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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法潜艇灭美半个航母舰队引中国关注让人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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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范辰言  来源:环球网

  在2015年早些时候,出现了一份由法国国防部发布的神秘报告,这份报告发布后很快就被收回,而且从此无影无踪,查不到该报告的任何内容。而这份报告内容让美国人非常不安——报告称在一次演习中,法国的“蓝宝石”号核潜艇对抗美国海军的罗斯福号航母战斗群,但令人震惊的是,法国潜艇将“半个战斗群”送入了海底。这一报告揭露了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容易受到核潜艇的攻击。但并没有西方媒体对此过多关注。时隔半年多,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却撰文重提此事,还将此事和中国扯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文章称,此报告一出,西方主流媒体并未过多关注,但中国的一个军事杂志对此非常重视,并就此事对中国海军潜艇学院的教授进行了采访,而这一采访引起了美媒的兴趣。

  文章称,在采访中,教授表示演习无法和实战相比,而且美国海军多层舰只构成防御的反潜系统是“高效”的。然而依旧表示法国的报告“有较大的可信度”。这位教授表示,潜艇本来就是航空母舰的“克星”,在二战期间,有17艘以上的航母被潜艇击沉,而且其中的8艘还是被美国的潜艇击沉。但是对中国海军产生巨大影响的事件并不是二战的记录,而是在1980年代的英国和阿根廷的马岛战争。马岛战争的结果让中国海军将目光紧盯反舰巡航导弹的发展。教授表示,深入研究了马岛战争后,需要强调一个事实——阿根廷方面在战争发生前50个小时都没有发现英国的征服者号核潜艇抵近侦察,这是现代战争中核潜艇威力的一个例子,当然这和阿根廷反潜力量不强也有关系。

  在采访中,教授在被问到“法国潜艇是如何在美国强大的反潜战系统中不被发现并击沉半个航母战斗群的”时,教授猜测,当时参与演习的核潜艇“蓝宝石”号是世界上最小的核潜艇,因此比其他大型核潜艇更加难以被发现。他表示,法国的小型核潜艇还特别适合西太平洋的浅水水域,但其速度最快仅25节存在不足。他还介绍,美国的航空反潜依赖的雷达主要是对接近海面或在海面上的潜艇进行侦测,而实际上依赖空中设备进行反潜如大海捞针般困难。而且,战斗群越大,目标就越大越容易被跟踪。而且一些反潜设备受到海洋中复杂声学环境的干扰,也会对搜索潜艇产生阻碍。而法国潜艇的指挥官可能正是利用了这一条件对航母战斗群进行打击。

  文章称,这个中国军事杂志对中国军事专家的采访可以看出,中国的军事专家们正在寻求和探索美国海军“盔甲上的裂缝”,并且积极寻求发展本国的海军实力的方法,让人敬佩同时让人感到恐惧。

来源时间:2015/12/14   发布时间:2015/12/14

旧文章ID:7871

美国社会宗教好感度民调出炉:最青睐犹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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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梦娜/编译  来源:澎湃新闻翻书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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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美国圣迭戈市,瓜德鲁普圣母大教堂举行复活节弥撒。西班牙聚会者在弥撒中做祷告。 视觉中国 资料图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4年对3217名美国成人做了调查,考察美国民众对各个宗教的态度,该研究用“温暖度”来说明倾向,100分表示最“暖”,也即最有好感,0分表示最“冷”,即最没好感。美国民众认为:犹太教徒最暖(63分),依次是天主教徒(62分),福音派基督教徒(61分);佛教徒、印度教徒、摩门教徒则位居中游,分别得分53分、50分、48分;穆斯林最“冷”(40分),无神论者为41分,和穆斯林不相上下。让我们来看看调查结果展示的,年龄、种族、政党立场对数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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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人认为最暖的前三名是:犹太教徒、天主教徒、福音派基督教徒

  宗教团体内部成员对自己所在宗教团体的评分往往会比较高

  该研究表明,宗教团体内部成员对自己所在宗教团体的评分往往会比较高,普遍超过非该宗教人士的评价。以天主教徒的团体为例,美国那些自认为是天主教徒的信众给天主教平均打了80分,而非天主教徒却只给了58分。同样,福音派基督教徒给自己所在宗教团体的评分(79分)也大大超过非该宗教信徒的评分(5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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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团体内部成员对自己所在宗教团体的评分往往会比较高。

  事实上,天主教和福音派基督教都是大团体(在该调查群体中,天主教徒人口占20%,福音派天主教徒占32%),他们对自己宗教团体内同胞的友好态度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这两个团体内成员最受欢迎的原因。然而其他一些宗教团体由于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相较前两者小很多,所以无论基于全部人口还是基于除该团体以外的人口,评分总是相似的。

  犹太教徒和无神论者都对福音派基督徒不感冒,但福音派基督徒却对犹太教徒充满好感

  不同宗教团体间的关系也是各不相同,有不求回报的积极情感,也有互相冷淡的各种表达。天主教和基督教福音派作为基督教的两大流派,彼此垂青:基督教福音派教徒给天主教徒63分,而天主教徒也给了基督教福音派教徒57分。此外,基督教福音派信徒还特别看好犹太教徒,给了其69分的高分,而这一高分也只有靠犹太教教徒自身去打破了。然而这种高评价并不是双向的,尽管福音派基督徒对犹太教徒很感冒,但是犹太教徒似乎并不是很看好对方,只给出了3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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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同宗教群体眼中的对方。

  当提及其他非基督教团体时,福音派的评价是负面的:佛教徒39分,印度教徒38分,穆斯林30分,无神论者25分。有意思的是福音派基督徒和无神论者之间的“差评”是双向的,无神论者给福音派的评分也只有28分,他们更倾向于把高分给那些非基督教徒(佛教徒69分,犹太教徒61分,印度教徒58分),而把低分给予穆斯林和基督教团体。

  老一辈美国人更喜欢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年轻人则更青睐非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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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一辈的美国人(65岁及以上)比年青一代更青睐基督教团体和犹太教徒,而美国年轻人则更倾向于非基督教团体,例如30岁以下的年轻人给了穆斯林49分,随着年龄的增长,好感度逐渐降低(30-49岁的人群平均给分42分,50-64岁区间的给了36分,65岁以上的甚至只给了32分)。

  这些数据表明在老一辈美国人中的基督徒比例高于年轻一辈。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显示,在65岁及以上的人群中基督教徒高达85%,而在30岁以下的年轻群体中这一比例只有59%。

  白人积极评价犹太教徒,黑人更倾向基督教福音派徒和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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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犹太教徒在黑人拉美裔和白人处均收获好评,黑人和拉美裔对犹太教徒的评价平均为58分,白人给犹太教徒的评价更为乐观,有66分。基督教福音派同样也得到了这三组人群的好评,其中黑人称其最暖(68分)。虽然穆斯林在黑人那只斩获了49分,但是白人对其好感度却更低,只有38分,拉美裔的给分居于两者之间(43分)。

  这些研究结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宗教团体的种族和民族构成。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对美国穆斯林的调查显示,美国23%的穆斯林是黑人,而2013年在对美国犹太教徒的调查中,几乎94%的犹太教徒是白人。

  政治和宗教:不同党派对宗教团体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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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和党对基督教福音派徒、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更有好感,分别给到平均71分、67分和66分的好印象。共和党人对基督教福音派的好感度反映出许多共和党人本身就是基督教福音派教徒,而在那些不是福音派的群众中,他们给福音派打了62分。此外,共和党人给了摩门教徒一个中性的评价(52分),佛教徒(49分),印度教徒(47分),而对无神论者和穆斯林则持更为冷淡的态度。

  民主党人同样对犹太教徒和天主教徒抱有好感,给出了分别62分和61分,佛教徒在民主党派人士那里也受到了青睐,得分57分。基督教福音派教徒的得分在民主党人那里只有53分,在除去该教派的人员以后这一评分甚至落到了45分,除却犹太教徒,所有对非基督教徒的评分,民主党给出的温暖度得分总是高于共和党。

  对不同宗教信仰人群的了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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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到天主教徒和基督教福音派庞大的人口比例,所以当几乎87%的美国人声称他们认识天主教徒,十分之七的人表示他们有过基督教福音派教徒的朋友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也有许多美国人坚持说他们认识某个犹太教徒或无神论者,但是这两个团体的比例还是远远小于天主教徒和基督教福音派教徒的。还有其他一些团体,例如摩门教徒,虽然44%的美国人声称他们认识该教中人,但是摩门教徒只占到美国人口的2%,同样的还有穆斯林,只有大约1%,佛教和印度教就更少了,有的甚至不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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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对该宗教团体中的人员有所了解,一般对该团体的好感度也会高些。例如,那些声称认识犹太教徒的人会平均给到69分的好感度,而不认识犹太教徒的人则只会给到55分;穆斯林也是同样的,认识其中教徒的人会给到49分,而不理解的人只会给到平均35分。

来源时间:2015/12/14   发布时间:2015/12/14

旧文章ID:7870

方大为:中美关系没有到达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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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大为  来源:共识网

  方大为(David J. Firestein):美国东西方研究所副总裁,主管战略互信建立及第二轨道外交,负责领导美国东西方研究所的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项目。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外交官、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外交官、美国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的执行副总监和高级顾问,就职于美国国务院亚太经合组织办公室、美国外交官协会董事。

  方大为在1992至2010年,曾任美国外交官,对中国、俄罗斯、公共外交和美国政治非常精通。海外职业生涯中,曾作为美国大使馆官员驻留北京(5年)和莫斯科(4年)。方大为经常为美国的高级领导人作翻译,如美国副总统戈尔,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等等。他也曾为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作翻译,如李鹏、钱其琛等等。除了汉语,方大为的俄语也很流利。

  此次采访的语言为中文。

  一次中国之旅改变了我的人生

  共识网:您第一次到中国是1984年,您觉得从1984年到2015年中国有哪些巨大的变化?

  方大为: 1984年我第一次来中国,1987年上大学时一个人来玩并看望朋友,1989年在北京大学留学,1991年在河南省郑州市实习,1992年来了半年, 1993年——1997年在这工作。可以说,我对中国有长时间的接触。

  1984年我是高中生,对中国的了解几乎为零,和父母跟旅游团到中国来。当时中国还没有美国那种发展程度很高的城市。作为一个大国的首都,北京自行车特别多,汽车很少,城市的高楼很少,大家都穿蓝色、绿色、灰色的中山装。这些给我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

  除了初步的印象,更深层次的一次是那时我有机会跟旅游团的两个向导沟通,他们的英文很不错。在沟通的过程中我了解到中国当时的情况。二是中国人对外国人非常友好,对我们的国家很感兴趣。三是虽然那时我对中国的政治、历史都很不清楚,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但有一个笼统的感觉,就是那几年中国开始所谓的开放。四是感觉中国老百姓对美国的日常生活不是很了解。于是16岁的我就产生了一个念头,想将来在中美交流的事业上做一点贡献。

  那次我们到了大陆、香港、台湾,也去了日本、韩国。我觉得亚洲尤其是中国很有趣,虽然发展程度不高,但是将来在国际社会上绝对会非常重要。我就开始有当美国外交官的念头,总之那次中国之旅对我的人生有很大的影响。

  这些年中国的变化,我觉得是不可思议的。1984年我根本想象不到会有这种规模的变化,现在北京的城市面貌和那时一点都不一样。我感触最深的是生活方式变了很多,记得在80年代,人人都有时间跟你聊天、跟你吃饭,很多人那个时候没有电话,没有电视机,就更不用说电脑了。以前有的是时间,生活速度非常慢,人情味很浓。现在生活压力很大,速度很快,城市很大,交通很乱,见朋友很难。如果是80年代,人们可能一两天就能见到面,随时吃饭、喝茶,现在是可能每半年才能见一次,这让我有些怀旧。当然我也看到了进步,我觉得这个国家能够这样发展是非常伟大的事情。

  美国看重个人选择,中国注重集体利益

  共识网:之前看到您有一本书叫《中国这边,美国那边》,讲了中国和美国的文化差异,您能简单谈一下中美文化之间的主要差异是什么?

  方大为:这是一个说来话长的问题,长话短说有几点:第一,美国文化非常受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影响,上帝在美国的角色很重要。绝大多数美国人是基督教徒或天主教徒,这影响了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方式等很多方面。比如说,按照犹太—基督教的思想,在美国我们把重点放在个人,尊重个人选择的能力上。每个人不论男女老少都有决定权,有权决定自己住哪、做什么工作、买什么样的车、上不上大学、搬到哪座城市等;政治上也是如此,人们有权利决定自己的领导,这是美国骨子里的思想。“民主”、“市场”等概念都以选择为中心。美国发展的方式、发展的方向,美国的政治价值观、美国的经济价值观和个人的价值观都与此有关。

  第二点也与此相关,按照犹太—基督教传统,我们把重点放在个人,而不是集体,我们是把个人看作我们社会的中心,中国则把集体利益看得比较重,根本来讲可能集体的利益、社会的稳定、国家的需要比个人的利益和愿望更重要。不一定有对错之分,但是的确存在差别。

  以前还有一个很大的甚至是根本的区别,这就是文化层面。美国老百姓认为只要愿意付出努力,未来就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以前中国老百姓这种观念很淡,中国人讲“本分”、“缘分”、“命运”,一个老百姓的将来自己没有办法完全掌握,而受到其他力量或人的控制。而且以前选择的余地也不是很大,许多人也面临很多社会压力。我讲的这些已经是过去的概念,但是直到90年代末还存在,美国和中国在“能左右自己将来的程度”上有较大的区别,但现在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突出了。

  中美关系不在“临界点”上,时好时坏是自然的事情

  共识网:2014年美国和中国民意调查显示,两国人民对彼此的看法均为负面,这在中美关系史上是第一次。近期,兰普顿教授认为,“我们各自的恐惧比关系正常化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要超过我们对双边关系寄予的希望”,故而提出中美关系可能处在“临界点”上,您怎么看?

  方大为:我研究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和感受,结论是1989年以后,在不同的时间对中国有良好印象的美国人在40%至50%之间,没有特别好过,也没有特别坏过。中国方面虽然我没有深入研究,但是我在中国的时间不少,我认为中国对美国的看法也是时好时坏。比如1999年南斯拉夫大使馆轰炸事件让对美国持负面印象的中国人数量大增,但过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就开始恢复到正常范围内。2001年的撞机事件也让中国人对美国的印象非常不好,但是过了几个月、过了一年以后就有所缓和。我觉得这是两个大国间不太可避免的状况,尤其两个国家的政治价值观还不一样。所以我跟兰普顿教授持有不同的看法,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会很担心。

  我对中美关系是有所了解的,在可预见的时间内,90%的美国人或者中国人对彼此印象为正面不是特别可能。我认为中美关系还是相当不错,虽然在南海问题、网络安全等问题上看法不一,偶尔也会谈起人权,但是向来如此,近期不太可能发生变化。而且很多问题如气候变化、贸易、反恐、防止核武器扩散、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等问题上,我们的利益比较一致。是不是明后天一切都会变坏,会不会打起来?有一些美国学者开始往这方向想,但我没有这方面的担忧和忧虑。我认为我们的关系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会比较复杂,这是正常的,我也愿意考虑正面的因素。我觉得不是临界点。

  “中国”话题在美国大选中的角色

  共识网:最近在很多年的总统选举中,一些候选人把中国当作假想敌,比如唐纳德·特朗普说要带领美国击败中国,这能反映美国人整体对中国的印象吗?

  方大为:1989年以后,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都会用中国来说明自己很强硬,能够强有力地应对问题。但如果仔细观察美国总统竞选的历史,很少会听到候选人讨论中国问题的细节,中国南海问题、人权问题、台湾军售也好,谈得很少,因为大部分的候选人对这些问题不是很了解,用“中国”这两个字来说明自己很强势,这也正常。也有例外,比如希拉里·克林顿做过国务卿,她很了解。我们也看到,如果这些人真正成为美国总统,都会回到一个比较中间、比较理性的对华政策。二、三十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一点都没有变。我对这个现象不是很担心。

  另外关于2016年的竞选,我发现跟过去的大选相比,甚至跟2012年的大选相比,对中国负面的声音比较少,也比较次要。特朗普、希拉里等相当一部分候选人都谈到了中国,但是一般都谈得很少,而且说的也不是很重,不是我要讨论一个小时的中国问题,只是顺便谈一谈的气氛。

  2012年总统大选关于中国的讨论,讲的是“中国正在打败我们”,“打败”不是指军事方面,而是说在经济、贸易、教育、学生的考分等方面,中国在“打败”美国。但现在,总统大选很少讨论这些问题了。我的解释是,那时中国经济发展很不错,而美国的经济处于低潮,而四年后的今天,美国经济发展得相当不错,失业率比那时候低40%左右,相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还不到7%。美国人现在比较自信,不会觉得有必要说“中国正在打败我们,我们怎么办”了。

  以前在美国总统候选人眼里,中国是“坏人”的角色,但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因为绝大部分的美国人认为,现在对美国最大的威胁是伊斯兰国恐怖分子、伊朗核武器条约、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为,中国已经处在第四位甚至更靠后的位置。

  你说的也对,的确有人提中国问题。但我观察了这么多次大选,我认为这一次中国的角色相比较过去25年是最淡。以前他们更尖锐的提中国问题时,我都不太担心,现在就更不担心。

  美国怎么看待“新型大国关系”

  共识网:最近几年中国非常注重一个提法叫“新型大国关系”,美国对这个提法好像不是特别积极,您能否讲一下这是为什么?

  方大为:这是文化差异。美国不是很看重理论的国家,学者、智库研究员注重理论,但一个在任的总统没有时间想理论,也没有兴趣讨论理论。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国家,必须面对当下的问题和挑战,怎样把这个情况放在理论的框架里并不是主要的问题。中国则更偏向于把事情放在理论性的框架里,所以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这个想法本身是很有意思的,我对此很有兴趣,也进行了研究。

  “新型大国关系”概念的前提是已经发达的强大国家,必然把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看作威胁。但是很多美国人认为,过去冲突的原因不一定是现在冲突的原因。我意识到,“修昔底德陷阱”这种问题,在核武器的时代还没有发生过。美国和中国都有核武器,有能力把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到对方的土地上,所以这个陷阱还存不存在是很有意思的问题。

  南海问题不会引发战争

  共识网:最近有一些媒体就中国南海问题说最坏的情况可能会发生战争,您对南海问题有什么看法?

  方大为:我知道有一些人,包括美国一些学者,甚至说我们不小心就有可能进入第三次世界大战,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实际上,美国虽然关心这个问题,但是南海主权本身跟美国没有直接的关系,涉及不到美国的主权问题。中国和日本有主权利益和主权利益矛盾的情况,但即使那样也没有发生战争,这就说明这种问题完全可以继续讨论、继续探索,当然现在是有一些摩擦和纠纷,但我不认为这些纠纷会引发战争。美中之间存在更重要、更敏感的问题,但就算是这些问题也没有打起来,所以我觉得两个大国之间,尤其是两个核武器国家之间不会为这种小事情发生战争。

  共识网:您刚才说更重要、更敏感的问题是指什么?

  方大为:比如网络安全,一部分美国人认为,中国在利用网络窃取美国非常有价值的信息,当然中国否定并不接受这种说法。这涉及到美国的经济、美国公司的利益、美国国家信息的完整性,甚至涉及到两个国家的情报问题,这对美国来讲甚至比南海更重要。但是为了这个没有也不会打起来,为了这个我们讨论、谈判,可能我们说话不客气,但是归根到底我们不是打,而是讨论。

  习近平主席访美后,两国领导人达成了协议。协议能否执行是一个问题,但至少在理论上,美中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开始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共同的出发点。总之,我所看到的美国和中国的将来没有发生战争的原因,尤其考虑到两国都拥有核武器这个事实,我们可能在很多事情上有分歧,但是真正大的战争的前景我是看不到的。

  欢迎中国加入TPP

  共识网:想知道您对中国加入TPP的看法,有些中国学者说中国经济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不应该加入TPP,有些学者说应该用加入TPP来倒逼中国的经济改革。你对中国和TPP的关系怎么看?

  方大为:我认为TPP并不是为了排斥中国,美国和其他伙伴的看法是欢迎。但是你也谈到了,加入TPP协议,必须按照TPP的标准。很多人包括中国领导和学者不认为中国能够在这个发展阶段符合条件地签订TPP,所以可能需要更多的发展,通过发展和调整中国经济和环境政策等,到了一定的时候中国能够很有信心地加入TPP,对中国的发展、国内环保等都有促进作用。我完全理解中国官员和学者的说法,即这个选择对中国来说是不太可取的,也是不太现实的。但是这道门是开的,中国觉得符合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就可以加入到这个协议里。

  用“方大为理论”解释伊斯兰国恐怖主义活动

  共识网:最近,巴黎和马里都发生了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活动,很多人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来解释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方大为:我不完全同意这个分析,按照亨廷顿的理论,伊斯兰世界北非、中东、中亚到南亚是一个地缘文明集团。按照亨廷顿的理论,地缘文明集团内部不应该发生大的冲突。但是现在,伊斯兰国不仅袭击巴黎、非洲的马里,他们每天还屠杀很多穆斯林。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伊斯兰世界里已经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以致所有的伊斯兰国家都在准备袭击伊斯兰国。所以在我看来很明显,亨廷顿的理论解释不了伊斯兰国现象。

  共识网:之前读过您的《例外主义和21世纪的国际冲突》,能用您的例外主义来解释一下伊斯兰国的事件吗?

  方大为:简略解释一下,我认为21世纪的大规模国际冲突必须满足五个条件:1.至少要有一个国家;2.必须要有一个非民主的实体,包括国家或非国家;3.冲突方至少有一个不是核武器国家;4.其中必须有一个把自己看作是例外主义国家或者是例外主义实体;5.涉及到国家利益,这里说的不是所有的利益,会引发冲突的只有两种:你认为你的存在面临致命威胁,或者你认为自己的身份受到威胁。

  我觉得伊斯兰国在巴黎等地的行为符合我的理论。他们袭击巴黎,实际上打的就是法国,伊斯兰国本身是非民主的,也不是有核武器的实体。两个核武器实体不太可能发生冲突,它们知道代价是很大的。伊斯兰国绝对把自己看作是例外主义实体,他们认为上帝祝福他们,授权他们做这些事情。我们没法想象上帝会授权这样的行为,但他们认为自己是特别的,受到上帝的保护,所以可以违背世界的规则和法律,自己的行为是道德的、是正确的。为了实现他们特殊而且极为可怕的生活方式,创造一个所谓的伊斯兰国,他们认为必须跟其他所有的文明国家发生冲突。因此,伊斯兰国完全符合我的理论,而且按照我的例外主义理论或者方大为理论,我完全可以预料到这种冲突以及其他的冲突。

  对中美反恐合作的展望

  共识网:中美之间在反恐方面可以有什么样的合作?

  方大为: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希望中国和美国之间能够加强和深化反恐合作,一定程度上中美的确已经有一些合作,但是还不像美英、美法等之间那么紧密。

  语言上我们都应该强烈谴责这种不符合文明精神的行为,我们可以加强情报的交流,并对伊斯兰国进行制裁,尽量摧毁他们的资金来源。

  除此之外,有必要使用武力来摧毁伊斯兰国这样的威胁。中国可能不是很愿意直接参与到军事行动。美国和绝大部分的欧洲、绝大部分中欧国家甚至和俄罗斯都可以合作起来严打伊斯兰国,但是中国可能不会直接参与。

  中国有几个特点。第一,除非得到联合国的授权,中国非常不愿意在国外使用武器,对中国而言这是非常神圣的原则。联合国在一定程度要扮演的角色可能会让中国参与武力行动,但中国对此是不太喜好的,也不是很赞赏这样做事情的方法,中国主张和平解决问题。

  第二个特点是中国及其不愿意批评其他任何国家、实体在自己国内所做的事情,这方面跟美国很不一样,美国政府、老百姓,甚至全世界的政府、老百姓都觉得伊斯兰国是野蛮的。他们对待女性非常残暴,在自己社会里滥杀无辜,我们非常不能接受。但中国一般不会对其他社会指指点点,公开地说这不对、不道德。中国认为你有你的生活方式,我有我的生活方式,你有你的政治制度,我有我的政治制度,我不干涉你,你也别干涉我。

  中国采取中庸之道,非常不愿意批评其他的社会。但如果不把伊斯兰国看作是无法接受的事物,那大概就不会用武力去摧毁它。这里有一个概念性的问题,还涉及到政治文化和外交文化。我觉得近期不一定能够真正合作起来,但是我非常希望中国能够加入到国际社会,我们一起严打伊斯兰国。

  共识网:谢谢!

来源时间:2015/12/14   发布时间:2015/12/14

旧文章ID:7869

尹继武:美国社会信任在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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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尹继武  来源:《世界知识》2014年第3期

  对于美国社会,有赞颂者,也有批判者。前者眼中的美国,是一个美丽的帝国主义,而在后者看来,美国的社会问题多多,人情冷漠,到处都是赤裸裸的关系。世纪之交,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帕特南观察到,美国的传统社区文化在走向衰落。在他的名著《独自打保龄》中,他认为托克维尔所描绘的传统美国社区生活,早已如昨日黄花,喜欢过有组织的公民生活、关注公共话题、热心公益事业的美国人消失了,大家越来越不喜欢跟邻居喝咖啡聊天,建设社区生活,而只关在家里看电视,或独自去打保龄球。除此公共生活与参与的凋敝之外,美国人际和社会信任度也呈下降趋势。这似乎,将我们带入了一个成熟的冷漠社区生活,与我们对美国的刻板印象,亦即人情冷漠、利益算计以及个体主义等文化是相印证的。

  美国人对自身社会信任的批判,值得作为外部观察者的中国人,进行更多的理论和实践反思。社会资本和信任,是粘合一个有序和幸福社会的基本要素。换言之,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人只将自己的世界严密包裹起来的世界里,那么,这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是很高的、心理温暖是偏低的。在此社区生活的人们,无法享受一种和谐的人际信任所带来的幸福感。笔者在美访学,稍有些许体验美国社会之机会,也亲历过人际信任和交易成本之风险,同时也体验了较高信任度所产生的文化冲击。

  首先,契约精神的深入人心。一般而论,美国文化的重要特点就是契约精神。这体现在立国基础之《五月花公约》的签订。尽管这个公约,更多偏向于政治和公共治理之道,但其所代表的契约精神,便成为美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一种基础。因此,普通百姓遵循的是契约基础之上的法治,而不是人际基础上的个人关系。笔者的拉美裔房东,曾经因为自己糊涂,在出租房屋时,在已将房间出租给一个租客的情况下,却又收了另一租客的定金。因此另一租客,要求房东解决他的住宿问题,即帮他找到另一个合理的住处。房东虽然精明,但一时糊涂,在一张手写的收据面前,也百口难辨,自觉理亏。虽然窝火,但还是东奔西跑,试图在拉美裔邻居那寻找一个合适住处。此事虽然不足以说明美国的契约精神是如何的深入人心,但这种在一纸收据面前,只能低头“认罪心虚”的做法,也是笔者生活经验中不多见的。

  其次,商业信任的简单和直接。很多初到美国的同胞,或许对于一些商业交易甚感十分担忧,同时也时刻警惕被骗可能。在美无论网上还是商店购物,均是家常便饭。但笔者发现,美国的日常商业交易逻辑很简单,尤其是涉及到交易实情、售后等我们所常烦恼的环节。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比如信用卡刷卡过于“随便”和“方便”,以至于我们经常担心会不会被盗用;另一访学学者,2012年12月在上海购得一部苹果手机,差不多近一年了,到纽约苹果店反映,说手机按键不太好用,服务人员热心并客气给免费更换一台新机,让朋友大吃一惊,感叹不已。我曾在沃尔玛网站购买婴儿奶粉,中途快递或有磕碰,导致两罐破裂。这实在让我胆战心惊,心想,如何才能索赔呢。在各方网络收集、向朋友电话咨询后,终于给客服发了一封邮件,附上破裂罐子的照片,其实只是有惊无险,客服人员非常客气,郑重道歉,对我的损失表示抱歉,并表示奶粉不用快递回去了,全额返回付款。笔者也好购英文书,有一次快递过来,其中重发了一本书,而我所购买的书却遗漏了。在简单邮件沟通后,对方也是客气道歉,并表示书不用邮寄回去了,建议捐赠给大学图书馆或教会吧,全额返回书款。

  在日常商业交易中,尽管偶尔也会遇到不良商家,得十分小心,但总体上,笔者所碰见的几件小事,均对美国的普通商业交易信任较高的认识。总体来说,商家对于顾客的信任度是很高的。因此,当我在网络上搜索在美换货经验时,碰到若干帖子,讲述如何将自己不是购至沃尔玛的货物,到沃尔玛退掉,并返回现金的“成功”案例。这种行为道德评估且不论,但实在是有点出乎个人认知预期。美国日常商业交易的信任较高,或许有它自身的理由。比如,美国文化和宗教中,对于行为规律的各种戒律和内省较多;美国经济很发达,普通交易那些费用不多,不足以让人扔掉道德,从而干这种占小便宜的勾当,犹如常言“衣食足而知荣辱”吧;或许美国社会的普通道德水平,还不是那么低,总之社会生活中,人们还是内化契约精神、遵循声誉和面子的律法等等。

  当然,或许上述较好的商业信用逻辑,并非是屡试不爽,也并不是人人皆有。因为,正如《独自打保龄》等其他社会资本研究著述所揭示的,美国社会的人际信任以及公共参与,其实是越来越下降的。或许,这也跟这个开放式的大熔炉有关系,比如更多移民的进入、国际化大都市和互联网等人际互动和社会生活的现代性异化,以及法治精神等还会经常受到非制度性等挑战等等。总而言之,文化和规范的形成以及衰败,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或许会持续数百年的进程。但一个“好的世界”,仍然值得我们期待,所以对于美国的美丽之处需要虚心学习,而对于毛病之处,也需无情批判。

  (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

来源时间:2015/12/14   发布时间:2015/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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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程:南海危机背后的中国海洋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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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程  来源:FT中文网

  2012年,黄岩岛和钓鱼岛事件先后爆发,中国在海洋问题上一度与邻国密集陷入摩擦。最近一段时间,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南海争端再度成为国际舞台的焦点。先是越南冲撞中国船只,继而菲律宾抓捕中国渔民。在事件的发酵过程中,越南出现大规模排华打砸抢暴力事件,该事件尚未平息,越南总理阮晋勇又公开声称,考虑要将中国告上国际仲裁法庭。

  近期南海事态的紧张不是孤立现象,而是持续几年不稳定状态的延续,地域上又涉及多个与中国存在争端的声索国。因此,有必要追问,中国的南海麻烦不断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什么?中国处理南海争端的策略为何会出现调整?未来南海问题可能的突破口在哪里?

  美国重返亚洲和对中国的“怀柔”印象使南海麻烦不断

  中国在海洋问题上面临挑战和各种摩擦不断,大致可以追溯到2009年之后周边环境的复杂化。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布局和中国周边声索国对美国战略的配合调整。中国的南海的麻烦不断,是中美邻在亚太地区战略互动的结果。

  美国近年来的战略东移和针对中国的制衡行为,是一个实力相对下降的霸主对新兴崛起国采取预防战略的合理反应。美国重返亚洲和再平衡战略,重要手段是借助亚太地区盟国力量,利用周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矛盾,扩大制衡中国的亚太安全体系;同时,美国还通过影响这些国家国内政局,推动他们在海洋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挑衅行为。这一战略的主要目的是给中国崛起制造麻烦,提高中国周边国家对美国安全保护的依赖。

  从周边国家的角度看,它们普遍对中国实力的继续上升有预期,担心中国在未来地区事务中的议价能力不断加强。而与中国有领海争议的国家,对中国的焦虑心态尤其突出。自然地会认为争议“搁置”或现状维持的时间越长对中国越有利。因此,为了避免未来中国会主导争议领土、领海的解决方式和规则,它们倾向于在中国实力获得压倒性优势之前,将己方对于争议海域和岛礁的实际控制巩固为法理控制。

  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和制衡中国的行为,对中国周边与美国有盟约或伙伴关系的周边国家是一种鼓励,他们才会大胆地在海洋争端中主动挑战中国,致使南海问题不断地成为地区安全焦点。

  除此之外,对中国战略底线的错误认知也强化了一些周边国家的冒险决心。这种误判基于中国过去十多年温和与高度克制的外交实践。怀柔的外交实践曾为中国发展塑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但同时也使一些国家形成了一种主观印象,即中国为了谋求稳定和发展可以一再忍让,在利益受损时不会采取强硬手段维权。而这些主观印象的客观后果就是,鼓励了周边国家的机会主义行为。

  中国在南海转向“如何作为”并已有威慑效果

  而面对南海的情况,中国新上任的领导人已经做出外交调整,扭转自2009年之后中国在与周边国家海洋争端领域的被动局面。

  在主权问题上,中国的对外战略底线更为明确,开始逐渐消除周边国家的机会主义心理预期。其实在黄岩岛和钓鱼岛的解决方式,就是在向声索国传递出如下信号:一是中国在主权问题上不会迫于国际舆论而退让,二是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争端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但在对方主动挑战中国战略底线的情况下,不排除通过武力解决争端的可能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稳定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在中国外交由“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转型过程中,中国海洋战略的核心问题已由“要不要作为”转向“如何作为”,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权重放在哪里。但中国在周边海洋问题的突破口究竟应放在何处,国关学界一直有分歧。

  南海问题是中国区域战略整盘棋的一部分,策略上有轻重缓急和全盘考虑。中国目前在亚太地区的核心问题,是要突破美国的亚太军事同盟体系的遏制,正是因为美国将战略重点东移亚洲之后,周边国家才纷纷利用中美矛盾,在海洋问题上挑衅并试图改变现状。这是中国周边海洋争端升级的基本背景。

  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选择将越南作为主要目标和突破口,是因它不是美国军事盟友。这一“先捏软柿子”的策略给周边国家释放的信号是:不成功跟随美国从中寻求安全保护,就要成为“重点被关照对象”,这一导向可能产生的后果是,那些对中国崛起心存疑虑或恐惧的邻国,甚至本来相对中立的周边国家可能会选择与美国捆绑,美国同盟体系的效力由此加固和提升。

  当然,如果剔除美国影响力因素,越南是东盟第二大国,也是唯一有实力与印尼争夺东盟主导权的国家,先威慑住越南对于稳住东盟内部的作用更大。

  相对而言,如果将菲律宾作为南海问题的突破口,所释放的信号则是:谁跟随美国挑衅中国,谁就要受到更大惩罚,这对于周边国家在中美之间的战略选择更能产生威慑作用,让它们不敢轻易利用美国重返的所谓“战略机遇期”给中国制造麻烦。

  日本是美国亚太最重要的盟国,而钓鱼岛问题又是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涉及中日在东亚的主导权角逐。如果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展示强硬的战略决心,而美国又不能对日本提供实质支持,菲律宾这类次级同盟伙伴就会明白,美国在关键时候不会为其背书,越南更不敢心存侥幸单向押宝美国。丧失对美国强势助力的期待,菲律宾和越南也就没有实力在南海挑战中国,南海地区的主动权还在中国。

  所以,中国将重点放在菲律宾、日本这两个美国亚太同盟伙伴上仍是首要。从地缘战略角度,现在的越南政府意识形态上没有倒向西方。但其国内原本就因领海争端存有与美国军事结盟的倾向,一旦政局动荡,就有可能因此出现一个亲美的政权。越南的势力范围辐射到中南半岛的老挝和柬埔寨,届时中国周边形势的不确定性会提升。

  因此,现阶段中国对越南的挑衅行为需要施压,通过经济、外交等多种方式实现,但不需要将其作为重点针对对象。

  目前有一种流行的悲观说法,称东南亚各国的举动表明,中国正在“失去”南海。个人认为这种担忧是不必要的。中国近两年来的海洋政策转型,促进了亚太地区与中国无领土争端国家的中立化趋势,对日本、菲律宾基本实现由被动转向战略主动。

  从整个地区来看,中国利用海洋危机和挑战后发制人,对声索国产生了一定威慑效果。这些周边国家虽然仍不断伺机在海洋问题上给中国制造麻烦,但已经不敢轻易像2012年黄岩岛和钓鱼岛事件事件那样,试图改变主权的法理现状。

  尽管菲律宾和越南不断争取东盟在南海问题上共同发声反对中国,但多数东盟国家并不愿意跟从,其集体行动的可能也在下降。此次越南呼吁要和菲律宾团结起来在南海问题上针对中国,而菲律宾也并未积极响应。

  事实上,美国在东南亚的盟国们态度已经转变,从几年前对美国重返的兴奋状态已变得意兴阑珊。中国并未失去南海大势,相反正在以南海问题为筹码,获得更多与美国和周边国家博弈的空间。更何况,还有那句尽管饱受争议但笔者一直深以为然的话:“时间,在中国一边”。

来源时间:2015/12/14   发布时间:2014/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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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立平: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双重视角下的美国“印太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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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立平  来源:国关前沿通讯

  近年来,美国奥巴马政府逐渐推出“印太战略”(Indo-Pacific Strategy),将其作为保持美国世界领导地位的重要举措。该战略将对全球和地区战略形势产生重大影响。

  早在1924年,德国地缘政治学者卡尔·豪斯霍弗尔(Karl Ernst Haushofer)提出“印太地区/空间”(Indo-Pacific region/space)的概念。①他的地缘政治理论对纳粹德国制定侵略扩张战略产生影响。20世纪60年代,澳大利亚学界在有关地区安全的研讨中开始使用“印太盆地”(Indo-Pacific Basin)一词。②2007年,印度学者格普利特·S.库拉纳(Gurpreet S.Khurana)在《海上通道安全:印度—日本合作的前景》一文中,认为“印太地区”指“从东非和西亚的沿海地区,经过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直到东亚的沿海地区”。③

  在经过一段时间关于是否应接受“印太”术语的辩论后,2012年末和2013年初,时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在界定印度与东盟和日本关系时使用了“印太”概念。④2013年3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美国演讲中谈到日本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两个地区汇合的利益时,使用了“印太”这一术语。⑤同年5月,澳大利亚政府颁布的《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正式使用“印太地区”概念,提出:“印太地区对于澳大利亚来说至关重要,与印度建立密切的战略伙伴关系是澳大利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⑥同月,印尼外交部长马蒂·纳塔莱加瓦认为,形成东亚峰会是东南亚国家推行“印太外交”(Indo-Pacific diplomacy)的有意识的行动,并提出制定“印太条约”(Indo-Pacific Treaty),以保障“全球增长的地区引擎”。⑦

  2014年,澳大利亚国际问题研究所学者梅丽莎·康利·泰勒(Melissa Conley Taylor)等发表文章认为:“印度与澳大利亚之间对于印太概念的理解有着本质的差异:澳大利亚不希望它成为遏制中国为目的的组织或框架协议的一部分,更倾向于构建包容性的框架协议,然而印度的想法恰恰与其相反,印度的主流看法是反对将中国纳入印太概念,并且对于中国在印太地区不断上升的地位忧心忡忡。”⑧2014年,美国学者莫汉·马利克(Mohan Malik)提出“印太正在从地理概念转变为战略概念”,印太地区是指“从西太平洋至西印度洋,直到沿着非洲东海岸的地区”。⑨

  中国学者从2013年开始发表研究“印太”概念和美国在印太地区战略调整的论文。对于“印太”概念及其影响,张力认为,美国战略学界提出“印太”的地缘政治概念,是“旨在以符合美国战略利益的方式,以海洋和海上通道整合西太平洋与印度洋所涉范围内的广阔地区”;⑩赵青海提出,“印太地区重要性的上升推动国际战略重心的东移,后者促使‘印太’概念被重新发现和广泛使用,并被赋予了新的战略含义”。(11)吴兆礼认为:“‘印太’概念是对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地缘经济发展趋势的真实反映,其中除印度战略空间‘东向’扩展至西太平洋地区外,另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中国经济与安全利益的‘西向’延伸”。(12)

  对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调整,韦宗友认为,“奥巴马政府的‘亚洲再平衡’战略将印太地区作为一个战略整体,在此基础上对其亚洲战略进行重新调整和布局,加强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印太地区枢纽国家的政治、军事关系,拓展在印太枢纽地区的军事存在,以此塑造该地区的未来秩序、确保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地区领导权”。(13)曹筱阳指出,“奥巴马政府将战略关注重点集中到了海上亚洲,其对‘印太’海上安全的承诺不断抬升。期间,美国大力增强在‘印太’的前沿存在和军事部署,支援‘印太’国家的海上能力建设,还通过‘小多边’方式构建以规则为中心的‘印太’海上秩序”。(14)

  本文通过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海军《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等官方文件和美国高级官员政策性讲话的解析,借鉴地缘政治理论和地缘经济理论,运用理论分析和文本分析方法,对美国“印太战略”的主要内容及其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关系,以及该战略的影响等问题进行探讨。

  1. 美国“印太战略”的主要内容

  2010年以来,奥巴马政府逐步推出“印太战略”。该战略虽然仍在形成过程中,但其主要内容已呈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将“亚太再平衡”战略拓展到印度洋区域,实行太平洋和印度洋两洋联结。

  奥巴马政府在出台“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同时,推出“印太战略”,表明是为了推行其“亚太再平衡”战略而配套以“印太战略”。“印太战略”实际上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2011年11月17日,奥巴马总统在对澳大利亚国会发表演说时宣称,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亚太地区是美国未来的战略重点地区,并将为此倾注力量。尽管美国在削减防务预算,但“美国正在将我们的注意力转向亚太地区的巨大潜力”。(15)同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发表文章称:“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政治的一个关键的驱动力”,“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是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核心,也是奥巴马总统确定的一项首要任务。”(16)这标志着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出台。在这篇文章中,希拉里还强调印太地区对于美国的战略重要性。

  她指出,从印度次大陆到美国西海岸的横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广阔地区正在被航运和战略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区域占据世界人口的一半,是全球经济的关键引擎,也是美国关键盟国和重要新兴大国中国、印度等国的聚集地。为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以及确保美国在该区域的战略利益,美国将调整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区域的军力部署,将这两洋区域整合为一个统一的可操作的概念系统,进一步发展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同盟关系,将其由太平洋伙伴关系提升为印太伙伴关系。(17)这表明,奥巴马政府将太平洋和印度洋这两洋区域整合在一个统一的概念系统中,是为了推行其“亚太再平衡”战略。

  2012年1月,时任美国务院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科特·坎贝尔(Kurt Campell)指出,如何在操作层面将印度洋和太平洋联系起来,是美国战略思维面临的“下一个挑战”。(18)2013年4月,美军太平洋总部司令塞缪尔·洛克利尔(Samuel Locklear)海军上将在美国国会作听证时,详细论证了“印度洋-亚洲太平洋”区域在美国全球战略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面临的安全挑战,以及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经和行将采取的战略步骤。(19)2013年7月,美国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访问印度和新加坡,称美国现在在性质上将印太看作一个地区,将印度向东看战略和外交接触看作亚洲未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0)这些表明,奥巴马政府试图在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框架下建构印度洋和太平洋两洋战略上的联系。

  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方针也强调了亚太战略的重要性,指出“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利益不可分割地维系于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延伸到印度洋和南亚的这一弧形地带的事态发展”,美国的军事力量“势必将向这一地区平衡”。(21)2014年初,美国国防部将原属于美军中央司令部管辖的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划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管辖。这说明,美国国防战略已经将印度洋和太平洋整合在一起进行设计和运作。

  (二)将美国亚太“轴辐”安全体系扩大到印度洋区域,形成大月牙形同盟与伙伴国网络。

  自冷战以来,美国在东亚与西太平洋地区依靠以自己为核心的“轴辐”安全体系。这一安全体系主要是由美日、美韩、美澳、美泰、美菲等五对双边联盟组成。冷战结束后,美国在继续加强这些双边联盟的同时,试图在亚洲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多边军事联盟或安全机制。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在推动建立美日韩联盟。2003年第二次朝核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力促建立美日韩应对朝核危机的协调机制。2003年1月,美日韩三方协调监督小组在华盛顿发表声明,要求朝鲜立即采取可以核查的措施,完全放弃核计划。2010年,美日韩开始举行国防部长会谈。2013年6月1日,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美日韩防长举行三方会谈,讨论朝核问题,一致认为,朝鲜的核研发和挑衅行为不仅对本地区安全,对世界也是严重威胁,因此三方将合力迫使朝鲜放弃核武器。

  2014年4月,美日韩三国高级官员在华盛顿就朝鲜问题举行三方对话,共同敦促朝鲜避免采取进一步威胁行动。同年12月,美国、韩国、日本三方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开始共享涉及朝鲜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军事情报。由于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和安倍晋三政府企图否认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其他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和日本军队强征慰安妇,韩日关系冷淡,韩国只同意将美日韩三边会谈议题限制在讨论朝核与导弹问题及美日韩在这方面的合作。美国和日本建立美日韩三边联盟的企图搁浅。

  奥巴马政府推出“印太战略”实际上是将其亚太“轴辐”安全体系扩大到印度洋区域。美国亚太“轴辐”安全体系是以日本为北锚、澳大利亚为南锚,是一个缺半边的半月形安全体系。而将这一体系扩大到印度和印度洋区域后,就可以形成一个环绕着东亚大陆的大月牙形同盟与伙伴国战略网络,把日本和印度作为平衡和牵制中国的“东西两翼”,(22)从而使美国在地缘战略上占有优势。

  奥巴马政府“印太战略”的重点之一,是将印度拉入美国的战略伙伴国网络。2015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应印度新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邀请,出席印度共和国日庆祝活动,成为史上第一位受邀参加印度国庆活动、也是唯一一位任期内两度访问印度的美国总统。在访问期间,两国发表《美印关于亚太与印度洋地区的战略视角联合声明》。

  美印达成“突破性的谅解”,同意最终克服数年来阻碍美国公司在印度建核反应堆的僵局。两国领导人续签了一份十年的防务协议,同意从2015年起延长美印防务合作框架协议,两国决定在两国军方之间开展更频繁的对话,扩大联合演习规模,实施“更宏大的防务计划和活动”,在印度共同研发和制造先进的美国武器系统。这标志着美印防务合作取得重大突破,将助推两军关系以及印军现代化迈上新的台阶。

  从加强防务对话与交流机制来说。美印已经建立了两国军队高层互访机制、联训联演机制、人员培训机制、情报共享机制、海上合作机制等。目前,美印两国国防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已经实现了双向定期互动,两国还建立了“国防工作小组”、“陆军指导小组”、“海军指导小组”等机制,定期就陆军发展、反恐、海上通道安全、打击海盗和海上安全等问题进行交流。

  2015年,奥巴马总统访印期间,美印一致同意进一步就双方关切的领域加强情报交流,美国可以利用其先进的空间侦察与监视系统,向印度提供周边其他国家的军事部署动态等情报,印度则能利用其在印度洋地区和安达曼海地区的地理优势,向美国提供其他国家军队在上述地区的活动情报,这将进一步提高双方对这一地区安全态势的了解程度和反应速度。

  从联合进行军事训练演习来说。印度已经成为与美国举行联训联演活动最多的非军事联盟国家之一,定期举行的年度联合军事演习涉及各个军种,内容也很丰富。其中,美印海军举行的年度“马拉巴尔”(Malabar)联合军演始于1992年,已经发展为全球著名的多边联合军演,内容包括反潜、防空和反水面战等。两国空军定期举行的年度“对抗印度”和“红旗”系列联合军演,旨在促进双方飞行员的技术交流,加强两国空中联合作战能力。

  美印陆军定期举行“准备战争”Yudh Abhyas,印度当地语言)年度联合军事演习,演习地区通常靠近中印或印巴边境地区,旨在交流双方在特殊地带作战的经验和技能。两国特种部队定期举行的“瓦吉拉·普拉哈尔”(Wajila-Pulahal)联合演习,演习内容包括战术演练、远程监视技能、直升机空降作战、作战生存、射击技巧和联合跳伞,旨在加强双方联合反恐能力。随着美印防务合作的深入,未来两国联合军演将更加频繁,更富实质性内容。

  从军品贸易与军事技术合作来说。2013年,美国已超过俄罗斯成为印度最大的军备供应方。2005年以来,印度已从美国购买了近9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美国已经和准备向印度提供的先进武器装备,包括“鱼叉Ⅱ”(Harpoon Ⅱ)型反舰导弹、P-8I(P-8 Poseidon)海上反潜巡逻机、C-130J“大力神”(Hercules)运输机、C-17Ⅲ“环球霸王”(C-17 Globemaster Ⅲ)战略运输机、“奥斯汀”级(Austin class)“特伦顿”号船坞登陆舰(Trenton dock landing ship)、“支奴干”(CH-47 Chinook)重型运输直升机、“阿帕奇”武装直升机(Apache)、M-777超轻型榴弹炮等。美印两国在奥巴马总统2015年访印期间就未来十年防务合作达成新的协议,为美向印进一步提供先进的武器装备开启了绿灯。

  (三)合作与制约双管齐下,将中印崛起规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则框架内。

  近年来,美国对亚洲,特别是对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印度等密切关注。2010年5月奥巴马政府出台的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亚洲经济的迅速增长已使该地区与美国的未来繁荣紧密相联。这一点因该地区存在数个‘影响力中心’而更显重要”。美国力图运用接触、合作和制约等多种手段将新兴大国中国和印度的崛起规制在美国主导的国际机制框架内。2015年2月奥巴马政府的第二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大国力量平衡的变化产生合作的机遇和风险……特别是印度的潜力、中国的崛起和俄罗斯的侵略都对大国关系的未来造成重大影响。”(24)

  美国对中国继续采取“两面下注”战略,即与中国在能合作的领域和问题上合作,同时对中国可能对美国世界和亚太领导地位的挑战进行制约。201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我们将继续寻求与中国建立积极合作全面的关系。我们欢迎中国与美国及国际社会一道,在推进经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与不扩散等优先议题中,担当起负责任的领导角色。我们将关注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并做好准备,以确保美国及其地区和全球性盟友的利益不会受到负面影响。”(25)2012年1月出台的美国国防战略方针关于中国崛起的表述是,“中国崛起为地区大国将使其具备从不同层面影响美国经济和安全的潜在能力。”2015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布,美国将继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但报告也提到美国欢迎“一个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中国崛起”,寻求同中国建立“建设性”关系。报告指出,尽管美中之间有竞争,但美方不接受双方必然走向对抗的说法。与此同时,美方将从“实力的立场”出发来管控美中竞争,要求中方在海洋安全、贸易和人权等议题上遵守国际准则。美方将“密切监控”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以及在亚洲扩大存在的相关动向,同时想办法降低出现误解、误判的风险。(26)对比这两份报告,美方对中国的戒备感愈来愈强。

  奥巴马政府对印度政策以接触和合作为主。2010年5月奥巴马政府《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美国与印度正在构建战略伙伴关系,这是基于双方共同利益、世界上两个最大民主国家的相同价值观,以及两国人民的紧密联系。……我们赞赏印度通过二十国集团等组织,在全球性问题上发挥日益提升的领导力。我们将寻求与印度一道,努力促进南亚及世界其他地区的稳定。”(27)

  2015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在南亚,我们继续加强与印度的战略和经济伙伴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我们分享内在的价值和相互利益,这形成了我们合作的基石,特别是在安全、能源和环境领域。我们支持印度发挥安全的地区提供者作用和它扩大在关键的区域机构中的参与。我们继续推行‘亚太再平衡’与印度的‘东向’政策有战略交汇点。”(28)这表明,美国试图利用印度推行其“亚太再平衡”战略。

  2.地缘经济与美国的“印太战略”

  地缘经济学是从地理学的角度研究、探讨地理因素是怎样在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中发挥作用。运用地缘经济理论分析美国“印太战略”可以得出如下观点:

  (一)世界经济重心从大西洋两岸向印太地区转移是促使美国推出“印太战略”的重要原因之一。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重心开始从大西洋两岸向印太地区转移。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在过去30年中,亚洲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10%上升至30%。(29)这一地理区域是当前全球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既有中国、印度这两大正在崛起的经济巨人,也包括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全球十大港口中的九个均在亚洲。目前,印太地区已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全球消费品的主要生产地。仅2012年,印太地区内的双向贸易就超过八万亿美元。(30)

  经济全球化和中印崛起使亚太地区与印度洋地区在经济上联为一体,这也使得印度洋重要性上升。受亚洲经济增长的驱动,印度洋正超过大西洋和太平洋成为世界最繁忙、最具战略意义的贸易走廊。

  世界1/3大宗商品和约2/3的海运石油经过印度洋。(31)印度洋还提供全球一半的集装箱运输,70%的石油产品运输需要通过印度洋由中东运往太平洋地区。印度洋在地理上是四大洋中与各大陆平均距离最近的大洋,连接印度洋和南中国海的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上的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要道和对全球贸易有重大影响的战略要点。

  其中,全球40%的原油贸易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40%的全球贸易运输经过马六甲海峡,每年约有10万艘船只(大多数为油轮)通过马六甲海峡,该海峡每年的商船通行量占全世界的1/3,吞吐量分别为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的6倍和17倍。印度洋的石油航线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仰赖的“战略生命线”。“随着南亚和东亚经济活动的迅速增加,印太海上通道正成为21世纪具有支配地位的国际水道——正如古时地中海和20世纪大西洋一样。”(32)美国在印度洋的战略目标是,保证控制印度洋具有战略意义的航道、海峡和海域,特别是对波斯湾水域的控制,确保印度洋航道的畅通及美国在印度洋的战略优势。

  印太地区经济重要性的大大上升和在经济上联为一体是促使美国推出“印太战略”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企图以此为实现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目标服务。

  (二)亚太经济重心从美国向东亚及西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东部转移,促使美国提升这些次区域的战略地位。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末,亚太地区的经济重心在太平洋西岸,即在美国。美国曾是全球和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是最大的市场和最大的产品制造及出口国之一。现在印太地区发生的一个重大趋势是,亚太地区经济重心开始从美国向东亚及西太平洋地区和印度洋地区转移。2014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和第八大经济体印度在印太地区。

  普华永道国际会计事务所2015年的一份研究报告预测,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到2050年中国和印度将分别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是第三大经济体。(33)美国花旗集团2012年3月一份报告预测,印度经济总量到2050年有望达到85.97万亿美元,届时将超过中国和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34)

  与此同时,印太地区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趋势正在发展。

  2014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决定启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批准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路线图。这是朝着实现亚太自由贸易区方向迈出的历史性一步,标志着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的正式启动,体现了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信心和决心。2014年7月1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在巴西举行的首次会面中,邀请莫迪总理参加2014年11月于北京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表明中国对印度参与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持开放包容的态度。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东亚区域合作进程取得较大进展,逐步形成了包括东盟分别与中、日、韩(10+1)自贸区、东盟与中日韩(10+3)对话机制在内的一系列区域合作机制。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全面启动。2014年东盟和中国的贸易额超4800亿美元,(35)成为一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达13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

  近年来,由东盟十国发起,邀请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共同参加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英文缩写RCEP),也取得进展。它的目标是通过削减关税及非关税壁垒,达成建立16国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机制将涵盖约35亿人口,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将达23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1/3,所涵盖区域也将成为世界最大的自贸区。

  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六国作为成员国的上海合作组织(The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SCO)将开展经贸、环保、文化、科技、教育、能源、交通、金融等领域的合作,促进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均衡发展作为宗旨之一。该组织近年来在经贸合作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阿富汗和蒙古是观察员。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正在积极申请成为正式成员。

  2013年,中国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倡议。丝绸之路经济带涵盖若干通往印度洋地区的经济走廊,包括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等。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主要有西线、东线和南线三条线。其中,西线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途经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东、北非,通达欧洲。

  (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在现阶段排除中、印、印尼等印太地区经济大国。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原是2005年5月28日由文莱、智利、新西兰、新加坡四国发起,其宗旨是成员之间彼此承诺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以及投资等领域相互给予优惠并加强合作。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达成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内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协议,即成员国90%的货物关税立刻免除,所有产品关税将在12年内免除。该协议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建立自由贸易区。2008年美国宣布加入谈判,并邀请澳大利亚、秘鲁等一同加入谈判。2009年11月,美国正式提出扩大“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自此美国全方位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此后,日本、马来西亚、越南、墨西哥和加拿大也成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成员,使“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成员数量扩大到11个。(36)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美国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进程的主要目的是:

  第一,阻止在亚洲形成排除美国的区域贸易集团,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济战略利益。亚洲是美国具有关键战略利益的重要区域。为此,美国不仅要在政治、军事上维持主导地位,还必须在经济上维持主导地位。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阻止在亚洲形成排除美国的区域贸易集团是美国贸易政策的重要目标。美国学者莫新·S.汗(Mohsin S.Khan)认为,亚洲形成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区域贸易集团对美国不利。(37)根据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评估,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东亚自由贸易区可能使美国公司的年出口至少损失250亿美元,或者约20万个高薪岗位。(38)美国通过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可以避免自身被排除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之外,从而可以获得现实的经济利益和长远的战略利益。

  第二,全面介入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重塑并主导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2010年1月1日,有19亿人口和6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建成,这对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美国看来,名义上是东盟主导整个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实际上东盟只是东亚经济一体化这辆车的驾驶员,中国对这辆车行驶方向的影响力才是美国关注的焦点。随着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和中国地位的提升,美国在亚洲的经贸影响力相应衰落。美国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不仅全面介入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趋势,而且能够重塑并且主导未来亚太区域经济整合进程,成为亚太区域经济整合的规则制定者和进程领导者。通过区域经济合作打开新的市场空间,确保美国企业能够自由和公平地进入这些最具活力的出口市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打破传统自由贸易区(FTA)模式,创立新的自由贸易区模式,制定高贸易标准和综合性自由贸易协议,使其成为亚太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典范。该协定专注基础服务业、能源和环境问题的谈判,将规则透明度作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的优先关注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新标准更加关注工人和环境问题。

  奥巴马政府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未邀请印太地区经济大国中国、印度、印尼等参加该进程,其原因主要是为了至少在第一阶段将新兴大国排除在外。美国“印太战略”的矛盾之处是:中国和印度被排除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外,但中国和印度是印太地区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这使“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这也是美国“印太战略”在经济方面的欠缺之处。

  3.地缘政治与美国的“印太战略”

  地缘政治是人类政治中历史最悠久的现象之一。它包括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的含义。在客观层面上,它指客观存在的地缘政治态势、关系和过程;在主观层面上,它指人们在对这些客观存在的地缘政治现实认知、理解和运筹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论。

  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1943年发表《和平地理学》一书,在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概念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边缘地带(rimland)”学说。他认为,两次世界大战都是发生在边缘地带,而且边缘地带在经济上、人口上都超越心脏地带。因此控制了边缘地带就等于控制了欧亚大陆,控制了欧亚大陆就等于控制了世界的命运。他提出,从西亚、南亚、东南亚到东亚整个沿海地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地带,因为:第一,这一地带具有发展经济的优势,是工业化的重要地带;第二,它集中了能源以及很多战略性的资源;第三,这里还是海权和陆权进行角逐的最关键所在。(39)这一理论突出了印度洋至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在国际地缘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对奥巴马政府“印太战略”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一)“印太战略”把亚太地区与印度洋地区在地缘政治上联为一体

  在古代,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东亚地区和南亚地区在地缘政治上是相对独立区域,相互影响较少。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和中印的崛起,亚太地区与印度洋地区在经济贸易上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在此背景下,奥巴马政府的“印太战略”将亚太地区与印度洋地区在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上联为一体,增加了东亚地区和南亚地区的互动,进一步鼓励了印度“向东看”战略。2012年12月3日,时任印度海军司令D.K.乔希(D.K.Josh)在记者会上称,虽然印度不是“南海争议”的相关国家,但印度已经做好准备赴南海,以保护该国在这一海域的海事和经济利益。同月20日,印度和东盟决定,将双方关系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并在共同发表的《印度-东盟展望2020年宣言》中提出加强海洋安全领域的防务合作。2013年11月,印度与越南签订为期三年的石油勘探备忘录。根据该文件,越南向印度提供南海上的七个石油区块,包括三个独家开采的石油区块。这使得南中国海的安全形势更加复杂。

  近年来,巴基斯坦也开始接受“印太”概念。2015年2月,巴基斯坦参联会主席拉沙德·默罕默德(Rashad Mohammed)在卡拉奇举行的第六届国际海洋研讨会上指出:“印太地区有活力的社会政治条件和经济潜力,各国在该地区安全环境中印太地区沿海要应对的挑战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减轻海上风险和脆弱性要求协调一致的努力。因此,该地区沿海国家需要以合作而不是竞争的精神关注合作性的海上安全。它们在发展军事能力、部署海军和开发资源时不应导致地区紧张的上升。”(40)

  (二)印太地区格局正在从一超多强向多极格局演变,形成两类多个三角关系

  当前,亚太地区正处于地缘政治的转型期。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和多个强国并存的“一超多强”格局。随着中国、印度、东盟等新兴力量崛起,以及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受到削弱,美国的实力相对下降,亚太地区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印太地区作为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整体性的形成,进一步加快了多极化趋势的发展。

  印太地区多极化趋势的表现形式之一是形成两类多个三角关系。第一类三角关系以三角博弈为主,包括中美印三角关系、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美俄三角关系、中美澳三角关系等。第二类三角关系以三边合作为主,包括美日印三边关系、美日澳三边关系、美印澳三边关系、美日韩三边关系等。虽然根据国际政治中的三角关系理论,这第二类三角关系主要是三边合作,不是典型的三角关系,但美国越来越重视这些三边合作关系,这就表明美国在实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不得不更多依靠盟国和伙伴国家的力量。

  中美印三角关系是印太地区最重要的三角关系之一。美国是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最大的发达国家,又是国际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中国和印度是两个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互为邻国,又是国际体系中两个上升的大国。中美印互动关系朝什么方向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世界的战略格局和国际体系的走向。美国有的人企图用提升美印关系来制约中国。但美国能否利用印度来平衡和制约中国,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印关系的发展。因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中印两国之间有许多共同利益。首先,中印两国的发展是在亚洲兴起大背景下进行的。世界经济和政治重心正在从大西洋两岸向印太地区转移,中印两国都发展起来,才能实现亚洲崛起和亚洲世纪;其次,中印作为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都致力于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相互军备竞赛或相互牵制,并不符合两国国家利益;第三,中印两国都是新兴大国,历史上都有着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侵略的遭遇,现在都面临着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它们的战略目标是并行不悖的,相互间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两国都致力于国内经济发展,并希望实现地区与世界和平。中美之间也有许多利益交汇点,它们的战略目标并不是相互冲突的,虽然有相当多矛盾之处。中美印之间是有可能避免“安全困境”的,因为安全的内涵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传统军事安全虽然仍很重要,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促使中美印更多进行合作。世界正处于一个新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在“地球村”中,中美印共同面临恐怖主义、传染性疾病等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需要合作加以应对。

  中美澳三角关系是印太地区重要的三角关系之一。美澳是盟国,两国承担安全方面的相互义务。2014年,中国购买了澳全部出口商品总额的33.8%,中澳贸易总值达到约12820亿美元。(41)近年来,美澳军事关系加强。2011年11月,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从2012年开始在澳大利亚驻扎250名海军陆战队员,未来驻澳美军总兵力将达到2500人。这些部队进驻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港的罗伯逊军事基地。这是美军战斗部队首次正式驻军澳大利亚。美国海军正在考虑获得更多使用珀斯附近西部港口舰队基地设施的机会,甚至希望派遣美国军舰轮换驻扎使用这些基地设施。美国核潜艇曾不时利用这些设施,因此存在先例。

  美国空军B-52战略轰炸机和B-2隐形轰炸机将可能开始使用澳大利亚北部的跑道,这也是加强美国与澳大利亚国防军之间联合训练演习的一个途径。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防务分析专家扎克·库珀(Zack Cooper)认为:“美国一直对利用这些基地很感兴趣,如果不是能够随时使用,那至少也能够通过它们进行部队的轮换。此外,从地理角度来说,这些基地位置极佳,可以让美国在需要的时候轻松地快速到达东南亚。”(42)由此可见,美国在澳大利亚派驻战斗部队和舰机,以及美澳加强防务关系,主要是为了应对在南海和东南亚可能发生的危机事态。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在经济上又难以离开中澳经贸关系。中国自2007年起是澳大利亚最大贸易伙伴,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出口目的地。矿石和能源是澳大利亚出口中国的最大宗商品。这些使得澳大利亚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但中美澳三角关系中也存在一些博弈因素。

  中美俄三边关系是在冷战结束后逐渐形成的。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中,中美之间和美俄之间的关系竞争与合作并存,摩擦与协调交替。1996年中国和俄罗斯决定建立和发展两国“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这一关系是“建立在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基础上的新型国家关系”。(43)2001年7月16日,中俄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彻底摈弃了那种不是结盟就是对抗的冷战思维,是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的新型国家关系的体现”。(44)中美经贸关系的日益密切已经使经济合作成为两国关系的最重要压舱石。在中美俄三边关系中,中俄两国之间的关系要好于他们各自与美国的关系。中俄两国并不是与美国全面对抗,而只是在某些主要问题上,如美国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北约东扩等,寻求加强相互合作以在外交上应对美国。从现实情况看,中美之间和俄美之间由于既有很多共同利益又有许多矛盾,因此形成既合作又竞争关系的可能性最大。但在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美俄之间的对抗性有所上升。中俄两国与美国之间在某些传统安全问题上会出现“零和”模式;但由于各国在经济方面相互依存关系的发展和存在许多跨国界问题,它们在大多数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如环境恶化、国际恐怖主义、毒品等,将不得不寻求良性互动或良性互不动,面临“三赢”模式或“全输”模式。

  中美日三角关系在冷战结束后成为印太地区影响最大的三角关系之一。当前,国际战略形势正处在深刻变化之中。中美日三角关系也在进行前所未有的调整。现在中美日有很多共同利益。它们相互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合作关系不断发展,在经济上日益相互依存。中美都希望亚太地区保持和平与稳定,都需要进行合作来解决一些全球性问题。但日本右翼和安倍政府企图否认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历史,安倍政府意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加强军事力量。日本政府宣布所谓“钓鱼岛国有化”,激化了中日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属的争议。美国为了制约正在上升的中国,强化美日联盟。这些成为造成中美日三边关系复杂化的重要因素。从长远来说,中美日有必要建立平衡稳定、合作共赢的三边关系,这将是构建全球大国战略稳定框架的重要一环。

  美日印三边关系、美日澳三边关系、美印澳三边关系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即都是以美国为主导、通过三边政治和军事合作来巩固美国在印太地区和世界领导地位,加强应对地区不测事态能力,牵制和平衡中国,日印澳三国则企图通过这种合作加强自身地位和能力,获取自己需要的利益。2007年4月,美日印三国在日本海域举行首次联合军演。同年9月,美日印澳等国在印度洋举行了代号为“马拉巴尔07-2”(Mallabar 07-2)的海上联合军演。2009年,美日印三国海军再度合作,在冲绳附近海域展开军演。2011年12月19日,美日印首次三边对话在华盛顿举行。2013年10月第五次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部长级会议发表含涉东海、南海问题内容的联合声明。2014年7月,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呼吁加强美日澳三边关系,日澳并签署两国《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和《防务技术和装备转移协定》。

  总体来说,在第一类以博弈为主的三角关系(包括中美印三角关系、中美日三角关系、中美俄三角关系、中美澳三角关系等)中,虽然美国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矛盾中起主要作用的方面,而这些三角关系的性质,主要地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但中国仍有较大或一定的回旋余地和博弈空间,特别是在中美俄三角关系中。在第二类以三边合作为主的三角关系(包括美日印三边关系、美日澳三边关系、美印澳三边关系、美日韩三边关系等)中,美国占有主导地位。

  美国和日本试图构建“美日印澳菱形”安全合作机制。2013年1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文章认为,中国快速扩张军力,已经造成严重威胁,提出构建美日印澳“亚洲民主安全之钻”的构想,希望拉拢美国、澳洲和印度一起建构对中国的“钻石包围网”。2014年7月,日澳签署《防务技术和装备转移协定》加强了美国与日澳三边安全对话的轴心,美希望把印度也拉进来变成“四边机制”。但是,澳大利亚对此并不积极,印度也不愿成为美日制约中国的棋子。因此,美日构建“美日印澳菱形”合作机制的企图仍然搁浅。

  (三)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进程不仅取决于两国国内因素,也受到印太地缘政治中其他行为体的影响

  当前,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和第一大经济体既有共同利益,也存在许多分歧,两国既合作,又竞争。中美关系从冷战时期以外部驱动(苏联霸权主义威胁)为主到现在是以内在动力与外部驱动并存,以内在动力为主。中美关系内在动力正在深化,不仅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上升,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第三大出口目的地和首要进口来源地,中美互为主要外国投资来源地之一,而且两国从官方到民间相互交流的深度和广度都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外部驱动力也从冷战时期共同应对苏联霸权主义军事威胁为主,转变为在许多全球问题和地区问题上应对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的共同挑战,需要合作维护共同或并行不悖的利益。

  近年来,中国倡导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但是奥巴马政府推行“亚太再平衡”和“印太战略”,使影响中美关系的其他行为体数量由此增加。例如,奥巴马政府在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中加强美日联盟,发展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将美日联盟和美印战略伙伴关系作为“美地区战略的重要压舱石”,(45)使日本安倍晋三政府有恃无恐解禁集体自卫权,有意修改日本现行宪法第九条,为与中国发生冲突做准备,今后甚至可能主动挑起与中国的武装冲突,拉美国下水,故意引发中美冲突。这将加剧地区的局势的紧张。

  4. 美国“印太战略”的影响

  随着美国继续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其“印太战略”的影响在增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印太地区正在成为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下一个中心地带

  美国“印太战略”作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促进亚太地区与印度洋地区在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上联为一体,加速世界经济政治重心从大西洋两岸向印太地区转移。这将使印太地区成为大国竞争、领导权博弈、领海争端的下一个集中地,也促使印度成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地缘战略行为者之一。

  从地缘经济上说,印太地区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该地区内的区域化(regionalization)与区域主义(regionalism)合作都在发展。区域化是指某一区域内由非国家实体,主要是跨国公司在市场力量影响下进行贸易和投资所推动的区域经济和社会一体化。而国家推动的区域主义又称“地区主义”,是指国家通过进行相互之间的经济合作安排,建立各种多边国际机制包括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进程和亚太自由贸易区进程都是开放性的,有很大包容性,其发展必然推动印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虽然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

  从地缘政治上说,印太地区在全球的地缘战略地位正在上升。该地区内既有国际体系的守成大国美国,也有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力量中国、印度、东盟等,还有国际体系中的其他重要行为者俄罗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

  等。印太地区当前和未来相当长时期地缘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一方面,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包括美国能否顺应世界多极化趋势的新潮流,适应、接受和容纳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崛起并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更大和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中国、印度等崛起的新兴发展中大国能否融入和适应国际体系和地区秩序,并在参与中推动国际体系和地区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转变。这种相互之间的安全博弈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二)印太地区战略态势更为复杂

  美国“印太战略”将其亚太“轴辐”安全体系扩大到印度洋区域,使印太地区战略态势更为复杂,使能够影响中美博弈的地缘政治行为者增加,也使中美博弈和合作的战略空间大为扩大。首先,美国企图拉拢印度来制约中国,中国为了保护在印度洋海上航道的安全而向印度洋派出海军舰艇,中美印在印度洋既有博弈,也可以合作;其次,美国在地缘战略上企图形成对中国的大月牙形制衡圈,将增加中美之间的战略互疑,刺激该地区海军军备的竞争;再次,日本借机加强与印度的防务合作,企图在东西两个方向为制衡中国布局。2012年12月,日本安倍晋三政府上台以来,日印关系,特别是安全合作关系有了很大进展。两国加强防务领域的战略合作,包括定期举办联合作战演习、定期开展军事交流,以及加强反海盗、海上安全和反恐合作等。

  (三)中国和平发展面临更加复杂的外部环境

  美国为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有针对中国的因素。2015年3月13日,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发布的《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认为,过去两年间,中国在海上和空中都变得更加咄咄逼人,这加剧了中国同许多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这种行为,再加上中国军事意图缺乏透明度,导致了紧张和动荡,这可能带来误判甚至冲突升级。”(46)为了应对这种形势,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计划向包括印度在内的亚太地区派遣更多先进的军事资产和最尖端的军事平台。这些先进的军事资产包括F-35联合攻击战斗机和MV-22“鱼鹰”运输机等。表明未来几十年美国将利用大量的资源确保其从印度洋到太平洋的海上主导地位。

  2015年3月3日,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哈里斯(Harry Harris)海军上将在访问印度时称“我们的经济未来在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他提出把一年一度的“马拉巴尔”军演升级为多边军演,让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定期参加。他主张,“每个国家的海军在印度洋—太平洋建立多国海上关系的行动中都要发挥一定作用。”(47)“加强美印伙伴关系有助于我们确保其他国家尊重国际法,并推动我们的共同承诺,即所有国家都可以公开获取海洋、天空、太空和网络等共享的全球公域”。(48)

  2015年,美国军方发布《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强调美国在印度洋—亚太地区的巨大优势之一是众多的朋友和盟国。该文件说:“基于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寻求加强与印度洋—亚太地区的长期盟友的合作,其中包括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菲律宾、韩国和泰国,并继续发展与孟加拉国、文莱、印度、印尼、马来西亚、密克罗尼西亚、巴基斯坦、新加坡和越南等国的伙伴关系。”(49)这些都是美国为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和“印太战略”而采取的举措。对中国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和平发展将产生某些负面影响。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有的项目需要经过南亚和印度洋,美国如认为需要,可以利用其盟国或伙伴国对中国进行牵制。如果中美之间爆发武装冲突,中国的能源运输也难以通过印度洋。

  “印太战略”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将美国亚太“轴辐”安全体系扩大到印度洋区域,形成大月牙形同盟与伙伴国网络。这既出于美国地缘战略的需要,也是地缘经济发展使然。印太地区在全球的地缘战略地位正在上升,将成为全球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的下一个中心地带。这将使印太地区成为大国博弈一个新的竞技场。

来源时间:2015/12/14   发布时间:2015/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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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显现成果尚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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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FT中文网  来源:新浪微博

从成立丝路基金到创建亚投行,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自提出以来,创造了很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数字,但这些资金如何使用,又会带来什么机会,尚无明确线索。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2/14   发布时间:2015/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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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是大国阳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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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FT中文网  来源:新浪微博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薛力:既然中国真心相信“一带一路”的实施既利己也利人,并为此倾情投入,就应昭告世界:“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外大战略,一个大国阳谋。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2/14   发布时间:2015/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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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右翼学者欲改美教科书 不满涉慰安妇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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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头条新闻  来源:新浪微博

日本右翼历史学者近日致信美国一家学术期刊,要求美政府介入修改美国历史教科书,理由是其中涉及慰安妇问题的表述存在“事实错误”。不过,针对这封信提到的所谓“论据”和荒谬言论,美国历史学家和媒体逐一予以了批驳。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2/14   发布时间:2015/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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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随苏-35订购先进通信系统 可覆盖南海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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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浪军事  来源:新浪微博

俄军工集团俄罗斯技术公司总裁谢尔盖-切梅佐夫日前证实中俄苏-35战机采购谈判完成,并称“我们已签合同”。另外,俄方还宣布,苏-35将包括S-108机上通信系统和NKVS-27地基通信系统。该系统的作业范围为1500公里,覆盖南海海域。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2/14   发布时间:2015/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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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舰艇编队经西太平洋海域赴南海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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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环球时报  来源:新浪微博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于近日组织舰艇编队经西太平洋海域赴南海相关海域进行训练。中国国防部新闻事务局13日发布消息称,此次行动是根据今年海军年度训练计划做出的例行性安排。

来源时间:2015/12/14   发布时间:2015/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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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议员警告奥巴马勿在大选结束前推TPP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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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环球市场播报  来源:新浪微博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议员米奇・麦康奈尔10日警告奥巴马政府不要在2016年美国大选结束前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提交到国会审议,以免遭遇强大阻力。 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2/14   发布时间:2015/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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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大明:特朗普的高支持率反映了美国的民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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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新华网  来源:国关前沿通讯

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唐纳德·特朗普自宣布参选以来,多次凭借引发极大争议的离谱言论上头条,成为美国社会热门话题。

就特朗普12月7日应“全面禁止”穆斯林入境美国的言论,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评论道,在总统竞选之路上,特朗普走不了很远,但他的“火爆”却是美国政治中一种“新偏执狂”现象的写照。

专家分析,特朗普现象说明美国政治渐渐显露极端化倾向。

【“愤怒”的美国人】

白宫发言人乔希·欧内斯特7日说,特朗普的言论有悖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

这已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发表引发巨大争议的言论。6月16日,特朗普宣布竞选总统当天,他称墨西哥裔移民不乏“强奸犯,把毒品和犯罪带到美国”;7月,特朗普直言美国资深参议员约翰·麦凯恩曾经在越南战争中被俘虏,因而“不是英雄”。

而据美国“清晰政治”网站最新民意调查结果,特朗普以近30%的支持率遥遥领先共和党内其他竞选人。

对于这一现象,英国《每日电讯报》评论说,普朗特“异军突起”是美国政治中的“新偏执狂”现象,部分美国白人觉得,他们的文化和宗教认同正在受到“围攻”。

《每日电讯报》分析,在美国中部、特别是一些乡下小镇,持保守主义观点的白人选民最近很“愤怒”。金融危机终结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的经济繁荣,钢铁厂倒闭,产业转移到他国,使他们的利益受损;最高法院裁决同性婚姻合法,让他们觉得自己珍视的社会价值观被这个国家抛弃了;少数族裔人口比例上升,使他们感觉被“围攻”。特朗普则是“投机者”,只要能赢得选民支持,这个“不负责任的家伙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的话夸大其词、偏执,将这个世界非此即彼地划为“我们”和“他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刁大明说,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国力相对衰落,面临各种挑战,特朗普民意支持率高企,反映了美国某种“民怨”。他的言论越“政治上不正确”,越有民众支持,因为这种言论起码是美国面临各种困境的另一种解决方案,而媒体对他言论的批评会被认为代表精英意见,引发民意反弹。

【政治极端化倾向】

刁大明说:“特朗普渐渐成为一种现象,说明美国政治已渐渐出现极端化倾向。2006年,民主党依靠党内温和保守派赢得国会众议院多数席位;2010年,共和党依靠党内保守极端派夺回众议院多数,政治光谱近年来总体上往保守方向发展。”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党内预选将于2016年2月起在艾奥瓦、新罕布什尔、内华达和南卡罗来纳等州展开,未来一段时间还将有7场电视辩论。

刁大明说,除了作为民怨宣泄的窗口,特朗普目前支持率领先的另一个原因建立在公众对他的关注度上。现在还没有到总统选举的正式预选阶段,民众对各竞选人还不甚了解。特朗普离谱言论使他的媒体曝光度颇高,公众对他保持了新鲜感。随着时间推移,党内预选开始、电视辩论陆续推进,舆论关注焦点会转移到政策阐释方面,“相比其他议员或州长出身的候选人,特朗普会逊色很多。如果特朗普仍能够在2月份四场选战中保持领先,那么就可以认真考虑他被提名为共和党候选人的可能性了”。

《每日电讯报》评论说,特朗普的竞选前景并不被看好,但美国人的确应该认真讨论一下他们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来源时间:2015/12/13   发布时间:2015/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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