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赫芬顿邮报》12月21日文章，原题：中国的战争——用代数战略埋葬美国

　　2016年总统大选辩论期间，“美国花钱比中国多很多”的理由很可能被用来淡化中国威胁的可能性。该理由具有统计学的吸引力：报道称中国每年军费快速接近逾2000亿美元，但美国军费仍是其3倍多。且中国的军事开支仅占GDP约2%，而美国接近4%。但有几个因素令这种“比花钱”论调大打折扣。

　　首先，美国军力遍布全球，而中国只专注于地区。由于任务不同，直接比较军费具有高度误导性。此外，同是1美元，在中国军费中远比在美国更耐用，原因至少有两个：中国军人的工资和福利比美国军人低很多;中国工厂批量生产的武器明显成本更低。因此，仅凭军费预算就轻视中国的力量是错误的。特别是考虑到，中国GDP增长会继续大幅领先美国，且无法保证其用于军费的比例会一直远逊于美国。

　　事实上，中国军队正快速扩充，在财力上毫不吃力，这引发了一个严峻问题：中国最终会有能力对付美国，就像美国一战时对付德国、二战时对付德日以及冷战时对付苏联那样吗?换句话，中国能够利用其出类拔萃的制造业实力在战场上打败美国吗?

　　二战伊始，德日经济总和只有美国的一半。美国能出动30万架次飞机，德日加起来不到20万。诚然，前线作战的美国人打赢了二战，但他们的后盾是后方工厂。这些工厂生产武器的速度远比敌人摧毁武器的速度要快。可如今，帮美国打赢的那些工厂，很多要么关闭要么外迁到重庆、深圳等中国城市。

　　至于苏联的例子，可能与当前局势特别相关。普林斯顿大学的艾伦·弗里德伯格教授做了对比：当初苏联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自断于国际贸易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自绝于全球科技体系……如今中国人正相反，他们尽可能深入全球经济和世界科技体系。这种战略聪明多了，这令中国飞快发展。尽管目前美国军费远多于中国，但代数战争将逆转，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作者彼得·纳瓦罗，乔恒译)

来源时间：2015/12/23   发布时间：2015/12/23

旧文章ID：8066

作者：徐立凡  来源：京华时报

　　美国当地时间16日，美联储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由0-0.25%上调至0.25%-0.50%。根据美联储的预期，2016年底利率可能达到1.375%，按每次25个基点的节奏计算，美联储明年可能加息四次。至2017年底，利率将达到2.375%，2018年底达到3.25%。美联储近10年来的首次加息，被形容为“世纪决议”。这是因为，美联储的利率政策直接决定着美元的强弱。基于历史原因，国际货币体系以美元为主构建，美元是主要的国际计价单位，也是国际贸易支付和外汇交易的主要货币。全球范围内，40%左右的一般交易为美元结算，国际大宗商品市场90%为美元交易。根据IMF数据，全球各国央行的外汇储备中美元比重达70%左右。借助美元渠道和美国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美联储的决策，直接影响着美元资产的全球配置、大宗商品、非美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及股市和债市，间接影响着各国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实施紧盯美元机制的国家。

　　美联储加息的这种冲击力，在加息还处于预期阶段时，就在不少国家掀起了市场风波。加息通道的开启，对全球经济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哪些资产受影响最大，市场会做出什么反应，对中国经济新常态有什么影响等，就成为迫切需要解答的问题。而要解开谜底，历史上美联储加息引发的反应，提供了评估的常量，中国经济基本面的发展变化则是评估的变量。二者共同构成了梳理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基本依据。

　　从美联储近期加息历史看规律

　　对于美国加息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最终需要结合政治、安全等形势的变化，持续动态考察。

　　在美联储的加息历史上，与中国关联度较大的是1994年以来的三次加息。

　　1994年2月至1995年2月，基于对通胀的担心，美联储一年内将基准利率从3.25%上调至6%。美国通胀得以遏制，债券收益率大幅下降。美元的迅猛走强也暴露了许多亚洲国家本币估值过高的风险，国际资本大肆做空泰铢、韩元等亚洲货币，进而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6月至2000年5月，互联网热潮引发了经济过热现象，美联储一年内将利率从4.75%上调至6.5%，直接导致互联网泡沫破灭和纳斯达克指数崩溃，美国经济陷入衰退，此后的“9·11”事件进一步打击了美国经济。2004年6月至2006年7月，美联储预见到房地产泡沫可能引发巨大风险，在两年里17次以每次25个基点的节奏加息，即“格林斯潘节奏”，基准利率从1%上调至5.25%，但由于金融市场缺乏监管，房地产泡沫在2007年转化为次贷危机，并进一步扩大为金融危机，至今危机仍未解除。

　　梳理近三次美联储加息可以发现三个主要规律。其一，尽管在一定时期内遏制了美国的经济风险，但在全球范围内，美国加息引发的负效应大于正效应，而这种负效应通常延后3年出现，特别是1994年和2006年启动的加息。其二，相对而言，大幅快速加息产生的负效应在较短时间内就会显现，小幅、可预期的加息产生的负效应则在较长时间后才会显现。其三，加息与否不是导致经济出现逆转的唯一原因，加息周期内同时到来的安全挑战、金融监管放松等，会吞没加息的预期效果，并引发比加息前更深重的危机。

　　从这些历史规律看美国此次加息，根据美联储决议和给出的预期，显然是要采取格林斯潘式的小幅加息策略，使加息更加可预期，使市场有时间消化加息带来的变化。这有助于市场稳定，也符合目前美联储的“鸽派”色彩。而且，由于美联储屡次宣布就业率和通胀率为政策的“前瞻指引”，因此，只要看就业率是否能稳定到5%上下，通胀率能温和上升到2%左右，就可大致判断未来的加息节奏。但是，正如格林斯潘主导美联储期间没有防住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一样，地缘政治变化、金融监管方式变化、经济基本面变化等，都可能影响加息效果和加息节奏。因此，到2018年美联储能否按预期节奏加息，目前无法判断。历史规律表明，对于美国加息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最终需要结合政治、安全等形势的变化，持续动态考察。而这些变化有的正在发生。

　　必须汲取新兴市场的经验教训

　　既要避免美元流出引发本币大幅贬值导致通胀，又要防止通缩，是当前主要的经济挑战。

　　自2013年以来的两年多里，仅仅是美元走强的预期，就导致许多经济体市场剧烈动荡，经济遭遇严峻考验。如2013年，印度和印尼出现的“双I”危机，以及今年以来在巴西、俄罗斯、阿根廷等国出现的市场动荡。

　　今年第三季度，巴西GDP再度萎缩1.7%，前三季度全部负增长，让巴西陷入经济衰退。巴西货币雷亚尔兑美元下跌31%，通胀率因此上升到12年来的最高点。普京则承认，俄罗斯虽然可能度过了最危险的时候，但仍处于困难之中。卢布自2014年年初以来贬值50%，导致国内通胀率高企，经济持续低迷。俄罗斯央行行长承认，如果国际油价保持在每桶40美元的低水平，俄罗斯经济2016年有可能萎缩5%。阿根廷在16日宣布取消已延续4年的外汇管制措施后，比索兑美元的汇率短时间内暴跌30%，而通胀率已达30%，本币大幅贬值有可能进一步加剧通胀。新兴经济体出现的市场动荡和经济萎缩，已在局部出现了向政治动荡演变的趋势。巴西政府现在就面临弹劾，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政治也出现了右倾化现象。

　　从“双I”危机到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动荡，对我们不无警示。其一，以巴西为代表的经济体出现动荡，与美元走向有很大关联。过去的近10年，特别是美元实施零利率政策以来的7年，美元的借贷成本几乎为零。许多国家政府和企业大举借入美元以发展经济，新兴经济体因为发展速度快、机会多，美元借贷规模更大。而巴西等放开资本管制的国家，美元流入最多。美元的流入，在过去7年极大地帮助巴西等国发展了市场和经济，但随着美元的走强和回流，巴西经济迅速萎靡。其二，以俄罗斯为代表的经济体经济之所以萎靡，既与遭受西方经济制裁有关，也与本国经济结构单一有关。俄罗斯经济严重依赖能源出口，却并不掌握石油等能源的国际交易定价权，因此，国际油价等外部因素成为影响俄罗斯经济的重要因素。

　　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一员也遭到部分冲击。2014年到2015年8月，大约有1万亿美元从新兴市场流出，官方统计，中国作为引进外资的第一大国，流出了4000亿到5000亿美元，并导致外汇储备规模连月缩水。新兴经济体的遭遇，要求中国对于资本项目放开的方式和节奏实行更合理的设计。既要避免美元流出引发本币大幅贬值导致通胀，又要防止通缩，是当前主要的经济挑战。

　　微观层面如何配置资产

　　总体而言，重美元资产、理财资产和固定资产，有可能成为从国家到百姓的主要理财方向。

　　美元加息，直接影响从国家、企业到百姓的资产配置。

　　国家的资产配置主要通过国际贸易、外汇交易和货币政策的调整实现。中国是国际大宗商品的主要买家，中国购买的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往往会形成“中国溢价”，导致中国吃亏。美联储加息意味着美元走强的趋势已经确立，短期内，加息或许意味着大宗商品将见底并出现阶段性反弹机会，但中长期看，只要美元能保持加息节奏，大宗商品就会受到强有力抑制。这对于中国经济来说不是坏事。近期，中国已将以美元为锚改为以SDR的一篮子货币为锚，这有助于中国出口企业回避汇率风险，维持人民币的国际信用，防止人民币因对美元贬值而损失信用，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美联储加息和部分美元资产流出，还增加了中国央行灵活实施货币政策的概率。美元流出导致外汇占款减少，直接导致基础货币投放规模缩减。保持经济稳增长，市场需要较为充分的流动性，外汇占款减少后，通过降息、特别是通过降准以增加市场流动性，就成为理所当然的选项。可以预期，在这一轮美联储加息周期内，结合供给侧改革，央行货币政策将更加强调中立性，以维护经济增长的正常政策环境。

　　对于百姓来说，在银行存款利率实际为负的情况下，股市成为主要的机会所在。历史上，在美元加息一至两年后，在下一轮危机到来前，中国股市会伴随自身改革进入一轮牛市周期，期限大约为一到两年。如果央行货币政策持续凸现中立性，股市就可能迎来一轮中期行情。但是，关键因素不在美元加息，而在国内股市的改革进程。与历史情形相仿的是，今年6月A股非理性大跌后，随着追责的深入和注册制等改革时间表的确定，A股确实又来到了一个改革新拐点。这让股市重现以往美联储加息后的走势成为可能。

　　黄金投资是百姓的第二个平台。历史来看，美元加息后，黄金价格总是在短期内承压，在中长期黄金会企稳——这也符合美联储加息后3年出现危机的规律。一旦危机重现，黄金就会成为避险品种。

　　与股市和黄金一样，房地产是百姓投资的主要平台。2006年美联储加息后美元走强，美国房地产业随之走强，进而带动银行加大投融资力度。中国随着人民币小幅走弱和房地产业重新受到政策重视，房地产业有可能在局部走出低迷态势，成为百姓较稳定的投资品种。这种情形已在深圳预演。

　　不过，历史尽管能提供规律，但不会完全复制。总体而言，重美元资产、理财资产和固定资产，有可能成为从国家到百姓的主要理财方向。

　　有定力就能应对美联储加息变数

　　面对可能出现的变数，保持定力，坚持各领域改革方向，破除利益障碍，是最好的应对。

　　从1994年以来美联储加息的历史看，在3年左右的时间里总会转化为新一轮危机。此次加息，尽管事前已有两年的充分铺垫，却仍在不少国家造成了动荡，中国也出现了美元流出的现象。这似乎表明，对其他经济体来说美元加息是弊大于利。确实，美元加息意味着资产配置的重新调整，一旦调整不当，就会引发危机。对此，应该有足够的警觉，但就中国而言，不仅要看到“危”，也要看到“机”。

　　首先，中国外汇流出的规模占比并不大。从11月份的数据看，中国的外汇储备下降872.2亿美元至3.44万亿美元，这个规模相当大，但中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外储流出占比远低于其他新兴市场。此外，中国进出口贸易的活力已在悄然增强。过去3个月，贸易顺差月均达到580亿美元，这有效缓解了资本外流的压力。

　　其次，中国的债务风险可控。美国此次加息，等于将信贷紧缩强加给新兴市场，新兴市场企业需要支付更多金额来偿债，企业违约数量将增多。高盛就指出，从负债率看，中国、韩国、土耳其、墨西哥等国尤其值得担忧。但是，相比其他经济体，中国的政府杠杆并不高，这意味着中国的债务风险或许在一些企业存在，但不会演化为总体风险。

　　第三，中国有对冲美元走强的手段。中国是最大的美债债权人，美元走强如果在力度、节奏上损害中国经济，中国可以部分抛售美债进行对冲。在全球经济体中，中国对冲美元走强的能力最强。

　　第四，中国已为美联储加息提前做了准备。加入SDR篮子，以及在IMF的份额改革中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股东，使人民币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和各国央行储备资产，可以部分对冲美元单向回流的风险;存款准备金率仍处于高位，预留了对冲美元流出造成流动性不足的空间;中国政府债务为53%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大有可为。

　　实际上，过去的货币政策，本来就有部分是被动而为。美元等热钱大量流入中国，迫使人民币投放量被动增长。在热钱退出后，中国得到了一个修正货币环境的难得机会，这个“危”中之“机”，理应抓住。

　　当然，美联储加息后美元是否持续走强，美国经济是否乍暖还寒，现在还是未知数。面对可能出现的变数，保持定力，坚持各领域改革方向，破除利益障碍，挖掘改革红利，是最好的应对。在需求侧边际效应递减的情况下，要寻求从供给侧再突破。而如何落实改革，如何实现根本性突破，正在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给出答案。

来源时间：2015/12/23   发布时间：2015/12/21

旧文章ID：8060

作者：吴军  来源：澎湃新闻网

　　首先，科研经费中除了交给学校的那部分管理费，是没有结余的。美国的科研经费不仅要求专款专用，而且要按照项目的进展按时花完，即使真的有一点剩余，给经费的政府机构则会认为相应的研究本来就不需要这么多钱，会在今后的经费里扣除。因此，到了年终如有经费结余，教授们便都会买些设备把钱给花掉，甚至给自己的学生更新一下计算机。交给学校(和学院)的那部分管理费，则由学院统一支配。

　　第一笔大的支出是人员开销，名牌私立大学师生比例都很高，我们在后面还会讲，像哈佛这样的大学一年要开很多门课，因此需要有很多教授，他们的工资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哈佛大约有2400名教授，但只有6000多名本科生。在15000名左右的研究生(包括专业学位的学生，比如法学博士和医学博士)中，有一半左右是全时做研究不听课的。如果把教授的工资摊到这些要听课的学生身上，每个学生的培养费用则会远远超过大学所收的学费(如前面提到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例子)。再加上其他人员的开销，比如行政人员、保安人员(数量不少)，以及实验室人员、IT设备管理人员，等等，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美国大学不能随便解雇教职通道上的终身教授，但是如果遇到财务危机，常常就要压缩非终身教职通道的雇员数量。就连这些年来从没有为经费发过愁的斯坦福大学，在2009年金融危机时，还解雇了大约500名非终身教职人员。

　　第二笔支出是教学和科研本身的开销，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学院，这部分费用占了预算的大约三分之二。虽然很多课程，比如微积分、文学、历史，是不需要花什么钱的，但是很多课程，尤其是研究性的课程，比如生物课程、计算机的课程，则是需要花钱的，这些课程的教学开销有时候会比任课教授的工资更高。科研本身的花费，各个实验室基本上是有多少经费(不包括上交的管理费)花多少钱，这一点学院和大学是没法干预的，实际上科研经费只是在学校及学院的账户里过一下账而已。

　　第三笔开销是给学生的各种福利。虽然最大的支出是奖学金，但是实际上如果把学费的重复计算扣除掉(即学校以奖学金的形式替学生交了学费后，算作学费的收入，又算一次奖学金的支出)，两者相抵，不在收支中考虑。除此之外，学校还给了很多学生拿不到手上的、隐性的福利，私立大学在这方面的人均花费并不低。我们在后面会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为例子，说明私立大学给学生们的免费福利有哪些。

　　第四笔开销是为了将来的发展，要做一些前瞻性工作，这笔钱相当于学校给教授的风险投资，当然学校的回报不是真的从市场上获利，而是冀望学校将来取得领先地位从而从其他基金来源获得大笔的经费。2015年春我见到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教授时，他告诉我正在从事基础生物研究。大家都知道他以前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并非生物学家，即使以他在学术界几乎无人能及的名气，尚且不能从NIH拿到基金(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因此他的研究经费只好由斯坦福出。

　　对于大学里的学院来讲，还有一笔钱需要细算，这就是学生在各个学院之间选课的学费结算。学费是学校统一收的，根据学生选课的情况再分配给各个学院。如果一个学院的学生总是选其他学院的课程，比如文理学院的学生常常跑到工学院读一个双学位，那么文理学院就必须把一部分学费转给工学院。这对学校来讲不过是左口袋掏到右口袋，没有关系，却会影响学院的现金流，进而影响了大学的办学宗旨。一些把培养学生为重的优秀大学，会要求学院和系不许算细账，这样学生才能做到自由选课。但是很多大学(尤其是其研究生院)在学生修外系课程时，系里和指导教师把得很严，当然他们嘴上不会说是舍不得钱，可是这些系和系里的教授做决定时，是要考虑费用的。

　　管理一所大学或其中一个学院的财务并不轻松。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学院董事会里开会，每次都要花三分之一的时间讨论财务问题，而院长们也要常常为学院账上的现金流操心。即使在财务状况非常好的斯坦福大学，院长们也常常要想办法通过各种渠道搞到一些经费，来做他们(包括教授们)想做的事情，如果只是有正常的财政收入，大部分学院就只能维持现状，难以发展。

　　一个大学和学院财务状况的好坏，与其学术排名以及办学水平的提升有直接关系。哈佛现任校长福斯特博士引以自豪的事情就是在她任期内募得很多奖学金，让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可以免费上哈佛，让大部分中上收入家庭孩子的学费得以减免。当然，哈佛的这一努力是持续性的，并且从福斯特的前任萨默斯便开始加强了。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在21世纪的前10年及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排名一直在8—10名之间徘徊，并且在名气上一直落后于传统的医学名校哈佛、约翰•霍普金斯和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但是，在米纳博士担任院长后，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财务状况有了大幅改进(包括获得了更多的NIH基金)，以至于成为全美第一所对所有Ph.D(不是医学博士MD)学生发放4年全额奖学金的医学院，这使得它的学术声誉、受申请者喜爱的程度、综合排名等在短短的几年里上升到第二位，而且除学术声誉之外的大部分指标都已经超过了排名第一的哈佛医学院。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财务状况对大学的重要性。前面提到艾森豪威尔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在校务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很少，以至于教授们意见很大，但是董事会对他相当认可，因为他改善了哥伦比亚大学的财务状况。

　　反过来，一所大学要是财务状况欠佳，其办学质量和学术声誉下滑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在20世纪60年代，牛津大学无论在学术声誉，还是学生质量及教育质量等诸方面，与剑桥大学不相上下，相比当时的美国一流大学可能还更好一些。但是，到了八九十年代后，由于经费不足，尤其是在接受捐赠方面缺乏灵活性，其学术声誉和研究水平急剧下降，今天它依然能够引以为自豪的是出了很多英国的首相和议员，却不再能培养出全世界各行各业的精英。20世纪80年代，加州政府向州立大学提供的经费相当充裕，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度在美国大学中排名第一，伯克利的人当时甚至嘲笑哈佛是“烂船也有三两钉”。但是没过几年，随着加州政府不断削减对州立大学的财政支持，伯克利的排名一落千丈，如今它在本科排名和录取水平上，与哈佛等私立名校相比，已经不在一个层次上了，以至于今天哈佛的人也用同样的话反讽伯克利。

　　虽然所有致力于教育事业的人都希望把大学办得纯粹，大学教授和学生能够以追求真理和研习科学为目的，但是毕竟大学是我们世俗社会的一部分，没有了钱，教育是办不好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虽然很多人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有各种不满的意见，都觉得大学变得市侩了，但是有一点进步是全世界都公认的，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平在稳步提高，这里面经费的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很多美国非常知名的教授都愿意到中国大学里讲学或是做科研，是因为中国的大学提供的充足经费给了他们实现自己教育理念的机会。朱棣文博士在不久前预言，10年后全世界会发现中国大学的研究水平迅速接近美国，而这其实不过是收获现今中国在大学科研上加大投入的红利。

　　我之所以花不少篇幅讨论大学的财务问题，是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讲，在选择大学时，一个大学是否有足够的物质条件保障高等教育，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来源时间：2015/12/23   发布时间：2015/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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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江雨  来源：联合早报网

　　2015年10月29日，常设仲裁法院做出就“菲律宾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南海问题管辖权及可受理性裁决书”。从纯法律的角度讲，这个判决让中国在程序问题上先失一局，如果不赶快大力补救，此后的实体问题会继续败诉，可能造成最后在国际法上全盘皆输，甚至在法理上失去祖宗留下来的九段线遗产的局面。

　　南中国海问题在国内的讨论环境中，一般会面临两个困扰人的问题。一是讨论的空间还狭窄。处于种种原因，各种公开的讨论被要求与政府(通过外交部表达)的立场一致，既有官方审查也有自我审查，所以鲜少有不同意见交锋辩驳的机会。二是容易意识形态化，略带批判性的不同意见，常会被带上“不爱国”或者“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帽子，从而给本来就逼仄的讨论空间中添加寒蝉效应。

　　关于管辖权的裁决已经做出，实体问题也已经开始审理，现在最应该考虑的是如何端正态度以最务实的姿势来应对。在这方面，目前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大前提下，如何看待这个正在进行中的仲裁案，进而如何看待中国国家利益与国际法的关系?本文试图对这个问题做一点初步的探讨。

　　出庭与不出庭的国家利益考量

　　鉴于中国政府对南海仲裁案的立场是“不接受，不参与”，这一立场被很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最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不赞同这个立场的，则可能或者已经被职责为“不顾大局”，“不懂国家利益”，甚至还可能被认为是“居心叵测”。

　　在民族国家仍然林立的时代，维护国家利益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一点相信所有中国人都不否认。但何为中国的国家利益?如何定义国家利益?如何区分国家的短期、中期、长期利益?是不是不符合某个政府部门口径的说法就一定不符合国家利益? 具体地讲，南海仲裁案不出庭，是不是就一定符合国家利益?此案如果在程序和实体上全败，到底符合谁的国家利益?对这些问题，必须就事论事，做出细致绵密的分析，才能较科学地判断某个政策是否真的符合国家利益。中国对南海仲裁案，以没有管辖权为理由选择不出庭答辩，从国家利益角度看这样做的利弊，其实比较清楚。质言之，弊端不少，而其利则难言昭然。

　　首先，这会在国际上被视为对国际法的公然蔑视，极大地破坏中国的国际形象，而这本来是不应该付出的代价，也是经常将国际法挂在嘴上的中国政府和中国领导人绝不愿意看到的。在这方面，中国以仲裁庭没有管辖权为由不出庭，其实理由颇为牵强，至少是不符合通行的对海洋法公约项下管辖权的理解。

　　关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项下相关纠纷解决机构的管辖权问题，确实容易引起大众误解，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国人强烈反对此项仲裁的原因，也许视之为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又一次霸凌。确实，一般仲裁需要当事人(国)双方同意，这本是仲裁这个纠纷解决手段的题中应有之意。所以中国外交部谴责菲律宾”单方“提起仲裁，很容易在国内公众心中引起共鸣。但从专业角度必须指出的是，中国自愿加入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了强制仲裁的程序，据此仲裁确实可以”单方“提起。如果双方对管辖权有争议，这个问题最后是仲裁庭自身说了算，即仲裁庭有权就自身管辖权做出有约束力的决定。公平与否且不说，这是签字国(包括中国)自愿同意的规定。诚然，中国主张自己对这个问题做出了保留。就这个问题需要指出，中国做出的保留是否适用于这个强制仲裁的具体个案，还是需要仲裁庭自身做出决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还是采取对此项仲裁置之不理的态度，很容易在国际社会被视为是不讲理不守法的蛮横。

来源时间：2015/12/23   发布时间：2015/12/23

旧文章ID：8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