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建飞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

　　摘 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有理论基础的支撑。现有的理论，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都难以承担作为新型大国关系理论基础之任。兼具中西文化元素的合作主义具有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的条件。中美关系虽然具有非同寻常的特殊性，但在合作主义的指引下，将获得摆脱“修昔底德陷阱”、避免“大国政治的悲剧”的前景。而对中国与世界来说，构建以合作主义为核心理念的新型大国关系，将实现大国关系和国际关系的跃升。

　　引 言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美国综合国力的相对衰退，围绕着中美之间能否不再上演 “大国政治的悲剧”，避免陷入守成大国与崛起大国之间必有一战的“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关系走向成为国际社会和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问题。中美之间的困境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构建大国关系的问题。

　　按国家实力地位和国家间关系特征划分，大国关系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普通大国与超级大国之间以及普通大国相互之间的关系，比如目前俄罗斯、日本、印度同美国之间的关系，中俄日印之间的关系;另一类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比如目前的中美关系。据此，新型大国关系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新型大国关系涵盖了所有大国关系;而狭义的新型大国关系则专指第二类大国关系。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问题缘起于中美关系，目前学界也主要是围绕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而展开研究。当然，两类大国关系又有相通之处，针对构建难度更大、要求更高的狭义新型大国关系的原理都适用于广义新型大国关系。本文也是以狭义新型大国关系为研究对象，但是最后落脚点则是广义的新型大国关系。

　　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以元首身份访问美国时提出，要积极探索走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这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创举。这表明，新一届中国领导人要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作为破解“修昔底德陷阱”问题的出路。之后，学术界对新型大国关系做了大量研究，产生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有些涉及到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如杨洁勉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构建问题，王义桅提出将“和合共生”作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石。除此之外，和合主义、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全球主义、相互依赖等理论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构也有一定的解释力。

　　但是，上述理论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合共生、和合主义均强调了和平与合作。但是，两者均未反映出当今的时代特征和国际政治的全貌。和平只是时代主题之一，通过合作谋和平也只是国际社会应当努力的内容之一。当今世界的另一主题是发展，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更大量地是围绕着发展问题产生的，而和合主义并未涵盖发展问题。另外，这两个理论都强调“和”与“合”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因此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这反而会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由国内向国外传播的过程中遇到阻力。

　　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全球主义等理论则因在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有不同的内涵和适用范围，容易引起歧见和纷争。在中国语境中，国际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密切相关，是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相互之间关系时奉行的原则，通常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相对而言。近年来，有中国学者试图对国际主义进行改造，提出“新国际主义”概念，用以指导和平与发展时代和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外交。然而，新国际主义仍然显示出强烈的中国特色。在美国语境中，国际主义通常与孤立主义相对而言，旨在强调美国在国家强大后要走向世界，参与列强之间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国际主义就是扩张主义的同义语。至于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虽然强调人类共同利益，但在西方语境中，与全球化进程和“普世价值”的推广有着密切关系，带有强烈的西方自由主义色彩。中国提出的和谐世界、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蕴含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的内容，但又与西方的概念有明显区别。

　　相互依赖理论能够很好地解释国家间进行合作的动机。但是，该理论作为西方自由制度主义的核心内容，只是强调了国家之间存在共同利益、在全球化时代越来越相互依赖的一面，对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矛盾、冲突缺乏关照。而如何处理好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防止冲突，恰恰是新型大国关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从历史经验教训来看，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并不总是能够抑制利益分歧。而当因利益分歧激化而出现国家全面对抗时，共同利益也就烟消云散。

　　总的来看，已有的用以阐释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都存在一定的局限。但仔细分析会发现，现有理论成果有一个共同点，即对合作的认识。新型大国关系之所以“新”，就是要突破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以竞争为主的传统关系模式，转为以合作为主。习近平所强调的“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就包括新型大国关系。因此，新型大国关系即是超越传统模式的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大国关系。实际上，合作共赢与战略合作一直是中国政府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外交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强调：“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十七大报告将“促合作”与“求和平”、“谋发展”并列，视之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并明确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合作共赢”理念：“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许多重要场合都强调合作。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提出通过合作共赢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

　　传统的大国关系通常都围绕着霸权的争夺和维持，竞争、冲突、对抗是主旋律;大国之间虽有合作，但合作形式主要表现为结盟。从本质上讲，结盟关系是排他性合作，隐含着对抗思维。盟友之间虽然密切合作，但却以更大范围的对抗为前提，因为结盟通常意味着盟友们有共同的对手，结盟是为了更有利于与共同对手对抗。正如学者所言：“结盟对抗是过去西方国际关系最重要的政治经验，也是传统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最核心的概念。”“结盟——集团对抗——战争(包括冷战)——重新结盟”体现的恰恰是结盟式合作的局限性。而且，结盟关系中多是一方为主，其他为属，难有平等关系，也缺乏真正的相互尊重。而新型大国关系则剔除了结盟关系的弊端，更加突出了合作的作用。然而，已有的阐释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虽然认识到了“合作”的重要地位，但是却没有从意识形态的高度认清合作对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核心价值观方面的理论作用。

　　根据目前中国官方对新型大国关系内涵的阐述，“不冲突、不对抗”处于首要位置。这点明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构建的重点、难点所在。这也意味着，新型大国关系中的合作共赢虽然包括但主要不体现在获取经济、安全等方面利益的合作共赢，而是实现“不冲突、不对抗”上的合作共赢。基于此，本文拟提出将合作主义作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石。

　　合作主义的理论基础

　　合作主义(Corporatism,又译为法团主义、组合主义等)源于西方，是解决国家与社会及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论，属于国家治理理论，在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受到广泛重视。作为一种理论，合作主义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宗旨是为实现国家同工会及生产协作组织的合作提供理论指导。到了20世纪80年代，合作主义成为西方学者用来解释诸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国家和社会关系的一种重要理论。国内政治中合作主义的理论范式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要达到的目的即理论宗旨;二是合作的方式。就理论宗旨来说，合作主义是要实现国内各阶级的合作，弱化阶级斗争，以实现社会和谐，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就合作方式来说，合作主义主张通过政府主导实现自上而下的合作，“是一个纵向的合作结构”，“在合作主义模式中，国家居于权威的位置”。

　　本文的合作主义是指在全球范围内处理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关系的理论，是协调大国利益、管控分歧、防止冲突的一种理论。实际上，冲突与合作是处理大国之间关系的两种主要方式，尤其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通常是冲突超越合作，因而导致全面对抗乃至战争，因此，探讨合作之道，为大国合作提供理论指导，有现实意义与学术价值。

　　目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以及英国学派，对合作都有一些探索，但也存在缺陷，国内学界对之有较充分的批评。现实主义强调“权力合作论”、自由主义强调“制度合作论”、建构主义强调“文化合作论”、英国学派强调“社会合作论”。在这些理论中，合作只是该理论核心要素(权力、制度、文化、社会)的派生物，只是维护国家利益的一种有限手段。

　　近些年来，中国学者在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方面也做出了有益尝试。最有代表性的是宋秀据。他在批判西方国际合作理论的基础上，将国家能力、国家意愿和国际社会作为国际合作理论的基本要素，构建了一个国际合作理论框架，对现实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上述研究着眼的仍是一般性国际合作，而不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本文试图在中外已有国际合作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一种针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并将国内政治中的“合作主义”概念引入国际政治领域。“合作”加上“主义”，旨在强调其理念色彩，突出其为人们尊奉、信守的价值观甚至意识形态，是中国外交价值观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一种用来做解释工具的理论。

　　(一)合作主义的哲学基础

　　合作主义的哲学基础主要是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同一性理论。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斗争性与同一性是矛盾的基本属性。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相互排斥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解决矛盾的基本方法就是将这两种属性统筹把握，在对立中把握同一，在同一中把握对立。矛盾的两种属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因矛盾性质和矛盾环境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表现”。因此，解决矛盾时把握对立性与同一性就应有不同的侧重。

　　解决矛盾的方法首先取决于矛盾性质。对抗性矛盾决定了斗争、冲突是解决矛盾的主要方法;而同一性矛盾则决定了合作是解决矛盾的主要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包含了一系列体现合作精神的重大战略思想，比如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开放、“一国两制”、用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就是基于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和矛盾性质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矛盾的性质的认识和把握。在国际政治中，以往大量存在着的是对抗性矛盾，斗争性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斗争、冲突乃至战争就是解决矛盾的主要方法。当国家之间在经济、安全、全球治理等方面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国家越来越相互依赖时，大量存在着的是非对抗性矛盾，于是同一性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而合作就成了解决矛盾的主要方法。

　　解决矛盾的方法还取决于矛盾环境。在列强殖民扩张、争夺霸权的年代，国家之间在领土、资源、财富等方面的争夺是常态，那时国家之间也有经济等方面的合作，但都居从属地位。在冷战时期，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尖锐对抗，即使不同集团的国家之间有共同利益，也很难开展合作。而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国家之间开展合作的环境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只要主权国家还是国际政治中的主要行为体，国家之间的矛盾就会存在，但在和平与发展的大背景下，同一性矛盾突出出来。解决非对抗性矛盾的主要方法是侧重对同一性的把握，也就是合作。

　　不仅如此，合作主义还符合实用主义哲学对待事物的态度和方法。实用主义的思维方法注重现实，而不是原则。正是因为奉行实用主义哲学，在处理国际事务时，美国同其他强权相比，更多地采用合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以获取最大利益，比如倡导创建国际联盟和联合国。

　　(二)合作主义的核心要素：理念培育和机制建构

　　西方理论中的合作主义为国际政治中的合作主义提供了理论精髓。不过，由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的运行基础和条件不同，两种合作主义的理论范式也大不相同。国内政治中的合作主义是由政府主导的，而国际政治中的合作是无权威的。这就决定了国际政治中的合作主义不可能套用国内政治中合作主义的理论范式。

　　在现有的国际合作理论中，合作只是作为国家处理同外部世界关系的一种可选方式。而合作主义在国际合作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的是当今时代的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为什么必须合作”以及“如何确保实现可持续合作”的问题，并将理念培育和机制建构作为核心要素。

　　所谓理念培育，就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在互动中培育合作意识，将合作作为处理相互关系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倡导合作、尊崇合作的文化，进而使合作成为理念和价值观。

　　理念培育也需要条件。首先，理念培育的重要基础是合作双方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认知，即合作的动机。一旦一国的决策者认定合作符合本国利益，就会产生合作动机。不过，只有合作动机还不能必然出现合作。合作还需要一定的条件，主要是国际环境及对国际环境的认知，也就是矛盾环境。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决策者对国家利益和国际环境的认知时常会出现偏差。一般情况下，选择合作还是冲突，其影响还是相对有限的，但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则大不相同。如何避免因决策者认知偏差而导致合作的缺失或已有合作的退化甚至终止，便成为关乎大国命运的重大问题。通过理念培育，一方面大国可以在合作原则的指导下更加精准地审视、判断国家利益，进而强化、固化合作动机，另一方面积极主动地管控分歧，防止利益矛盾激化而导致冲突。

　　利益通常有显性与隐性之分。所谓显性利益，就是容易被感知到并进行衡量的利益。与之对应，所谓隐性利益就是平时不易被感知的利益。一般国家之间冲突的解决途径较多，除了合作，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来解决，比如第三方斡旋或大国干预，即使冲突一时解决不了，也可以在国际社会的干预下得到控制。而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冲突则不同，外部干预的作用十分有限。隐性共同利益在合作中的地位差异是新型大国关系合作与一般国家间合作的一个重大区别。合作主义为大国在隐性共同利益上进行合作提供了理论指导。当然，合作主义对一般国家间合作也有指导意义，如果一般国家也都培育起了合作理念，通过合作管控分歧、防止冲突，无疑会达到互利共赢的目标。

　　此外，对人类共同利益的认知也是合作主义理念培育的应有之义。“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在核时代和全球化时代，人类和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面临着诸如核毁灭、气候变化等威胁。如果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继续用权力政治思维和冷战思维来指导对外战略和政策，就不可能有效应对这些威胁。在应对人类共同威胁以及其他全球性问题上，大国担负着特殊的责任。实际上，人类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在当今世界，大国应当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人类共同利益。在维护人类共同利益上进行合作，实现全人类的共赢，这是大国进行合作理念培育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合作主义视野下新型大国关系合作与一般国家间合作之间的重要区别。

　　理念培育能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确保不冲突、不对抗提供精神支柱和思想力量。但是理念要发挥作用，还必须有互动机制作为保障。合作主义的互动机制能够担负增进大国战略互信、管控分歧、防止冲突的功能。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军事领域的合作机制、元首互访、元首热线、军事热线等，就属于这种性质的互动机制。

　　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互动机制建构之所以重要并成为合作主义核心要素之一，主要是因为大国之间的战略互信缺失是常态，而形成战略互信又十分困难。大国之间在显性共同利益上进行合作比较容易，国家在做出同对方合作的决策时容易达成共识，也容易得到国内各种力量的支持，决策做出后也容易得到贯彻。但是在隐性共同利益即防止冲突上进行合作则大不相同，各方都不同程度地受“囚徒困境”思维的影响，难以形成战略互信。因此，拟合作双方的互动非常重要。当初如果没有乒乓外交等互动，就很难实现中美关系解冻，尽管双方都有缓和关系的动机。然而，个案性的互动存在着很大不确定性，受偶然因素的制约，面临随时中止的风险。而互动机制就为双方进行可持续的互动提供了保障。大国通过互动机制进行规律性的、常态化的互动，及时交流信息、情报，乃至政策调整、战略变化情况，从而避免战略误判，进而有效管控分歧、防止冲突。

　　理念培育和机制建构作为合作主义的两大核心要素，其中理念培育更为根本。以中美大使级会谈为例，从1955-1970年进行了136次，但是形同“聋子的对话”，对推动中美缓和的作用相当有限。但是，没有互动机制的保障，理念培育将变得十分困难。所以，理念培育与机制建构是相辅相成的，理念为机制建构提供了思想指导，而机制则为理念培育创造了条件。

　　合作主义在国际政治中的运用是有条件的，因此也是有局限的。就哲学基础来说，只有在非对抗性矛盾占居主导地位时，合作主义才会有用武之地。在对抗性矛盾占居主导地位时，国家之间的合作通常都是短期的、出于局部利益的，一般性合作，比如美苏冷战时期在限制核扩散上的合作。从这个意义上说，合作主义只是国际政治中的一种中观理论，只能解释、指导部分实践，即处理国家间的非对抗性矛盾。就理论要素来说，合作主义受制于合作双方对合作理念的认同度以及互动机制成熟度。因此，合作主义只能是国家处理对外关系时所应遵循的理论之一，尤其是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的当下，国家在运用合作主义时还需要从现实出发，根据国家间互动的情势来制定对外政策。

　　合作主义的实践基础

　　合作主义在当今世界具有一定的实践基础，这个实践基础除了国家内部影响决策的因素外，主要是有利于合作的国际环境。

　　矛盾环境是决定解决矛盾方法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也对矛盾性质起着塑造作用。从国际政治现实看，有利于合作的国际环境会促进国家之间开展合作，反之亦然。当今的国际环境主要由时代特征、国际秩序、大国关系、国际安全形势以及国际合作现状构成，这五个方面按顺序由宏观到相对微观，但却相辅相成、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其中，时代特征是核心，起着统领作用，其他方面在时代特征作用下都展现出新的面貌。国际环境的发展态势有利于合作主义的理念培育和机制建构。

　　首先是时代特征。当今世界正处于三个时代：全球化时代、核时代、和平与发展时代。全球化促使世界各国将主要精力用于发展上，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国家间相互依赖关系的深化;核威胁促使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要努力维护和平，避免人类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因核战争而毁灭;全球化与核威胁促进了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形成。在和平与发展时代，国家间存在着的矛盾，更大量的是非对抗性的，需要用合作的方式来解决。

　　其次是国际秩序。现行国际秩序有诸多不公正、不合理的成份，但总体上还是有益于国际合作的。在这个秩序下开展的各种国际合作，基本上能够使合作各方实现互利共赢，尽管在一些具体事务中，合作各方的获利仍存在不均衡性，西方大国往往获利较多，发展中国家获利较少。随着国际秩序的改革和完善，国际合作也会趋向于更均衡的互利共赢。

　　第三是大国关系(广义的大国关系)。冷战结束后，伴随着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深化，大国关系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征，除了同盟关系，非盟友关系的大国实际上处于非敌非友、既竞争又合作的状态，亦即“准新型大国关系”。这种准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而且逐渐超越利益矛盾;二是在时代主题、国际秩序等因素的作用下，国家之间的固有矛盾趋于弱化。当今世界，很难找出像冷战时期美苏矛盾那样能够影响全球局势的世界主要矛盾，世界各国都是根据不同的议题而进行组合，或合作，或对抗。美欧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尖锐对抗，吸引着世人的眼球，并引发“新冷战”的质疑，然而，在防止核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等事务中双方仍在进行合作。

　　第四是国际安全形势。国际矛盾错综复杂，导致国际安全形势也十分复杂。传统安全仍然是各国必须关注的问题，但其在整个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在下降，更大量存在的现实安全问题是非传统安全威胁，而应对非传统安全，特别是恐怖主义、传染病、经济安全、金融安全、能源安全等，需要国际社会大力合作。就是传统安全，许多国家也已经认识到，通过合作达到共同安全才是最佳途径。

　　最后是国际合作现状。当今世界，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需要国际合作。实际上自二战结束以来，全球范围的非排他性的国际合作已经开始并不断发展。作为最具普遍性和代表性的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发展、推进全球治理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二十国集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构建了国际经济金融合作的主要平台。除了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外，还有很多国际组织，都是国际合作的重要平台。在全球范围内，有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面向全世界的国际组织，还有由部分国家组成的国际组织和机制，如八国集团、金砖国家、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除了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和机制外，还有许多区域性的国际组织和机制，如欧盟、东盟、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这些国际组织和机制在推动相关国家在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合作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国际合作的现状表明，合作已经成为世界多数国家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实践着合作主义并为合作主义进一步发展完善创造了条件。

　　总体上看，如果用矛盾来描述当今国际政治的话，那么主要矛盾仅限于议题、问题上，在国家间关系中，主要矛盾并不突出。如果从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角度来观察，那么当今世界并不存在像冷战时期美苏矛盾那样影响全局、危及世界和平的矛盾;南北矛盾也未体现在哪两个或几个国家之间。从国际安全的角度看，“9·11”后的10年间，矛盾相对突出。但是，这个“主要矛盾”主要表现为美国与恐怖主义势力之间的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国在维护现存国际秩序的稳定上存在着共同利益，而那些试图颠覆现存国际秩序的政治势力，同大国之间有着深刻的矛盾。近年来，世界上出现了一些失序现象，比如“伊斯兰国”的肆虐，但这恰恰为大国加强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和空间。国际大趋势塑造着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促进着合作理念的培育、互动机制的构建。

　　就理念培育来说，要形成合作主义的理念，首先要有对国家利益的精准判断和理性认知。当今世界各国对国家利益的认知，与以往相比有巨大差异。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认识到合作的价值。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作用下，绝大多数国家都将发展作为国家战略的首要任务并且寻求和平的国际环境。即使是拥有超强硬实力的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美国，也将合作作为其实现全球战略目标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同大国的合作。“我们将继续同既有的大国和正崛起的大国合作，以推进我们共享的安全并保卫我们共有的人类，尽管我们之间在经济等领域存在竞争。”

　　就机制建构来说，一般的国际合作机制无疑为构建大国互动机制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国际合作机制是在相互学习、借鉴中不断进化的，或推陈出新，或改造完善。大国互动机制会随着新型大国关系构建需求的不断增长而不断进化，并反过来为推动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提供平台，促进大国合作。以中美关系为例。2006-2008年中美之间开展了战略经济对话，主要商讨重大的、战略性的经济问题。与此同时，两国外交部门还有一个战略对话，主要商讨安全方面的问题。这两个对话机制对促进两国合作都有重要作用。从2009年开始，两国将两个对话机制加以整合，在“战略与经济对话”名称下同时进行，并提高了外交部门参与对话人员的层级。这种机制建构，就是适应了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需求，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即是第四轮和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重要议题。在2014年举行的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更是以“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为题发表致辞。

　　总之，国际环境的现状及发展态势有利于合作理念的培育和大国互动机制的建构，为合作主义的实践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合作主义理论的构建和传播反过来又会促进国际环境的进化。

　　合作主义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实际上，尽管当今的国际环境为合作主义提供了重要实践基础，然而，作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中美两国，毕竟还有自己的运行法则，有利于合作的国际环境对中美关系塑造的前景如何，仍然有不确定性。但依据合作主义理论，中美之间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至少已经具备以下两方面条件：

　　第一，两国均具有合作的动机，这为理念培育奠定了基础。这种动机首先来自两国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认知。中国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寻求国际合作，特别是同守成大国的合作。中国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国家战略，必须集中精力发展自己，为此要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坚持对外开放，同时维护安全。要实现这些目标，合作而不是对抗是主要途径。中国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看成是时代潮流，通过合作谋发展，通过合作保和平。在维护国家安全上，中国也是强调加强国际合作，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安全。随着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深入，中国提出了许多与合作主义一致的理念，如新安全观、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这些理念也都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提供了思想资源。

　　美国从自身的国家利益出发，也寻求国际合作，特别是同大国的合作。美国要尽可能长时间地维护霸权地位，或者在霸权之后维持在国际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必须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同时应对各种安全挑战。合作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主要途径之一。尽管拥有超强的实力，美国战略研究界，无论是建构主义、自由主义，还是现实主义都将合作看成是低成本、高收益的战略手段。落实到对华战略上，从克林顿时期的建设性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到布什时期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和建设性合作关系，又到奥巴马时期的积极合作全面关系和“两国集团”，都体现了美国要同中国合作的意愿。

　　除了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外，中美两国的合作动机，还来自于双方都认可对方的合作能力。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其实力和能力是显而易见的。对中国来说，这样的国家如果是合作伙伴，所带来的收益肯定是不可低估的。如果美国同中国对抗，那肯定会给中国的外部环境带来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进而会制约国家战略的实施。对美国来说，随着中国崛起，国家实力和能力越来越强。正因为这样，美国才更加重视对华关系，并有意愿加强同中国的合作。

　　第二，中美之间现有的互动机制既为中美合作提供了舞台，又为进一步建构互动机制打下了基础。仅以一年一度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为例，通过对话，两国不仅增进了对经济、安全、全球治理等方面共同利益和矛盾利益的相互了解，而且还促进了对战略走向的相互认知，这对防止双边关系走向全面冲突、对抗意义重大。当然，战略与经济对话也存在问题，最突出的是如何贯彻落实每次对话达成的成果。而这正是机制建构的努力方向所在。

　　不过，新型大国关系毕竟是个“创举”，只是有了上述条件还不够。要以合作主义为出发点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重点是解决以下问题：

　　1.合作理念的培育。

　　中美之间已经有非常广泛的合作。对中国来说，合作已经成为一面旗帜，因此也就具有了理念、价值观的含义。但是对美国来说，合作还只是一种可选择的手段。所以，两国还需要不断培育合作理念。一方面，两国决策层和影响决策的战略思想界要通过交流、研究不断加深对当今时代主题、两国关系的性质及共同利益的认识，从而明确合作在两国关系中地位，进而将合作确立为处理两国关系的理念和原则。另一方面，两国需要不断破除、摈弃阻碍合作理念培育的权力政治思维和冷战思维，不断创新有利于合作的战略思维。

　　2.互动机制的建构。

　　合作主义强调合作双方的互动。两个国家只有通过互动，双方的良好合作动机才能被相互认知，从而做出进行合作的决策。在合作过程中，也需要不断地互动，以便双方对合作的效益都有较为客观的了解。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提出后，虽然两国高层有互动，如两国元首多次重申这个理念，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也将这个理念作为主题，但是仍然需要持续的互动。一方面，两国官方应当继续利用各种场合申明双方在新型大国关系上达成的共识，强化战略意识。这种战略意识就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已经是两国的对外战略，而不是仅适用于短期的战术概念，更不是随时可以丢弃的外交辞令。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言：“所有国家都需要合作，而不是对抗”，新型大国关系“是避免重复以往悲剧的唯一道路”。另一方面，两国学界应当加强交流和研究，使双方在新型大国关系上形成共同的或双方都较易理解、接受的话语体系。

　　中美之间已有的互动机制对稳定双边关系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还需要根据新形势不断加强。对中国来说，加强互动机制构建，一方面是巩固、完善已有的机制。特别值得强调的是战略与经济对话，应当注重将每次对话的成果不断落实，为此应当加强各领域常设工作组建设，以促进相关对话成果的落实。另一方面是探索创设新的机制，尤其是有利于影响美国决策层、媒体及青年一代的机制，可参考美国的“国际访问者计划”等机制，定期邀请美国议员、青年精英到中国考察。

　　3.战略互信的提升。

　　不冲突、不对抗是新型大国关系的首要指标。要确保不冲突、不对抗，一方面要管控好两国之间的分歧，不使分歧激化、干扰双方的合作、破坏总体双边关系;另一方面，也是更为根本的是增强战略互信。然而，随着双边关系演变成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关系，“战略不信任是中美关系的核心挑战和最大的问题”。对此，中国领导人有清醒的认识，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战略互信问题在中美关系的主要问题中占据首要地位”。针对如何建设新型大国关系问题，习近平提出了四个方面的举措，其中第一条即是“增进中美相互理解和战略信任”。

　　增进战略互信的主要途径就是合作。在过去的10多年中，中国从一个经济总量居世界前五位之后的普通大国，先后超越法英德日而成为居世界第二的大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没有向外扩张，也没有同其他大国发生军事冲突。但美国担心，中国崛起会与美国争夺世界和地区霸权。要打消美国的疑虑，只能靠双方合作。这种合作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战略研究界和军事部门的合作、交流，促使美国了解中国的战略走向和对美战略;二是通过各层面的交流，让美国理解，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需要与世界各国，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和平相处。

　　4.相互尊重的增强。

　　总结中美准新型大国关系，对比中俄两个普通大国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着力点应当是促进相互尊重。

　　中俄在地缘战略、经济、安全、外交、政治等诸多领域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讲，中俄两国都吸取了过去中苏关系的教训。中苏之间曾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但是双边关系从结盟走向对抗，最终是两败俱伤。因此，既不对抗又不结盟的战略伙伴关系，成了中俄关系的最佳选择。同中美关系相比，中俄关系的最大特点和优势是：两国能够做到“相互尊重”。这是中俄关系能够平稳发展，一直没有大起大落的关键所在。而这一点恰恰是中美关系所欠缺的。有了“相互尊重”，两国之间就容易形成战略互信，进而大大减少了战略磨擦，也降低了走向冲突、对抗的风险。可以说，中俄走向冲突、对抗的可能性比中美小得多。中俄之间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大国关系，可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提供借鉴。

　　中美之间特别需要的是美国对中国给予更多尊重，既包括尊重中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选择，也包括中国的领土主权和领土完整，还包括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利益诉求。而这种尊重也需要在合作中实现。当然，要摆脱霸权思维、权力政治思维和冷战思维的影响，绝非易事。正因为如此，加强相互尊重就成了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难点，自然也是主要着力点。

　　余 论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既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也对大国关系乃至整个国际关系的进化具有巨大推动作用。新型大国关系需要理论指导。现有的中外国际合作理论虽然为新型大国关系构建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支持，但都有局限性，难以成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论基础。本文尝试论证合作主义作为构建新型大国理论基础的可能性及实践基础。

　　当今世界虽然还存在许多不利于大国合作的因素，但是有利于合作的因素是主流而且还趋于强化。对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合作已经与和平、发展并列，成为时代主题。世界多数国家也都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合作来获取国家利益。

　　合作主义是为了适应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需要而提出的，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只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布局中的一个环节，远不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全部。从总体外交战略出发，中国还需要推动构建同其他大国的新型关系，“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这是与世界格局的多极化趋势相适应的，有利于实现中国与各大国的合作共赢。中国需要根据与不同大国的双边关系特征，有不同的侧重点。如中俄关系，应继续深化经济合作;而中国与欧洲大国及欧盟之间则应加强相互尊重，同时不断挖掘全球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合作潜力。印度具备成为世界性大国的潜质，实际上美国早已将印度作为大国来对待。李克强总理2013年访印时提出构建中印新型大国关系，表明中国已将中印关系纳入大国外交中来。至于中国与日本，则应着力于通过合作来管控分歧，同时推进双边经济合作，促进东亚地区的繁荣，维护东亚地区的稳定。总之，基于合作主义的新型大国关系构建，虽然不同大国之间的侧重点不同，但是基本精神和取向是一致的，即突破传统即旧型大国关系的局限，将合作确立为各大国共同崇奉的价值观和处理相互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并不断构建能够确保合作顺利推进的互动机制;各大国通过合作实现不冲突、不对抗，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互利共赢，进而惠及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来源时间：2015/12/18   发布时间：2015/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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