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樊大彧  来源：《北京青年报》

　　中国外汇交易中心近日正式发布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央行官网的评论文章表示，定期公布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将有助于引导市场改变过去主要关注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的习惯，逐渐把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的有效汇率作为人民币汇率水平的主要参照系，有利于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

　　此次，中国首次发布了官方编制的人民币汇率指数并公布权重，有媒体表示，这是人民币获准正式纳入SDR之后的又一件大事，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进程将大幅推进。汇率指数作为一种加权平均汇率，主要用来综合计算一国货币对一篮子外国货币加权平均汇率的变动，旨在全面地反映一国货币的价值变化。

　　官方的人民币汇率指数公布后，之所以引起市场广泛关注，其中的重要原因是，指数中美元和欧元的权重已接近平分秋色。这意味着，中国官方在公布一个新量化指标的同时，提醒市场今后观察人民币汇率不能再紧盯美元了。由此一些评论指出，中国此次发布有关汇率指数，是人民币“去美元化”的重要步骤，是一个与美元“脱钩”的宣言。如果说这种解读还是对有关举措合理的延伸分析，那么，一些机构做出的进一步猜测则令市场有些恐慌了。

　　人民币汇率指数发布后，引起了市场的广泛猜测，一些机构认为这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打开贬值空间。这种推断的逻辑依据是，人民币酝酿与美元“脱钩”，中国的汇率政策由盯住美元向盯住一篮子货币转变，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稳定将让位于对一篮子货币稳定。继而推论，未来人民币对美元会更富有弹性，汇率会更加市场化，目前人民币贬值预期抬头，此次人民币汇率指数的公布可能暗示中国官方将“允许”人民币对美元进一步走弱。

　　其实，一些机构关于人民币走弱的预测，并不符合发布汇率指数的政策意图，甚至是截然相反。此次中国官方发布人民币汇率指数，维稳意图明显。受美联储加息预期以及中国外汇占款变化不及预期等影响，上周，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5个交易日共贬值507点，跌破6.56，创下了4年新低。然而，刚刚公布的中国官方的人民币汇率指数则显示，截至2015年11月底，人民币相比一篮子货币较2014年底升值了近3%。如果只看人民币对美元的近期表现，一些人可能会感到惶惶不安，但再环顾欧元、日元、澳元等一篮子货币，则会发现，在国际主要货币中人民币仍属强势货币。

　　根据人民币汇率指数发布过程中透露的信息，可以发现，此时官方发布有关指数，就是要让市场看到平时被经常性忽略的事实，帮助市场改变悲观预期，进而促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自2005年汇改之初我国就引入了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但由于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对美元的长时间依赖，人民币汇率“紧盯美元”的市场视角，长期以来难以扭转。人民币如果一直盯住美元，必然会削弱自身独立性，降低投资者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意愿，不利于其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形成。此次中国官方首度发布人民币汇率指数，对推动社会转变观察人民币汇率的视角有重要意义，也将有助于更为独立的人民币汇率市场新逻辑的建立。

来源时间：2015/12/15   发布时间：201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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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巍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9月26日 第651期

　　面对中国日益走入国际舞台的中央，《经济学家》杂志最近发出了“中国想要什么”的追问，这一追问是一个巨大的时代命题，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的外交政策需要新的战略思维。

　　美国爆发严重金融危机和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经构成了国际体系演进的一个重要分水岭，即中国已经崛起为国际舞台上主要的全球性大国，而且这一崛起进程仍在持续之中。中美关系因此加速进入一个战略互动的新时代。

　　自1949年以来，中美战略关系发生了几次阶段性变化。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是两国20年的敌对关系，其间美国对中国奉行军事上的包围、政治上的孤立和经济上的封锁，而中国对美国则实行军事斗争上的不妥协、意识形态上的针锋相对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的越南战争，则是双方战略敌对关系的高潮体现。

　　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中美战略关系经历了惊世一跃，从战略敌对迅速演变为战略上的合作。这种战略合作关系的首要基础是中美两国在安全上都面临着苏联扩张主义的严峻威胁，此后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使得中美战略合作关系又增加了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基础。一方面，中国在经济上需要美国帮助其实现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的国家战略，另一方面，美国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产生了一种理想主义的期许，认为中国在价值和制度上会向美国靠拢，从而成为推动整个苏联模式引导下的共产主义国家发生变化的样板。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苏联的崩溃使得中美丧失了安全合作的基础，同时中国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使得美国的“理想主义期许”走向幻灭。但与此同时，日益蓬勃发展的双边经济关系却使得两国都从中受益。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爆发之后，美国发现，它仍然需要在反恐、地区安全等很多方面借助中国的力量。这也就意味着，中美关系既在意识形态、安全利益等方面有着不可回避的矛盾甚至冲突，又在经济和全球治理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合作利益。这一时期，中国主动选择“韬光养晦”战略，而美国也在“接触”和“遏制”的战略辩论中最终选择了前者。不少战略家认为中美非敌非友的判断就是这种战略模糊关系的体现。

　　如今，中美战略关系正在发生新的阶段性变化。美国开始高度重视中国的崛起，高调宣布其“重返亚太”，在政治、安全和经济等多个方面强力介入亚太事务，其对华政策也日益严厉，希望通过施加战略压力，将中国的崛起进程控制在它可以接受的范围。而中国也被认为日益“自信”，在领土争端、区域安全、经济合作等方面显得更加“强势”。美国的“战略转向”和中国的“奋发有为”成为这一战略竞争关系在政策层面的最集中体现。两国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诸多领域展开了激烈竞争，双方日益认为对方是最主要的竞争者，双边关系形态不再模糊而是日益清晰。但在另一方面，双方的依赖关系不仅没有减弱反而进一步深化，相互仍在很多方面展开着卓有成效的合作。

　　目前，中美之间不仅没有进行大国战争的潜在欲望，而且双方都极力避免发生大规模和全方位的冲突和对抗，都有意愿在竞争中维持合作。新时代的中美战略竞争没有表现为你死我活的安全威胁和领土扩张，而更多地是在国际事务主导权上的争夺，它具体体现为中美在双边、区域和全球各个层次，以及政治、经济和思想等多个领域所展开的对国际地位、现实利益和荣誉尊严的竞争。

　　首先，在国际地位竞争上，美国希望继续保持在全球诸多事务中的实际控制力，而中国希望获得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地位，特别是在亚太区域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其次，在现实利益争夺上，美国希望国际规则制定和现实国际活动，都能更多反映美国利益，而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有了更大的利益诉求，并希望得到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认真考虑。

　　最后，在荣誉尊严争夺上，美国基于对大国荣誉的渴求，希望成为世界的“灯塔”和“榜样”，并时时流露大国的傲慢，而中国作为一个有着百年屈辱历史的国家，则希望实现民族复兴，成为国际体系中受人尊敬的强国。

　　因此，归根到底，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呈现两大基本特征，一是中美在宏观战略层次上竞争主导权，二是双方又在微观技术层次上积极寻求合作和利益共赢，它们犹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共同构成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质。与此相应的是，中美关系中的两大机制可以确保这种战略竞争关系不会滑向传统的战略敌对关系。

　　第一，“战争恐怖平衡”机制。二战以后美苏之间的“核恐怖平衡”直接避免了美苏之间爆发热战。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核恐怖平衡”机制转化为更具有实质意义的“战争恐怖平衡”。现代战争带来了极其高昂的成本，中美双方在一场现代化的大规模战争中都没有赢家。不仅如此，美国甚至需要避免盟友卷入与中国的军事冲突。中美双方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都对大规模战争的破坏性后果，有着极为清醒的认知。

　　第二，“复合相互依赖”机制。国际关系理论家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最早提出了复合相互依赖如何影响了国际关系这一经典命题，但是当时他们的分析触角只涉及美欧关系。而今，这种“复合相互依赖”机制已经在中美之间发挥作用，主要体现在地区安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人员往来等多个方面，从而在中美之间缔造了巨大的共同利益。

　　然而，要彻底建立一种走出“修昔底德陷阱”的新型大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对中美战略竞争关系建立起有效的管控机制，以控制双方竞争的烈度，并且在竞争中拓展共赢的利益领域，进而防止双边关系滑入冲突和敌对的状态。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来源时间：2015/12/15   发布时间：2014/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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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希迎  来源：《当代亚太》2014年第4期

　　2014年3月3日，正当乌克兰危机升级之际，美国著名媒体《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发表了一篇措辞严厉的社论，批评美国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政策乃是基于空想，挞伐其对中俄两国的“炮舰外交”无所作为。社论犀利地批评了奥巴马的收缩战略(retrenchment)：“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以及苏联解体之时曾有过类似的收缩，但是美国每次都会发现，没有了自身的领导，世界将变得更加危险，并且无序的世界会危及美国的繁荣。”

　　曾几何时，冷战后美国独霸世界的地位令一些观察家喜形于色，并冠之以“最后的超级大国”、“孤独的霸权”、“新罗马”等称号。各大国没有制衡美国，更无法与之竞争，似乎美国将长期无敌于天下。然而，仅仅二十多年以后，局势就发生了变化，中国的崛起使得全球权力分配的天平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以至于美国的舆论精英对奥巴马的外交战略大为失望。现实是，中国在21世纪后的快速崛起惊醒了这些观察家的黄粱美梦。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腾飞，高科技研发能力的明显提升以及国防现代化的稳步推进等一系列成就粉碎了这些观察家的愿景。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美国着力在战略上布局亚太地区。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第三远征军和美国陆军第25步兵师重返太平洋战区的基地。2014年版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更是指出，美军将把亚太再平衡放在首位，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在亚太的军事部署，在2020年前将美国海军作战舰艇的6O%布置在亚太地区。这与以往50%的比率相比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尽管美国谋求重点布局亚太地区以防范中国，然而，环顾当前的世界局势，欧洲、中东和亚太这三个核心战略区域的局势不容乐观，美国恐怕很难同时予以兼顾。美国能否持续在亚太地区加注战略资源?在未来10~20年内，美国会不会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战略收缩?如果进行战略收缩，这将对亚太地区秩序有何影响?本文拟对上述问题予以讨论。

　　中国的崛起无疑将重塑西太平洋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中美如何安排未来亚太秩序也因而成为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在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帝国都难以逃脱从某些核心战略区域撤出的宿命。战略收缩既是历史上古老帝国的写实，也是对未来美国前途与命运的警示。近年来，尽管美国重返亚太的口号喧嚣尘上，但是美军从冲绳撤退至关岛、从阿富汗撤军，以及国内削减军费等动作似乎暗示着这个帝国在亚太地区的未来命运。基于此，有必要深入探讨美国在亚太地区进行战略收缩的前景，并对其将如何影响亚太秩序进行评估。本文认为，尽管当前美国主观上谋求加强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但是未来其在客观上势必会收缩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线。本文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介绍当前美国国内有关战略收缩和战略接触(engagement)的争论，第二部分论证为何美国会进行战略收缩，第三部分考察美国进行战略收缩的可能方式，第四部分分析美国战略收缩的负面影响，最后是简短的结论。

　　一、美国国内关于是否进行战略收缩的讨论

　　近年来，一些学者对美国应该秉持战略收缩还是战略接触展开了讨论。审视美国战略界的思想演变轨迹可知，当下的争论与冷战之后的争论一脉相承。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就面临着选择何种大战略的问题——是拓展其势力范围并充当世界警察，还是收缩其战略边界以图自保?在其后的近十年间，学术界各种观点纷呈，以下介绍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新孤立主义者认为，国际主义的外交政策于美国国家利益无益，因而支持美国收缩战线，执行一种克制的战略，以维护最大的战略自主性(strategic independence)。另一些学者则支持选择性接触战略，即主张美国有选择性地介入国际事务，强调美国应保持自身的国家实力、特别是军事实力。也有一些学者主张美国应该采取离岸平衡战略。另有学者认为美国应采取集体安全的战略，推动大国间的安全合作。还有观点认为美国需要维持其霸权地位，深度介入国际事务。综合上述观点来看，主张战略克制的观点多是秉持现实主义的理论，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根本宗旨;主张战略接触的观点则大多属于自由主义的阵营，往往更为推崇价值在外交中的地位，因此在安全上主张推广民主制度，加强民主国家之间在安全上的协调，在经济上则主张自由贸易和开放市场。

　　九一一事件之后，反恐战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战略安排。在其后的十余年间，对于美国是否应进行战略收缩的讨论较少。最近几年，当美国学者重新审视反恐战争的得失时，他们对美国深陷战争泥潭而失去了十年时间以及中国利用这一战略机遇期快速成长的现实往往充满了复杂的感情。在美国应如何应对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崛起和是否需要收缩其战线这两个问题上，当前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支持美国收缩战线，以保持战略克制和战略自主性。根据这些学者的论述和观点，我们可以将其归类为新孤立主义者。在这些学者看来，冷战后美国的政治精英对世界局势的误判导致了外交战略的走形。尽管苏联解体令美国成为全球霸主，但是单极世界只是一个幻想，其他大国的崛起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美国试图将新势力纳入当前格局，并使它们成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的努力是徒劳的;美国的政治精英长期被这种幻想所蒙蔽，并使小布什政府做出了错误的抉择，也可能使奥巴马政府犯错。更有甚者，经过几次地区战争，美国已经过度扩张，无力承担过多的国际责任。在这些战略家看来，美国已经陷入了与以往霸权相似的模式——过度自信、过度消费、过度扩张。其结果就是美国因为陷入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泥潭而无暇顾及其他地区，令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坐收渔翁之利。综合来看，当前美国海外大规模的驻军不仅无法保证自身的安全、繁荣和自由，反而会让美国更不安全。美国保持超强的军事优势，消耗如此巨额的军事费用，不但有违于立国精神，反而使美国陷入了一种权力难题，更使得其无法保持战略自主性。这些因素迫使美国考虑进行战略调整，秉持一种克制的战略，并收缩全球战线。

　　在某种程度上，战略克制已经成为美国大战略的新基础。对美国而言，外交政策的首要目的是保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推动经济繁荣，因而战略克制是最好的实现方式。从这些学者的论述来看，其主张的战略克制大体上包含三个层面的内涵：首先，不轻易使用武力，控制过度扩张的欲望。战略克制是以狭义的安全利益为基础的，不轻易使用武力是其重要内容。因此，美国需要采取审慎的外交政策来保证国家安全，避免不必要的、没有收益的军事冒险。其次，削减军费开支，不过于强调军事力量的首要地位。奥巴马上台后，屡次削减军费开支，大力压缩美军规模。这被大多数学者视为战略收缩的重要表现，并将因此限制美国的全球地位。最后，鼓励盟友承担责任，减少美国的国际责任。特别是在亚太地区，鼓励日本和韩国等盟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以减轻美国的战略负担。

　　与这一观点针锋相对，另有一些学者主张美国应该继续介入世界事务，积极塑造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在他们看来，战略收缩的鼓吹者过于高估了深度介入战略的成本，而低估了其收益。因此，美国不应该收缩其战略，而是应继续推行深度介入的战略。尽管这些学者都支持美国继续积极介入世界事务，但是其出发点不尽相同。

　　第一种观点承认美国已经相对衰落，但仍然支持美国介入世界事务。如约瑟夫·奈(Joseph S.Nye)曾撰文指出，在未来几十年，美国将是“首要”但却不是“唯一”的大国。因此美国要更好地结合硬实力和软实力。美国的解决方案不是孤立，而是要推行一种类似于艾森豪威尔总统在2O世纪50年代所倡导的选择性战略。奥巴马政府在地缘政治上进行战略收缩时，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以及在伊朗和叙利亚的政策都成为众矢之的，这种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收缩被视为战略性不作为。事实上，在过去十多年间，美国领导的霸权秩序已经遇到了严峻的危机。国际体系中的新问题、新力量和新变化逐渐显现，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出现、国家主权规范受损、暴力来源的变化和安全相互依赖的深化等问题都对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造成挑战，美国对世界秩序的管理面临重重困难。这些问题极大地挑战了美国的首要地位。有战略分析家指出，美国应该继续从事自由主义秩序的构建，以规则来领导世界秩序，寻求同其他国家就霸权契约进行再协商，以重新建立在全球的战略部署。

　　第二种观点则否认美国正在衰落。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G.Brooks)和威廉·沃尔福斯(wmiam C.Wohlforth)认为，在一个没有制衡的世界里，美国空前集中的权力资源逐渐使得体系中制约美国安全政策的努力毫无作用。理论上，若一个国家的权力集中超越了一定的门槛，则体系对其安全政策的束缚作用就会逐渐丧失效用，所以处于首要地位的美国不必担心体系性约束对其安全政策的束缚。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则认为，美国的衰落并不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如果美国不介入国际事务，世界将很快成为一个更加危险恐怖的地方，较之中国和俄罗斯，美国的领导要对世界各国更为有利。为此，美国必须积极介入世界事务，维护国际秩序，继续坚定地做世界领袖。

　　综合来看，战略收缩论者和深度介入论者的观点都是基于当前美国国际环境和自身能力所做出的判断，并不存在孰是孰非的问题。从长期历史角度来看，美国外交政策有着自己的周期性规律，收缩或扩张其战线是一种正常的战略反应。纵观当前的美国安全战略，我们可以觅得一些战略收缩的线索，可以判定美国当前正在进行战略收缩。美国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是其外在表现，也是利益权衡后的一种主动撤出。战略收缩的另一个核心内容——缩减对盟友的承诺一一实质性变动不大。换言之，当前美国只在某些地区和某些领域进行战略收缩。那么，未来美国在亚太地区是否会进行战略收缩?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二、为何美国将会在亚太地区进行战略收缩

　　任何国家的战略都有一定的边界，并且这个边界是动态的。总体来说，战略边界的变动是由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共同决定的。调整其战略边界，进行战略收缩也是一种常态的国家行为。奥巴马上台以来，为了处理小布什政府时期留下的“烂摊子”，执行了一套以战略收缩和战略克制为主的战略。作为战略部署的核心地区，美国主观上不会轻易在亚太地区收缩其战线，反而谋求持续加大在这一地区的战略部署。然而，这一战略布局将会受到国际格局和国内政治的制约，其前景并不乐观。加之中国的快速崛起已经冲击到原有的秩序，亚太地区秩序面临着重构的客观要求。那么，美国会不会大幅度地进行战略收缩?尽管美国主观上不愿意，但是战略收缩已不可避免地成为其战略选项之一。总体来看，有四个主要因素决定了未来美国必然收缩其在亚太的战线。

　　首先，过去十余年问，美国在战略上已经过度扩张。过度扩张是国际政治中的常见现象，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当一个大国不能兑现其承诺，无法通过自身能力支撑其大战略时，就意味着出现了过度扩张。“当政治精英们在政治上可以无拘无束地做出扩大威慑的承诺，甚至是出于迫不得已而做出承诺，但同时在经济上或政治上又受到制约，无法获得必要的能力来履行这些承诺时，就会出现扩展过度。”在单极体系下，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容易导致美国过度扩张。九一一事件爆发后，更促使美国对此做出了过度反应。随着恐怖主义的泛滥，美国大战略的指导思想也在发生变化，进攻性自由主义逐渐主导了美国大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促使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这两场战争耗费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令美国陷入了战争的泥潭，成为其大战略的沉重负担。仅在2001～2011年的十年间，美国就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花费了12830亿美元。另外，通过持续不断的增兵，美国曾一度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分别驻扎十余万军队。这两场战争还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伤亡，截至2014年5月，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死亡4424人，在伊拉克战争中死亡2329人，总计死亡6753人。从国内和国外的核心指标来看，美国的军费开支数据和战争死亡人数是其战略扩张的最直观表现。

　　美国已经出现了过度扩张的态势，原因在于其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耗费了过多的战略资源，加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成长，美国因而需要同时应对来自几个方面的冲击。目前来看，当欧洲、中东和亚太这三个战略核心地区同时出现事态时，美国就显得捉襟见肘，无力同时应对来自这些区域的挑战。在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俄罗斯持续强势的背景下，美国还能继续执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吗?这仍是一个有待于观察的问题。根据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的理论，当变革与扩张在成本和收益上达到平衡后，维持现状的经济成本比支撑现状的经济能力上升的更快，防务开支的不断攀升和政治统治成本的不断增加必然导致过度扩张。考察美国在欧洲、中东和亚太的战略态势及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的两场反恐战争可知，美国通过对外战争来获得自身安全的战略已现疲态，战略上过度扩张的恶果已经逐渐显现。这是因为，“通过扩张而获得安全的战略极少奏效，因为支撑这一战略的观念与国际政治中两条最为有力的规律是互相矛盾的，这就是均势与扩张成本的不断增加”。在中亚和西亚，美国逐步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可以说，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给美国带来的政治成本已经超越了其可以承受的界限，高昂的军费开支和国内政治成本迫使其进行战略收缩。在这一点上，美国高层精英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正如奥巴马在回应批评者的自我辩护中所说：“美国必须始终领导全世界，但美国并非要在每项问题中都使用武力解决，因为军事行动的成本太高。”在亚太地区，美国谋求巩固与盟友的关系，以加强在该区域的存在。然而，就目前局势来看，由于受到军费开支削减的影响，美国在亚太地区也显得力不从心。此外，水域的阻隔力量和地缘政治的限制使得美国维持全球霸权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尽管美国口头上高喊重返亚太，但是实际行动却是在收缩其战线，压缩其在该地区的力量，以消化自身过度扩张所带来的后果。

　　其次，在未来十年内，美国将继续大幅削减其军费开支。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进行了十年反恐战争。在这一期间，美国军费大幅攀升，2011财年国防预算达到顶峰，包括战争拨款在内，美国国防预算总额达到7250亿美元。然而，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出现财政危机，为了解决这一危机，国会推动削减预算赤字，启动“自动削减赤字”(sequestration)机制。为此，参议院和众议院在2011年通过了《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制定长期削减赤字方案。最新公布的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也指出，国防部面临着不断变化的、相当不确定的财政环境。在2015财年的国防预算中，美国国防预算下降到4956亿美元。正如《孙子兵法》所言，“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将持续削减其国防预算，而这对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

　　从现实情况来看，削减国防预算必将对美军产生深远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军事现代化、军队的组织结构、个人开支和管理费用等方面。具体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削减国防预算的影响则主要集中于军队规模和武器装备两个层面。其一，国防预算减少将迫使美国缩小军队规模。在陆军方面，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Chuck Hage1)于2014年2月24日公布了历史性的削减陆军方案，计划将美国陆军人数由战时的57万人削减至44～45万人。这一裁军计划将美军缩减至二战以来的最小规模，陆军数量则将降至二战前水平。海军方面，海军陆战队也计划裁减数千人。其二，美国武器装备的研发和装备将受到影响。因军费削减，美国必须将有限的战略资源优先投入到尖端武器项目中，受此影响，一批武器项目下马或退役。例如，美国空军计划撤编1O战机编队，让U一2侦察机退役，并放缓无人机项目。海军面临着同样的窘境，哈格尔在2015财年预算预览中指出，濒海战斗舰(LittoralCombat Ship)的采购数量将削减至32艘，并要求美国海军研究可行的替代方案。

　　军队规模缩小和武器装备紧缩势必也会影响到美国在亚太的战略安排。一方面，这会迫使美国减少海外驻军，关闭一些军事基地。由于大批军事人员缩减，加之战舰、战机以及武器项目削减，美国从亚太撤出部分驻军就难以避免了。事实上，近年来美军已经逐步减少在亚太的驻军，转移部分军事力量到关岛、澳大利亚和夏威夷等地，这既是出于躲避报复性打击的考虑，也是美国军费开支缩减背景下的无奈之举。另一方面，这客观上会造成美国武器装备优势的缩小。美国军费开支缩减不仅仅是绝对数目的缩减，更是相对额度的下降。在此背景下，美国在武器装备上的投入必然受到影响。反观中国，由于军费开支充足，其在高精尖武器装备上的研发与装备会逐渐缩小与美国的差距，且这一趋势正在发生。捉襟见肘的军费开支迫使美国在亚太地区进行战略收缩，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一趋势将不会有本质变化，因此我们可以预判未来美国必然会继续收缩。然而，缩减军费开支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美国的战略收缩需要更加清晰和一致的战略。

　　再次，强有力竞争者的出现。在地区秩序中，强有力竞争者的出现往往会冲击既有的格局。在当今的亚太地区，就出现了这种态势。冷战结束之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军事现代化成就斐然，中日和中美之间的权力转移速度之快，已经全面冲击了目前的亚太地区秩序。为了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美国在主观上必然会持续增加在这一地区的战略资源，以维持一个大致的平衡。正如吉尔平(Gilpin)所指出的，“随着对手数量和力量的增长，挑战国迫使支配国使用更多的资源来维持其占优势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因此，增加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资源投入，就成为美国一个不可避免的选择。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美国在2014年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里的战略部署，并将美国大部分空海力量布署在亚太地区。此外，巩固与亚太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是美国的明智选择。周边国家因恐惧中国崛起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为美国提供了机会，以鼓励这些国家制衡中国，减轻自身的战略负担。

　　然而，在国防预算缩减的背景下，美国这一战略的实现也存在诸多困难。甚至可以说，美国无力应对这一局面。其一，在全球层面，美国面对的挑战者不仅仅是中国，还有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其他新兴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有的国家扮演着国际秩序破坏者的角色，有的则扮演支持者的角色。不管角色如何，这些国家都会加大既有国际秩序的张力，耗费美国的战略资源，分散其注意力。另一方面，中国的崛起速度和强度都是前所未有的，美国及其盟友在制衡中国时显得力不从心。尽管中国的战略意图不那么具有进攻性，但是这种速度和强度带来的冲击却不可小觑。在短期内，美国仍然希望通过亚太再平衡战略制衡中国。必须指出的是，即便在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美国进行战略收缩的幅度也是有限度的、概率较小的。换言之，美国还可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战略收缩，却将战略资源集中到亚太地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会进行战略收缩。历史上，当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时，美国也曾进行战略收缩。美国是否进行战略收缩，将取决于其对战略成本与战略收益的权衡。目前，美国仍然能够根据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幅度，通过再平衡的战略抵消中国崛起的影响。然而，这一战略并不具备可持续性：随着中国实力的进一步扩大，美国的再平衡战略就会达到一个临界点。在这个临界点以后，美国将无力支撑其在亚太的战略，并转入战略收缩的阶段。另外，作为美国战略部署的核心地区，中东、欧洲和亚太都耗费着美国的战略资源。如果中东和欧洲平安无事，美国或许能够维持亚太再平衡的战略;倘若中东和欧洲出现动荡，内外交困的美国恐怕就要捉襟见肘了。

　　最后，对亚太地区盟友的承诺会持续加重美国的战略负担。承担盟友体系带来的成本是美国保持在亚太地区存在的必然，也是一种常态化的因素。但是在中国快速崛起的前提下，该常态化因素的重要性凸显。由于美国的盟友无法单独抗衡中国，美国必须增加其战略承诺，战略负担的增加也就不可避免。二战后，美国在亚太通过双边联盟，构建了一个轴辐(hub—and—spoke)体系，这种双边联盟体系成为亚洲秩序的重要基石。在美国的大战略安排中，亚太的轴辐战略成为其遏制中国崛起的利器，并对亚太各国形成了结构性限制。轴辐战略的排他性结构，将这些国家与美国捆绑在一起，中国的快速崛起很难获得这些国家的认同。此外，该战略还保证了“轮辐”之间联系有限，各国都有求于美国。如果有盟国不遵守规则，或者谋求打破或逃出轴辐战略的结构，美国能通过惩罚措施护持其地位。然而，维持这一战略安排的正常运转、管理这个联盟体系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美国当前已经略显疲态、力不从心。

　　一方面，美国在安全和经济两个方面需要提供大量的公共物品。在亚太地区，美国通过双边联盟体系向其盟国提供安全保护，这需要巨大的军费开支来支撑这一战略。在经济上，二战后美国向其盟国开放市场，并通过一系列国际经济制度向其盟国提供公共物品，从而推动了这些国家的经济起飞。在理论上，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需要在权力和承诺之间维持一个均衡，一旦承诺超越了权力，会导致“目标与手段”的脱节，就容易出现深层次的政治纷争。观察当下的亚太地区秩序，美国维持地区安全秩序的成本越来越高，而其军费开支却逐渐缩减，这一张力的效果越来越明显。为此，美国采取的解决途径是鼓励其盟友承担更多的责任。这一战略在短期内是有效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美国的战略负担。但是，由于中国崛起的速度过快、经济实力过强，美国的盟国将很难承受制衡中国的成本。因此，从长期来看，这一战略将难以奏效。

　　另一方面，美国容易受到盟友牵连(entrapment)，从而增加中美冲突的概率。在联盟政治中，不对称联盟中实力较强的国家如何避免被实力较弱的国家牵连是联盟管理的重要政治难题。在美国构筑的亚太联盟体系中，有四个议题可能使美国被牵连到冲突之中：(1)朝鲜问题。作为亚太地区安全的老议题，朝鲜问题成为美韩同盟难以绕开的敏感议题。如果朝鲜半岛发生冲突或者战争，美国势必受到牵连，无法置身事外。(2)台湾问题。根据《与台湾关系法》，美国对台湾地区提供安全保护。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台湾问题有可能牵连美国而引发中美冲突。对美国来说，迫使台湾地区保持节制并保证自身不被拖人中美冲突中才是良策。(3)钓鱼岛问题。近年来，钓鱼岛问题成为中日关系中的重要议题，也考验着美日同盟。日本政府积极游说美国承认《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尽管美国表面上宣称不介人中日领土争端，但是一贯坚定主张《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2014年4月24日，奥巴马访问日本时重申，《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由于钓鱼岛争端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如果美国坚持《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立场，则被牵连进钓鱼岛争端的可能性很大。(4)南海问题。与钓鱼岛问题类似，为了实现对菲律宾等盟国的承诺，南海问题也有可能将美国牵连进中美冲突中。总体而言，以上四个议题使美国容易受到盟友的牵连。如果美国严守联盟承诺，则会加重自身的战略负担，并有可能导致中美冲突;而如果美国采取相对疏离的联盟战略，降低战略承诺的程度，则有可能被其盟友抛弃。未来美国如何在两者之问权衡，将影响亚太秩序的变迁。

　　综上所述，以上四个因素将迫使美国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其中前两个因素成为整体上掣肘美国战略布局的基本因素，尽管美国谋求将亚太再平衡放在首位，但是欧洲和中东的局势并不允许其这么做。也就是说，美国已经过度扩张，其现有的国内基础不足以支撑如此大规模的全球扩张的军事成本。一旦美国有限的战略资源分散到欧洲和中东两个区域，其在亚太的战略部署必然受到影响。在军事预算削减、海外力量收缩的前提下，同时兼顾亚太、中东和欧洲三个核心区域，这在战略上如何成为可能?这应该是目前美国最需要解决的战略难题。在某种程度上，后两个因素将使得美国将战略资源集中于亚太难以奏效。随着中国的崛起越来越强势和由此带来的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负担日益沉重，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将难以为继，这将迫使其在亚太地区进行战略收缩。

　　三、未来美国战略收缩可选择的手段

　　如果未来从亚太地区收缩，美国可选择哪些手段呢?根据战略意图，可以将战略收缩分为积极收缩和消极收缩两种类型。根据措施和手段，则可以将战略收缩分为减少战略资源和减少战略成本两种类型。总体来看，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间，美国的积极战略收缩会更多一些，减少战略成本的手段和措施会更多一些。从可选择的手段来讲，美国的战略收缩主要包含主动撤军、缩减战略承诺、和解政策和“离间”中国与盟友的关系。

　　第一，减少在亚太的驻军。从海外战争中抽身、减少美国海外驻军的战略消耗是美国战略收缩的重要途径。美国主动从战争中抽身以改变其战略上的不利态势，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从越南战争中抽身。整体上来看，美国的海外撤军包括两个层面：在全球层面，当前美国秉持在欧洲减兵、在亚太增兵的战略。美国已经在2O11年从伊拉克全部撤军，并计划在2016年从阿富汗全部撤军。如果说美国当初从越南战争中撤退是从过度扩张中收缩，那么当前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面临着同样的局面。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对美国来说是甩掉战略包袱的措施，可以腾出战略资源并将之投送到亚太地区，以防范中国的崛起。例如，美国与澳大利亚于2011年达成安全协议，为加强美国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最终将在澳大利亚部署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从这个层面上来说，这种全球层面的战略调整客观上会增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

　　尽管美国会在亚太地区加注战略资源，但是其在未来仍难以平衡规模如此庞大的中国，这是由中美互动的态势决定的。中国近年来一直保持高速的军费开支，军事技术创新也是层出不穷;与之相对，美国则逐渐削减军费开支，压缩在军事技术研发和装备上的投入。事实上，在有限的国防预算中，美国能投入到亚太地区的增量可能不超过100亿美元，这很难支撑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按照这一趋势，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实力将越来越走向均衡。事实上，美国近年来在亚太地区同样在收缩战线。例如，美国和日本在2012年达成协议，将驻冲绳美海军陆战队的人数从8000人调整为4700人，其余3300人将转移至夏威夷、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等地。这一方面是出于“分散部署美军兵力，躲避可能因美军对他国实施军事干预和打击而招致的报复性打击”。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受到国内军费削减的影响，美国将战略资源集中于亚太地区越来越难以平衡中国快速军事现代化带来的冲击。按照现在的计划，美国到2020年在太平洋地区增加的战舰数量非常有限，其中大部分还只是作为机动力量，这对于平衡中国海军的增长无疑是杯水车薪。回顾历史可知，当外交战略遇到强大的外部阻力，战略成本高到难以承受时，美国往往会主动调整其战略，并收缩其战线。因此，如果中美按照目前的互动态势发展，美国将难以承担平衡中国军事力量成长的代价，缩减在亚太地区的驻军就成为其现实考虑之一了。

　　第二，缩减在亚太地区的部分国际义务和战略承诺。缩减国际义务是减轻战略负担的最有效方式。正如吉尔平所指出的：“收缩的最直接方式是单方面地放弃国家所承担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某些义务。”早在越南战争之后，美军就大幅削减开支，由日本承担了大部分责任。在未来的政策选择中，美国减少对亚太地区的某些国际义务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这对于减轻其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负担有着重要的意义。总体来看，这一战略包含两个部分：

　　一方面，缩减在亚太地区的部分国际义务。这不仅包括减少在亚太地区的驻军，转移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基地，更为重要的是放弃部分战略承诺。美国通过双边联盟的轴辐体系向盟友承诺通过驻军和核保护伞保护它们的安全。尽管历届美国政府都推动巩固与亚太盟友的关系，声称严格恪守其战略承诺，但是放弃部分战略承诺是其减缓负担的可选择方式。在未来的战略选择中，美国有必要缩减对东亚的外交承诺，并且不要招致中国的扩张主义，这可能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在台湾问题上，美国面临的情势更为迫切。有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常规军事力量和核力量的上升，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已经占据了优势，为了避免中美因台湾问题发生冲突的危险，美国可以考虑收回对台湾地区的承诺。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也认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尽管美国对台湾地区的战略承诺事关其在亚太的战略信誉，但是美国应该充分意识到当前这种美台关系并不可持续。出于地缘的因素和引起中美冲突的风险，美国明智的战略是不要试图将核威慑延伸到台湾地区。如果中国能够继续实现崛起，则美国只能“与台湾地区说再见”。上述观点代表了美国战略界中相对审慎保守的一派。尽管有学者对这一论调持反对意见，但在面临中国日益增强的崛起压力时，这不啻为一种现实的选择。

　　另一方面，鼓励盟国承担更多的义务。在美国的防务战略中，鼓励盟友承担义务是重要内容，而伙伴能力建设更是奥巴马战略调整的重要一环。在美国政府看来，盟友承担义务能够“巩固美国面对未来危机和意外事件的能力”。为此，美国积极推动与日本等国的合作，促成其承担在亚太驻军的部分费用，以减轻自身的战略负担。在冷战期间，日本政府就主动承担了一些额外的义务，通过“关怀预算”承担驻日美军基地日籍工作人员的福利与劳务费，并负担驻日美军基地设施维修的费用。根据《驻日美军地位协定》，日本有义务承担美国驻军的部分费用。例如，美国最早将在2014年实施海军陆战队从冲绳转移到关岛的计划，需要花费102.7亿美元，根据美日之间达成的协议，日本需要承担6O.9亿美元的开支，而美国只需担负41.8亿美元。推动盟国承担部分义务，可令美国在亚太地区维持一种较低的战略成本。

　　第三，与对手或者潜在对手实现战略再保证(reassurance)。战略收缩的另一个重要手段是与对手实现和解，以平息纷争。从现实政治的角度，这种和解就是要实现战略再保证。具体而言，美国在亚太的战略收缩就是与中国实现战略再保证。中美两国之间需要建立战略再保证的建议，最初是由美国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B.Steinberg)于2009年提出的。他认为，战略互信是一项关键的相互约定，在这个约定下，中国的发展及其在全球日益增长的作用将不以损害他国的安全和福祉为代价。然而，囿于当时的国内外政治环境，这一提议并未成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战略框架。但是这一概念并非没有意义，事实上，这一概念指向的问题与当前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所需解决的问题高度一致。2013年6月7～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利福尼亚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两国达成了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是内生的、路径是多层的，需要基于两国的现实战略利益，由两国共同维系和实施。这就需要中美两国实现战略再保证，构建战略互信，以降低两国竞争和对抗的烈度，进而节省战略资源。在其他议题上，美国同样可以通过战略再保证的方式实现问题的解决。例如，在美朝关系和美越关系上，美国同样可以采取这一战略，这会一定程度上减轻美国的战略负担。总体来说，这种通过与对手或者潜在对手实现和解的方式，有利于减缓美国的国际压力，进而以最低的成本维持亚太秩序。

　　第四，分化对手的盟友和战略伙伴。在国际政治中，通过结盟来维护安全是一种普遍的国家行为。美国在未来的亚太战略中可以选择巩固已有的盟友关系，甚至适当增加盟友和战略伙伴的数量。然而，增加盟友和战略伙伴往往也会产生一些负面作用，如需要增加一些战略承诺，且有可能受到牵连。增加盟友和战略伙伴总体上是有利于减轻还是会增加战略负担，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相对而言，美国减少对手的盟友和战略伙伴，其正面效果更为明显。这一战略包含三个层面的含义：

　　其一，美国可以“离间”中国与盟友和战略伙伴的关系，以减少中国盟友和战略伙伴的数量。具体来说，美国在这一点上的手段繁多，既可以通过经济援助，也可以通过提供安全保障，还可以通过支持国内政治势力、甚至可以通过武力威慑和征服来实现。以缅甸为例，美国在经济上给予其援助和投资，在政治上鼓励其政治改革，推进其民主化，从而实现了“挖墙角”的目的。

　　其二，通过利诱或者威逼，降低中国与盟友和战略伙伴的合作程度。在不对称联盟中，联盟之间的合作往往是基于强大一方能给弱小一方提供经济或者安全上的帮助。而在现实中，这一点的可替代性很强。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美国提供安全的能力要远远强于中国。因此，美国可能会选择通过提供替代性的保证，降低中国与盟友和战略伙伴的合作程度。

　　其三，严防中国与美国的盟友过于接近。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是美国在亚太地区轴辐体系的“辐条”，美国非常忌讳中国与这些国家过于接近，从而损害自身利益。因此，每当中国与这些国家的战略关系改善时，美国往往阻碍这种态势的形成。例如，在中日韩三国关系中，由于受到领土争端和历史问题的影响，中国与韩国有着类似的利益需求，往往会形成中国与韩国共同应对日本的局面。这一局面并非美国所乐见，因此美国在幕后积极推动日本与韩国摒弃冲突、缓和两国关系，以免中国与其盟友关系过于密切。

　　总体而言，美国可以选择的手段很多，但是主动撤军、缩减战略承诺、和解政策和“离间”中国与盟友的关系这四种手段相对来说更有可能被美国采纳。在这四种手段中，主动撤军和缩减战略承诺更多是基于美国自身的国家实力，和解政策和“离间”中国与盟友的关系则可以不基于自身实力。换言之，前两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后两种手段则相对灵活。因此，如果要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在亚太地区战略资源不足的窘况，则可能需要在主动撤军和缩减战略承诺两种手段上做文章。

　　四、美国战略收缩对亚太秩序的挑战

　　长期来看，21世纪以来的美国难以避免相对衰落的趋势。“后美国时期”的世界秩序如何安排，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在中国强势崛起的情势下，这种安排在亚太地区将体现得尤为明显。那么，美国的战略收缩将会对亚太秩序产生何种影响?不可否认，美国的战略收缩给中国崛起带来了历史机遇和战略空间。然而，同样不可忽视的是，美国的战略收缩对亚太秩序也是严峻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中美关系、美国的联盟体系和亚太的权力结构三个层面。

　　首先，影响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形态。作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往哪个方向发展备受瞩目。随着中美两国的实力逐步走向均衡，两国战略意图的作用逐渐上升。由于中国处于一个国力上升期，因此可以称中国在战略上是进取的;美国则处于一个相对衰落期，在战略上是收缩的态势。如果简单地将美国的战略划分为遏制、接触和两面下注(hedging)三种形式，那么在美国进行战略收缩的前提下，当其谋求遏制中国或者两面下注时，中美两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很大。当然，不管美国是否进行战略收缩，谋求遏制中国或者两面下注都会加大中美两国冲突的概率和程度。但是，由于在战略收缩的态势下美国的国家实力与战略意图存在一个落差，因而谋求遏制中国或者两面下注更容易增加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也就是说，当前中国与美国的实力增长呈现不平衡的发展态势，如果美国无视这种权力格局的变化，遵循僵化的、难以满足快速变化的现实需求的战略意图，则中美关系出现紧张态势的可能性只会越来越大。

　　特别是在两面下注的态势下，由于接触政策与遏制政策是两套不同的逻辑，如果同时执行，则会导致两种政策之间的相互矛盾，造成政策与手段互不匹配的悖论。在这种情况下，与现实格局不匹配的互动模式会冲击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对中国和美国来说，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的提出为两国关系构建了一个框架，以容纳并化解崛起中大国与霸权国之间的尖锐对立，并避免最终走向冲突与对抗。但是，在这一框架的构建中，双方对彼此战略意图的疑虑是一个重要的阻碍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首要问题。在具体议题上，中美两国如何处理朝鲜核问题、海洋争端、两军关系、经济关系和网络安全等几个核心议题，则直接关系到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因此，在战略收缩的态势下，如果美国选择与其国力存在较大落差的政策，则会冲击中美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而当美国根据中美实力对比的态势适时调整自身战略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景则会相对明朗。

　　其次，冲击美国在亚太的联盟体系。在美国战略收缩的态势下，美国如何处理与其盟友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总体来说，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给予盟友更大的自主权，推动盟友承担更多的责任，以减轻自身的战略负担。为此，美国积极鼓励日本承担更多的责任，支持其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针对这一点，在2014年4月的亚洲之行中，奥巴马公开表示欢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无疑显示了美国的企图。二是增加对盟友的战略承诺。由于无力亲自“冲锋陷阵”，美国更倾向于鼓励其盟友承担一些责任。因此，美国需要在背后给予支持并给予战略承诺：(1)美国致力于巩固美日同盟，并向日本承诺《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2)针对朝鲜的威胁，坚定对韩国的承诺。(3)力挺菲律宾，在中菲南海岛屿争端中支持菲律宾。在2014年4月28日奥巴马访问菲律宾期间，美国与菲律宾签署了一个为期十年的《美菲加强防务合作协议》，协助菲律宾应对日益升温的中菲争端。(4)坚持对台军售。奥巴马上台后在此问题上变本加厉，分别于2010年和2011年两次对台军售总计达122.44亿美元。此外，美国众议院分别于2013和2014年通过了《2013台湾政策法案》和《2014年确认“台湾关系法”与军舰移转法案》，推动奥巴马政府对台军售。美国的这些举措意在通过调动盟友的力量来应对中国的崛起。

　　然而，这一选择存在一定的负面效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美国增加战略承诺会鼓励其盟友采取强势的外交政策，进而会激化其盟友与中国的冲突，从而导致亚太地区秩序充满不确定性。这在日本和菲律宾两个盟友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美国增加对日本的战略承诺，鼓励日本的外交政策走向强势。在最近的亚太秩序中，美国成为日本外交政策的推手，在事实上鼓励日本追求一种更为积极和强势的安全政策。在此背景下，日本努力强化其军事力量，并在中日东海争端上保持一种强硬的立场。正是有了美国在背后的支持，安倍政府才成为改变亚太秩序现状的麻烦制造者。由于日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这对亚太秩序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因此，美国在未来如何控制日本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美国对菲律宾的支持也是后者敢于挑战中国的原因。在南海争端中，实力最弱的菲律宾却甘当“出头鸟”，屡次叫板中国，其背后的原因就在于美国的战略承诺，令菲律宾有恃无恐。

　　另一方面，增加战略承诺会降低美国亚太联盟体系的凝聚力，并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美国与盟友的矛盾可能会增加。这是因为，盟友自主权的增加往往导致其外交政策充满了不确定性，这对美国管理其联盟体系提出了挑战。以日本为例。美国鼓励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尽管这有利于日本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也给予日本更大的防务自主权，使得在涉及到中日争端的问题上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陡然上升。这种不确定性的增加，客观上反过来会增加美国与盟友的矛盾。第二，盟友之间的凝聚力会下降。由于美国充当日本的靠山，鼓励其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种行为同样会影响到美国联盟体系内成员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在日韩关系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由于受到历史因素和领土争端的影响，日本外交政策的强势引起韩国的强烈反弹和日韩关系的紧张。对于美国来说，这种联盟体系内成员关系的紧张并不符合其利益，为此美国积极劝服日韩，呼吁两国缓和关系，以应对来自朝鲜和其他地区不确定性的挑战。

　　再次，重构亚太地区的权力结构。对于一个大国来说，战略收缩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这是因为，战略收缩往往会导致战线一溃千里，颓势难以扭转。正如戴尔·科普兰(Dale Copeland)所指出的，战略收缩是一个国家极力避免的选择，也是最后方能采取的一种战略，这一战略收益很小而风险极大。吉尔平也认为，“由于收缩标志着大国的衰落，因此一个国家极少主动去收缩或退让”。从主观愿望上，没有国家愿意收缩战线。然而，一个国家是否愿意收缩往往不是由自身所决定的，当前美国在全球的战略收缩就是一个例证。美国在亚太收缩后留下了一定的权力真空，这将对亚太地区的权力结构产生影响，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一方面，日本自主性的提升会引起中日竞争的加剧。从宏观的格局上来看，东亚区域内存在中国和日本两个竞争性的大国。这两个大国之间的互动，直接塑造了东北亚地区的权力格局。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经济和军事实力都已经赶超日本，导致东北亚地区的权力转移加速。从这一角度来看，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领土争端和海洋纷争都是这一历史背景下自然而然的外在表现。然而，在战略收缩的背景下，美国鼓励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将导致中日竞争的加剧。这是因为，美国给予日本的“尚方宝剑”无疑提升了后者的外交自主性，令日本在处理与中国的纷争时更为从容和自信。由此，美国很难控制日本外交政策的走向，一旦日本的行为超越了美国承诺的界限，则会导致更大的不确定性。

　　另一方面，中美位势的转换容易导致不确定性上升。中美位势的转换不仅包括两国在亚太地区扮演的角色，而且包括两国在地缘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其一，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扮演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在亚太地区，美国和中国分别提供了安全预期和经济收益这两项最为重要的公共产品，并成为维系当前东亚安全秩序的基础。然而，当前这一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中国在亚太地区已经不仅仅扮演着提供经济公共产品的角色，其提供安全预期的能力也正在上升。而一旦中国具备了替代美国在此地区扮演的角色，则会导致亚太地区的秩序产生变动，从而冲击既有的地区秩序。其二，中美塑造地缘政治的能力也在发生转变。以往，中国与美国分别作为一个陆权国家和海权国家而存在，这种地缘上的错位有利于整个地区的稳定。然而，随着中国建设蓝水海军步伐的加速，当前中国海军力量的快速发展正在重塑既有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国走向海权国家的战略必然导致中美之间在海洋问题上的冲突，进而影响到整个亚太地区的权力格局。

　　五、小结

　　当前，亚太地区正在走向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道路：朝核问题的解决步履维艰，权力转移的速度陡然加快，军备竞赛的局势愈演愈烈，海洋争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而所有的议题，都是在中国国力快速提升而美国相对衰落的背景下出现的。因此，重新审视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重视中美位势转换情势下的亚太地区秩序，已成为一个重要而迫切的战略问题。正如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所指出的：“当自身能力维持这样一个全球战略越来越困难时，我们需要进行责任和义务分担的讨论。从这个方面，回到那个当初推出时生机勃勃的再平衡战略，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个被过分吹嘘的战略。在我看来，事后来看它并没有反映出我们期望达到的现实可能。(美国)可以有三个选择：其一，说服国会和其他部门为我们在这一地区的行动调拨更多资源;其二，我们不得不在现有的条件下缩减战略规模;其三，使我们在这一地区的盟友和伙伴明白，如果我们有更宽广的视野，如果我们放眼长远，我们期望它们也要做出相应的贡献。”

　　对于美国来说，其战略选择可能是推动盟友发挥更大的作用，并给予这些盟友更多的战略承诺，以减轻自身负担;同时，力所能及地将战略资源集中于亚太地区，以应对来自中国的日益增长的压力。然而，这很难解决美国在亚太地区面临的战略难题。在全球层面上，美国已经过度扩张，很难同时维持对欧洲、中东和亚太三个核心战略区域的战略承诺;在地区层面上，美国难以承受盟友Et益增长的战略承诺需求;在国内层面上，大幅削减军费开支和巨额债务更是掣肘了美国，其有限的战略资源难以支撑其外部战略。

　　对中国来说，最优的策略莫过于秉持一种渐进性的、有限度的战略。也就是说，中国在亚太地区追求的战略目标应是有限的，采用的战略手段也是审慎的，要做到适可而止，以避免过分刺激美国。这就需要中国首先要厘清在哪些区域和议题可以进取，在哪些区域和议题则要克制。为此，中国的政治领导人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必须深刻了解国际政治规律，对中国的外交战略有长远的战略规划。这就需要培育一批战略精英，能够满足制定国家战略规划的需求。二是力争做到政治精英与民众的切割与分离，避免在某些重要议题上民众绑架政治精英，进而无法追求明智的国家利益。换言之，精明的政治家引导民众，而非民众推动政治家。在执行渐进性的、有限度的战略方面，这一点显得尤为必要。

来源时间：2015/12/15   发布时间：2014/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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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方银  来源：《当代亚太》2013年第2期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会对未来的世界面貌产生深远影响。在当前国际格局的转型期，寻求中美关系的稳定定位，规划中美关系的长期走向，具有重要意义。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符合时代潮流以及中美两国根本利益的主张。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是什么?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主要动力和主要阻力来自哪些方面?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应以什么样的方式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其前景如何?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新型大国关系的性质和内涵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含义是什么?新型大国关系“新”在哪里?这是新型大国关系建设过程中，从理论和实践层面都需要加以回答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比较清晰和有效的解答，那么当有人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取得成功或者不太成功时，就无法进行有效的评判，因为人们不知道新型大国关系到底指什么，从而无法获得成功与否的评判标准。

　　对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性质，可以分别从否定性的方面和肯定性的方面加以界定。

　　否定性方面的界定

　　即通过说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不是什么，来缩小新型大国关系的范围，从而使新型大国关系的外延得到一定程度的明确。

　　从字面上说，“新型”表明它不是“传统的”，即与以往的大国关系有所不同。它一方面意味着未来的中美关系不同于人们所理解的传统大国关系，同时，作为这一推论的派生观点，它意味着未来中美之间可能发生的权势转移也不同于传统的权势转移。

　　由于“传统”所必然具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以及人们不可能完全割裂历史和现实，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出全新的事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并不意味着对传统大国关系的全面和彻底的否定，而是对历史上的大国关系的一种有选择的否定和扬弃，即否定传统大国关系中一些明显不可取的方面，而对一些好的方面加以发扬和提升，从而赋予中美关系以新的面貌。

　　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表明了一种希望和期待：未来的中美关系不同于历史上的大国关系，即以极端激烈的方式争夺世界霸权或国际体系中的一些根本性权力，它意味着中国不同于二战时期的德国或日本，中美关系也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中国不会以极度自私和十分粗暴的方式争夺世界霸权，不会以极具破坏性的方式颠覆整个国际体系的根基。中美之间如果发生权力转移，那它会以一种相对和平的方式进行。新型大国关系也意味着，不管中美权势转移处于什么阶段，两国都将以比较积极的方式与其他大国和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分享体系中的权力和利益。

　　中美都是亚太国家，新型大国关系的效应会最直接地体现在亚太地区。如果中美关系仍然沿用传统模式，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中美在亚太地区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两个相互对立的势力范围的存在，会造成两者相互强化的效果，其演化的效应，将把中美关系进一步锁定在传统大国关系的路径上。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亚太地区将不会出现被划分为相互敌对的势力范围的局面。

　　近年来，虽然美国通过“重返亚太”和再平衡战略，强化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努力发挥传统安全盟友的作用，进一步强化双边军事同盟，并谋求发展与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国的伙伴关系。但中国并没有采取明显的与之针锋相对的做法。虽然中国在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上立场十分坚定，但并无在周边地区建立势力范围的意图和举措。划分势力范围的做法，不符合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和理念，不是中国外交追求的目标。如果在中美互动的过程中，美国越来越多地接受中国的外交理念，就可以避免在东亚地区出现两个大国势力范围相互竞争的局面，而会最终形成这样一种状态，即在亚太地区没有势力范围，东亚地区未来不会成为任何一个大国的势力范围。在这样一种思想认识下，中美可以共同寻找和建立与势力范围不同的、可以持续地支撑起地区架构的地区安全安排。

　　另一方面，新型大国关系也不是传统欧洲大国关系中司空见惯的联盟关系。自二战以后，美国与其盟国总体上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美国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关系。中国无论今后实力地位如何变化，都会努力坚持外交政策的自主性，不会以成为美国“小伙伴”的方式寻求中美关系的稳定。而且，这样的联盟关系也不是“新型”关系。

　　从否定性的角度来说，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实际上是对中美双方行动范围的缩小和限定。如果随着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在中美之间以及国际社会中能够形成一种具有普遍性的预期，它将对中美双方产生现实的约束力，这在客观上产生的效果，将有效地缩小中美行为的选择集，使中美双方的行为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

　　2.新型大国关系的肯定性界定

　　从肯定性的角度，作为不同于传统大国关系的新型大国关系，它应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它是实现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关系。这里的稳定，是一种战略意义上的、全局性的和长期持续的稳定，而不是作为权宜之计的、基础并不稳固的稳定。实现这种稳定关系的重要前提，是中美互相尊重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美分别明确对方的底线，并且不再试图轻易去测试或挑战这一底线。

　　其次，中美不仅从行为表现上实现了稳定，而且从心理和观念的层面，对对方的行为方式和行为逻辑形成稳定和一致的认识。在这样一种稳定局面下，美国的行为将使中国不断“再现”对美方的既有认知和预期，中国的行为也使美方不断确认和“再现”对中国的既有认知和预期。这种一致性的存在，可以确保中美任何一方都没有轻易从现状偏离的动机，从而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参与者的策略互动。其积极的方面在于，即使这一路径的均衡一开始是脆弱的，也能得到较长时期的维系，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提升双方的信心，减小其脆弱性。

　　比如，如果中国相信，美国会在重大问题上保持战略克制，不会过分挤压中国的战略空间，而美国的行为也与中国的这一预期保持一致，这就实现了认知与行为的一致性，从而使新型大国关系的稳定性得到巩固和强化。

　　再次，中美在具体的政策层面实现一定的协调。这包括对地区安全、地区经济机制、亚太地区秩序的架构和中美关系的宏观结构等重要议题在政策层面保持协调。如果中美无法实现具有较大涵盖范围的政策协调，中美关系只是保持一种冷战或僵持性质的稳定，则这只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稳定，并不是新型大国关系。

　　最后，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在中美权势转移过程中，不发生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也不陷入高度对立的冷战状态。中美之间的权势转移过程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它可能会经历几十年时间，其间还会出现实力对比变化的反复和波动。即使发生不同性质的起伏波动，中美关系仍能保持总体和平的态势，合作依然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关键特征，这是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要求。

　　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既存在一定战略竞争，双边关系又能平稳发展，双方能在一定范围内实现平稳合作的关系。如果没有战略竞争，就不需要新型关系;如果在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不能实现稳定合作，双边关系被战略竞争所单方面主导，那么其形成的也不是新型关系。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战略竞争的负面作用受到有效抑制，并在这个过程中，向双边关系逐步注入一些具有和好性质内容的关系。如十八大报告所言，它是一种“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的关系。

　　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两国在制度建设和行为模式方面的努力，以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一些会反复出现的问题，其功能是以对中美双方来说都相对较小的代价来处理和管控双边关系中的战略分歧和竞争性因素，并扩大双边关系中的合作与积极因素。

　　总体上说，新型大国关系是一种在中美特殊实力关系下，双方形成的一种稳定的和彼此都能接受的、既合作又竞争、但竞争处于可控和有效管理状态下的关系。它既是中美双方主观努力的结果，也是中美之间实力对比、利益结构等多方面因素的客观产物。它是在现实利益基础上的一种关系建构，是在中美实力不断接近过程中，对双边关系进行符合双方利益的有效管理的结果。

　　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背景与动力机制

　　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动力问题所涉及的是，什么力量会具体地推动其建设。进一步说，中美在什么情况下有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积极性，在什么情况下没有这样的积极性，以及与此相关的积极性的大小问题。

　　从现实角度，很难要求中美两国出于一种远大的理想和利他主义的动机来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在中美之上没有更高级的权威和强制力量迫使它们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因此，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必须内生地来自中美两国，它的建设，从过程到结果，都是需要自我维系和自我实施的。新型大国关系如果能够建成，将是中美两国出于明智的自利动机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是中美在博弈过程中实现的具有内在稳定性的纳什均衡。只有如此，新型大国关系才是稳定的和可预期的，并在理性上是具有说服力的。

　　新型大国关系并不只是中国政府主观意愿的产物，而是有其颇为深厚的时代和现实利益基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二战后，受到核武器的出现、民族主义的普遍兴起、主权规范的深化和经济相互依赖深入发展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国际政治中出现了一种大国相互间的战争变得异常稀少的情况，某种意义上，国际体系进入了一种大国无战争的状态。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大国之间发生决定性战争的可能性变得非常小。崛起国与霸权国很可能不再通过大国争霸的战争方式实现权势转移，但如何以其他方式来实现权势转移却还是一个未知数。大国无战争所导致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大国之间的权力竞争会以相对和平的方式进行。这导致实力处于消长过程中的大国关系——如中美关系——出现新的变化与特征。中国总体上试图以和平方式崛起，与这个时代背景具有很大一致性。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也是这一新的约束条件下的产物。

　　其次是全球化的发展。当前的全球化，是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多领域、全方位的全球化，而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全球化是对大国之间壁垒分明的阵营对立的否定，它使不同层面的大国关系不再呈现敌友分明的清晰态势，而是呈纵横交错的模糊状态。由全球化提出的全球治理问题，对新型大国关系提出了具有引导性质的规定。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每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与整个世界的发展息息相关，它将各国利益更加紧密地缠绕在一起。世界主要大国之间普遍建立深入的经济贸易合作关系，相互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契合了全球化的发展方向，是一种在当前具有合法性和时代合理性的政策主张。

　　具体到中美关系，双方已形成了一种深度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截至2011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已占到美国的40%以上，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中国则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并已连续10年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中国经济的增长与美国人民的生计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密。当中美之间的竞争更多集中在政治、安全领域，而不波及经济问题时，美国的对华政策具有较大的自主性。而当中美关系的破坏性后果比较明显地波及经济领域时，美国国内将会产生回调的压力。虽然从战略和政治的层面看，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并不令美国十分满意，但如果中美贸易—金融关系遭到破坏，会使美国失去重要的出口市场，从而影响美国的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导致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政策约束因素。

　　对于美国来说，一个颇为尴尬的情况是，即使在美国试图迟滞中国发展、阻碍中国影响力上升，并对中国施加较为强大的战略压力的时候，美国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仍然继续加深。中美在三十多年的关系发展过程中，以并非有意的方式已建立起一种双方无法回避、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也无法解脱的深度相互依赖关系，这一相互依赖关系为双方都带来了重大利益，并在很大程度上限定了双边关系的现实发展路径。

　　最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在东亚地区逐渐形成了一种地区经济关系与安全关系相互分离的二元格局。这一格局表现为，一方面，美国在东亚地区的联盟体系阻碍了均势机制在东亚发挥作用，即使大国实力对比发生了较大程度的变化，本地区的联盟结构依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在“重返亚太”的背景下，美国在东亚地区安全格局中的中心地位依然十分稳固，甚至有所强化。另一方面，中国与东亚地区国家的经济关系具有日益突出的重要性，中国表现出逐渐获得东亚地区经济中心地位的势头。东亚二元格局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把中国、美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具有内在张力的整体。这使中美之间、中美与其他东亚国家之间的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利益关系，以一种十分复杂的方式交织缠绕在一起。从利益角度，地区安全中心与经济中心之间，一方面存在难以回避的竞争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相互利益卷入的深度，以及利益在地域上波及面的广度，两者之间需要维持一个最低水平以上的合作关系，这既是稳定中美关系的需要，也是保持地区局势平稳发展的需要。

　　以上几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提供了不同的动力。另外，阻力也是动力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阻碍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一种反向的动力，因此也需要加以考虑。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阻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中美权势转移的进程，以及美国对这一进程的抵触情绪。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不仅体现为在世界各国的力量排序中处于第一的地位。与全球霸主地位相对应的，是美国在现有体系中具有超出其实力占比的影响力，以及美国凭借自身的实力和影响力推动建立和维护的对自身有利的国际秩序安排，通过这一安排，美国一方面获取实时的利益，另一方面可保证其长期利益的实现。从自身利益出发，美国并不希望中美权势转移的进程以对中国有利的方式平稳进行。

　　其次是对国际地位的竞争。在国际社会中，国家不仅追求经济、安全等方面的利益，还追求国际地位。国际地位是一种位置商品(positional goods)，它的价值通过不同国家之间的相对地位来体现。高的国际地位具有内在稀缺性，使国际地位的竞争从而具有零和博弈的性质。当然，如果国际地位可以通过多个维度来体现，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冲淡或减轻其零和性质。某种程度上，美国认为自身的世界霸主地位是全方位的，因而十分在意其他国家对其国际地位造成的冲击。

　　此外，与国际体系中的权势转移相伴随的，往往是体系中利益分配方式的变化，这比较多地体现在国际体系中规则和秩序的安排上。虽然目前尚不明确中国的崛起所引发的国际秩序安排、国际规则的变化会给美国造成多大的利益损失，但对美国来说，即便具有发生这种转移的可能性，也是它不愿看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首先，美国总体上不希望中美之间发生权势转移，其次，即使这一权势转移由于内在力量的推动不可避免，美国也会努力迟滞其来临，并试图采取预防性措施，降低它给美国带来的利益损失。

　　对美国来说，比较理想的情况是，一方面对中国的发展加以限制，另一方面，又能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和规则制定，持续地从亚洲这个最重要的增长中心汲取力量。一味打压中国的遏制政策，和一味与中国合作而放弃打压、防范与限制的接触政策，都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也不足以反映中美关系利益构成的复杂性。随着中美竞争的长期化，美国为避免自身国际地位从长期上相对恶化，其持续从亚洲地区吸取力量变得更加重要，与中国进行一定程度的合作，是美国难以避免的政策选项。

　　对于中国来说，所追求的目标也不是完全让美国放弃对中国的防范(毕竟这不太现实)，而是一方面夯实中美合作的基础，另一方面对中美关系中竞争的一面加以有效的限制和管理，避免中美关系中竞争性因素的影响蔓延到双方关系中更为广泛的领域，避免对立因素的扩大化特别是全面化。如果这一努力获得成功，将使中美两国对双边关系的发展形成更稳定的预期，并产生更大的信心，而不是在推进合作方面不敢或不能有所作为。

　　除以上几方面的因素之外，中国的和平意愿和中国外交政策的性质，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也是一个积极因素。当人们认为中美可以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时，其基础不应仅立足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如果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仅仅取决于时代背景与国际体系等外部环境因素，那意味着不仅是中美，而且任意两个大国在当前的背景下都可以轻易建成新型大国关系。显然，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背后，还有一个支撑性的因素，即除了外部环境以外，中美自身的特殊性质。由于美国迄今并未与其他大国建设成新型大国关系，因此，中国自身的特殊性就显得相对重要。

　　虽然中国的特殊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一直以来并未得到充分有效的论述，但我们总体上认为中国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从传统上看，中国即使在自身实力处于优势的情况下，往往也只追求相对有限的对外目标。对于古代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原王朝的这一特性，即使是敌对政权也有比较清晰的认识。这方面一个颇为典型的例子，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临终遗言。李元昊与北宋征战多年，他善用阴谋诡计，在外交和军事方面是一个高度的现实主义者。他在临终遗言中叮嘱其子李谅祚说：“异日力弱势衰，宜附中国，不可专从契丹。盖契丹残虐，中国仁慈。顺中国则子孙安宁，又得岁赐、官爵。若为契丹所胁，则吾国危矣。”这里的中国即指北宋。显然，李元昊关注的重点，不是北宋与契丹(辽国)的实力问题，而是认为北宋与契丹在国家性质上存在实质性差异，即使李元昊曾与北宋进行了多年相当残酷的战争，他依然认为北宋是一个“仁慈”的国家。这一事实表明，即使在现实主义者眼中，国家也是存在性质差异的。我们需要对中国的外交传统进行更深入的反思，对其进行吸收和借鉴，使之对当前的时代和国际背景具有更大的适应性。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如何发展，是往积极的方向发展，还是往消极的方向发展，主要取决于动力与阻力相互抵消后的效果，即中美关系中的边际力量是往积极的方向推动，还是往消极的方向牵引。这个边际力量即使在每一个时期显得相对微小，随着时间的累积，也会使中美关系的发展路径产生越来越大的方向性差异。

　　从发展趋势看，中美实力差距的逐渐缩小，会产生两方面的效果，一是进一步加大美国对中国的担忧心理和采取行动的紧迫感;同时，它也增强了中国与美国讨价还价的实力基础，使美国在采取强硬行动时有所顾虑。在实力差距缩小的情况下，美国采取同样力度的施压政策，所产生的政策效果将会逐渐降低，这或许会导致美国进一步加大压力，以实现既定的政策效果，但也可能推动美国的政策往克制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中美能实现一定程度的战略上的相互谅解和相互保证，相互采取一定的安抚和善意政策，在动力和阻力的效应大体相当的情况下，就可以产生比较重要的效果，随着时间的积累，这一政策的效应将得到放大，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也会逐渐得到夯实。

　　三、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路径和前景

　　过去40年的中美关系总体上是成功的，中美并没有不可逆转地走上敌对的路径，未来的可能性是多方面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进程的顺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中美权势转移的速度和方式

　　目前，中美之间的权势转移主要还只是发生在经济领域，而且即使在经济领域，中国也只是在逐渐缩小与美国的距离，离中国经济实力与美国大体旗鼓相当乃至超越美国，还比较遥远。在这种态势下形成的东亚经济与安全领域的二元格局，客观上为中美权势转移提供了一个缓冲和过渡的阶段和状态，也为中美提供了比较大的战略周旋空间。

　　随着中美实力对比的发展变化越来越接近权势转移的关键阶段，对双边关系进行管理的需求与压力将呈增大之势。一旦经济领域的权势转移更加具有决定性，或者，与经济领域相似的权势转移过程在军事安全领域也比较快速地展开，中美之间因权势转移而引发的内在紧张就有可能升级。为此，中国需要掌握好其中的变化节奏，避免这一过程以十分意外的方式发生，以保持这一过程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在这个过程中，中美可以通过较为有效的意图阐释、认知调整、行为改变以及制度安排等领域的创新，与这个实力对比的变化过程进行有效适应，从而使其以更为平稳和对双方更少伤害的方式进行。

　　由于当前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还处在初期阶段，因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考验还没有真正来临。当前在中国周边地区，围绕南海、钓鱼岛等方面的领土、领海主权权益的争议，是对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初步考验。如果中美关系能平稳地通过这一考验，则意味着新型大国关系具有了初步的稳定性，并能使人们对它的建设产生更大信心。

　　2.东亚地区格局的影响与制约

　　中美权势转移首先和到目前为止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从而使这一转移过程具有了与历史上不同的较大的柔和性和灵活性。与此同时，中国在维护自身核心利益方面十分坚定，使美国及其盟国试图在这些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十分困难。今后一个时期，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优势地位无法阻止中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影响力的上升，中国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也并不能抵消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优势。中美任何一方试图在亚太地区获取经济和安全两方面综合优势的努力，都会面临来自另一方应对措施的反作用，从而导致其政策效果很大程度上被抵消。其结果，如果中美把政策重点放在实力竞争上，则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双方在不同领域实力僵持的局面将难以改变。

　　近年来，美国虽然通过再平衡战略加大了对中国的战略压力，在中国周边地区形成了一种看似对美有利的战略态势，但这些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美力量对比的长期走势。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中国所采取的一定的反制措施，美国的亚太战略将越来越难以实现其战略需求，其效用将呈下降趋势。另一方面，虽然美国在军事安全领域大幅扩大其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并不容易，但即使美国的优势地位并不扩大，甚至有所减小，其在军事安全领域的优势地位依然不可动摇。因此，总体上说，即使有边际上的变化，东亚二元格局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制约依然会保持稳定。

　　若中美均遵循相互竞争的逻辑，则双方都无法打破东亚地区的二元格局。这种竞争僵局的存在，为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某种理性基础。从根本上说，在复杂利益结构的基础上，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不会是中美之间不经过一定程度不同形式的较量，就积极主动相互示好的产物，这样的结果既不会轻易出现，从内在来说也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从现实来说，新型大国关系是中美一定程度上形成的具有较强稳定性的战略僵持状态的结果，是中美任双方都无法实现自身理想意图的产物。没有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其对世界事务越来越力不从心的主观感受，中美对中国实力在未来比较长的时期将处于上升通道的战略预期，以及双方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国在崛起后会保持比较高度的战略自我克制”这样一种判断，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对中美双方来说都将是不可想象的。

　　3.中美认识的汇聚

　　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从根本上说是中美如何在面临较为困难的战略竞争的局面下进行具有战略意义的合作的问题。这里的合作，在最基础的意义上，意味着利己主义者之间的互助行为。通过合作，中美双方都可以获得利益上的增量，这是中美之间的一种“给予我‘我所需要’的，而你得到‘你所需求’的”交换行为。从这个角度，中美需要以具有创造性的建设性态度明确双边关系中的一些有价值的交易点，并提出相对合理的合作解决方案，以实现利益关系上的稳定平衡。

　　这种合作是自发的而非外力强制下的合作。为了使合作变得稳定，中美需要形成比较稳定的共同知识，这个共同知识意味着中国了解美国的偏好和战略(包括什么是美国可以接受的及其代价，什么是美国不能接受的)，美国了解中国的偏好和战略(包括什么是中国可以接受的及其代价，什么是中国不能接受的)，同时，中国知道美国了解中国的偏好和战略，而美国也知道中国了解美国的偏好和战略，如此等等。这样一种稳定的共同知识的形成，是中美一段时期内博弈的产物，在美国较为集中地尝试了不同的具有现实性的对华政策，中国也尝试了对美政策的不同思路之后，辅以相对有效的双边沟通，中美的认知可能逐渐收敛和汇聚，这为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所需要的最小共有知识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如果没有比较稳定的共同知识，将造成中美关系比较明显的不稳定性。

　　4.中美政策的推动

　　鉴于中美关系到目前为止所具有的内在脆弱性，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现实利益基础并不是十分坚实和深厚，它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中美两国政府以较为连贯有力的政策加以配合。如果两国的政策不能实现相互配合，那么至少要做到不使双方关系的发展路径产生决定性的背离，并使发生背离成为不可能。

　　从政策效用的角度来说，如果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动力和阻力相对平衡，则政策上的推动力可以起到影响和改变关系发展路径的效果;如果动力明显大于阻力，则政策推动是锦上添花，对关系的改善可以起到加速作用;如果动力明显小于阻力，则政策推动不过是起到减缓中美关系的恶化速度的作用。在动力与阻力大体相当的情况下，中美双方政策的作用最为明显，其长期效应具有相当的重要性。此时，如果政策不是有意去推动，反而对双边关系具有一定的破坏作用，则会导致失去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时机。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既是战略僵持状态的结果，也是双方试图超越战略僵持状态而做出的政策努力的产物。僵局的价值在于，它可以为中美关系进一步的努力经常性地提供缓冲：如果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在某个阶段进展不顺利，则不过是退回到僵局状态，并在这个过程中为中美关系的下一步发展积蓄能量。

　　中美之间的权势转移和中美行为模式的变化是渐进式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也将是渐进式的，它很难以戏剧性的方式在短期完成。在短期内以戏剧性方式建成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其基础也是不坚实的。即使新型大国关系建设初步走上良性轨道，由于其一开始所具有的脆弱性，因而不能认为它是不可逆转的。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任期开始时中美关系的良好开局，很快为美国“重返亚太”的政策变化所替代，为此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子。在新型大国关系的发展过程中，其稳定性会经受中美行为的测试和考验。新型大国关系的稳定意味着，即使发生微小的偏离，也会由于体系中的内在动力而调整回来。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通过中美双方的政策努力，为之提供一定的动力。

　　就目前来看，中美关系的症结不在于机制的缺乏，而在于这些机制没有与之相称的内容来加以充实。在当前中美明显缺乏战略互信的情况下，采取一些既可解释为善意，也可解释为恶意的具有两面性的行为，很容易被对方做恶意的理解。为此，中美需要采取一些具有明确无误地展现善意的行为。即使少量的这一性质的行为，对于稳定和改善双边关系也很有裨益。这方面较为明显的例子是中美2012年举行的两次联合军事演习，这两次联合军事演习的实质性作用大小姑且不论，其重要价值在于，人们可以从中解读出中美关系中存在着一些真实的积极因素，它们所发出的信息是明确无误的。

　　此外，中美需要通过共同努力，规划出对双方来说都可接受的关于中美关系以及未来秩序的远景。如果无法提供这样的远景，中美政策努力的方向依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人们依然不知道中美进行一定程度的战略协作是为了什么，两者之间的关系最终将走向何方。

　　5.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涉及中美之间的讨价还价过程

　　新型大国关系的一个重要含义，是中美双方通过这种形式的合作，都可以获得利益上的增量。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背后，涉及一个复杂的讨价还价过程，讨价还价的核心是美国愿意以什么样的“价格”实质性地接受中国的大国地位。

　　在中美实力不对等的情况下，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内在地意味着美国对中国做出了比较重要的战略让步，或者至少美国决定对中国进行重要的和实质性的战略容忍。因为美国是全球霸主，是唯一的超级大国，因此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美国变相地接受中国具有与其大体对等的国际地位，换句话说，就是承认美国在世界上独特地位某种程度的动摇或丧失。中美如果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新型大国关系，在国际层面的含义是中国的崛起已基本成为事实。如果中美形成大体对等的大国地位，那么实际上等于美国已经做出了比较重大的让步，至少国际社会中的其他国家会这么认为。

　　在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中美关系和平演化的结果，是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从含义上说，新型大国关系必然是一个能够包容中国发展，从而为中国的发展和和平崛起提供空间的框架。如果美国以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式承认中国的特殊大国地位，则意味着美国在政策上放弃了以粗暴的方式打压或阻碍中国崛起，同意以和平和相对温和的方式在国际层面与中国展开合作与竞争。

　　这两方面的情况都意味着，如果中国不做出比较重大的让步，或者不给予美国比较重大的利益，则美国很难真正对此乐见其成。美国必然十分关心能从新型大国关系中得到什么。如果中美相互不愿意或者无法提供对方满意的东西，那么，新型大国关系就可能成为空谈，双方会对此持观望与试探的态度，直到更有利的时机出现。对这个讨价还价的过程，美国一方面有耐心，会等待中国给出令其满意的“价格”，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与此相伴随的中国实力的持续上升，中国愿意付出的代价可能呈下降趋势，这会造成美国一定程度的内在焦虑，这构成了美国立场中的两难。

　　从未来的趋势看，美国不得不与中国(以及其他一些新兴国家)分享权力，这是难以避免的战略走势。但在让中国分享什么权力，在什么时间、让中国分享多少等方面，美国必然斤斤计较，不会轻易相让。新型大国关系框架的稳定，需要使美国在这个框架下对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上升不至于十分反感，这意味着中国需要对美国做出一定的战略安抚，使美国能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实力的上升感到安心。未来一个时期，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的顺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博弈中的讨价还价过程。策略上说，中美任双方都不应过分地追求对己有利的结果，“赢者通吃”的逻辑不利于双边关系的稳定。受双方欢迎、双方都能稳定地从中获得好处的结果才最能持久;而一方明显是赢家、另一方明显是输家的情况是内在不稳定的。

　　在新型大国关系建设中，中国应坚持以斗争求合作的策略。新型大国关系的建成和稳定，需要中国与美国在某些领域进行比较坚定的斗争，让美国在这些领域知难而退，然后才能真正回心转意。不能让美国形成一种预期：因为中国试图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因此对美方的一些无理和过分的做法不会做出强有力反击。中国对美方的不合理做法进行适度强硬的反击，在维护重要利益方面显示坚定性，有助于使美方以更为务实的态度处理中美关系，并对新型大国关系形成比较稳定、一致和切合实际的预期。斗争的目的，是为了让美国不敢轻易突破中国的底线，以维护中国的原则性利益;适度的妥协，是为了给中美关系提供一定的转圜之机，避免中美关系走上斗争呈螺旋式升级的轨道，最终导致两败俱伤。斗争与合作，两方面的手段都不可少，不可偏废。

　　四、结　语

　　新型大国关系涉及中美相互定位的变化。中美对于各自在这一秩序中的未来定位能否形成较为一致的预期，特别是是否愿意接受对方在地区秩序中的相应地位，是新型大国关系能否顺利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中美政策互动的进程以及国际环境的演化，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产生影响。

　　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将使中美双方相互对自身以及对方的行为目的、行为模式形成较为稳定的预期，使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具有更大的确定性和建设性。同时，它也会使亚太地区其他国家对中美关系的稳定具有更大的信心，从而为它们提供更大的战略与政策空间，也为地区合作的深入发展提供更为良好的外部条件。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将从根本上影响亚太地区秩序的整体结构和面貌。

　　不论是在全球层面，还是在地区层面，中美之间的课题不是传统的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是在新形势下，大国之间如何以和平的方式竞争，国际权力如何在和平的局面下进行交接和转移。不过，新型大国关系不意味着在这一框架下，中美双方只能合作，不能竞争。合作与竞争是一种复杂交织的关系，中美可以在战略上合作，战术上竞争;或在战略上竞争，战术上合作。从理论上说，这都是可以想象的。新型大国关系只是意味着中美共同构建了一种在战略层面总体上具有合作性的关系，在这个大框架下，中美关系依然会保持其内在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可能是一个先有远景，并逐渐填充内容的过程。从实质内容上说，新型大国关系有不同的层面，包括“就事论事”式的事务层面的新型大国关系，以及上升到对双边关系的认知和定位发生根本改变的关系层面的新型大国关系。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并行不悖。中美可以在这两个层面分别做出不同的努力，以渐进的方式协同地加以推进。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让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逐渐从心理和行为上适应中美关系的变化。归根结底，我们要建设的是一种为周边邻国接受和欢迎，并能为它们带来实质利益的新型大国关系。

　　总体来说，新型大国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建成，它需要中美以及其他相关国家的共同努力，而且它有被意外事件或外部力量破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因为困难而松懈和漫不经心。如果不去推动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中美关系很可能在无意中滑入传统大国争霸的老路。我们需要有相互包容、愿意做出战略和解的心态，并努力寻找和发现适当的时机，努力以代价相对较小、实际效果相对较好的方式，一点一点地向前推进，最终锁定中美关系的发展路径，为亚太地区创造一个光明和充满希望的未来。

来源时间：2015/12/15   发布时间：201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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