无论是英国在1833年夺取福兰克群岛并开始在中美洲殖民地进行扩张，还是法国于1838年炮击墨西哥港口的做法，都没有招致美国的反制。“直到19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的政治家才开始借门罗主义排斥欧洲强权对美洲的干涉。”

（二）现实主义大战略周期（1865～1940）

以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1867年阿拉斯加购买后完成大陆扩张，以及在资本主义世界迅猛爆发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扮演领头羊角色等为标志，美国不仅实现了真正的国家统一、成为横跨两洋的洲级大国，还驶入了工业化的快车道。这些事实表明，美国已走出权力弱势阶段，进入权力迅速崛起时期。基于此，“权力—政治—结构”框架认为美国大战略的底色自19世纪60年代中期起已转变为权力崛起背景下的扩张。在此期间，美国于1866～1868年建立起了自己通往亚洲的“公路”，即在加勒比海地区获得了海军基地，并于1869年拿下了巴拿马运河的建筑权。在太平洋，美国于1867年占领中途岛，1875年占领夏威夷以西的布鲁克斯岛，1889年获得阿留申群岛和萨摩亚岛。按照“权力—政治—结构”框架，在权力崛起这一基础性变量决定美国大战略的扩张底色后，其在实践中的形态主要由国内政治博弈塑造。因此，对于该阶段美国国内政治演变的分析是理解其大战略演化逻辑的核心。

19世纪后期，与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并开始海外扩张同步，美国国内以内战结束为标志，正式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共和两党制政治模式。在贫富差距日益增大和阶级、种族矛盾快速积累的新背景下，美国社会的分裂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分裂社会的现实反映到政治和外交层面，便出现东北部与西部联合对抗南方的政治联盟格局，形成了美国共和党“一党独大”和民主、共和两党“非对等极化”的零和博弈政治结构。其中，代表东北部工商业、金融和西部出口农业利益的共和党始终占据政治主导地位，而代表南方种植业利益的民主党则处于少数地位。在从1865年美国内战结束到1932年罗斯福当选总统的半个多世纪里，只有三位民主党人问鼎白宫宝座，并且威尔逊的胜利还得益于共和党出现短暂内斗这一偶然因素。

国内政治联盟连同政党力量对比形成上述格局的结果是，面对19世纪后期开始的与欧洲列强围绕安全、殖民地和经贸等展开的大国战略竞争，美国的现实主义“旧式外交”——包括大规模扩建海军、积极进行海外扩张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反映的是共和党及其代表的东北部—西部政治联盟的利益。就东北部而言，制造业巨头及金融和商业集团都致力于进一步打开拉美的广阔市场以出口工业产品、拓展经济活动。就西部而言，以农业和畜牧业为核心的产业出于扩大自身具有优势的农产品的海外出口这一考虑，以及太平洋沿岸所拥有的天然造舰优势，使得这一地区同样支持现实主义扩张战略。与上述政治联盟的利益诉求相反，美国南方以种植业为主的社会力量及其代言人民主党极力反对同欧洲大国的战略竞争，因为其引发的美国军费开支迅速增加，会使南方成为国内“转移支付”的受害者。在贸易政策上，由于东北部的新兴制造业和西部落后的农业产业都面临来自欧洲主要大国的激烈竞争，因而代表这些地区利益的国会议员普遍主张采取保护主义，甚至不惜发起对欧关税战以保护国内产业。就南方而言，由于该地区生产的棉花等经济作物主要面向的是欧洲市场，与欧洲大国的贸易互补性很强，因而代表南方利益的民主党政客纷纷倾向于自由贸易。

在东北部—西部政治联盟及其代言人共和党主导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背景下，美国的现实主义大战略成为这部分国内利益的反映，并且其建立在牺牲南方利益的基础上，是民主、共和两党及其背后两个政治联盟零和博弈的产物。例如在1898年吞并夏威夷的军事行动中，东北部—西部政治联盟主要基于如下战略考虑：打造一支深蓝海军可以保护美国在海外不断扩展的经济利益，而夏威夷作为太平洋中部的小型群岛不仅可以作为本土以外最重要的海军基地，还可以发挥美国向海外投送力量过程中不可替代的补给站和装煤港等战略作用。又如，在贸易政策上，东北部—西部政治联盟力主对欧洲推行保护主义政策的结果是，从19世纪末一直到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美国的工业制成品平均关税税率达到44%，远远高于欧洲主要大国的关税水平(如英国的0、德国的13%和法国的20%)。面对这一不利于自身的关税政策，来自南方的国会议员曾多次尝试联合西部各州使政策朝着自由贸易的方向调整，但利益的差异使这种努力无一例外以失败告终。此外，这一时期尽管曾有异常热衷于自由主义、多边合作及国际制度的民主党总统威尔逊在美国于一战后已经走进世界权力中心的情况下做出运用美国的价值理念改造国际体系的努力——如推动建立国际联盟、提出集体安全理念和国际法原则，但正是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结构性制约，才使威尔逊的自由主义理想始终停留在思想和理念层面，并未转化为美国实际的大战略选择。

综上所述，在从1865年内战结束到决定性地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大约75年的历史区间里，美国大战略从孤立主义转型为现实主义的演化逻辑为：权力的迅速崛起赋予美国几乎免于受到国际体系结构制约的空间，国内政治博弈的影响随之外溢到外交政策领域，使美国大战略成为其内政的延续。在此过程中，由于美国国内形成共和党一党独大和两党“非对等极化”格局，美国以大规模海外扩张、大举扩建海军、同欧洲进行战略竞争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等充满现实主义和权力政治色彩的大战略选择，成为共和党及其代表的东北部—西部主导性政治联盟对外战略利益的体现，并且这一战略选择是以牺牲民主党及其代表的南方政治联盟的利益为代价的，是国内政治零和博弈的结果。因此，理解这一时期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过程及其本质是厘清其大战略演化逻辑的核心线索。

（三）自由主义大战略周期（1941～2016）

当美国于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义无反顾地投入和领导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并于战后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时，其权力的变迁随之从崛起阶段迈入强势阶段。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不仅国际体系结构赋予美国大战略更为广阔的空间，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也离不开其发挥领导作用。因此，与其说这一时期美国大战略的选择受到国际体系结构的制约，不如说国际体系如何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美国大战略的演化。基于此，按照本文的“权力—政治—结构”框架，美国在成为超级大国后的这一新的权力强势阶段，其大战略选择同样将取决于国内政治格局的演变及其博弈性质。

二战期间，随着国内军事开支的成倍增长、国际贸易的飞速发展和工业化的持续推进，美国国内政治经历了一轮史无前例的深刻重组。其中，东北部作为美国的工业和经济中心，已发展为全球经济技术最为先进和发达的区域。因此，从新英格兰地区到中大西洋地区再到五大湖区的广袤区域，纷纷转型成为对外经济扩张的主要受益者。在东北部的工商业和金融利益集团看来，确保维护自身迅速扩张的海外经贸和投资利益的最佳战略，就是推动政府持续扩大军费、加深与美国盟友的协调以及开展多边国际合作，保护海外市场免于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和意识形态威胁。同时，美国还需要有效发挥在国际制度中的主导力和价值观影响力，增强霸权的制度与合法性基础，有效遏制苏联。就南方而言，除贸易利益外，由于在二战时期该区域已转型为新兴军工产业基地和罗斯福所称的“民主国家兵工厂”，因而其已不再是国内军费开支“转移支付”的受害者，反而是最大获益方。在新的利益驱使下，南方自然而然地开始支持美国军费的大幅增长、加速海外扩张并扮演全球霸权角色。

由是观之，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重组深刻影响了美国国内的博弈结构，进而决定性地塑造了其大战略的新形态。在这一轮由大萧条推动的重组中，民主党势力范围从南方迅速扩展到东北部，彻底改变了此前的共和党“一党独大”的模式，形成了两党“分庭抗礼”新局面。以此为基础，美国形成了一种新的以跨党派的东北部—南方联盟为主导的政治格局，政党政治博弈随之转变为以“对等合作”为特征的正和博弈模式。基于此，两党围绕美国大战略的制定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包括以下四点：(1)确保美国的军费开支持续增长、军事技术保持领先、军事力量日益强大;(2)推行自由化的贸易政策与国际化的金融政策;(3)以全球盟友体系为依托，兑现日益广泛的海外承诺，并通过强有力的对外干涉保护美国的海外利益;(4)以国际制度与多边合作为积极抓手，构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上述四点共识构成了美国肇始于罗斯福时代的自由主义大战略的核心，因为其符合民主、共和两党及其背后主要政治联盟的利益诉求：在二战期间及其后的美国全球战略利益扩展和与霸权地位稳固过程中，东北部工商业和金融集团从国际贸易、海外投资和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主要支柱的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中获益巨大，而南方种植园经济和军工产业则通过贸易扩张和军费开支的大幅增长同样获取了巨大利益。因此，美国的自由主义大战略与国内主导性政治联盟的利益关切实现了一种高度契合的内外联动，推动了这一战略的持续有效运转。也正是美国国内变化了的政治博弈结构使其大战略彻底告别了共和党主导时期基于两党零和博弈的现实主义取向，根据新的国内主导性政治联盟的核心利益过渡到了基于两党正和博弈的自由主义阶段。因此在“权力—政治—结构”框架看来，只要美国经济和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而权力地位处于强势和持续领先的地位，国内的自由主义大战略政治联盟及其正和博弈态势就会稳固地处于政治主导地位，以对这一战略形成强有力的支撑，使之不会因为国际体系结构的深刻调整——从两极格局到“单极时刻”再到“一超多强”——出现重大变化。

综上所述，“权力—政治—结构”框架清晰地揭示出为何美国的自由主义大战略能够从冷战时代延续和穿越至后冷战时代，也表明无论是冷战时期对苏联的遏制战略，还是后冷战时代克林顿政府的“参与—扩展”战略、布什政府的全球反恐怖主义战略以及奥巴马政府的全球再平衡战略，本质上均为美国自由主义大战略的具体表现。它们的目标都是维护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背后的逻辑也无一例外地植根于美国权力处于强势周期、大战略底色为扩张的前提下，国内政治中的跨党派主导性联盟所进行的符合其共同对外战略利益的正和博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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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以“反建制”个人标签与竞选理念成功入主白宫，并在执政后将这些理念应用于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在外交上，“反建制主义”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美国优先”原则，将增进美国短期的、现实的和具体的利益——而非二战结束以来以强化全球盟友体系、维系国际领导力及保持国际秩序稳定为代表的长期的、抽象的和宏观的利益——作为对外政策出发点。二是坚持本土主义和保护主义等在自由主义看来十分狭隘甚至偏激的政策理念，对经济、移民等领域的全球化进程及自由贸易持批判立场。三是排斥二战后建立并成为美国霸权支柱的国际制度和多边主义，认为联合国代表的国际组织、多边制度安排及全球治理增加了美国的外交成本、有损其国家利益。上述政策理念及实践已被学界公认为是对美国自罗斯福以来形成的自由主义大战略传统的背离，以及向普遍意义的民族国家行为的靠拢。问题在于，这一转变究竟是一种短期的异常波动，还是代表中长期意义上美国大战略周期性拐点的到来?

（一）自由主义大战略退潮的内外根源

在“权力—政治—结构”框架看来，肇始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转型，意味着自由主义的退潮和美国大战略新周期的开启。这一判断建立在以下三大趋势性拐点出现的事实基础上。首先，支撑过去约四分之三个世纪内自由主义大战略成功运行的美国国内政治基础已大幅削弱。自由主义大战略的兴起根本上得益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政党政治力量重组后形成的东北部—南方联盟基于跨党派利益的推动。然而，随着美国国内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出现新趋势，以及冷战后日益加速的全球化带来的差异化影响，东北部—南方政治联盟走向了瓦解，其标志就是2016年美国大选出现的“特朗普冲击”及其背后以反全球化和反自由主义为推力的新一轮国内政党政治力量的重组。在这轮重组中，美国传统核心地带东北部因产业结构分化、制造业竞争力下降走向分裂，其中以白人蓝领为主体、以日趋衰落的传统制造业为主导的五大湖区“铁锈地带”成为自由主义大战略的坚定反对者。在这部分政治—社会力量看来，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带来了美国产业结构空心化、社会贫富分化以及蓝领就业岗位的大量流失，一系列基于多边主义原则的全球治理过程和频繁的海外干涉则消耗了本应投向国内的战略资源，有损于美国国家利益。正如历史上东北部因产业竞争力的增强而从保护主义的支持者转变为自由主义的受益者、进而与南方结成自由主义大战略的政治联盟反映出的逻辑一样，近年来这一区域产业竞争力的下降使其利益诉求再次逆转，最终瓦解了自由主义大战略的国内政治基础。拜登政府执政以来，为争夺作为关键选区的上述地带、重建对民主党政治前景至关重要的“蓝墙”，美国在贸易政策上不仅继承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做法，而且其保护主义底色更加明显。这就表明，自由主义大战略的最重要支柱——基于自由主义取向的贸易政策——不复存在，这也成为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间内这一战略难以真正得以重振的根源。

其次，经历了后冷战时代的长期高位盘整后，美国权力变迁的趋势迎来一个明显的下行拐点，其表现有三方面。第一，美国国内政治生态显著恶化、社会矛盾更趋尖锐，民主制度和国家治理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能和失效，权力基础由此被大幅削弱。随着民主、共和两党极化和斗争的愈演愈烈，美国社会的分裂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从而侵蚀了两党精英的政治领导力及其改革能力。无论是新冠疫情暴发后出现的“应对赤字”还是2020年大选后的“占领国会山”事件，都是美国制度失能和治理失效的反映。第二，在内政领域矛盾持续深化、对外政策现实主义转向不断加速等双重影响下，美国的国际领导力、战略信誉和国家形象纷纷下滑至二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第三，美国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的相对衰落成为其权力由盛转衰的最直观体现。就综合国力而言，按照中国学者阎学通的计算公式，综合国力=(军事实力+经济实力+文化实力)×政治领导力，那么由于前述两方面原因，美国的综合国力随着政治领导力的下降而出现衰落。就经济而言，尽管美国的经济总量所占全球比重较为稳定地维持在24%左右，但其近年来的年度增量连续被中国超越，表明其相对衰落趋势难以逆转。中美经济总量差距不断缩小的结果是，中国以汇率计算的经济规模已超过美国的75%，创下了二战后崛起国和霸权国比值的纪录。最终，权力的由盛转衰使得美国大战略的底色迅速从扩张转变为收缩，这一战略调整符合“权力—政治—结构”框架对其演化逻辑的分析。在实践中，无论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还是从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都可以看出美国大战略十分显著的内向型和收缩性特征。

第三，在自身权力变迁的趋势迎来二战后、甚至过去150年来重要拐点的决定性影响下，美国大战略的演化受国际体系结构的影响日益明显，其战略重心随之从此前追求由国内政治博弈所界定的自由主义目标转为由当前国际体系结构所界定的应对大国竞争、尤其是中国崛起带来的中美中长期战略竞争。在经历了长达数年的对华战略大辩论后，以2017年特朗普政府发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为标志，美国国内两党政治精英正式形成了跨越党派的两方面基本共识：一是美国大战略必须告别过去十余年以全球反恐怖主义为重心的布局模式，根据战略环境的变化转到应对大国(主要是中俄两国)的战略竞争上;二是将中国视为美国的首要战略竞争者，并且认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将是长期的和全面的。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者的认知。从白宫2021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到国防部2022年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美国大战略对于国际体系结构变迁——其中主要是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日趋显著——的回应力度逐步增强。这就说明，在权力由盛转衰、大战略底色从扩张转向收缩的大背景下，国际体系结构正在取代国内政治博弈成为塑造美国大战略形态的首要动力，从而解释了为何对华战略竞争能够成为超越当下美国国内政治纷争与极化的为数不多的跨党派共识。

（二）现实制度主义与美国大战略的新周期

如同美国大战略在历史演化过程中表现出的周期特征一样，自由主义大战略在成功运行了四分之三个世纪后也迎来了退潮的拐点。同时，自由主义与其他大战略相比又有一个显著的区别，那就是由于它运行在美国权力最为强势、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塑造也最为有力的周期内，因此其在全球范围内特有的深远影响将对步入新周期的美国大战略产生重要的干预作用，其背后的逻辑依然存在于“权力—政治—结构”框架之中：一方面，随着美国权力由盛转衰、大战略底色从扩张转为收缩，当前以中美战略竞争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结构将取代国内政治博弈成为美国大战略演化的首要动力;另一方面，二战后国际体系的变迁又是由美国的自由主义大战略推动的，因而当前的国际体系中不可避免地留有自由主义大战略的深刻印迹。

从上述两方面逻辑出发，笔者认为，新周期内美国大战略的形态将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更为复杂的两面性。首先，美国权力的由盛转衰和大战略底色从扩张转为收缩背景下的大国竞争，将会使美国大战略中的现实主义成分显著增加。冷战时期，由于美苏竞争恰好处于美国权力强势和扩张型大战略阶段，因此自由主义框架下的遏制具备其战略运行所需的全方位、高强度的资源投入条件，意识形态较量、核军备竞赛、代理人战争甚至局部热战成为这种资源投入的鲜明体现。然而在中美竞争阶段，美国大战略在自身权力衰落和收缩底色下的资源投入必然受限，因此无力推行冷战时期自由主义式的遏制，只能更为审慎地从现实主义视角出发应对中国的崛起，以控制战略竞争的成本。另一方面，中国的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体量及其在世界经济包括全球供应链中的影响力远超当时的苏联，这就进一步增加了美国对华遏制的成本，使得任何基于自由主义的对华竞争战略难以长期推行下去。此外同样重要的是，在国际体系结构成为美国大战略演化首要动力以及国内形成了对华战略竞争共识的背景下，现实主义的核心假设具备了理论上的应用场景，即美国可以被视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单元，其大战略的制定将主要建立在地缘政治而非国内政治现实的基础上。

其次，与美苏冷战的历史背景不同，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迅速崛起是在二战后美国主导的既有国际体系内的崛起，这一发展趋势在冷战后进一步加速，使中国不仅成为现存国际体系的受益者，更成为这一体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因此，中美关系本质上是一种“体系内两强”的特殊关系，这就导致两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既非冷战对峙，也非冲突敌对，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状态下合作与竞争共存的新形态。一方面，中美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两国的战略合作无论对双边关系、地区稳定还是全球治理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正面作用;另一方面，中美又存在广泛而深刻的战略竞争，并且这种竞争并非军备竞赛、结盟对抗和意识形态比拼，而是在现有国际体系内围绕二战后伴随美国自由主义大战略兴起而创设的一系列国际制度的改革、根据国际体系环境变化而新生的国际制度的塑造，以及在新旧制度框架内发挥有效领导力以解决一系列地区性和全球性挑战等展开的国际制度竞争。对美国来说，尽管权力和大战略底色的变迁使之无力再度担负起自由主义时期在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中强有力领导者的角色，但体系结构变迁带来的大国竞争使之仍然不愿让渡其领导权给中国，仍然希望国际制度能够成为其霸权的有效支撑。这就使得新周期内的美国大战略依旧无法完全剥离自由主义中的制度主义成分。

基于此，新周期内美国以应对大国竞争为重点的大战略将兼具现实主义与制度主义两面性特征，因此“权力—政治—结构”框架称之为现实制度主义大战略。这一战略选择是在美国权力由盛转衰、大战略底色从扩张转向收缩的大背景下产生的，也是美国在相对衰落过程中力求维系其霸权地位和国际体系影响力，同时追求控制战略成本的一种折中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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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战略正在经历何种转型?近年来美国外交背后的一系列政策逻辑变化该如何理解?其对美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影响究竟是短期的、浅层的还是长期的、深层的?为了回答这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尝试在美国大战略演化逻辑的既有研究范式——国际体系中心范式、新古典现实主义和国内政治中心范式——基础上，构建一个新的以权力、政治和结构为核心变量的分析框架，用以重新阐释美国大战略的演化逻辑与历史周期，最终为洞察当下美国大战略转型的性质提供有效线索。

在笔者搭建的这一“权力—政治—结构”框架中，权力要素决定了美国大战略的底色，国内政治博弈与国际体系结构则交互驱动着美国大战略的演化。在权力崛起/强势期，美国大战略的底色是扩张，其形态主要由国内政治博弈塑造，国际体系结构——多极、两极抑或是单极——居于从属地位。在权力衰落/弱势期，美国大战略的底色则是收缩，国际体系结构随之成为塑造其形态的首要动力。按照这一架构，美国大战略的历史演化将被有规律地重新划分为以75年为单位的三个重要周期：孤立主义(1789～1864)、现实主义(1865～1940)和自由主义(1941～2016)。2017年以来，美国大战略的收缩底色再次突显，这反映出权力的由盛转衰使得国际体系结构已取代国内政治博弈，成为塑造当下美国大战略形态的首要动力，而中美战略竞争则成为这一新的国际体系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

上述学理分析和案例研究表明，美国大战略正在经历中长期意义上的重大转型，其全球影响将是深远的。同时，它们也阐释了为何对华战略竞争能够成为超越当前美国国内政治极化与纷争的跨党派共识。基于此，美国大战略在这一新周期内的形态将可能被塑造为现实制度主义，这是在美国权力由盛转衰、大战略底色从扩张转向收缩的大背景下形成的，也是美国在相对衰落过程中力求维系其霸权地位和国际体系影响力，同时追求控制战略成本的一种折中选择。

*文章原载《国际关系研究》2023年第1期。

王浩：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美国政治、美国对外政策、中美关系。

来源时间：2023/4/11   发布时间：202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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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业亮  来源：《美国研究》2023年第1期

〔内容提要〕当前美国反种族主义斗争的一个主要方面，是知识左翼在文化教育领域开展的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这一运动主要以“批判性种族理论”和“1619项目”为理论框架，以在公立学校和联邦政府机构开展相关教学和举办多元、公平、包容的培训为主要形式，通过揭示美国种族主义长期存在的历史、制度和思想观念上的深层原因，鼓励民众加入反种族主义斗争。在推动“反种族主义”相关理论和观念传播的同时，该运动也引发了“白人至上论”者与少数族群和民权团体之间、种族自由主义与种族保守主义之间、两党之间以及知识界围绕美国是否存在制度性种族主义、是否应在公立学校开设“1619工程”和“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而展开的涉及政治、立法、司法和学术的激烈争议。知识左翼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的兴起是对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种族问题仍持续存在的一种理论上的反思， 也是对近十多年来特别是特朗普执政后美国兴起的白人民族主义运动的一种回击。在本质上，它反映了在美国种族和族裔、人口和文化多元化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美国人所面临的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历史认同的危机;同时也说明教育和思想文化领域正在成为美国种族斗争的又一个战场。

关键词：美国社会与文化 种族 反种族主义1619项目 批判性种族理论 1776委员会

自美国建国以来，对黑人的种族压迫和歧视一直是美国的“民主困境”，或称“美国困境”(American dilemma)。种族斗争历来是美国社会、政治和文化中一个最具基础性、持久性和深远影响的冲突。近两年，美国种族斗争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左翼知识分子(以下简称“知识左翼”)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的兴起。它是与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种族矛盾加剧所引发的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大规模抗议示威的街头运动既平行又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的一场运动。这一运动主要以“批判性种族理论”和“1619项目”为理论框架，以在公立学校和联邦机构开展相关教学和多元化、公平和包容培训为主要形式，通过探讨和揭示种族主义在美国持续存在的历史、制度和观念上的原因，鼓励民众积极参加反种族主义斗争的实践。这一运动引发了“白人至上论”者与少数族群和民权团体之间、种族自由主义和种族保守主义之间、两大党之间以及知识界围绕美国是否存在制度性种族主义、是否应在公立学校开设“1619项目”和“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而展开的涉及政治、立法、司法和学术的激烈争议。这些争议涉及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美国的建国原则、如何看待美国黑人的历史作用和开国元勋、大学和中小学如何教授美国早期历史课程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这反映出在美国种族和族裔、人口和文化多元化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美国人所面临的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历史认同的危机，显示出教育和思想文化领域正在成为种族斗争的又一个战场。

在美国，知识左翼素来有批评美国政治制度和社会现实的传统。目前学界对美国种族问题的探讨，大都从政策(投票权、种族隔离政策、“肯定性行动计划”等) 、立法和司法(国会和州的立法、联邦法院裁决等)、经济(就业和住房歧视、收入不平等)、政治和政治制度(两党在种族问题上的主张、联邦制等)、社会运动(民权运动、黑人运动等)等视角出发，从思想运动的角度来分析的还不多见。从美国黑人追求种族平等的斗争历史来看，各个阶段的具体目标不同，但把开展思想运动作为反种族主义斗争的一种形式还是第一次。探讨种族主义在美国盛行和长期存在的制度性和思想观念上的深层次原因，是美国当前反种族主义斗争的一大特点。

本文在对美国知识左翼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的理论基础和形式进行评述的基础上，分析当前美国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兴起的原因，论述它所引发的争议以及争议的特点和实质。

一 当前美国知识左翼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的理论和方式

当前，美国的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主要建立在“批判性种族理论”和“1619项目”的基础上。“批判性种族理论”是对美国种族主义存在的制度性原因进行分析的一种理论框架，也是一个社会和思想运动。从渊源上看，“批判性种族理论”建立在批判性法律研究和激进女权主义运动的基础上，同时吸取了一些欧洲哲学家、理论家和以20世纪60、70年代的黑人权力运动及芝加哥运动为代表的美国激进传统的民权思想。这些哲学家和理论家包括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非裔著名废奴主义者和女权倡导者索杰纳·特鲁斯(Sojourner Truth)、19世纪美国废奴运动领袖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伊斯(W. E. B. DuBois)、拉美裔美国劳工运动活动家凯萨·查韦斯(Cesar Chavez)、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等。该理论还汲取了女权主义对权力与社会角色建构之间关系的深入思考。

“批判性种族理论”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当时的一些律师、民权活动家和法律学者认识到，民权运动的推进并没有根除种族主义，“需要一个新理论和新战略来与正在为人们所接受的、更不易察觉的种族主义作战。”他们开始从批判理论的视角探讨美国种族主义长期存在的原因，这一学派之后自称其理论为“批判性种族理论”。该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站住了脚，并且在之后短短数年内逐渐主导了种族问题讨论的话语权。不仅黑人学者，而且拉美裔和亚裔学者也在“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大旗下深入研究种族关系，形成了由拉美裔和亚裔学者组成的次研究团体。

与其他一些学术理论不同，“批判性种族理论”“包含行动成分”。它不仅试图了解美国的种族斗争形势，弄清社会是如何沿着种族划分的界线组织而成的，而且要改变它。“批判性种族理论”的这一特点使得它从开始时的法律运动很快传播到学术领域之外，成为一个社会思想运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实施的反移民、反穆斯林移民政策，导致白人民族主义运动(white nationalist movements)兴起，加剧了美国的种族矛盾。特别是在2020 年，乔治·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 、布伦娜·泰勒( Breonna Taylor)和其他多名非裔美国人被警察暴力执法致死，引发了全国对种族问题的思考，使曾经一度只局限于学术领域和大学校园的“批判性种族理论”获得巨大的关注。美国各级政府机构和学校采纳了支持“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学者和民权人士提出的反种族主义倡议，用“批判性种族理论”作为主要教材，对雇员和学生进行多元化、公平和包容培训，推动了该理论的流行和影响力的扩大，使其从象牙塔里的学问转变为当前美国知识左翼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的一个理论支柱。

“批判性种族理论”的一个主要观点是，美国的种族主义是一种社会结构，它镶嵌于社会制度和法律中，并非个人偏见的产物。一些机构(制度)与生俱来是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它们被白人用来以有色人种为代价谋取自己的利益。因此，所谓的“美国困境”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个歧视问题，而是延伸到整个美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正如美国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教授、批判法学学者加里·派勒(Gary Peller)在《批判性种族观念:重新认识美国种族正义的意识形态》一书中所说，“批判性种族理论”承认美国社会的种族主义既是制度性的，又是机构性的，白人在历史上掌握着种族的权力。制度性种族主义是美国社会的一部分，种族主义是普遍存在的，不是非同寻常的，是美国大多数有色人种的日常体验。这意味着种族主义是难以根治的。

“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另一个主要观点是，种族主义，特别是“白人至上论”，巩固了美国的历史、法律和制度。“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创建者之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金伯莉·克伦肖(Kimberle Crenshaw)指出，“‘批判性种族理论’是一个实践，它是把握美国白人优越历史的一种方法。”白人优越于有色人种的制度，服务于重要的心理和物质层面的目的。由于种族主义既促进了白人精英物质上的利益，又提升了普通白人民众心理上的优越感，所以大多数美国人根除它的意愿很小。因此，“批判性种族理论”的结论是，只实施针对黑人的普惠性政策不足以结束数世纪以来非裔美国人在美国处于从属地位的局面，种族权力的其他残留仍然存在。“批判性种族理论”深刻地揭示了美国的种族主义是制度性的，从而为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1619项目”(1619 Project)是《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的一个项目。2019年12月，在第一批黑人奴隶被贩运到弗吉尼亚殖民地400周年之际，美国《纽约时报杂志》做了一个专题，刊发了一系列包括散文、音像、诗歌、图表、视觉艺术在内的作品，目的是“通过把奴隶制的后果和美国黑人的贡献放在美国国家叙事的中心，来重构美国的历史”，把美国有色人种的历史融入美国历史更宏大的叙事中。这个项目被《纽约时报杂志》称为“1619项目”，项目主任尼科尔·汉娜·琼斯(Nikole Hanna-Jones)因为其撰写的导言而获得普利策奖。

“1619项目”对美国建国史和黑人的作用提出了若干“离经叛道”的观点如下。(1)黑人是美国民主的奠基者。尼科尔·汉娜·琼斯在导言中写道，“没有美国黑人理想主义的、艰苦的、爱国的努力，美国今天的民主可能完全不同——它可能不会是一个民主国家。”(2)美国建国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维护奴隶制。“1619 项目”声称，“美国建国的原因是为了使奴隶制永久化”，奴隶制是美国的一个建国原则，“维护奴隶制是殖民者发动美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原因”。(3)1776年签署《独立宣言》的日期不是美国建国的日期，非洲奴隶被首次掳掠到英国北美殖民地的1619年才是美国真正诞生的时间。这是因为“非洲奴隶的到来开始了一个延续了250年之久的野蛮的制度”，美国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文化(包括种族矛盾)等，在1776年之前就播下了它们的种子。“从奴隶制中——它要求反黑人的种族主义——生长出了几乎使美国例外的所有东西：经济实力、工业能力、选举制度、饮食和流行音乐、公共卫生和教育的不公平、令人吃惊的对暴力的嗜好、收入不平等、为世界树立的‘自由’和‘平等’的榜样、俚语、法律制度，以及一直持续到现在的难以摆脱的种族担忧和仇恨。所有这些种子都是在1776年官方认可的美国诞生日之前播下的。”“奴隶制被认为是这个国家的原罪，但它其实远远超出这一点：它是这个国家的起源。”(4)美国的开国元勋是一伙伪君子和邪恶的“白人优越论”者。他们之中许多人拥有奴隶，这说明“他们不相信他们宣告的原则。他们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使奴隶制永久化和制度化。因此，他们建立的这个国家是建立在谎言之上的”。根据以上论点，“1619 项目”得出的结论是：美国是作为一个种族主义国家而建立和繁荣壮大的，必须从黑人受制度性压迫的视角对美国历史加以审视。这为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提供了历史依据，即从历史的角度说明了美国的种族主义是制度性的。

与此同时，在“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和“弗洛伊德事件”的推动下，美国还出现了一批书籍，探讨美国种族问题长期存在的制度上和观念上的原因，为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做出了理论上的贡献。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罗宾·迪安吉洛(Robin DiAngelo)所著的《白人的脆弱性：为什么白人不愿谈论种族主义》和伊布拉姆·坎迪(Ibram X. Kendi)所著的《如何做一个反种族主义者》。

《如何做一个反种族主义者》一书考察了美国极右翼及其暴力组织出现的历史原因，以及“白人至上”意识形态的各种表现和后果，提出了反种族主义的主张。伊布拉姆·坎迪认为，就其核心而言，种族主义是一个建立在虚假的人类价值观等级之上的强力系统。他把种族主义者界定为“那些通过行动或不行动支持种族主义政策或表达一种种族主义思想的人”。他认为，在美国，种族主义是普遍存在的，“没有非种族主义的政策或者种族中立的政策这样的东西。每个国家、团体、机构的每个政策都正在催生或维持种族间的公平或不公平”。在这样一个种族主义社会里，黑人的选择无外乎同化(assimilation)、隔离( segregation)和挺身而出做一个反种族主义者这三个选项。他认为，“消除种族主义的唯一方式就是持续地确认和描述它，然后消除它”，“治疗种族主义者的种族歧视的唯一良药，就是反种族主义歧视。”因此，伊布拉姆·坎迪在书中明确提出了“反种族主义”的概念，要求美国民众思考一个反种族主义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民众在建设这样一个社会时如何发挥积极的作用。伊布拉姆·坎迪的“反种族主义”概念推动和重塑了美国关于种族正义的对话。

《白人的脆弱性：为什么白人不愿谈论种族主义》一书从“白人脆弱性”(white fragility) 入手，分析了白人对种族主义的态度，着重从观念上和制度上探讨了美国种族主义长期存在的原因。“白人脆弱性”一词是罗宾·迪安吉洛自创的，用来描述白人在其种族和种族主义思想受到挑战时表现出的愤怒、担忧和愧疚等情绪，以及以争辩和沉默等为特点的防卫举动。这些行为虽起到了使白人恢复种族心理平衡的作用，但阻碍了白人进一步反思美国种族问题长期存在的深层次原因，阻碍了他们与包括黑人在内的少数族裔开展建设性的种族对话。2017年，该词成为牛津年度词汇候选词。罗宾·迪安吉洛在书中考察了“白人脆弱性”是如何发展的，如何保护了种族不平等，以及应该如何与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进行更具建设性的接触。她认为，目前对种族主义分子的主流定义是“种族主义者是个人有意识地根据种族不喜欢并且有意地寻求伤害一些人”，这一定义是有问题的。如果以此作为对种族主义者的定义，那么几乎每一个白人都不是种族主义者。她认为，还原性定义(reductive definition) 是几乎所有白人在种族问题上采取防卫态度的根源。她把种族主义定义为“受到法律权威支持和制度控制的团体和集体偏见”，称“尽管每个人都有种族偏见，但我把‘种族主义分子’一词保留给用来描述白人具有的偏见——我们集体的偏见受到制度和权力的支持”。她指出，在西方社会长大的白人习惯于“白人优越”的世界观，因为“白人优越”是美国的社会及其制度的基石。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无论是“批判性种族理论”和“1619项目”，还是罗宾·迪安吉洛和伊布拉姆·坎迪的著作，都有一个共同点：试图从历史上、制度上、观念上揭示美国种族主义长期存在的根源;试图通过承认制度性种族主义是美国社会的一部分，了解和解决美国的种族主义和不平等问题，动员民众投入到反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去。这为当前美国的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把在大中小学开设“1619项目”和“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以及在联邦机构举办多元化、公平和包容培训，作为解决种族不平等和种族偏见问题的重要方式。另一方面，在“弗洛伊德事件”推动的呼吁解除制度性种族主义的浪潮下，美国不少州、学校和各级政府机构也采纳了所谓的反种族主义倡议，用“批判性种族理论”和“1619 项目”作为主要教材，对学生和雇员进行相关培训，从而推动了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的深入开展。

根据普利策中心发布的数据，自2019年12月到2020年底，“1619项目”在布法罗、芝加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特拉华州威尔明顿市( Wilmington) 和北卡罗来纳州温斯顿—塞勒姆市( Winston-Salem)等5个城市和地区的公立学校系统的4500个班级开课。“1619项目”自此扩大为一门正式的课程。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免费获得“1619项目”的资料。截至2021年5月，全美50州有数以千万的学生使用这一教材。有5620位受访者表示，他们会在班级中使用至少一种“1619 项目”课程的材料。“1619项目”还计划在2020年11月出版一本儿童读物。

学校也成为传播“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前哨阵地，尤其是在一些少数族裔人口较多的州和学校。美国不少州的公立学校和特许公立学校在“美国历史和公民课”(U. S. history and civics)中开设“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例如，弗吉尼亚州劳顿县(Loudoun County)有21所公立学校开设了“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康涅狄格州是少数族裔学生占比较高的州，其中拉美裔学生占学生总数的27%，非裔占13%。该州于2020年12月批准在公立学校开设“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要求学生了解种族的结构以及它们是如何发展和为什么发展的，讲授“制度性种族主义”和“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不仅如此，“批判性种族理论”教程还渗入美国最精英的基础教育私立学校。康奈尔大学法学教授威廉·雅克布森(William Jacobson)建立了一家以提供“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和培训信息为特色的网站——批判性种族理论网(CriticalRace.org)。根据该网站的数据，在美国最顶尖的50所私立精英学校中，有21所学校开设了某种形式的强制反种族主义培训班，有40所学校要求开设“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和多元化、公平、包容课程，或其他形式的反种族主义课程。

在白人民族主义把大学校园作为宣传“白人至上论”等极右翼思想的场所的情况下，大学校园也成为种族斗争的战场和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的重地。不少大学要求把“批判性种族理论”作为学生核心课程的一部分。根据批判性种族理论网对美国520所高校的追踪调查，至少有236所学院或大学开设了与“批判性种族理论”相关的某种形式的必修课，有149所大学对教工开展了与之相关的某种形式的强制培训。在美国25所最顶尖的医学院中，至少有23所要求对学生进行与“批判性种族理论”相关的某种方式的培训。其中，有16所已经宣布把反种族主义、“批判性种族理论”以及多元、公平和包容培训纳入本校的课程。不少高校把《白人的脆弱性：为什么白人不愿谈论种族主义》和《如何成为一名反种族主义者》列为学生的必读书和教师培训的教材。反种族主义或“批判性种族理论”的相关内容还出现在教工培训和与招聘相关的培训中，以至于目前在许多大学校园，美国历史课程被“白人特权”课程或多元化、公平和包容工作坊所取代。大学历史系从事多元、公平和包容教学的老师人数超过教历史的老师人数。

不仅如此，“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美国不少联邦政府机构、联邦承包商和美国大公司也举办了“批判性种族理论”及公平、多元化和包容性培训，作为员工培训和机构文化建设的一项内容。例如，联邦调查局在“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举办了名为“动荡时期的种族对话”的专题培训班。美国能源部桑迪亚国家实验室(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于2019年为男性白人行政人员举办了有关白人文化和白人特权的培训班。阿贡国家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ies)和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也举办了有关反种族主义的培训。这些培训的内容涉及“制度性种族主义”、民权史、无意识偏见、包容，以及诸如反种族主义、“白人特权” 和“白人脆弱性”等概念。不少政府机构把《白人的脆弱性：为什么白人不愿谈论种族主义》和《如何做一个反种族主义者》列入必读书中，指导雇员阅读这些书籍。在这些培训中，雇员被告知他们是与生俱来的种族主义者，“支持种族主义思想、结构和政策”;他们必须致力于成为一名反种族主义者。

二 美国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兴起的背景和原因

美国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的兴起，既是对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种族问题仍持续存在这一现象的理论上的反思，也是对近十多年来特别是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白人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一种回击。

美国知识左翼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是一场全新的运动。它既不同于黑人运动， 也有别于进步主义运动的传统。从美国建国以来到目前为止的黑人运动都有一个阶段性的具体行动目标，但从来没有发动过一场思想运动，从历史、制度和观念上揭示美国种族不平等的原因。进步主义者虽然关注种族问题，但直到20世纪60年代，“并没有为提高非裔、拉美裔等美国公民的待遇做出过什么努力。”

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兴起于19世纪80 ~ 90年代，兴盛于20世纪头20年，是一场涉及社会、政治和经济的改革运动，是对工业革命引发的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变化的回应，是对自由知识分子、律师、记者和企业经理的政治态度的一种表达。当时，垄断资本与城市工人和城乡中小资产阶级的矛盾逐渐加剧，政治普遍腐败，犯罪和贫困的情况日趋严重，这推动了进步主义运动的兴起。进步主义运动站在被剥削者、弱者和受到不公正对待者一边，与政治腐败做斗争，试图使美国的自由和民主与《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所承诺的“人人享有平等和自由”的目标一致起来。进步主义运动的诉求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近年来转向支持实施普遍医保、减少不平等、消除贫困、发展清洁能源经济、进行移民改革和刑事司法制度改革等经济和社会政策。

进步主义的种族观来自积极自由主义(positive liberalism)的思想传统。英国哲学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在其1969年撰写的《自由四论》一文中，把“自由”的概念分为“积极的自由”(positive liberty)和“消极的自由”(negative liberty)。所谓“积极的自由”，指的是建立在自我指导和自我做主之上的自由;“消极的自由”(negative liberty)，指的是免于外来胁迫的自由。与这两种概念相对的是两种自由主义：消极自由主义(negative liberalism)和积极自由主义。消极自由主义认为，人类行为的所有形式具有平等价值，人们有追寻平等的自由——只要他们不妨碍其他人的权利。对消极自由主义者而言，来源于传统的个人自治和自由本身具有崇高的价值，人们应该运用他们的自由去追寻这一价值。而积极自由主义者则断言，人们应该追求更高尚和更基础的人类价值。一般来说，自由意志论者和知识左翼是积极自由派，右翼民粹主义者是消极自由派。在移民和族裔问题上，消极自由派认为，保守的白人希望较少的多元化，并相信他们应该通过政治上合法的途径自由地追寻这一目标——只要其他公民的权利得到尊重。积极自由派则认为，白人应该逃离他们族裔的樊篱，赞同多元化，而不是同质化，支持世界主义( cosmopolitan)的观念。

美国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思想家约翰·杜威( John Dewey) 提出的“熔炉论”和同时代的进步主义思想家伦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倡导的“多元文化主义”，体现了积极自由主义在移民和族裔问题上的主张。在当时的美国，随着欧洲移民的大量涌入，美国已由先前的一个同质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社会，完成了向种族多元化社会的转变。杜威提出“熔炉论”，认为身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的美国人作为当时美国主导的族裔团体，应起到领导美国其他族裔团体走向世界主义的作用。伦道夫·伯恩则倡导一种更激进的世界主义愿景，提出“多元文化主义”的种族观。他在其名篇《跨越民族的美国》(Transnational America)一文中提出了“世界主义”的概念和思想，用以概括美国不同的种族传统共同组成的美国民主文化。伯恩不认同与他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不喜欢或轻视移民及其遗产的本土主义态度和政策。他认为，美国的理想主义被“大熔炉”政策造成的结果所危及。他设想现代主义的美国应成为一个把各种族裔群体团结在一起的“跨民族”( trans-national) 的实体。伯恩使用了美国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意识”概念，为“民族”的思想注入了新的文化内容，为“多元文化主义”理论做出了贡献。杜威的“熔炉论”和伯恩的“多元文化主义”共同塑造了积极自由主义的种族观。

尽管20世纪初的美国进步主义者反对种族主义，并促使公众开始讨论移民和文化多样化的影响等社会和政治问题，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进步主义者的主要关注点仍是欧洲移民，并且他们认为种族主义与美国国内争取黑人权利的斗争无关。

民权运动是美国黑人开展的根除种族歧视和争取法律下的平权的有组织的运动。它始于20世纪40年代末，20世纪60年代末结束。民权运动尽管不时引发动荡，但它基本上是非暴力运动，取得了一系列保护美国人宪法权利的法律成果。1948 年7月26日，杜鲁门总统发布9981号行政令，结束了美国军队中的种族歧视。1954年5月17日，美国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的裁决，有效地结束了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1957年的《民权法》(Civil Rights Act of 1957)保护了民众的投票权。1964年的《民权法》禁止由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和国籍而产生的就业歧视。该法第七款要求成立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U. S.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EEOC)，以防止工作场所的种族歧视。1965年的《投票权法》(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禁止使用识字测试作为投票的要求。1968年的《民权法》〔Civil Rights Act of 1968.也称《公平住房法》(Fair Housing Act)〕页规定提供公平的住房机会，不得因种族、宗教和国籍加以歧视。这些立法在法律上保障了黑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民权运动兴起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非欧洲人大规模移民开始后，积极自由派才把亲移民和反种族主义结合起来，使用新的反种族主义术语来重塑他们之前对多元文化的理解，从反种族主义的视角看待反移民主张。在他们看来，试图通过限制移民来保持白人所占的人口份额是种族主义行为，白人有回避种族偏袒的道德义务。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把白人认同等同于种族主义在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社会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情感机制开始出现。“熔炉论”遭到自由派的摈弃，伯恩的“多元文化主义”主张受到支持。与之相反，消极自由派并不认为白人维护自身利益的集体行动是种族主义行为——只要这种行动没有剥夺其他公民的权利。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学者们开始认识到，民权运动的推进并没有根除种族主义。他们开始从批判理论的视角探讨美国种族主义长期存在的原因，这促使“批判性种族理论”应运而生。

支持“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学者不满于把自由主义作为解决美国种族问题的框架。如“批判性种族理论”的代表人物理查德·德尔加多(Richard Delgado)称，“几乎所有的‘批判性种族理论’都以对自由主义的深深不满为标志。这些学者对许多自由派笃信不疑的宪政法规的“色盲”和中立原则提出批评。他们指出，“色盲”的一个极端表现可从最高法院的一些裁决意见中看出。这些裁决意见认为，法律刻意突出种族是错误的，即使在纠正历史上的错误时也是如此。他们以大法官约翰·哈兰(John Harlan)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中的异议为例来说明这一点。尽管哈兰在异议中强调美国的宪法和法律是“色盲”的，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批判性种族理论”学者认为，这种“色盲”只允许法律赔偿特别令人发指的、受到每个人关注和谴责的种族伤害，并不能消除制度性种族主义。一些激进的支持“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学者还对自由主义的“权利说”提出批评。他们认为，道德和法律权利不像大多数人想象的那样总是站在正义的一方。权利是程序性的而非实质性的，这从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的关系可以看出：美国的制度赞成给予每个人机会，但拒绝确保结果平等。此外，权利在与权势者的利益相冲突时，总是大打折扣。尽管经过民权运动，非裔美国人的经济和政治权利都有较大的提高，但在民权运动后的数十年里，美国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提高，甚至出现倒退。民权运动的成果被联邦法院狭义地解释、行政阻挠或拖延，从而被悄悄地侵蚀，少数族裔群体的状况并不比过去好多少。尽管如此，自由派却认为种族问题已经解决，转而开始关注气候变化、拯救濒危生物等环境、生态问题，以及人口爆炸、粮食危机、移民权等问题。对自由主义种族观的不满和批评，成为催生知识左翼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的一个理论上的原因。

从实践上来看，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的兴起是对十多年来特别是特朗普执政后美国白人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一种回击。

美国白人民族主义运动在进入公众视野之前，已经酝酿了数十年。实际上，20世纪20年代，几乎在进步主义运动兴起的同时，美国保守主义开始在政治主张和信奉的哲学上呈现出现代的形式。现代右派崛起于对多元化和世界主义力量对美国的民族认同构成威胁的认知。他们把白人新教徒作为共同的族裔认同，把反多元化作为议程的中心，认为多元主义将摧毁美国建立在盎格鲁-撒克逊新教价值观之上的文明。因此，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的保守主义者不时以白人民族主义者的面目出现。

白人民族主义者认为，白人是一个需要受到特别的政治和法律保护的民族，美国应由白人管理和统治，少数族裔应该被边缘化或被移除。他们主张保护白人文化和价值观，从而被反种族主义者指责为“伪装的‘白人至上论者’(white supremacists) ”。“白人至上论者”认为白人应该主导所有其他的种族。

近年来美国白人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有着多种原因，其中移民的增加导致美国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带来白人“种族愤懑”(racial resentment)或“种族焦虑”，是主要原因。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美国历史上先后经历了三次大的移民浪潮：第一次是1841~1850年，由于欧洲闹饥荒，大约有25万爱尔兰人移民美国;第二次是1890~1930年，东欧、中欧和南欧约有1500万人移民美国;第三次是20世纪50~60年代，大量非白人移民美国。大规模移民加上本国人的低出生率，改变了美国人口的种族和族裔构成，造成白人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美国人口普查局先后三次调整对白人占美国人口比重的预计：美国在2000年的人口普查中首次预计到2059年白人将不再占美国人口多数;4年后，这一时间修改为2050年;2008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又称，白人占美国人口多数的时代将于2042年终结。美国人口变动的这一趋势显示，美国将很快变成一个“少数族裔人口占多数”(majority minority)的国家，而且这一变化正以加速度进行。目前在美国不少大城市，白人已不占多数。牛津大学人口学家戴维·科尔曼( David Coleman) 将族裔人口替代称为“第三次人口转变”(third demographic transition)。白人对失去多数地位的焦虑，成为白人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土壤。白人保守派认为，反白人偏见是当今美国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民调证实了这一点。2017年7月《赫芬顿邮报》( The Huffington Post) 和民治调查公司(YouGov) 联合举行的民调显示，不少保守的白人选民相信白人比穆斯林、黑人、犹太人和拉美裔更受到歧视。民调发现，45%的美国白人认为他们面临许多歧视。2011年的一个研究发现，白人相信，反白人偏见在过去数十年里日趋恶化，目前是比歧视黑人还严重的一个问题。该研究报告的结论是，许多白人开始把种族关系视为一种零和游戏：如果美国黑人的状况得到改善，它一定是以牺牲白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特朗普当选和就任后，其反移民、反穆斯林、在美墨边境修建移民墙的政策主张导致美国白人民族主义活动激增，从而进一步激化了美国的民族矛盾。白人民族主义者认为，“白人认同”正受到运用“政治正确”和“社会正义”概念以削弱“白人的文明”的多元文化力量的攻击。他们认为美国公立学校老师、主流媒体和文科院校所拥护的包容和多元化错误地压制了他们的声音，把大学校园作为宣传“白人至上论”的主要场所。特朗普上台后，白人民族主义运动最著名的人物、国家政策研究所(National Policy Institute)执行主任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组织了一系列大学校园报告会，宣扬“另类右翼”思想和“白人至上论”，遭到反种族主义者的反对，双方爆发了一系列激烈的暴力冲突。2017年5月13日，斯宾塞在弗吉尼亚大学发起一次手持火炬的游行活动。第二天，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Charlottesville)举行的一次集会上，白人种族主义者与反种族主义示威者发生冲突，造成1人死亡，19人受伤。2018年3月5日，反种族主义者、学生和社区成员在密歇根州立大学附近汇合，抗议白人种族主义分子理查德·斯宾塞的演讲，与白人优越论者再次发生冲突。2020年5月25日，黑人乔治·弗洛伊德( George Floyd)遭警察暴力执法致死导致全美黑人大规模示威抗议，成为“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一个节点。美国各大城市相继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抗议警察暴力对待黑人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游行示威。针对“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美国的白人民族主义者高呼“白人的命也是命”(white life matters)、“把美国重新夺回来”等口号，公开宣扬“白人至上”论，导致美国社会针对黑人、少数族裔、穆斯林的仇恨言论和仇恨犯罪上升。一些极端左翼组织也应运而生，采用暴力方式反对白人至上主义者的集会和游行，从而导致暴力冲突不断发生，对美国社会和政治造成巨大的冲击，推动了知识左翼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的产生，使之成为与美国黑人争取平等的运动相平行的一个运动。

三 反种族思想运动引发的争议

在公立学校开设“1619 项目”和“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在美国引发了一系列政治、立法、司法和学术方面的争议。

(一) 政治争议

在公立学校开设“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以及在联邦机构举办相关培训，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保守派把“批判性种族理论”视为“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面临的严重威胁”，指责该理论“以虚假的追求‘社会正义’的名义，通过贩卖种族必要主义、种族刻板印象和基于种族的隔离来分裂美国人”，毒化了对种族主义的讨论，教育孩子“仇恨自己的国家和相互仇恨”，是一种分裂社会的“新种族主义”。保守派还批评联邦政府机构举办“批判性种族理论”培训是“用左翼思想对联邦雇员进行‘邪教式灌输’”，指责“批判性种族理论”“实际上已经成为联邦机构默认的意识形态”。阻止学校开设“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已成为保守派的一个共同事业。对此，自由派认为，“批判性种族理论”探讨的是美国的不平等问题和种族主义历史持续影响当今美国社会的方式，有助于公众了解种族问题的复杂性。他们指责反对者有意歪曲“批判性种族理论”的真实含义。

在美国政治问题种族化的今天，是否在学校开设“批判性种族理论”和“1619项目”课程已成为民主党和共和党争论的焦点之一。美国两大党自成立以来，在各个历史时期，至少有一个党支持白人民族主义的理念。民主党自1820年成立到20世 纪40年代，一直明确地致力于推行“白人至上”论，先是支持奴隶制，然后又支持南方的“种族隔离法”(Jim Crow Law)。同样地，共和党在重建结束后也像其前身辉格党一样，主张对某些国籍和信奉某些宗教的移民实行限制，在20世纪60年代更强调这些主张，作为吸引极端保守派的“南部战略”的一部分。此后，随着非白人移民大量涌入美国，两党在移民政策和种族问题上的分野日趋明显：民主党成为亲移民、反对种族歧视的党派;共和党则成为反移民、主张保护白人文化和白人特权的党。特朗普的当选加速了共和党向白人民族主义的党派的转变。

特朗普在任期间，对在学校开设“1619 项目”教学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称它“重写了美国历史以教育我们的孩子美国是建立在压迫而不是自由原则的基础上的”，是“反对美国历史的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有毒宣传和意识形态毒药”，发誓将“制止对我国学生灌输激进的思想”。特朗普还指责“批判性种族理论”是“分裂性的反美宣传”，于2020年9月发布行政令，禁止联邦行政部门和美国各军种、联邦政府承包商和赠予接受者举办“批判性种族理论”相关培训。特朗普政府预算管理办公室也于2000年发布了一个内容相似的备忘录。其他共和党人士也竞相指责“1619项目”和“批判性种族理论”。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抨击《纽约时报杂志》，称“1619 项目”“是对美国历史的歪曲解读”。特朗普政府的教育部长贝齐·德沃斯(Betsy DeVos) 指责“1619项目”“否认了1776年是美国的建国时间，否认了我国的宪法和我国的建国原则以及建立一个更完美的合众国的目的”，称它“不是历史”。田纳西州参议院共和党议员布里安·凯斯里(Brian Kelsey)发推文称，“批判性种族理论”对学生是有害的，因为它声称美国的民主是一个谎言，法治并不存在;相反，民主是种族间的一系列权力斗争。

为反击“1619项目”，回击美国是“不可救药的和制度性的种族主义”的思想，推动爱国教育，特朗普政府于2019年9月宣布成立“1776委员会”(1776 Commission)。同年，该委员会在马丁·路德·金纪念日发布了一个报告，即“1776委员会报告”，驳斥“1619项目”的观点。该报告称，“1619项目”是对美国历史传统观点的一个“激进挑战”，指责它企图“诋毁我们共享的历史，通过挑起某些团体反对另一些团体而分裂国家”，“怀疑美国最伟大的历史人物的人性、美德或仁爱”，使美国大学成为“反美主义的温床”。该报告称，学校“应该拒绝任何推动贬低美国遗产、玷污美国英雄、否认美国原则的一边倒的党派意见、活动家宣传或派别意识形态”。

拜登政府上台后，在“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和“不给警察拨款”(defund the policy)运动的推动下以及民主党内进步派的施压下，把“推进种族公平”提升到“整个政府的最优先事项”，在移民、刑事司法制度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举措，以缓和尖锐的种族矛盾。针对特朗普政府禁止在学校讲授“1619项目”和“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政令，拜登在就任总统的第一天就发布行政令，宣布解散特朗普政府的“1776委员会”，指责“1776委员会”试图“寻求抹去美国种族不正义的历史”，并从白宫网站删除了“1776委员会”的报告。拜登政府还撤消了特朗普时期限制联邦机构、承包商和赠予对象举办“批判性种族理论”相关培训的禁令;恢复了联邦政府各机构举办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培训项目;要求美国联邦机构对本部门的种族平等状况进行基本评估，在200天内公布行动计划，解决在政策和项目中对平等设置的障碍;建议对公立学校开设的“美国历史和公民课”中重点讲授“1619项目”和“批判性种族理论”以及美国历史中“制度性边缘化”、偏见、不平等和歧视性政策和实践的项目进行资助。2021年4月19日，拜登政府教育部就联邦赠予指南发布新建议，援引“1619项目”、史密森美国非洲裔国家历史和文化博物馆及伊布拉姆·坎迪提出的“反种族主义实践”，设立小额自动赠予项目，帮助学校把反种族主义实践纳入教学中。其中，“美国历史和公民课”收到530万美元的联邦资金资助(联邦教育部当年年度总预算约为740亿美元)。建议规定，学校申请该资金必须写明老师将如何“考虑在美国历史教学中讲授制度边缘化、偏见、不公平和歧视政策和实践”。

(二) 立法争议

自由派和保守派围绕“1619 项目”和是否在公立学校开设“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展开了激烈的立法争议。

保守派试图运用国会的立法和监督职能，禁止在公立学校开设“1619项目”和“批判性种族理论”相关课程。在联邦立法层面上，继“1619 项目”出台后，阿肯色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汤姆·考顿( Tom Cotton) 于2020年7月提出《保存美国历史法》(Protec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Act)草案。该法案规定，将禁止联邦政府拨款资助使用“1619项目”教学的学校和校区，其他讲授“1619 项目”的学校也没有资格获得联邦专业发展补助金。拜登政府提出“美国历史和公民课”教学重点讲授美国历史中“制度性边缘化、偏见、不平等以及歧视政策和实践”，也遭到国会共和党议员的反对。参议院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内尔(Mitch McConnell)和30多名共和党参议员致信联邦政府教育部长米格尔·卡多纳(Miguel Cardona)，指责关于“美国历史和公民课”教学的新建议是“分裂性的胡言乱语”，要求拜登政府教育部阻止这项使用“1619项目”的历史教学建议。麦康内尔写道，“美国人希望把他们的纳税钱用在促进国家团结的原则上，而不是用在促进分裂我们的激进意识形态上。

不少共和党国会众议员也给米格尔·卡多纳写信，要求拜登政府重新考虑对开设“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的中小学提供资助的建议。国会众议员道格·兰本(Doug Lamborn)和杰夫·邓肯(Jeff Duncan)在信中写道，“‘1619 项目’是对历史做出的一种种族的、分裂的、修正主义的阐述。它试图通过把非洲奴隶第一次抵达弗吉尼亚的时间作为美国的建国日期来重构美国的历史，这是从根本上歪曲我国真正的建国日期。”他们指责伊布拉姆·坎迪的书“与美国梦是相对立的”，称“让我们稚嫩的中小学生学习‘1619项目’或者伊布拉姆·坎迪的《如何做一个反种族主义者》一书中虚假的东西，结果将是适得其反，甚至危险的”，表示“我们的学校在帮助学生认识奴隶制的负面后果和美国黑人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方面，明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不应该把有限的资金提供给推动对宪法所蕴含的原则进行攻击的学校”。

为使禁止在公立学校开设“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的法案能够获得通过，国会共和党议员还在《2022 财年国防授权法》(2022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中加上了禁止在军事院校开设“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的条款。此举遭到民主党议员的强烈反对，他们强调了在军事院校开设讲授历史和处理种族主义问题的课程的重要性。众议院武装力量委员会主席、华盛顿州民主党众议员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称，“我们需要讲授真正的美国历史，美国所有的历史，包括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历史”，而通过禁止在军校开设“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的修正案，将“使军人对试图解决多元化和种族主义问题丧失信心”。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Mark Milley)在国会举行的《2022 财年国防授权法》听证会上作证时，回击了共和党议员对在西点军校开设“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提出的批评。而国会保守派议员，包括共和党学习委员会主席吉姆·班克斯(Jim Banks)和众议员马克·格林(Mark Green)，则支持《2022 财年国防授权法》提出的这一修正案。此外，2020年8月，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什·霍利(Josh Hawley)给联邦政府能源部写了一份信，要求它对在桑迪亚实验室举办的“批判性种族理论”培训进行调查并做出解释。对“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态度甚至成为参议院为拜登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克坦吉·布朗·杰克逊(Ketanji Brown Jackson)举行的听证会的焦点问题之一。

由于对公立学校教育的管理属于州权的范畴，是否在公立学校开设“1619 项目”和“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也成为各州立法的一个热点，在美国多个州引发了激烈的立法争议。

针对“1619项目”和“批判性种族理论”被纳入基础教育课程，不少共和党控制的州议会提出了禁止在公立学校开设“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的法案。截至2021年9月，美国至少有28个州提出了禁止在公立学校开设“1619项目”和“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的法案。其中，阿肯色、佛罗里达、爱达荷、艾奥瓦、蒙大拿、俄克拉荷马、田纳西、亚利桑那、得克萨斯等州已经通过相关立法，而肯塔基、缅因、密歇根、密苏里、新罕布什尔、北卡罗来纳、俄亥俄、宾夕法尼亚、罗德岛、南卡罗来纳、犹他、西弗吉尼亚和威斯康星等州的相关法案还在审议中。不仅如此，一些共和党主导的州还建议使用州资金来塑造历史教学模式，推动“爱国”教育。2020年11月，密西西比州州长泰特·里夫斯( Tate Reeves) 建议设立300万美元的爱国教育基金。他在预算案中写道，“纵观全国，幼童深受强调美国的缺点而不是取得的特别成就的极左派社会主义教学的灌输之害”，因此有必要用爱国主义“教育下一代”。南达科塔州州长克里斯蒂·诺姆(Kristi Noem)建议拨款90万美元，用于对学生进行“为什么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特别的国家”的教育。美国《华盛顿邮报》2021年5月的一项调查发现，“批判性种族理论”已成为近年来各州教育立法的重点。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是否在公立学校开设“1619项目”和“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成为各州选民创制立法的一个主要议题。

(三) 司法争议

托克维尔说，“在美国，几乎所有重大的政治问题迟早都要变成司法问题。”种族问题更是如此。自美国建国以来，联邦法院审理的有关黑人身份和权利的案件有数十件之多。拜登政府撤销特朗普政府禁止联邦机构进行“批判性种族理论”相关培训的行政令，引发了保守主义组织的反对。一些保守派组织向联邦法院起诉，试图通过司法途径阻止在公立学校开设“1619 项目”和“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保守派组织发现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下属的财富和贫穷中心(Center on Wealth and Poverty)，在东南法律基金会(Southeastern Legal Foundation)、上中西部法律中心(Upper Midwest Law Cente)等组织的帮助下，领导这一努力。保守派的目标是把这个问题诉诸美国最高法院，从而“有效地把‘批判性种族理论’项目从美国人的生活中清除”。

拜登政府提出的对“美国历史和公民课”教学中重点讲授美国历史中“制度性边缘化、偏见、不平等以及歧视政策和实践”的项目进行资助的建议，遭到20名共和党州检察官的反对。他们指责这一建议是“把引发高度争议和有严重缺陷的‘批判性种族理论’和‘1619 项目’塞进我们州的教室的露骨尝试”，要求联邦政府教育部不要采纳这一建议，否则将诉诸法院。另一方面，共和党控制的州通过的禁止在公立学校开设“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的法律，则遭到自由派和民权组织的反对。它们认为，立法禁止在中小学开设“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是禁止在课堂上讨论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的言论自由权利。它们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废除这一州法律。

俄克拉荷马是通过禁止在公立学校开设“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的法案(众议院1775号法案，House Bill 1775)的第二个州。该法案于2021年5月经州长凯文·斯蒂特(Kevin Stitt)签署后生效。法案禁止强迫学生上性别、种族或性别多样化培训课程。2021年10月，美国公民自由联合会(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和民权律师委员会(Lawyers Committee for Civil Rights Under Law)就俄克拉荷马州禁止在学校讲授“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提起诉讼，指责上述法案违宪，违反了学生和教师享有的第一修正案和第14修正案赋予的权利，认为“黑人、土著人、性少数群体( LGBTQ) 等边缘化群体长期遭受包括学校在内的机构排斥和压制，该法案是对这种歧视行为的又一次赤裸裸的尝试”。亚利桑那州通过的法律规定，该州管理的学校不得开设“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2021年9月，亚利桑那州马里科珀县( Maricopa County)一家法院否决了该法律，裁决它违反了亚利桑那州宪法。目前这一案件已上诉到州最高法院。

(四) 学术争议

“1619项目”和“批判性种族理论”还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议。“1619项目”涉及美国建国初期历史的诸多问题。奴隶制、共和体制和奴隶的存在与自由平等社会的冲突，自美国建国之初就一直困扰着这个“新国家”。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后，大陆会议关于奴隶是“财产”还是“人”、是否应纳税等问题发生了激烈的辩论，一度导致新建立的邦联有破裂的危险。在制宪大会期间，为了美利坚合众国的顺利建立，防止有关奴隶制的政治冲突进一步恶化，并进而影响联邦的统一和各州间的团结合作，北部诸州在联邦宪法制定的过程中对奴隶制相关问题(如贩奴贸易、逃奴追捕等)做出了相当程度的妥协与让步。这就造成了尽管美国《独立宣言》和宪法等文献把民主、自由作为美国的建国原则，但对待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制度上、政策上和法律上的歧视，在建国后相当一段时期仍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美国史学中，种族和族裔研究一直受到持续的关注。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推动了美国学界对“黑人史”“拉美史”的研究。“种族关系”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主题，产生了不少对美国奴隶制历史研究有里程碑作用的著作。

“1619项目”受到不少历史学家的批评。他们质疑它的准确性，特别是它对开国先驱进行美国独立战争的目的的描述。由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肖恩·威论茨(Sean Wilentz)牵头的一群历史学家给《纽约时报杂志》写了一封信，指出“1619项目”中有多处史实错误。信中写道，“在美国革命这一对任何关于美国历史的阐述都很关键的问题上，该项目断言，开国者宣布北美殖民地独立于英国‘是为了确保奴隶制能够继续’，这不是事实。”2020年3月，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莱斯利·哈里斯(Leslie Harris)在《政客》(Politico)杂志上发表文章，强烈反对“1619项目”宣称的“爱国者进行美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北美奴隶制”的观点。在这些批评出现之后，《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了一个“勘误”，称维护奴隶制“对一些殖民者”来说是一个主要的动因，但不是所有的人。

另一方面，一些历史学家则赞扬了“1619项目”的历史研究方法及其对美国历史中“白人至上”论的作用的看法，认为它对美国历史的批判性考察是对美国的缺点的必要评论。拥有1. 2万名会员的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执行主任詹姆斯·格罗斯曼(James Grossman)一直对反“1619项目”立法进行跟踪研究。他反对州议会禁止在公立学校开设“1619项目”和“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的立法，认为这些立法试图抹去对美国历史上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论的影响的关注。他说，“你不能通过假装它们(种族歧视和“白人至上”论)不存在来弥合分歧，解决分裂的方式是理解这些分裂的历史。不少历史学家也认为，这些法案是包括前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共和党对奴隶制的丑恶遗产以及黑人、土著美国人、妇女和其他族裔对美利坚合众国的贡献的轻描淡写，是吹捧白人和男性主宰的美国历史观的努力的一部分。美国导演罗杰·罗斯·威廉姆斯(Roger Ross Williams)称“1619项目”是“对美国历史的必要重塑”，“不承认制度性种族主义和美国黑人的贡献就不能理解美国最珍贵的理想和成就。”俄亥俄州立大学英语教授考瑞莎·米歇尔(Koritha Mitchell)认为，“1619 项目”对一些人了解美国历史具有深刻的影响。

为了对“1619项目”对美国历史的“虚假”陈述进行“纠正”和展开“必要的反击”，2020年2月，“1776团结”(1776 Unites) ——一个号称要“通过描述美国历史最好的方面来塑造美国的未来”的保守派团体——针对“1619 项目”推出自己的美国黑人史课程，以回应美国民众“对真正的美国史的渴望”。该课程的教材《红、白、黑：从修正主义者和种族骗子手中拯救美国历史》(Red，White and Black：Rescuing American History from Revisionists and Race Hustlers)由民权运动领导人鲍勃·伍德森(Bob Woodson)和保守派智库之一的美国企业研究所(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学者伊恩·罗(Ian Rowe)编辑，收录了28篇由著名黑人思想领袖和学者撰写的文章，重点讲述“更全面和更励志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故事”，试图通过“展示接纳美国建国理想并成功的非洲裔美国人的杰出成就”，来说明“美国黑人丰富的历史”，“拒绝受害文化”( reject victimhood culture)。这本书被亚马逊网站列为当年社会科学、非裔美国人研究书籍排行榜第一名。伍德森在该书的导言中称，镶嵌于美国建国文件中的原则和思想“包含了个人繁荣和重新使国家团结起来的最确定的基础”，“美国的激进左派正在运用美国诞生时的奴隶制和‘种族隔离法’来摧毁支撑美国民主的传统价值观。” 这一课程被“1776团结”免费登载在网站上，截至2021年5月，被下载1. 1万次，其中60%~70%的下载者是教育工作者。

关于“批判性种族理论”，支持者认为，尽管它作为一种理论存在不足，但它有助于人们了解种族问题的复杂性，消除人们对少数族裔群体的偏见。因此，有必要围绕种族主义为何是一种镶嵌于社会政策和法律中的社会结构而非个人偏见的结果，展开更大范围的讨论。反对“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大都是保守派。他们认为，“批判性种族理论”是对美国社会和生活方式的严重威胁。“它用种族来分裂美国人，并贩卖种族必要主义、人种刻板印象和基于种族的隔离等有害概念，所有这些都被冠以虚假的追求‘社会正义’的名义。”它教育孩子“仇恨自己的国家和相互仇恨”。“学生被教导说，他们是由肤色决定的，而不是由他们的品质所决定的”。因此，在学校开设“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是“政府主导的种族主义”，“批判性种族理论”是一种分裂社会的“新种族主义”。他们认为，“批判性种族理论”是极左派学者的发明，他们通过邪教般的灌输、胁迫和恐吓，推进其意识形态。

结  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知识左翼的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是与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开展的街头抗议示威相平行的一场运动，其目的是揭示种族主义在美国持续存在的历史上、制度上和观念上的原因。自民权运动发端以来，少数族裔特别是非裔美国人仍未获得与白人完全平等的地位，享受到公平的对待。这是知识左翼进行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的直接动因。在当前美国种族斗争加剧的情况下，反种族主义思想运动通过在学校和联邦机构开设“1619项目”和“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及培训，推动了民众对制度性种族主义和“下意识歧视”的关注，促进了“制度性种族主义”“无意识偏袒”或“含蓄的偏见”“反种族主义”“公平”“种族压迫”“白人特权”等词汇和概念的流行和传播。这场运动正在进行，但它所引发的争议说明教育领域正在成为美国种族斗争的一个新的战场。

围绕是否在公立学校讲授“1619项目”和“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产生的争议， 从本质上反映了在美国种族和族裔、人口和文化多元化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美国人所面临的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历史认同危机。所谓国家认同，指的是属于同一民族的流行的自我意识。国家认同有助于解决合法性和社会融合的双重问题。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把民族国家称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与其他社会不同，美利坚民族不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祖先、语言、宗教、历史、习俗、传统、领土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一个共同的意识形态之上的，即建立在“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或“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之上的。在美国，属于“美国人”的自我意识是基于共同的理念的。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建立在一个信条上的国家。“自由”“平等”代表着美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价值观。美国建国200多年来，种族不平等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这与《独立宣言》所宣称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建国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围绕“批判性种族理论”和“1619项目”引发的“美国是不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的争议，从实质上反映了在当今种族和文化多元化的美国，自我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历史认同所面临的危机。(注释略)

来源时间：2023/4/11   发布时间：202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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