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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热津斯基:美国不能让中国做中东问题的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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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来源:观察者网综合

  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战略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周一(12月14日)在华盛顿表示,中国可以在中东问题上给予美国帮助。

  他还认为,美国在与中国抗衡和合作之间,需要做出选择。

  布热津斯基在华盛顿著名智库国际战略研究中心(CSIS)关于回顾20世纪历史、展望21世纪远景的活动上说,在中东,美国“不得不与俄罗斯合作,我们也需要把中国人吸引进来。”

  今年87岁的布热津斯基曾在1970年代卡特政府内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扮演重要角色,与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也有私交。

  中国不能只获益

  “我们无法承受让中国站在一边旁观,却从一个受到保护或在某种程度上稳定的中东获益。”布热津斯基说,稳定的中东对经济和国际政治的良好状态至关重要,但这需要中国的帮助。

  “这很重要,因为没有他们(中国)的帮忙,我不认为我们可以很好地和俄罗斯合作,”他说。

  布热津斯基说,做到这一点,美国需要有耐心和智慧。他说,美国在与中国谈友谊和合作的同时,加大对印度的军售力度,还公开宣布“重返亚太”政策。“这意味着针对谁的军事再部署呢?”布热津斯基笑笑说,“针对中国人。我们不能同时两边进行。中国人会在中东帮助我们,我认为他们的帮助绝对是必要的。”他说,美国需要做出选择。

  布热津斯基以二战为例,说美国公众在珍珠港被偷袭后支持对日本回击,在逐渐了解德国在欧洲进行大屠杀后也做出强烈反应。他说,通常公众会在自己感到疼痛后才会对事件做出反应。而在中东,布热津斯基说,美国最好与对局势有相似担忧的国家一起合作。

  “俄罗斯有理由(对中东局势)表示出(与美国)相似的担忧,因为俄罗斯人口相当一部分是穆斯林,”布热津斯基说。

  而他认为中国也有合作的基础。他说,“中国有一些由经济彰显的利益,我们不应该让他们在一旁坐享其成(give them the luxury of staying on the sidelines),但是我们也不能期待他们被我们当作敌人的同时成为我们的伙伴。”

  “我们应该想想我们应该走向哪个方向?”布热津斯基说,“我们是与印度人、日本人,也许还有韩国人、以及澳大利亚人和其他人组织一个同盟,阻碍中国人的抱负(a barrier to Chinese aspirations),还是把那些承诺与参与度降低一个层次。”

  中国不再韬光养晦

  在谈到中国是否已经与邓小平时期倡导的“韬光养晦,永不争霸”政策有所不同时,布热津斯基,“在某些方面,是的,就是在军事方面。”

  他说,但是物质层面来说,中国的改变是显著且不可争辩的。“有各种理由值得骄傲。”布热津斯基说,“所以他们没有那么谦逊了,毫无疑问,他们远不如以前谦逊了。”

  布热津斯基说中国的经济成就给予中国在很多国家的影响力。

  “这是为什么他们是一个潜在的重要盟友,”他说,“我也认为他们知道中东的冲突是多方位喷发的,先成为地缘问题,再四处扩散。其次中东问题还可能会导致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他说这甚至可能导致核冲突。

  布热津斯基说,任何这些事发生,都会让全球经济受到影响,进而让中国遭殃。

来源时间:2015/12/16   发布时间:2015/12/16

旧文章ID:7909

习马会不应拘泥于短期政治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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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云汉  来源:观察者网

  两岸关系从1949年隔海对峙到今天已经走过66个年头,这66年里两岸关系的第一次重大突破是1987年蒋经国宣布开放台湾外省籍老兵赴对岸探亲,正式打破长达38年“老死不相往来”的分隔状态,将两岸关系带入民间交流时代。

  第二次重大突破是1993年在新加坡举行首次“辜汪会谈”,正式打破两岸当局从不往来的政治互斥状态,将两岸关系带入“两会协商”时代。

  “习马会”是两岸关系的第三次重大突破,正式打破两岸公权力机关需要通过白手套才能交往的政治定位不确定状态,将两岸关系带入最高层级直接交往时代。

  相较于前两次的重大突破,“习马会”迈出的脚步在历史跨度上实属空前,“习马会”为两岸政治交往模式树立了新的历史标竿,向两岸人民与全世界释放出巨大的政治和解信号。“习马会”也大幅提升了世人对两岸未来政治互动的想像,其中最积极的信号就是:日后只要能避免造成“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顾虑,台湾可以有更大的国际参与空间,甚至可以相互提携。

  “习马会”并以最明确、最高规格的政治对话形式,确认“九二共识”乃是七年多来两岸关系得以在和平发展道路上持续前进,最关键也是决不可动摇的政治前提,是确保台海和平与稳定的定海神针。而“九二共识”的核心内涵就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不过双方可以根据自己的法律框架来各自表述一个中国原则。这体现了“求同存异”的精神。

  由于马英九的任期到明年五月届满,“习马会”的政治宣告未必能确保台湾下一任领导人延续马英九的政策路线或继续坚持“九二共识”,但“习马会”已经为处于历史十字路口的两岸关系勾勒出明确的道路选择蓝图。横摆在台湾面前的是两条清晰的道路选择,或是选择导向深化和平发展的阳关道,或是选择导向碰撞冲突的独木桥。

  这将让岛内的政治人物很难继续以不切实际的幻想或美丽而空洞的词藻来蛊惑选民,即使能蒙骗一部分选民于一时,也无法长期奏效。因此,“习马会”的政治约束与引导作用将是长期的、持续的,对其政治效果的评价也应该是站在历史高点向远处眺望,而不拘泥于短期的政治效应。

  这就好比,当我们评价“九二共识”与1993年“辜汪会谈”的历史作用时,不会仅仅关注1994年之后两岸关系波折横生,而低估其长期的引导效果。在1995年到1988年之间,因为李登辉的康奈尔之行,与全面推动“重返联合国运动”,正面挑战大陆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底线,“辜汪会谈”曾经中断四年。两岸政治关系在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更陷入急速冷冻的停滞阶段,政治互信全面倒退,两会协商机制也中断了八年之久。但两岸关系在2008年以后峰回路转,还是借助“九二共识”提供的既有政治互信基础与“两会协商”树立的交往模式,迅速回到和平发展轨道,并开创出一连串的新局。

  11月7日当天,目睹马英九清晨出发搭专机前往新加坡,与习近平共同开创历史。让人不禁想起李白《早发白帝城》的千古名句。只需稍为换置时空,仍可以很传神的描绘这段历史场景:“朝辞松山彩云间,千里星洲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习马会”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登上历史舞台,其戏剧张力颇类似2000年韩国总统金大中的惊人之举。他也是在举世惊讶与众人还来不及回神之际,闪电式访问平壤与金正日握手,完成朝鲜半岛分裂半个世纪以来首次韩朝高峰会,也将他倡导的阳光政策带向历史高峰。

  “习马会”将“九二共识”的潜在政治能量发挥到了极致。

  如果我们将“九二共识”比喻为撑竿跳中选手倚赖的那只撑竿的话,过去二十多年里,这只竿一次又一次让两岸关系一举跨越之前难以想象的历史新高度。从1993年的“辜汪会谈”确立两会定期协商机制、2008年全面启动三通与开放大陆观光客赴台、2010年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到2014年一举突破两会框架,开启大陆台办主任与台湾陆委会主委定期会晤机制。每一次的突破,都意味着在“九二共识”的政治互信基础支撑下,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阶段,仍蕴藏巨大的潜在能量有待发掘。

  “习马会”让举世瞩目,因为其后续政治效应将对两岸关系发展与东亚国际秩序变迁带来深远的影响。对台湾未来的领导人而言,“习马会”既可能是巨大的政治资产,也可能是难以承受的政治千斤顶。

  如果台湾未来的领导人可以继续借助“九二共识”这只竿,“习马会”为他们开辟了两岸最高领导人定期会晤这条全新的康庄大道。未来的台湾领导人可以利用这个世界级政治舞台一显身手,让台湾成为亚太战略棋盘上所有国家不可忽视的一枚具有主动出击能力的活棋。

  如果台湾未来的领导人无法拿稳这只竿,不懂得如何使用这只竿、或不愿使用这只竿。“习马会”就会成为永远无法超越的历史标竿。不仅两岸高峰会将成绝响,过去倚赖这只撑竿可以轻而易举跨越的政治关卡,都会顿时成为难以攀越的高墙,台湾也将因此坐困愁城。

来源时间:2015/12/16   发布时间:2015/12/15

旧文章ID:7908

薛力:一带一路战略是大国阳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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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力  来源:FT中文网

  一带一路是新一届中国政府确定的对外关系顶层设计,这没有疑义。但是,到底是战略还是倡议,则意见不一。学者层面,出于内外有别、减少外界疑虑、弱化中国色彩等考虑,许多人主张最好不用“战略”,而用“倡议”。或者即使用,也限于国内交流时。许多中国学者还在国际会议场合专门对此进行解释。官方层面,自从2015年3月两会记者招待会将之翻译为倡议(initiative)后,大部分的官方文件都按照这种说法进行外译。但9月份新华社授权发布、《人民日报》9月17日全文刊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中,则明确使用了“加快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说法。

  那么,到底用那种说法好?笔者反复思考的结论是:还是用“战略”为好。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对“战略”的解释是:决定全局的策略。对“倡议”的解释是:首先提出的主张。一般而言,“策略”具有很强的操作倾向,而“主张”则未必。从实践层面看,“一带一路”系由最高领导人宣布、中央层面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有关部委分工合作、地方政府竞相参与的对外策略,,而且是有规划、有落实手段、全面系统、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的对外关系整体性策略,志在必行。这是典型的国家对外大战略,而不是可做可不做、缺乏保障措施的政治宣言或主张。

  从国际上的反应看,美国认为中国推出一带一路是为了应对亚太再平衡。中国周边国家中积极回应者众。当然也有国家消极应对乃至采取针对性措施。非洲一些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则有失落感。不同反应体现的共性是:比较重视一带一路,认为是中国的一项重大决策,或者是中国发起的一个重大规划。而且,由于中国的实力,将对全球产生重大的影响。很少有国家认为这是一个可以不予理会的单方倡议。笔者接触的各国学者与官员,也普遍将一带一路理解为中国的国家战略。中国国内更鲜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倡议。一种中国人普遍不信的说法,却希望外国人相信,宁可得乎?明知道外人不信,也坚持这么说,明智乎?

  把一带一路解释成一种倡议,除了看上去比较好听外,实际作用不大,很难起到减少疑虑、弱化单边色彩的作用。有些人主张“内外有别”,这种做法不适用于一带一路战略,坚持那么做只会让外人觉得中国言不由衷乃至言行不一。与其如此,不如大大方方承认,这是我们的对外大战略。重要的不是是否采用战略一词,而是让人觉得可接受乃至欢迎这一战略的实施。也就是说,让沿线国家切实感受到,这不是仅仅服务于中国国家利益的战略,而是一种旨在实现共赢、体现中国大国责任的整体设计。“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不是迷惑人的口号,在参与的过程中将切实体会到对自己的益处,不参与是损失。同时,中国也没有强迫任何国家参与其间。时间或将证明一切。

  许多国人对阴谋论缺乏抵抗力,觉得国家之间总是充满了尔虞我诈,不可以对外界展示自己的真实意愿与行为动机。战略乃国之利器,不可轻易示人。因此,即便一带一路是战略,也不宜明说。这是内政思维模式的外延,也是不自信的表现,属于一种弱者思维,与近代以来中国长期受辱的历史有关。但是,大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崛起的中国已不是弱者,没有国家可以欺负中国,倒是许多国家因为不理解中国、国力相对弱小等原因,对中国产生了敬畏感与疏离感。

  中国现在面临的一大挑战是:学习如何做大国与强国。大国、强国的处世之道迥异于小国、弱国。小国与弱国在面对大国时,需要掩饰自己的不足与弱点,展示自己的优点与强处,因而政策上强调内外有别、保持神秘感等。对于大国与强国来说,有足够的自信展示自己的真实面目,包括优点与弱点。在制定对外战略政策时,阳谋整体上是好事:对内容易凝聚共识,落实政策;对外有利于树立威望与信誉,也便于他国的理解与应对(包括配合与对抗)。

  这方面美国是现成的例子。二战后的美国在全球治理上奉行的就是“大国阳谋”原则:建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等国际性经济组织,确定美元的国际地位,都是先挑明原则与目标,包括自己的领导地位,让其他国家判断是支持、参与,还是反对、不参与。最典型的例子是冷战时期的对苏战略,完全是“明人不说暗话”,明确宣布对苏联实施遏制(围堵)战略,并通过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北约、第四点计划、多个双边军事同盟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加以实施。而冷战后,美国对华战略整体上属于两面下注(hedging),表现为既接触(engagement)又防范(prevention)。从卡特到小布什,总体上以接触为主,欢迎与鼓励中国的对外开放,寄望于把中国拉入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防止中国“脱轨”或者“另起炉灶”。最近几年美国发现,中国在快速崛起的同时并没有变得更加“民主化”,反而在一些外交议题上变得日趋强硬(assertive),甚至有“另搞一套”的苗头。于是,对中国防范的一面在增强。2010年通常被认为是个转折点,“防范中国”的声音在华府开始占上风。即使如此,美国也没有放弃接触中国的一面。美国官方与学界都很清楚,中国不是苏联,不适用于遏制(围堵)政策。也有人认为“美国冷战后对华推行的是遏制政策”,但这种判断不属于中美两国的主流认知。

  新一届中国政府希望推进中国的崛起进程,为此制定了对内对外的发展计划,对内主要有长江经济带与京津冀协调发展两大国家战略。对外则是一带一路战略,并为此进行了大规模、全方位的谋划与投入,投入的资金堪称规模空前。许多人担心,2008年实施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副作用巨大,而一带一路的投入巨大,经济效益很可能还不如四万亿计划,巨大的投入最后可能制造出巨大的国际性烂尾工程。不能说这种担忧没有道理。问题在于,以中国目前所处的阶段与环境,推行一带一路是比较合理的选择与设计。而且,对于一带一路的实施,不能只算经济账,还要算国际政治账、国家与国民安全账、大国责任账、全球与地区发展账、民族信心账,等等。因此,不能寄望项目普遍获益。最终结果大概是:有些项目经济效益不错,有些项目基本持平,有些项目肯定没有效益。有些项目,即使没有经济效益也要做,中国领导人曾明确表示,“要用相当数量来援助,中国发展以后不要忘记这一点”。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只要经济投入整体上在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就行。

  以中国巨大的体量与能力,通过“五通”的实施,带动周边一批国家的发展是可能的。一旦显示成效,就将切实证明中国践行了几代领导人的承诺:“我们真正发展起来了”“应该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我们将尽最大努力支持和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现在的中国并非勒紧裤腰带去帮助别人,而是谋求共同发展。当然,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也应避免急躁冒进,为树立样板而挥洒外汇储备与国家能力。一带一路是谋求共同发展的长期战略,与其求快不如求稳。在实施的过程中,除了中国擅长的有形工程(硬工程)外,还应该注重无形工程、软实力工程、民心工程(等软工程)的建设。

  长远看,中国非常有必要倡导并力行一套能为沿线国家普遍接受并欣赏的亚洲价值观。任何单个国家制定的战略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有可能给其他国家带来利益,但不容易引发其他国家的精神共鸣。一个国家的存在与发展需要人民拥有共同的价值目标,一个地区、一群国家的合作与发展也离不开共同价值目标的引力与凝合。基于亚洲的政治、经济、文化、地理等方面的特点,亚洲价值观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内容:多元共存、自主参与、谋求发展、重视共享。这个议题需要专文阐述。

  总之,既然中国真心相信一带一路的实施既利己也利人,并为此倾情投入,就没有必要因为战略一词的某种军事色彩而不敢大胆使用。外人在意的是中国所做的,而不是中国所说的。中国有足够的信心昭告世界:一带一路是我们的对外大战略,一个大国阳谋。

  【本文系作者“一带一路与中国外交转型系列评论之十一”】

来源时间:2015/12/16   发布时间:2015/12/14

旧文章ID:7907

储殷:安全与霸权——中美关系中的双重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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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储殷  来源:储殷看世界

  自2014年以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一场有关于中美关系走向的大讨论都在发生。

  在美国,把中国视为美国霸权挑战者的观点正在获得相当多数精英的认同,主张对华强硬的声音已经渐有成为主流的危险趋势。许多人认为,无论下届总统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美国都会有一个比奥巴马政府更为强硬的政府。

  而在中国,有关于美国拉拢日本组织第一岛链遏制中国,教唆菲律宾在南海挑战中国,重返亚太挤压中国的观点,也正成为越来越多人所公认的事实。在一些场合里,中美是否会有一战甚至都已经被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当然,在很多时候,这个话题通常被表述为更加委婉的“中美能否避免一战”。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相信,美国正对中国构成着安全上的威胁,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似乎也在相信着,中国正在试图挑战美国的霸权,一种焦虑的情绪正在双方社会里蔓延,按照这种趋势,似乎修昔底德陷阱已经无法避免。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对于中美双方的焦虑进行解读,我们就会发现,中美双方的焦虑是不同性质的焦虑。中国的焦虑是面向内部的安全焦虑,美国的焦虑则是全球帝国的霸权焦虑,这两重焦虑虽然会有冲突,但却存在着巨大的弹性空间,而这个空间的存在实际上就意味着中美和平共处的可能。

  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决定了中国的安全焦虑

  坦率而言,一些人对中国在全球与美国展开霸权争夺的忧虑,既忽略了中国的历史背景,也忽略了中国的现实条件。一方面,作为一个天下形态的文明体,中国从来不是威斯特伐利亚语境下的民族国家。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成形,与其说是一个自发的过程,不如说是一个对西方文明挤压与改造的被动反应。在传统上,对于中国政治而言,国际秩序相对于国内治理,一直都是一个次优的议题。通常只有在外敌势大,凌虐逼迫的时候,邦交才会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中国的世界观是一个内向的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观,中国就是天下,中国藩属体系与西方殖民体系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藩属体系关注的重点是周边地区的安宁,中国对世界的介入是以维护自己的国内秩序而非改造当地的秩序为目的。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中国自身高度复杂且并不稳定的治理环境。

  换句话说,维系如此一个巨大的、多样性的天下,已经足以耗尽中国改造世界的雄心与资源。另一方面,现实中,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国虽然在内部治理的现代性与绩效上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但中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传统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如果考虑到中华民国的实际控制面积不过400万平方公里出头,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治理面积膨胀了一倍有余,而这也意味着有近一半的领土,其实是新增实际控制面积。这意味着共产党的中央政权同样面临着传统中国统治者所面临的地区差异、边疆问题等诸多严峻考验。即便在中国一直保持着高度的发展,这些问题也并没有随之解决,坦率而言,这是一个现代化民族国家的政治结构与多样性的政治现实之间的根本矛盾。随着现代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种多样性已经不再是主要局限于边疆地区,而是逐步扩展到全国的范围之内。由此带来的社会分层以及阶层冲突,让共同体的内部张力随着共同体的发展而同步增长,而这也让执政成绩斐然的统治者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内部压力。随着革命的政治向常态的政治转移,内部治理意义上的人民内部矛盾逐步取代革命运动外化的敌我矛盾而成为执政者面临的主要矛盾。这种矛盾既有经济性的,用邓小平理论来概括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也有政治性的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西方普世价值的冲突,还有在毛泽东时代长期为阶级斗争所掩饰的边疆与中央的紧张。如何应对这三重矛盾,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最根本的执政任务,而中美关系问题对中国共产党之所以重要,其根本原因在于它与这三重矛盾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邓小平时代的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以及由此带来的发展绩效的合法性,在近几年面临着经济新常态的冲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虽然明白经济发展的相对下滑,是经济转型所必然经历的过程,但是美国利用其在世界经济秩序中的霸权地位尤其是货币的霸权地位,无疑增大了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另一方面,由抗日战争、救亡图存带来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合法性,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最重要依据。虽然中国由于毛泽东时代所建立的核保护伞,而基本免除了外敌入侵的危险,但是中国却是唯一的一个领土至今仍然分裂的核大国,更重要的是,在近几年这种分裂的压力还随着藏独、疆独的互动而进一步加剧。而美国对于台湾的保护、对于达赖集团、疆独集团的同情,则构成了对这一合法性的根本挑战。更重要的是,自颜色革命以来,中国政府确信,美国的确存在着一个利用社交网络、民间组织进行内部颠覆的计划。这种颠覆既是基于美国对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敌对,也是基于美国对于中国这一个崛起中的国家,所保持的敌意。

  坦率来说,这三重合法性上的根本挑战,构成了中国在对美关系中挥之不去的安全焦虑,而这种焦虑在国家安全委员的组建、边疆问题的治理以及对涉外NGO的管控上都有所体现。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美国不同于欧洲、俄国最大之处在于,它始终具备干涉中国国内治理的能力,而且也从未放弃过这种企图。在中国国内矛盾相对缓和,或者还有更大的外部压力时,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可以相对和缓,但是一旦情况发生变化,对美国干预、颠覆、分裂中国的担心就很容易成为中国政府的首要担心。美国的霸权焦虑源于对中国共产党的误读与误判对于美国而言,崛起中的中国构成了双重意义的挑战,一是传统意义上共产主义的挑战,它让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曾经的苏联,而成为一种“新冷战”的对手,一是文明冲突论中的东方对于西方的挑战,随着中国在近几年的崛起,这种焦虑正变得尤为明显。这两种担心,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中国对于全球性的霸权有所觊觎,不管这种觊觎究竟是一个所谓的百年的欺骗计划,还是只是一个随着国力膨胀而生的临时起意。然而这样的一种对中国将会与美国争夺霸权的判断,可能既误读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思路,也误读了东方国家的世界理想。一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尽管社会主义政党的性质让其具有了一种普适性的、全球性的政治理想,但是随着其在革命过程中的不断中国化,它在接受了中国的内部治理现实的同时,也在某些精神层面逐步向传统中国执政者的特点进行转向。这种转向突出表现为在由革命的政党向执政的政党的转化过程中,对中国传统治理艺术与价值理念的复归。它既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左的”也不是“右的”,而是一条既不是“改弦易帜”又不是“回头老路”的新路,它最终表现为最高领导人提出来的“礼法共治”的政治理念。这种向传统的复归,将不可避免地带来治理的内部化、地方化与特色化,并是对中国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霸权的根本约束,因为在治理技术上它很难适应中国文化以外的场域。另一方面,就目前的政治现实来看,将中国视为是美国全球霸权的对手,其实只是美国国内精英在俄罗斯衰落之后,寻找假想敌的老节目。中国面临着一个无法整合且高度复杂的周边环境,不仅是东亚的分裂,而且还有冷漠的印度,陌生的中亚以及麻烦不断的东南亚,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多样化的地缘环境甚至几乎可以成功地将中国的全球野心成功地局限于一连串的周边麻烦之中。对于中国而言,全球性的霸权是个伪问题,稳定周边秩序,处理好与周边的关系才是个真问题。“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其实就是本着这样的一个大周边的思路,换而言之,对于中国而言,最重要的是全球市场加周边安全,它在亚太影响力的增加体现的是地区强国传统意义上的大周边思路,而不是西方政治话语中的全球霸权。

  中国并非没有自己的世界理想,但是这种世界理想是受到东方政治现实制约的。东方与西方最根本的区别之处在于,它不是一个类似于以基督教文化、全球资本主义、普世价值观念包裹起来的整体性文明,东方是一个西方建构的产物。它是一个高度多元、孤立的、碎片化的组合,在东方这个概念的箩筐里面,实际上放着的是中国、印度、伊朗这些迥然不同的文明。这种高度分裂、且碎片化的历史与现实,决定了东方的世界观更多地体现出从周边出发而非从全球出发的战略视野。

  虽然东亚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具备了类似于西方的整体性,比如较为接近的文化、人种与价值观念,但是近代以来西化的日本对东亚地区的残酷侵略,朝鲜战争、冷战、越战以及中越战争,造成了东亚地区整体性的消解。中、日、朝、越这四个儒家文化圈的最重要国家,实际上正处于彼此痛苦的分立甚至对峙的状态。朝鲜正经历着朝韩双方严峻的武装对峙,似乎在短时间内很难有统一的可能。中日双边关系不仅正处于历史的低估,而且已经开始了一场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范围内的经济竞争。中国不仅自身仍然在承受着陆-台的分裂,而且和周边的许多国家尤其是越南,存在着激烈的领土争议。这种政治现实意味着,东亚不仅没有可能成为类似于北美洲那样的世界霸权的大后方,而且更可能成为一个地区内国家相互撕扯、纠缠的泥沼,这一地区内部持续的紧张关系,将会对所有地区内国家的世界梦想构成最大的障碍。更坦率地说,美国霸权最大的噩梦不是中国的崛起,而是中日的联合只要中-日矛盾长期存在,这两个国家都不可能成为挑战美国全球霸权的国家。

  坦率来说,只要中美双方的焦虑是不对等的,相比于美国重返亚太,维护地区霸权的进攻姿态,尽管中国在许多时候表现出“奋发有为”的积极进取,但中国的安全焦虑,在本质上却是一种防卫性质的。它是一种在经济发展放缓、国家-社会关系重组、边疆问题激化、周边摩擦频发下的以攻为守。这种基于国家安全的自卫意识既源自于对领土完整、政权稳定、经济增长的现实考虑,也源自于中国近两百年来对外敌入侵、外国干涉的痛苦回忆,它虽然会让美国人感到不快,但却并不构成对美国全球霸权的挑战。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能否真正地让中国感到安全,也只有解决了这一点,美国在亚太的存在才可能成为中国默认的现实。

来源时间:2015/12/16   发布时间:2015/12/14

旧文章ID:7906

【中国有7000万贫困人口,为何还花钱帮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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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头条新闻  来源:新浪微博

中国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为什么仍希望通过亚投行和一带一路花钱帮助沿线国家?官方今天给出回答: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在减贫方面得到其他国家帮助。现在中国一方面做好自己的事,一方面帮别国力做一些减贫试点,都要兼顾。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2/16   发布时间:2015/12/15

旧文章ID:7905

【美国防部:今年或不再派军舰赴南海 明年1月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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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头条新闻  来源:新浪微博

据路透社报道,昨天来自美国国防部的官员突然表示,美国在今年内或不再派遣军舰前往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内航行。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放弃了其对“航行自由”的笃信,因为同时有官员表示,再次赴南海可能安排在明年1月进行。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2/16   发布时间:2015/12/15

旧文章ID:7904

【BBC记者乘菲飞机非法飞近南海岛礁 中国海军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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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微天下  来源:新浪微博

近日,BBC记者Wingfield-Hayes 不顾中方警告,乘坐菲方飞机非法逼近南海岛礁。报道音频显示,当飞机靠近时,立即听到多次中英文警告,“美济礁西北方向的外国军机,我是中国海军,你机已对我驻守岛礁构成安全威胁,为避免误判,请立即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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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5/12/16   发布时间:201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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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仿真枪消失?30网商同意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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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东侨报  来源:新浪微博

15日,纽约州总检察办公室(New York Attorney General)表示,30家网商同意在纽约停卖仿真玩具枪。据CBS报道,7月当局曾给美国亚马逊平台(Amazon.com)第三方零售商写信,希望停止贩卖仿真*枪,此事终于在周二达成了协议。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2/16   发布时间:2015/12/16

旧文章ID:7902

【中国2014年申请专利创下纪录 超美日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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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美新浪  来源:新浪微博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14日发布年度报告称,中国在专利、商标、工业品外观设计的知识产权领域的申请量均位居世界第一。法新社引述报告说,中国专利申请数量将近百万件,即使是美国与日本的专利申请加起来也不如中国。

来源时间:2015/12/16   发布时间:2015/12/16

旧文章ID:7901

【洛杉矶联合校区所有学校因接到不明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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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深度News官网  来源:新浪微博

MSNBC报导,当地时间12月15日,洛杉矶联合校区所有学校因接到不明威胁,1000所多学校全部停课。据称,多个学校收到威胁。学区决定,考虑到加州枪击案等因素,无法让学生暴露在威胁之中。洛杉矶前市长的Antonio Villaraigosa表示,相关单位经评估後今晨才决定洛杉矶联合校区全部停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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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时间:2015/12/16   发布时间:2015/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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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 钟声: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不容否定 钟声: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不容否定

作者:钟声  来源:人民日报

  钟声·菲律宾南海仲裁案闹剧系列评论(二)

  菲律宾在其南海仲裁案实体问题庭审中进一步暴露出本来面目。庭审中,菲律宾围绕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大做文章,极力否定中国的领土主权。这反而充分说明中菲南海争议的本质就是领土争议,菲提起仲裁案的动机和目的完全是为了否定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但无论“仲裁”这一闹剧怎么演,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不容否定。

  菲方不顾基本的历史常识,妄称中国人民历史上在南海没什么活动和存在,从未拥有对南海诸岛的主权。然而历史不容否认,南海诸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历代中国政府通过行政设置、军事巡航、生产经营、海难救助等方式,持续对南海诸岛进行管辖。日本侵略者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侵占了中国西沙、南沙群岛。抗战胜利后,中国派军舰收复西沙、南沙群岛,在岛上派兵驻守并建立各类军事、民事设施,从法律和事实上恢复对南海诸岛行使主权。

  菲方不顾二战中被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蹂躏的惨痛历史,居然称《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没有法律约束力。《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是二战期间的重要国际法文件,是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基石。两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归还窃取的中国领土。日本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文件中也明确承诺遵守《波茨坦公告》有关规定。菲当局的某些人,利令智昏,数典忘祖,公然践踏菲律宾人民的感情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果实。

  菲律宾妄称,南沙群岛二战后是“无主地”,声称1951年《旧金山和约》只规定了日本放弃对南沙群岛的权利和要求,并未明确规定“放弃”给中国。且不说中国不承认《旧金山和约》这一事实,中国一直拥有南海诸岛的主权,二战胜利后又通过一系列行动收复南沙群岛,可以说是物归原主。南沙群岛一直是中国的,何来“无主地”?炮制“无主地”说辞,充分暴露了菲方领土扩张主义和毫无底线的贪欲。

  中菲南海争议的本质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菲律宾非法侵占中国南沙群岛部分岛礁所产生的领土争议。中菲之间曾多次就通过谈判协商解决有关争议达成共识。菲方为了强行提起仲裁,不惜违背承诺,将争议伪装成所谓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释和适用”的争端。然而,撕下这层伪装,世人都能清晰地看出这一争端的实质和本源。中菲之间围绕南沙岛礁的争议与《公约》解释与适用何干?菲单方面提起的仲裁案,不过是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挑衅,菲方是想借此闹剧攫取中国的领土。

  然而,中国人民捍卫自己国土的决心坚如磐石,中国的领土只能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任何依靠一纸所谓的“裁决”来否定中国主权和权益的企图,都只是镜花水月般的妄想。菲方为了扩张领土,自食其言,偷梁换柱,只能让世人不齿。

来源时间:2015/12/15   发布时间:201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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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中求共识 合作间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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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翟迈云  来源:学习时报

  2015年是中美关系发展进程中意义重大的一年。继2013年“庄园会晤”、2014年“瀛台夜话”之后,2015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进行国事访问,与奥巴马总统再续“白宫秋絮”佳话,谱写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进程的新篇章。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同时,在经贸合作、传统安全、网络安全等问题上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分歧。2016年美国大选及大选结果也将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如何评估当前中美关系发展态势,如何把握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走向,成为我们亟待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2015年11月22日,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举办的“习近平访美后的中美关系研讨会”在京召开,会议围绕中美新型大国关系、TPP与中美规则竞争、奥巴马政府的外交遗产与2016年美国大选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分歧点与利益共同点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对美政策的出发点,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的最重要成果就是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美两国将继续致力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积极信号。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存在很多利益共同点。外交部美大司参赞尹承武详细梳理了本次习近平主席的访问成果,如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双方加强协调、共同打击网络犯罪、在伊朗等问题上保持沟通等等,表明中美在许多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已达成共识。在军事安全合作上,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高祖贵指出,中东地区局势的动荡加剧以及激烈的大国博弈,使中东成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非常突出的增长点。美国尤其希望中国在反恐问题上与美国肩并肩,中美在中东的共同利益增多,合作的需求在上升,合作也在不断扩展。军事科学院中美防务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赵小卓认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呈现出军事上互动合作增加、危机管控加强等新特点,指出中美两国都致力于维护亚太稳定,保证航海自由以及防止核扩散。


  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上,中美没有根本性分歧,只有具体内涵与操作上的认同差异,以及某些现实领域的利益冲突。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阮宗泽指出,美国对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实际是赞赏的,出现分歧是由于提出者是中国,美无法克制对中国开始界定中美关系并逐步发挥领导作用的忧虑。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孙建杭教授则通过深入剖析中美间金融、海洋等领域存在的竞争与分歧,指出只有把海洋权益之争、金融等领域的国际秩序之争处理好,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才能落到实处。

  进一步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首先需要中国处理好自身发展问题,其次需要中美两国通过深度的沟通协调来合力推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林利民教授指出构建中美新兴大国关系,中国要先把自己的“鞋带”系好,不仅要看到美强我弱的情况短期内不会改变,还要看到我们国内积蓄的发展压力,因此我们的外交战略急不得。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周丕启教授分析了美国在看待中国解放军建设上的怀疑态度,指出只有通过加强中国军队自身作战力量,适当走出去,才能消除美对中国的猜疑,推动中美新型军事关系进一步发展。至于如何做到中美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协力推动,国际关系学院林宏宇教授提出,在新的全球化背景下,中美应致力于探索全球价值观认同,齐力构建2.0版的新型大国关系。

  客观地讲,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将是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宫力教授总结说,中美两国是差异很大的国家,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社会制度完全不同,因此我们要有面对曲折过程的思想准备,要有大国的从容心态。面临未来的更大挑战,必须始终坚持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方向不动摇。

  TPP与中美规则竞争

  2015年为亚太经济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随着亚投行、金砖国家银行、TPP的分别出炉,亚太地区经济合作新架构不断出现,中美间的规则竞争逐渐浮出水面。

  TPP的提出以及伴随而来的中美规则之争,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实力的大幅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助理王荣军强调,国家间实力对比的变化必然带来规则与治理体系的变化。伴随中国实力的增强,现有的国际体系调整不可避免。而中美对于国际经济体系调整认识的差异,将导致自2006年就存在的中美规则竞争继续存在。

  TPP对整个亚太地区的和平以及中国国内发展带来了挑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指出,TPP的出台使得WTO走到了边缘,同时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等问题提出了挑战。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纪军教授认为,TPP通过对1.8万种商品实行零关税援助,大量贸易与投资必然会转移到TPP内部国家,这将对中国国内进行梯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未来想要加入TPP,国有企业改革不可避免。

  TPP与中美间的规则竞争,赋予了中国发展前进的动力,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也有一定积极意义。正如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陈建奇所言,美国提出TPP主要目的在于引领全球经济规则,而非单纯地遏制中国,既然是引领全球的经济规则,TPP当然是给中国预留了位置的。我们要认真研究TPP文本,加快培养有全球治理能力的人才,最终实现自身的进步。陈凤英所长也指出,TPP实际是一件好事,未来TPP和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运行可能会使中美真正走向新型大国关系。中美在推动供应层方面改革的目的和条件也是基本一致的。面对TPP的挑战,我们可以现在不加入,但必须先做好自己的事,倒逼美国和中国一起走,缩小差距,减少分歧,共同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

  奥巴马政府外交遗产与2016年美国大选

  美国总统大选在即,奥巴马政府任期已近尾声。对奥巴马政府外交遗产的梳理,以及对大选的分析与评估,对于我们更清晰地看待中美关系发展意义重大。

  奥巴马政府外交遗产积极与消极方面并存。通过与其前任小布什的比较,可以将其积极方面概括为:结束战争、与古巴的协议、与伊朗的核协议、同中国的气候协议、多边主义的运用,等等。通过与尼克松时期比较,可以看出其不足之处也很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倪峰总结了奥巴马外交政策经济优先、加强协调、采取克制、转向亚太等十大特点。宫力教授则指出,与尼克松时期相比,奥巴马不仅缺乏战略思维,也没有摆脱冷战思维。其战略收缩还远远不够。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周琪集中评估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指出这一战略确实使美国加强了与盟国的关系,取得主动权,但也面临着众多困境。

  伴随2016年美国大选,不同的执政党会有不同的政策偏好,新一届政府的外交政策自然存在着变与不变的问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郭宪纲认为,明年的美国大选,以希拉里为首的民主党优势突出。如果民主党继续执政,美中关系不会有大的变化。如果共和党上台执政,已经达成的美古协议、伊朗核协议不会被推翻,而中美关系则更多取决于俄美关系等国际环境的变化。受国家利益、观念结构的影响,外交政策中也有不变的一面。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中国外交研究室主任罗建波认为,中美在经济上存在高度的依赖和互补,各层面各领域的对话和协调机制日趋成熟,双方化解危机、增进共识的能力在继续增强,因此,无论美国哪个党派、哪个领导人上台,中美关系的基调都难有大的改变。但由于中美间存在权力结构与观念结构两大结构性矛盾,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仍然充满变数。

  国际战略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刘建飞在总结中指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我们要长期推行的对外战略,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面旗帜。中美不仅在经济发展和地区安全上存在许多共同利益,在价值观、处世哲学与思维哲学上也存在着众多共同点。因此,对于未来中美能否做到在分歧中求共识,合作间谋发展,我们满怀期待。

来源时间:2015/12/15   发布时间:2015/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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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白宫官员解密TPP谈判内幕:对中国的担忧推动了谈判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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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剑龙 整理  来源:智谷趋势

  导读:

  美国推动TPP的真正动机是什么?中国成立亚投行会对现有体系产生什么冲击?近日, 美国前财政部官员、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政治经济学研究分部主任古德曼在一次研讨会上透露了TPP谈判的内幕,以及美日对中国崛起的根本忧虑。

  古德曼说:“在2010年回应南海问题时,中国外长说‘中国是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是事实。’对南海问题的这种表态(不仅仅是南海问题),都导致了2010年美日对中国将在亚洲扮演何种角色产生了颠覆性认识。这些因素推动了TPP不断向前走。”以下为古德曼的讲话内容,干货满满,值得一读。

  ◎整理丨胡剑龙

  1美日忧虑中国强势崛起,TPP顺势而生

  美日关系是如何发生变化的,这实在令人惊异。上世纪90年代,当我还是美国财政部的一名初级官员时,我的工作就是推动《美日结构性障碍协议》。

  那个时候,我们就鼓励日本变得更像美国。现在,有足够的理由去回顾这段历史。于1990年代6月发布的《美日结构性障碍协议》,日本人有两件事要我们解决——解决我们的预算赤字、采用公制度量衡。严肃的说,这是日本人想推动的议程。

  当然,我们美国人也提出了各种主张,我至今记得协议的第二章是分配体系。我们迫使日本同意,改变日本商店的经营时间,从晚上6点改到晚上7点。我们提出了此类过于细节化的问题。当然,我也不清楚为什么?

  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么做的原因是,我们面临着非常大的麻烦。因此,我们以非常不友好的方式给日本人施加压力,让他们开放市场给我们。

  这是我试图去理解这些事情潜藏的原因。从《美日结构性障碍协议》的过程中,我像一个年轻人一样如饥似渴的学习,也对美国和日本有了更深的了解。比如说,我们有多么渴望去影响日本。不过,和历史上相比,现在我们的盟友关系更加完美。

  当我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想以2010年为起点。这一年,日本在横滨主办了APEC,同时南海问题的紧张局势开始凸显。当时的国务卿希拉里发表官方申明,希望中国遵守国际法。

  但是,在东盟论坛上,中国的外长表示,“中国是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是事实。”这种言论确实导致了华盛顿和东京的警觉:我们该如何应付这个问题?对中国在这一地区扮演何种角色,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在当年11月的APEC峰会上,有大量的讨论是中国有关的。这是第一次有9个TPP的成员国一起开会讨论。我那时候在白宫工作,我们要决定,是否允许日本首相列席TPP的会议,因为日本不是成员国。

  我们的决定非常聪明:邀请他参加。同时也发出了这样的信号,TPP的程序允许吸纳其他成员,而日本是潜在的成员国,我们由此开始推动日本来加入。

  这是TPP与日本接触的开端。菅直人也是第一个对TPP表示兴趣的日本领导人。

  当我在横滨的时候,切换5、6个电视台,都在直播关于TPP的研讨会,TPP那时候在日本就已经是家喻户晓。直到两个月之前,你走到华盛顿的大街上,随便问一百个人,我猜可能会有一个人知道。总之,2010年,TPP在日本就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了。

  最重要的一点,我想表达的是,自从2010年前后,美国和日本都开始很清醒的认识到,我们正迈入一个不同的图景中,亚太地区的秩序已经发生变化。在TPP之前,我们通过APEC的机制发挥作用和影响力。而TPP则是要建立一个开放、透明、公平,讲究规则的机制。

  最重要的一点,TPP是跨太平洋的。因为TPP是一个跨太平洋的机制,而且美国并非一个亚洲国家,而是在太平洋存在的力量,因此,我们想存在于区域性的结构中。因此,必须得是跨太平洋的,或者这种机制是跨太平洋的。

  2中国会否借亚投行挑战现有体系?

  我相信,在日本和我们美国人也有同样的观点。但是,现在中国可能正在尝试迈入一个新秩序之中,与传统的亚洲秩序相比,中国是位于中心的。这不仅仅表现南海问题,也包括之前的各种努力,他们尝试建立以亚洲为基础的秩序和贸易规则。

  当然,这还不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对立的路径。中国仍然还是APEC的一员,他们参与了大量的事务。所以,未来的前景还不是很清晰。

  但是,大家对于中国领导的、以亚洲为基础的秩序有很多担心。这是TPP得以推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尤其是吸引日本的加入上,当然,日本的加入,也有其他的考量,比如安倍经济学的因素。在一个讲究秩序于规则的基础上,我们想继续和日本以及成员国一起继续合作前行。

  相比之下,AIIB(亚投行)是另一种制度。很多人对中国成立AIIB与TPP联系成一起,认为这均是基于中国对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不满意。但AIIB算不上对现有体系有多么有颠覆性的挑战。

  中国是所有多边组织的成员,比如世贸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且,他们承认既有规则,接受这些规则,并且已经有6亿多中国人从这些规则中获益巨大。

  问题是AIIB对现有体现的挑战,其边界究竟在哪里?但我觉得,AIIB并不会从根本上挑战世界银行建立的规则。因为,中国政府在AIIB的决策过程中,把问题摆到桌面上,听取股东的意见,这种做法使得AIIB不断的往前走。同时,外界也有很多担忧,比如中国地缘政治的考量之类。

  总之,大家认为,中国作为一个重新崛起的力量,真的想干点什么。在某种程度而言,这可以理解。

  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考虑到,我们在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候,有三十二年的时间,我们的成员在相互攻击、争吵。因为,我们需要新的机制、机构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当时的初衷还是解决问题。

  但AIIB给我的感觉,只是拿到最大的股份,然后抢过麦克风(发出自己的声音),而非真正的解决什么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会带来切实的问题。如果你的兴趣是为了推动中国的地位,而不是解决面临的问题,那么,你就可能不会支持或者遵守以规则为基础的现有体系。

  3真正的问题:不能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块泼掉

  我相信,很多中国人,他们对此是充分明白的。不过,当我说“他们”的时候,你得明白,他们有14亿人。对这些问题,中国内部也有不同的意见。在央行、财政部,不少官员因为在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机构工作过,他们很熟悉这些机构是如何运作的,也明白这些规则是怎么来的。他们并不必然是中国的规则制定者。比如我们在过去几个月里看到的,这是我对这个机构的担心。

  尽管中国认识到,既有体现里的多边组织和机构,对他们也是有利的,不应该被很随意的扔到一边,即使在某些方面,这些机构和规则不能帮助中国人。但是,我也担心的是他们会伤害这些规则。

  如果说这些规则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比如说,亚洲开发银行离完美还有很长的距离,那么,让我们先来解决亚洲开发银行的问题,这是最好的办法,使他们更好的运作、更有代表性。应该说,中国对ADB(亚洲开发银行)的兴趣很复杂,ADB的问题也很复杂,至今中国仍从ADB获得大量贷款。

  另一个真实的问题时,美国确实很羞愧,我们之前没有通过IMF的改革,给中国更多的发言权,我们需要这么做,我至今仍然期待这会发生 。

  但是,尽管这确实存在这些问题,但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对世界银行的改革,从G7扩展到G20,奥巴马内阁做了大量的努力,巩固G20成员国的经济合作,这是巨大的妥协。

  最近的消息,人民币纳入SDR。这也证明,这个体系是可以、也正在给予中国更多声音和空间的。如果中国对这个规则有抱怨,在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后,那就让我们一起讨论谁该拥有什么样的座次。

  我认为,美日仍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去扮演,去提醒其他国家,这些基于规则的秩序是何等重要,我们需要致力于解决问题,一起让新加入者找到更好的方式,得到更好的结果。这让我想起得有澡盆里的婴儿,如果中国要从根本上反对现有的体现, 那就是把婴儿和洗澡水就要一起被倒掉了,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注:本文由胡剑龙根据古德曼先生的录音整理,未经其本人审核。胡剑龙,前南方周末记者,现居华盛顿,富布赖特访问学者,欢迎关注其公共账号:华盛顿有报)

来源时间:2015/12/15   发布时间:201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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