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华尔街日报中文网 来源：新浪微博
奥巴马周日在总统办公室发表讲话，称上周加州袭击事件为恐怖主义行为，凸显在美国恐怖主义威胁已进入新阶段。他介绍了政府为此而加强的安全举措，旨在提升公众对其国家安全战略的信心。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2/8 发布时间：201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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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发表全国演说：美国将彻底摧毁IS】
作者：新浪资讯台 来源：新浪微博
当地时间6日晚8点，总统奥巴马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罕见重要演说。奥巴马表示，在过去的几年里，恐怖主义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他说，“恐怖主义威胁切实存在，但我们将战胜他们。我们将摧毁IS或其他任何尝试伤害我们的组织。” 视频：点此链接。
来源时间：2015/12/8 发布时间：201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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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仲裁法明为保护消费者，却被大公司用以规避责任
作者：杰西卡·西尔佛-格林伯格，罗伯特·吉贝罗福 来源：观察者网
在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信用卡合同的第5页上，利息和滞纳金解释条文下方，跳过年度会员制的细节介绍，列有一个条款，但大多数消费者会忽略掉该条款。美国运通卡对该条款的解释是，如果持卡人觉得自己的账户有问题，运通公司“可以选择个人仲裁来解决任何索赔要求”。
通过调查，《纽约时报》发现，在这场由美国企业联手策划的针对消费者的全面高压攻势中，这行字才是关键。
通过在数量激增的消费合同以及劳动合同里添加个人诉讼条款，像美国运通这样的公司就能够规避法院，阻止人们进行集体诉讼。说实话，集体诉讼是公民对抗非法或欺诈商业活动的唯一工具。
从几年前开始，如果不签署含集体诉讼禁令的合同，申请信用卡、使用手机、有线电视或网络服务，或者网上购物变得很难。找工作、租车或者安排亲戚入住疗养院也同样如此。
在因“集体诉讼禁令”而被法院驳回的案件中，有一个是由时代华纳的消费者提起的诉讼：账单上莫名其妙地多出了消费者不曾用过的服务;而另一个案件则是一家旅游预订网站的消费者指控网站秘密操控酒店价格。高盛集团的一位高管代表银行家们控告高盛性别歧视，未能成功;塔可钟的非裔美国员工称自己未被给予升职机会，被迫接受最不便利的排班，还得承受辱骂，但他们的声音同样被淹没了。
一些州的法官把“集体诉讼”禁令称为“脱离牢狱之灾”的通行证，因为单凭个人的力量，几乎不可能同财力雄厚的公司对峙。
帕特里夏·罗薇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市，她在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提起集体诉讼时，对此深有感触。罗薇因未缴纳600美元(约3，801元)的费用，被暂停通话服务。州记录显示，美国3个州中，超过900位用户对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费用过高感到不满，罗薇就是其中一位。去年，法院驳回诉讼，她被迫放弃，并支付600美元(约3，801元)的费用。她说，在仲裁中，靠她自己反抗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花费太大。
法院记录显示，公司禁止集体诉讼，基本上就剥夺了消费者对某些行为质疑的权利，此类行为有掠夺性贷款、工资盗窃、歧视等。
“这是法律历史上最深刻的变革之一，”由里根总统任命的波士顿联邦法官威廉·杨格在接受采访时说。“但不幸的是，对企业来说，这是蓄意逃脱法律的好机会，行为不当，却不会被问责。”
阻止集体诉讼由华尔街为首的信用卡公司和零售商联盟发起，联盟成员采访及法院记录显示，该举动酝酿已有10年之久。纽约公园大道及华盛顿特区的律师事务所为其提供策略，联盟提出可从昂贵的诉讼中脱身的计划。该计划在2011年及2013年最高法院两大判决中取得实质性突破。尽管两案判决颠覆了近几十年为保护消费者及雇员的法理学，但界外人士对此关注甚少。
美国最高法院现任大法官
《纽约时报》发现，约翰·罗伯茨也是幕后推手之一。他曾担任美国探索银行的私人律师，但未能成功诉请最高法院审理集体诉讼禁令的案件。而当最高法院宣布支持集体诉讼禁令时，他已成为首席大法官。
公司称集体诉讼没有存在的意义，因为仲裁可以轻松解决个体消费者不满。但法院及仲裁记录显示，事实刚好相反：一旦法院禁止集体诉讼，大部分消费者会完全放弃诉讼。
《纽约时报》对上千份的法院记录进行调查，并采访了美国35个州的律师、公司高管、法官、仲裁者及原告。
由于政府机构未跟踪集体诉讼情况，《纽约时报》便审议了2010-2014年间的联邦案件。其中，公司申请强制仲裁的集体诉讼案件达1，179个，而法官支持公司仲裁的比例竟达到4/5.
仅2014年，162例集体诉讼案件中，134例被判维持集体诉讼禁令。
有些诉讼涉及小额银行服务费，其中包括花旗银行客户提起的一项诉讼，诉讼称消费者受骗购买一项毫无用处的保险。此类费用，数额虽小，但若乘以数百万的客户基数，利润十分可观。
数据反映的只是一部分，还不包括那些放弃集体诉讼的人。
美国运通公司女发言人表示，过去几年，银行监管机构检测公司商业操作行为，这大大降低了集体诉讼的需求。监管机构“要求对所发现问题，进行重要修改和巨额罚款，将消费者价值损失降到最低。”
但执法人员称，他们失去揭发公司弊端的一项重要手段。去年，在一封给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的信中，有16州的总检察长都提出警告：“禁止集体诉讼将滋生大量非法商业行为。”
10月，保护局出台相关规则，防止金融机构禁止集体诉讼，几乎同时，美国商会也就此行为做出反应。
安德鲁·平库斯是华盛顿美亚博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曾代表公司要求用仲裁解决纠纷，称集体诉讼对于原告来说，收效甚微。“仲裁可以让消费者花很少的钱，进行维权，”平库斯说。“该体制十分有效。”
因为未建立仲裁相关的中心数据库，所以对此类言论的支持多半是传闻。通过整合全国仲裁机构记录，《纽约时报》发现，2010-2014年间，纠纷金额在2，500美元(15837元)或低于2，500美元的案件中，只有505位消费者申请仲裁。
美国威瑞森公司(Verizon)公司拥有1.25亿注册用户。数据显示，2010-2014年，美国威瑞森公司面临65例消费者仲裁案件。而拥有1500万用户的时代华纳有线电视(Time Warner Cable)有7例仲裁案件。
联邦法官称“只有疯子或狂热者才会为了30美元(约190元)而打官司。”
图森市的丹尼尔·登普西承认，他可能两者都是。仅为了花旗银行收取了125美元(约791元)的滞纳金，他用了3年时间起诉花旗银行，花了3,5000美元(约22，1749元)。他之前在花旗的投资银行工作，称胡乱收费影响了他的信用评分，他发誓还会继续起诉，直到获得赔偿为止。
但获赔率对他十分不利。《纽约时报》数据显示，对信用卡诈骗、费用及贷款费用高提起诉讼的消费者中，三分之二的人未获得仲裁经济赔偿。
最高法院的裁决无异于是公司律师的合法政变，他们就想着如何将仲裁条款及集体诉讼禁令结合起来。这些年，公司的代理律师为解决集体诉讼问题，花费了几十亿美元。但公司称，诉讼基本上都是由原告律师提起，因为他们想挣大钱。别无选择，只能处理那些没有法律依据的案子。
“这些诉讼保护的不是消费者权益，而是原告律师的权利。”邓肯·迈可唐安说道。他是花旗银行的前总顾问，也是联盟一员。“这些诉讼都是针对公司的核武器。”
但消费者权益保护人员并不同意。他们认为，集体诉讼可以让损失少量资金的人形成联盟，寻求救助。而有些诉讼则曝光了不当行为，在一个起诉汽车经销商的案件中，经销商就汽车贷款对少数消费者收取高额利率费。
仲裁条款的影响并不局限于金融领域。《纽约时报》调查显示，很多不是集体诉讼的案件也被迫撤出法院。采访、仲裁记录及法庭记录显示：在华尔街的带领下，包括妇产科医院、私立学校及殡仪馆在内的多家企业正利用仲裁条款逃避责任。
现在，很多个人提起的诈骗、非正常死亡及强奸诉讼案件都私下解决。采访及记录显示：仲裁条款大体上都偏向公司，更易把案件引向友好的仲裁者。
美国人似乎对此民事司法制度的巨大转变没有印象。公共正义组织(全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的执行董事保罗·布兰德称，这要归结于集体诉讼禁令总是被置于合同补充条款中，很多人不会注意这一项。
“企业可以剥夺消费者起诉的宪法权利，”布兰德说。“试想一下，如果取消第二修正案中民众拥有枪支的权利，人民会作何反应。”
意大利颜色(Italian Colors)是奥克兰单排商业街的一家小餐厅，蜡笔和牛皮纸装饰着餐桌，餐厅门口还有瓶巨大的葡萄酒，上面布满了常客的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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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颜色餐馆老板阿兰·卡尔森
悠闲的气氛刚好与餐厅的老板厨师阿兰·卡尔森相衬，他的餐厅不仅提供美味食物——如最受欢迎的意大利肉酱面——气氛也不过于严肃，做到这一点，他感到很自豪。
卡森说“我是个滑雪迷，在一家希腊餐馆做厨师，还开了几家餐馆，这些都很有意思。”
2003年，他代表众多小企业就急剧上涨的手续费起诉美国运通公司。运通公司的手续费比维萨和万事达的信用卡高出30%，这严重影响收益，但餐馆无法拒绝使用运通公司信用卡的顾客。
大公司被指控利用其垄断地位，收取不合理费用——这是典型的反垄断案。但之后的10年里，随着意大利颜色餐厅起诉美国运通公司的案件接受法院审理，其案件意义变得更加重大。
餐厅提起诉讼时，包含信用卡公司、全国零售商及汽车制造商在内的企业联盟已经开始谋划，如何取消集体诉讼。
阿兰·卡普林斯基
Ballard Spahr律师事务所位于费城，代理大银行律师。所中律师阿兰·卡普林斯基主导此次集体诉讼禁令活动。阿兰·卡普林斯基和卡森的唯一相似之处是他们都叫阿兰。卡普林斯基十分专注、也很无情，他喜欢扣紧马球衬衫，并塞进裤腰中。
他的客户中还有阿拉巴马的放债者，这些人被指控欺骗消费者办信用卡。清算费十分昂贵，且在富有同情心的陪审团面前办案，只会让公司情况更加糟糕。
卡普林斯基先生在寻找解决方案时，想起了他还是年轻律师时，曾帮助互助储蓄和贷款协会起草过仲裁条款，他在采访时说道。他认为，银行可以更进一步，将禁止集体诉讼写入仲裁条款中。
“客户说他们快要被无理的诉讼谋杀了，问我有没有什么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卡普林斯基先生说。
不久，他就与威凯平和而德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进行合作。该事务所也为大银行做代理。1999年6月，联盟邀请法律团队来纽约办事处，谋划禁止集体诉讼。
参与人员包括美国银行、大通银行、花旗集团、探索银行、西尔斯公司、丰田和通用电气公司的代表。在之后的电话会议中，远程参与者可以直接拨打易记忆的字母代码： a-r-b-i-t-r-a-t-i-o-n(仲裁的英文拼写)。
会议细节及之后3年其他会议资料都是从法院记录中搜集而来，法院记录包含在曼哈顿联邦诉讼中，这些资料之后得到参与律师的证实。
记录和采访显示：公司代理律师讨论将仲裁条款作为最终的解决方案。目标是禁止集体诉讼，并让原告律师“濒临下岗”.
参与企业中，只有美国运通公司和第一美国银行采用了禁止集体诉讼的仲裁条款。几个月后，探索银行也加入其中。会议结束时，很多企业纷纷效仿。
为了了解法官支持还是反驳集体诉讼禁令，卡普林斯基建了一个记分卡。宾夕法尼亚州和乔治亚州法院列在积极一栏中，它们支持某些公司的条款，这些条款使得消费者难以跳出仲裁。
加州法院及马塞诸萨州的一家法院则列在消极一栏中。马塞诸萨州法院明确反对美国康卡斯特电信公司( Comcast)有线电视合同中的集体诉讼禁令。法官发现，该禁令“哪怕在公司违法时，也能帮公司脱责。”
美国很多法官并不反对公司要求消费者使用仲裁解决问题。但公司阻止消费者联合起诉，法官对此表示不满。
多名法官称：州法律确保公民用法律手段捍卫权利，而合同企图取消这种手段，这是“不合理的”。换句话说，集体诉讼禁令不公平。
诉请最高法院
卡普林斯基团队的主张与美国商会反对集体诉讼的运动不谋而合。他们都认为集体诉讼危害公司利益。
商会尤其针对伊利诺伊州的一位法官，他判决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支付10亿美元(约633亿元)，来减少清淡型香烟带来的危害。
商会同时也指责所谓的优惠券诉讼，此类诉讼为律师带来巨额收入，而消费者只获得少量赔偿。在一个起诉制造商售卖图像不清的电视案件中，原告每人只获得价值25美元(约158元)到50美元(约316元)不等的优惠券，而诉讼律师获得0.22亿美元(约1.39亿元)的酬劳。
“集体诉讼制度并不是流奶与蜜之地，”马修·韦伯说道，他是美国商会法规改革研究所的高级副主席。
商会称，州法官或联邦法官一旦认定原告是集体诉讼，诉讼就无法停止——尽管没人受伤害。它同时也称，原告律师往往将案件引入司法领域，而该领域偏向集体诉讼。
2005年， 美国国会通过集团诉讼公平法案，商会略胜一筹，该法案允许公司将案件移交联邦法院，脱离对公司有敌意的州法院。
布莱恩·菲茨帕特里克现在范德堡大学教法学，他是安东尼·斯格利亚大法官的前办事员，他说因赔偿额低而指责集体诉讼具有误导性。集体诉讼的本质是帮助众人赢得个人补偿。
“如果一个人损失了500美元(约3，172元)，没有集体诉讼的话，他什么也得不到，”他说。
2007年以前，沃尔特·哈克特曾是银行工作人员，他说真正的威胁是那些迫使公司放弃高额利润行为的案件。
“银行犯错误或做坏事时，往往会重复多次，覆盖多人，”哈克特说，他现在转换角色，成为消费者维权律师。
州法院仍然阻止卡普林斯基团队的行为，因此他们转而致力于诉请最高法院。
卡普林斯基能成功全靠联邦仲裁法案，该法案形成于1925年，尘封已久，但其正式规定使用仲裁来解决企业之间的分歧。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法院扩大了该法的使用范围，以期解决公司、员工及客户间的纠纷。
事实上，国会通过法案时，立法者强调：该法针对企业。但根据国会听证会纪要，当时就有人担心未来企业可能利用该法对员工进行仲裁。
联邦仲裁法是否允许原告形成集体诉讼，最高法院从未接手过与此相关的案件。
但加州法院的一项诉讼看似有望。探索银行被指控乱收费。初级法院维持集体诉讼禁令，但州上诉法院对此表示否定，控诉“探索银行尝试得到许可，将良好的商业实践边缘化。”
探索银行也是卡普林斯基团队的成员之一，之后诉请最高法院介入。公司代表是约翰·罗伯茨，当时是知名的企业辩护律师。
卡普林斯基说，由于关系重大，他和罗伯茨聊了聊，并为罗伯茨起草的案件简要提供帮助。“他人很好。”卡普林斯基说道。
接着，在诉请书中，罗伯茨写道：加州上诉法院逾越本职，违反联邦仲裁法。允许消费者集体诉讼将违背“联邦仲裁法的核心目的：即根据公司条款，强行执行仲裁协议。”
从本质看，公司利用法律来推动纠纷庭外和解，接着再附加条件，使得纠纷无法通过仲裁解决。
最高法院拒绝受理该案。
公司的胜利
采访显示，企业决心优化仲裁条款，试图将最高法院拖入浑水中。比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起草的一项条款承诺，赢得仲裁的消费者将获得至少7,500美元(约47514元)的补偿，并获得双倍律师费。
2010年，最高法院对AT&T和Concepcion的一个案件进行审理。2002年，Concepcion购买了AT&T的业务。协议称，只要Concepcion签订该服务，就会获得免费电话，虽然Concepcion没有为电话付费，但却被收取基于电话零售价30.22美元(约191元)的销售税。
2006年3月，Concepcion在加州南部地区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起诉AT&T。后来该诉求并入一个集团诉讼中，声称 AT&T发布虚假广告并进行欺诈——广告上是免费，但收取电话销售税。2008年3月，AT&T要求根据其与Concepcion的仲裁条款进行强制仲裁，但禁止集体诉讼。 Concepcion反对该诉求，称AT&T仲裁协议不合理，因为该仲裁条款禁止集体诉讼。之后，联邦地区法院驳回AT&T强制仲裁的要求，因加州法律禁止集体诉讼弃权。AT&T上诉至联邦上诉法院，法院维持地区法院裁定。失败后，AT&T再次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联邦最高法院经过审查，推翻下级法院的裁定，判决客户应提起个人诉讼。(译者备注) 该判决再次认定加州地区法院禁止集团仲裁弃权的条款“不合情理”。时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是罗伯茨。
双方律师就州法院权利争论不休。
AT&T代理律师平库斯是美亚博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说：联邦仲裁法高于州法。其主要论点是：州法院为排斥联邦仲裁法，捏造地方特殊规则。
34岁的迪帕克·古普塔是位专业的上诉律师，他为Concepcion辩护，认为州法院有权执行州法律。
古普塔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本来以为，谈到州权利重要性的话，我们就有机会反击。”
开庭陈述时，卡普林斯基先生坐在旁听席上，他和最高法院的立场不一样，但他支持仲裁。“我们确信，罗伯茨大法官一定会站在我们这边。”
法院判决5:4支持AT&T，远远忽略了平库斯的中心论点。
“要求集体仲裁有效，”斯卡利亚大法官对公众写道“将与仲裁法的基本属性冲突。”而联邦仲裁法的主要目的是，“保证仲裁协议按其条款执行。”
探索银行(Discover)仲裁案中，还是律师的罗伯茨作出了一样的论断。
州法律被最高法院边缘化，留给消费者唯一的选择就是用联邦法捍卫自己的权利。
意大利颜色餐厅主人卡尔森先生现仍和美国运通公司打官司。运通公司一审获胜后，卡尔森的律师提起上诉，认为禁止集体诉讼将影响商人行使联邦权利，打击垄断。
“奥克兰的小饭店和美国运通公司，你猜谁会赢?”卡尔森先生问。
私人来说，没有哪个商人会在案件专家分析一项上花费百万美元的。
2009年，美国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索尼娅·索托马约尔判定原告卡尔森获胜。
运通公司再次上诉，直接递交最高法院。2013年，最高法院受理该案，此时，索尼娅已担任最高法院法官，并因此回避。
该案围绕谢尔曼法进行，该法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授权联邦政府控制、干预经济的法案。公民可依据该法对垄断企业提起诉讼。但最高法院保守派和自由派法官都发现，公民行使该权利的方式应予以保证。
2013年6月20日，最高法院推翻下级法院裁定，判决美国运通公司获胜。
法院称：即使集体诉讼可能是提起诉讼的唯一途径，但仲裁条款仍可以取缔集体诉讼，“反垄断法无法为每个案件平反提供可行的程序路径。”斯卡利亚法官写道。
几小时内，不同政治派别的批评者纷纷发表法律博客对此质疑。“没人认为他们判对了，”波士顿的杨格法官在后来的决策中写道。
埃琳·娜卡根法官猛烈抨击该判决，并提出反对意见。“垄断者将用其垄断权利强行执行合约，这剥夺了受害者的法律追索权，”她写道。她接着说，支持仲裁的5位法官无疑是在告诉受害者，“情况简直糟糕透了。”
而在奥克兰，卡森先生从他的律师那儿获得消息。饭店老板说，他别无选择，只能继续接受美国运通公司服务。有1/3的顾客使用运通公司的卡，其中许多人刷卡的金额较大，因为运通卡绑定了公司的支出账户。
但卡森先生确实做出改变。他在菜单上添加了一种特殊的波本威士忌鸡尾酒。“我把它称作斯卡利亚酒，”他说。“酒又苦，又涩，难以下咽。”
万能的条款
洛杉矶一家剧院和东德克萨斯州的一家汉堡包连锁店内都张贴标志，告知来店客人称：只要进店，他们就表示同意接受仲裁。亚马逊(Amazon)、网飞公司(Netflix)、旅游城市网上旅行社(Travelocity)、易趣(eBay) 和美国直播电视集团(DirecTV)的消费者合同中现都包含仲裁条款。连婚外情网站的阿什利麦迪逊公司(Ashley Madison)都要求客户同意仲裁。
出台含“集体诉讼禁令”条款合同的公司
像惠租车(Budget)这样的公司，如果你不签署“仲裁，禁止集体诉讼”的协议，基本上不可能租到车。网上购物，情况更是如此，这也就使得添加相关条款更加容易。
正如一位公司律师所说，“新诞生的一千多条条款”让美国人感到震惊。
詹姆斯·彭德格斯发现家庭电话账单中竟然包含漫游费，便代表迈阿密的Sprint消费者提起诉讼，但直到他发起的集体诉讼被法院退回时，他才知道原来自己已签署同意仲裁的协议。
仲裁成本远高于彭德格斯所争取的20美元(约126元)费用。而他的律师道格拉斯·伊顿也劝他，要想获胜，必须请到酬劳高达6位数的高科技专家。
如果失败，他还要付钱给斯普林特公司(Sprint)的律师，“会有人冒这个险吗?”伊顿说道。
《纽约时报》的消费者仲裁数据显示：2010-2014年间， 拥有5700万用户的斯普林特公司只有6次仲裁案件。
“试想一下，因为仲裁，斯普林特公司拿了多少客户的钱，”彭德格斯特说。
斯普林特公司拒绝就此事回应。
没有多少行业比金融公司更了解仲裁条款的可发挥空间。始于2009年的一组复杂诉讼暴露出多家银行使用的计费器问题，该计费器被用于借记卡交易。消费者控诉银行总是先扣除月租类的大额款项，再扣除像买口香糖的小额款项——哪怕购买口香糖在先。(美国借记卡与国内借记卡不同，卡内一般分两个账户：储蓄账户和支票账户。刷卡消费只能从支票账户扣除。支票账户可以透支，但每天透支额大于10美元(约63元)时，银行会收取惩罚性费用，且每一笔透支交易都会被收取费用)。
诉讼称：改变交易顺序让银行增加收取透支费用的次数，通常是每笔35美元(约222元)。银行被迫应诉，为解决此案，银行赔偿10亿美元(约63亿元)。
《纽约时报》发现，自此案件以后，至少有7家银行添加了仲裁条款。
但风险很高。2008年金融危机诞生了很多条款，这些条款使得贸易及风险活动利润大打折扣，因而手续费成为银行收入的重要来源。
总之，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数据显示，2015年前三个月，美国三大银行——摩根大通银行、美国银行和富国银行——透支费利润超过10亿美元(约63亿元)。
采访中，企业管理人员和辩护律师表示，一旦消费者熟悉仲裁手段，将会多次运用。同时他们还说，民众可以求助小额索赔法庭，此类法庭一般不含在仲裁条款中。但法院数据和法官采访显示，很少有人会去小额索赔法庭。
律师及原告采访显示：虽然许多公司也可以选择退出仲裁——一般是30-45天——但很少有消费者会利用这一点，因为一开始他们都没意识到自己签订了条款，或者未意识到条款的后果。
公司受访时注意到：仲裁物质上刺激他们以非正式的方式解决客户纠纷。
但加州路纳公园市的罗内特·帕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他是面包卡车司机，父亲是海军军人，小时候，父亲带他看了一次航展，自此就一直梦想成为直升机飞行员。
28岁时，他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之后，他被奥克兰的银州直升机学校录取，该学校以营利为目的。他从锁匙银行(Key Bank)中贷了约5，5950美元(约35，4907元)，用来支付学费。
培训还没到一半，基尔戈接到飞行教官的电话，说学校破产了。他还不信，第二天开车去奥克兰，发现学校的校门紧闭。
锁匙银行和学生快速贷款公司(Student Loan Xpress)是学校首选的贷款供应者，要求学生偿还贷款。包括基尔戈在内的2700名学生对两大银行提起集体诉讼，指控他们故意忽视学校的破产迹象。
学生快速贷款公司的合同未包含仲裁条款，同意和解，并取消学生贷款中的1亿美元(约6.3亿元)。锁匙银行合同中包含仲裁条款，2013年，锁匙银行利用此条款驳回了基尔戈的诉讼。
锁匙银行拒绝就基尔戈的案子进行评论，但称银行免除了很多学生的部分贷款。
基尔戈一直无法还请贷款，因为本金加利率已达到11万美元(约69,0000元)。信誉破产后，他和妻子无法买房，他也不得不放弃成为飞行员的梦想。
“这是我做过最糟糕的决定，”他说。
谈判能力消失
伯利·席勒是费城联邦法庭的法官，他的猎人战利品布满了法院室的墙壁，他喜欢用弓来射杀猎物。他曾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树林中，紧盯梅花鹿，在魁北克跟踪驯鹿，并在南美洲追赶飞毛腿黑斑羚。
费城联邦法庭的法官伯利·席勒
席勒法官称用步枪狩猎，战斗不公平，71岁的他在法庭上奉行同样的理念。至少2013年11月的一个案子中，他是这么干的，当时他不得不对在宾州拥有39家苹果蜂餐厅的老板进行诉讼判决。
查尔斯·沃尔顿是餐厅的前服务员，他代表其他低薪员工提起集体诉讼，称苹果蜂餐厅让员工擦地板、储备银器、擦洗吧台和倒垃圾，但从来不为额外任务付工资。苹果蜂的员工靠小费过活，但到最后，挣的钱都达不到基本工资。公司律师称，这中现象在餐饮行业十分普遍。
拥有苹果蜂的玫瑰集团为餐厅行为进行辩护，并督促席勒驳回诉讼，因为沃尔顿签署了劳动合同，合同中包括“通过有约束力的仲裁解决索赔问题。”
该请求让席勒上下两难。“处理这类案件，让陪审团来听审是非常重要的，”他说。
苹果蜂的分支由不同业主经营，在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密苏里州、纽约州、南卡罗来纳州和罗得岛都面临类似的集体诉讼。
2014年，在布朗克斯当服务员的罗尼·德尔托罗提起一项诉讼。苹果蜂餐厅再次企图驳回诉讼。
罗尼·德尔托罗
同时，德尔托罗说餐厅老板和2个猛男工作时找他麻烦。他们警告他不要“犯贱”，并撤回诉讼，托罗后来向布朗克斯法庭申请限制令。
“我真受不了，”托罗说，他后来搬到了布鲁克林，并拿到了限制令。
布朗克斯苹果蜂由苹果地铁公司(Apple-Metro)经营，该集团未就此请求作出回应。
托罗现在在华馆(P.F. Chang’s )餐厅工作，也是一家连锁餐厅。要得到这份工作，他必须签署有仲裁条款的劳工协议。
零售商的雇佣合同中也广泛出现了集体诉讼禁令，包括梅西百货，凯马特超市和西尔斯百货。
美国橄榄球联盟的拉拉队员们也要同意集体诉讼禁令。奥克兰袭击者队的拉拉队员因工作问题将其告上法庭，但发现，主持仲裁的恰恰是联盟会委员罗杰·古德尔。袭击者队后来同意换人。
从低薪行业到硅谷，再到华尔街，集体诉讼禁令被广泛地使用。有些像高盛这样的银行甚至要求高管也签署类似协议。
民权专家担心，随着集体诉讼的消失，歧视性的劳工行为会更加猖狂。
2003年，耐克公司被非裔员工起诉;2006年沃尔格林药店被非裔员工起诉。这两个案件使公司改变他们的政策。诺华制药女员工因升职和待遇问题发起集体诉讼，公司为解决此案，赔偿1.75亿美元(约11亿元)。
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的女主席杨珍妮称：仲裁并没有解决劳工问题的“根本原因”。杨女士说，部分问题在于：仲裁对其他“可能遇到同样事情”的员工隐瞒了歧视性劳工行为的讨论。
但费城的席勒法官并没有迷失重点，在过去的15年中，他处理很多劳工纠纷。曾经，他也担任过公司的仲裁员，法官说只要劳工双方都同意，他并不反对仲裁。
据《纽约时报》对仲裁案件的审查，2010-2014年间，苹果蜂分店数千员工中，只有4人申请仲裁。
苹果蜂餐厅律师说服席勒法官驳回诉讼，并称诉讼发起人沃尔顿本可以拒绝工作，不签署仲裁条款。
但席勒法官不认同该说法。“称他可以换家餐馆，所以他也有选择权，这种说法忽视了事实，”法官在法庭文件中写道。法官还说，苹果蜂的员工必须面临令人生厌的困境“要么放弃特定权利，要么放弃工作。”
尽管他自己持反对意见，但席勒法官说他必须遵守最高法院的决定。在裁决意见书中，他注明了法律事务的“可悲”状态，并驳回此案。
沃尔顿别无他法，只能申请仲裁。4月，他仲裁失利。
(观察者网严南译)
来源时间：2015/12/7 发布时间：2015/12/7
旧文章ID：7732
美国是全副武装，还是穿着病号服？
作者：顾屏山 来源：观察者网
两个多世纪以前，英王乔治三世派遣使者去往中国，希望能见到中国的皇帝。使臣马戛尔尼勋爵敦促乾隆皇帝打开中国门户，促进中英贸易往来。
其时英国已疲于用银币(当时的硬通货)换取来自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乾隆皇帝看看马戛尔尼送上的“英国制造”的礼物，拒绝开放中国。皇帝认为中国不需要那些西方技术制造出来的东西，它们不过是小玩意罢了。
乾隆没能亲眼看到自己犯了个多大的错误，当初他要是同意中国开放口岸自由通商，谁知道中国社会会怎样发展起来?之后英国自说自话，把一手规划的“自由贸易”强加给了中国：把种在印度的鸦片卖给中国人，赚取白花花的银子。
两百三十多年后，时移世易。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没有坐等英国使者上门，再亲口拒绝，而是亲自前往伦敦，对大不列颠说“成交”。从许许多多的新闻报道里就能看到，“成交”的是几百亿美元的经济协议，包括投资并建设英国欣克利角C核电站。
最后英国皇室和政府首脑全体出动，红地毯铺开了，皇家马车载着习近平和伊丽莎白二世驶过皇家大道。我记不起有哪个美国总统在近期受过这样的礼遇。
这预示着双方将展开长期的友好往来。这份友情并不是在一夜间就生根发芽了的：在过去5年里，中国对英国的投资以每年85%的惊人速率增长。中国对英国的投资累计已超过4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500亿)，占了中国对欧洲投资总金额的三分之一。
中国对英国的投资将会在未来十年内翻两番。显而易见，英国在同中国的合作中受益匪浅。首相卡梅伦和财相奥斯本都很清楚，中英双边合作将有力保障英国经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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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与乾隆皇帝
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维为教授最近应美国华人社团“百人会”之邀前往旧金山，并在其同“英联邦俱乐部”合办的论坛上发言。论坛的主题是中美之间如何避免冲突。张教授对观众说，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是中英贸易的9倍，照理说，中美合作的潜在效益也会比中英合作产生的效益大得多吧?
中国如果能同英国合作，它或多或少也会对美国抱有同样的期许。张教授是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纽约时报》说他是中国国内受到高度尊敬的思想者，中国领导人也高度关注他的“中国模式”理论。
事实上，国际上一批被高度认可的观察者已经在建议美国从英国的对华战略中取一两页的经了。毕竟，早在马戛尔尼出使中国以前，英国就已经在世界舞台上展开博弈了。美国取得世界大国地位的时间相对来说还短，不过是二战以后，而外交是门精妙复杂的艺术，并非简单粗暴的工具，它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华盛顿之行才刚刚结束，人们对两国关系还抱有积极的期待，美国接下来的行动却是派遣导弹驱逐舰驶入了南沙群岛渚碧礁十二海里的领海。美国的立场是：它不能容许南沙群岛军事化，使南海的自由航行权受到威胁。
中国的立场是：在南海填沙筑岛，建立灯塔确保安全行驶，这些并不是军事行为。其它沿海国家早在中国动手前就做着相同的事情了。何况在中国统辖南海的悠久历史上，南海海域的自由航行从来不成问题。
中国南海水域广阔，有的是自由航行的空间。只有对那些有意登岛的船只，中国修建的岛礁才会成为威胁。美国声称南海的自由航行权因中国建岛而遭受威胁，并没有什么正当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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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害通过”的拉森号导弹驱逐舰
在我看来，美国这次采取的单方军事行动，很像“地头蛇”所为。它无端挑衅，为的是什么?
有人评论说美国在南海上进行军事演习是为了给它在南海地区的战略伙伴们吃一颗定心丸：它们选择同美国站在一起是绝对正确的，美国军队一定会在南海地区保护它们的安全。
从另一个方面看，美国在中东地区持续失控，没人再敢相信它有自知之明。
小布什、切尼、拉姆斯菲尔德三人组发动了伊拉克战争，他们在那个地区造成的权力真空为“伊斯兰国”开辟了活动场所。而奥巴马与克林顿隔岸坐观“阿拉伯之春”，后果就是数百万难民失去家园，每天都有人在流亡中丢掉性命。可能只有小国突尼斯幸免于难。
现任奥巴马政府眼巴巴看着乌克兰分裂，也无力阻止“博科圣地”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犯下一系列暴行。
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地位显然在衰退，但它自有一套说不清道不明的理论：美国一向以“我说什么就是什么”的态度闻名于世，它闯入并不存在冲突的南海地区(起码在美国介入前，南海还是平和的)，让自己陷入了更深的泥淖。
英国已经看出对美国亦步亦趋的恶果。当年追随小布什侵略伊拉克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如今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向英国人民道歉。
英国对美国做出的另一个“叛逆”举动，就是无视华盛顿政府的敦促，领着一大队发达国家加入了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之列。英国选择了经济发展，而不是冲突纷争。
在习近平访问英国期间，中国的华为公司也宣布同曼彻斯特大学合作，将石墨烯引入手机产品的开发。曼彻斯特大学在石墨烯技术方面是世界公认的领跑者，他们很高兴同“一个领先全球的科技品牌”合作——而在没多久前，美国国会断然拒绝让华为进入美国市场。
石墨烯是未来材料之王，它在民用与军用方面的潜力尚待开发。中英之间的这种共同信任并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不必说，中美之间永远不可能达成这样的协作。
我问张维为教授中国将如何实行其“一带一路”倡议，他回答说中国将挑选最可靠的合作伙伴进行第一轮基础设施投资。因为“一带一路”项目将以“双赢”原则为基础，合作双方都会以同样的热情确保投资成功。而第一批项目的成功则会促使更多国家加入。
显然英国是了解中国的“双赢”原则的，它已经是中国在西方最好的合作伙伴了。不久后，当轮到其它国家选择——是做中国的经济合作伙伴，还是成为美国在全球部署的军事基地之一，答案也是不言而喻的。
山姆大叔深信“我说什么就是什么”，对全世界指手画脚，以为自己还是全副武装。但也许在其它国家看来，他穿的不过是病号服而已。
(作者是美国百人会前副会长、新美国传媒网前主任。观察者网刘旭爽译)
来源时间：2015/12/7 发布时间：2015/12/7
旧文章ID：7731
杰布·布什回应奥巴马讲话：美需要一位“战时司令”
作者： 来源：环球网
据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12月7日消息，共和党候选人杰布·布什在奥巴马总统发表全国讲话后表示，美国需要一位“战时司令”。
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地时间晚8点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全国演说。奥巴马表示，在过去的几年里，恐怖主义威胁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奥巴马称，“恐怖主义威胁切实存在，但我们将战胜他们。我们将摧毁IS或其他任何尝试伤害我们的组织。我们正在努力阻止IS的运作，破坏他们的行动，切断资金来源，阻止他们招募更多人员”。
重申既有反恐策略 强调不派遣地面部队
美国总统奥巴马依然坚持拒绝向“伊斯兰国(IS)”引发的威胁采取更为激进的军事回应。
奥巴马将发生在加州圣贝纳迪诺市的枪击案称为“蓄意杀害无辜民众的恐怖主义行径”，但他在对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反恐行动上仍重申其既有的策略，即综合使用空中打击、为当地地面部队提供援助、动用特种部队的方式打击IS。
来源时间：2015/12/7 发布时间：2015/12/7
旧文章ID：7730
美媒：中国派出远程轰炸机深入西太平洋 这什么情况？
作者： 来源：环球时报
美国“商业内幕”网12月5日文章，原题：中国刚派出远程轰炸机深入太平洋，这是中国发出其军队能做什么的一个信号
东海是东亚最不稳定的潜在引爆点之一。北京正试图在那里展示其军力优势，似乎意在威慑对手。据简氏360网站报道，11月27日中国进行了一次空军演练，两支轰炸机队飞进距日本领空数英里的空域，然后继续飞行几百英里深入西太平洋。轰炸机是在中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内飞行。防空识别区本身不反映任何中方额外的领土、甚至行政主张，但轰炸机飞行凸显中国成功地主导了地区一些安全态势。
中国正谋求提升在“第二岛链”的作战能力，这是更大的地缘战略的一部分。北京认为，长期国家安全的关键是向远离海岸线的地方投射力量，使用蓝水舰船如航母和核潜艇、远程飞机、甚至弹道导弹，以确立在本地区无可争议的海上优势。
这种力量投射意在战略上防范未来的不稳定，这种“离岸防御”政策解释了中国为何想在印度洋、甚至大西洋确立海军存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中国海事研究所的研究员彼得·达顿说，像11月的那种行动对北京来说并非不寻常。他强调中国并没侵犯任何别国的主权领空。
此次行动展示中国军力，意在推进战略目标。达顿表示：“这种事正变得越发常见。这种演练展示出，中国人正在发展其反介入、区域阻遏能力组成部分的远程空中力量。”中国如今已拥有“不断发展的军事实力，能向更远的西太平洋投送力量，并试图影响远离其国境的事态的结果。”北京认为，这种力量投射可防止中国“不得不介入东海或南海的冲突”。(作者阿明·罗森，陈俊安译)
来源时间：2015/12/7 发布时间：2015/12/7
旧文章ID：7729
奥巴马发表全国演说：美国将摧毁和战胜IS(全文)
作者：查希，韩梅，仲伟东 来源：环球网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2月6日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地时间晚8点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全国演说。奥巴马表示，在过去的几年里，恐怖主义威胁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恐怖主义威胁切实存在，但我们将战胜他们。我们将摧毁IS或其他任何尝试伤害我们的组织。我们正在努力阻止IS的运作，破坏他们的行动，切断资金来源，阻止他们招募更多人员”。奥巴马表示，“我们会摧毁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并誓言无论世界的任何地方，都要追捕恐怖分子。”
![""]("http://himg2.huanqiu.com/attachment2010/2015/1207/15/17/20151207031748161.jpg")
全文如下：
晚上好。周三，14名美国民众在欢聚庆祝节日时不幸遇害。他们与深爱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就此分离。他们中有白人、黑人;有拉丁裔、亚裔;有移民、美国公民;有为人父母，也有为人子女。他们中每个人都在为其同胞服务，他们所有人都是我们美国大家庭的一份子。
今晚，我想同各位谈谈这场悲剧，更大范围的恐怖主义威胁以及我们如何保障我们国家的安全。美国联邦调查局依然在对圣贝纳迪诺事件搜集证据，但是下面是我们所知晓的。受害者被他们的一名同事及其妻子残忍杀害，我们尚无证据表明袭击者与海外恐怖组织有直接联系，或他们属于美国本土更广泛同谋的一份子。但是很明显，他们踏上了激进的黑暗道路，信奉对伊斯兰教的歪曲解释，响应对美国及西方发动战争。他们囤积了大量的攻击型武器、弹药和炸弹。
因此，这是一种旨在杀害无辜民众的恐怖主义行为。自2001年9月11日“基地”组织发动袭击，杀害近3000名美国民众以来，我们的国家便一直同恐怖分子作战。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强化了我们的防御，从机场、金融中心，一直到其他重要建筑设施。情报部门与执法部门已经在本土和海外挫败了无数起阴谋，夜以继日地保卫我们的安全。
我们的军队以及反恐专家坚持不懈地追踪海外恐怖组织网络，捣毁他们在各个国家的避风港，击毙本·拉登，并摧毁了“基地”组织的领导层。
然而，在过去几年中，恐怖主义威胁进入一个新阶段。随着我们在阻止类似“9•11”般的复杂的、多层面的袭击事件上做得越来越好，恐怖分子所采取的暴力行为的复杂程度变得不那么复杂，如我们社会中常见的大规模枪击事件。我们已经见识了这一类型的恐怖袭击，如2009年的胡德堡，今年早些时候的查塔努加，如今的圣贝纳迪诺。
在伊拉克与叙利亚的战火纷乱中，类似“伊斯兰国”的组织已然壮大。而互联网消除了国家间的距离，我们看到恐怖分子正加强对人们的洗脑，如同对波士顿爆炸袭击者以及圣贝纳迪诺袭击者那般。
7年来，在每日早晨的情报简报中，我一直听取关于这一不断恶化威胁的报告。自我成为美国总统的那天起，我就下令美国军队铲除海外恐怖分子，这正是因为我明白真正的威胁是怎样的。
作为三军总司令，我对美国民众的安全负有重大责任。
作为两个女儿的父亲，我视她们为我人生的珍宝。我明白，我们在节假日派对的朋友、同事身上所看到的，与圣贝纳迪诺遇难者身上看到的东西并无两样。从巴黎袭击事件中遇难年轻人的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自己孩子的面庞。
我理解，在经历这么多场战争后，许多美国民众在问，我们是否正面对一场无法立即治愈的癌症。
以下是我想让你们知晓的。来自恐怖主义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我们会战胜它。我们会摧毁“伊斯兰国”，以及其他试图伤害我们的组织。我们的胜利不是依赖于强硬言辞，或抛弃我们的价值观，或向恐惧屈服。这正中“伊斯兰国”此类组织的下怀。相反，我们将通过变得强大、智慧、坚韧和不屈不挠来取胜，并借助美国各个方面的实力取胜。
如何做，首先，我们的军队将继续在各个国家追捕恐怖分子，这是必要的。在伊拉克与叙利亚，针对“伊斯兰国”的头目、重型武器、石油运输车以及基础设施展开清除空袭。
自巴黎恐袭以来，我们最紧密的盟友，法国、德国以及英国，也已加速了对我们军事行动的支持，他们将协助我们加大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
其次，我们将继续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军队提供培训和装备，支持他们从地面打击“伊斯兰国”，清除他们的隐藏据点。
我们正在这两个国家部署特种部队，提高进攻的效率。我们自巴黎袭击后就加大了这方面的努力，也将继续在地面行动中增加新的手段。
第三，我们与盟友展开阻止“伊斯兰国”扩张的行动，挫败他们的阴谋，切断资金来源，防止他们招募更多的武装人员。
自巴黎袭击事件以来，我们已经加强与欧洲盟友的情报共享，与土耳其一道关闭了土叙边境，与穆斯林国家和本国穆斯林合作，对抗“伊斯兰国”在网络上的邪恶宣传。
第四，在美国的领导下，国际社会已经开始建立日程和时间表，寻求叙利亚内战各方停火，政治解决危机。
如此，叙利亚人民和每一个国家，包括我们的盟友，也包括俄罗斯，都将集中精力完成我们的共同目标——摧毁“伊斯兰国”。
这是我们摧毁“伊斯兰国”(IS)的战术，由我们的军队指挥官和反恐专家制定，我们与65个国家一道，建立了美国领导的国际联盟。我们将不断地检视我们的战术，并决定在需要的时候加入新的步骤，完成任务。
这就是为什么，我曾要求美国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在圣贝纳迪诺的女性恐怖分子最初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审查豁免签证制度。这就是为什么，我将敦促高科技和执法部门的领导人采取相应的技术手段，使恐怖分子难以逃脱正义的惩罚。
现在，在美国国内，我们需要共同努力，以应对挑战。国会应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应该确保在禁飞名单上的那些人无法买到枪支。有什么理由能让一个具有恐怖分子嫌疑的人买到一把半自动步枪?这是国家安全角度的问题。
我们还需要让人们更难购买高性能攻击性武器，就像是在圣贝纳迪诺事件中的那种一样。我知道，有一些人反对一切关于枪支安全的举措。但事实上，不管怎样高效，我们的情报和执法机构都不能确定每一个具有嫌疑的枪击犯，无论他是出于个人动机、“伊斯兰国”、还是其他一些可恶的意识形态。
我们能做的和必须做的，是让他们更难以实施杀人的行动。
其次，我们应该对那些在没有取得签证情况下来到美国的人进行更为严格的监控，这样我们就可以留意到他们是否已经抵达战区。现在，我们正与国会两党的议员们一起做这件工作。
最后，如果国会认同我的观点，相信我们是在与“伊斯兰国”进行战争，那么就应该去投票授权继续使用武力，对付这些恐怖分子。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已经命令军队，对“伊斯兰国”目标进行数千次空袭。是时候让国会投票表明美国人民已经团结起来，并致力于这场战争之中。
我的美国同胞们，这就是我们团结起来，抵抗恐怖主义威胁的一步步措施。
现在让我说说不应该做什么。我们不应该再卷入一场旷日持久且代价高昂的伊拉克或叙利亚战争，若如此，将正中“伊斯兰国”下怀。他们知道不能在战场上打败我们，“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是我们面对的伊拉克叛军的一部分。但他们也知道，如果我们占领外国的领土，他们仍可以苟活多年，杀死数以千计的士兵，耗尽我们的资源，利用我们的存在吸引新人加入。
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战术将使我们实现更可持续的胜利：空中打击、特种部队、与当地军队一起作战。他们将重新控制自己的国家。这不需要我们再派遣新一代的美国人去海外作战，在外国的领土上进行额外十年的战斗。
另外，还有些事情不能去做。我们不能把这场斗争当作一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战争。这也是“伊斯兰国”所希望的。
“伊斯兰国”并不代表伊斯兰，他们是暴徒和杀手，是死亡的一部分，他们仅仅是世界上十亿多穆斯林当中的一小部分。成千上万爱国的美国穆斯林，他们拒绝了“伊斯兰国”的仇恨思想。
此外，世界上大多数的恐怖袭击受害者是穆斯林。
如果我们要战胜恐怖主义，我们就必须把穆斯林社群作为最强大的盟友，而不是用怀疑和仇恨将他们赶走。
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否认极端意识形态已经在一些穆斯林社区内传播。穆斯林必须无条件地面对这样的现实问题。
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领导人要继续与我们一道，果断且明确地拒绝“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加深群体间仇恨的意识形态，单纯的暴力行为无法证明反对者的立场，而且这些也与伊斯兰教中宗教宽容、相互尊重，确保人类尊严的价值观不相容。
全世界的穆斯林有责任，根除那些将人引入极端主义歧途的思想。所有美国人，每一种信仰，都有责任拒绝歧视。我们有责任，在他们进入美国时，拒绝(对他们的)宗教测试。我们有责任，拒绝“美国穆斯林应该被区别对待”的建议。如果我们一意孤行，我们将失败。这中背叛我们价值观的分裂行为，将使我们被“伊斯兰国”这样的极端组织玩弄于股掌之间。
美国的穆斯林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邻居，是我们的工作伙伴，是我们的体育英雄。是的，他们是我们的男人和女人，他们都愿意为保卫我们的国家献出生命。我们必须铭记于心。
我的美国同胞们，我相信我们将在这一使命中取得成功，因为我们站在历史正义的一方。我们立足于人类尊严这样的信念，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信仰什么宗教，上帝和法律都会平等视人。即使在这个政治季节，即使我们合适地讨论我及未来的总统们必须采取怎样的措施，以保证国家安全。让我们确保，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什么使我们与众不同。让我们不要忘记，自由比恐惧更强大。无论战争还是萧条，自然灾害或是恐怖袭击，我们都遇到了挑战，也因如此，它将我们团结起来，就像一个民族、一个人。
只要我们忠于那个传统，美国将毫无疑问取得胜利。
谢谢。上帝保佑你们。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来源时间：2015/12/7 发布时间：2015/12/7
旧文章ID：7728
今日美国还有公知吗？
作者：记者 季寺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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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知识分子》书封
今日美国还有公知吗?
时隔三十年，《最后的知识分子》的作者、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高等教育纪事报》撰文，再次剖析公共知识分子的状况，认为情况仍不乐观。当年正是他使公知这个词火了起来。
在当年《最后的知识分子》中，他就称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出现了一批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但他们是最后一批知识分子了。知识界渐渐凋敝，随后登场的，不过是一些受过学院训练的庸庸碌碌之辈。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很多知识分子以写书评、言论为生，他们的生活空间是城市的大街和咖啡馆，写作对象是那些有教养的公众读者。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开放的文化空间不断萎缩，仅靠写作难以维持生计。随着大学的普及，老派的知识分子已被大学教授和高科技专家所取代。现在年轻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学院教育模式培养出来的，他们只是在校园和狭隘的学术话语里谋生。
学院体制已经驯服了知识分子，使他们屈从于金钱、地位和权力，心甘情愿地为专业成果而放弃老一辈知识分子运用纯熟的语言和思辨。今天的雅各比仍然这么认为。
旧金山、芝加哥、纽约的波西米亚不复存在，城市地价越来越昂贵，自由职业也越来越不可能。新老知识分子都被收编到学院，世界只剩下学术期刊和专著。如果说他们是知识分子，那么他们不再是公共的知识分子，而只是学院的知识分子、专业的知识分子。学术领域也被微分化，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就承认30个多个子领域。雅各比在这篇新的文章中称，当知识分子转向内向，大众文化无疑将受到损害。
《最后的知识分子》当年出版后，就收到批评不断。如乔治华盛顿大学的Leo Ribuffo认为这本书是“肤浅的、难解的”，纽约大学的Thomas Bender认为这本书是“草率的、构想拙劣的、甚至是不负责任的”。雅各比对老一代知识分子的赞誉还被指责为乡愁，他们认为雅各比浪漫化了那一代白人男性知识分子。
对此雅各比不同意，在新的文章中仍然为自己辩解。他认为自己也没有将女性知识分子排除出去，简·雅各布斯、苏珊·桑塔格都是为他所强调的。当他的论敌列出一串串他们心目中当年公知代表的名单时，雅各比的回答是，个别的知识分子改变不了时代的氛围和潮流，改变不了更大的现实。
同时，雅各比接受某些批评，承认自己忽略了一些人。如Henry Louis Gates、 Cornel West这样的黑人知识分子，还有卡尔·萨根这样的科普作家，认为与科学作家相比，人文学者显得逊色了。
最后的问题是与时代最息息相关的：网络时代是否存在公知?Ipad取代了打字机，旧的散文家变成了意见博主。塔夫茨大学的教授Daniel Drezner认为，新的知识分子通过网络场所和机会变得无处不在，“促进而不是减弱了公知的质量和多样性”。乔治城大学的Michael Dyson教授也持类似观点，赞扬了“黑人数字知识界”，包括著名的Coates等人。
但对于这个问题，雅各比给出的答案是悲观的。他认为危险在于这个时代人们停止思考、立刻评论。在使用博客和twitter的过程中，人们丢掉了缓慢的沉思。专著和tweets不一定对立，但是针对广大读者的严肃的写作也许正在消失，他们的作者，也就是雅各比口中最后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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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在德国属于禁书
希特勒《我的奋斗》学术版将出引争议
据《金融时报》近日报道，德国下月将在二战结束后首次出版《我的奋斗》，希特勒正是在这本书中提出了支撑其纳粹政权的反犹太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出版该书将重燃围绕这本史上最具争议的书籍之一的辩论。
新版《我的奋斗》共1948页，此次再版只会印刷4000册。慕尼黑当代历史研究所所长维尔申(Andreas Wirsching)称，很多人可以在二手书店找到没有加注的《我的奋斗》，而这个学术版将会“挑战那些不负责任的版本”。
据《纽约时报》报道，新版本中的注释是由5名历史学家，花费3年时间完成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希特勒是怎样在“谎言中掺杂部分真相，最终达到宣传纳粹思想的目的”。
德国文化历史专家、《世界报》高级编辑斯文·菲利克斯·克利尔霍夫(Sven-Felix Kellerhoff)称，“《我的奋斗》的特殊性在于，1945年以来该书一直被禁。人人都知道这本书，却不知道书的内容是什么。它的神话在于它被禁、被认为很危险。”“巴伐利亚州的错误政策导致了这一神话。”
1924年，希特勒因为一次失败的政变被关进了巴伐利亚监狱。在狱中，他口述了自己的经历以及对未来德国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看法，其中包括雅利安人的纯种性和反犹太人的观点。从1933年到1945年，《我的奋斗》被翻译成18种语言，售出了超过1200万册。这套书甚至还被当做礼物送给德国的新婚夫妇们。
在希特勒倒台后，这本书被很多德国人烧毁，有的甚至用它当做厕所纸。因为希特勒没有后代，二战结束后该书的版权被交给了巴伐利亚州政府。巴伐利亚州是希特勒最后的官方居住地。
虽然德国没有法律明文禁止再版《我的奋斗》，但为了防止煽动纳粹思想，巴伐利亚州政府一直反对该书再版。从二战后，这套书就再也没在德国国内出版过。据《德国之声》的统计，这套书虽然没有在德国再版，但该书的其他语言版本已经在全球卖出了5000万到6000万册。最近，在亚马逊网站上，该书的英语版成为了最受欢迎的电子书，超过了《圣经》。
5名历史学家中的慕尼黑当代历史研究所所长安德里亚斯·维尔盛(Andreas Wirsching)则表示，再版带有专家讲解的《我的奋斗》旨在“打破这本书的神话”。
维尔盛说，出注释版的目的是将《我的奋斗》置于历史大背景下，揭示希特勒如何用半谎言半真相编制出新的所谓“真相”，注释版也可削弱该书对纳粹主义的宣传作用。
但是，因为书中有很多反犹太和反斯拉夫人的语言，德国犹太人中央委员会的前会长格鲁曼(Dieter Graumann)也对再版提出了强烈抗议。他说：“再版《我的奋斗》让我感到恶心，这严重违反了反新法西斯主义和极端右翼思想的原则”。
再版计划征求了不少国外学者特别是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的意见。大多数人都同意了这一计划，不少人认为再版也是对纳粹受害者的一种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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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妮科尔：一个美国家庭的变形》(Becoming Nicol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American Family)书封
《纽约时报》2015年度非虚构图书
又到一年盘点季。近日，《纽约时报书评》评选出了本年度最佳虚构、诗歌和非虚构类图书100本。其中这些非虚构作品值得注意：
《美国的苦药：金钱、政治、后门交易，以及修复我们糟糕的医疗系统的斗争》(America’s Bitter Pill: Money, Politics, Backroom Deals, and the Fight to Fix Our Broken Healthcare System)，史蒂文·布里尔(Steven Brill)著(Random House出版社，28美元)。布里尔清新的、局外人式的好奇心令他成为一个好导游，走进书名所涉及的题材所构成的迷宫。
《奥古斯汀：从皈依到忏悔》(Augustine: Conversions to Confessions)，罗宾·莱恩·福克斯(Robin Lane Fox)著(Basic Books出版社，35美元)。这本书讲述了奥古斯汀的前半生，同时描绘了罗马帝国末期的智识与社会环境，有着普鲁斯特式的大量细节。
《成为妮科尔：一个美国家庭的变形》(Becoming Nicole: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American Family)，艾米·埃利斯·纳特(Amy Ellis Nutt)著(Random House出版社，27美元)。精彩地描写了一对伴侣如何坚定地支持他们变性的孩子。
《在世界与我之间》(Between The World And ME)，塔-奈西希·科特斯(Ta-Nehisi Coates)著(Spiegel & Grau出版社，24美元)。科特斯以绝佳的洞察力告诫自己十几岁的儿子，警惕明显的种族不公正现象，以及相信一个人可以改变的危险性。
《犯罪与沉默：直面战时犹太大屠杀――耶德瓦布内》(The Crime And The Silence: Confronting the Massacre of Jews in Wartime Jedwabne)，安娜·比科特(Anna Bikont)著，艾丽莎·瓦里斯(Alissa Valles)译(Farrar, Straus & Giroux出版社，30美元)。这本书可怕地重现了大屠杀时的情景，以及对它的否认，文笔优美。
《武士的女儿：从东到西，之后归来的旅行》(Daughters Of The Samurai: A Journey From East to West and Back)，贾尼斯·P·尼姆拉(Janice P. Nimura)著，(Norton出版社，26.95美元)。1871年，三个毫无头绪的日本女孩被送到美国，学习如何以现代方式教育本国女性。
《棉花帝国：世界史》(Empire Of Cotton: A Global History)，斯温·贝克特(Sven Beckert)著(Knopf出版社，35美元)。这位哈佛历史学家在书中展示了棉花的工业化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暴力。
《德国战争：武装下的国家，1939-1945》(The German War: A Nation Under Arms, 1939-1945)，尼古拉斯·斯塔加茨(Nicholas Stargardt)著(Basic Books出版社，35美元)。引人入胜地描写了“二战”期间平凡德国男女的生活。
《贫民区谋杀：美国谋杀的真实故事》(GHETTOSIDE: A True Story of Murder in America)，吉尔·里奥维(Jill Leovy)著(Spiegel & Grau出版社，28美元)。里奥维的著作聚焦南洛杉矶，审视了这个国家令人不安的非裔美国人谋杀犯罪率的环境成因。
《关塔那摩日记》(Guantanamo Diary)，默哈麦德·乌尔德·斯拉希(Mohamedou Ould Slahi)著，拉里·希姆斯(Larry Siems)编辑(Little, Brown出版社，29美元)。一位长期囚徒写下了迄今最深刻、最令人不安的记录，讲述反恐战争的连带损害。
《杀死国王：暗杀伊扎克·拉宾与以色列的重塑》(Kill A King: The Assassination of Yitzhak Rabin and the Remaking of Israel)，丹·埃夫隆(Dan Ephron)著(Norton出版社，27.95美元)。以充满激情的叙事，描写了拉宾和平谈判的努力，以及暗杀者通过刺杀他破坏和平谈判的计划。
来源时间：2015/12/7 发布时间：201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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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投行（二）：中国合纵连横，美国拒绝邀请
作者：JANE PERLEZ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亚投行的诞生
在2007年末，一位有影响力的中国官员考察了老挝境内湄公河沿岸的偏远村庄。
这位名叫郑新立的官员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位高权重。他注意到，村里满是用支柱撑着的小棚屋，土地肥沃但却未能带来丰收。什么作物都难卖出去，因为农民住得离市场太远，而运输工具又颇为匮乏。
郑新立看到了机会——中国也面临类似的基础设施问题。“经济上与中国互补，”人称“亚投行之父”的郑新立说。
起初，他向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幕僚提出了成立这样一家银行的计划。但对方不感兴趣，于是这个想法搁置了起来。后来，郑新立离开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去了一家经济智库。
习近平2013年成为国家主席时，郑新立及其新同事看到了重启该计划的机会。这家智库名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它认为，成立这样一家银行符合习近平的民族主义战略。
新近变得强势的中国觉得，自己常年遭受美国的不公平对待。奥巴马总统未邀请中国加入由美国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坚持认为不应允许北京来制定21世纪的商业规则。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在美国处于崩溃边缘之际，中国经济依然表现良好，充当了维持世界稳定的一支力量。然而，美国国会驳回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提出的让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成员国的建议。该提议原本得到了奥巴马政府的支持。
“美国国会就是在推迟批准IMF的改革，那我们看法不一样，”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门负责人徐洪才说。“美国经济不好的时候明明答应了，到后面经济好一点了就食言了。”
为了拉拢迥然各异的国家，中国知道需要把眼光放到往往较为封闭的共产党官员群体之外的不同寻常的候选人身上。
他们找到了会一口流利英语的经济专家金立群。他曾于80年代在世界银行(World Bank)任职，还是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的第一任中国籍副行长，担任过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董事长，喜欢莎士比亚和澳大利亚小说家帕特里克·怀特(Patrick White)的作品。
讨好中国的亚洲友邻并不难，新加坡等较小的国家欣然承诺加入。主要的发达国家则不那么愿意。
2014年5月，英国和欧洲的资本主义大鳄齐聚伦敦。在那里，金立群面向几百家财富基金的代表发表了讲话。“我们都认为那是痴人说梦，”公私金融倡导组织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Offici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Institutions Forum)的常务董事戴维·马什(David Marsh)说。
金立群还试图争取日本的支持，认为如果作为七国集团成员国的日本加入，欧洲会有所触动。但在促进发展方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有自己的计划。
金立群没有气馁，转而决定直接与美国交涉。
持怀疑态度的华盛顿
金立群于2014年9月抵达华盛顿时，奥巴马政府已对亚投行心怀警惕。
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卡罗琳·阿特金森(Caroline Atkinson)领导了一系列有关亚投行的高层会议。外界认为，她是现行制度强有力的捍卫者。牛津毕业的阿特金森当过记者，还在IMF、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和美国财政部工作过。
据一名与会者介绍，尽管华盛顿意识到这家银行势在必行，但阿特金森和其他一些人还是想影响其成员构成。美国劝阻重要的盟友——特别是澳大利亚和韩国——不要加入，七国集团的成员也收到建议，称美国希望统一战线。
阿特金森拒绝就此事接受采访。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名媒体事务代表则提到了奥巴马总统早前的论述，即亚洲需要增加基础设施，但必须采用高标准。
公开争论的背后，是对中国真实意图深深的怀疑。中国在亚洲的经济影响力逐年增强，有人担心北京会把亚投行作为另一个发挥影响力的工具。
中国的国家开发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已经为亚洲和非洲的大型项目提供了资金。根据中国自己的估计，这两家银行的海外资产加起来价值5000亿美元，比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加起来的资产还多。
此外，通常都会推动这种议程的财政部长雅各布·J·卢(Jacob J. Lew)对中国知之甚少。2013年出任财政部长前，卢没去过中国。他的前任蒂莫西·F·盖特纳(Timothy F. Geithner)和小亨利·M·保尔森(Henry M. Paulson Jr.)在执掌财政部前，都和中国打过许多交道。
卢实际上并未参与奥巴马政府有关亚投行的商议。了解讨论情况的官员称，政府从未就美国是否应该考虑加入召开内阁会议。这表明对卢来说，亚投行不是最要紧的事。
访问华盛顿期间，金立群试图软化美国的反对。他建议奥巴马政府在做决定之前等等，看亚投行如何定义自己的标准。
“他鼓励我们再乐观一些，”前述参与了奥巴马政府的商讨的官员说。“他说，‘你们可以当透明度的监察员’，”也就是说美国可以对亚投行的标准加以衡量，并把结果公之于众。
但国家安全委员会立场坚定。据一名了解谈话内情的人称，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高级顾问埃文·S·梅代罗斯(Evan S. Medeiros)说，“我不会买你做的蛋糕。”
对此，金立群的回答是：“随时欢迎你来厨房帮忙烤蛋糕。”
(请继续关注未来一周内《纽约时报》的亚投行系列报道。)
翻译：纽约时报中文网
来源时间：2015/12/7 发布时间：201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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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反恐演说遭多名共和党人痛批 被指缺乏愿景
作者： 来源：中国新闻网
据“中央社”6日报道，美国多位共和党总统参选人6日痛批总统奥巴马晚间的全国演说，认为这场关乎美国响应反恐威胁的演说缺乏愿景，也不够志在必得。
报道称，共和党人近来更大力抨击奥巴马对激进组织“伊斯兰国”(IS)的处理方式，认为他的外交政策未能解决这个好战组织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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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15年12月6日，美国华盛顿，美国总统奥巴马于白宫椭圆办公室发布重要演说，对南加大规模枪击案发生后美国应对恐怖威胁以及如何打击极端组织做出说明。
共和党人也希望，借着将选战讨论焦点转移到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方面，选民会比较愿意支持共和党。以历史纪录来看，聚焦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的选举，对共和党比较有利。
据悉，奥巴马今晚少见地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演说，警告国人，加州2日发生枪击案之后，美国面临的恐怖威胁已演变到危险的“新阶段”。
奥巴马演说后，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Jeb Bush)发布声明说：“奥巴马终于被逼得抛却多年来认为恐怖主义逐渐消失的政治迷思了。”
“我们必须破除总统对情报圈与军方的自我设限。如我曾提过的，我们也须落实积极主动的策略，来打击伊斯兰国与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
另外一位参选人特朗普(Donald Trump)也推文说：“他要讲的就这样?我们需要一位新总统，要快!”
佛州联邦参议员卢比欧(Marco Rubio)则是批评奥巴马说，美国人不该落入歧视伊斯兰教徒的陷阱中。
共和党人也指责奥巴马在加州枪案后要求法律更严格管制枪枝的呼吁。
联邦参议员蓝德·保罗(Rand Paul)表示：“让我说清楚，不让更多守法的公民拥枪，不会让大肆滥杀的凶手和恐怖分子停手。我们应该倡导的是让守法的美国人能更隐蔽携带枪枝，也应该废除不合乎宪法的禁枪区。”
来源时间：2015/12/7 发布时间：2015/12/7
旧文章ID：7725
穆斯林沉默，美国再没提政治正确
作者：一娴 来源：观察者网
圣贝纳丁诺惨案发生后，美国穆斯林面对极为尴尬和令人不安的境况。穆斯林组织和民众纷纷在Facebook上发表谴责枪手的言论，惨案发生的第二天，穆斯林公共事务协会领导人Salam al-Marayati在洛杉矶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说：IS和塔利班试图分裂和威胁我们，然而我们的回答是，我们不是恐怖分子并且不受威胁。他还说，这些恐怖组织利用惨案造成的民众的恐惧和歇斯底里来对付美国穆斯林。
但是美国穆斯林传达的这些信息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全美许多穆斯林和清真寺领袖说，他们正收到新一波死亡威胁、攻击和歧视，对他们来说，这些和“911” 事件后美国穆斯林的遭遇是不同的。在巴黎恐袭之后，尤其在共和党总统初选候选人川普和卡尔森不断发出反穆斯林言论，对美国穆斯林的这种威胁程度上升和令人感到恐惧。美国穆斯林正不得不做准备，接受更多的憎恶和针对他们可能的更严厉的管理方式。
对美国穆斯林来说，这确是911之后不曾有过的体验。当年“911事件”无疑给了自认为生活在最安全国家的美国人当头一棒，反恐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甚至可以说，反恐主导了过去十年美国的对外政策。但在国内，美国政府和民众则面临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在保护国民安全和针对极端穆斯林为目标的反恐政策之间如何取得平衡，这个问题一直延续到现在。
“9·11”后美国社会对穆斯林的仇恨犯罪案件迅速增加，有调查显示，其中52%的受访者曾感受到情报机构“特别监控”，43%受访者表示受到过骚扰。许多穆斯林孩子们在学校遭到骚扰，被称为恐怖主义分子，被要求“滚回家去”，虽然他们就出生在美国。当纽约决定在世贸废墟附近修建清真寺时，爆发了全美范围的争论，有受害者家属反应激烈，民众也多对此采取反对态度。而当时迅速通过的《爱国者法案》，不仅被民权组织批评为损害美国的民主和自由，而且被认为是针对穆斯林社区和社团所设。
尽管911之后美国穆斯林也遭受前所未有的恐惧、威胁和令人难以接受的监控。但刚刚发生的被认为是恐袭的枪杀案，较之“911”，对美国穆斯林及普通民众的冲击或许更大，美国民众对穆斯林的偏见扩大化，令美国穆斯林承受更大的压力。
这次惨案之前，民众一般认为恐袭只会发生在大都市，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地方和公开活动地点。而现在，在加州圣伯纳丁诺这样的小地方，普通机构里的节日派对，可以说是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居然发生这样的恐袭惨案，令普通民众对自身安全有更多的担心和恐惧。愤怒和恐惧总要宣泄，宣泄点之一就是针对美国的穆斯林。周五深夜，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海滩，一些人打破了穆斯林中心的玻璃，并在祈祷室打翻家具并洒满血腥的污物。FBI还忙于调查在弗吉尼亚一家清真寺收到的死亡威胁邮件。
其实，那些理性的美国民众并非不明白激进穆斯林毕竟是少数，多数美国穆斯林也是普通美国人。但这次枪杀案中的男枪手出生在美国，接受美国教育，平日工作生活和普通美国人没有两样，还育有一个6个月的孩子。一般人根本不会防范这样的普通人，况且普通民众根本不会知道他们是否与IS这样的极端恐怖组织有联系。像这样小地方，貌似身边普通人进行的恐怖攻击事件，令美国穆斯林不得不面对这样的前景，那就是人们会认为，恐怖分子就在他们中间，也许就是看上去普普通通的美国穆斯林。
这种前景似乎已经是事实，巴黎恐袭后，美国机场不止一次发生乘客拒绝和看上去是穆斯林或说阿拉伯语的人同乘一机，这些穆斯林被“请下”飞机，有的因愤怒而拨打911，但最后还是不得不同意接受更严厉的安检，才被允许登机。有一个例子甚至是，被拒绝的乘客仅仅因为留着一把大胡子(很多人认为那是极端穆斯林分子的一种标志)。这种现象过去在美国是不能想象的，在美国，针对一个种族的负面行为会被批评为种族歧视，是当然的政治不正确。但是在上述事件中，从乘客到航空公司，没人认为有什么不妥，有些媒体则语焉不详地称之为“另类歧视”。
顺便说一下，不幸被牵连的还有美国的阿拉伯人。在美国，阿拉伯人和穆斯林是有区别的。多数阿拉伯人事实上不是穆斯林，多数穆斯林也不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主要指来自黎巴嫩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的移民，他们多数都是基督徒，而穆斯林则是主要是非裔和来自南亚的移民(惨案中的枪手赛义德母国就是巴基斯坦，女枪手持巴基斯坦护照)，但由于中东局势和恐怖组织的关系，很多美国人常常把二者混为一谈，都归之于穆斯林，令很多阿拉伯人备受牵连。
从“911”到圣贝纳丁诺惨案，绝大多数美国穆斯林都谴责恐怖行为，迅速和极端穆斯林划清界限。但是，圣贝纳丁诺惨案的性质，将令美国人开始对身边的普通穆斯林充满戒心，哪怕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是为追求美国梦而努力的普通美国人。如果说“911”深刻改变了世界和美国，那么圣贝纳丁诺惨案将进一步改变美国。
著名的历史学家戈登·伍德(Gordon Wood)曾说过，“美国的独立战争，不仅仅创造了一个新国家，更重要的是它把我们对自由、平等、宪政和普罗大众福祉的信念注入了这个国家的文化。”美国人曾经这样骄傲地努力地去做。但历史告诉我们，从人性的私利出发，当个人生命安全遭到威胁而感到恐惧时，自由平等人权这些信念往往就会让位。这就可以解释，远在二战时期，因为有日本间谍，美国西岸的日裔美国人和日侨就都被全数关进集中营;近的则是“911”之后到到巴黎恐袭再到圣贝纳丁诺惨案美国穆斯林的境遇，尽管美国穆斯林努力融入美国社会，努力和极端分子划清界限，但很多民众在恐袭发生后对此视若罔闻，反而日益增加对穆斯林的憎恶和恐惧，更不用说有些政客在推波助澜。
“911”以来到圣贝纳丁诺惨案，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美国政府的种种反恐措施，以及民众对穆斯林的种种反应，不可避免对美国的民主自由人权等信念造成损害，这大概是美国当初在介入中东，推行美国民主化战略，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时始料未及的。
来源时间：2015/12/7 发布时间：2015/12/7
旧文章ID：7723
美国控枪何以被政治断送
作者：迩晓 来源：京华时报
南加州贝纳迪诺市一所康复中心发生的枪击事件，迫使美国舆论再次将焦点集中到久议不决的控枪问题上。5日，《纽约时报》罕见地在头版发表题为《终结美国的枪支泛滥》的社论，呼吁政府加强枪支管控。这是这家报纸自1920年以来首次在头版发表社论。
尽管美国标志性报纸罕见地在醒目位置表达了控枪立场，并尖锐地指出控枪不力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客们为可能成为杀戮者的人开辟枪支市场，而选民们还允许这些政客保住饭碗”，这足以得到呼吁控枪的奥巴马总统的赞许并引发多数美国公民的共鸣，但舆论和政坛的最新控枪努力，其结局仍可能是被传统文化和政治游戏一起断送。
传统文化是很难打破的一道屏障。独立战争时期，殖民地的持枪民兵们为美国独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导致持有枪支成为美国的自由标志之一。虽然每年数百起枪击案一次次震惊美国社会，并让赞成控枪的民众占据了高达90%的绝对多数，但是假维护固有的历史传统之名，维护持枪权利仍可以抵制民意。
这部分与赞成控枪的民众没有形成有效合力、而维持持枪文化的社会组织更具有组织效率和资金实力有关。美国步枪协会(NRA)就是典型代表。每年筹资活动，NRA总能得到更多的资金支持，其资金来源很可能主要来自强大的美国军火制造集团。NRA再将资金广泛用到维护持枪的各个环节中去——从宣传、游说直到政治威胁。任何有可能导致自由持枪传统受到挑战的尝试，都可能被NRA瞄准。去年，在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发生后，在控枪立场上持中立态度的参议员兰德里欧试图推动一项强化买枪背景调查的法案，虽然这一法案并未涉及强有力的控枪，但兰德里欧仍遭到NRA敌视，以制作广告等形式加以反击，导致兰德里欧的政治地位一度摇摇欲坠。在NRA强有力的阻击下，即使有资金、有实力推动控枪的组织和个人，也不得不小心翼翼。
然而，NRA还只是导致美国控枪不力的部分原因。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政界。为了赢得NRA支持者的选票，多年来美国国会形成了与控枪相反的政治倾向，议员们在各个方面都在扩大人们的持枪权。过去，美国还有针对购买和持有攻击性武器的禁令，但是这一禁令在10年前被废止。更糟糕的是，政治游戏规则还会主动分化控枪的努力。近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仅仅是微弱地表达了一下控枪意愿，就遭到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共和党多名总统候选人的反对，甚至有候选人提出当选后将把长枪图案加到美国国旗上。为反对而反对的政治操守，让美国社会的控枪努力寸步难行。
可以说，美国控枪难以推进的背后，折射出了美国政治游戏规则中的一大弊端：游说集团虽然有助于平衡社会各方利益，但也可能绑架政治运作，导致面对安全和反恐挑战时应对无力。奥巴马曾经愤怒质问：“对购枪者扩大背景核查范围的举措，为什么有90%的支持率却无法通过?”这一质问，其实指向了政治运作的黑洞。
来源时间：2015/12/7 发布时间：2015/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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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守军：中非合作发展让谁恐慌?
作者：环球时报 来源：国关前沿通讯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对中非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经贸合作规模的不断扩大。中非贸易额从2000年的100多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2200多亿美元,增长了21倍;中国对非投资存量从2000年的5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320多亿美元,增长了63倍。与此同时,非洲经济也获得了持续性的发展。在过去十年,非洲地区的年均GDP增长率达到5%以上,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可以说,中国已经成为非洲经济增长乃至非洲复兴的重要推动力。
然而,中非关系取得的巨大成果也引起了西方国家的“恐慌”,类似“中国掠夺非洲资源”之类的批评在西方媒体不绝于耳,说中国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中国固然从非洲进口了大量石油、矿产和原材料,并向非洲出口工业产品,但应看到这种贸易方式也是国际贸易的常态之一。而且中国只是买家之一,中国从未谋求对非洲国家的经济命脉进行垄断、政治进程进行把控,恰恰相反,“南南合作”是中国非洲政策的核心,平等互惠是中国非洲政策的要义。
从本质上看,中非贸易的性质与美非、欧非贸易并无不同,中国是以合理的市场价格从国际市场上予以购买,并未对非洲国家进行“价格压榨”。从数量上看,中国从非洲进口资源的总量也并不比欧美更多。以原油为例,根据美国能源情报署2014年公布的数据,中国从撒哈拉以南非洲进口原油数量占到这些国家出口总量的22%,而欧洲从该地区进口原油数量则占28%。由于受到“页岩油气革命”的影响,美国石油自给度不断提高,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13%的原油仍然出口到美国。如果再加上北非地区的石油出口国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原油出口70%以上销往欧洲)的出口份额,中国从非洲进口原油的份额实际上低于20%。
为谋求发展,非洲曾“向西”看了50年,但并不成功。西方给非洲开出的“药方”是千篇一律的“华盛顿共识”,在提供金融援助的同时,要求接受援助的非洲国家按照西方的标准和制度发展。非洲并未因此受益,反而陷入了严重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危机。于是非洲开始 “向东看”,依托2000年设立的“中非合作论坛”机制,中非关系驶入“快车道”。
不同于以往,贸易、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是拉动中非关系快速发展的三大引擎,非洲自发性的经济增长远胜于对西方外部援助的过度依赖。而且在老百姓层面上,中非合作让不少非洲国家在基建、医疗、教育、住房等诸多领域受益。中非之间的合作机制让非洲国家从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得到了实惠。中国在非洲的成功经验应当引起西方社会思考而不是道德批判。
西方的“新殖民主义”论调,折射出来的是一种防御性情绪,是一种“零和竞争”消极心态的体现。西方舆论的着眼点并不是非洲的增长与发展,而是从地缘政治对手的视角看待中国在非洲的地区存在。2015年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调查数据显示,有70%以上的非洲人对中国投资持欢迎态度。这表明,对非洲而言,中国并不是令人惧怕的“新殖民主义”,而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机遇。
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国家战略与发展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时间：2015/12/7 发布时间：2015/12/6
旧文章ID：7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