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磊  来源：凤凰国际智库

　　有思路才有丝路，有痛点才有突破。“一带一路”的版图有多大，矛盾和阻力就有多大。国内资源怎样整合来把握“一带一路”的机遇？周边国家如何看待“一带一路”，是否愿意接受中国来“开放”自己？“走出去”的中国投资将面临怎样的政治风险？
　　一句话概括“一带一路”：水深、浪急、有好鱼。
　　
　　1、“一带一路”的大脑，嘴巴和身体相互配合不容易
　　笔者新书《“一带一路”：中国的文明型崛起》，正在热销。
　　“一带一路”有四大主体资源：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两者如车之两轮，需要同步驱动；学者、专家、智库是第三大主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中枢和大脑，要为“一带一路”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而媒体是第四大主体。说是四大主体资源，但显然不只是它们，还包括非政府组织、民间群体、甚至中国的游客，这都属于主体资源。
　　但现状是四大主体基本上是分散的，相关资源整合严重不足。比如，有很多政府、企业和高校也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院，但大多数单位只不过是挂一块牌子而已，没有进行实地调研，甚至没有专业的研究人员，最终很难向社会提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而国内主体资源的碎片化必然无法形成合力，无法对接国际资源。
　　要实现联动效应，就要进一步识别主体资源，对接主体资源。进一步的建议是，建立“一带一路”的智慧园区，打造中国智谷。拿美国来做类比，美国之所以强盛，它的创新是底蕴，基础在于有硅谷等诸多创新平台。研究美国可以发现，产业创新与教育资源的对接是紧密联系的。以硅谷为例，没有斯坦福大学可能就没有硅谷，反之亦然，产业需求与教育资源实现了充分的互联互通。
　　而我们在“一带一路”上也是这样，聚智才能聚焦。聚智怎么聚呢？
　　我们的产业园区是相对过剩的。中国几乎每个县都有产业园区、工业园区，但是优质企业是有限的。拿中国的一些城市做试点，先打造“一带一路”的智慧园区。不一定要去引企业、引项目，我们可以尝试去引一些研究中心、孵化基地和高端智库。
　　之前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中，中央也提出了高端智库建设问题，说明中央也意识到，中国的建设离不开高端智库的思想支撑。而且这个智库不一定是研究中国的智库，更是研究沿线相关国家的智库，比如说在内蒙古，引入研究蒙古国、俄罗斯及其远东的智库，这样智慧园区可以更好地发力在中蒙俄三方。再比如，广西的发力可以是东盟十国的智库。频繁的互动才能碰撞出“一带一路”的火花，才能碰撞出“一带一路”的实惠。
　　所谓有思路才有丝路，提供源源不断的思路，需要这些智慧园区的支撑。我们要发挥中国自身的话语权，打造智谷。其中四大主体资源很重要，让主体资源在智慧园区里交流互动，强化产、学、研的对接流动，孵化出我们所需要的“一带一路”人才。同时，智慧园区也是一个创新容错的基地。
　　有研究表明，首次创新的出错、失败几率很高，但是二次创新成功的可能性会很高。通过智慧园区，把首次创新失败的案例入库，二次创新的时候就可以在其中找素材，这样有利于避免人走重复的试错的道路，这是中国目前急需的。
　　借“一带一路”的契机，建立全球创新容错的基因库，届时会有很多火花迸发出来。智谷作为一个平台纽带，可以统一规划上述资源，优化配置组合，避免重复试错，最终发挥出“1+1>2”的合力。
　　2、怎样破解“雷声大，雨点小”的难题？
　　中央和基层的对接中，似乎一直是中央在提战略构想，基层有些创新不足。甚至有的地方人才等资源缺乏，看起来似乎没办法承接中央的这个构想。
　　“一带一路”的核心是互联互通，除了产业的互联互通外，也包含中央地方的互联互通。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在今年3月28号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但是文件提出后，地方的状态是在“等”，坐等“一带一路”的规划和项目。而中央希望地方先有基层创新，先做什么。一时间，中央在看地方做什么，地方在等中央做什么，在等中央一声令下。
　　这种不联不通的状态长期没突破，所以现在出现“一带一路”“雷声大、雨点小”的状况。标志性项目和精品工程少，以前做什么现在还在做什么，“一带一路”的特色产品和项目就显得少多了。
　　要在这一点上取得突破，首先地方要在理念上充分认识“一带一路”的基本内涵。很多地方对“一带一路”没有充分的认识，认为“一带一路”就像当年的4万亿一样，是一个打到地方去的利好红包。但是事实并非如此，“一带一路”是有为才有位的。
　　地方要主动思考什么是“一带一路”产品，自身如何打造出足够好的产品，打造出国际市场需要的产品，要充分进行“一带一路”的供给侧改革，使“一带一路”的中国城市和中国企业充满魅力。
　　地方城市的根本问题在于，很少充分研究过“一带一路”沿线有哪些国家，以及它们的具体需求是什么。研究后就会发现机遇是很大的，这样才能有的放矢。但是现在很多地方研究的是中央政策，而不是沿线国家，这就是痛点所在。
　　3、国内各地方政府内耗、排挤，地方保护主义太浓怎么办？
　　断裂是“一带一路”的最大痛点。国内出现“行政区划式”的发展现象，不同地区在竞争中各行其是，有些地区间发展也有同质色彩，抬高自己，排挤别人，这个问题在“一带一路”中该怎么协调呢？
　　要防止“行政区划式”的发展方式，防止国内省、区、市之间出现断裂。举例来说，西北五省都是做陆上丝绸之路的，但目前西北五省联合发力的现象很少见。依然是传统的各自规划，各自落地。新疆、青海、甘肃等省区都在积极寻找主导权和优势资源，难免造成“抬高自己、排挤别人”的不良局面。整体来看，各省不仅没能形成合力优势，反而在内部竞争消耗。
　　区域性的经贸合作目前没有形成联动效应，这就是痛点所在。行政区划式表现在区域内部一些大的经贸合作没有充分的配合、协调、互补和规划，更多的是区域性的自我规划，没有形成区域性联动。
　　就拿今年新疆9月1日的亚欧博览会来说，我在西北调研的时候发现临近的省份，比如甘肃、青海、宁夏等基本不知道这个博览会，这就失去了机遇，失去了联动。退一步讲，即使知道新疆的亚欧博览会很多省份的想法也不对，认为跟自己没关系，只是新疆的企业服务于欧亚的五十几个国家。
　　这并不是个别现象，宁夏的中阿博览会，现在也主要是宁夏企业在做。中国经济似乎一直都有一个惯性：排他主义的地方化和保守主义的本地化。
　　十三五中有专门文件提到“陆海联动”。针对现在沿海省份做“一带一路”规划，主要是面向海洋，而西部省份主要是面向亚欧大陆，这就是一个痛点。这方面我们可以多借鉴新加坡的经验。
　　新加坡很会发力“轻巧精准”，它的第一个经典案例是苏州工业园区，第二个案例是中新天津生态城，这两个都是在沿海城市做，但是第三个点就放到了重庆。新加坡本身是个海洋国家，按照我们的惯性，它就只需要对接海上丝绸之路就可以了，但是这样一个城市国家也在做中国西部的开发，也就是陆上丝绸之路。
　　我们的城市也要有新加坡的这种视野。我认为，“一带一路”的地区联动，要形成省际的“一带一路”政策协调和项目联合推进机制，比如大型经贸论坛和旅游合作开放等等。
　　这个构想的实现有赖于顶层设计。需要中央先有一个大的规划、助推两个机制：一个是区域性的，比如说“海丝”和“陆丝”相关省份的政策协调和联动机制；二是海陆对接的联动和协调机制也要建立。现在福建的泉州和陕西的西安已经在实现联动，但主要是自发性的。如果中央能助力推动，从个案变成普遍现象，一定是大有可为的。
　　4、“地缘上挨着谁，就和谁合作“这一套过时了
　　“地缘上挨着谁，就和谁合作”，比如内蒙连通外蒙及俄罗斯远东，云南连通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战略推进按地域划分，而非按需求划分，这样会有不小的弊端。
　　比如广西对东盟十国发力，新疆在中亚五国做文章，内蒙古对外蒙古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力。这种发展模式的短板在于经济结构高度单一、高度同质，新疆卖的产品中亚五国有，广西卖的产品东盟十国有。这种地缘就近的合作不是双向的互补，而是单向的输出，甚至有低水平重复竞争的色彩，不符合当下经济合作的新趋势。
　　现在有一种新的模式，以宁夏为例，宁夏是内陆省份，谁也不挨着，它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合作模式——飞地（经济）合作模式（飞地经济是指两个互相独立、经济发展存在落差的行政地区打破原有行政区划限制，通过跨空间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经济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寻求与阿拉伯的合作。
　　区别于地缘就近模式，更深层的就是按照需求导向决定合作模式。这种情况普遍存在，其中有一个案例不得不提，那就是义乌。义乌是中国的一个县级市，但它发展的是国际贸易。它本身地形上山地崎岖，地下又没有资源来生产好的产品。本地的人口大约只有80万，而外来人口将近150万，这些外来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优质的外商，主要是阿拉伯人。
　　这种经济现象值得思考：为什么阿拉伯人宁愿到浙江的一个县却不愿到西北的一个省？原因就在于：义乌人敏锐地发现了阿拉伯人的需求，把痛点中的盈利空间都发挥出来了。阿拉伯人对礼拜和饮食有讲究，义乌就在清真餐饮和礼拜环境方面下功夫，打造出了一个国际贸易共同体，其中既有他们所需要的宗教文化，又有他们所需要的商业文化。需求的高度契合是阿拉伯人“舍近求远”的关键。
　　义乌的思路是买世界、卖世界，是对方需要什么自己就卖什么，就提供全面的采购和组货服务，这就是按照需求导向来的。
　　我认为，未来的合作模式还需要往需求导向上靠拢，这才是真正的互联互通。
　　而且这个“需要”不是坐等出来的，是要敏锐地去发现对方的需求。其实在商业领域，有些需求不是对接出来的，而是生产出来的，或者说不是要迎合需求，而是要去创造需求。当把一个好的产品或是好的服务提供给客户，会发现其实这激发了一种需求。
　　好比没有阿里巴巴的时候，人们并没意识到有电商平台的需求。但是当这个平台搭建好，就会发现人们的这个需求被充分激发出来了。所以说我们的需求导向有两种：对接需求和激发需求。因此我们要在找痛点的敏锐性方面下足功夫。“一带一路”的企业和城市参与者也要做好理念调整，跳出原来的地缘就近惯性，向需求导向迈进。
　　5、东北的振兴一定要依托于“一带一路”的机遇
　　“四大区块”“三个支撑带”的联动也是和“一带一路”相关的。“四大区块”是指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中部的崛起、西部大开发以及东部的率先开放和发展。原来的问题在于各个模块联动不够，各行其是。那么“三个支撑带”是什么呢？十八大之后提到的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以及四大自贸区战略。现在“4+3”要实现它的互动、联动，才能解决中国自身的痛点问题。
　　“一带一路”两翼有两个最活跃的地方：一个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一个是繁荣的东北亚经济圈。而东北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构成，因为东北省份直接对接东北亚经济。东北和东北亚地缘上非常接近。一般中国人认为韩国的贸易和东北一定是最多的。但现实是，韩国和广东的贸易最多，江苏其次，与山东和东北的贸易排在后边。
　　东北和韩国地缘上接近，但经济上联通不活跃，互动性比较差。原因还是前面提过的需求匹配问题，韩国需要的东北提供不了，东北的发展思路和韩国不匹配、不活跃、不对接。
　　所以东北的振兴一定要依托于“一带一路”的机遇，特别是东北亚。在产业上、人才集聚上，东北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切入点。例如辽宁的海洋经济、文化产业，黑龙江、吉林传统的农业、土特产、制造业基础。东北不是去产业化的问题，而是需要产业升级。
　　这一点上，不妨借鉴一下韩国的经验。三十年前韩国的经济可能还不如东北。但韩国通过产业化——本土化——国际化三个阶段，现在打造出全球知名的品牌：三星、LG、大宇、现代等等。所以要给东北一个新的三十年，就一定要有相应的产业支撑和精准的国际合作对象。
　　另外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也要跟上。韩国产业强势发展和大学人才供给密切相关，例如首尔大学、延世大学、高丽大学、成均馆大学等为韩国产业发展通过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东北如何培养人才，如何使之成为人才的洼地，把人才留住，这是关键所在。当下中韩自贸区建成，东北地区更要主动抓住机遇，调整惯性思维，以敏锐的思维把握需求导向，而不是“等”中央下政策帮扶、“救济”。
　　6、警惕劣质企业，不是所有走出去的企业都代表“一带一路”企业
　　现在很多企业借着“一带一路”的名义蜂拥而出，这是个需要引起警觉的事情。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或者项目失控，“一带一路”的品牌就砸掉了，再恢复就难了。所以在最近两年的关键节点上一定要做好项目甄别把关，打造优质的一带一路品牌。
　　首先从理念上来说，不是所有走出去的企业都代表“一带一路”企业，不是所有走出去的项目都是“一带一路”项目，要甄别出来。
　　好的项目上红榜，向国际社会展示这就是中国优秀的“一带一路”企业，对它来说是一种激励和推动。不好的企业要上黑榜，告诉国际社会跟这种企业要谨慎合作，甚至在资金支持上要对它有所限制。这样，中国企业会通过红榜、黑榜机制，使一些好的项目成为精品，不好的企业受到制约和约束。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进程不是粗放的，而是以精品式打造、塑造的方式去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尊重。
　　“一带一路”项目不仅仅是在商言商，要有实惠，它更要赢得尊重。现在很容易出现一种状况，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在某国的一个项目出现问题了，哪怕和其他中国企业无关，但它对其他企业，比如上游的基建和下游的服务都会产生连带反应。
　　欧美其实也在做“一带一路”，以产品以文化征服沿线就叫“一带一路”。不同的是，我们的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而欧美是跨国公司。而其他国家企业会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服务于国家战略，是有政府补贴的不公平竞争。
　　所以我们期望通过黑白榜方式，孵化一批有国际视野和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届时，人们就不会再区分这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而是区分为中国企业还是跨国公司。这是我们希望“一带一路”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冲击。
　　具体来说，红黑榜的机制如何建立呢？从国家层面建立这种机制较难，会让沿线国家认为这是政治行为。
　　我认为应该以专业行会的方式解决，如企业协会或工会，从而进行优质项目的甄别和资质审核。国外跨国公司发展势头好，和企业协会（行会）的自律机制密不可分，这些都属于经济行为。
　　举例来说，我们培育出企业行会，审核优质的企业上榜，出现问题的企业下榜，这样就可以避免了“一带一路”的过度政治化。
　　这个红黑榜要做，但谁来做很关键。通过企业行会、协会来做这是国际化的趋势。我们很多并购失败就是因为我们单纯把企业拿来了，但跟企业内部工会、行会打交道的时候，我们发现这股力量极其强大，而且对于政治很敏感。所以我们也要培养中国企业行会、协会和工会，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做好企业的资质审核，形成良性的监督机制和严格的自律机制。
　　作者介绍：
　　赵磊，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国际关系与国家统一研究室主任、中央党校-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教育部【国别与区域研究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央企业青联委员、中央党校“一带一路”重点研究课题主持人，【一带一路百人论坛】发起人、首席专家。共青团中央“中国青年网络智库”专家委员，“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研究方向为国际关系、中国外交、文化产业与文化软实力、“一带一路”建设等领域。
　　出版专著《一带一路：中国的文明型崛起》（中信出版社），数十篇“一带一路”研究报告上报中央，是多部委与省市“一带一路”规划的特聘专家，并为数十个省市委中心组、央企中心组讲授《“一带一路”与中国跨越式发展》、《“一带一路”的文化经济学》。相关研究成果包括：《纠正“一带一路”建设的十大错误认知》、《找准“一带一路”建设的十大痛点》、《“一带一路”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城市》、《“一带一路”需要什么样的中国企业》、《在西欧寻求“一带一路”突破口》、《“一带一路”的新加坡思路》、《文化经济学中的“一带一路”》，等等。
　　本文为瞭望智库原创稿件，转载请标明出处及作者

来源时间：2015/12/22   发布时间：2015/12/13

旧文章ID：8040

作者：王逸舟  来源：澎湃新闻网

　　今天中国富有特色的“大国外交”，本质上是邓小平外交的升级版。从习近平执政两年来的经历观察，“升级版”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全球抱负

　　凭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二大军费开支国的实力，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有了新的全球抱负。最典型的事例，有“海洋强国”目标的提出和中国海上力量的迅速扩展，有中国登月计划的推进及整体航天事业的加速进步，有中国人对于南极事务的更大参与和在北极能源开发及科研方面的新兴趣，有对亚太经合组织未来互能互联“路线图”的规划;这些都属于全球性重要国家的“标配”，非一般中等强国或地区大国能力所备。

　　绝非偶然，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这两位代表性人物，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后出生的。在他们身上，体现了崛起后一代中国政治精英的特点：屈辱近代史遗留的包袱较轻;改革开放后受教育和获得晋升;深知国际经济贸易对中国的重要性;直接规划和亲手布局中国在世界各地的重大项目;懂得国际社会对中国不断增长的需求与压力;越来越熟悉全球大国俱乐部的规则与玩法。

　　他们不会、也不愿意颠覆欧美主导的国际秩序，因为中国是这一秩序的主要受益者和维系人之一;同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的位置也不一样，习近平李克强的底气更足、站的位置也更高。中国现在是公认的全球大玩家。习近平、李克强现在不论到哪个国家、世界任何角落，他们心里有数，今日中国已是人均7000多美元GDP、总产值占到全球15%左右的世界大国。未来几年将是中国新一代领袖在国际舞台上展示全球抱负的时刻。

　　2.新型大国关系

　　最能体现“升级版”含义的，是习近平所说的“新型大国关系”。它的要点在于既不对抗、也不结盟，保证与各个重要方向重要国家之协调协作关系的同时，维护和扩大自身的自主性和影响力。这一概念在胡锦涛时期已提出，现在则有一些发展和创新。

　　首先，在中国崛起为公认世界第二重要国家的特殊局面下，如何处理好中美关系，已站在全球角度、根据多边后果加以思索谋划。

　　其次，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加强了与另一世界大国俄罗斯的战略协商与合作，但在外界纷纷猜测中俄结盟的时候，却坚持把这一关系定位在“结伴不结盟”的方位。

　　再次是大力发展与世界各重要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战略伙伴关系。这里，既有与金砖国家越来越重要的机制性协商合作，又有同某些重要大国或战略枢纽位置国家的特殊安排。

　　在如何建设伙伴关系网络方面，中国现在的领导人、外交部门和智库有许多新设想、新提法、新举措，比如强调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战略基础，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拓展国际影响为战略方向，以政治互信、经济互赖、文化交融、社会互动和安全支撑为战略手段，通过双边关系的改善带动全球战略利益的拓展。这是所谓“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个突出侧面。

　　3.中国声音

　　与邓小平的刻意低调(“韬光养晦”)有所不同，习近平显示出在国际舞台大力发声和争夺话语权的强烈意愿。他和李克强总理一方面在国内反复要求政府外宣部门与传媒，要努力学会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另一方面利用各种出访机会，在国外大力宣扬中国的主张，塑造各种新的形象。不夸张地讲，最近两年习近平的新词汇，超过以往十年中国领导人在国内外各种场合提出的政治和外交概念之总和。

　　中国的块头太大，中国的发展太快，中国内部的情况太复杂，外部获得的不同信息太多，让人莫衷一是、真假难辨。目前得到一定传播的“中国声音”，主要是领导人的表态、官方的说法、外交的辞令，社会的多样性、民间的各种态度、普通人的声音，仍不太为外人所知。

　　技术上分析，在中文里看似高深的一些词汇，翻译成外文就不是那么回事，容易产生多义或歧义，这也导致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概念往往得不到期待的呼应;举例来说，“中国梦”这个讲得特别多、引征率相当高的词汇，有时被译成“China Dream”，有时是“Chinese Dream”，外界解读起来相当不同，譬如有的把它当成仅仅国家层面的追求，有的视为全球华裔的愿景，总之跟国人的一般理解大相径庭。

　　4.东亚新秩序

　　在习近平外交布局画面中，中国周边地区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例如，过去两年多时间里，中共高层召开了专门的周边外交工作会议，它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多年的第一次;会上习近平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四字方针，把它作为对邻国工作的特殊要求;中国领导人还利用亚信峰会，提出了树立亚洲安全观、制定地区安全行为准则、协调本地区各国应对重大突发危机等倡议;中国政府新近推出的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等对外战略经济规划，也以周边地区为主要基石。我个人的解读，中国高层对周边外交方针的制订，主要有三点战略考量：

　　其一是扭转前几年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给中国与邻国关系造成的被动不利局面。

　　其二是为中国引导建立的亚洲经贸和安全格局创造合适的氛围。

　　其三是保持以中国为重心的东亚区域相对繁荣稳定的基础上争取更大的全球影响力。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习近平这一代中国领导人，既能“硬的更硬”，亦可“软的更软”。举例来讲，中国一方面提出了“海洋强国”远景目标，大力发展海军和民事海上力量，敢与日本、菲律宾、越南及背后支持它们的美国较量，大力维护和扩展捍卫中国的海洋权益，另一方面主动向多数国家释放善意，更加积极地提供解决海洋争端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不到两年里，中国周边外交出台措施之多、涉及面之广，令人眼花缭乱，很短时间内扭转此前几年只是“撞击反射”的被动局面。二战结束后一直由美国及其盟友(尤其是美日同盟)掌控的东亚旧秩序，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受到近几年冲击波的震撼，变得裂痕四出、摇摇欲坠。东亚新秩序的天平，正在向中国一方倾斜。

　　5.“一带一路”规划

　　习近平外交的亮点之一，是“一带一路”对外经贸规划。这个由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在2013年秋天对外宣告、最初以中国中亚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中国东盟共建“海上丝绸之路”为目标的合作倡议，得到出乎意料的热烈响应，地理范围扩大到中东、非洲、中东欧和亚太等地区，纳入的多半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约44亿人)和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占到全球六成和近三成。

　　中国政府出资400亿美元建立“丝路基金”，大力推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银行(简称“亚投行”，中国在其初始股本1000亿美元中占有重要比重，目前已有中国、印度、印尼、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加入)，以满足基础设施建造和相关投资信贷的需求。综合分析，这一规划具备多重战略意义：

　　首先，经济上，它可以使中国政府拥有的近5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和大量闲置过剩的制造业产能得到利用，缓解国内需求不足、增长乏力的困难。从较长期看，它也有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金融服务业和高端技术的同时，把传统产业的一部分转移到目前急需它们的许多国家。

　　其次，政治上，中国大力推进的这个战略经贸规划，恰似二战结束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通过长远布局和战略投入，增强周边地区和友好国家对中国的向心力，减少乃至化解原有的某些利益纠纷和心结，逐步确立中国作为世界角色和中心国家的地位。

　　往大的说，这是世界历史在21世纪前期长期再平衡过程的端始，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统治数百年后全球宏观政治经济的校正，是历史悠久、体量巨大的中国为人类文明演进做出新贡献的势头。无论尚存多少不成熟之处，也不管前进道路上会有什么曲折，“一带一路”应当这样评估。

　　6.“命运共同体”理念

　　习近平就任总书记后首次会见外国人士就表示，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习近平还说：“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惟利是图、斤斤计较。对周边和发展中国家，一定要坚持正确义利观。政治上要秉持公道正义，坚持平等相待，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经济上要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类似讲话并不多见;我认为，它不止是像一些媒体所说的那样，表明了对外界急剧升温的“中国威胁论”的批驳态度，而且从一个角度显现出中国新领导的大国道义感和责任意识。虽然目前很难说国际社会对此有多少了解，未来这种理念肯定会发生持续的作用。

　　7.统筹内外利益

　　今日中国是全球化最主要的参与者和获益大国之一。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本世纪初“走出去”方针实施之后，中国巨人一日千里似迈向地球各个角落，海外利益越来越大、占GDP之比越来越高，国际经济、政治和安全局势对于国内发展与稳定的重要性也在不断上升。

　　正因如此，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强调，要注重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两套规则，努力使它们之间不是摩擦对抗、而是协调对接。、

　　捉摸一下，这种思路对于中国外交和军事的下一步建构，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例如，中国肯定将加大对海外利益的保护，对中国在全球的人财物安危予以更多预防性安排;中国人民解放军需要重新审视国防和军事现代化的目标;中国政府必然依照国内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需求与既定目标，向周边和世界其它地区梯次转移富裕产能和实现产业对接;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及大型企业，会越来越多在本部门本公司的议事日程和资源配置上考量外部因素。统筹内外利益的外交和安全学说，成为今天中国策论的主流。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

来源时间：2015/12/22   发布时间：2015/12/21

旧文章ID：8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