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宇深（Emerson Tsui）  来源：美中故事汇

译者注：中美两国的技术发展遵循迥异的模式。在过去，对于科技研发、技术创新和工业制造的重视程度一度成为两国科技发展的分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并非适合美国的产业模型，而这一发展模式则为中国逐渐实现上游技术突破奠定了基础。在愈演愈烈的中美“科技战”中，中国在科研和制造业方面进行了哪些投资?美国又是如何努力实现“美国制造”式产业回流的?两国都拥有哪些优势和面临哪些挑战?“中国焦点”现将龙洲经讯的技术分析师王丹发表于《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上的文章翻译如下，以飨读者。文章英文标题为“China’s Hidden Tech Revolution：How Beijing Threatens U.S. Dominance”。

2007 年，即苹果公司首次在中国生产 iPhone 的那一年，中国以廉价劳动力——而非技术成熟度——而闻名。 当时，中国企业几乎无法生产 iPhone 的任何部件，这些部件都要从德国、日本和美国进口。 中国对这些设备的总体贡献仅限于提供组装这些部件的劳动力(在富士康的工厂内组装)——这一贡献占增值成本的不到 4%。

到 2018 年 iPhone X 发布时，情况发生了巨变。 中国工人还继续组装 iPhone，但中国公司已经开始生产其中的许多精密部件，包括音响部件、充电模块和电池组。 由于掌握了复杂的技术，这些公司可以生产出比亚洲和欧洲竞争对手更好的产品。 随着最新一代 iPhone 的出现，这种模式的发展只会加速。 如今，中国的科技公司占据了该iphone增值成本的 至少25%以上。

尽管iPhone 是一个特例——作为现存最复杂的硬件之一，它依赖于一系列特殊的技术——但它在中国不断扩大的存在反映了一个更广泛的趋势： 在大多数制成品中，中国企业已经从组装外国制造的零部件转向生产自己的尖端技术。 随着可再生能源设备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现在的中国已经处于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前沿。 这些成功挑战了一个观念，即：科学领导力将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工业领导力。 尽管对开创性研究和科学创新的贡献相对较小，但中国利用其过程知识——扩大全新产业规模的能力——在范围更广的战略技术领域——超越了美国。

在越发激烈的竞争下，美国政府试图遏制中国政府获得核心技术的能力，并试图复兴本国的技术创新传统。因此，在2022年，拜登政府通过了一系列禁令——这些禁令旨在对向中国公司出售的西方高精尖芯片技术施加限制;与此同时，拜登政府还通过一项价值2800亿美元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来刺激这一产业的研发和制造回归美国。

除了《降低通货膨胀法》之外，《芯片与科学法案》对于帮助美国部分恢复自己在半导体生产和可再生能源产业中的领导力颇具意义。但中国企业稳步提升的技术实力表明，这种方法可能遗漏了一个更核心的问题：中国的崛起不仅仅是抄袭和窃取西方企业的结果; 它也不依赖于科学突破。 在很大程度上，这一崛起得到了中国自身工业能力提升的推动——来自该国庞大而先进的制造业劳动力的收益。 在过去几年中国针对美国芯片出口限制的反应中，这些优势已经很明显了。以前，中国公司倾向于避开中国本土技术，宁愿购买最好的——通常是美国的技术。 现在，华盛顿阻止他们购买美国技术，因此中国公司正在加倍努力发展自己的芯片产业。

对美国及其盟国而言，在技术竞争中，中国作为主要科技大国的到来包含着深刻的教训。 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的技术部门并没有立足于令人神往的研究和先进科学，而是立足于提高制造能力这一不那么浮华的任务。 如果华盛顿真的想在技术上与北京竞争，它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开拓性的研发。，它还必须学会像中国一样利用其劳动力，从而扩大创新规模并更好、更高效地生产产品。 美国要重新获得在新兴技术领域的领先地位，就必须将制造业视为技术进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不仅仅是更激动人心的发明和研发活动的小游戏。

中国的登月计划

许多观察家对中国的科技领导地位持怀疑态度是有道理的。 一方面，该国几乎没有创立跨国公司或全球知名品牌。 与日本和韩国不同，中国未能建立新的消费电子产品类别，例如数码相机或游戏机; 它也无法在汽车或大型客机方面与欧洲和美国竞争。 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公司专注于生产可以在发展中国家以较低价格销售的产品。知名的中国品牌的相对缺乏，强化了西方对中国的理解，即：中国是一个硕大的车间，而不是创新的温床。

中国在多项关键技术方面也远远落后于西方。 中国的芯片产业有一些显著的成就，包括手机芯片设计和一些先进的存储芯片。 但在逻辑芯片(所有数字产品中的处理器)的制造方面，中国公司至少落后台积电五年——台积电是先进半导体领域的全球领导者。 在开发制造芯片所需的专用工具方面，中国甚至更弱。 对于用于在硅晶圆(Silicon wafer)上印刷图案的最重要的光刻机(Stepper)，以及用于质量控制的计量设备——这些设备主要应用于需要数百个步骤的生产过程中——中国企业绝大多数依赖从日本、美国和欧洲进口。 在创建设计最先进芯片所需的软件工具方面，他们才刚刚起步。

中国的航空业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以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COMAC) 为例，这家公司是中国对于空客和波音的回应(译者注：即中国也要有制造大型客机的能力)。 这是一家国有企业，得到了估计 710 亿美元的政府资金支持。 成立 15 年后，它才刚刚开始生产第一架可运营的商用客机。 芯片和航空行业的中国企业都痛心地意识到，他们的许多核心部件继续由西方供应：芯片制造商的生产设备和先进的软件工具，以及中国商飞喷气式飞机案例中的引擎和航空电子系统(Avionics)。这种对西方技术的依赖，使美国芯片的新限制极有可能使中国的公司陷于混乱。

中国现在在电子供应链的技术成熟度方面可以与日本、韩国和台湾竞争。尽管被严重的技术漏洞重重包围，中国依旧在许多其他技术领域取得了快速进步。 中国企业在生产机械臂、液压泵和其他设备等先进机床方面迅速超越了欧洲和日本同行。 正如 iPhone 所展示的那样，中国现在在电子供应链的掌握方面可以与日本、韩国和台湾竞争。 在数字经济领域，尽管中国政府最近努力加强政府对阿里巴巴、腾讯和滴滴等互联网公司的控制，但中国依然实力强劲。 中国公司仍然可以为硅谷的科技巨头提供激烈的竞争，就像字节跳动的 TikTok 对 Facebook 所做的那样。 中国在建设现代基础设施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包括超高压输电线路、高铁和 5G 网络。 2019年，中国成为第一个在月球背面着陆探测器的国家。一年后，中国科学家实现了卫星量子加密通信，使中国离实现不可攻破的量子通信又近了一步。 这些成就标志着中国正在稳步应对越来越艰巨的任务。

因此，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技术发展远比其形象所显示的更具活力。 中国在几个关键领域仍然落后，一些最重要的科技公司面临来自华盛顿或北京本身的监管压力。 尽管面临这些挑战，中国的工业正在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国家的科研也在稳步推进。 一路走来，中国企业已经开始进行自己的重大创新，包括在美国优先考虑的战略领域。

太阳能超级大国

中国近年来取得的重大技术成就之一是可再生能源设备。 当 21 世纪初太阳能技术的商业市场出现时，大多数创新都来自美国。由美国公司推动该行业的发展似乎是合乎逻辑的。 然而，2010 年，中国国务院——即中央政府的行政部门——将太阳能发电指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发了一连串的政府补贴和企业创建，其中大部分旨在扩大制造能力。 在此过程中，中国企业了解了太阳能光伏的基础知识，并开始改进现有的生产方法。 如今，中国企业几乎主导了太阳能价值链的每个环节——从加工太阳能电池中使用的多晶硅到组装太阳能电池板。 他们还改进了技术本身。 中国的太阳能电池板不仅是市场上最便宜的，也是最有效率的。 过去十年太阳能成本的惊人下降正是由中国的制造业创新推动的。

在过去几年中，中国企业还在为电动汽车提供动力的大容量电池生产领域确立了强势地位。 随着世界远离内燃机，先进的电池技术已成为汽车制造中最关键的组成部分。中国处在领先地位：CATL(即宁德时代) 是一家成立于 2011 年的中国公司，它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池制造商，与宝马、特斯拉和大众等主要汽车公司合作。 除了拥有比竞争对手大得多的制造能力——这对降低成本很重要——CATL 还率先开发了新的、更高效的化学混合物，例如在其钠离子电池中，无需使用稀缺的锂和钴矿。

拜登政府已经认识到在美国绿色转型所需的关键技术上依赖中国的风险。 但美国的多轮关税，以及美国对中国多晶硅供应链中使用强迫劳动指控的调查，都未能将北京从其在太阳能行业的主导地位上赶下来。 美国商务部的一项此类调查威胁要对太阳能进口征收高达 250% 的追溯关税，这让美国太阳能买家陷入混乱。2022 年 6 月，乔·拜登总统被迫发布行政命令，禁止在未来两年内征收任何关税。 与此同时，尽管拜登于 2022 年 8 月通过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旨在大幅加快美国向电动汽车的过渡，但该立法却步履蹒跚，因为它使市场上的许多现有电动汽车可能不符合联邦电动汽车的资格 补贴。 目前，美国及其许多西方盟友在实现脱碳的过程中仍将严重依赖中国。

更好的厨师，更好的煎蛋卷

不管怎么说，中国为自己的技术进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在最慷慨的解读中，北京通过极度浪费政府资源确立了国家的地位。 这些巨额补贴产生了扭曲效应：马萨诸塞州剑桥市国家经济研究局 12 月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北京在挑选(企业)赢家方面的记录不佳，而且中国政府补贴的接受者往往生产率增长较低。 根据许多批评者的说法，更为常见的情况是: 中国的进步应归功于受到极端保护主义和广泛的知识产权盗窃的刺激。

显而易见，中国已经在太阳能组件、电动汽车电池和电子产品等行业取得了主导地位。 这种快速进步与该国在制造和质量控制方面的优势直接相关。 从 1990 年代初期到今天，中国劳动力已经从生产简单的玩具和纺织品转变为进行生产 iPhone 等复杂电子产品所需的极其复杂的操作。 一路走来，中国企业的重大进步有非常鲜明的特色：中国的技术创新并非来自大学和研究实验室，而是源于大规模生产本身产生的学习过程。 因此，该国在先进技术方面取得优势的核心是其惊人的制造能力。

尽管所有这些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它们不足以解释中国的崛起。对于从保护主义中受益的每一个中国行业的例子——比如依靠互联网防火墙蓬勃发展的互联网平台百度——再比如中国的汽车行业——这些例子证明，保护主义的措施未能产生世界一流的公司。 强制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很可能有助于一些行业的发展，美国及其盟友对这些做法进行反击是正确的。 然而，这两个说法并不能解释中国在电池、氢能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崛起。

相反，中国蓬勃发展的科技产业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其制造生态系统。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已经发展出无与伦比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生产能力，其特点是劳动力资源丰富、供应商密集、政府支持广泛。 这种优势部分得益于中国的工业历史。 早前几十年，政府特别重视工业：在毛泽东的大跃进时期，这种重视是灾难性的，而在邓小平的四个现代化中则发挥了更为有效的作用。 从 1990 年代开始，中央政府的举措不如市场驱动力重要，而在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的制造能力开始腾飞。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领导人让中国对工业的痴迷变得超速运转， 《中国制造 2025》的推出就是明证：这是一个全面的政策框架，旨在将中国的制造业基地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成高科技产业。 而在 2021 年，中央政府在其最新的五年计划中宣布了一项将中国转变为“制造业超级大国”的规划。 这不是一个无意义的目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北京已将大量廉价信贷和能源投资于先进科技公司，即使它们距离盈利还有数年之遥。

中国的技术创新是在工厂而不是实验室进行的。

太阳能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通过向所有参与者提供大量补贴，政府鼓励了太多的公司进入该领域。 但它也激起了更大的创业冒险精神，创造了一个强者淘汰弱者的残酷竞争行业。 因此，中国企业如今主导着世界其他国家所依赖的战略性行业。 这种方法——将制造业推向产能过剩的地步——与西方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正统观念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强调研发和产品品牌等高价值活动，同时淡化实体生产的价值 可以在海外以低廉的成本完成，通常是在亚洲。

北京的制造业驱动方式对其在先进技术领域挑战西方的能力至关重要。 要理解其中的原因，关键需要认识到创新成功的力量。 生产新技术可以比作烹饪煎蛋卷：配料、说明和设备齐全的厨房很有帮助，但它们本身并不能保证好的结果。 即使是拥有最先进设备和最精湛配方的人，如果从未做过菜，也未必能做出美味的煎蛋卷。 还需要一个额外的要素：实践经验——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学到的技能。 这些技能可以称为过程知识，它们是帮助中国成为主要技术创新者的一部分。

尽管过程性知识难以衡量，但劳动力的一般经验水平和各种工业活动集群的创建为之提供了衡量标准。 中国在这两方面都有显著优势。 该国在过去二十年中最重要的技术成就即为培养了一支熟练的劳动力队伍，他们庞大而经验丰富，这些劳动力可以根据技术密集型行业的需要进行调整。 例如， 作为唯一一个能够在短时间内号令成百上千名熟练技术工人迅速进入核心组件的密集生产网络——并依靠政府支持——解决每年数百万部iphone手机生产过程——所出现各类问题的国家，苹果对中国寄予厚望。

然而，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利用外国公司帮助建立产业集群的方式，即经济学家 Brad DeLong 所说的“工程实践社区”。 卡特彼勒、通用电气和特斯拉等美国公司已成为中国的大雇主。 苹果的大部分产品都是由在中国管理工人的富士康与和硕等合同制造商生产的。 与日本在战后几十年的经济增长中保持几乎封闭的市场不同，中国通过直接向外国公司学习促进了自己工业的崛起。 尽管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发动了贸易战，但北京没有对在华美国公司进行重大报复，部分原因是它承认他们带来的管理专业知识以及他们向中国工人传授的制造技能。

通过不断接触世界领先的制造工艺，中国工人获得了可以在国内公司工作的技能。 以电动汽车电池的生产为例， 制造这些单元需要大约十几个离散步骤，每个步骤都需要与前一阶段进行近乎完美的交接。 中国的工程经理通过在消费电子领域的经验获得了完成这项任务所需的工艺知识。 这种制造技术的转让也是中国在太阳能行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关键之一。 在补贴的推动下，在获得熟练劳动力的帮助下，中国公司很快生产出比美国和德国同行更好、更便宜的太阳能电池板。 这些制造创新越来越多地定义了全球行业：过去十年太阳能的进步不是由科学突破(美国的专长)推动，而是通过更高效的生产来降低成本——而这正是中国的强项。

作为全球技术中心，深圳的崛起本身就是对过程知识重要性的验证。从2007 年开始，在大规模生产 iPhone 之后的几年里，这座城市发展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本地科技产业，该产业最适合生产复杂的设备; 很快，工人们利用他们的工程和生产专业知识发明了其他产品。 凭借紧邻制造设施的研发实验室，深圳的工程师可以无与伦比地接触到组件供应商、经验丰富的工人和技术娴熟的设计师。 如今，深圳已在商用无人机、虚拟现实耳机和其他新型电子产品领域占据领先地位。 成就这种主导地位的是一支技术娴熟的劳动力队伍：在相机、电池和屏幕等电子元件成本暴跌的时代里，他们已经与大胆的企业家打了多年交道。 因此，深圳现在类似于加州湾区，大学研究人员、企业家、工人和投资者在这里不断地交会经过。难怪深圳已经是高科技硬件的硅谷。

是科学，而不是产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利用其科学领导地位主导了从计算机到航空等许多新兴科技行业。 对于华盛顿来说，在设计方面取得突破和在实验室中取得创新成为与苏联的冷战竞争的主要部分的时候，这一做法是有道理的。 这种以科学为导向的方法似乎也得到了市场的支持。 1990 年代，台湾电子企业家施振荣(Stan Shih)观察到，科技行业的大部分利润是从价值链的起点——设计、研究和开发——以及最后的产品营销中获得的。 实际制造中的利润最少，这一部分处于价值链的中间。苹果公司为这类所谓的“微笑曲线”提供了范例：它是世界上最具价值的公司，它负责产品的开发和营销，而将低利润的制造工作留给其在中国和亚洲其他地方的合作伙伴来完成。基于这种洞察，美国公司在过去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专注于研发和营销，同时特别依赖中国来满足他们的许多制造需求。

这种长期强调科研技术的结果之一是美国在一些特定行业中继续处于领先地位：这些行业需要不同科学学科的复杂整合。 尽管英特尔和波音公司已辉煌不在，但在半导体生产设备和飞机发动机方面，美国仍然处于行业领先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行业都是高度跨学科的：半导体技术涉及综合领域，包括电气工程、化学和计算机科学; 航空涉及空气动力学、材料科学、机械工程和其他高度专业化的领域。 与美国不同，中国没有推动科学前沿发展的传统。 事实上，它在这些行业中所做的开创性科研较少，并且在商业化有价值研究的表现上也相对较差。

但美国科技行业并非一帆风顺。 近几十年来，许多公司过于信奉微笑曲线的逻辑，将越来越多的资源投入到曲线的尖端，同时让制造能力持续萎缩。 自 2000 年以来，美国已经失去了大约 500 万个制造业工作岗位(约占其制造业劳动力的四分之一)。这种流失不仅包括生产线工人，而且还在机械师、经理和产品设计师中引发了一系列技能流失。长远地看，这种下降使美国在主导新兴技术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例如，凭借自己的科学领先地位，美国理应主导太阳能产业。 华盛顿准备协助美国达成目标：早在 2012 年，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就对中国的太阳能进口征收关税，以保护国内生产商。 但即使有这些保护措施，美国制造商也无法与中国竞争。 中国拥有庞大的技术工人和供应商基础，几乎可以无限制地扩大生产规模;而美国在连续裁员数百万工人之后，已经失去了大量的工艺知识储备，没有能力打造健康的制造基地。 结果，到 2022 年，美国的太阳能技术进口额达到 80 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来自以东南亚为基地的中国公司。

美国太阳能行业的失败是美国制造业衰退这一更大故事的一部分。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趋势是由不断提高的自动化推动的。 但该行业也受到内部弱点的困扰。 想想 COVID-19 大流行的早期， 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需要大量的个人防护设备和其他医疗用品。 然而，美国公司却需要努力调整他们的生产线来生产口罩和棉签——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它们都是简单的产品——这是因为美国制造业已经失去了很多必要的工艺知识。 相比之下，中国制造商很快就能够为紧急情况进行重组，并生产了美国和其他国家所需的许多医疗用品。

迄今为止，美国将制造业工作岗位从亚洲转移回国的努力令人失望。 例如，苹果公司大力推动在德克萨斯州生产更多台式电脑，但在 2012 年之后陷入困境，因为它缺乏零部件的支持性工业生态系统。 一个例外是美国对于RNA 疫苗的迅速生产，事实证明这种疫苗比中国的灭活病毒疫苗更有效。 然而，为了在未来几年与中国的先进产业竞争，美国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次性的生物技术胜利。

放大或丢失

尽管成功挑战了西方的技术进步方法，但北京已经认识到它自己在科学知识方面的弱点。 在 2022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第 20 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指出，发展科学技术将成为中国的首要任务之一。 尽管改善其科研文化依旧需要时间，但中国一直在稳步取得进展，包括在太空探索和量子通信等领域。 由于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和中国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被拒绝获得美国和欧洲的半导体技术，北京特别热衷于加强国内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启动了中国对科学和研发的投资，正是华盛顿新的芯片限制措施的一个意外结果。

相比之下，美国还没有解决自己在工艺知识方面的不足。 当然，国会在 2022 年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法案和《通货膨胀减少法案》构成了国家产业政策的重大进步，因为这两项法案都为先进产业分配了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 但太多的美国政策——包括这项立法——都专注于推动科学前沿，而不是建立将产品推向市场所需的工艺知识和工业生态系统。 因此，华盛顿应对与中国日益激烈的技术竞争的做法有可能重蹈其在太阳能行业所犯的错误，即美国科学家为一项新技术奠定基础，结果却看到中国公司率先占领它的制造领域。 以电解槽的生产为例，它从水中提取氢气，已成为生产绿氢(Green hydrogen)的关键工具。 与太阳能一样，中国有望通过大规模生产最高效的产品来主导绿氢产业。

美国永远是一个难以制造东西的地方。为避免重蹈太阳能的覆辙，美国将不得不更加重视先进制造业。 英特尔传奇首席执行官安迪·格罗夫 (Andy Grove) 十年前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当时他敦促国家减少对“创新的神话时刻”的关注，而更多地关注将创新推向市场。 “这是公司扩大规模的阶段，”他在 2010 年的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译者注：因彭博社原网址需付费访问，故插入《西雅图时报》原英文链接)中写道。“他们制定设计细节，弄清楚如何让事情变得负担得起，建立工厂，并雇用成千上万的人。” 但为了更好地扩大规模，美国还必须学会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制造业工作的价值。 政策制定者必须抵制一种冲动，这种冲动轻蔑地将制造业仅仅视为一种可以在海外开展的“商品化活动”。 相反，新技术的大规模生产需要被视为与创新本身同等重要——一项依赖于深度过程知识的活动，而这些知识只能来自工人、工程师和科学家的更好培训和整合。

美国根据《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货膨胀减少法案》对科技行业进行的新投资将有助于扭转这一趋势。 但正如中国所了解的那样，投入资金只是建立持久的技术部门过程的开始。 在进行此类投资的同时，还必须努力解决成本超支问题，这一问题长久困扰着美国建设更好的基础设施。 地方高校和名牌大学要更好地培养高端制造人才。 华盛顿应该学着效仿北京，争取更多的外国投资。 与之前的特朗普政府一样，拜登政府邀请日本、韩国和台湾企业在美国建设芯片工厂; 这些公司在电池和更广泛的电子产品供应链方面的专业知识，也应该受到美国欢迎。

当然，经济层面的现实是：美国永远是一个相对难以制造东西的地方。较少的人口和相对较高的工资要求——以及美元仍然是全球储备货币这一事实——都提高了国内生产商品的相对成本——这使得美国在大多数大批量制造业中无法胜过中国。 振兴美国制造业能力的运动也不太可能创造很多就业机会; 任何此类努力都将涉及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而这些生产线更多地依赖资本，而不是劳动力。 当然，美国不应该试图制造一切。 美国的政策必须针对其具有合理比较优势的战略性产业。

事实上，在下列这些行业中，美国完全有能力超越中国： 通过加强其制造潜力，美国可以扩大其在生物技术、半导体生产设备和飞机发动机生产方面的领先地位。 美国应该确保它不会失去下一代能源技术，例如氢电解槽。 它还可以尝试从亚洲恢复部分电子产品供应链。 此外，在北京多次实施 COVID-19 封城和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投资者越来越担心投资中国的风险，而美国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来赢回制造业工作岗位。 但作为意识形态的起点，新的产业政策需要以工人及其工艺知识为中心，而不是财务利润。 否则，引领下一次技术革命的很可能还是中国，而不是美国。

作者是龙洲经讯的技术分析师。

来源时间：2023/4/5   发布时间：2023/4/5
旧文章ID：29619

作者：  来源：央视新闻

当地时间3月27日，发生在美国田纳西州一所小学的恶性枪击事件，再一次触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

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6条无辜的生命丧命于枪口之下。而根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统计，这已经是美国在2023年发生的第130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面对无尽的杀戮，人们不禁要问，美国怎么了?

当地时间3月30日，大批愤怒的田纳西州民众聚集在该州首府纳什维尔市的市政厅内，要求议员立即通过严格的控枪法案。由于现场抗议民众的情绪十分激动，一些议员不得不在警察的护送下走进办公室。

民众的怒火源于三天前在该州新近发生的一起校园枪击事件。

3月27日上午10点10分，监控视频显示，纳什维尔市教会学校——圣约小学教学楼的侧门被击碎。画面中，一名身着防弹衣的枪手手持突击步枪进入楼内，在走廊中四处寻找目标。

10点13分，警方接到第一通报警电话。大约十分钟后，大批警察赶到现场。

正当警察对教学楼一楼的房间进行逐一搜查时，二楼突然传来了枪声。

警方表示，当时枪手正从二楼窗户向楼下的警车射击。在被赶来的警员包围后，枪手率先向警察开枪，随后警察连开数枪将其击毙。

从警察进入教学楼到枪手被击毙，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

这不禁让人想起数月前，发生在得州罗布小学的枪击事件。400多名警察在到达案发现场后按兵不动。

最终，枪手在73分钟的时间里总共开枪142次，造成19名小学生和两名教师惨死枪下。

而遗憾的是，此次几乎没有浪费任何时间的田纳西州警方，仍未能从死神手中救下6条无辜的生命。

在三名9岁的遇害者中，海莉·斯克鲁格斯喜欢各种小动物，被父母称为“上天恩赐的礼物”。

威廉·肯尼最喜欢打棒球，田纳西“红队”是他最喜欢的球队。枪击案发生后，人们在学校棒球场的围栏上系上红丝带，以表哀思。

伊芙琳·德科斯则被媒体称为“小英雄”，她在发现枪手后，勇敢地拉响了走廊里的紧急警报。

枪击事件发生后，在社交媒体上，美国各地的家长们在“这是9岁的孩子”的话题下发出自己家中9岁孩子的照片，缅怀这些逝去的生命。

当一些圣约小学的家长回忆起听说学校出事时的情景，仍心有余悸。

学生家长：来了很多警车，然后救护车从学校带伤者离开，这时我听说学校发生了枪击事件的坏消息。当时还没有别的消息，因为他们不让家长进入学校，家长们只能在街上转来转去。

枪击事件发生时，杰森正驾车行驶在圣约小学相邻的街道。

当地民众 杰森：我听到了可能10到15声枪响。当我看到孩子从树丛中跑出来的时候，我真的很受刺激，他们显然受到了惊吓，很难过，在哭泣。

在新一起枪击事件过后，人们不禁要问，枪手是谁?为何大开杀戒?

奥黛丽·黑尔，今年28岁，正是3月27日在圣约小学行凶的枪手。

27日上午9点57分，黑尔的前中学篮球队队友帕顿从社交媒体上收到了一则令人不寒而栗的短讯，而发信人正是黑尔。

枪手的前同学 帕顿：我打算今天就死，这不是开玩笑。我死后，你可能在新闻上听到有关我的消息。这是我最后一次告别，我爱你，来生再见。

虽然帕顿秒回了讯息并试图安抚黑尔，并在第一时间联系了自杀预防帮助热线的工作人员，但一切已为时太晚。15分钟后，黑尔手持AR15突击步枪击碎了圣约小学的侧门。

纳什维尔市警察局长德雷克表示，黑尔此前没有犯罪记录，也没有已知精神病史。虽然黑尔的父母表示，黑尔一直有接受专业的心理疏导，但并未透露具体内容。而在对枪支极为“友好”的红州田纳西，只有当法院裁决涉事人可能对自身或他人造成危险时，执法部门才有权收缴枪支。于是，在过去的三年中，黑尔顺利地在父母的眼皮子底下购买了多把枪支。

纳什维尔市警察局长 德雷克：我们发现她(枪手)从五家枪店购买了七支枪，这些枪都是合法的。

28日，纳什维尔市警察局长德雷克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警方在黑尔的车内和家中发现了行凶计划书和包括圣约小学在内的多个场所的地图。

纳什维尔市警察局长 德雷克：我们强烈认为，存在其他目标，包括其家庭成员和纳什维尔的一家购物中心，但这些袭击并没有发生。

最终，枪手将作案目标选择了自己20年前曾经就读的圣约小学，调查人员认为，黑尔极有可能对这所小学存有某种巨大的怨恨。

据美国有线新闻网报道，黑尔是一名跨性别者，此前曾在当地一所插图公司担任平面设计师。她的作品内容存在极强的反差性。其中既有如恐怖片《闪灵》中的杀人魔杰克·托伦斯的形象，也有不少卡通作品。

据美国媒体INSIDE EDTION报道，此次遇害的9岁女孩海莉·斯克鲁格斯正是当年为枪手做过心理疏导的教堂牧师查德·斯克鲁格斯的女儿。

圣约小学前牧师 贝克曼：9岁的海莉死了，如果她(枪手)找到了查德，她可能会杀死他(牧师查德)而放过他的女儿。

虽然警方尚未确定黑尔的作案动机，但随着校园枪声的再次响起，又一次打响了美国国会的“互撕大战”。

共和党人把焦点聚集在性别上。佐治亚州众议员格林直接将“锅”甩到了支持民主党的LGBTQ群体上。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乔希·霍利则声称这是保守派遭到跨性别组织的攻击。

民主党人则直指失控的枪支本身。

美国总统 拜登：作为一个国家，我这不是在夸张，我们欠这些枪击事件受害家庭的不仅仅是祷告。我们欠他们行动，我们必须做更多，来阻止这种枪支暴力撕裂社区、撕裂这个国家的灵魂。为什么立法无法成真，我还要没完没了地说呢?因为我想让你们知道，是谁没有行动，是谁袖手旁观。

在《纽约时报》看来，即使在拜登任期的头两年，国会两院都由民主党人控制，攻击性步枪禁令也没能获得通过，而如今众议院被共和党把控，任何控枪法案通过的几率可以说都十分渺茫。

共和党参议员 格雷厄姆：如果你想要通过《攻击性武器禁售令》，我不会投赞成票，放马过来吧。

也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客似乎已经在枪支问题上“躺平”了。

3月27日下午，在白宫东厅举行的一场商业峰会上，拜登在谈及枪击案前，开起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玩笑。

美国总统 拜登：我的名字是乔·拜登，我是吉尔·拜登博士的老公，我吃珍妮牌的冰激凌，带有巧克力碎片的那种。我来这里是因为我听说这儿有巧克力碎片冰激凌，顺便说一句，我楼上有满满一冰箱冰激凌，你认为我在开玩笑吗?我没有。

有网友评论说：“如果我是一个再也不能吃冰激凌的9岁孩子的父母，我不确定我能控制住自己不发飙。”

而在《纽约时报》看来，拜登此举恰恰显示出了对控枪法案毫无信心。

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统计，圣约小学成为了美国今年发生的第130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从年初至今，发生在美国的大规模枪击数量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之最。因枪死亡的人数接近一万人，比自2013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都要多，其中包括近400名儿童和青少年。

今年一月，在全球统计网站NUMBEO公布的“2023世界各国的安全指数”排名中，美国排名全球第88位，位列赞比亚、埃及和伊拉克之后。

3月28日，在圣约小学枪击事件的新闻发布会上，一名民众愤怒地拿起了警方的话筒。

美国民众：自从我们在七月份躲过那次大规模枪击事件后，我一直在华盛顿游说。我已经见过超过130位议员，但为什么这些事情仍在发生?为什么我们一直让我们的孩子失望?枪支暴力是儿童和青少年的头号杀手。

就像美国总统拜登所说，枪击事件的频发已经成为一种病态，它正在撕碎美国的灵魂。而拜登特别提到了美国国会对通过各种枪击法案的“掣肘”作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评论称，人们对不断发生的枪击案感到“如此沮丧”，但每次悲剧后的流程又是“如此熟悉”和“如此无奈”。

每一次的枪击事件虽然看似偶然，但却和两党制下所谓美式民主的先天失能密不可分。

3月30日，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表示，无意将《攻击性武器禁售令》提上众议院的议事日程。

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 鲍曼：别让他们谈TikTok，别让他们瞎扯。让他们谈谈孩子们的生命，美国的孩子正在被杀死。在市郊、在乡村、在城市，非裔、白人、棕色人种、原住民、亚裔，所有人都不能幸免，所有人。问问他们这些问题。

田纳西州共和党众议员 马希：你在说什么?

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 鲍曼：我在说枪支暴力的事。

田纳西州共和党众议员 马希：你知道吗，在那些允许教师持枪的学校，从来没发生过枪击事件。

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 鲍曼：还说持枪?更多的枪只会死更多的人。

在这番“鸡同鸭讲”的无效讨论过后，美国广播公司无奈地感叹道，恐怕10年后，这样的对话还会继续。

3月28日，拜登承认，自己身为总统，对控枪也无能为力。

美国总统 拜登：我已充分行使了我的行政权力，处理了与枪支有关的任何事情。

这不由得令人想起三年前，拜登在竞选美国总统时信誓旦旦的承诺。

拜登：我想告诉你们，如果我当选了。NRA(美国步枪协会)，我会找你们的麻烦。枪支制造商，我也会挑战你们，我会打败你们。我是唯一一个做到过这一点的人。

1981年，时任共和党总统里根遇刺受伤，白宫发言人布雷迪被击中头部后终身瘫痪。

1994年，时任民主党总统克林顿签署《联邦攻击性武器禁售令》在国会获得通过。当时作为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的拜登，正是法案的支持者和拟定者之一，被看作是少有的两党之间的合作。

但1999年4月20日，美国科罗拉多州哥伦拜恩高中发生的恶性枪击事件却成为美国“大分裂”的标志之一。

受害学生父亲：这个国家出了问题，当一个孩子可以如此容易地拿起一支枪，然后朝另一个孩子的脸开枪，就像我的儿子经历的那样，这是有问题的。

美国公共电视网(PBS)认为，当时代表美国枪支制造产业利益的全美最大拥枪组织美国步枪协会(NRA)，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迫感。

时任NRA主席海斯顿号召全国的数十万成员行动起来，不是去弥合分歧，而是鼓动民众赶快买枪。

NRA前国会说客 菲尔德曼：恐惧是美国政治中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强大的动力，人们害怕失去他们认为自己拥有的权利。当这种恐惧感很强时，代表该问题的团体通常会从中获得巨大利益。

在随后到来的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NRA投入200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成为影响美国政治的最大游说团体之一。

时任NRA主席 海斯顿：我想代表所有抗争的人们发言，我的这番话特别针对您，戈尔先生，从我冰冷死去的手中夺去枪支吧。

主张控枪的戈尔不仅输掉了大选，甚至丢掉了自己的老家田纳西州的11张选举人票。而田纳西正是本周小学枪击案的发生地。

《纽约时报》记者 斯托尔伯格：如果你被全国步枪协会(NRA)差评了，并且你试图竞选，那么只能祝你好运了。

2001年，受到NRA大力支持的共和党总统小布什，放弃延长《联邦攻击性武器禁售令》，同时也从国家层面退出联合国《禁止生化武器公约》。

美国历史学家 大卫·亚曼尼：对自卫和枪支文化热衷人群非常庞大，而这恰好与美国掀起的所谓，全球“反恐战争”的时期相吻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军入侵伊拉克以及大规模枪击事件，似乎都为致命枪械打了广告。

美国历史学家 大卫·亚曼尼：2008年美国枪械企业马格普发布了一张名为《战术卡宾枪艺术》的DVD，由两名退役军人主持指导人们如何用卡宾枪、AR这种小型步枪。如何快速射击、精确射击、穿越路障射击、躺着射击等方面的内容。这个视频在民间非常受欢迎。

2022年7月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指出，在过去十年中，美国排名前五的枪支制造商仅从销售AR式步枪的销售中就获得了超过十亿美元的收入。

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奥巴马时期，为毒贩“洗白”的美剧《绝命毒师》接连获奖。

在外界看来，热衷于解禁大麻的民主党人，对控枪并不怎么上心。

2022年6月，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大麻与暴力犯罪激增”的文章称，2011年造成6人死亡的亚利桑那州枪击案、2012年造成12人死亡的科罗拉多州枪击案、2016年造成49人死亡的佛罗里达州夜店枪击案、2017年造成27人死亡的得克萨斯州教堂枪击案、2018年造成17人死亡的佛罗里达州高中枪击案、2022年造成21人死亡的得克萨斯州小学枪击案的凶手，都曾被报道是大麻吸食者。

美国新闻：奥巴马先生是全球最好的枪支销售员，每次他讲话时都会推高销售量。这是美国每个月的枪支销售情况，其中最大的峰值是在桑迪胡克大屠杀不久，奥巴马被重新选为总统时出现的。

祸害美国社会的枪支和毒品，都不过是两党讨价还价的筹码。充斥美国媒体的暴力画面，更使暴力文化融入美国基因。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预防枪支暴力中心副主任 克里法斯：50年前人们买枪是为了打猎，如今人们买枪是为了自卫。随着现代社会打猎活动的减少，拥枪游说团体开始通过新的宣传刺激人们买枪。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注意到，在美国现有的极化体制下，愈演愈烈的“骚乱文化”更使美国社会有“大失控”的危险。

2023年3月30日，据美国媒体报道，纽约州曼哈顿大陪审团经投票决定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进行刑事起诉。

已有多名共和党议员呼吁特朗普支持者冲向纽约。

纽约警方表示，已部署超过3万5千名警察严阵以待。

这使人担心“国会山骚乱”是否会重演，而在被称为三大“罪恶之都”之一的纽约市，是否会发生“华尔街枪战”也并非杞人忧天。

据CNN的统计，在2022年的中期选举中，超过100名候选人在竞选广告中加入了支持持枪权的内容，一些广告甚至公然宣扬对政治对手进行直接的人身攻击。

在田纳西州圣约小学枪击事件后，愤怒的网友翻出了案发选区、美国联邦众议员奥格斯在社交媒体上晒出的“全家持枪”的节日合照。

记者：你后悔在脸书上晒出的照片吗?

田纳西州众议员 奥格斯：我为什么要后悔发出和家人的合照呢?我在行使我持枪的权利。

3月28日，就在圣约小学枪击事件发生的第二天，据美联社报道，田纳西州联邦法院悄悄将该州的最低持枪年龄从21岁放宽至了18岁。

记者：你知道你收了枪支游说团体多少钱吗?

美国参议员 塔伯韦尔：不，我不清楚。

记者：当他们到访你的国会办公室时，会曾影响过你所做决定吗?

美国参议员 塔伯韦尔：我是个一生力挺《宪法第二修正案》的家伙，我一生持枪，我想你有权保卫自己。你知道，很难有人能劝得了我。

在枪支暴力愈发严峻、社会大撕裂的背景下，美国《国家利益》杂志不无担忧地指出，“第二次美国内战实际上已经开始了”。

3月28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2022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指出，2022年是美国人权状况标志性倒退的一年。美国的枪支拥有率、涉枪凶杀率、大规模枪击事件数量均居世界第一。而进入2023年，随着美国国会失能的持续，枪支暴力给美国民众造成的伤害有增无减。

在圣约小学枪击事件发生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市长库珀无奈地感叹道，对于受害家庭来说，这可能是他们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天。

由枪引发的无尽杀戮击穿了所谓美式人权的假面，也延续了一场又一场的“美国噩梦”。

来源时间：2023/4/3   发布时间：2023/4/3

旧文章ID：29614

作者：斯洋  来源：美国之音

由美国和其他四国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民主峰会”(The Summit for Democracy) 星期四(3月30日)结束。与第一届“民主峰会”一样，这届峰会继续遭到中国的讽刺和歪曲。

在3月3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批评“民主峰会”是“借民主之名搞‘小圈子’，鼓吹‘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在世界上制造分裂，为推行集团政治、维护霸权战略服务。”

在中国媒体上，会议的共同主办国赞比亚总统希奇勒马(Hakainde Hichilema)在彭博通讯社上的一篇本意强调民主必须注重可兑现性的题为“民主不能当饭吃”的文章也被中国媒体和分析人士曲解为“羞辱拜登”，“打脸美国”。

那么， 美国的“民主峰会”到底是什么样的?

民主是“团队竞技”，是“自下而上”的追求

与第一届民主峰会美国单独主办不同，第二届峰会由美国、韩国、哥斯达黎加、荷兰、赞比亚四国共同主办。参与第二届民主峰会的国家多达121个，比首届峰会多出八个。

会议期间，70多个政府和权威机构共同为民主峰会宣言背书。这份民主宣言包括保护人权、媒体自由和法治;确保追究侵犯及践踏人权行径的责任;支持自由和公正的选举等条款。也有一些国家有保留对部分条款进行了背书。在峰会结束后，宣言将继续开放，供各方背书。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这是“世界各地人民和政府促进持久和平、繁荣和人类尊严的共同愿望的力证。”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跨大西洋安全以及欧洲民主威胁的专家克里萨·尼奇(Carisa Nietsche)说，这显示民主是一项“团队竞技”。“第一届峰会，我们只有美国单独主持。这次我们也看到了其他国家主持峰会。这显示，民主真的是一个团队竞技。”

韩国成为第三届峰会的主办国是“民主峰会”令人鼓舞的发展。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人权项目主任马尔提·弗莱克斯(Marti Flacks)告诉美国之音：“如果我们要第三次这样做，我很高兴它不是由美国而是由区域合作伙伴主办。”

美韩在宣布这一事件的联合声明中说,韩国的“民主制度是印太地区力量的灯塔，向全世界证明着民主为持续安全繁荣创造了必要环境。”

弗莱克斯认为，鉴于亚洲的民主的脆弱，韩国主导第三次峰会很合适。

“没有比亚洲更适合进行这种对话的区域了，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和来自中国的威胁，而是因为东南亚国家和其他地方。那里的政治制度是脆弱的，民主也是脆弱的，那里一些民主的国家已经倒退回专制政权。”她说。

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尼奇说，这届峰会让她印象深刻的是私营部门和公民团体的融入，而不仅仅是政府领导的努力。“真正体现民主精神的是，我们看到公民社会自下而上地进行运动。它正在渗透到政府和行政部门。”

星期四，在每个大洲的主办国举行各种形式的会议，来自各国的政府代表、公民社会代表和私营部门的代表前往参加。美国会场的主题是推进技术以促进民主，哥斯达黎加会场的议题是民主制度下的年轻人的作用，荷兰会场的议题是媒体自由，韩国会场的议题是反腐。赞比亚会场的议题是自由公平的选举。

乌战让民众感受到威权对民主的威胁

拜登总统在星期三的开幕式上对全球民主的健康状况保持乐观态度。 他说，民主在连续十几年走下坡路后，现在我们“正在扭转局面”。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弗莱克斯认为，是乌克兰战争唤醒了民主国家对威权威胁的意识。

她说：“我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确实让人们明白了这些外部威胁的真实性，并使这场关于民主和主权的对话变得既重要又极其紧迫。因此，它为这次对话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这不是一个假想的威胁。这不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衰退，而是目前存在着的对民主的真正威胁，我们需要共同解决。”

支持包括乌克兰人民在内的维护自由并抵御侵略的人民是民主峰会宣言的一部分。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在峰会上发言。他谈到乌俄战争及谈判问题，称“应该摆脱对恶势力妥协就能为自由带来些什么的幻想，民主的敌人不应获胜。”

这次峰会并没有特别针对中国或是提到中国，不过，弗莱克斯说，但确确实实指出了民主和威权的不同。“(峰会)是想在民主国家和独裁政权之间进行对比，只是通过表明民主国家做事方式不同以及民主为人民带来利益来指出差异，这本质上是一种对比。”

“民主不能当饭吃”，峰会强调民主的“可兑现性”

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尼奇认为，相较于阐述威权与民主对立，这次峰会更关注的是民主国家能为自己的民众带来什么具体的利益，如何比威权国家做得更好。

“但我确实认为本次峰会确实优先考虑了一项得到大家赞同的议程，考虑民主国家如何为他们的人民提供服务，我们如何继续在努力改进的过程中为美国人民提供服务，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如何继续为他们的人民提供服务。”

赞比亚总统希奇勒马峰会前两天在彭博社发表了一篇“民主不能当饭吃”(You Cannot Eat Democracy)的评论文章，可以被当作是本届峰会注重民主必须可兑现的代表。他在文章的开头说：“我了解不完美的民主的粗糙边缘”

他继续写道，在“保护和振兴民主的进程中我们必须问两个问题”。第一，世界各国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善本国境内的民主?第二，我们如何共同创造使得民主繁荣的国际条件?最后他强调，“我们不能简单地重复民主对公民的好处。必须感受到。”

但是，在中国的媒体上和社交媒体，赞比亚总统的文章被解读为是在打脸美国，是在强调民主不重要，而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

推进民主的承诺已经有进展

美国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的尼奇说，这次民主峰会给她的另一个印象深刻的地方是第一届民主峰会作出了750多项承诺中，一些承诺正在转化成具体进步的行动。

她说：“为了在加强民主向前迈进，我们看到被称之为‘第一个行动年’的项目取得的一些进展。我确定我们看到了这些承诺的一些行动。虽然现在还很早，只有一年，但我们将继续看到非常缓慢和循序渐进的过程。”

拜登政府在首届峰会承诺提供4.24亿美元用来加强透明和负责任的治理，包括支持媒体自由、打击国际腐败、与民主改革者站在一起、促进有助于民主发展的高新技术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30日在民主峰会的闭幕式上也提到这些帮助捍卫和加强民主价值观和制度的承诺已经兑现。

他列出了厄瓜多尔、多米尼加共和国以及澳大利亚等国打击腐败的新法律和新措施;法国、斯洛伐克、新西兰和美国以及赞比亚对独立和自由媒体的支持以及对记者的保护措施;阿尔巴尼亚和安哥拉等国的司法改革;刚果、台湾以及尼泊尔等保护公民权利和人权的措施。

在这次峰会上，拜登承诺将追加6.9亿美元，继续用于扶持自由和独立媒体、打击腐败、促进人权、推动技术进步改善民主制度，和支持自由公平选举等方面的项目。

在峰会开始前，拜登总统本周一签署一项行政令，禁止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使用商业间谍工具监视人权活动人士、记者和异见人士。在峰会上，美国与其他九国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要深化国际合作，打击商业间谍软件的滥用与扩散，协议参与者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哥斯达黎加、丹麦、法国、新西兰、挪威、瑞典、瑞士与英国。

民主有不足，但不遮盖隐瞒

在闭幕讲话中， 国务卿布林肯特别谈到了民主的不足，以及民主可以直面问题的优势。

“我相信这就是让民主政体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们直面这些挑战的意愿—以公开透明的方式;我们承认我们不足之处的意愿—不是遮盖隐瞒，假装这些不足并不存在。这是我们最了不起的优势之一。”

布林肯还强调捍卫民主是集体的努力，没有谁可以垄断创意。“因为拜登总统坚信—我也坚信—捍卫我们的民主是一项集体努力，这取决于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人民一起努力。因为所有人、所有国家、所有部门都可以做出贡献。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中没有人垄断思想，更不用说好的思想。”他说。

来源时间：2023/4/3   发布时间：2023/4/1

旧文章ID：29613

作者：张家栋  来源：环球时报

一项由华尔街日报和芝加哥大学国家民意研究中心(NORC)联合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美国人正在背离曾定义美国的价值观，爱国主义、宗教信仰、生儿育女等曾帮助在几代人心中定义美国国民性格的优先事项，对美国人的重要性正在下降。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美国政治思潮中的周期性因素。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前，美国与其他主要西方国家一样主要采取经典的自由主义政策。但自由资本主义导致的大萧条和大危机极大改变了全世界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知，强调政府干预的思潮如凯恩斯主义等开始占据上风。然而到了上世纪70年代，政府干预导致的滞胀问题又变得难以解决，于是1979年上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1981年上台的美国总统里根几乎同时在自己国家进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这次改革的成效当时来看是明显的，美国经济进入增长快车道。但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后果也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迅速累积，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试图纠正这一问题，但贫富差距并没缩小，国家债务反而加速扩张，类似的政策和现实都持续破坏着美国民众对于政府乃至国家的信心。

二是族群和人口的结构性因素持续发酵。一方面，移民占美国人口的比例越来越高。2010年到2020年间美国人口增长来源中，外来移民占60%，这个趋势还将延续下去。另一方面，白人在美国的主导地位还在被迅速削弱。1980年时，不包括拉美裔的白人占美国总人口80%，这一比例到2020年已下降到58%。与此同时，白人的绝对值也在下降，2010到2020年白人人口减少了500万。而且在越年轻的世代中，白人的比例更低。在最年轻一代中，美国已经没有了主体族群，维系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纽带因此被严重削弱，连带着宗教信仰等方面也更趋多元化。

与此同时，非白人群体在美国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高，政治参与热情随之上升。比如在美国经济第一大州加利福尼亚州，白人比例只有37%。非白人群体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上升不可避免地引起白人群体尤其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警惕，族裔差异转化为政党分歧的通道也更便捷。这导致美国保守者会更加保守，激进派会更加激进，形成政治共识将更困难。政治共识被削弱，对国家的认同也自然会下降。

三是疫情综合征延续。美国政府在疫情期间罔顾科学事实和消极作为，甚至将“保经济”置于“保人命”之上，为了装点经济数据多次通过“撒币”加以刺激。但疫情期间大幅增加的开支，成为美国后疫情时代历史性高通胀的一个关键肇因。为应对高通胀率，美联储只好不断加息，又导致美国金融体系剧烈动荡。这些也都在破坏着美国民众对国家的信任和情感依赖。

除了上述三大因素，信息化也是美国政治和社会价值观变迁的重要催化性力量。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信息化时代到来，美国人口族群等结构性因素变化转化为政治变化的速度也不断提速。因此，问题不是美国人“不爱国了”，而是美国人在变而美国的变化没有跟上，两者之间更不协调了。(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时间：2023/4/3   发布时间：2023/4/2

旧文章ID：29612