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吴建民 前驻法大使、前外交学院院长

　　12日，《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2016《环球时报》年会上，向前驻法大使、前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提问称，“我们都相信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但是吴大使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保证，南海也不会发生军事摩擦，因为现在的情况下只要南海打一炮，发生一点摩擦，其冲击力就是相当大的，就可能是周边或者是我们的经济都很难以承受的，您能不能向我们保证南海不会发生摩擦?”

　　“我相信不会爆发世界大战。”对此，吴建民回答称，”对于任何国际问题谁来做保证都是愚蠢的，吴某人不会做这个事情“。吴建民说，但是这两个问题不能被混淆了，南海会不会出现一些擦枪走火的情况与爆发世界大战是两回事情，南海不会爆发世界大战。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也明确表示称，“不会擦枪走火”。本场年会主持人央视主播杨锐也表示“打不起来”。

来源时间：2015/12/13   发布时间：2015/12/12

旧文章ID：7844

作者：张骜  来源：环球网

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 邢广梅

　　作为一年一度的重头大戏，2015年12月12日，环球时报社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办主题为“世界纠结中国求索”的2016年会。当天，有百名著名专家学者莅临现场，对2015年备受瞩目的世界局势及中国经济文化等问题展开讨论。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的邢广梅研究员就南海问题表示，随着形势发展，2016年，中国南海权益和主张将面临更大“被清晰化”的压力。

　　邢广梅表示，2016年，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紧张度存在，但是不可能爆发大的武装冲突。美国会不断加强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一方面增加自身的兵力部署、加大在这个地区的巡航力度，另一方面也会通过向盟友及友好伙伴关系国提供武器装备，进行联合军演等方式提升这些国家的军事实力，以平衡中国在南海的军事能力建设。

　　她表示，鉴于美国前不久曾闯入中国南沙岛礁12海里，两国海军目前保持较紧张的态势，未来是否擦枪走火取决于接下来美国的进一步行动以及中国的反应。但总的来说，双方都有意愿进行危机管控。

　　展望未来南海局势的发展，邢广梅指出，2016年，中国南海权益和主张将面临更大“被清晰化”的压力。她表示，中菲南海仲裁案的进程以及美国等相关国家在南海针对中国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挑衅行为，都会增加中国南海权益和主张“被清晰化”的压力，因此，中国2016年面临的挑战之一，就是“是否需要清晰完整地阐述南海权益主张”。

来源时间：2015/12/13   发布时间：2015/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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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朱云汉  来源：观察者网

【2015年将近尾声，这一年，习近平主席用42天时间，8次踏出国门，出访四大洲10个国家，参加9次国际会议，是就任国家主席以来出访次数最多的一年，开拓了大国外交的新华章。这一年，亚投行、“一带一路”、600亿美元援非、巴黎气候大会减排承诺，中国正试图打破长久以来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规则，发挥大国应有的作用。紧接着，12月16-18日，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将在乌镇举行，中国又将在互联网领域引领世界潮流。

年初，著名“知华派”学者沈大伟一句“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最后阶段已经开始”，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崩溃论”再次来袭。然而这一年，中国用自己的发展证明了不仅没有“崩溃”，反而愈加繁荣。不仅中国的经济成就受到世界认可，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赞许。在台湾著名学者朱云汉看来，“下一个十年的焦点将是有关‘中国的世界’之争论，也就是中国的兴起是否意味着世界将因此而改变。”中国将成为带动世界秩序重组的重要力量。

朱云汉先生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客座副教授，2012年当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对两岸问题颇有洞见，又兼具国际视野，是少有的受两岸尊敬的台湾学者。本文摘自朱教授新著《高思在云：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授权观察者网独家发布，特此感谢。】

如何理解中国的兴起

要理解中国兴起对世界带来的冲击，首先要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有一个客观的比较，才能全面地理解。到今天为止，很多西方与亚洲周边国家的社会精英还很难客观而全面地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他们还多半处在落后、追赶、补课的阶段。为什么会出现巨大的认知落差或知识匮乏？很重要的原因是，其他国家太容易用自己熟悉的历史知识和认知框架去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这一倾向无可厚非，但很可能得不到全面的理解。我们的认知基础，事实上充满着以西方为中心的谬误与偏差，自己却浑然不知；我们很习惯这种思维，以为那是唯一的角度和视野。美国的政治领袖与社会精英更是如此，总是以自身的价值观与历史观来衡量中国，选择性地吸收有关中国的信息，很难从一种非常客观、平衡的角度去理解中国。如果不调整原来那些先入为主，形成偏见和选择性认知的思维架构，我们就没有办法形成真正平衡的理解。

首先可以从人类经济发展历史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这样定位过去30年或整个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有人把它叫作“奇迹”，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持续性经济增长，因为它增长的速度事实上超过了“亚洲四小龙”的纪录，超过了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也超过了美国南北战争以后的快速崛起过程，更超过了19世纪德国的兴起，以及更早的其他西方先进工业化国家的现代化速度。不仅如此，它还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范围的工业化，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能以这种速度，在那么大的规模与地理范围内进行快速工业化。这是史无前例、空前绝后的。中国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消灭贫困运动，有3亿多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超越联合国所界定的贫困线。

我们也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能够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以那么短的时间进行越级式、跳跃式的升级。今天中国在国际分工中，既是低端的，也是高端的，横跨劳动力密集与技术密集的产业。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常常希望与中国形成“垂直分工”，但这个选项已经消失了。中国的国际分工既是垂直的，也是平行的。它可能仍旧在生产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例如成衣、雨伞，甚至圣诞节的装饰品；同时，它也有能力把卫星发射到太空轨道上，可以帮其他国家建造最先进的高速铁路。华为的通信设备与交换机，绝对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品牌大厂相竞争。中国能够同时跨资本密集与技术密集产业，又继续在劳动力密集产业保有一席之地。中国本身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经济体系，内部有着巨大的差异。它能以最快速度融入世界经济，加入世贸组织是一个关键；从2001年到现在只有十余年光景，它已经是全球最大的出口国，超过德国。从平均关税来看，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超过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其他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全球吸引那么庞大的跨国资金，中国企业还可以参与跨国金融，更直接就发展建设了达到21世纪水平的通信和基础建设。

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的龙头地位更为突出，它开始取代美国，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火车头。单就以名义GDP衡量的经济规模来看，它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从2008年以后，就一举超过美国，然后一路领先。未来几年，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与每年7%左右的增长速度，意味着它将稳居引领全球经济扩张的龙头地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2015年全球生产总值增量的24%将源于中国的贡献，明显超过美国的22%。［1］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201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为12亿美元，这个增量将超过其他所有亚洲国家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GDP增长的总和。这些是我们从各种指标，来给予中国兴起的客观历史定位。

如果我们执着于名义GDP（也就是根据现行汇率与生产物品和劳务的当年价格）的计算方式，中国经济体看起来会小一点。如果改用购买力平价即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方式来估计的话，根据荷兰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计算，事实上中国在1982年就已经超过了德国，1992年超过日本。［2］到了2006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相当于美国的86%了。按照这个估计，世界银行预测到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就会超过美国；202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占全球经济的19%，美国将只占16%。［3］当然，有少数人会质疑这些估计，但有更多的国际机构觉得这个估计可能还略显保守，因为以上的估计对于美国以及欧洲国家未来经济增长的假设可能还过于乐观。

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体制

到今天为止，中国的经济体制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叫做以市场为导向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是中国官方对自己国家经济体制的界定。我们要对这个概念认真对待，不要把它看成一个宣传或包装，其实它透露了这个体制一些很重要的特征。它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调节大多数商品市场以及劳动市场的供需，以价格来引导资源分配。从这个方面讲，它充分运用了市场机制，对促进中国整个经济体系效率的提高有很大的正面作用。在所有权方面，这一经济体制是有多种所有权并存的，它们之间既竞争也共生，彼此共同发展与相互引导。它们有国有的、有集体的、有民营的、有外资的。国有企业今日在中国，仍主导着整个经济体系中最骨干、最核心的部门。如果你去看上海的上市公司，前20大甚至前30大的公司都是国有的，无论是金融、能源、运输、通信、石化或钢铁企业，都是国有企业的天下。

到今天为止，中国还坚持农村土地仍旧是农民集体所有，不会轻易地跨出完全私有化这一步，因为私有化很快就会使农民丧失土地，这会导致农村出现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例如土地兼并、农民流离失所，中国历史上这种教训班班可考。所以这不是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出发，而是根据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教训来思考这个问题。

中共领导精英也不断试图解决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不均衡问题，当然，目前已经做到什么程度见仁见智，但这个自我修正与响应社会需求的动力还是存在。这个政权不断试图追求平衡发展，包括让社会保障体系覆盖面更完整，尽可能用财政移转支付来化解城乡、区域、劳资、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矛盾。如果从中国自己的历史角度去看，有一些措施也是史无前例的，包括：取消所有的农业税；对于农村的医疗与基础教育，由中央与地方财政全面进行补贴。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三千年未有的大变。

中国政治体制最突出的设计就是“一党执政”。这个体制表面上看起来和世界潮流有点格格不入，但观察的重点应该在于一党执政如何维持政治稳定和治理能力。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一个是它解决了继承危机问题和个人独裁问题。一般而言，一党执政常常很难克服这两个门槛。但自从毛泽东以后，中国建立了一些制度去克服这两个门槛，一个是任期制，一个是集体领导。邓小平之后，中共经历了两次最高领导人更替，分别是中共十六大选出胡锦涛担任总书记，以及中共十八大选出习近平担任总书记，这两次领导人的新老交替分别展现了中共的任期制和接班制的实际运作，也就是领导人有任期限制，在位最多两任（十年），预定接班的人选在五年前就经过党内协商后浮现，然后让这位接班人有五年时间见习，做好全面接班的准备。在中共体制下，各级政府与机构都有常委决策机制，解决了个人独裁问题，贯彻集体领导。所以说中国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就像一个非常强势的“总统”——当然这个“总统”是由所有常委一起做，各自有各自的分工，只有最重要的决定要寻求共识。

另外，这一体制也在不断提升自己的执政能力，来适应快速变迁的社会环境。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提供人才筛选和内部竞争的机制，让有一定资历、条件与能力的人，能够在这个体制里循序渐进，承担更重要的责任。这个体制也鼓励地方政府在公共治理方面不断创新。中央政府本身还扮演核心的统筹角色，因为它仍有一个相当大的协调和制衡机制掌握在自己手上，包括大军区制、人民银行大分行制，中央控制基本能源、运输、通信、国土资源，也控制宣传工具与人事任命权，这些都是中央面对地方时可以发挥节制作用的关键手段。但另一方面，中国又像是实施“联邦制”的国家，省这一级的政府职权在有些领域比美国的州政府还要大。这个分权体制没有宪法作为依据，但在实际运作中却也体现联邦制的若干特色，各个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进行各种不同形式的试验创新。其结果是，中国内部出现剧烈的区域竞争，不仅省和省直接竞争资源、人才与资金，甚至县和县之间都要竞争。例如，苏州辖下的昆山，从一个农村突然一跃变成一个高科技产业重镇，接下来旁边的城市像是无锡和常州，都开始模仿它，都想变成另外一个昆山。

这一体制也有足够诱因，让地方政府本身成为利益主体，所以地方政府就是有能力调动与统筹自身管辖范围内各种资源的企业集团，政府首长就像企业集团的CEO。中国普通的一个省就等于欧洲的一个中型国家；沿海省份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级市的GDP，就相当于一个全球500强企业所创造的附加价值。

中国模式撼动西方的话语权

这些令人震惊的变化，意味着中国发展道路必然会影响到人类的未来。中国的发展经验震惊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撼动了过去美国主导的国际发展机构对于发展和治理的话语权。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政策理念被发展中国家奉为圭臬，大家都相信这些机构掌握了最先进与最正确的社会科学知识，可以指导非洲、拉丁美洲、亚洲国家如何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如何选择发展路径，如何改革政治体制，如何参与国际分工，如何融入国际金融。如今，这些机构在意识形态领域享有的支配地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今后，中国可以通过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投行”、“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中国非盟峰会”、“中拉加共同体峰会”、“金砖五国峰会”与“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等机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分享发展经验，并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会与西方推行的普世价值分庭抗礼。中国靠长期实践而摸索出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有机会在世界意识形态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在非洲、拉丁美洲和南亚等地区，中国发展模式已经在美国式资本主义和西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体制以外，开创出第三条道路。它会逼着第三世界所有国家的政治精英重新去思考，怎样去平衡正当程序、维持国家治理能力、取得最好发展结果，应该用什么样有效的制度、安排和策略来追求它们之间的平衡。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意识到这种挑战，虽然它对中国体制不愿意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官方的名称，而是取了另一个名字，叫做“国家资本主义”（State Capitalism）。《经济学人》也看到了这样一个变化，因而忧心忡忡，它认为西欧福利国家模式面临崩解，美国式资本主义面临挑战，“国家资本主义”将在许多新兴市场国家变成新的主流思想。

21世纪世界经济的新坐标已经呼之欲出。我们可以预告，新兴经济体之间的经济依存度会不断增强，彼此在贸易、金融、能源和环境上的合作将更紧密。金砖五国会成为非西方世界的领导者与代言人，并会逐渐取得全球议题的话语权，而七大工业国（G7）会逐渐失去制定多边体制与国际规范的主导权；上海合作组织在吸纳印度之后，其影响力将逐渐超越北约组织。当然，以上描绘的景象不是明天就会看到的焕然一新的图像，但是这个结构转化的过程已经开始，在未来15年、10年，甚或更短的时间内，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

我们也可以预见，美元最终会失去世界储备货币的独占地位，但是完全取代美元的超主权货币也很难在短时期内出现。这时，国际贸易会呈现多种货币结算的多元化局面和区域化格局。比如，在某一个区域中，某一种货币是主要的资本市场计价和结算货币。人民币成为东亚贸易与投资主要计价货币的可能性与日俱增。

“世界的中国”与“中国的世界”

21世纪第一个十年，西方主流媒体的热门话题是“中国威胁论”，中国问题专家与国际关系学者不断在辩论：中国是否可能和平兴起？美国是否可能坐视这个未来唯一的潜在挑战者不断壮大？中美间的战略摊牌是否难以避免？不过，随着中美之间的经济依存关系紧密如连体婴，以及中国跃升为带领全球走出金融海啸的经济火车头，这个议题又很快成为明日黄花。

《纽约时报》关注焦点的移转，意味着西方主流媒体的问题意识又转换了。下一个十年的焦点将是有关“中国的世界”之争论，也就是中国的兴起是否意味着世界将因此而改变。2009年，英国《独立报》前副总编辑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出版《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在欧洲引爆这个话题。他在书中预言：中国兴起会重新塑造“现代”的意涵与模式，世人不要期待中国会向西方模式靠拢；相反地，当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逐渐恢复以后，中国的文化辐射力量将再度凸显，成为带动世界秩序重组的重要力量。

2010年，英国剑桥大学资深研究员哈尔珀（Stefan Halper）出版《北京说了算？中国的威权模式将如何主导二十一世纪》一书，更将这个话题带入另一波高潮。这些畅销书的陆续出版，意味着西方观察家已经愈来愈担心，他们无法乐观期待一个“世界的中国”出现，他们愈来愈不相信兴起的中国会融入西方国家所建构的主流价值观，或是被现存的国际社会规范与制度同化，或是选择参与及融入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来发挥其领导角色。他们反而担心，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挑战西方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一党执政体制将比西方式民主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具吸引力；甚至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也将以某种现代形式在东亚出现，全面冲击近代西方所建构的主权国家体系。

与美国国防部以及中情局渊源很深的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2015年2月出版的《百年马拉松》新书中，更大胆断言：中国的长远战略目标，就是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取代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白邦瑞还语出惊人地表示，中国领导人过去40年故意让美国总统和高官对中国做出误判，来掩饰其真正战略意图。中国战略的最终目标是占据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实现全球霸权，输出中国式的反民主制度和掠夺型经济模式。［4］

西方世界的焦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100多年来，西方国家早已习惯于以自己为中心的世界观，早已习惯指导非西方社会、改变他人而不是被他人改变。其实，这种焦虑是不必要的，不同文明间相互交流、激荡与影响，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15—16世纪，伊斯兰教世界对欧洲文艺复兴产生巨大影响；中国文明也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知识分子景仰的对象。东亚在过去100年不断吸取西方的现代化经验，过去30年中国也大量引进国外的市场经济制度，所以“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不是两个相互排斥的命题，而是构成互为因果、相互牵引的辩证关系。

来源时间：2015/12/12   发布时间：2015/12/12

旧文章ID：7840

作者：苏格  来源：人民日报

2015年，区域局部动荡不断出现，但世界总体和平、发展、进步乃大势所趋。大国合作与竞争并存，格局转换、秩序变革和经济调整三重叠加。中国影响显著扩大，国际地位持续提升，在国际事务中作用不断增强。

世界多极化不断演进。美国仍具有第一强国的实力，力图巩固其与盟国的政治安全关系，抢占制高点并续延发展机遇。与此同时，美国主导国际事务难以随心所欲。俄罗斯加大对美国及西方的战略反击力度。大国关系博弈加剧，但竞争与合作两面均较为突出，关系斗而不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崛起道路曲折，但历史潮流不可阻挡。

经济全球化持续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背景下的全球生产、融资与流通模式，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并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带来了某些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围绕自贸区布局、资金流向、市场份额等，国际经济竞争加剧。世界经济走势低迷，后金融危机影响持续显现。发达经济体发展乏力，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下滑。巴西、俄罗斯等国货币贬值、资本外流。

区域矛盾与局部冲突凸显。欧洲、中东、亚太等几大地缘政治板块相互影响，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交织，地缘政治博弈更加复杂。在欧洲，乌克兰危机引发冷战以来美欧与俄最为激烈的地缘政治较量，并将持续冲击区域安全格局。在中东，多年反恐战争未能根除极端恐怖势力，某些民族与教派矛盾激化；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法国发动恐怖袭击震惊全球。在亚太，美国继续推行“亚太再平衡”安全战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达成协议；日本政治右倾化明显；地区安全不稳定因素增多。

2015年适逢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国际体系变革呼声增大。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是大势所趋。应对气候变化、打击恐怖主义、关注资源能源安全、网络信息安全、防范疾病等方面，国际合作有所推进。与此同时，双边和多边平台上，各国已开始着眼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长远制度性安排，围绕发展制高点和规则制定权的竞争方兴未艾。发达国家加紧打造新的经贸投资规则，金砖国家靠自身作为谋求国际金融体制中应有地位。

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和影响力不断提升。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得以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发展；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团结协作不断夯实拓展。中国深入参与并积极引导多边外交进程，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位一体”总布局和总路径，与联合国和其他重要国际组织关系继续发展。中国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重大倡议落地生根，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更加广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展开波澜壮阔的画卷。

来源时间：2015/12/12   发布时间：2015/12/12

旧文章ID：7838

作者：韩爱勇  来源：中国经济网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开放发展”的理念，标志着我们党对开放和发展之间内在联系的认识进一步升华。开放要有新举措，开放发展要有新部署。两年来得到60多个国家积极响应的“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当前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新举措，也是开放发展理念最为集中的体现。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发展日新月异，成就举世瞩目，一个成功经验就是：对外融入世界经济大潮，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过程中拓宽生产力发展空间；对内坚持国内改革，破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和藩篱，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的就是开放，是否适应开放所激发起活力的生产力就是改革的标准。30多年来，关于中国对外开放的理解也在不断升华。

开放之初，中国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结合自身的资源和劳动力，极大地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繁荣，提高了全体人民的福祉。对外开放对中国的国内改革和发展而言无疑具有积极意义。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正实行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经济结构也由内向型经济渐次转变为更加依赖世界市场和国际资本的外向型经济。今天的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世界第一大吸引外资国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已形成市场、资源能源、投资“三头”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中国的前途命运已与对外开放密不可分。实现合作共赢，是新形势、新常态下中国持续发展的有效出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一个开放的世界，世界的繁荣离不开一个开放的中国。

当前中国的开放不再是面向西方发达国家的单向开放，而是面向全世界的双向开放，不仅要引进来、留得住，还有走出去、扎下根。“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就是在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全新开放理念的体现。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一方面，在国内打造陆海并举、东西共进、内外联动、面向全球的全新开放格局，在开放中建设开放型经济，在开放中构建开放型经济体制，实现开放发展。另一方面，推进同有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互利共赢的务实合作，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以开放实现沿带沿路国家的共同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标志着中国推进开放性区域合作架构的努力。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地区和世界的开放，中国也将为打造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地区合作平台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不会将自己的规则强加给沿带沿路国家。共建、共赢、共享永远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在精神，它体现了中国30多年来对开放理念的升华。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开放发展理念，并从七个方面对开放发展进行了战略部署：开创对外开放新格局，完善对外开放战略布局，形成对外开放新体制，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深化内地和港澳、大陆和台湾地区合作发展，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积极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可以说，“一带一路”建设已成为中国新时期开放战略的一个重要标志，它承载着新时期中国打造全新对外开放格局的重任，也集中体现着开放发展理念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具体实践。

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源自开放型经济体制的构建。“一带一路”建设将构筑起中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全新格局，中西部地区第一次在中国的对外开放布局中处于和东部沿海地区并列的位置，也由此迎来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历史性机遇。中西部地区的资源禀赋、人力资源、后发优势将在这一轮的对外开放进程为本地区打造新区位优势奠定扎实的基础。

生产要素流动的转变是开放格局升级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对外开放30多年的大部分历程中，开放格局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西方资本、技术、管理经验和管理人才等生产要素引入，呈现出要素单向度流动的态势。“一带一路”建设注重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并行推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沿带沿路国家的生产要素由此拥有了一个互通有无的平台。随着生产要素沿着“一带一路”的扩散，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升级也将因为单向度开放格局的彻底改变而加快步伐。

开放对象的转变为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带来机遇。随着生产要素的走出去，中国对外开放的对象正经历着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由全球合作平台向区域合作平台的转变。“一带一路”建设联通了亚太经济圈和欧洲经济圈两大经济板块，所经之地多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它们正面临着中国早期开放时相似的问题，这就构成中国生产要素走向沿带沿路发展中国家，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现实基础。“一带一路”建设重在打造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这个包容、开放的区域合作平台就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对象。随着这个区域合作框架的推进和完善，中国开放型经济不仅拥有了走出去的平台，而且提升开放型经济合作的制度性话语权因之而有了具体抓手。

两年多来“一带一路”由倡议走向建设，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积极响应，这表明开放不仅是中国的战略选择，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开放才能发展，开放才能造就发展的持续动力，这是中国30多年成功经验的总结。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开放发展不仅将大有助于实现中国新常态下民族复兴的壮举，也将为沿带沿路国家带来中国对国家发展的理解和由此汇聚的发展智慧。

来源时间：2015/12/12   发布时间：2015/12/12

旧文章ID：78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